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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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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涌:“一带一路” 为基建投资带来最佳机遇
理事简介焦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焦涌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最大的特点,是跟比中国经济落后10到20年的经济体中的市场机遇有关的。他们的城镇化发展程度非常低,投资占GDP的比重不到30%,有的是20%左右。另一个机遇,是中国产能过剩的需要和利用外汇储备的需要。 什么样的企业最适合于这个阶段“一带一路”的发展呢?我认为基建投资是目前阶段“一带一路”非常好的机遇,因为中国的基建行业是可以做全产业链输出的行业。我们发展高速增长了30年,不仅给中国基建类的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储备了非常强劲的实力。目前中国基建行业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超过了1260亿,占全球“走出去”企业投资的51%以上,超过一半。我们去年的海外地产类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8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对外的地产类投资。这说明什么?说明基建行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优势非常明显。 当然我们也面临几个挑战,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四大文明和三个世界宗教的发源地。这些国家的宗教多元化,造成这些国家政治稳定、法律体系和商业信用体系的缺失,这是我们走出去面临的很大的问题。我们要有柔性心态,要用善心拉动本地,用我们的文化输出去构建我们的优势,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我特别认同互联网先行的观点,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就是所有的企业都会是互联网企业。所以“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打破传统思维,构建互联网的思考方式和思考模式走出去。 “一带一路”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要做好这个体系和架构的整体设计。去年的1200多万“一带一路”基建投资,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也就是2016年比2015年少了18%左右。这是因为我们外汇换汇的管制,包括跨国PE(私募基金)都受到了影响。很多项目的回款周期,往往延续到项目结束后一定的时间,此外还需考虑地缘政治。希望我们的“一带一路”能够第一时间提供信息,从而对于我们企业走出去有所借鉴,有所参考。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24日 -
【南方日报】王辉耀:一带一路可以建立国际合作共同体
如果说,“一带一路”是针对“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区域经贸碎片化所开的“中国药方”,那么,今年5月份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会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哪些新的路线图?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能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提供哪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面临哪些挑战?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阐述了他的见解。“一带一路”应成为沿线各国共同行动 南方日报: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参与到全球化并从中受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面临大环境下新的机遇和挑战。今天,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对中国存在巨大的期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抬头,你怎么看当前的国际经济? 王辉耀:首先,全球化终结是伪命题。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确实遇到很多麻烦,但只是表现为全球的贸易增长低于GDP的增长,而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全球化进程刚刚开始,并无终结的迹象。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全球化,中国的产能、资本、技术都需要“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扮演什么角色最终取决于国内发展,中国做好可持续发展就是全球化最大的动力。 最大的全球化是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是中国和世界的企业。如何进一步完善全球化,使之不仅对中国有利,也能使各国受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南方日报:中国企业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冲击与迎接新全球化机遇? 王辉耀:“一带一路”中,我国制定了国际产能合作的12个领域。这12个领域都是优势领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中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中国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中企在练好“内功”之前,更多的应是参与。这也是所有期待国际化的企业家都面临的问题。 南方日报:你谈到中企在练好“内功”之前,更多的应是参与,能否展开谈一下? 王辉耀:前不久,我在伦敦与英国学者进行交流,他们谈到,英国过去300年是引领全球化的,“一带一路”沿线70多个国家有一半曾是英属殖民地,如何吸引伦敦金融城以及更多的跨国公司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开发建设中来?“一带一路”用什么法律体系?事实上,其他相关国家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一带一路”要去解决的问题,从国家合作到企业参与都有涉及。 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的,但是一定要变成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方案。