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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一带一路”面临大国竞争与区域挑战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其他大国的竞争以及区域安全因素等挑战，要取得长期成功，就应化大为小，化整为零，选择性地从一些较容易的项目做起。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一场围绕“一带一路”与中国大外交的主题的讲座上，发表上述看法。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后来确定为重大国家发展战略。 郑永年说，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改变了以往较为被动的外交政策，很快形成“三位一体”外交政策，其中就包括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另两大部分为针对美国等大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面向亚洲邻居的“周边外交”。 他指出，习近平将“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大外交的“抓手”，旨在为周边外交和国内发展需要服务，同时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前者指的是崛起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争霸甚至终有一战；后者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如果无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往往会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 郑永年认为，“一带一路”并“不好做”，首要原因是它涉及非常激烈的大国竞争：美国、日本、印度和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已达“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一带一路”的宗旨虽然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但这对很多国家来说，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更关乎敏感的安全问题。郑永年说，缅甸、斯里兰卡和许多国家表面上以环保为由暂停了与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安全考量。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并且缺乏“走出去”的经验，这些方面都限制了“一带一路”的发展。 尽管如此，郑永年仍然看好“一带一路”的前景。他分析，“一带一路”沿线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客观上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需求。 而且，“一带一路”计划与一些西方国家现有项目的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郑永年举例，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般被视为与美日分别主导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但世行和亚行其实都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 郑永年也乐观地补充说，中国经济虽然放缓，但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未来五至十年仍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经济总量有望超越美国，有助“一带一路”的推进。 选择一些支点先做起来 他进一步分析，西方和其他国家虽然发达，但也面临持续发展的瓶颈，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发展动力，更无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即使那些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也往往对援助和投资附加了民主、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反而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中国则不一样，对外投资和援助比较务实，没有附加条件。 为确保“一带一路”取得长期成功，郑永年建议中国官方化大为小、化整为零，“野心不要那么大”。 他认为，人的能力始终有限，“一带一路”要全线推广很难，所以选择一些支点先做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加理想。“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是有选择性地帮助一些国家，而不是整个欧洲。” 在问答环节中，一名华侨中学高中部学生提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频频失败将如何影响“一带一路”的发展效率。 郑永年说：“这就叫做交学费。没有一个国家不交学费。你学费交得多了，以后赚钱就多了。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这个学费算不了什么……我以前也交了很多学费。中国的企业也是一样。” 讲座由怡和轩俱乐部、醉花林俱乐部以及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主办。协办方包括新加坡中国商会、新加坡—中国（新中）友好协会以及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文章选自《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16日 -
【人民网】亚太缺乏国家层面的移民融合政策
