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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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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改革的现状与未来
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一、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一）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 我以前写过一本小书叫《中国改革三步走》。我认为，从总体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改革都可以分成政治、经济、社会三大方面。从西方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改革实践中，我提出一个思路： 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生产、再分配、最后才是民主。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从很多社会包括西方、亚洲日本和四小龙改革发展成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中国也属于东亚社会的一部分，我觉得中国有可能也往这个方向走。这（三步走）意味着某一阶段会有一个主体性的改革，比如第一阶段先经济改革，但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配合。第二阶段主体是社会改革，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要配合。如果是革命，那么可以全面推行，因为革命往往是破坏。改革的理想也是要全面推进，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国家碰到的问题都很多，不可能几百项改革一起推进，（在一个特定的阶段），改革只能以某一方面为主。改革只能找突破口，每一个都是攻坚战。从历史上看，先进行经济改革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现在看到了西方民主，但（很多人并不懂）西方早期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觉得还是先发展经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实际上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才开始的。西方很多方面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都是在精英民主的时候进行的。一战之前基本上投票权属于极少数的有财产的男性，工人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妇女更不用说了。比如瑞典，这个国家被亨廷顿教授视为是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到了1971年女性才有公民投票权。再比如我们现在视为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奴隶制，到了林肯时代才废除。1970年以后通过（黑人）民权运动，黑人才开始有政治权利。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并不是历史上就存在的，它产生的时间很短。实现“一人一票”民主之前，西方首先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就是“先经济”的时代，是原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后，工人阶级慢慢进入政治过程，到了二战以后大众民主才快速发展。根据欧洲的经验，我们可以认为，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必须在一个国家民主化之前建立好，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建立了。这是事实不是理论。我们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大部分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的，包括我们所看到的社会政策、社会制度、福利制度等。比如，法国的教育制度是拿破仑时代建立的，德国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麦时期建立的。当然，民主化以后，民主政治确实对这些制度尤其是福利有很大的推进。一般上，我把基本的国家制度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民主化以前必须建立的制度；第二类是必须在民主化以后建立的制度；第三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民主化以后会转型的制度，转型可以往好的方面转，也可以往不好的方面转。东亚社会的成功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东亚社会在很长时间里出现了我们政治学里面讲的权威主义政体。比如李光耀的新加坡。在权威主义政体下，新加坡把经济从“第三世界”走向了“第一世界”（李光耀语），在此过程中再进行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福利建设。很多人说日本是亚洲的经济奇迹，但是别忘了，日本、亚洲“四小龙”更是一个社会奇迹。日本在经济起飞的二十多年以后，不仅经济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社会发展上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0%多。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当然每一个经济体在发展中产阶层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采取工资倍增计划和社会政策，台湾大力中小企业，新加坡发展政府企业和社会政策，香港也是在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基础上推行社会政策。在社会改革获得推进后，这些经济体才开始进行民主化。从简单的投票行为来说，一个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可以投票，一个人均GDP10000美金的社会也可以投票，但人均GDP1000美金跟人均GDP1000美金的民主行为完全不一样。人均GDP1000美金的社会，就像我们从中国农村选举所观察到的，人穷的时候选票不值钱，一包香烟、一块肥皂就影响了选票。这不难理解，人均GDP1000美金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投票的行为很容易受左右。到了人均GDP10000美金的时候，投票行为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人已经受过高等的教育，可以理性思考了，而小恩小惠就很难影响选票了，至少人们不会采用暴力的形式。所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和平的，避免了欧美早期发展所出现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改革如果按照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这样“三步走”是比较理想的，但是每一个社会不见得一定会按此三步走。比如亚洲和拉美很多国家就不是这样的，他们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的情况下就开放政治，结果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从理论上看，这些国家都具备了西方所说的那些条件，多党制、宪政、法制、开放的媒体等，但都是名不符其实。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每一个政党都想分大饼，而不是做大饼，因此社会经济一直发展不起来。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二战以后一百几十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中东那些拥有能源、石油的国家，能源价格涨上去了，人民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国家之外，其他的五个经济体都在亚洲，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就是按照“三步走“进行的，做得非常成功。上世纪50年代，在西方的眼中，亚洲有两个民主的“明灯”或者典型，一个是缅甸，一个是斯里兰卡。这两个国家当时开始实行西方式民主，经济开始发展。但结果呢？到现在，它们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到了60年代，西方说亚洲又有两个民主“明灯”，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菲律宾。不过，这两个经济体到现在也面临诸多问题。前两个国家仍然处于低度发展阶段，而后两个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研究，改革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发展的秩序应当是怎样的。（二）中国自身的改革实践与路径选择对中国而言，也可以在任何阶段开放政治。不过，如果从西方的经验，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还是三个阶段论比较好一些。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中国实际上可能也是在这样进行改革。我们从8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中国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主体。80年代中期中国也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是碰到了很多问题，所以没有继续下去。90年代的改革把经济层面的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均GDP连300美金都没到，现在已经到了8000多美金。我们的经济总量更不用说了，从那么小的一个经济体到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今后十多年里赶上美国的经济总量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与经济优先的GDP主义相伴随，也出现了环保、社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央提出两个重大目标，即“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可以看出十六大以后，社会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通过社会改革来培植社会力量。这个思路，我认为非常正确。同时，鉴于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所以制度建设我们也必须践行，但制度建设是不是马上就像西方那样开放政治呢？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觉得中国的人均GDP还很低，现阶段还是要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建设。 二、十八大以来的改革进步这里，我主要想讲讲十八大以来我们做了些什么。十八大以后的改革思路有很多变化，这是积极的变化。正因为此前我们一直抓经济改革，忽视了政治上的变革，忽视了社会的变革，很多问题积累起来了，尤其在政治上。也不难理解，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发生在政治领域。（一）以集权推动顶层设计十八大以来主要做了什么？一是反腐败，二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而背后最重要的是集权。“集权”是一个中性词，不见得是不好的，关键是要看怎么去做。十八大以后，至少有一段时间，集权是非常有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好几次，说中国的改革是先易后难；肉都吃完了我们要啃硬骨头了，就需要集权一点。以前我们的改革是比较分散化的，现在需要全国一盘棋；要顶层设计，就要集权；要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就要集权。当然，这一波的集权和此前的集权是很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十八大以来中国集权的表现形式，即在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成立了几个新的领导小组。清华的一位教授写过一本书，说中国有九个总统，美国只有一个总统，中国九个总统比较好。从学者的角度来讲，现在的集权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现象，非常有必要。