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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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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雪泥:“中国制造”的未来发力点在于当地视角
理事简介叶雪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华也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CEO。叶雪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2016年,我们的业绩中增加了35家中国企业的客户,中国市场收入首次过亿。作为一个纯软服务的企业,什么样的企业需要我们的服务呢?一般来说,当一家的产品和服务收入超过四分之一来源于全球市场的时候,需要这种服务。 非常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服务的这些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已经走出了产品翻译的模式,走进了产品深入本地化的阶段。他们不光把产品翻译到当地的语言,还把当地用户的文化习俗融合到产品设计当中,所以我们叫做当地的视角。 去年华为的手机有很多超越项目,让当地的语言专家和文化专家帮助他们了解当地的视角,进行很深度的分析。所以不光是用户上有很好的体验,把情感也融入在产品当中。 “中国制造”在过去30年完成了规模的扩张,未来30年的发力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发现,在接触到的100多个中国品牌当中,有一些共同的误区点。第一点是只要有质量就有品牌,只要有技术就有质量,只要有质量就可以卖高的价钱,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我们接触的大量的企业家当中,还是以理工科出身的CEO为主,他们对文化和语言的敏感度和相关的投入往往不足。 最后提一个建议,在讲中国故事的时候,怎么才能被对方真实地感受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讲故事的时候,能够从当地的视角开始阐述,这样的交流是比较有效的。 希望企业和国家能够增加投入,增加我们软实力的硬指标。大家对R&D--研发都很认可,怎么能够在L&C--语言和文化研究上也加大投入,这方面也很重要。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5月4日 -
张首晟:完善科研机制 提升青年人才学术品味和独立性
张首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丹华资本董事长张首晟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一、中国科学家缺少“品味”与研究空间 我想我们国家人才计划里面最成功的是我们的“千人计划”。“千人计划”有两层意思,一部分是像我这样,我虽然不能完全离开斯坦福,但是过去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年都在中国待几个月,和清华大学对接。我们比较了解国际学界在哪个领域现阶段最容易取得成果,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给国内提供很好的价值和帮助。 现在中国研究方面的人才储备很好,有非常优秀的学生;从国际竞争力来讲,我们在科技方面投资很大,在科技仪器方面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科学家们还缺少什么?我想是一种品味。他不知道在十条路里面哪一条路最终能够取得成功,这是大科学家和一般科学家最大的差别。中国过去的一些科技项目往往指导性太强,可攻方向非常特殊,这些研究产出的成果不太容易形成国际影响。我个人在研究一个新的材料----锡烯,我在全球范围开创了这个学科,有一定国际影响力。我把这个领域带到了中国,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一起研究,在短短的几年内,我们已经取得了国际性的成就。所以从比较资深的“千人计划”交流当中,我想我们作为专家,能够起到重大的作用。 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更成功的一个计划可能是“青年千人计划”。因为我不是全职回到中国,但是我的学生辈已经全职地回到中国,他们都是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活力的年轻科学家。国内在某些科研领域支出的经费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甚至欧洲。但这些青年科学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们的确有国际工作经验,也有优秀的学生和好的科研经费。他们在国内碰到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完全独立的科学研究空间。往往年轻人回来之后,就把他们编到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甚至有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里面,这样不利于年轻人发展。 我想这一点是美国在科研规划方面做得最好的。比如我们在斯坦福大学考核一位年轻教授的终身教授职位,这位教授差不多要做7年教授。这7年里,我们不主张他和我们系的一些资深教授合作,他一定要完全独立地做自己的科研项目。这7年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考察他学术上的独立性。如果能提一个建议的话,就是中国的科研机制还不够健全。青年千人学者或青年科学家很容易被编进一个比较大的学术组,这样不能体现出他的品位和自主选择学术方向的能力。 二、吸引国际人才来中国 总体来讲,我们还是要吸引国际的人才来中国。以我个人的了解,这一点中国做得非常不够。可能在五六年以前,“千人计划”也是吸引了一些国外专家,据我所知,他们五六年以前到中国,现在基本上又全部离开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太了解,但是好像中国大学的包容性还是不够。 中国在国际化层面,在美国或欧洲国家缺少领导性的人才。在硅谷最近碰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很多跨国公司,像思科、微软、谷歌都请了印度籍CEO,请我们华人的不多。这一点在我们文化教育方面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现象。有一种解释说,中国本土的发展远远好于印度,真正有才学的人都回到中国了。我觉得这也不足以解释。 我的结论是,中国教育体制还是有欠缺。可能一开始中国的人才在理工方面容易体现出他们的才能,但是一旦到领导层,他们人文的背景和情怀不够,使他们不能更上一层楼。这可能是中国教育体制文理不通导致的问题。另外,中国现在走向全球化和国际化,我们需要把很多人才吸引到中国,但在国际舞台上也需要很多人才,尤其需要在美国、欧洲的政府和跨国公司里能做到高层的人才。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5月4日 -
