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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深圳还有这样一群“富二代”
最近几个月，一款出自深圳怡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的停车机器人成了科技界的“网红”，它平均可在2分钟内帮助车主实现自动停取车，还能使传统停车场新增车位40%以上。这款“最牛停车机器人”背后的男人是1983年出生的吴昊，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2014年创办了深圳怡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二代”吴昊，其公司研发的停车机器人成了科技界的“网红”与普通“海归”创业者不同，吴昊2011年回到深圳，在父亲创办的深圳怡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从基础工作开始历练，如今担任了怡丰自动化公司总经理、怡丰机器人公司法人，带领怡丰开拓创新。多年的积累加上吴昊的全球视野和新颖的管理理念，使怡丰迎来新的机遇。改革开放30多年，深圳的第一代创业家抓住时代的机遇创造了不少财富，近年来，接受了更好教育、更具有国际化化视野的“创二代”们已陆续接班，传承父辈的财富和创业精神并进行再创造。与“创一代”不同，“创二代”们所处的时代、面临的机遇已大大改变，深圳与全球创新网络的联系更为密切，他们也为进入而立之年的深圳带来了新的活力。创业而非守业希望自己“搭积木”5月27日，33岁的吴昊出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之后一段时间，他陆续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路透社等媒体的采访，一同亮相的是走红网络的“最牛停车机器人”。基于怡丰在停车行业的积累和深圳的创新环境，“最牛停车机器人”历时不到1年就研发完成，并没有大规模营销就已走红。吴昊的多名好友、同事告诉记者：“他的想象力、国际化视野再加上怡丰多年的产业基础，会陆续有很多东西出来。除了停车机器人，还有几个创新产品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很快就要实现。”上世纪90年代，在揭阳市水产局工作的吴文基放弃了铁饭碗，在深圳龙岗创办了怡丰。从90年代初从事家电物流生产线设计以及生产安装，到2003年转型做立体车库，怡丰在激烈的竞争中坚持科技创新，关注智能立体停车设备的研发、设计和制造，在全自动立体停车领域中占有率较高。1999年，16岁的吴昊离开生活了短短几年的深圳，前往英国留学，从帝国理工大学数学系毕业后，他又考取巴斯大学，获得金融硕士学位，毕业后回到上海从事金融工作。在吴昊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勤奋、能吃苦的人，很严厉，做事很细心。2011年，他听从父亲的召唤回到深圳，回到家族企业中，为家族事业负起责任。“都说创业难，我觉得接班更难。如果在业务模式、商业模式、产品上没有加以改进，是会逐渐被这个时代淘汰的。”吴昊认为，现在很多第二代继承者们缺乏转型升级的产品，只是继承父辈留下的红利，一旦这种红利消耗掉，企业就很危险。谈到父亲对停车机器人的态度，吴昊说了两个字：“支持！”从立体车库转型做停车机器人，就是他和父亲讨论后一起做的决定。“别看他年龄大，但是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吴昊告诉记者：“父辈给我们打下这么好的基础，我们如果只守业肯定是不够的，我们的任务是带入一些新的创新理念，让公司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让企业可持续发展。”吴昊接受央视采访。吴昊认为，第一代创业者就像是搭积木者，风险虽然高，但是内部结构自己很清楚；二代回来后要传承，则要去摸索积木的结构，自己去改造，往往二代觉得有问题的，一代又不认同，这样很可能会跟上一代人产生矛盾。他一直想做一个“搭积木”的创业者。“第二代继承者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继承家业，而是基于父辈积累下的基础进行全新的转型。”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陈宁说，在家族企业传承接班过程中，接班人们最重要的是跨代创业精神的培育和发扬光大，是“持续创业”而非“守业”。全球格局下的“创二代”尝试深圳第一代创业家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他们普遍没有机会接受所谓的现代企业管理，一部分甚至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他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敢于不断尝试，抓住了时代的机遇。