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集权是非常重要的。在现实生活中，九个总统其实到最后是一个总统都没有的，集体负责就是没人负责，集体领导到最后就是没人领导。在胡温时代，出现了九个常委，一人一票制，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九头鸟制度”，每个人负责一块；并且光有分权而没有协调，这样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责任，谁来负政治责任。我们这样一个体制下很难说谁在负责。一人管一块，缺少协调是很不好的现象。这种现象，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可以将其称为“顶层分封制”，一个人分封一块，在这一块他说了算。后来出现了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那样的事情，我们就需要做制度反思。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因为这些人坏还是因为这个制度的缺陷，我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制度的缺陷是有的，因为没有制约机制。比如在政法系统，就是周永康说了算，没人能够制约他，他当然会做坏事。就像邓小平从前说过的，没有好的制度，最好的人也会做坏事。当然，十八大以后就有了改进。以前是一人一票，后来成立了几个领导小组，除军事方面的领导小组外，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的几个常委都分到不同的组里面，这样权力的协调性就高。这是一种比较好的协调机制。也有一些外国朋友在批评，认为设立这些领导小组是不是搞个人集权？实际上，现在成立的四个领导小组跟以前的领导小组很不一样。以前的领导小组我们在外面是不知道的，很大程度上都是暗箱操作的，不知道谁是组长、谁是副组长，组织成员是谁，他们有没有开会，讨论了什么，等等，我们一切都不知道。而现在的这些领导小组是正式的、公开的、透明的，每一次开会都会告诉公众，开了什么会，做了什么事情，都会报告给公众，这是开放的。正式的和开放的组织是可以制度化的。以前的是非正式的，好像是在搞地下工作。这种变化是一大进步，制度化是大家能够看得到的东西。就顶层设计而言，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发布的两个改革文件，海内外一片叫好。三中、四中全会之后我在新加坡做了一个演讲，我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所计划的并不是他两个任期之内的事情，他做的规划是后三十年的事情。两个改革文件加起来一共五百多项改革，哪是两届能够做得完的？尤其法治改革是很难的改革。所以，我当时说是规划三十年。现在看来三十年都太短了一些，是规划三十五年。毛泽东思想管了三十年，邓小平理论管了三十五年，习近平在规划后面的三十五年，刚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这个规划就是顶层设计，一方面深化经济改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些是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法制和法治的制度建设。这几年我们不讲“政治改革”了，这很容易理解。一讲到“政治改革”，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无穷尽的争论。“政治改革”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被高度的意识形态化了。左派有左派的解读，右派有右派的解读，没有一点共识。我认为，四中全会提出的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改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改革，中国需要好几代人努力往这个方向发展。近代以来西方也是花了150多年才把法治制度建设起来的，更不用说他们还有古希腊的法律传统。（二）反腐败、反寡头反腐败更为重要。我认为，十八大之所以开得很难就是由于当时的腐败。尽管这次反腐败是打老虎和拍苍蝇，但主要是打老虎。在政治学里面，人们会把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这一类人称之为政治寡头。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人会把这几个案子做案例学习，在新加坡我们是把他们做案例研究的。看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的例子，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横跨中央几个部委，是非常典型的政治寡头案例。军队里面的腐败更厉害，徐才厚、郭伯雄，两个都是军委副主席。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好的条件来反腐败。他反腐的条件是历史形成的。如果他不反腐败，那么这些人在五年、十年之后又会怎样呢？无论从利益链条还是制度化方面就会变得非常牢固，一旦这样，腐败就再也反不动了。如果这样，中国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今天的乌克兰。这里要多说几句乌克兰。大家都认为乌克兰问题是由于北约跟欧洲、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乌克兰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政治寡头，一些寡头亲俄罗斯，一些寡头亲西方。寡头之争产生了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不过，建立在寡头之上的民主是最恶劣的民主政治形式。如果不解决寡头政治问题，乌克兰很难有好的希望。还有一个我非常关注的国家是越南。越南政治会怎么走？很多人认为他们的政治格局比较好。我们的顶层是“三合一”制的，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合一的。越南的顶层是四驾马车，人们发现，四驾马车背后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些亲美国，有些亲中国，还有些跟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与乌克兰特别像。前几年，因为越南不满中国在南海搞石油钻探，发生了针对中国的抗议运动。后来越南共产党还是认识到了，如果再不压下去，共产党说不定就要被推翻了。不过，我认为他们寡头的基本政治架构已经形成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越南也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中国要怎么改？我觉得还是要仔细研究。反腐败主要是反寡头，这个任务要完成。反寡头就是最大的政治。好多人说现在反腐败是选择性的；其实，从世界范围来说，所有的反腐败都有选择性的。反腐败是一个政治任务，政治就是有选择性的，有选择性没有什么错，关键是怎么样走向未来，是搞制度建设，还是个人专权？在这方面，俄罗斯就没有做好。大家现在很崇拜俄罗斯的普京，特朗普也崇拜普京。但普京之后的俄罗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为什么？俄罗斯从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即搞激进变革。叶利钦时代完全听西方的，但最终被西方所抛弃。普京有一点做对了，就是一上来就反寡头。他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寡头也确实被他反下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他用新的寡头替代旧的寡头，把不听话的寡头打下去了，扶持的是听话的寡头。并且所有做的事情都围着他一个人转。现在俄罗斯甚至有人说要不要恢复君主制度？普京也不表态。人们觉得普京就是一个现代君主了。这非常危险。他不是像我们这样搞制度建设，从制度上探索一条未来道路。因此，他一会儿当总统，一会儿当总理，这种做法有些不可思议。前些天一位英国非常有名的教授（昆廷·斯金奈）在北大演讲，讲马基雅维利。我觉得，马基雅维利这个人能够回答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现在世界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问谁去呢？我认为一个是问马基雅维利，一个是问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是搞个人权威的，而霍布斯是要把个人权威转化成为制度的。普京就是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他忽视了霍布斯。霍布斯要建立制度。普京反寡头非常重要，但反寡头之后呢？建立预防寡头的制度也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现在，主要的寡头都被反下去了，如果发现了大老虎还是会抓的。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制度建设，预防新寡头的出现和形成。不过，今天，拍苍蝇也已经变得很重要。从政治的功效来说，现在打大老虎甚至不如拍苍蝇的功效大。现在社会对哪一个中央委员被抓起来已经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社会上发生一件事情，比如，山东的高利贷、四川学生自杀等，都会引起全国性的群情激愤。所以，人们希望王岐山书记要把拍苍蝇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国现在走到哪里都是“霸”，校霸、村霸、水霸、电霸等等，什么都是“霸”，非常影响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十八大以来，各方面的改革进程都在进行。但是为什么大家感到不满？为什么“改革”一词变得那么敏感了？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近来也跑了很多省份去看。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还是跟反腐败有关系。这是一个矛盾。首先，反腐败必须进行，因为中国可持续的发展总不能建立在腐败基础之上；如果不反腐败，我们以后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过，客观地来说，反腐败也会影响下面的很多干部，进而影响到政府的行为。现在的经济改革深化很难，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问题。当然，任何经济体不可能永远都是两位数增长，今天的下行是必然的。但是，我们需要比较稳定的下行，如果从10%到7%到5%，这样一直下去是非常不健康的。我们要怎么样实现稳定下行呢？中国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我觉得，中国经济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只有25%取决于经济要素，而75%取决于政治要素，一些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引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一直是四条腿走路，中央政府始终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真正的具体执行是四个主体，即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但是这些年来这四个主体发生了什么？国有企业跟地方政府基本上不太作为。我上次去一个地方考察，地方领导跟我讲了一件事情，说天津发生大火后，一个荷兰的公司以前在天津，现在待不下去了，想搬到本地，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非常好的项目。他做完了程序，就让领导去批。领导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你这种事现在不要做了，这里有风险。”反腐败总体上非常健康，但有些地方有一点做得不好，就是下面的互相举报。互相举报是很有效，但互相举报是让大家非常心寒的一件事情。因为互相举报，大家就互相制约不做事情。互相举报有很多问题。中国人在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中有不好的心态。竞争并不是说我要比你做得更好，而是我先要把你拉下来之后，再干活。有好多人都希望别人犯错误。这种文化心态也是阻碍我们进步的。因此，好多人现在都选择“软着陆”。有些干部说，反正我不干活、不接电话，坐在办公室好好学习。这不是说反腐败本身不好，而是反腐败里面有一些细节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又如，政商关系非常重要。政府需要用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但是，企业家怎么发挥作用呢？以前的政商关系当然不行了，现行的政商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现在也没有发展出真正有效的新型政商关系来。现在去地方做调查，要跟政府官员吃一顿饭大家要躲来躲去。其实，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规定吃饭的标准。像新加坡，政府只给一个标准，例如午餐一个人可以多少钱，晚餐多少钱，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吃饭，是五星级酒店还是大排挡。