【光明网】以更加开放友好人才政策延揽全球英才
王辉耀博士受邀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中国中心进行主题演讲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在世界各国普遍提升对国际人才吸引力的背景下,我国人才制度环境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我国人才政策有哪些革新和成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王辉耀日前受邀参加活动,就“中国最新的国际人才发展战略”发表演讲。他梳理了我国人才政策的历史沿革,阐述了外国人永久居留(中国“绿卡”)的新政策,并提出外国人永久居留的十项政策建议。 王辉耀指出,在全球移民大趋势下,中国亟待提高竞争力强的人才制度。截至2014年,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超过900万,华侨华人数量达到6000万人,但外籍人员在华仅有84.85万人,北京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仅有0.05%,在受调查的世界大都市中排名垫底。同时,中国已成为海外学生最大输出国,2016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而来华留学生比例却很低。王辉耀表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广纳世界英才给予了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人才政策方面手脚还要放开一些,要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等重要论断。 对于我国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条件和相关待遇方面的改革,王辉耀回顾了公安部自2015年7月起在北京、上海、福建和广东等地相继出台涉及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永久居留证签发等出入境政策措施及其成果,如2016年3月1日起实施的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主要满足对于外籍高层次人才、留学归国创业外籍华人、外籍青年学生和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四类人才的迫切需求,并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为进一步发挥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公安部决定在国家有关自贸区及全面创新改革示范区实施7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集聚创新创业人才。 在王辉耀看来,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他强调,大量国际高端人才对于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人口红利”、激发中国创新发展动力、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都是宝贵的资源。为此,更加需要敞开胸怀、抓住机遇、快马加鞭,实施更为开放、友好的人才利好政策,招揽全球英才,释放人才“红利”。(记者 张胜) 文章选自光明网,2017年5月2日
2017年5月4日 -
周华龙:“一带一路”合作呼唤多维度交流
理事简介周华龙,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东和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华龙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我主要想表达四点内容。 第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对话,“一带一路”的分区域合理布局,统一管理,避免中国企业内部竞争,互相残杀。在这个领域,有很多民营企业和央企互相竞争过于激烈,对于整个中国企业的竞争是不利的。 第二,按照“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水平,分层次梯度合作,优化节点。刚才有的嘉宾讲到,我们在关键技术、制造、销售、服务和品牌等不同领域分工合作。我们的企业在“一带一路”过程当中,要分析当地这个国家在 “微笑曲线”中所处的位置。中国已经脱离了“微笑曲线”的制造环节,而巴基斯坦,可能刚刚达到微笑曲线的制造分工。 第三,加强全球化的扶持力度,以政治影响和财政政策引导资本,重于疏,轻于堵。我们有时候往往是“一拥而上”,而不是通过优化资源配套来决定。所以我认为,应该加强全球化的扶持力度,以政策引导资本的流向。 第四,加强文化与宗教的作用,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巩固“一带一路”多维度的交流,而不是单纯依赖经济驱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进行多维的交流和引领。单一关系的交流和引领是不牢固的。通过慈善,通过文化,通过宗教,通过经济合作,一定会形成多维度的交流和引领。人民之间是这样,企业跟企业之间是这样,国家跟国家之间也是这样。所以,“一带一路”合作在于百花齐放,而不在于孤芳自赏。 对于我们做企业的来讲,最关心的是国家在“一带一路”里面给企业提供什么实实在在的平台支持和政策支持。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5月4日 -
【中评社】钱文华:最最重要的是还是民心工程
