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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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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伟：“一带一路”落地还少些什么？
专家简介黄仁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站在21世纪的新起点上，“一带一路”要建立将欧亚大陆两端连接起来、陆海相接的世界新交通枢纽体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航路或商路，而是包括陆上、海上、能源、通讯等各种资源的立体综合大通道。它将欧亚大陆两端连接，而不是将大西洋两岸连接，可谓“老大陆的新发现”。众所周知，欧亚大陆腹地已经被闲置了500多年。原来的中心地带，变成了世界的边缘。“一带一路”将欧亚大陆重新连接起来，欧亚大陆腹地由此有机会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 当年的新航路是以炮弹、鸦片、黑奴等为符号的硬实力来开拓的。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用西方话语来说是空白的、无主的。在没有宗主国的情况下，谁有硬实力谁就能去占领和开辟市场。现在我们要建的这条新欧亚大通道，是在一个有许多国家并充满地区争端和冲突的欧亚大陆里打开大通道，必须更为重视培育和运用软实力。这是“一带一路”和当年新航路的根本区别。 如果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具有较强的全面能力——资金、技术和人力三样都具备。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可能是有资金的没技术、有技术的没人力、有人力的没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领域，如普通公路、普通铁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桥梁、隧道、港口、机场、变电站等，中国也具备这种全面的能力。 而从国家软实力来看，它是指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塑造力，具体表现为这个国家的理念、文化、规则以及这个国家所影响的国际体系，如何为别国所接受。在当下中国，国家软实力具体体现为话语权、影响力、亲和力和治理能力。已有的实践表明，缺少这些东西，“一带一路”是难以落地的，或者说即便落了地也不可持续。所以，软实力与“一带一路”的结合，是“一带一路”实施的一大关键问题。“一带一路”的软实力如何加以体现？ 第一，体现为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中国文化有天生的包容性，“一带一路”涉及的不同文化在中国文化里面都是可以被包容的。此前，一些国家也曾提过类似新丝路的倡议，但都没有成功，原因在于其文化包容性不够。新形势下，中国要用好文化多样性、文化包容性这个软实力，去具体分析“一带一路”沿线每个国家的文化特质，进而把握这些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以及思考如何进行互动与包容。 第二，体现为遵守当地的制度选择。西方规则和中国规则的起源有所不同，由此西方治理和中国提倡的全球治理存在很大区别。西方规则以西方价值为核心、以西方制度为治理模板。比如，不管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实行的都是标准第一、投资第二的原则。“一带一路”也会遇到与不同国家制度结合的问题。但它的最大不同是中国能够遵守当地的制度选择，并在当地可接受的条件下实行有关规则。 第三，坚持哪个国家愿意合作就先合作、哪个国家不愿意合作也不强求的理念。通过合作与共建，让先合作的国家先得利、后合作后得利、不合作不得利。 第四，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予以积极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句乌托邦式的空话。特别是，当一些国家越来越走向利己主义、宣称退出全球化潮流的时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更显得重要。如果大国都搞利己主义、保护主义乃至种族主义，那这个世界必将一片混乱。所以，中国主动承担起一定的责任，用“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有效载体，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从局部到整体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第五，以亚洲为核心，不做无谓的超越。“一带一路”还是要以邻国为主，重点在中巴走廊、孟中印缅走廊，海上应注重跟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结合，等等。文章选自《解放日报》，2017年4月11日
2017年5月15日 -
薛澜 张帆：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术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构
【核心提示】为重新确立其合法性身份，改变其碎片化与空心化的研究现状，公共管理学科亟须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社会语境，重新确定核心命题、界定研究边界、规范研究方法，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学术话语体系。首先，语境是话语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任何话语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才有意义。其次，回溯公共管理学科的起源与范式转变，坚持公共治理的核心职能与基本规律，回应治理体系演变的现实，是重塑其合法性身份的根本途径。再次，学术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最后，研究方法的局限是制约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比起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其他学科，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原创性缺失”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学科恢复和发展以来，公共管理研究几乎始终停留在“引进、消化与吸收”的层面，而未能达到“创新、重构与输出”的高度，诸如委托—代理、问责、多中心、网络化、企业家政府、学习型政府等国人耳熟能详的管理学理论与术语，几乎都是西方“舶来品”。相形之下，能成功输出并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的、具有中国“印记”的公共管理学话语则寥寥可数。