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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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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int】How can Chinese overseas companies deal with Trump policies?
[VIDEO WATCHING]When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meet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n Florida, the imbalance trade between two countries was high on their agenda. How much will Trump propose 1 trillion dollars infrastructure plan for the next decade? How this economic relationship? How can Chinese overseas companies deal with Trump policies? The Point Studio inviting D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to share his opin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US’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Wang Huiyao said ,CRRC going into US market is a good example for Chinese companies working on th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the US. Trump’s 1 trillion dollars plan will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in this field, and CCG had recently released a report on above issue, titled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New Opportunities for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re are 7 Reasons for optimism in US-China cooperation ove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1. Chinese investment in US infrastructure will come to Trump’s aid in helping his administration boost the economy. 2. Increase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inthe US will provid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contractors. 3.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will prompt Chinese rail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to pursue a more effective “going global” strategy. 4. Trump’s infrastructure plan will further motivate Chinese heavy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nglomerates to expand into US markets. 5. Cutting-edge US mass transport experiments, such as Hyperloop, will have more Chinese high-tech companies as partners. 6.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aligns with an ongoing trend for larg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take an interest in US infrastructure from an asset management perspective. 7. There is large room for grow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in the US. Dr. Wang believes that China can share experiences with US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welcomes the US to join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From CNTN, April, 2017
2017年4月18日 -
薛澜:中国全球化人才战略面临转折点
专家简介薛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讨论。对于人才方面,CCG多年都在研究,在座的很多专家也都非常了解CCG在人才方面做出的贡献。每年我们都讨论这个话题,今天我想跳出原来的思路,从全球人才战略这个角度考虑,讲三个观点: 第一,人才战略首先要从教育开始。 我们今天上午一直在讨论全球化,我想人的观念非常重要。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全球观是什么?正好前两天我参加OECD的一个会议,当时一个官员就说,在日内瓦听习主席讲话之后,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评论家跟OECD的官员讲,如果你闭上眼睛听讲话,你会以为这可能是奥巴马或者是其他领导人在讲,跟原来大家对中国的印象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现在把习主席讲话的这些内容跟我们目前在国内的教育,或者我们所宣传的东西对比,中间其实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们怎么把现在开始形成的全球观变成全社会的共识,或者变成一定主流的共识。我觉得我们还未见得形成这样的共识。大家看特朗普想逆全球化趋势而动,实际上美国全社会的共识是美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很深,全社会用各种方式在制约着它,让它不能向后退。其实中国全球化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我想国家领导和各方面已经有了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决心,但是我们社会在全球化的共识方面有没有形成?所以我觉得可能要从教育开始,让社会形成一个主流的共识,这方面我们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第二,中国全球化的人才战略是不是也到了一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跟中国经济一样。大家现在讲中国经济要从GDP转向GNP。大家也讲日本经济前些年的转变,当时青木先生给我们做过一个分析,虽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了很多,但实际上日本前些年在海外打造了相当于一个日本的GDP。中国现在面临着经济发展,企业走出去的局面,我们可能也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原来我们的人才GDP的观念是想把人拼命吸引到国内来;现在我们可能有时候还要吸引我们的人到国外去,到中国的企业,或者国际组织,或者所有可能跟中国发展相关的一些机构或者是企业去工作。所以我想,这个转变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第三,全球化其实是去除国界和各种界限的过程。 我觉得我们在促进人才发展方面到了一个新阶段。原来我们人才稀缺,所以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计划吸引一些人回来,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相当于创造了小的圈子或者是界限。但是现在也许到了一个转折点。我觉得可能现在好的计划还可以继续进行,但是更关键的是要创造更好的环境,打破界限,真正让它形成一个比较无形的,来去自由,各方面都很便利的环境,这样,人才才能真正发挥他的作用。我想这一点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谢谢。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18日 -
茅忠群:中国企业家应体现中国担当
理事简介茅忠群,CCG资深副主席,方太集团董事长。茅忠群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中华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和途径 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但当前人类仍然面临着三大问题:贫穷、战乱和文明冲突。1972年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道:“人类必将因过度的自私与贪婪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他还认为:“解决人类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惟有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当代最富盛名的科学家霍金预言:“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的巨大包袱,如果人类不检点自身,将有可能活不过这个千年。”他最新的预言是:人类将在200年内灭亡。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发表宣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由此可见,上述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类过度的自私与贪婪。解决当今人类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在这个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中华优秀文化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智慧和途径。