这样做可能更好一点。（三）意识形态我跟很多外国企业家交谈，发现外国企业家看中国政治就是看意识形态的变化，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变化非常敏感。事实上，中国因为法治程度仍然比较低，意识形态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我们得承认，我们在法治制度上有进步，但还不像欧美社会那样制度化。欧美社会哪怕出现了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或者法国式的民粹主义，还是会有对私有产权和财产的保护的。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很成功，就是因为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说，市场经济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是一种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能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有信心搞经济。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又有一些极左的东西出来了，外资见了，就担忧中国的未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批评李嘉诚不爱国，因为他从大陆撤资。但如果你到香港和企业家作些交流，就会发现，李嘉诚的心态其实就是很多外资企业的心态。今天，很多外国资本家都在讨论如何从大陆安全撤资的问题，而不像以前那样讨论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的这些意识形态看起来只是左右派之争，可能是一些小事情，但是对国际社会影响非常大。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意识形态是人们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我们内部觉得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到了海外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大问题，以后该怎么解决？需要思考。我们需要意识形态，问题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是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出现真空。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不允许有其它我们不能接受的意识形态进来。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意识形态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恐怕谁也说不清楚。我跟搞宣传工作的一些官员交流过。我说，我想象中的宣传部门跟现在的宣传部门是不一样的。我想象中的宣传部门应当把全国13亿人中最优秀的学者集中起来，来讨论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共享价值观是什么，国家意识形态是什么，而不仅仅是管控。如果是管控，这一功能交给其它权力部门，根据法律来管理就行了。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皇帝很重视意识形态。我觉得，在现阶段，可以适当地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分开来。在新加坡，这两者是分开来的，党的意识形态放在党内讲。党的意识形态是精英意识形态，精英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让每一个社会人员都接受，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不可能都像共产党员那样有认识。所以，我们建设国家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层面对党的精英意识形态理解不了，但又没有什么能够让大部分的老百姓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缺失的条件下，现在农村的各种邪教多得不得了。前天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开会，提出了三个关于基层治理的问题：第一，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在统治基层？第二，现在统治基层的是不是我们传统所认识的共产党？第三,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共产党？从学术的角度，我们可以提出这样大胆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想一想，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意识形态，我们国家那么大，出现那么多问题，怎么才能把这13亿人口整合起来。现在社会的分裂，比如说台湾社会的分裂，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外，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中国的左、右派从来不对话，网上吵、互相吵，现实中还约打架。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内战早已经开始了。现在是共产党有能力控制；一旦控制能力变低，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混乱。 三、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一）发展经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集权，我觉得十九大以后应该做一个转型了。十八大以来是救党、反腐败、反寡头的政治，十九大以后还是要救经济。我非常认同“四个全面”的提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还是很重要的，也是不容易的。中国现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仍然很大，我们必须逃避这个陷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情况是很糟糕的。泰国、菲律宾以及拉美的很多国家，现在的收入跟几十年前的收入差不多，政治腐败、社会衰败、暴力横行等现象一直存在，这些都是由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导致政治社会太过于分化的结果。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中产阶级非常重要？我不认为现代的政党是整合社会的力量，政党是分化社会力量的，社会只能自己整合自己。西方社会今天所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中产阶级变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是因为中产阶级做大了。现在特朗普要在美国搞的那些东西，尽管你对他有意见，但我觉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有70%—75%左右的中产阶级，但现在已经掉到了50%以下。这是说不过去的。欧洲也是这样。从前中产阶级很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但现在中产阶级普遍变小。如果中产阶级占到75%左右，任何一个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照顾中产阶级的利益，就不会走向极端。但如果一个社会，就像泰国，50%是穷人、50%是富人，那么农民选出来的总理城里人不接受，城里人选出来的总理农民不接受，永远都会是一个斗争的局面。所以，中产阶级是一切，中国今后考核干部官员的指标的应当是能不能把中产阶级做大。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区人均GDP差不多2万美元了，但中国总体人均GDP是8千美元左右。从现在的8千美元到2020年的1.2万美元，这本身就要保证以后每年6.5%的经济增长。但是，从1.2万美元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即2.3万美元，仍然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发展还是硬道理。现在老百姓过惯了好生活，如果工资不增加，生活变坏了，就会非常不满意。为什么以前抓大老虎的时候大家激动人心，现在不那么激动了呢？这是因为，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抓了那么多的大老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老百姓去找政府办事情反而不方便了。官员不腐败了，可是商人们的生意更难做了。很多老百姓支持反腐败，但是他们也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是不是越过越好。无论对国家还是普通老百姓，今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从十八大以来的救党转型到十九大以后的救经济？这要求适度地分权。一定要把发展经济的四个主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如果不发挥出来，中央的顶层设计只能放在上面，很难落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他们有利的条件。首先他们的经济体量小。以前我们说日本的经济体量很大，但是现在日本的经济总量连我们的一半都不到。第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很好的国际环境，他们基本上是西方的一部分，西方美国一直对他们开放市场，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日本和“四小龙”上升时期，西方也处于二战以后长时间的上升时期，它们借了这个世界发展的“东风”，基本上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力。但是，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西方的阻力就非常大。如果我们的地缘政治搞不好，以后这种阻力会越来越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好，以后还有可能会变得更糟。当然我们应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乐观态度。比起其他国家，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有很好的人力资源，创新精神强劲。从所有经济要素来说，我们并不差。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和政策上的调整，重新把经济推上去。（二）推进制度建设，发展内部多元主义不久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强调如何评价我们的制度进步。长期以来，我们光是用GDP来衡量我们的进步。GDP总量和人均GDP，这些当然很重要。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在制度上的进步。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制度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到今天邓小平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因为他对整个国家的贡献就是制度建设。今天，我们很多好制度都是邓小平先生建立起来的，包括国家主要领导人两届任职、退休制度、集权领导制度等。这些是避免大部分一党制国家形成个人专制的最有效的方法。还有现在所说的法制和法治，尽管还没有完成，但也是从邓小平开始建立起来的。如果邓小平没有所有这些制度建设，光有一个“南巡讲话”，他就不会对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要用制度来衡量。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建设，胡温时代对社会建设、社保制度的建设，都有诸多贡献。这一代领导人在十八大以后已经做了这么多事情，所有条件都具备了，接下来就是要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实际上，他们也在这么做。就拿反腐败方面来说，制度建设这几年进步不少。从前，中国的反腐败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建设的方向不那么对，反腐败机构太多，太分散、太分权了。十八大之后，王岐山书记做得很好，一切权力归中纪委。现在，我们正在建设一个跟国务院平行的监察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监察委是国家广义政府的一部分，具有法律的权威和中纪委的政治权力，可能解决双规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双规制度有一定的缺陷，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觉得，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要文明一点、友善一点。