所以下一步大家要共同参与,往这个方面努力。具体怎么努力?不仅仅是中国和沿线的国家要对接,此外还要推动沿线国家之间互相开放。同时我们还要把发达国家请进来、参与进来,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不能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结合体,一定要把发达国家带进来。同时我们还要把“一带一路”相关的理念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一些区域性的联盟组织对接起来,把我们“一带一路”的理念变成这些国际组织的一些相关议程。提高我国企业国际标准化参与度 南方日报: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在发展中写规则。在你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参与标准制定方面是否显得薄弱? 王辉耀: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也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水平低;企业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企业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工会沟通能力有待加强;企业品牌国际化战略受阻;以及应对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能力不足。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了1456.7亿美元,是2005年的13倍多。 标准化对于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促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双、多边务实合作,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能否掌握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已成为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指标。 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虽已取得长足发展,却与美、德、英、法、日本等国家存在差距。我国GDP总量2015年居世界第二,国际标准化参与度却名列第六,与GDP总量居世界第四、国际标准化参与度位列第一的德国形成鲜明反差。 南方日报: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水平低,会影响我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与发展吗? 王辉耀:对国外规范和标准不熟悉,对外投资项目实施和投标报价便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再者,全球并没有硬性要求采用某一种标准,多使用才能成为“国际标准”,我国的一些装备制造技术十分先进,若不研究制定我国的标准并使之“走出去”,便会在海外投资中处于被动局面。用品牌形象推广中国形象 南方日报:对于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化建设,你有什么建言? 王辉耀:继续制定并修订既有标准,同时扩大行业间技术交流,建立产业联盟标准。立足市场和客户需求,制定并修订产品标准,建立有效的标准体系。同时,把标准化向纵深推进,运用多种标准化形式支持产品开发。此外,企业间通过技术交流建立产业标准联盟,实现企业间的技术共享,实现效率化的合作共赢。由此推动行业技术发展,引领行业标准制定步伐。 制定实施标准的应用示范,进一步加强对标准推广应用模式的研究。加快在海外建设产品标准示范基地或示范工程,以“体验式”营销模式为主导,展示产品标准化成果。 南方日报:中国企业“走出去”或者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建设,在品牌建设这块是否有改善空间? 王辉耀:有案例显示,部分中国企业在品牌定位上缺乏特定文化定义,缺乏来自于消费者体验层面的支持,最终导致品牌价值流于空泛。因内涵差异化不强,我国部分品牌在国外市场的形象定位模糊,导致消费者对产品印象不深。 南方日报:对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你还有什么建议? 王辉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在加强品牌建设方面,建议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和品牌发展机构建设,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平台。在完善立法的同时,推动有条件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建立品牌推广中心。通过建立专门的国家品牌管理机构,形成品牌行业联盟,扩大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流对话。 打造优质品牌,用品牌形象推广中国形象。以华为为例,它的国际化、品牌化之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推广。国家领导人出访随行的企业家代表团,常常有华为的身影。这种方式帮助华为在海外市场获得了成功,对开拓当地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7年4月21日
2017年4月24日 -
王辉耀:一带一路可以建立国际合作共同体
如果说,“一带一路”是针对“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区域经贸碎片化所开的“中国药方”,那么,今年5月份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会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哪些新的路线图?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能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提供哪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中国企业“走出去”还面临哪些挑战?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阐述了他的见解。“一带一路”应成为沿线各国共同行动 南方日报: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参与到全球化并从中受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面临大环境下新的机遇和挑战。今天,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对中国存在巨大的期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抬头,你怎么看当前的国际经济? 王辉耀:首先,全球化终结是伪命题。