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话语逆差”，其原因固然有西方学界长期主导国际学术话语权，也有中国学者难以摆脱在研究中“以西方概念来裁剪中国现实”的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长期处于碎片化和空心化状态，难以为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公共管理研究的碎片化与空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管理学科独有的“身份危机”造成的。众所周知，在西方，行政学是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治理背景下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出现的，公共管理学科则经历了从传统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再到（新）公共管理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以管理学、政治学、法学为基础的综合应用性知识体系。但在我国严格细分的学科体系下，公共管理的综合应用性知识体系特点却难以体现，只能作为管理学的分支而存在，公共管理学的“尴尬”身份暴露无遗。尽管在整个发展中，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也努力吸纳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框架、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但始终没有形成独有的研究范畴和话语体系，因而未能获得稳固的学科地位。为了回应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挑战、顺应公共部门的改革发展需要，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日益呈现出“包罗万象”的特征，学科体系越来越缺乏明确的目标指向、严谨的逻辑体系和共享的研究命题。 因此，为重新确立其合法性身份，改变其碎片化与空心化的研究现状，公共管理学科亟须立足于中国当前的社会语境，重新确定核心命题、界定研究边界、规范研究方法，从而建构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学术话语体系。 首先，语境是话语的意义所反映的外部世界的特征，任何话语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才有意义。当前，中国的社会语境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已经历了经济系统、产业结构、社会形态和治理模式等几大转型。为了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实际问题，中国已经启动了由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的国家制度建设的重大转型。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中国的改革发展越来越与全球问题治理及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转变紧密联系。因此，“既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扎根于本国实际，突出中国视角，“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立足于时代前沿，具有国际视野，便成为构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应有之义。 其次，回溯公共管理学科的起源与范式转变，坚持公共治理的核心职能与基本规律，回应治理体系演变的现实，是重塑其合法性身份的根本途径。公共行政在发展之初，以科层制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理论基石，以行政效率为最高目标，主要关注政府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律。“多中心理论”的提出，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由此，公共管理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的组织与管理，而转向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及个人在内的整个公共部门的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公共管理成为公共部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实践的总和。但是，无论“治理”的理论框架如何拓展了公共管理的研究视野，把研究公共部门的行为规律作为公共管理的核心命题仍不过时。目前，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很多正是政府的组织和运行方式违背了理性政府体系的一些基本规律。例如，政府职能定位与其运行资源不匹配，部门运行逻辑与其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不匹配，由此引发政府行为扭曲，造成低效或责任缺失等问题。从本质上说，国家的转型即政府的转型。因此，遵循行政体系运行规律，改革公共部门，建设更有效率性、责任性和回应性的理性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为中国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和完善的现代国家运行体制，关键在于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工作重心从推动国家发展经济转移到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上来。 再次，学术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缺乏积累性的知识体系，建构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就无从谈起。要获得系统性和积累性的研究成果，就需要完善学科体系，界定研究边界，明确重点领域，促使重要论题获得集中关注。目前，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与公共部门的改革实践，正不断对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提出全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为回应这些挑战，“十三五”期间公共管理学科应持续关注政府改革与治理、公共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公共组织理论和政府工具等传统研究领域，针对重大基础研究问题激励原始创新，适应深化改革的需求，推动重点突破；还应重点关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国家发展战略及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等新兴研究主题，把握未来趋势，支持前端战略布局，加强全球网络建设，推动研究方式转变。 