如果共产党对自己的党员干部不友善、不友好，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的态度和方法会更恶劣。党员干部也是人，好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并非他们的天性就坏。我们要从制度开始，要友善对待，他们也是人。如果你对他们不好，他们对老百姓肯定不好，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文明，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要考虑未来政治怎么走的问题。我在开头说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要走的最后一步，但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呢？这也是我思考很多年的问题。我最近提出一个概念，我把它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把西方的多党制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你不认可这个政党就可以脱离这个政党，组建反对党。我对西方基于“一人一票制”之上的多党民主持悲观看法。以前，英国的反对派是忠诚的反对派，英国议会下面两个政党，就像中国传统的左丞相、右丞相，两个人提的意见不一样没问题，但都是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而现在的反对党，是互相否决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根本不讲任何道理。凡是你主张的，我就反对，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两党什么都做不成。90年代初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一书，认为西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后的政治制度。但现在福山不这样认为了。西方民主下一步怎么走对西方来说非常关键，到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近年来，我们和一些欧洲、美国学者（包括福山）开讨论会的时候，也会把中国模式放进去讨论，看看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怎么样解读？我自己把它称为是“内部多元主义”，我们走的是开放的一党制。当然，我们有民主党派，不过民主党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有点像社会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党？我觉得不是。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党权”有点类似于以前的“皇权”，区别在于，皇权是基于个人和家庭之上，而党权是基于集体和组织之上。我写了一本书，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一个“组织化的皇权”。这个概念并没有贬义，只是一个分析的概念。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应该在这个现实之上回答未来的问题。党内利益多元，这是客观的现实。以前，传统的皇权是不可以民主化的，但现在的党权是可以民主化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所以，我们说党内民主要做好。内部多元主义就是党内民主，党要开放。像从前一位领导人所说的，党是铁打的营盘，而领导则是流水的兵。领导人、党员都是流水的兵，营盘要对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如果不开放，封闭起来，社会就会有很多麻烦。为什么现在西方出现了那么多麻烦？理论上说，民主是有助于开放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现在的民主体制下都是强大的既得利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既得利益，也是为既得利益服务的。特朗普很聪明，他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他就“脱离”了建制，转向支持体制外利益。所以，美国的这次总统选举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竞争，而是体制内外的竞争。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觉得，西方民主不是像福山说的“历史的终结”，而是还会有大幅度的变化。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自己观察，因为任何政治体制的有效性是由其它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中国现在怎么走？我个人是反对走多党制路线的。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为什么我那么反对寡头？如果寡头政治形成了，就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寡头政治差不多。我们的制度建设远远不够。我最近在思考我们50后、60后这两代人的政治责任。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怎么做制度建设？怎么实行党内民主？现在，我们重新提出了核心的概念，这非常重要。邓小平认为，共产党体制要求有一个核心，第一代是毛泽东做核心，第二代是邓小平做核心，第三代是江泽民做核心。核心并不是简单的权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表明谁来承担政治责任。如果真正认识到中国政治的逻辑，那么核心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政治的责任。下一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核心如何和集体领导找到一个切合点？如何和党内民主找到一个切合点？这些方面，我们要做很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还有中央与地方关系。1994年分税制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一直在变化。现在，在一些方面，中央、地方呈现一种紧张关系，地方缺少有效的发展动力。毛泽东以前说中央和地方“两条腿走路”。现在中央和地方也要一起走路，那么怎么走呢？现在的体制下，钱都收到中央去了，但是责任却一直收不上去；中央政府有钱，但是没有多大的责任，地方政府没钱但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怎样责权联动？从权力的逻辑来说，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要放下来很难，唯有怎么使中央多承担一些责任。（三）重视社会建设，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我们的社会建设这几年进步并不大。社会建设应该是今天中国头等重要的改革领域，决定了下一步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都是因为社会改革、社会政策没有做好或者做得不够。我们的经济一直在说要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社会，建立内需社会才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为什么内需社会建立不起来呢？简单地说，我们的中产阶级太小。我在前面说日本、亚洲“四小龙”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到75%左右。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但一般比较合理的估计是25%左右。经济增长40来年了，增长率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还高，为什么我们的中产阶级比例还是那么小？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消费社会跟中产阶级是等义词，互相可以替换。为什么中产阶级还小呢？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社会制度基础。比如在英国，老百姓的存款率很低，有钱主要用于消费。他们干嘛要存款？房子很便宜，看病不要钱，读书不用钱，那么存钱干什么用？这就是社会政策在起作用。北欧社会更是这样，企业家的税收很高，达到60%，甚至更高。他们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家住的房子差不多，小孩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富人跟穷人唯一的区别是可能出差坐公务舱，红酒喝好一点，就这样一点点的差别。北欧国家的社会政策更是保证了清廉政府。新加坡、香港是高薪养廉，但北欧社会政府官员的薪水并不高，可以说是低薪下的廉洁。这里社会政策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探讨怎么反腐败的问题。反腐败不能光靠反腐败机构的设置，而是要通过包括公务员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社会改革，完善一整套的政策来保证一个清廉的社会。朱元璋的反腐败够厉害，但是没用，因为没有一整套的系统。所以，社会改革是最重要的反腐败方法。为什么现在中国老百姓仇富仇官？还不是因为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公平。而这也是社会建设问题。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可怜，买了房子变房奴，小孩上学变孩奴，一个人生了大病一家人几乎可以倾家荡产。而在欧洲，社会被社会政策保护起来了。其实，无非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就是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做呢？我们算过，如果不包括农村，即使在不增加新房子的情况下，存量房就足以让每一个城市居民有40多平米了。现在还要大盖房子，为什么不像新加坡那样做公房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房价涨得一塌糊涂，而房地产的泡沫仍然巨大。我最近一直在提倡中国要走分散的城市化道路。世界上一个普遍的规律是“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德国的城镇化非常高，但80%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我们过去的城市化道路方向错了，即把所有的优质资源全往那几个城市堆。有一位退休的领导给我说，在优质资源这样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中国要做好医疗改革，门儿都没有。所有人都想去北京上学，上北京去看病，因为最好的教授，最好医生都在北京，他们想去北京，这是人心所向，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的资源太过于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大城市化的弊端很难破解。大城市的资源要分散，至少不能再继续往大城市堆了。农村现代化也势在必行。如果现在农村的情况继续下去，农村流出性的衰落不可避免。农民有钱了就到城市去买房子，哪怕家里有房子也不住。政府对农村就那么一点投入，而且没有社会资本的流入。农村现在是单向地流出。要有双向流动，让社会资本也可以到农村去，这样才会平衡一些。光靠政府一家，政府资本进去了，能好一阵子；政府的资本一抽出来，情况马上变得糟糕。这不是可持续发展。所以，社会建设是重中之重。社会建设做不好，以后政治开放更麻烦。中产阶级是很好的一个社会主体，但我们现在把它高度政治化了。“公民社会”也是很好的一个概念，现在也把它政治化了。总有人觉得“中产阶级”一定要跟政府分权，如同在西方。但实际上则不然。像在日本和新加坡，中产阶级都是支持政府的，因为中产阶级是政府培养出来的，肯定是支持政府的。这跟西方的模式不一样。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东亚社会，只会把一些现象做简单的“政治化”。公民社会是很好的，深圳的公民社会就挺好。社会成长了，政府的负担就会减轻。欧洲的一些国家，几个月没有总理也没有关系。日本大灾难的时候，政府并不作为，但老百姓自己很作为。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为主体的，但我们老是忘了建设社会。我觉得，我们对公务员、干部的很多考核，其它什么标准都不重要，就看看他们的社会建设做得怎么样。社会建设好了，我们就会有非常大好的明天。所以我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谢谢！文章选自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2017年4月27日
2017年5月10日 -
张磊：怎么找到有伟大格局观的创业者?