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确实遇到很多麻烦,但只是表现为全球的贸易增长低于GDP的增长,而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全球化进程刚刚开始,并无终结的迹象。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全球化,中国的产能、资本、技术都需要“走出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扮演什么角色最终取决于国内发展,中国做好可持续发展就是全球化最大的动力。 最大的全球化是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是中国和世界的企业。如何进一步完善全球化,使之不仅对中国有利,也能使各国受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南方日报:中国企业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冲击与迎接新全球化机遇? 王辉耀:“一带一路”中,我国制定了国际产能合作的12个领域。这12个领域都是优势领域。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制造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中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中国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中企在练好“内功”之前,更多的应是参与。这也是所有期待国际化的企业家都面临的问题。 南方日报:你谈到中企在练好“内功”之前,更多的应是参与,能否展开谈一下? 王辉耀:前不久,我在伦敦与英国学者进行交流,他们谈到,英国过去300年是引领全球化的,“一带一路”沿线70多个国家有一半曾是英属殖民地,如何吸引伦敦金融城以及更多的跨国公司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开发建设中来?“一带一路”用什么法律体系?事实上,其他相关国家所关注的这些问题,恰恰是中国“一带一路”要去解决的问题,从国家合作到企业参与都有涉及。 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的,但是一定要变成各国的共同行动和共同方案。所以下一步大家要共同参与,往这个方面努力。具体怎么努力?不仅仅是中国和沿线的国家要对接,此外还要推动沿线国家之间互相开放。同时我们还要把发达国家请进来、参与进来,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不能变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结合体,一定要把发达国家带进来。同时我们还要把“一带一路”相关的理念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一些区域性的联盟组织对接起来,把我们“一带一路”的理念变成这些国际组织的一些相关议程。提高我国企业国际标准化参与度 南方日报: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是以发展为导向的,在发展中写规则。在你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参与标准制定方面是否显得薄弱? 王辉耀: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也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水平低;企业人才国际化水平不高;企业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工会沟通能力有待加强;企业品牌国际化战略受阻;以及应对法律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能力不足。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持续增长,2015年达到了1456.7亿美元,是2005年的13倍多。 标准化对于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促进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双、多边务实合作,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能否掌握国际标准的制定权,已成为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指标。 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虽已取得长足发展,却与美、德、英、法、日本等国家存在差距。我国GDP总量2015年居世界第二,国际标准化参与度却名列第六,与GDP总量居世界第四、国际标准化参与度位列第一的德国形成鲜明反差。 南方日报: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水平低,会影响我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与发展吗? 王辉耀:对国外规范和标准不熟悉,对外投资项目实施和投标报价便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再者,全球并没有硬性要求采用某一种标准,多使用才能成为“国际标准”,我国的一些装备制造技术十分先进,若不研究制定我国的标准并使之“走出去”,便会在海外投资中处于被动局面。用品牌形象推广中国形象 南方日报:对于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标准化建设,你有什么建言? 王辉耀:继续制定并修订既有标准,同时扩大行业间技术交流,建立产业联盟标准。立足市场和客户需求,制定并修订产品标准,建立有效的标准体系。同时,把标准化向纵深推进,运用多种标准化形式支持产品开发。此外,企业间通过技术交流建立产业标准联盟,实现企业间的技术共享,实现效率化的合作共赢。由此推动行业技术发展,引领行业标准制定步伐。 制定实施标准的应用示范,进一步加强对标准推广应用模式的研究。加快在海外建设产品标准示范基地或示范工程,以“体验式”营销模式为主导,展示产品标准化成果。 南方日报:中国企业“走出去”或者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建设,在品牌建设这块是否有改善空间? 王辉耀:有案例显示,部分中国企业在品牌定位上缺乏特定文化定义,缺乏来自于消费者体验层面的支持,最终导致品牌价值流于空泛。因内涵差异化不强,我国部分品牌在国外市场的形象定位模糊,导致消费者对产品印象不深。 南方日报:对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你还有什么建议? 王辉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在加强品牌建设方面,建议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和品牌发展机构建设,为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平台。在完善立法的同时,推动有条件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建立品牌推广中心。通过建立专门的国家品牌管理机构,形成品牌行业联盟,扩大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流对话。 打造优质品牌,用品牌形象推广中国形象。以华为为例,它的国际化、品牌化之路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推广。国家领导人出访随行的企业家代表团,常常有华为的身影。这种方式帮助华为在海外市场获得了成功,对开拓当地市场起到了推动作用。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7年4月21日