目前，亚洲国际移民数量在人口增长中的占比虽没有北美和欧洲那样大，但随着地区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日渐频繁，这一趋势正在改变。 综合消息，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目前，亚洲国际移民数量在人口增长中的占比虽没有北美和欧洲那样大，但随着地区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日渐频繁，这一趋势正在改变。 数据显示，亚太地区主要城市的外国出生人口比例中，新加坡占比最高，占劳动力人口的34.7%，占居住人口的38%（新加坡国家人口和人才事业部，2013）；与此同时，韩国首尔外籍人口在过去十年翻了一番，从2004年的114685人增至2014年的263678人；此外，日本的城市地区居住着超过210万外籍人口（日本法务省）；吉隆坡和曼谷等城市也聚集着大量外籍人口。比较而言，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有所增加。随着跨国公司的落户，外籍员工的派遣，以及经济快速发展，从2000到2013年间，我国国际移民总量增长超过50%。 报告将目前迁往新加坡、吉隆坡、中国香港等高收入城市的国际移民分为三类： 第一，外籍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士。主要来自印度和菲律宾。但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使得大批来自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的欧洲专业人士到亚洲寻找工作机会。 第二，国际学生。得益于越来越多的大学跻身全球知名大学行列，从而吸引了更多国际学生。 第三，低技能移民劳工。作为最大的区域内移民群体，主要来自劳动力富余的亚洲国家，向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迁移。目前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的大批外籍女性家务工作者，多数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据估算已超过200万人。 面对愈加频发的人口跨国流动，更多的城市开始努力应对这一多样性议题。例如，韩国首尔针对过去二十年里婚姻移民的大幅增长，推出一系列“多元文化主义”家庭政策。不过，报告认为，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许多亚太国家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移民融合政策和过于严格的永久居留制度，而不能有效应对“多元文化”发展这一现实。因此，国际移民和多样化也应作为这些国家的一项重要公共议题，研究如何将其转化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优势。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8月13日
2016年8月16日 -
郑永年：埃尔多安、特朗普和未来世界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最近发生的两件国际大事情是人们不应当忽视的。在土耳其，军人发动政变未遂，总统埃尔多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和国家机器重组。在美国，特朗普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对这两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情，已经有铺天盖地的评论，但谁也没有把这它们联系起来，探究之间的联系。这两件事情在今天的确毫无联系，但设想一下30年后或者50年后的世界，未来的新历史是从这两件事情开始。 如果把这两件事情视为两篇文章，不难找到主导这两件事情进展的一些关键词，包括宗教、民主、愤怒、乱局、变化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究这两件事如何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发生关联。 首先是国内层面，也就是两国国内的变化。在土耳其，历次政变都是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的较量。近代以来主导土耳其政治的三个主要要素，即军队、宗教和民主。奥斯曼帝国的存在长达六个世纪，在极盛时期的版图横跨亚非欧三大洲。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政体。从奥斯曼帝国向土耳其共和国的转型，就是从宗教权力向世俗权力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军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奥斯曼帝国面临西方的民族国家政体而解体。军队是土耳其近代政治的主体，在任何国家，军队必须是最具现实主义精神的，也是最向往现代化的。在军队主导下，土耳其共和国实行政教分离。现实中，因为民主的需要，或者是文人在军队的支持下执政，或者是军人脱掉军装来执政。尽管土耳其接受了西方民主形式，但这是一种精英政治，军官、政府官员、世俗化的教育人员和中产阶级是国家政治的主体，掌控国家政权。 和历次政变一样，这次政变的主要原因也是以军队为代表的世俗力量，对国家政权的宗教化感到非常不满。近代以来的世俗化的进步不小。埃尔多安总统说这次政变的人士已经渗透到军队、政府、教育界等各个领域。尽管埃尔多安所说的这些人是否都参与了政变，人们不得而知，但这个说法也说明了土耳其近代以来世俗化的成就。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世俗化，土耳其国内的各个领域已经相当世俗化了。尽管世俗化背后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宗教力量，但这种不断壮大的力量往往被忽视。实际上，大众民主的发展已经再次把国家政治和宗教有机结合起来了。 代表世俗力量的军事政变被镇压，这具有重大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说，军事政变的方式已经过去了。在大众民主时代，军队不再能够像从前那样具有自主性了，只要老百姓（包括宗教力量）不接受，政变就没有合法性。从历史来看，先有近代军队，后有近代民主，民主因此也是任何国家现代化的象征。但大众民主同样也可以促成宗教和政治的结合。在土耳其之前，埃及已经经历了大众民主和宗教政治的结合，即穆斯林兄弟会通过大众民主执政，但因为以军队为核心的世俗力量仍然足够强大，通过民主而执政的宗教力量再一次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不过，这次土耳其则成功了。有足够的理由担心，土耳其会再次走向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政教合一体制。美国民主内部发生巨大变化 美国一直是民主的象征和重镇，但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迅速推进，政府对资本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仍然继续获得巨额利益，但普通老百姓越来越成为受害者。同时，恐怖主义不断蔓延。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局面。不仅如此，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并不想改变现状。如果土耳其表现为军人政变，美国则表现为人们利用民主方式的“反叛”来惩罚精英阶层。在今天的西方，不管使用怎样的方式，只要能够惩罚精英阶层，老百姓都是能够接受的。英国的公投可以视为是民众对精英的惩罚，因为英国脱欧，所牺牲的大多是精英的利益。 美国共和党人克鲁兹（Ted Cruz）现在已经出局，但刚开始时，他也是利用宗教力量起来的。