张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张磊是中国“价值投资”领域教父级人物，他于2005年创办高瓴资本，目前管理资金规模达到110亿美金，投资过早期的腾讯和京东，长期持有并获得丰厚回报。 张磊致力于将高瓴资本打造成亚洲独有的“长青基金”（Evergreen Fund）模式，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以下是张磊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的观点：做企业的超长期投资人 我的信念是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高瓴资本的模式是一家长青基金。 我们认为投公司就是投人，真正的好公司是有限的，真正有格局观、有胸怀又有执行力的创业者也是有限的，不如找最好的公司长期持有，帮助企业家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希望对所投公司从早期、中期、晚期、上市乃至上市后一直持有。而非投一个IPO，上市卖掉，再不停地找。长青基金的特点是投PE项目不用担心退出压力，公司上市后，只要业务发展前景可期，基金会继续持有。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我们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 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这种超长期投资人，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我要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这个人怎么找到呢？有两种模式，一是人海模式，到处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另一种是我们采用的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寻找跟最好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我们一起发展。 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这种研究模式让我们对事物有了深刻理解。 如果理解的结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我们就买入股票长期持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我们就寻找私人市场，如果没有私人市场，我们就自己孵化。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 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真正的护城河 我把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的游戏。 我觉得“真正的护城河”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 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 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 我最看重的“护城河”是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去挖造的护城河，这些人能不断地根据变化作出反应。那些赚快钱的人逐渐会发现他的路越走越窄，坚持做长期事的人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最大的风控是选人 财务上的风控是基本的。但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是选到最合适的企业家。这个人能不能既有格局观，又有执行力，还有很深的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 我觉得这种人很难找，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对某一方面会很好，但是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再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 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文章选自搜狐财经，2017年4月
2017年5月9日 -
梁建章：要让更多家庭敢生二孩
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过去的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实施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波生育小高潮，在人口红利消减的今天成为利好。人口新政亦成为近年来最显著有力的改革措施之一。 过去的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实施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波生育小高潮，在人口红利消减的今天成为利好。人口新政亦成为近年来最显著有力的改革措施之一。 不过，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一年多，效果未如有关部门预计中理想。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这在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此外，全面二孩放开，导致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供需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衡和紧缺。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托育资源缺乏和妇女的职业发展问题都影响着很多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因此卫计委下一步将推动建设标准化的母婴设施，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如完善延长产假、设立陪产假等措施。 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在此次采访里，他强调应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 呼吁尽早出台二孩配套政策 时代周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你就提出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现在有没有新的想法？ 梁建章：放开二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开始，要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可以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具体来看，一方面，为育儿提供各种便利，尤其是教育、基础设施等规划更有前瞻性，未来可按城市整体规模来规划教育设施。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在就业等方面充分保障她们的基本权益。 另外，我建议设立“双子节”，并在未来将之逐步扩展为系列性的“育子节”，这有助于倡导健康的生育观念，营造生育友善的社会氛围。例如可把每年1月1日定为“单子节”，2月2日定为“双子节”等。 时代周报：虽然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放开，但到现在你一直还坚持撰文呼吁国家积极采取鼓励生育政策，你认为目前的生育政策还存在什么问题？回过头看过去这些年的呼吁，是否达到你预期的目标？ 梁建章：全面二孩政策面临着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的挑战，特别是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随着生育堆积释放结束，未来并不乐观。放开二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开始，要走出低生育率陷阱，还需要更多改革，并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5年增加100多万人。由于堆积生育效应弱化以及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的妇女数量锐减，中国人口大幅增长可能性不大。我们做的调研显示，70%-80%的受访者想生二孩，但真正敢生的人可能只有三成，养育成本高、计划生育对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因素都在抑制生育意愿。应尽早出台全面二孩的配套政策，让更多人敢生二孩。事实上，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得益于此，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生育率近年来都略有回升。 东亚文化圈共同面临的问题 时代周报：根据卫计委的统计，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约9000万对夫妻中，60%以上女性在35-49岁。这部分女性虽然生育意愿较强，但已经处于生育年龄的晚期，时间窗口相当小，这是不是全面二孩实施后效果未如预期的原因？ 梁建章：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这推高了育儿物品和服务的价格，而少子化又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规模效应，推高了平均养育费用。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负担的判断来自对孩子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若家庭普遍养育两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 具体措施方面，可以向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减免税收，同时义务教育向下延伸，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并鼓励和扶助有条件的企业和单位试办托儿机构，以便切实减轻养育孩子家庭的负担。 另外，我认为还应该放开户籍限制，让更多外地人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生儿育女。这样不仅能促进中国的创新和经济发展，还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时代周报：从日本、韩国等地区的经验来看，大部分鼓励生育的国家最终也没能让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这是鼓励生育的措施效果不佳，还是说低生育率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 梁建章：即便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 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 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下，东亚的生育率更低。可能原因是东亚文化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东亚社会的道德规范也不接受在西方越来越普遍的非婚生育。 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经让城市居民把一胎当成默认选择，而农村正在向城市看齐。综合过去20多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甚至还低于日本和韩国。文章选自《时代周报》，2017年4月5日
2017年5月9日 -
李稻葵：雄安新区成超万亿GDP大城市不现实
李稻葵，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千年大计”的未来雄安新区应该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制度探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体来说，其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探索方面，具有标杆性的创新意义。经济体制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开始定型，出现了一些在全球范围内值得回顾总结的创新点。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现有的很多制度还必须持续地改革、不断地创新。首先，在土地管理方面，现有体制过分依赖市场化的土地出让机制，这使得各个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出让的收入。同时，土地财政推高了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房地产价格，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恶果。为此，雄安应该探索一种由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的土地管理办法，比如说，可以探索一个三级土地和房地产管理模式。第一，政府可以长期持有相当一批房地产物业，通过出租的方式提供给在雄安长期生活就业的居民。第二，政府也可以建造一批“小产权”房，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卖给在雄安长期工作的人群，类似于像斯坦福大学给自己教授建造的住房。这种住房只能限于在本地工作的人员内部流转。第三，雄安的另一部分物业也可以完全面对市场开放，但其前提也是提供给具有雄安长期居住证的人员。通过这三种方式，让土地的使用能够长期支持本地的经济发展，避免房地产沦为投资和投机的工具，也为地方财政提供长期的财源。社会治理在社会治理方面，特别值得雄安进行大力的创新。在交通管理方面，公共交通应该成为雄安新区内的交通主体。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的公共交通方式之间需要进行快速、便利、无缝的接驳。雄安新区应该成为交通新区，有专门的智能交通的收费和引导方式。雄安应该向汽车限购、限行说不。在公共治理方面，尤其要探索建立基层政府（如街道）与居民的直接沟通的渠道，应该定期召开面向本地居民的公共政策讨论会、听证会，把很多重大公共事务交由居民来表决，部分基层官员岗位可以尝试差额选举；基层性的税收，例如物业税乃至个人所得税，可以交由基层政府管理使用。新区的教育经费应该由新区统一安排，新区内部各个学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应该相对平衡，避免学区教育质量苦乐不均的情况。生态文明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新区也应该成为全国的标杆。雄安新区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大气污染扩散能力不强，水资源相对短缺，这将逼迫着雄安新区在自然资源的管理方面建立一套严格的体制。为此，应该由政府设计和引导，建立一套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稀缺的自然资源。总之，雄安新区如果能够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以及生态文明制度上进行一些超前的、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探索，其将成为国家新的一轮现代化制度创新的标杆，从而实质性地加快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文章选自清华经管EMBA，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9日 -