最后，研究方法的局限是制约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因素。自公共管理学科诞生以来，围绕规范理论还是实证理论、价值取向还是实证取向的争论从未停歇。近几十年来，实证研究已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这种实证主义传统无疑对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试图以简约的模型设计或逻辑说明来解决错综复杂的行政或政策问题，几乎成为学界的一种风尚。必须指出的是，对实证研究的推崇，不应沦为对模型和数据的过度迷信。能陈述某一问题却不能解释其意义，更不能提出实践建议的研究，只会加剧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碎片化与空心化，使之沦为一种“精致的平庸”。事实上，重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制度的理性化程度以及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协作亟须整体性、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也意味着当前我国公共管理改革实践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需要建设性的规范理论作为指导。而真正的规范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式的文献推演，而是旨在紧贴于本土实践发展脉络、服务于本土问题分析并应用于本土问题解决的研究模式。同样，只有在这种深深根植于本土实践的研究探索中，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术话语体系才有生长发育的土壤和空间。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正在激励着广大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为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不懈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文化自信，寻求公共管理问题的解答同样需要研究者的信念与信仰——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并非朝夕之功，却是历史必然。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文章选自中国学派，2017年5月5日
2017年5月15日 -
【亚太日报网】马克龙：“温补”难救法国，或与中国走近
文 | 储殷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法国总统选举北京时间5月8日凌晨揭晓战果，前经济部长、“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以超过65%的得票率横扫“女版特朗普”玛丽娜·勒庞，当选新一任法国总统。 马克龙在选举阶段高举“中间道路”旗帜，支持欧盟，对外来移民持积极态度，认同自由市场，反对保护主义。他的当选守住了法兰西共和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底线，让不少人长舒一口气。荷兰、法国大选相继抵挡住了民粹极右思潮“疯狂进攻”后，默克尔在德国的选情预计也会乘势看涨。 然而，诱发社会撕裂、导致民粹泛滥的法国社会深层次矛盾并不可能因为一次选举而烟消云散。 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执政无能，共和党候选人菲永则曝出丑闻……传统政党令民众失望至极，勒庞极右立场抬头虽然直接映照出民众对现实的怒火，但“简单粗暴”的极端主张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糕。 在见识了特朗普疯狂给美国政坛造成的“一片狼藉”之后，年仅39岁，主张温和的“小鲜肉”马克龙只是选民最不坏的选择，但对于久病缠身的法国来说，他可能只是一剂暂时调和矛盾“温补之药”，要铲除病根可能就指望不上了。 首先，马克龙毕竟只有39岁，资历太浅，又并非传统政治势力鼎力支持的人物，此前只做过很短时间的经济部长，履历太不完整，对于法国政府运作流程和人事关系生疏，政治谋略难免稚嫩。 对于马克龙来说，摆平政府内部各个山头的“偷奸耍滑”，让爱丽舍宫政令通达，实现法国政府的有效运转，是不小的挑战。 此外，如今的法国，欧洲一体化、全球化带来的副作用明显，经济低迷僵化、失业高企，外来移民冲击社会传统的同时，身边还有恐怖主义阴云不散，这些问题错综复杂、彼此交织，难以各个击破。 比如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在给法国企业带来全球商机的同时，也将法国劳工置于竞争更加激烈的全球市场，而高福利模式也暴露出法国经济僵化缺乏活力的弱点。 这一系列难题对马克龙的总统职业生涯提出了极高挑战，若不能使出“铁腕手段”，政治“鲜肉”的人气可能会很快蒸发，沦为过气“腊肉”，难逃施政无能的“奥朗德二号”头衔。 与传统政治势力周旋，破局社会积弊，马克龙需要时间。当选总统的战绩可能尚未让他得意几天，当头棒喝就可能接踵而至。6月11日和18日法国将举行议会选举。一般而言，在总统选举结束五周之后举行的议会选举，选民习惯让新总统在议会中拥有一支支持自己的多数派。 然而，目前议会选举选情焦灼，马克龙的“嫡系”“前进”运动毕竟是传统上的非主流，因此，马克龙很可能面对一个“长反骨”的议会，施政难度可谓雪上加霜。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龙治下的法国可能与中国走得更近，他为竞选而出版的《革命》一书，对中国的发展成就称赞有加。 目前，美国对外贸易的关税壁垒可能随时高筑，英国与欧盟受“脱欧”冲击在自由贸易方面短期难有建树，只有中国旗帜鲜明地支持自由贸易，同时政策主张稳定可靠，连贯一致。 对于坚持自由贸易立场的马克龙而言，在维护世界自由贸易的问题上，中国无疑是最“靠谱”、最坚实的“盟友”。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仍具有很强不确定性，中国仍然保持着不错的发展势头，立志激活法国、提振经济的马克隆，当然知道中法关系的分量。文章选自亚太日报网，2017年5月8日
2017年5月15日 -
王辉耀：海归“环流”中国才能更好走向世界 | 南方都市报