尽管遭到整个建制的打压，特朗普还是起来了。尽管特朗普演讲中充满了在建制派看来难以接受、反感甚至厌恶到了极点的语言，但他至少仍然是一个世俗主义者。如果这次特朗普不能当选成为总统，美国的情况还会继续恶化。数年之后，克鲁兹必然卷土重来，或者出现类似克鲁兹那样的政治人物，动员宗教的力量来争夺总统的位置。如果美国不能得到改变，变革的力量会继续积累成长，直到变革的实现。 区域层面的变化是显然的。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整个中东的秩序，无论是内部还是区域秩序，都和外力的介入相关。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强势介入中东事务。二战之后的中东秩序就是美国和西方主导下所确立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便主导了中东秩序。中东的区域秩序没有足够的自主性，因此一旦美国开始衰落，中东的秩序便也跟着动摇起来。 中东乱局说明了，如果区域秩序是建立在高度依赖外力之上的，这个秩序就毫无保障。外在力量不是牢固的利益相关者，一旦利益相关程度下降，外在力量会最终离开，留下的便是一个烂摊子。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如果美国继续衰落，没有能力回归中东，中东先会产生区域的争霸战争，再在竞争中产生出一个区域霸权。今天，具有奥斯曼帝国传统和血液的土耳其自然冲在了前面。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是中东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美国在中东秩序解体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这种角色则以最快的速度使得美国“自我伤害”。美国建立在其宗教之上的使命感文化，促成其在“九一一”之后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希望通过“大中东计划”在当地推行美国式民主。但美国不仅根本建立不了最基本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在最低限度上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而是导致了诸多国家的失败。失败国家的产生和美国关联，但美国对此无能为力。今天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智慧和眼光重新介入中东事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正在犯冷战后最重大的战略错误，即把战略转移到本来稳定和平的亚洲来对付中国的崛起。美国会有足够的力量把这个地区搞乱，而没有能力来保障这个区域的和平和稳定。 在国际层面，这两件事情又会对世界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从短中期来说，中东会继续输出“混乱”。中东原有政体的解体已经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涌向欧洲的难民潮便是中东政权解体的产物。更为严重的是，宗教激进主义找到了巨大的空间。穆斯林激进主义不仅发生在中东失败国家，也发生在治理比较好的国家，例如土耳其。土耳其总理不仅容许而且鼓励激进宗教力量。从长远来看，激进宗教主义的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会相信，中东在可见的未来会建立起一套新的治理秩序。即使中东又恢复了秩序，但中东国家之间的争霸竞争也难以避免，争霸竞争所产生的情况甚至比失败国家更严重。欧土关系会继续恶化 长期来说，可以再思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亨廷顿生前所提出的“文明冲突”的论题。如果土耳其或者其他政教合一政体形成和崛起，一个结合了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大众民主、现代化的军队等要素的国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如同奥斯曼帝国所展示过的，临近的中国新疆、中亚、俄罗斯、印度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不过，首先沦陷的应当会是欧洲。今天的欧洲已经经历着内生的激进宗教力量的挑战，法国和德国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只是其中一个挑战。如果欧洲不能成功把近年进入欧洲的数百万中东难民融入社会，这个庞大群体所构成的挑战会是难以想象的。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欧洲和土耳其的关系会继续恶化。随着土耳其“帝国”的再生和发展，宗教力量或许会变得更具有控制性甚至温和性，但这改变不了其扩张性质，面向欧洲的宗教力量会发展得更迅速有效。 今天美国把自己造成的中东之乱的恶果转移给了欧洲。美国自己会发生什么呢？特朗普尽管政治上不正确，但他说出了诸多真理。他所说的非法移民、宗教激进主义、过度的全球化、普通人的生活等等，都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欧洲“沦陷”，美国的基本选择有二。或者美国再次实行孤立主义，把自己相对地“孤立”于外在世界的麻烦。就如特朗普所说，美国要限制穆斯林人口和其他非法移民进入美国，限制过度的全球化，也就是限制资本等等。或者美国变得更加全球主义，不惜代价再次走向中东，不惜和穆斯林激进主义发生大规模的“文明”冲突。 主导今日世界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自由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力量，近代以来的确改变了世界。可是事物并非如自由主义所设想的那样单线发展，文明更非像自由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日渐进步。自由主义历史观因为理想而变得天真，因为天真而变得简单甚至愚昧，到今天不仅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历史，更是误导历史。无论是土耳其还是美国的变化，或者其他重大的变化，都意味着人类已经面临一种新的历史。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准备。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8月15日 -
陈宁：团队是最重要的创新创业的支撑点