郑永年：国际希望中国担当全球化领头羊 中国应如何回应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5月2日刊发郑永年题为《中国如何回应国际的期待？》的文章称，在西方社会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就希望中国来扮演继续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对中国来说，看来已很难推脱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了 文章称，由中国主办的首次“一带一路”大型国际会议在即，海内外已开始高度关注。 从国际背景来说，今天正处于全球化最不确定的时刻。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巨大收入差异、社会分化、就业流失等，导致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迅速抬头。美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但特朗普的当选表明右派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战胜了以往的自由主义，美国不仅不再扮演全球化领头羊的角色，反而开始扮演起“逆”全球化的角色。 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已经全球化了的国际企业，而且也势必影响全球经济。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都在进行选举，包括法国和德国，而英国则进入正式脱欧程序。如果欧盟继续弱化，甚至解体，那么不仅会促成欧洲内部的巨变，更会促成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巨变。 文章称，因此，世界期待着一个新的全球化的领导者或者领头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并且经济发展势头仍然良好；很自然的，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再次给予中国很高的期待。对中国来说，因为西方和美国所面临的困难而出现的国际空间，如果把握得好，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国际舞台上提升自己。理性地说，这个机会也必须把握好。 那么，中国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呢？这既是一个能力问题，更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中国是否把此视为一个机遇，要不要这个机遇。就能力而言，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如果中国没有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人们有理由认为，对中国来说，主要是认识论问题。要抓住机遇，中国的决策者们首先必须解决好几个有关中国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认识论的问题。 第一，中国下一步可持续发展，需要其进一步融入现存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也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发展机会。如果没有对全球化的参与，很难理解以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下一阶段，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那样更需要全球化。历史地看，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迫切需要全球化。因为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时候，就必须寻求开拓海外市场。 第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对国际自由经济秩序要有实事求是的认识，而不能过于意识形态化。简单地说，到现在为止的世界自由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容易，它是西方进步力量尤其是左派力量长期推动的结果。一些人对西方的看法经常过于意识形态化，不经意地把整个西方建立的制度置于中国的对立面。 文章称，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没有西方国家有能力帮助世界经济复苏，直到今天世界经济仍处于失衡状态，发展缺乏持续的动力。因为处于危机状态，西方现在开始搞贸易保护主义，自顾不暇，不仅很难再推进全球化，还开始成为全球化的阻力。世界经济需要通过开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来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说，世界仍然需要全球化。 文章称，当西方不再能够扮演全球化推进者角色，人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转移到中国。实际上，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提供最大份额的贡献。尽管近年来中国本身发展速度逐渐减慢，但因经济基数已经很大，中国仍保持最大的贡献份额。 文章称，今天，在西方社会越来越不确定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就希望中国来扮演继续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对中国来说，看来已很难推脱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了，因为这既是中国本身发展所需，也是国际发展所需。中国是否能够满足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当拭目以待。文章选自参考消息网，2017年5月4日
2017年5月9日 -
苗绿：思想市场如何“智造升级”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 据新华社5月4日报道,按照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相关文件,中央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专门对社会智库发展进行规范,这是社会智库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积极信号。 尽管中国有着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如果决策不科学,甚至错误,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世界银行曾在一份早期研究中做出相关估计,认为中国在“七五”到“九五”计划期间,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4000亿至5000 亿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吴邦国曾坦言,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 “兼听则明”,科学的决策需要决策者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不同角度考虑决策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一方面,独立社会智库身处体制之外,经费独立,人事独立,研究也较为独立,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可以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社会智库与体制内智库的并行发展,有助于提高决策水准。 另一方面,公共政策涉及民众切身利益,而社会智库最大优势在于“接地气”,更能反映来自民间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公共需求,也能影响公众舆论,有助于政府决策更加公平与民主。 从智库自身发展来看,独立社会智库深具市场基因,运营机制灵活,更富创新与竞争意识。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智库恰似思想市场的一群鲶鱼,是搞活思想市场的关键力量。 与之相对应,作为中国智库体系中日渐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智库应力争成为公共政策有效供给的途径。为达到这一要求,社会智库不但需要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总结升华为理论,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自信的依据,更需要对占全球1/5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面临的独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系统性与前瞻性的研究,为党和国家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为若干重大问题找到答案。 同时,社会智库应着力提高公共外交素养,在外交领域更主动承担。相较于政府之间的“一轨”交流,国与国之间有时更需“1.5轨”“二轨”交流,因为这些交流方式更为灵活与自由,可以成为日后政策的“先导”。尤其是当两国关系出现波折、政府间沟通不畅时,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的“独立第三方”身份是担当“民间外交使者”的合适人选。为此,社会智库可通过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开辟高层对话的第二轨道,“做政府不便做或者难以做的事情”。这一点对于面临复杂国际及周边安全局势的中国尤为重要。 中国智库的大繁荣,离不开社会智库的支撑,随着顶层设计的不断出台、各项制度的完善、民众思维的开放,相信社会智库将在“资政启民”的路上走得更加稳健。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8日 -
【中国网】中国社会智库“五力”创新的CCG实践
5月4日，民政部、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公安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强调了社会智库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强调要强化社会智库的规范管理、优化发展环境、完善保障措施。 意见对社会智库的范畴做了明确界定，指出社会智库是由境内社会力量举办，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采取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等组织形式，具有法人资格，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同时强调要加强社会智库宣传引导，重视典型引领，着力宣传社会智库在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社会智库的良好氛围。 这是继中央“两办”2015年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中央层面首次专门对社会智库进行规划，为新形势下社会智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社会智库具有里程碑意义。 今天的中国已进入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高发期”，复杂多样的现实需求把智库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中国社会智库虽起步较晚，却深具市场基因、创新意识，有助于科学、民主决策，可以为中国的全球化之路提供智力支撑，促进中国智库市场的整体繁荣。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简称CCG全球化智库，是国内最大的社会智库型研究集团，在政府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机构包括中国人才研究会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北京东宇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以及东莞人才发展研究院等。“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CCG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目前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CCG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并被国家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 作为中国社会智库典型代表，CCG成立九年来，一直坚持践行意见精神，并继续朝着健康和卓越发展。CCG在实践创新中总结出智库政策影响力、智库思想创新力、智库研究支撑力，智库社会传播力，智库国际输出力的“五力模型”，为社会智库提供独立的思想产品，提高影响力，助力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制定提供借鉴经验。 政策影响力：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 智库是“政府的外脑”，由于管理灵活、研究独立，社会智库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可以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社会智库与体制内智库的并行发展，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智力支持体系，促使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可选择的智力资源，不断增加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提高决策水准。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实践者，CCG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为宗旨，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为推动中国的全球化发展作出不懈努力。 提供智库的建言献策 CCG特别重视智库的建设性，在重大公共政策制定上，提供独立、专业、可操作和富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CCG建立了顺畅的建言献策渠道，掌握了用政策建议的语言给政策制定者定期报送《建言献策参考》，不少成果和建议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领导的重视，得到了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也得到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包括中组部、统战部、人社部、商务部、科技部、教育部、国侨办、公安部、国家外专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家汉办等领导的关注。 这些年来，CCG积淀了丰厚的建言献策成果。仅在2016年，CCG多项关于国际人才的研究成果被国家重要人才政策所吸纳。1月，公安部出台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采用了CCG提出的多项建议。2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采纳了CCG关于实施投资移民政策的建议。3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吸纳了CCG提出的创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的建议。7月，CCG《关于设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获得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栗战书、王沪宁、徐绍史等领导批示，国家发改委等有关单位还专程来CCG调研，CCG也在协助后续的相关研究工作。 早在2008年，CCG便参与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起草工作，负责《纲要》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的研究工作，是“千人计划”出台的重要参与者。目前，国家已经吸引了7000多名“千人计划”高层次人才回国效力，为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做出了贡献。在上一届中央政府期间，CCG起草的有关《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建议得到了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批示，并由财政部会同人社部联合制定颁发，作为支持全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重要政策实行至今，取得巨大社会影响。 