嘉宾简介钱文华,柬埔寨西港特区公司董事、红豆集团品牌文化部部长。 中评社北京4月27日电(记者 徐梦溪)“最最重要的是还是民心工程”,柬埔寨西港特区公司董事钱文华25日在出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一带一路研讨会上分享说。 柬埔寨西港特区是经商务部考核、允许走出去的20个园区之一,经过十年的建设,现在已经成被树立成标杆,成为众多出走海外的园区的学习对象。“确实十年来不容易,到了海外全部要靠自己”,钱文华感叹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么多,为什么要选择柬埔寨落地?钱文华用数据说话,表示十年前,柬埔寨工人的薪资是40美元一个月,现在是200美元一个月,相比于江苏无锡工人的4000元一个月,从用工成本上相差3000元钱,柬埔寨绝对具有优势。 除了用工成本。钱文华表示,中柬两国友谊源远流长,两国距离又很相近,社会相对稳定,能够保证安全投资。此外在人文方面,柬埔寨的人民朴实,他们多信奉信佛,不会因为两极分化私有制而仇富仇官。所以通过人文、社会、安全等方方面面的综合考虑,最后落地到了柬埔寨。 “中国的经验确实有和柬埔寨不一样的地方,到了柬埔寨全要靠自己干,打铁还要自身硬。”钱文华说,柬埔寨西港特区公司在当地有11.13平方公里,分三期开发,第一期是5平方公里,目前有160栋厂房,引进了102家企业,其中90多家企业已经在运营开工,解决就业人数1.6万人,并且大部分员工是本地柬埔寨人。“用他们西港省省长的话说,我们这个园区解决了当地老百姓的饭碗”。 钱文华坦言,虽然企业在商言商,但除了企业的股东要赢,员工也要赢。钱文华说,我们确实在那里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打造了民心工程。国内和柬埔寨不同,在国内制药一直坚持听党话,跟党走,赢绿灯。而柬埔寨是多党制,除了以洪森为首的人民党,但还有反对党在。“和执政党走的近,反对党就想把你搞下来,如果和反对党走得近,执政党肯定不愿意。” 于是柬埔寨西港特区公司在当地走了一条路民心,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因为不管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需要老百姓手中的选票,他们的选票真的是值钱、民主的、真正是算数的”,钱文华说。 柬埔寨西港特区公司还重视要履行社会责任。钱文华表示,刚建立园区时,会向当地的红十字会、学校、道路捐钱。后来,公司开设了免费的汉语课堂,现在当地已经形成了汉语热,课堂培训了2.3万人次,培养出了当地的人才,也有利于园区发展。 最后,钱文华强调,园区的成功还是要依靠中柬双方政府的支持。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12月23号万隆会议时曾握着洪森的手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要运营好西港园区。习近平主席去年访柬中,报纸上专门提到蓬勃发展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柬合作的务实样板。园区将以此为契机,打造园区的2.0版,进一步把民生工程扎根民间,渗透民心。文章选自中评社,2017年4月27日
2017年5月4日 -
王辉耀:如何更好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要“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顶层设计的利好下,我国社会智库发展迈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政策影响力不断扩大,国际知名度稳步提升。中国社会智库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吸引了国际智库研究者的眼球。在201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榜单中,7家社会智库榜上有名,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智库上榜数量最多的一次。 社会智库由于管理灵活、研究独立,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可以超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或地方利益,增加了政府决策的可选择性、科学性与民主性。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智库正在成为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智库发展面临的困境 在社会智库取得各项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社会智库发展中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还需宏观与微观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发挥社会智库的作用。 信息匮乏,获取成本较高。信息来源是中国社会智库持续发展中面临的一大难题。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开始实施,但是,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与信息资源大多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数据库中,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数据垄断”,社会智库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为保证拿出客观独立的研究成果,大多时候社会智库只能依托自己的团队、国内外的战略合作伙伴,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研究获取这些重要的研究数据。 建言渠道不畅,缺乏政策影响力。完善的决策咨询机制是智库能够发挥政策影响力的法律依据。比如美国法律规定,政府项目从论证开始,到投资、运作以及完成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有不同的咨询报告。而我国,目前尚没有明确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决策中的咨询程序,政府仍然主要依靠传统的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大部分社会智库都缺乏向党委政府建言的直接渠道,这就造成社会智库参与决策的渠道不畅,从而制约了社会智库的政策影响力。 资金匮乏,可持续性较差。一方面,中国尚未形成捐助智库的慈善捐赠文化。在美国,法律鼓励慈善捐款,并且对非营利组织实施免税优惠,所以,作为非营利组织的智库,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可以获取源源不断的经费,这也是美国形形色色的智库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而在我国,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基金会,大家关注的领域大多集中在救灾、助学等方面,对智库的捐赠可谓凤毛麟角。