2016年7月31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届，被称为“中国海归一年一度的盛会”。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陈宁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在圆桌论坛三“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的机遇与挑战”中担任研讨嘉宾。他指出，现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的知识体系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海归的技术水平相对国内的技术人员，是否还是像原来那样有很大的差距呢？所以大家在创业之初如何考虑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并且发挥海归的差异化优势，就是海归朋友面临的挑战。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深圳云天励飞是做人工智能，主要关注搜索引擎领域。我们做的很多业务是TOB。关于现在国内创业的机遇是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国内现在创新创业支持的力度热潮，之前尤其是TOB行业中很难和政府和大型企业打交道，而国内八项规定其实大大降低了海归进入的门槛。现在只要你技术过硬，原来很多规定的东西现在不存在了。所以进入市场，用技术说服这个市场进入的门槛就会更低，这是这几年海归创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机遇。 当然挑战也有很多，现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的知识体系的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我们海归的技术相对国内的技术人员技术水平，是否还是原来想当然有更大的差距，未必。所以大家在创业之初如何想好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并且发挥海归团体的差异化优势，这就是海归朋友面临的挑战。总结一句话，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团队协同创新。虽然我2009年就到美国，在美国建立了一个研发中心帮助中兴通讯。我离开中兴通讯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想到身边朋友有没有能一起来协同创新、协同创业的。所以云天励飞有几个合伙人，以及我和我的博士同学，他负责技术，我在国内负责运营，得到协同创业。找到一个让你们团队非常兴奋的创业点，而不是迎合投资。所以我认为团队是最重要的一个创新创业的支撑点。 我也是认为创业最重要的是团队，想干就干，想做就做，不要犹豫，不要纠结，因为永远没有更好的时候，更好的机会就在你的下一步，就是明天。包括2009年我当时回归的时候，也是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接到中兴通讯邀请。当时蛮纠结，因为家在美国，当时有几家美国公司在邀请我，包括当时加入美国比较知名且拥有最适合工作环境的一家公司。离开国内十几年，其实对国内的工作生活环境不是太了解，当时中兴通讯一个EVT（Engineer Verification Test）到美国要建研发中心，谈了2个小时，说可以辞职回国做点事情。 想创业的这些人对未知的挑战，是激发你产品创业念头最大的动力。美国很鼓励在一个领域深挖，做二三十年。但是大家总抱着一个念头，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回去一起做点事情。希望自己未来二三十年能够不再犹豫，于是下定决心赶上中国创新创业大潮做一些能让自己更兴奋得事情，所以当时头脑一热就回国了。本文根据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CCG常务理事陈宁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8月15日 -
【南方周末】东莞人才总量持续增加人才结构有待优化
东莞的人才总量不断提升，但人才数量与结构尚有差距。图为李群自动化测试车间，技术人员对新机器进行测试。 南方日报记者 孙俊杰摄 近年来，东莞高度重视人才工作。随着人才相关部门扎实推进“人才东莞”战略，东莞的人才总量不断增加。但另一方面，东莞的人才结构有待改善，东莞与经济结构相似的苏州等地相比，人才数量与结构也尚有差距。入户人数不断上升 一直以来，东莞外来人口占比超过80%。随着近年来东莞市人才入户门槛的逐年降低，包括积分制人才入户、条件准入类人才入户和企业自评入户，预计入户东莞市的人数将继续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东莞市新的人才入户政策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今年上半年迁入人数为22514人，2015年上半年为10914人，同比增长106%。 今年上半年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18岁以下8737人，18-35岁7165人，35-60岁6402人，60岁以上210人。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认为，从今年上半年来看，东莞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以18岁以下为主。“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20年来东莞的打工一族在东莞结婚生子，这些农民工的第二代受惠于目前东莞市政府放开户籍限制政策，只要这些18岁以下的人群的父母亲都在东莞工作，他们要接受中小学教育，而且还认为东莞的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水平优于他们家乡，他们就会选择东莞户籍。因此，今年上半年迁入人口中以18岁以下为主。” 从目前来看，迁入人口镇街最多的三个镇街为：南城3293人，东城1752人，长安1731人；较小的三个镇街为：谢岗103人，望牛墩72人，洪梅64人。公安部门负责人分析，造成这样的分布原因主要是各镇街的流动人口的存量和入学意愿等。 东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东莞市入户的主要途径为三投靠入户（夫妻投靠、子女投靠父母、父母投靠子女）和人才入户政策，人才入户包括积分制人才入户、条件准入类人才入户和企业自评人才入户。其中积分制入户2014年入户8872人、2015年8993人、2016年上半年9675人。 上世纪90年代，紧挨东莞的深圳就通过大力引进外地高校毕业生，改善人才结构。这点值得东莞市借鉴。“政策的顶层设计方面，东莞市需充分认识到，要改变现有人才结构不合理问题，在人才发展方面必须采取超常规发展措施，这意味着东莞市的人才政策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以引进为导向。”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撰文表示。非户籍人口打工者占比高 东莞的常住人口为831万，其中非户籍人口高达642万，受东莞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影响，非户籍人口中普通打工者占比较高。在东莞处于产业转型期的当下，普通打工者也是东莞人才资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目前来看，“国际制造名城”的建设需要大批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群体的坚强支撑。