由于CCG出色的建言献策成果，CCG主任王辉耀也作为智库界代表被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承担部委和省级课题 意见指出，“社会智库作为咨询服务市场主体，可以依法获取政府发布的决策需求信息，依法参与政府部门以政府采购、直接委托、课题合作等形式开展的政策研究、决策评估、政策解读等活动。” CCG多次承担国家课题，努力构建良好的政府与智库的关系，影响和推动着政府相关决策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了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功能。 CCG 在2013年参加了中央有关文件起草的研究工作，完成了中央统战部和欧美同学会的《留学回国人员面临的形势及未来发展战略建议》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功能的建议》等课题研究。CCG在《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中提出的欧美同学会应成为智囊团、人才库、民间外交生力军等新定位和设想的建言献策，也被采纳进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新时期新阶段中国日益壮大对留学人员队伍来说是一个新的定位和巨大的鼓舞。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2016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强调健全组织体系，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各级留学人员组织，发挥留学报国人才库、建言献策智囊团、民间外交生力军作用，这些也部分吸收了CCG课题研究中的有关成果。 提供相关政策培训 CCG有关专家多次参与了中组部全国组织干部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所组织的全国有关省市地市级组织部长培训班，中央和地方智库建设培训班，也曾为中央党校战略研究班讲课。CCG协助人社部还建立了“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并协助委员会经常举办人社部高级创新创业人才研修班。CCG专家还应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四川、湖北、湖南、广西、内蒙、青海等省市政府有关部门邀请，为当地政府官员举办了培训。 思想创新力：思想市场的“鲶鱼效应” 意见指出，“社会智库要紧紧围绕服务党和政府决策这一中心任务，着力提升信息采集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综合研判能力、战略谋划能力，着力提高政策研究的专业性、针对性、储备性，着力增强政策建议的前瞻性、建设性、操作性，形成过硬、切实有效的研究成果。” CCG认为，智库本质上是专门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制定的“思想工厂”，必须有独立的“思想产品”。真正的大国智库应该是思想观点和价值目标的创造者。CCG把思想创新看做智库的生命线，把具有创新思想的智库产品作为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前瞻性思想 早在举办北京奥运会的2008年，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CCG创始人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便敏锐地抓住中国开始与世界更加密切的讯息，同年创建了CCG全球化智库（——中国第一个以“全球化”命名的研究机构。当年在中国谈起“全球化”，还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词语。从那时起，CCG从不间断的研究和宣传全球化对中国的巨大意义，连续多年举办系列全球化论坛和全球化圆桌研讨，为全球化在中国布道，将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作为智库研究方向，尤其注重全球治理，人才全球化和企业全球化等领域的研究。如今，中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参与全球化，习近平主席2017年2月在达沃斯的演讲将中国对全球化总结和理念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对高度，获得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 多年来，CCG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思想的政策建议。值得一提的是CCG在2009年出的图书和在多家媒体对比“美国梦”后发表专栏文章提出“中国梦”，并在在2012年夏天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专门举办了“中国梦”的研讨会，最早从人才发展角度首推“中国梦”理念。此外，CCG的建议从“黄金周”到“中国公众假期优化”，也参与影响和推动了国家公众假期制度的改革，如清明、中秋、端午假日的恢复和建立。CCG在研究方面也不断创新，提出要建立“国际人才学”“中国海归学”、“中国创新全球化”、“人才赤字”以及“从中国企业国际化到中国企业全球化”等新概念也在不断促进着学术和研究创新的发展。 关键时间点发布针对性报告 CCG是最早研究全球化和全球企业走出去的智库，并长期跟踪和研究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近两年全球范围内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退欧”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给全球化未来带来“冲击波”，中国正面临着参与全球化发展的新转折点。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和国家改革进入攻坚期的关键时刻，群策群力，多次举办汇集政、商、学界各精英的专题研讨会和圆桌会，通过发布研究报告，为政策制定、企业发展和社会认知提供参考，为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提供智库的智力支持。 自“逆全球化”思潮和美国大选以来，CCG发布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系列报告，并在特朗普上任前夕发布《特朗普时代的机遇、挑战与中国应对》研究报告，为紧张时局下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发出智库的不同声音，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收紧移民政策，“用美国货、雇美国人”之时，CCG发布《抓住美国移民收紧机遇，更加开放国际人才政策》报告，为完善提升中国的国际人才竞争力提出十项具体建议。在“习特会”见前夕，CCG发布《中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机遇》，分析认为中美在基建领域存在较大优势互补，有广阔合作共赢空间，可在特朗普治下的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意义，并由此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加强中美基建合作的具体建议。 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邀请众多国际政要、学者访问交流 CCG重视在国际上开展广泛的合作，重视民间外交，是中国最活跃的国际化智库之一。 CCG与众多国际组织机构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猎头协会、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移民政策研究所、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心、传统基金会、德国劳动力研究所、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亚洲协会、百人会、美商会、欧盟商会等开展了合作与交流。CCG经常与国际化智库交流运营和建设经验，并与这些智库建立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举办研讨会和联合研究等。 CCG也经常邀请国际政要、官员、著名学者参与CCG举办的活动，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波兰前副总理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William Swing、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 Walter Douglas、非洲开发银行行长Donald Kaberuka、美国能源部助理部长Jonathan Elkind、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 Fred Hochberg、比利时驻华大使Michel Malherbe、南非驻华大使Dolana Msimang、阿根廷驻华大使Gustavo Martino、智利驻华大使Jorge Heine、加纳驻华大使Anani Demuyakor、卢森堡驻华大使Paul Steinmetz等都曾参与CCG活动或访问CCG并发表演讲。 研究支撑力：中国智库的社会“智造” 智库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策略、新方法等研究成果的最终目的是要影响政府决策，这就需要智库能产生有价值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CCG借鉴世界知名智库的发展经验，严谨地进行研究定位和议题设置，不断夯实研究基础，保证了智库持续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鲜明的研究特色 CCG成立伊始，即确定了“国际化、影响力、建设性”的专业定位，坚持“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不断推动CCG政策研究成果转化的，是CCG在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全球化等核心研究领域的专注、专业，以及深厚的研究基础。 CCG在国内最早开展国际人才政策研究，也是目前该领域最专业的智库。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CCG不断加强全球治理和全球化战略的研究，目前也是国内全球治理和全球化战略研究最专业的智库。 CCG已经是国际人才、企业国际化、海归创业、华人华侨、国际移民、全球治理等研究领域领先的智库，是国内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蓝皮书最多的社会智库。目前，CCG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统战部专家咨询组成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成员，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并被国家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关注的研究领域，针对趋势研究、里程碑人物或事件，CCG每隔一段时间的沉淀就会推出相应的系列专著，或通过特定领域的博采众长和特定话题的深耕细作，以及重大研究课题的挖掘与延展，不定期出版单本专著。迄今为止，CCG与国内和国际知名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和国际知名出版社密切合作，出版中英文图书已有几十种。 从2012 年起，CCG 在国际人才领域的权威研究成果——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等蓝皮书连年由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并向社会发布。蓝皮书涵盖了从出国留学到回国创业，再到国家间人口流动以及移民各方面的情况和最新动态，奠定了CCG 在国际人才、企业国际化、海归创业、华人华侨、出国留学和国际移民等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CCG 近三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从多角度和多维度总结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当前所处环境、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并提出了许多相应政策与对策建议。作为国内第一本由专业全球化智库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填补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领域蓝皮书的空白。 此外，CCG还出版了《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7）》、《国家战略》、《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中外国家人才发展战略》《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人才战争》、《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等一系列中文研究著作，并在国际知名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英文研究著作。 CCG也十分重视在智库领域的研究。作为社会智库的创办者和实践者，王辉耀博士和苗绿博士持续考察和研究几十家国际顶尖智库的运作与管理，结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运营管理经验，继2014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国智库》畅销专著之后，又于2017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系统性研究智库的力作《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该书勾勒出了智库建设的路径图，创造性地提出了智库建设的“五力”模型，是中国智库人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实践和理论总结，具有很鲜明的全球视野、国际意识及中国特色，标志着中国智库人在智库理论探索方面的成熟与发展。 此外，CCG 设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世界华商研究所、华人华侨研究所等还举办系列研讨会并发布报告，为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推进、发挥全球华侨华人整体的力量提供研究支撑和政策建议。 高素质的国际化团队 意见指出，“社会智库要加强自身建设，其中特别强调要加强队伍建设。围绕社会智库自身定位与研究领域，分别建立专业研究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招聘、使用、培养、考核、激励机制，形成政治可靠、素质优良、德才兼备的研究专家队伍，以及具备现代社会组织和科研项目管理经验、综合协调能力较强的行政管理人员队伍。建立健全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建立兼职专家网络，规范兼职研究人员使用。” CCG拥有一支高素质、国际化的管理和研究团队。CCG拥有国内社会智库最强有力的全职管理团队。在CCG八位全职高管里面，相当一批都有过政府，企业和学术的经验，绝大部分高管都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一半以上具有博士学位，形成了多学科多领域的智库管理团队。CCG拥有的100余位全职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很多来自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外名校，其中博士占比37%，硕士占比54%，并拥有博士后工作站资质，这在中国社会智库中十分罕见。 作为“旋转门”机制的倡导者，CCG率先实践。邀请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担任CCG主席，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担任CCG联席主席，并邀请商务部美大司前司长何宁、商务部美大司前司长江山、商务部欧洲司前司长孙永福等前政府要员担任CCG高级研究员。 CCG还建立了由100余位国内外知名特邀专家和特邀高级研究员组成的国际研究网络，薛澜、郑永年、施一公、饶毅、陈十一和黄亚生等都是CCG学术专家委员会的核心成员。聘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和各领域专家，担任特邀高级研究员和兼职研究人员，共同完成相关领域的研究课题。