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文明进程中,以“仁爱、平等、和谐、中庸”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以“修身齐家治国利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追求,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并以博大包容的胸怀吸纳世界各地的先进文化,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把中华各族人民团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积累了大量的团结各族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实践经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对于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唯一可以借鉴和实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四年前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到雅加达,到去年的APEC、G20,再到联合国纽约总部、日内瓦总部,习总书记上百次提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万国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其核心是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今年3月23日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这是因为今天的世界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过去的思路已经被证明不能解决当今人类的问题。而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唯一可行的道路:那就是世界各国一道,共商共建共享,摒弃丛林法则,超越零和博弈,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 今年中国两会结束后,世界各国媒体也对中国给予了高度评价,基本达成以下共识:认为中国是世界变革创新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稳定的助推器,世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中国担当离不开中国企业家的担当 另外,作为一名企业家,我认为中国担当离不开中国企业家的担当。中国企业家可以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为世界做出重要贡献,体现中国担当,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习总书记指出,中国应该对人类社会有更大的贡献,更大的担当;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所以,中国企业家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中国担当: 首先,进一步增强自己的使命感。中国企业家要进一步把“修身齐家治国利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做企业也是一种治国的实践,既要满足并创造顾客需求,同时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导人向善。 其次,加快壮大自己企业的实力。企业的实力包含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指企业的核心能力和经营结果;软实力是指吸收和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企业文化。 第三,优先到一带一路国家去投资。中国企业去海外发展,要优先到一带一路国家去投资,吸收当地就业,发展当地经济,依法贡献税收,弘扬中华文化,善待当地员工,让员工获得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中华文化本身具有的无比先进性,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中华文化将逐渐被全世界所认同,成为主流文化,并与其它文化互相融合,和而不同。中国历史上诸多民族和诸侯列国最后形成一个文明和谐大家庭的大治景象必将在全世界再现,全球二百多个国家构建成为一个地球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得以实现。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17日 -
郑永年:“习特会”开启了更好的可能性,阻止了更坏的可能性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这次习普会见,我个人的解读就是中国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现在又走向了一些比较好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不确定性?我搞不清楚,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是有好处的;如果有确定性的话,只会坏下去。特朗普当选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是既可以更坏,也可以更好。我想我的评价就是,这次访问给我们开启了更好的可能性,阻止了更坏的可能性,这次会见我们没有看到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那么,出现了哪些往更好的可能性发展的不确定性?对于中国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学家没有压力的话做不好一件事情。我们太骄傲,我一直说,中国是主体,北朝鲜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结果看成美国的问题,包括美国对叙利亚的行动,我觉得对中国是比较好的一个压力。 同时,关于全球化,我们只看到美国会搞贸易保护主义,还要看到对于全球化的积极引领。这会对中国创造一种压力,就是怎么来竞争国际资本。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国际资本,民营资本都留不住。而且美国流出去的资本现在要回流,还要吸引国际社会的优质资本,我们拿什么跟美国竞争?这种压力对于我们是一件好事情,对于俄罗斯也是好事情。 不过大家已经猜想,是不是基辛格要再来一次大三角的重新调整?我想很多美国人有这种想法。但是这次一来不会了,这个做不到,会向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当然,很多方面都可以向中国有利的条件发展,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接招。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再到好的不确定性。 南海问题我们前几年不得不做,因为如果不做的话,南海可能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越南、菲律宾都在做,这些国家很难信任中国,十年、二十年里这个信任度都建立不起来。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中国大度一点,因为中国也不会停止军事建设,中国可以说南海造好了以后,美国的航母可以在那边,我们共同维护海上航行安全,这个可以做。如果不把美国拉进来,我想东南亚国家很难恢复对中国的信心。把美国拉进来,情况是不同的,应当像允许美国的航空母舰访问香港一样大度一点。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17日 -
CCG主任王辉耀受邀于宾大沃顿演讲
2017年4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王辉耀博士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中国中心邀请,就“中国最新的国际人才发展战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主题发表了演讲,宾大沃顿中国中心董事长兼总经理华桦博士参与研讨。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全世界各国都在提升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中国人才制度环境面临哪些挑战,中国人才政策有哪些革新和成果?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在演讲中分析了中国出台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的紧迫性,梳理了中国人才政策发展的历史沿革,阐述了中国绿卡新政策,并提出了中国绿卡政策未来发展的十项建议。 王辉耀指出,在全球移民大趋势下,中国亟待提高竞争力强的人才制度。截止2014年,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超过900万,华侨华人达到6000万人,但外籍人员在华仅有84.85万人,北京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仅0.05%,在受调查的世界大都市中排名垫底。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海外学生最大输出国,2016年度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54.45万人,而来华留学生比例几乎世界最低。王辉耀博士表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广纳世界英才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十八大提出要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参加外国专家座谈会,在不同场合指出人才重要性多达一百多次,提出“人才政策方面手脚还要放开一些,要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等重要论断。 王辉耀博士进一步阐述了我国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中国“绿卡”)申请条件和相关待遇的改革,回顾了公安部自2015年7月起在北京、上海、福建和广东等地相继出台涉及外国人签证、停留居留证件、永久居留证签发等的出入境政策措施及其成果,如2016年3月1日起实施的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主要满足对于外籍高层次人才、留学归国创业外籍华人、外籍青年学生和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四大类人才的迫切需求,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并分享了2017年最新政策——为进一步发挥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公安部决定在国家有关自贸区及全面创新改革示范区实施7项出入境政策措施,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聚集创新创业人才。 