2017年4月24日 -
张亚勤亮相斯坦福:这是海外人才回国发展的最好时代
理事简介张亚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百度公司总裁。 “我喜欢这里,我喜欢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年轻人。百度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我希望你们成为百度的一员,共同开启互联网下一幕。”美国当地时间4月17日,百度总裁张亚勤走进世界知名学府斯坦福大学,作为百度2017海外校招宣讲会嘉宾,其一句“互联网下一幕是人工智能(AI)”指明了未来互联网行业的趋势和百度当下的发展方向。同时,张亚勤通过对互联网行业的分析、海外毕业生如何进行职业选择、以及百度对国际化人才的接纳与培养等话题的深刻论述,直接指出“这是海外人才回国发展的最好时代”。 “想想五年或十年后的自己”张亚勤谈青年抉择 虽然就读于世界一流学府,现场的同学们还是流露出了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迷茫,面对年轻人的疑惑,张亚勤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类似的经历:“我和大家的过程很像,同样先在国内读书,而后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几年后又回国发展的。”他建议应届毕业生在做出职业选择时务必考虑三个因素:“第一,了解产业和技术的宏观大趋势。二十一世纪有两大趋势,一方面是IT行业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在经济、技术、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崛起。第二,是寻找你的强项和兴趣,在进行初期职业选择时应考虑自身特点;第三,是要了解你的‘主场’何在。我当时决定回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是我的根,是我的家。而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你做事情是否顺利,也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张亚勤认为年轻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有改变世界的雄心,他建议大家“当你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想想五到十年之后,是不是会对你产生真正的影响。” 对此,现场的留学生们表示认同,但也表示出了对归国时机的困惑:究竟是先在国际平台上锻炼自己还是在毕业后直接回国发展。张亚勤回答道,“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我当时毕业之后工作没多久就想回国,可并没有合适的机会。但现在不同了,中国有很多国际化的企业,他们的发展与行业的格局都在飞速的发展变化,保持学习的态度,在最恰当的时机,做出最合适的选择会让你迈出正确的一步。” 而百度正是一个飞速发展与不断学习的企业,身在知识更新与技术迭代速度都极快的IT行业,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要时刻保持学习的热情,秉承“学无止境”的态度工作和发展。张亚勤告诉大家“Machine is learning,and you must keep learning”(机器在学习,你也不能停止学习)。海外留学生去留两难,“下一幕”的百度创造技术精英归国最好契机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后推行了一系列促进美国公民就业以及针对留学生签证的政策,无疑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职业发展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外媒也在采访中询问了张亚勤对此的看法,张亚勤强调了“人才无国界”的观点,表示“百度欢迎任何国籍和文化背景的同学,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人才,欢迎大家来到中国来百度工作或加入百度美研(百度美国研发中心)。” 相比海外并不明朗的就业环境,国内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为留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以往的IT领域,中国似乎是美国的追随者。但如今,互联网技术、用户体验、商业模式在中国都拥有自己的优势与特点。张亚勤在与往届百度奖学金获奖代表交流环节中提到了中国的巨大机遇,互联网的下一幕是人工智能,中国正凭借着以庞大互联网用户为基础的数据生态、先进的科研实力、国内传统行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迫切需求以及相关政策有力的扶持走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前端。 百度的数据资源以及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提前布局使得自身在互联网发展的下一幕具备了先天优势,比起创业公司或小企业更适合有志于投身该领域的年轻人。同时,百度浓厚的工程师文化也使技术人才在公司的自由发展有了保障,百度是一个以技术为核心的企业。因此不论技术实力还是企业文化,百度都非常适合优秀技术人才加入。回国要看时机,这是海外人才的最好时代 在回答外媒记者提问时,张亚勤强调了丰富的人才构成对百度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希望百度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不仅有国际化的市场和产品,更要有多元化的人才。”当记者将时下的中美科技发展进行比较时,张亚勤并不认同二者处于科技竞赛的观点,他认为“现在是一个双赢的状态。在PC时代,美国引领了技术的发展,而移动互联网发展阶段,中国在技术上不断地赶超,接下来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中,中国将成为技术的领导者之一,与世界共同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 在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张亚勤回忆到,中国以前闻名世界的只有“青岛啤酒和北京烤鸭”,仿佛中国企业或品牌必须依靠这些知名的餐饮、美食才能走向国际舞台。