然而，东莞市目前的高技能人才的数量与质量还远不足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用人需求。尽管东莞市已出台《东莞市技师工作站建设实施方案》等有关技能人才方面的政策，但总体而言，在引进、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力度方面还较为欠缺，缺乏与东莞市城市定位相匹配的系统性高技能人才引进与培养政策。 一般来说，普通打工者在一个行业内工作5年后便会成为熟练技工。东莞可以在考量社会容量的基础上，设置一定的准入门槛，给满足条件的打工者提供落户、居住政策等方面的便利，让他们能落户东莞，扎根东莞，避免成为单纯的“人才培训学校”，规避人才流失风险。“在东莞‘海纳百川’的氛围下，突出东莞地方文化的推广宣传，让外来人才对东莞产生亲近感与归属感，用文化留人。”王辉耀表示。 林江认为，户籍人口中普通打工者比例较高，是东莞必须承认的现实，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普通打工者对东莞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普通打工人群的贡献有所下降，但是东莞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接受他们。否则，在东莞的产业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如果包括普通打工一族的人口大量流出东莞，对于东莞维持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林江建议，东莞需要改善与提升东莞的人口结构，东莞可以做的事情包括：不断引进高素质的人才来充实与提升东莞的人口结构；通过在职教育或者增加培训投资来提升现有的人口素质和能力。“千人计划专家”只有苏州的十分之一 截至2015年年底，东莞市人才总量为130多万人，高层次人才7.5万人，其中留学归国人员 6000余人，中央“千人计划”专家26名，省市创新科研团队44个，省市创新创业领军人才44名，评定认定的特色人才156名。全市共有新型研发机构31家，市级院士工作站9 家，各级博士后科研平台59家，累计招收博士后119人。 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首先依靠的是人才。虽然东莞的高层次人才引进效果显著，但与一些地方相比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截至2015年7月，苏州市入选中央“千人计划”的高层次人才共有187位，而东莞市入选的却只有19人。此外，东莞的人才结构还存在以本科和硕士毕业生为代表的人才缺乏等短板。 新出版的《东莞人才发展报告》指出，建议东莞借鉴深圳、苏州、佛山等城市的先进经验，加大对普通及中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外地高校毕业生的政策扶持力度，明确限定享受相应政策的人才类型，通过给予不同数额的安家补贴、租房补贴、薪酬补贴、培养津贴等政策待遇，以不低于佛山、中山等邻近城市的激励标准，大力引进聚集东莞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普通及中高层次人才，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从高层次人才数量对比上，还是能看到东莞与苏州等城市的不同。”林江认为，这跟城市的氛围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相比之下，苏州有注重人才、注重知识的传统和环境，东莞这方面的环境相对较弱。 “如果东莞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就需要不断营造吸引高端人才的环境和氛围，包括提升城市的品位，例如文化艺术氛围等。事实上，东莞已经拥有类似玉兰大剧院这样的硬件设施，如何进一步完善其制度和软件环境，是对于进一步吸引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另外，还需要真正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因为如果高层次人才感觉不到机会的存在，他们即使来了也还会选择离开。”林江表示。（南方日报记者 朱晋 靳延明）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6年8月6日
2016年8月15日 -
王俊峰: 国内人才发展必须要与国际发展相结合
2016年7月31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举行，该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第十一届，被称为“中国海归一年一度的盛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CCG副主席王俊峰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在圆桌论坛一“新时期海归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与影响”中担任研讨嘉宾。他指出，海归回来要了解国情、融入国情才能发挥作用，不能简单地估计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水平。海归有特殊的学习机遇和体验，希望有更多的海归回国发挥更大的作用，释放更多作为人才的价值和力量。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海归这些年越来越被关注，因为国际化很重要，大家觉得其实是人的流动带动了资本的流动，文化的流动。我刚才看说，到现在我们国家有400万人回国，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口，大概千分之二或者多一点点，回来的海归只有一点点，比较稀缺，但海归是人才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当年创立金杜在1993年，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海归，来了的话肯定就当我们合伙人了。那时候我们找人才，很大的先决条件就是能说英文，但是今天毕业的海归已经很多了。海归创业也不仅仅是高科技，不仅仅是说做投资，只要他回国创业。 不管海归做什么，我们首先关心的是国家对海归怎样支持，如果是一种特殊的人才资源，海归一出国的时候就应该把信息掌握好，按体制内甚至超体制内的人对待，海归回来了应该有特殊的人才组织渠道给他们进行国情培训，便于他找到合适的路径，当然绝大多数海归是自己创业的。 如果如何让海归这么稀缺的人才能去引领，能去示范，这是个很大的课题。我们用“一带一路”引导海归，甚至国家应该在特殊领域，特殊部门规定必须要有多大比例的企规人才参加才是有意义的。比如我们国家参与香港工作的领导团队里面应该有海归在，这很重要，因为这样便于跟香港国际化的问题去融合、理解、共识等等方面。还有一点，我看到好多大学生毕业以后就到体制内当官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因为国家最大的国情就是政治体制的国情，不学习的话你没有办法深刻的理解，也没有办法深刻的去把握。本文根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CCG副主席王俊峰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暨2016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8月15日 -