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 C G )理事长兼主任，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在人才战略、海归与留学生、华侨华人、国际移民和企业国际化以及智库发展等领域有大量著作和学术研究，包括《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海归时代》等。 【访谈】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曾将海归又“归海”的现象称为“环流”。海归“环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就此，王辉耀对南都记者做出了解答。 南都：截至2016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你怎么看待这一轮的海归潮？ 王辉耀：十八大以来，留学归国人员的数量确实在不断地增加，我认为是综合原因导致的。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创新创业成为潮流，市场也很大，比如互联网、金融这些领域。中国政府一直在出台政策鼓励海归回国。另一方面，美国、英国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景气，移民政策有所变化，收紧了工作签证的发放。此外还有个原因，现在的很多海归都是独生子女，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回来的比率更高。 南都：和以往的海归潮相比，这一轮海归潮有什么新特点吗？ 王辉耀：留学回国人员的创新创业热情高涨。概括地说，海归潮其实可以分为三轮：清末民初的拯救中国，解放后的建设中国，再到今天的创新中国。从80年代改革开放留学生大幅增长开始，延续到现在，基本都可以纳入创新创业的范畴。 南都：我们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带一路”建设使得许多海归又“归海”了。 王辉耀：你知道吗？中国到海外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外国来华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储备国际化的人才。“一带一路”在加强沿线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就更加凸显。 南都：你曾把相关现象称为海归的“环流”。 王辉耀：中国现在进入一个大循环，每年有大量的人才出去，也有大量的人才回来。但是从人才的开放程度来看，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比例最低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与国际移民组织(IO M )联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显示，中国国内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几乎世界最低，仅为0 .1%;而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其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仅0 .05%，在受调查的世界大都市中排名垫底。中国要变得更加国际化，就得让中国的人才变得更国际化，再让他们流动起来。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好地走向全世界。 南都：海归“环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 王辉耀：“一带一路”沿线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沟通和交流尤其重要。海归人才可以发挥自身国际化语言和沟通能力的优势。 有长期的海外投资和生活经验的海归，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情况、文化风俗都较为了解，可以提供咨询、充当合作伙伴、斡旋调解矛盾等，为降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起到重要作用。 一部分高层次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则可以主导创新企业走出去，充当国家“硬实力”的载体。 南都：就政府和社会方面来说，怎样更好地吸引海归？ 王辉耀：人才管理的制度建设不应仅局限于引进人才，后期服务是决定人才留下并发挥作用多寡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海归人才关注的社会保险、落户、子女就学、医疗、养老问题等，都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标准化和规范化，使得进入不同领域的海归人才都能够便捷高效地享受制度保障。此外，还应避免编制、行政级别等因素成为海归人才发挥作用的阻碍。文章选自《南方都市报》，2017年5月13日
2017年5月15日 -
【经济参考报】CCG热议“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路径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10日在《“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发布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成为推进新型全球化的有效方案。要从国际合作角度谈“一带一路”共赢方案，让全世界关注起来。他表示，未来40年将是中国的外向型开放时代，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机遇。 目前来看，世界各国政府层面以及部分国际组织方面呼应比较积极，但仍有不少国际组织和企业组织并没有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相应的回应。他建议，向全球资本市场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动员全球大的跨国公司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他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政府层面的沟通十分重要，但“一带一路”建设成败决定性的因素其实是企业的参与度。现在企业和资本层面参与比较慢的原因是，一方面，我们走出去的步伐还比较缓慢，另一方面，国际人才储备欠缺，和当地华人华侨的结合不够，需要更多政策出台。 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把跨国公司、港澳台、华人华侨资本、华商资本都动用起来。现在很多跨国公司、华人华侨大企业想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却苦于渠道不畅。消除外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发动国际参与是下一步的关键。 除了加快动员企业和资本力量参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合作机制，打造国际资金池，此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提出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二十条路径和建议还包括：建立一个“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将“一带一路”倡议变成世界各国的行动和方案，不仅中国和沿线国家要对接，还要推动沿线国家之间互相的对接；考虑建立一个“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把“一带一路”年会放到不同国家去办；在联合国已经发文表示支持“一带一路”的情况下，在联合国设立“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同时还要加强和联合国其他组织的合作；加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投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WTO、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的合作；充分发挥智库、NGO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让发达国家参与进来，真正拓展“一带一路”的外延；建立和重点国家在“一带一路”层面的合作；打造一个空中丝绸之路；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商；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充分发挥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作用；让旅游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共赢的先导或先行；加强“一带一路”留学交流与教育合作，包括在当地办学等。