但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中国在相关人才储备及科研实力上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在今年两会上,人工智能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得以建立,百度被指定牵头国家实验室推进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发展。国内的发展机遇是巨大的,海外留学生归国的最好时机已经来临,张亚勤提醒大家珍惜眼前的机会,在百度做同样的事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发挥自己的创意与想法,同时你也将影响更多人。 在斯坦福大学宣讲会的最后,张亚勤向大家介绍了百度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百度秉承着“招最好的人,给最大的空间,看最后的结果,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人才观,以线上培训平台、线下技能课堂、各类编程竞赛相结合的形式为年轻的员工们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让他们接触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以愿景和使命驱动他们,使之成长为真正优秀的人才。 在日益明朗的互联网发展大趋势下,张亚勤告诉海外学子他们迎来了归国的最好时机,而随着百度这样具有全球化视野的企业海外人才招聘渠道的逐步开通,让海外学子也得以在最好的时代中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文章选自中国网,2017年4月19日
2017年4月20日 -
张信刚:检视区域研究 寄望丝路探索
专家简介张信刚,CCG学术委员会专家,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及讲座教授。 一、检视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始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可以被视为东方学的近代改良版。美国在19世纪除了奉行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把拉丁美洲视作后院,并没有积极参与海外殖民地的争夺。所以美国学界虽然很熟悉欧洲和美洲,却没有东方学的传统。从西柏林被苏联封锁和朝鲜战争开始,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双方都想了解对方,也都想争取新近独立和即将独立的亚非洲国家进入自己的阵营。 这时美国精英阶层体认到,美国政府和商界亟需大批通晓世界各国语言与文化的人才。1951年,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二十几间有实力的大学齐集会议,建议这些大学成立以不同区域为对象的跨学科的新专业,如东欧研究、中东研究、东亚研究等。这个建议与美国大学传统上以学科分类的架构不符合;美国大学一般以学科分院系,每个系的重心放在一种或两种专业知识上,比如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和考古学、经济学等。过去美国学者对于东方的研究是在专业下进行,因此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一般是在政治系里,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则属于经济系。 一些学者起初抗拒把不同专业混杂起来培养学生的方式,认为这会让学生专业素养不足。但是福特基金会认为美国需要许多对各地区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有一般性认识的人,所以拿出巨额款项在这些大学设置了区域研究奖学金,吸引学生进入区域研究;不久美国政府也通过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拨专款资助学生学习某一种语言或是某一国的历史文化。当时有学者无奈地也调侃地归纳出一条法则:The Golden Rule of Science is he who has the gold makes the rule!(科学的黄金法则是谁有黄金谁就定法则!) 1965年以后,欧洲人开始的东方学在北美洲兑变为区域研究;要培养的是对某一个地区(或国家)有一般性认知的人。钱能说话(Money talks!),到了1975年,北美洲的一流大学几乎都建立了若干区域研究的专业。 在1965-75这段时间里我与北美洲三间大学的区域研究有过交集;之后二十多年里我在法、加、美四个大学接触到不少区域研究的学者。胡佛总统 我修读硕士和博士的斯坦福大学和西北大学是早期建立区域研究中心的大学。斯坦福大学位于太平洋东岸,因为第一届毕业生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曾在中国开滦煤矿任工程师,所以很早就重视对东亚的研究。我时常去资料丰富的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e)看中文书,包括当时美国邮局不递送的《人民画报》;我的美国室友因为与我结识而对中国发生兴趣,选修了中文课程,后来在台湾和珠江三角洲做过不少田野调查,成为研究中国民间宗教的权威学者。西北大学有一个很强的非洲研究中心,和苏丹有交换学生的协议,所以不少苏丹的精英在西北大学受教育。早我一年得到工程博士的一位苏丹同学回国没有多久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1969-76年,我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认识一位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他学过两三年中文,能说简单汉语。有一次他提到一位陈先生,我问这人中文名字怎么写,他书写时把“陈”字写错了——“东”字在左边,“耳朵”在右边。看到这位“中国通”写错的“陈”字,我意识到汉字的确很难:“郑”和“郭”这两个姓氏的耳朵都在右边,为什么“陈”字的要在左边?何况,“够”也可写作“夠”,两边可以互换! 1976年我转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医学院任教,大学里有一个伊斯兰研究院(Institute of Islamic Studies)。1981-82年我在巴黎大学任客座教授,这段时间我对伊斯兰文化开始产生兴趣。回到麦吉尔才知道这个享有盛誉的研究院始于1952年,受到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应该是从东方学向区域研究转型时期的产物。 1984年到1990年我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任教授及系主任;有三年时间被选入全校的长期聘任与升等委员会(University Tenure and Promotions Committee),参加过区域研究教员升级的评审,因此也涉及区域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标准。 当时在美国学术界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主流认为区域研究名为跨学科,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没有一样真通,这样的人日后如果担任教员不太可能做出有意义的学术创新。我很能理解这种批评,因为我的专业生物医学工程素来就是注重跨专业的学科。