这些专家具有政策创新能力、能推动政府决策、拥有国际一流研究成果和国际化的影响力，为CCG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此外，CCG还通过与战略伙伴的合作，建立起全球化企业发展、留学人才发展、海归创新创业等信息采集渠道和数据库，有力地支撑了政策研究工作的开展。 国际输出力：“全球化先锋” 意见指出，“要支持社会智库开展国际交流。社会智库召开、参加国际会议，发起、参与国际组织，应邀参与境外交流、培训，邀请外方参与境内活动，接受境外捐赠资助，开展国际合作等，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支持具备国际视野、政治可靠、德才兼备的社会智库专家到国际组织任职。鼓励、支持有条件的社会智库申请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参与公共外交和全球治理，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 成为最早“走出去”的中国智库 国际化是全球顶尖智库的共同特征，是大国智库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国内对国际化智库的概念尚缺乏系统研究和实践经验时，CCG创立伊始便秉持全球视野，把走出去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作为目标。唯有如此，才能在做好研究的同时，也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国际输出，打造智库的国际话语权，营造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CCG积极在国内社会性智库中率先"走出去",在香港、华盛顿、纽约、法兰克福、伦敦和巴黎设立了海外代表,并经常在海外举办高规格国际研讨会,成为中国走出去智库,积极发挥中国新型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2016年9月，CCG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美智库二轨对话圆桌会，CCG负责人与20余位前美国国务卿等政府高级官员、资深智库专家共同就中美经贸关系与当前中美形势进行深入交流。11月，CCG在马六甲联合主办第八届世界经济华人经济峰会，东盟五国前最高领导人出席，旨在与“一带一路”倡议一道提升中国和东南亚以及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密切往来和商业合作。CCG还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举办“中美慈善研究研讨会”(2015),在纽约举办“中美企业慈善交流会”(2015),在新加坡合办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研讨会(2015) 、首届新加坡区域商业论坛（2015）,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中国高等教育与人才发展论坛”(2013),在哈佛大学举办“中国高等教育与人才研讨会(2012)”,在华盛顿国会山举办“中国企业投资美国论坛”(2011)等海外高端智库论坛活动。 在国际学术界和高端论坛发出中国声音 CCG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高端论坛,为国际舞台带去中国智库声音。2015-2016年,CCG先后受邀参加“中国欧盟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圆桌会(布鲁塞尔)、日本圆桌论坛(东京)、国际大都会年会(墨西哥城)、国际移民组织顾问理事会年会(日内瓦)、新加坡工商论坛(新加坡)、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年会(西雅图)、第七届全球移民流动论坛(伊斯坦布尔)、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米兰)、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劳动力就业和人才研讨会(巴黎)、东盟人才流动研讨会(巴厘岛)、全球智库创新峰会(宾夕法尼亚)，亚洲欧洲美国战略合作研讨会（比利时等国际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在国际舞台上有力地传递出中国智库的观点。 与国际机构开展广泛合作 CCG重视在国际上开展广泛的合作，重视民间外交，与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智库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猎头协会、国际大都会人才组织、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移民政策研究所、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心、传统基金会、德国劳动力研究所、加拿大亚太基金会、亚洲协会、百人会、美国商会、欧盟商会等开展了合作与交流。CCG主任王辉耀博士是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国际顾问理事会中唯一来自中国的人选，也是国内少有的在知名国际组织中担任国际高级顾问职务的中国专家。 CCG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合作，连续出版了多部研究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研究成果，仅2016年，就出版Reverse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na Goes Global，Entrepreneurship and Talent Management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Global Returnees等，影响国际学术界。 领先的国际化互联网应用 早在2008年，CCG就建立了专业的英文网站，并在2014年进行了改版升级，是国内较少拥有成熟英文网站的智库之一。2016年，CCG再次推出全新英文网站（http://en.ccg.org.cn/），新版网站支持移动客户端，并有分类目录便于查找各项信息，旨在以国际流行的网站形式、叙述方式，帮助国际访问者更好地了解CCG在中国的全球治理、企业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等研究领域所做的工作。 CCG还有英文电子通讯周报、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等众多英文传播渠道，并有专业人员管理维护。 社会传播力：“民间外交使者” 公共政策最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涉及到的是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广大民众知晓、理解与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是未来公共政策执行顺畅的重要保证。社会智库最大的优势在于“接地气”，更了解广大民众的现实关切，可以更好的体现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能影响社会大众的舆论，使政府决策更加全面和完善，有助于决策的公平与民主。CCG在实践中总结出研究输出、沟通交流和舆论引导机制，最大化社会传播效果。 高端活动的社会影响力 国际化智库一方面通过研究直接影响政府决策，另一方面通过公共活动，设置议题，影响社会舆论达成公众共识，从而推动政策。 CCG每年举办的年度品牌活动包括“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中国智库创新论坛”、“中国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论坛”、“CCG月度午餐会”、“CCG一带一路圆桌会”和“CCG建言献策座谈会”等。其中，CCG 主办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三年在三亚举行，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政府、企业界以及学术界近千位精英人士踊跃参加，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主题下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高端论坛。其“代表性”、“专业性”、“国际化”，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交流分享、合作洽谈的重要平台，为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提供切实的支持与帮助。 CCG已连续十一年主办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数千名来自海内外的留学人员参加了历届论坛，论坛业已成为沟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深度交流思想的盛会。 作为中国非常活跃的国际化智库，CCG每年举办100多场研讨会，这些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的经常性的研讨会，形成众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许多建言献策报告。为了充分发挥国际化智库的优势，也给CCG理事、国内优秀业界精英提供一个常态化与国内外政要、知名学者、先进同行进行思想碰撞的官产学交流的思想高地，推动政策进程，CCG2015年打造了由国内智库首创的“CCG智库圆桌会”系列。CCG智库圆桌会自正式开启以来，已经成为极具国际视野、思想高度和建设性的“品牌”会议。 重视智库成果传播 CCG向来注重向社会公众分享前沿观点，搭建跨界平台。CCG的研究成果和举办的各种论坛及研讨会经常受到众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CCG于2017年4月9日在京主办的“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中国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汇集了两百多位CCG理事、CCG学者专家和政、商、学届精英代表，他们深入探讨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研判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挑战，共同为决策制定提供参考，为促进包容性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发挥智库影响力。包括路透社、法新社、BBC、Bloomberg、China daily、FT、华尔街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光明日报、环球时报等内的近百家国内外主流媒体全程跟踪报道了本届论坛，近100万人观看了论坛直播。 此外，CCG专家的文章、采访及CCG研究报告的观点经常见诸《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和国内主流媒体。仅2016年，CCG在《人民日报》整版刊发“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研讨会专题及言论文章，发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用人主体‘松绑’” ，“挖掘国际人才‘红利’”，“世纪留学潮，群星璀璨耀中华”等评论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如何打造中国特色智库人才‘旋转门’”，“以更开放的姿态释放‘人才红利’”，“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等。 2016-2017年两会期间，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撸起袖子加油干”，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和部分CCG理事，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同步在环球网首页要闻区及两会专题特别推荐，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自我造血机制 意见对于社会智库健全财务制度提出了明确指导。“指出应坚持社会智库非营利属性，社会智库筹集和使用业务经费，应当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社会智库依法接受社会捐赠，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主动公开捐赠资金使用情况，自觉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CCG近年来一直坚持探索创新社会智库的成功运作模式，在不影响独立性、非营利原则，严格执行收入和支出预算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资金筹集的渠道，以实现自我造血和维持良性运营的目标。经过多年实践探索，CCG逐渐实现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目前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政府研究课题收入、出版物收入、活动收入、社会赞助、理事捐赠等等。 关注到CCG多年来扎实的研究工作，受到CCG建言献策为国家出力、推动社会进步理念的感染，更多的人开始充分认可这一社会智库的独特功能。一批有思想、有公益精神、希望能够推动中国智库发展的各界精英纷纷加入CCG理事会，给予CCG有力的支持，而CCG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开展中国全球化战略的研究和政策推动，与有志之士共同为提升中国的全球形象和更大发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而努力。 社会智库可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CCG积极实践和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模式与发展路径，并实现了持续创新，在国内外多家权威智库榜单中都位列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在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智库排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的年度《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再度在其多个榜单中表现突出，在多项榜单中位列中国智库第一。在光明日报与南京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智库发展评价报告》、中国科学院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6）》中，CCG均位列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博士表示，社会智库具有创新意识强、竞争意识浓、运营机制灵活等优势，深具市场基因，是建设中国思想市场、助推大国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社会智库取得各项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智库的发展在信息获取成本、政策建言渠道、资金筹集持续性和人才储备流动性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更好地发挥社会智库“辅弼国政”的重要作用，当前需从建立公开、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完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完善公益捐赠制度，打造“自我造血”机制、建立“旋转门”机制等几个方面着手，为社会智库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中国智库的大繁荣，离不开社会智库的支撑。随着中央《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顶层设计的出台，各项制度的完善，对社会智库的支持和开放，就像民营企业的开放搞活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市场，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么，社会智库的开放，将会对中国政策市场和思想市场带来新的活力，提升中国在全球软实力的地位，相信社会智库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文章选自中国网，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