这些建议都着眼于打造国际合作共赢的局面。 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柯银斌表示，在大力发展“一带一路”跨境电商方面，可以考虑“数字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他认为，“数字丝绸之路”是其他“五通”的核心基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也表示，发展跨境电商可以实现“一带一路”“五通”中很重要的贸易畅通，可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货物的流通，这是中国推进世界合作的一个重要手段。文章选自经济参考报，2017年5月12日
2017年5月15日 -
【侠客岛】“一带一路”峰会要发车啦，滴，美国卡
今天最称得上爆炸性的新闻，是美国确定将派高级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带团前来的，将是美国总统特别助理、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此君记者出身，先后在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呆过，后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作为情报人员在阿富汗服役，追随已经辞职的弗林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虽然并非首脑出席，但美国“参与”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足够的信息量，称得上相当重磅的“神逆转”。参与谁会来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一直是世界各方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确认出席的嘉宾名单中，有29国的元首和领导人，92个国家的9名副总理、7名外长、190名部级官员，以及61个国际组织的89名代表。在今年4月的“习特会”上，习近平明确表示，作为全球头号大国，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的框架内合作；但此前，对是否参与“一带一路”，美国始终按兵不动，也没有派出重量级官员前往北京捧场的意思。因此，在正式消息官宣之前，大多数观点认为“美国将很有可能缺席”——就像奥巴马政府曾经缺席亚投行那样。但就在峰会召开前2天，美国确认派代表团参加，事态完全逆转。虽然参加峰会并不必然意味着美国未来会参加“一带一路”的合作组织，但这就好比俩人约会，姑娘先答应你出来吃饭看电影，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虽然“一带一路”最初的规划中，有几十个沿线国家，但发展到目前，显然已经不局限于地图上的两条线路，而成为一个依托欧亚大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兴、提振全世界经济的全球计划。既是全球计划，主要经济体的参与就非常重要。比如传统的西方七大工业国，首脑来华的是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因为有大选等国内事务，所以派了财政大臣、经济部长等来华；日本派了自民党干事长，欧盟来了副主席，美国则是这一代表团。加上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组织首脑等，“一带一路”峰会的多边参与，显然已经从中国倡议变成世界共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国改变了思路？思路首先是中美贸易关系的改善。此前，华盛顿的部分中美关系专家分析，如果美国“缺席”，其主要原因应该是特朗普政府尚未形成统一的对华战略、经贸战略思维。比如，到现在为止，他提名的驻华大使刚获批准，但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和美国贸易代表等职位仍无人选，团队内部对华强硬派和对华合作派仍在交锋。但从目前看，合作派暂据上风，中美的贸易关系改善也在首脑会晤的促进下迈出了第一步。就在宣布参加峰会的同时，中美宣布达成了十项贸易协议，涉及农产品、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多个领域。其次，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长期的观望带来了转机，这和奥巴马政府完全不同。2014年，中国宣布筹建亚投行时，奥巴马政府充满了猜忌与排斥，不仅拒绝加入，还主导了一场反对亚投行的“围剿”行动，没想到最后头号盟友英国带头倒戈。事实上，现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对对“一带一路”所持的主流观点是：这是一个由中国倡议的一举多得的地缘经济大机遇。这一区域内的人口、经济规模，以及倡议所带来的天量投资规模，都是美国难以拒绝的“蛋糕”。特朗普是个商人，他不会看不到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那么，我们为何如此看重美国此次参与峰会？美国又能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何种作用？角色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看来，以此次峰会为契机，如果美国真能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具体合作中，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突破和机遇。他给岛叔讲了一个故事。在跟英国48集团主席交流时，对方就提到，全球化有300年的历史，英国引领了其中的200年。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英国在很多方面有经验和优势，比如沿线国家的宗教、法律、英联邦国家的治理、包括当地的工程师协会、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等，英国都有充足的资源，来帮助中国共同解决问题。如果是美国呢？想象空间就更大。在现在的国际框架下，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国际机构，很多本身都是美国主导的。