1988年我就任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长时,强调我们必须或者是兼通生物医学的工程专家(如仪器设备),或者是兼通工程的生物医学专家(如心血管病专家);作为大学教员,我们的论文必须要能刊登在工程专业或是生物医学专业的学刊上,否则我们只能站在两个学科的外面朝里看,不能成为跨学科的桥梁。因此,我在委员会甄审升级个案时的立场是,要获得长期聘任(tenure)的从事区域研究的教员必须在某一个传统学科里又有优良表现,而不能是“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样样通,样样松)。 第二种意见认为,各个区域研究作为新兴学科时间不长,还不能清楚订出“某区域研究”的学术标准。但是,学术界总归会对这个当初由外界力量带进校园的新事物赋予足够的知识内涵;过于实用而缺少学术内涵的课题应该由政府机构、专业智库或是大型企业做。在达到这步之前,甄审不应该过于严苛,以免把可能成为优秀学者的人过早淘汰出局。《历史的终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9月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力推广经济全球化和近代西欧发展出来的议会民主制度,弥漫着天下一统的乐观期盼,如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之终结》所预测的那样。但在911之后也有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论调,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里所指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较量 。正在此时,我应聘担任有三百年历史的匹兹堡大学的工学院院长兼医学院教授,受命以生物医学工程协助振兴这个美国的“钢铁之都”和老工业基地。当时匹兹堡大学的两大强项是医学和区域研究。恰巧,我和这两个领域都有渊源。中国上古史专家许倬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在匹兹堡时常往来的是两位历史学家:中国上古史专家许倬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和通晓汉文和满文的清史专家罗友枝(Evelyn Rawski) 教授(夏威夷出生的第四代日裔美国人)。罗友枝教授的夫婿是经济学教授Thomas Rawski 。我与他们二位在1995-96年间有过几次聚谈。有一次在他们家里吃过烤肉后,罗友枝教授向我透露了她不久将震撼东亚史学界的“新清史”观点:满清王室者并没有同化于汉文化,而是以不同的身份和方法统治多民族多文化的满清帝国;汉族为主的中国仅只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学术观点,我直觉上不赞成,但自己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无法反驳她的说法,而她却告诉我她曾经大量阅读清廷军机处的满文档案和宫内活动的记录。这说明,一个学者要对中国历史做出新的论述,必须要有相当的功力与准备。我回答了她关于蒙古、新疆和西藏不属于中国的说法。我的理据是:八国联军之后,清政府被迫承诺四万万两白银,其根据是当时包括新疆、蒙古、西藏在内的中国共有四万万人口,这笔巨大赔款由包括新疆、蒙古和西藏在内的各地分担;这是历史事实。辛亥革命后,列强要求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大清帝国签订的全部国际条约(包括赔款与租界)。既然中华民国要承担大清帝国的全部条约义务,为什么不能继承清帝国的全部领土呢?这个事例说明,区域研究者需要专精(比如要能阅读满文资料),也不能不从多个角度看问题(比如要知晓外交史和国际法)。罗友枝教授 第四代日裔美国人 我和罗友枝教授辩论“新清史”观点时,一场更大的辩论正在北美洲进行。那就是区域研究是否应该继续发展?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美国的区域研究已经人才辈出。但是一部分学者在冷战结束后逐渐把精力转移到世界性的问题上,认为具有全球性质的现代化和民主化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和难民问题都超越了区域研究的范围。今天,在美国的大学里,区域研究已经不如30年前那么受到重视了。但我认为,只要区域特征能够影响未来发展,区域研究就不会失去意义。问题只在于,区域研究的方法是否够严谨,成果是否具有持久价值? 二、寄望丝路探索 “一带一路” 倡议反映了当前世界的新格局,表达了中国对国际关系的设想。它着眼于英国学者麦金德所称的“地球岛”——亚、欧、非三洲,建议为促进亚洲各地区间,亚欧之间以及亚非之间的联系而强化陆上及海上的交通;为进一步发展各地经济而兴建各种基础设施,更主张各国依平等原则,共商共建共享。为此,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将对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同样提供资助。从发展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一带一路“ 倡议或可被视为“三个世界”理论的修订版和实质化。 四十年前,中国国民中到过外国者少之又少。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2016年出境的中国国民已达1.2亿人次,常住外国者也有数百万。但是如果盘点一下中国目前熟悉丝绸之路地区的人才和他们的知识总量,情况并不能令人满意。 丝路(Seidenstrassen;亦称“丝绸之路”)这个名词是德国地理学家菲迪南. 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于1877年首先提出来的。他受德国政府的委托,建议一条连接德国和中国的铁道路线;为此他实地考察了中亚、东亚和东南亚,选择了一条贯穿欧亚大陆的路线,就是他心目中的古代丝路。 一百四十年后,连接中国和德国的现代铁路已经成为现实。这只是促进丝路各国互助合作,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初步成绩。要真正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还需要更多资金和技术,国际支持,特别是通晓丝路情况的人才。 对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大批对丝绸之路各地区各国家的地理、历史、语言、社会、政治、经济等有一般认识,又具有某方面专长的人才。这样的水平一般可以在本科毕业时达到;其关键是课程的设计和教学质量的保证。其次,需要数量颇大的,能在特定领域研究某个区域或国家的人才。这应该需要完成硕士学位;通过访问、实习或在地任职,他们应该具有与某一地区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顺畅交往,共同工作的能力。最难培养的是将来能在政府、智库、工商企业和高等院校工作的有专精知识,能提出新问题,做出新学问的人才。这些人应该需要攻读博士学位,最好再经过一段博士后训练。 作为丝绸的故乡,丝路的起点和“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中国需要用知识和善意赢得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中国的高等院校在这方面确实责无旁贷。 目前中国高等院校关于西亚和非洲的人文课程主要是传授18-20世纪欧美学者所积累的知识。