另一方面,相较于体制内智库的优势,社会智库获得政府项目的难度较高,政府咨询方面的财政拨款也大多流向体制内智库。社会智库多元化筹资机制尚不健全,是导致中国社会智库可持续性差,难以发展壮大的重要障碍。 人才匮乏,人员流动性较大。智力资本是智库的核心资本,智库需要的人才主要包括领军人才、高端智囊人才、独立研究型人才以及新型综合人才。一般来说,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智库都会有一定的核心人物在起主导作用。然而,相对于政府部门或大专院校的“铁饭碗”,多数社会智库往往无法为人才提供类似体制内的各种保障,其对高级人才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很难留住优秀的研究人员,造成人员流动性较大。CCG主任王辉耀介绍新著《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努力的方向 社会智库具有创新意识强、竞争意识浓、运营机制灵活等优势,深具市场基因,是建设中国思想市场、助推大国崛起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为更好发挥社会智库“辅弼国政”的重要作用,当前需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和加强。 建立公开、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在现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非涉密信息的公开力度,消除由于体制机制障碍以及部门利益掣肘造成的“信息孤岛”现象,健全社会化的政策信息网络,逐步建立公开、透明、可问责的信息使用机制,为社会智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提升信息保障。 完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打通政策影响力的“最后一公里”。各级政府对体制内外智库应一视同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为各类智库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打通社会智库研究成果抵达决策层的“最后一公里”。 完善公益捐赠制度,打造“自我造血”机制。研究制定针对社会智库多层次的支持办法,完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社会智库建设。对社会智库来说,短期可在明确智库定位并对捐赠者群体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套筹款战略。长远还需踏实做研究,打造智库的思想创新力,并在此基础上做好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为社会智库的“自我造血”机制打下坚实基础。 建立“旋转门”机制,打造人才聚集平台。尽快建立社会智库与政府之间常态化的旋转门机制。可通过定期留出政府职位,让社会智库专业人士挂职锻炼。同时,也可定期派出政府官员去社会智库任职、指导工作;允许有条件的社会智库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等办法,解决社会智库的高端人才难题。 社会智库恰似思想领域的一群鲶鱼,是搞活思想领域的关键力量,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现在如果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的发展,同样可以搞活中国的政策市场,促成可持续的国家繁荣。文章选自《学习时报》,2017年5月2日
2017年5月4日 -
俞敏洪:互联网+教育将是发展重点
俞敏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传统教育要与互联网融合,我们已看到互联网带来的教育变革。”近日举行的寻找中国创客第三季启动峰会上,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表示“互联网+教育”模式与人工智能产品将是今年的发展重点,“我做新东方的时候必须赚钱,必须发展,新东方任何一个板块都要和中国孩子的健康发展,以及中国教育的创新变革连在一起。” 新东方教育集团从传统课堂教育入手起家,但身处互联网数字时代正在完成“互联网+教育”模式转型。“新东方教育已经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相结合,我愿意每年投入十几亿在这些领域做研发,”俞敏洪称,“新东方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就像我们从来不会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样,但只要你活着你的生命就必须燃烧。” 接受科技智能创新,运用国内青年人乐于接受的互联网智能化方式开展授课教学,对新东方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传统教育必须“求变”。 “只要有任何的科技的新动向和新项目,我就愿意追逐。”俞敏洪认为,教育企业家要使用智能手机和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与年轻人保持同步,“你不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就意味着你已经放弃中国教育这个大市场中间最有消费欲望的至少是三分之一以上的群体。” 中国教育市场从传统教育出发,正在经历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际的洗礼与变革。俞敏洪在现场回顾了中国教育,他直言:“我觉得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在整整12年教育中间把中国孩子的好奇心全部磨掉了,中国教育里没有一个学科和任何一种教育方法能够鼓励孩子保持自己的好奇心和特长。” “推到中国教育,中国有大量的老师跟家长是一模一样的态度,当孩子给出的答案不是他们心中设想的标准答案时,他们只有一句话‘你错了’,还不许孩子争辩,这种做法极大挫伤了孩子们探索未知的好奇心。”俞敏洪进一步称。 据了解,新东方教育集团在2017年将向K12网络教育等互联网教育领域集中发力。作为新东方旗下的专业在线教育网站,新东方在线的课程形式以数字化的音视频内容为主,全面展开“互联网+教育”的创新教学模式。 与此同时,新东方教育集团将积极投入人工智能教育产品的研发设计工作。今年2月,新东方在线宣布与“印象笔记”合作,共同推出了百天学习计划效率手册Planner+,定制出可数字化学习的Planner+智能学习笔记。文章选自企业观察网,2017年4月6日
2017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