如今,大洋彼岸美国移民政策或将大量国际高端人才拒之门外,而这些人才无论是作为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人口红利”,还是作为中国创新发展源动力和“一带一路”重要支撑的“人才红利”,都是宝贵的财富。王辉耀博士强调,美国移民政策收紧实则为主动对外开放、招纳全球人才的中国创造了一个重大机遇。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快马加鞭完善更为开放、友好的人才利好政策,吸纳世界英才,进一步释放人才“红利”。 作为国内最为领先的国际人才研究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多年来通过大量课题研究、活动和内参等形式影响政策制定和相关舆论,推动中国提高国际人才竞争力。CCG曾参与“千人计划”前期研究,承担人社部关于中国绿卡体系的研究,受中组部邀请参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项目,承担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研究部分的研究,曾作为唯一智库全程参与“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该项课题研究。CCG多项建言献策被采纳,包括关于建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于2016年7月受到习近平主席等国家领导批示,中央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建设的文件采纳了CCG的课题研究成果等,CCG还推动了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年,CCG发布了《抓住美国移民收紧机遇 更加开放国际人才政策》研究报告,为我国建立更加开放、更具吸引力的国际人才竞争制度,实现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的后起超越贡献智库智慧。王辉耀博士简介王辉耀博士、博导,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历任中国经贸部(现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官员,全球最大工程咨询公司之一SNC-Lavalin国际公司董事经理和世界最大项目管理公司之一AMEC-Agra国际公司副总裁等职。曾任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及中国首席经济商务代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目前还担任国际移民组织(IOM)顾问委员会成员,国际大都会(International Metropolis)的国际执委会委员,加拿大毅伟(Ivey)商学院亚洲董事会成员,全球最大的国际猎头组织国际猎头协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和德国IZA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务。先后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及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等多家大学客座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等职务。在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商务和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等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出版著作50余部,包括党建读物出版社《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大国智库》等,并连续多年主编由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如《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和《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系列等多部著作。
2017年4月17日 -
龙永图:经济全球化出现新特点,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是关键
理事简介龙永图,CCG联席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在近一、二十年,中国对“全球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人们对此可能有一点半信半疑,现在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确实要参与“全球化”,有些人甚至提出来中国以后要引领“全球化”。不管怎么样,“全球化”在中国是相当正面的,这是好事,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意识大大提升了,这是很重要的象征点。 经济全球化的三大要素出现新特点 我们今天讲的“全球化”首先定义为“经济全球化”。我们没有讲一般意义的全球化,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我们不涉及,我们主要谈经济全球化。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有三个要素: 首先,经济全球化怎么产生的?动力是什么?经济全球化有很多的动力,但是我认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动力。从IT技术一直到最近以“互联网”以至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科技的力量是一个客观的力量,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科技无国界,科技的力量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全球化的动力主要是科技。有些人说是市场的力量,人性的力量,人对于幸福的追求。比如,成千上万的移民不顾危险从国际涌到欧洲去,这些因素的确存在,也都可以研究。但是归结到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力量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科学技术。 那么经济全球化怎么实现的?载体是什么?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贸易实现,所以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就是跨国公司。特别是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它们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来实现和推进经济全球化。 最后经济全球化到底在干什么?基本内涵是什么?我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是全球产业的转移和全球产业的调整。比如,过去几十年,制造业大量的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人力资源技术转移形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重新配置,大规模的全球配置。 ▶ 动力新特点:从信息技术向互联网技术转变 从全球化的动力出现了哪些新特点?科学技术现在是什么样的?将来又会以何种科技继续推动全球化?毫无疑问,现在是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的技术为潮流,那么将来人工智能会不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因此科学技术的新特点很值得大家研究,我个人认为,现阶段全球化动力新的特点就是从过去信息技术向现在的互联网技术转变。 ▶ 载体新特点:中小企业也成为全球化的载体形式之一 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过去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但是由于互联网的产生,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因为通过互联网能够在信息的获得、技术的获得,贸易和投资的方面也和大的跨国公司一样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形成了经济全球化新的载体形式--不仅仅是跨国公司,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也成为全球化的载体形式之一。所以我们要聚焦中小企业,关注中小企业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 ▶ 内涵新特点: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链网络体系的建立 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实质上来看,过去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全球整体产业的转移--制造业、钢铁,从美国、欧洲主要转移到了新兴发达国家,主要为是一些大的产业的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在我认为新的内涵特点主要是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链网络体系的建立--制造业的转移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国家,科研技术留在自己国家。因此,现在产业链细分,调整产业特点,研究产业链、工业链是研究经济全球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全球化的问题在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有些人认为全球化正在逆转,有些人认为全球化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客观、全面、准确的判断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一些新的趋势和现状?习近平主席在G20峰会上讲说全球化受到了一些挫折,这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评价,但挫折还谈不上是经济全球化逆转。对此,我们也要分析一下为什么出现一些挫折,为什么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趋势? 挫折与波折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经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政府怎么应对全球化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阶层变化的。