但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和历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外语教研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学界应该与本地学者合作,在丝路各国展开考古与历史的深度研究。 亚洲和非洲比欧洲的文明史要久远,亚、非洲各地一定拥有大量未曾发现的考古资源和历史资料。今后在丝路国家修建基础设施和进行地下勘查时,一定会有考古遗址出现;中国学者应该积极参与考察和保护这类文化遗产。此外,丝路沿线各地区和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间组织等也都有待进一步厘清。 在社会科学领域,本来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适合各国情况的普遍发展模式。任何地区的发展与现代化都会受到地理、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若要认真地探索丝绸之路,就应该由“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启发,开辟新课题和做出新论述。这不单是做学问,也是赢得丝路各国知识精英的尊重和信任的不二法门。 “一带一路”线路图 我认为,摆在中国知识界面前最大的挑战是通过对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地区深入的观察与分析,参照发达国家与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建构一套“发展中国家应以合作互补来促进彼此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阐述在当今科技水平和国际新形势下的发展新途径。 无论是在人文还是社会科学方面,中国的高等院校都需要加强合作。但可能更急切的是校内不同院系之间的合作。目前各大学校内的组织架构和资源分配方式往往使不同的院系或是恶性竞争,或是不相往来。希望今后“一带一路”研究不会这样。丝路探索所需要的方法论和组织形式与各大学的传统科系架构一定会有差异。根据我在不同国家不同大学的观察,建立有学生名额指标并有相应预算的跨学科的丝路探索单位(中心,所,院)是一个合乎实际的选择。 有关部门可以参考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验:投入可以有效使用的新资源是激励大学重整架构、促使大学老师调整心态的有效诱因。因此教育部及其他官方机构,以及准备在国外拓展业务的大型企业,都应该协助中国各高等院校完成培养人才和创造知识的双重使命。 虽然大学需要财力资助,有一点至关重要:高等院校的基本职能是培养人才和创造知识,不是担任政府或者企业的智库。不容否认,一如当初美国的区域研究,今天进行丝路探索确实具有现实性和功利性。但是丝路探索必须以治学的严谨方式为之;在进行与政策或时事有关的课题研究时,必须通过对数据的悉心搜集和科学分析得出客观结论。希望从事“一带一路”探索的学者们能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上把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结合;切忌只对官方政策表态支持,甚至把研究报告视为写“策对”、上“奏折”。否则,这些学者就枉费了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错失了为中国,为丝路各国人民做贡献的机会。文章选自腾讯新闻,2017年4月18日
2017年4月20日 -
汪潮涌:全球化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理事简介汪潮涌,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大家好,我讲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全球化的观察,二是对全球化带来机遇的分析。 全球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 最近关于逆全球化的话题有点言过其实,可能是特朗普竞选的烟雾弹,虚放一枪。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的全球化并没有真正发生逆转,所以我觉得对逆全球化这个定义是言过其实。 目前全球化有三个特点。 一是全球化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市场、产品、产能、资源、科技、资本、人才这七个纬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目前的趋势愈演愈烈、不可逆转。 二是全球化的角色在发生变化。过去的全球化是欧美主导的单边的,今天的全球化是欧美、中国多方主导的。从单边到多边,从单向到双向,这是全球化新的特点。 三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我们绝对不要把它定位成是中国的战略,它是一个新的全球化的全球分工协作的大战略,所以欧美也必须要参与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里面来。“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亚、东南亚、非洲这些欠发达国家未来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机遇,美国、欧洲同样可以从中受益。例如随着大量的机场建设,空客、波音飞机会卖得越来越多,GE的发动机也会卖得越来越多。所以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对中国的经济有战略性的意义,对全球其他国家同样有价值。 全球化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全球化为中国企业带来五个方面的机遇:科技与模式创新方面的机遇、市场与产业转型方面的机遇、消费与服务升级方面的机遇、资源与资产重组方面的机遇、资本与人才价值提升的机遇。 从我们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些年来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化的领域里面已经开始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市场的引导者、价值的创造者。以华为、中兴、腾讯、阿里巴巴等为例,这些新兴的科技创新企业已经在全球化里面代表中国的企业输出产品、输出科技、创新甚至商业模式。例如腾讯的微信,中国本土以外的用户已经超过3个亿,微信里面的很多内容、应用,不仅仅是基于中国用户的红利和本地化应用的场景,在技术上、在使用的方便性和效率等方面也超过硅谷同类的企业。我们的智能手机也有优势,像之前小米在印度与印度总理共同发布和展示,这也是代表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新角色。 全球化没有逆转。全球化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以中国作为主导者之一的姿态出现,也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是我的观点。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20日 -