李成：中美关系的改进需要两国智库交流合作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2016年6月19日上午，“2016中美公共外交论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隆重举办。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进行协办。众多来自中美两国政府和战略界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共聚一堂，共话公共外交，旨在通过交流与对话，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 美国布鲁金斯学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布鲁金斯学会百年历史上首位华裔主任李成教授在论坛上做了主旨发言。实录如下： 关于智库，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如果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是两国关系的压仓石，中美学术交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坐标仪，那么两国智库的沟通应该是中美关系的报警器、缓冲带和减压器。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仓石，包括1989年以后美国商界不断游说保持良好中美关系。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和盈利方式与90年代，包括与五年前、三年前都有很大不同。对于各国企业来说如果不及时相应调整，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近年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放缓也使竞争更为激烈。所以一定程度上讲值得商榷他们还是不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经贸或者美国经济的企业实体。 中美两国学术交流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美国学术界的代际变化，对于量化研究的迷恋和对于历史、人文、语言研究投入的减少。美国最近十年大量投资被削减，尤其是在语言投资上面，包括西班牙语和法语是美国两个最大的语言投资有很大削减。 同时由于美国学术界对于量化的研究过度重视，所以造成经济学越来越像数学，政治学越来越像统计学，国际关系学也沉溺于理论模式，跟现实世界关联不再那么密切。与民间外交的重要性在加大以外，美国智库在中美关系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智库在两国沟通当中，就是报警器、缓冲带和减压器的作用。我不展开讲这个概念。 第二个观点，中美关系在总体利益像习主席讲的，大多数在很多方面是相吻合的，不管是经济的再平衡，反恐、核安全、环境、气候变化等等，在这些领域当中，包括区域性的稳定这些也是共同的利益。 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误解、误读、误判。中美两国由于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在加大，由于社会利益集团的多元化，由于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以各自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演变，相互间误解、误读日益频繁。而误判的后果会相当严重，两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能够起关键的作用。如何不断改进提高我们的工作，确实意义非凡。最近几年，尤其是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领导层和他们的远见和政策支持，中国智库正处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人大国发院本身就是一个明证。目前有些问题，比如一窝蜂、形式主义、低效雷同现象都有，但是也是难免的。但是总体发展是具有历史性和前瞻性的，反映了中国国际区域政治或者区域经济和影响力的不断上升，是中国崛起的表现。 但是有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进行一些探讨，比如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政治氛围，中美两国智库的交流将会是极其有限的。不仅是中国，美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由于NGO的建立，在美国由于对华人和华裔各种各样的歧视，所以造成交流存在非常大的障碍。同时两国智库都要更积极的了解对方的观点和观念，就是我们不应该鸡和鸭的对话，但是经常我们是自己说自己的，并没有听对方的观点和观念。 再有，智库的重点是研究，不应该是过多的论坛或者是圆桌会议，当然这些也重要，尤其是在中国智库早期发展过程当中。但是他始终必须注意到这些并不能持久，持久的是多方面、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中国智库在研究和阐述国家利益时，我认为也许我们讲利益讲的太多了，而忽视的是价值观念的阐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他跟普世价值的关系又是怎么样？这一点并没有完全表述清楚。而如果这一点不表述清楚的话，中国的国际形象始终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最后，我想讲的就是说起智库，我觉得它的重点应该是智而不是库。应该是有更多的像郑必坚、像吴建民大使，像王缉思这样的思想家。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和社会发展的奇迹必然是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界的动态发展中产生的，但是这些思想家的使命知名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方面要做很多努力。正像一个中国学者说的，他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其实我们更应该反过来说，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文章选自中国网，2016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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