美国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也可以提供多方合作的平台和实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中国邀请多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就好比中国是创始群主，是创始人，但公司要发展，公司治理结构就会变成董事会制定游戏规则、规范化团队运作的阶段。”王辉耀说。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是“交易式外交”(transactional diplomacy)路线，较少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干扰，也更加务实。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内，美国与中国也确实存在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以金融为例，据亚洲开发银行估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需要高达1.7万亿美元的资金。而与之相关的三家机构，分别是亚投行、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其资本总额仅为2400亿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在至关重要的融资领域，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与此同时，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每年都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总计约1300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商业银行，而不是国家开发银行。这说明，外国商业银行也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扮演重要角色。此前，由于风险评估和监管不利，中国国有银行和开发银行在早期的海外投资项目已经蒙受过不少损失。这也促使中国的银行在海外融资贷款项目中，采取更加小心谨慎的态度。而美国和西方金融机构的参与，恰有助于保障投资回报和加强资本运营监管。因此，美国商业银行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参与，将有利于分担中国的投资风险。除此之外，在能源、基建、大型机械、通讯、IT等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也都能为美国企业带来巨大商机。根据林毅夫的测算，发展中国家每增加1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能创造0.7美元的进口，而其中又有0.35美元是来自发达国家。这说明，诸如通用电气、卡特彼勒，乃至谷歌等企业，都会在未来分享到红利。在王辉耀看来，如果说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是0.0版本，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1.0版本，那么“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参与改造的2.0版本。如果在中国的倡导下，多方合作整合起欧亚大陆、进而有助于全球经济复苏，那这件事是很了不起的。文／公子无忌、墨非（国观智库特约研究员）文章选自侠客岛，2017年5月13日
2017年5月15日 -
钱颖一：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
专家简介钱颖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我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二是我的执教经历（斯坦福、马里兰、加州伯克利、清华），三是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至今八年多的经历。 由于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的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中国教育的“平均水平”较高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 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在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可以看出一斑，他们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更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 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 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 “拔尖创新人才”太少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凭借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表明了一种问题。 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 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 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讲话被广泛传播，这个观点受到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 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 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核心问题：“均值”低，“方差”高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以领略，那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 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 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 一是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二是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三是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文章选自新浪网，2017年5月10日
2017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