【Global Times】Mor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lured by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85% of returning students hired within 6 monthsChina’s economic might is attracting more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home, with over 2.6 million having already returned and their numbers still growing, government data shows. The total of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who have returned to China is increasing years after year, with more than 432,000 students returning in 2016, the highes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when only 248 returned, Yang Tao, the deputy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MOHRSS) said Tuesday.More than 660,000 Chinese oversea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return to China in 2017,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overseas recruitment company Lockin China in March.Many are compelled to return because of limited foreign job opportunities, and because their families want to keep their children close to them.Gao Xiaojing, 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ccounting major graduate, told the Global Times, "My family urged me to return to China after my studies. I tried to find a job in Australia, but I’m not a permanent resident (PR).""The jobs I am interested in require a PR, which takes up to a year to get. I could not afford to wait that long, so I decided to return to China first," Gao said.Optimism in th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and anti-immigration sentiment in some foreign nations are two other reasons why many choose to return, according to Lockin China.Promising job marketReturning Chinese usually expect a higher salary and better work conditions, and many get hired in China, Miao Lü,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told the Global Times. About 85 percent of Chinese students educated abroad found a job within half a year in 2016, Miao said. However, their overseas education might not conform to domestic labor demands, Li Changan,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told the Global Times.They also face strict residence (hukou) requirements in some cities, Li noted. A total of 15000 people with an oversea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ere accepted as Beijing residents in 2015,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MOE) in March.More competition is expected from international talent in the future, many of whom are also eager to work in China, Miao said.A separate report released by the MOE in 2014 said Chinese students with at least a graduate degree receive an average monthly salary of between 5,000 yuan ($726) and 10,000 yuan when they return.Encouraging start-upsThe finance and education sectors are two of the most popular options areas for returning Chinese students, according to a 2016 MOE annual report on returning Chinese, released in March.It said one-third of them look forward to entering foreign-funded companies and 20 percent at State-owned companies, with only 3.2 percent preferring to be entrepreneurs.China has been implementing more favorable policies to encourage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and more are expected to do so in the near future, Li said.Programs for "elite talent," the "Made in China 2025" strategy and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will be used to attract more returning Chinese students in 2017, Yang said. (By Liu Caiyu)From Global Times, April 2017
201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