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全球化当中得到利益的不公平,因此,如何处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这是解决全球化继续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十八大以后,中央非常注意社会的公平公正,把精准扶贫当成重中之重,解决地区不公平的问题、发展不公平的问题、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最近出台的雄安新区战略也旨在通过区域化的战略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因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的背后就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表现之一。中国现阶段没有出现反全球化的潮流,而且全球化越来越正面。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因为我们正确、及时的处理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特别是分配不公的问题。虽然在中国的经济全球化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总体上而言,大家对中国改革开放还是非常正面、拥护的。这是共识,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正确处理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处理好由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成果公平分享的问题,中国也必定会出现像西方一样反全球化、反改革开放的声音。 因此我觉得“处理好公平分配的问题”是中国的重要经验,西方国家在处理反全球化时应该要借鉴中国的经验,这同时也是中国对推动经济全球化很正面的贡献,我们应该关注、研究中国这些年来是如何处理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的?怎么处理更多老百姓、基层人民能够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分享全球化的成果的?出现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挫折原因为何?中国又做了哪些努力?中国在引领全球化方面起引领的作用还没到时间 有些人认为中国要取代美国引领全球化,但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时间点。现在中国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引领经济全球化,当然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中国也可以起一些引领作用,但是从整体上来讲,中国若要真正开始引领经济的全球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全球化的动力方面,也即科技方面,虽然中国现在少数领域已经处在世界领先地位,但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在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方面,我们五百强企业越来越多,但是很多企业是大而不强,核心竞争能力还不够,所以我们中国的企业作为全球化的载体起引领作用还不够。 从经济全球化的内涵来看,从中国经济产业链的分工来分析,大多数还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作为全球化最重要的代表,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布中全面进入一些重要的产业链的高端领域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17日 -
【China Daily】Miao Lu: Returnees catalyze China’s startups and VC firms
Experience gained overseas creates bridges that are helping reshape country’s business landscape and economy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de in China 2025 and Internet Plus action plans, China is looking forward to a golden era of popular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he recent surge in well-educated Chinese returning from overseas employment or study is a key part of the startup boom.Until 2008, foreign venture capital firms were the dominant players in the market. But renminbi funds have soared and are now two-thirds of the market. Many founders of Chinese venture capital companies are returnees. Their skills and knowledge are a kind of catalyst for both startups and VCs.Experience abroad also allows some returnees to adapt overseas service-business models to the Chinese market. Baidu’s founder Robin Li, Soufang’s founder Vincent Ma and Ctrip’s co-founder James Liang all had overseas work experience that greatly enhanced their business ventures in China.Many returnees not only were important as founders in the first wave of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but also have become venture investors. For example, Neil Shen, managing partner of leading venture capital firm Sequoia Capital China, was a co-founder of Ctrip. He has built a reputation as one of China’s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nd investors, and has been ranked in the top 10 of the Forbes Midas list for years.Zhang Lei worked at the Yale University Endowment, and returned to start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 where he is now chairman and CEO. The company manages over $14 billion (13.1 billion euros; 11.3 billion) for leading endowments, foundations, sovereign funds and family offices.Deng Feng, another returnee, was a founder of Northern Light, a VC company that focuses on early-stage, technology-enabled business opportunities.Xu Xiaoping, who was a co-founder of New Oriental Group, returned to China as a founder of ZhenFund, a major angel and VC investor.These returnee venture investors can leverage their knowledge, resources, experience, credibility and network in both domestic and global markets to find and help build more new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y connect disruptive global innovation with the enormous China market and powerful Chinese capital. They have been active in fostering startups and small companies, helping them to get access to global capital markets and to list on overseas stock exchanges,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States.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allows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be channeled into the real economy and will help transform China from a manufacturer of quantity to one of qualit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growing two-way flows betwee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manufacturing, VCs and private equity investors will focus the latest innovation and startups on the real economy - Internet Plus, smart hardware, IoT, bio-technology, clean energy and more.China’s great size offers opportunities for startups to scale up, but competition is fierce. Well-educated Chinese returnees have served as a brid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hav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reshaping of China’s business landscape and economy.About AuthorMiao Lu is the secretary general for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From China Daily, April 2017
2017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