与前人相比，逐渐成为中流砥柱的“80后”们接受了更高的学校教育，“创二代”中有过留学经历的数量也较多，对全球正在发生的变化、一些国家领先的技术、商业模式有更多的了解。即使是那些没有海外留学经验的“创二代”，成长环境也远比父辈开放，并且能够通过互联网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深圳百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灿坤18岁时到澳大利亚留学，获得硕士学位曾在香港花旗银行总部贸易部、深圳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任职，2012年进入父亲创立的百泰集团，开始了在黄金珠宝行业的打拼。他告诉记者：“近十年的海外留学生涯以及在外企、国企工作的经验，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思维，为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于是，我将之前学习到的一些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引入到品牌管理中。”周灿坤对集团旗下的品牌运营公司和合百泰动了三个“大手术”：一是对单店运营数据不理想的加盟店进行整理、取消、整合，不再单方面追求加盟店的数量规模，而是效益优先更加关注加盟店的整体质量；二是顺应大趋势、打破旧思维，尝试跨界合作；三是大力进行资源整合，包括团队整合、品牌整合、渠道整合、供应商整合等等。“创二代”杨晓的家族从事建筑行业，他在英国读大学期间周游列国，最念念不忘的是一座座精致如艺术品的建筑物。毕业后进入家族企业上班，他建议父亲组织团队到欧洲、日本参观考察，研究学习建筑领域的先进经验，包括建筑金属模板体系、工业化应用、日式管理模式等等。杨晓说，近十次越洋之行，让包括父亲在内的公司骨干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振奋，似乎看到建筑领域的新纪元，公司也迅速成立建筑技术研发中心，着手引进、开发建筑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管理模式，力图在建筑领域推动一场绿色施工革命。陈宁告诉记者，海外留学的最大意义在于建立了开阔的国际视野，这些归国人员对深圳的创新创业环境会起到不小的带动作用。杨鹏也表示，如今，产业正在向质量、品牌转型，我国企业需要吸收国际经验，才能让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立足，而国际化人才是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核心动力。独立创业者继承的特殊财富与继承家业后持续创新的吴昊、周灿坤、杨晓不同，同样是“80后”的海归“创二代”彭国远、谢一锋没有进入家族企业，而是选择了独立创业。上世纪80年代，彭国远的父亲从粤东一个贫困县怀揣几百元贷款到深圳打拼，凭着他的坚持和吃苦耐劳，支撑着整个家族，并把儿子送到英国剑桥留学。回国后，彭国远瞒着家里人和朋友，用在英国打工攒下的20万元在上海开始了创业之路，不到半年时间，公司便开始盈利。于是，他为父亲订好机票，让父亲到上海指导自己亲手打造的公司。父亲看后，先是觉得意外与惊喜，但当彭国远和他谈到自己的发展大计时，父亲坚决反对。“当时我的内心在呐喊，我不怕，我有信心，我才20多岁，我还有10年、20年、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时代的机遇不同，年轻是我最大的本钱。”彭国远后来说，随着公司慢慢做强做大，他与父亲也开始相互理解和支持，其实他与父亲非常相像，父亲坚强、不放弃、善良和拼搏的精神是留给自己最大的财富。他2013年在深圳创办的广东心里程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控股数十家子公司。“创一代”的勤奋、拼搏、脚踏实地、任劳任怨、深谋远虑，给他们的后代留下深刻印象。谢一锋4岁时随父亲来到深圳，看着父亲从开一个小小的摄影工作室，开成大影楼，之后又涉足房地产。他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超越父亲。“大学毕业之后，我问父亲能不能给我一点资金让我创业，父亲一口回绝，认为我初到社会，肯定会‘打了水漂’。”谢一锋在华为公司历练了6年之后，才出来创业，父亲支持的资金是30万元，虽然对他的创业项目来说并不够，但他看到了父亲的支持和鼓励。前海厚德创业孵化器执行董事谢一锋。父亲的言传身教，让谢一锋早早就知道，让合作伙伴多赚一点儿，自己并不吃亏，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合作者。深圳市兴泰汇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政堃也曾表示：“独到的眼光、前瞻性的思路，把品牌和做人放在第一位，都是父亲制胜的法宝，也是我应该继承下去的东西。”更看重价值创造而非财富家族从事美容行业的深圳女孩王南读完高一就去了美国，后就读于南加州大学。在英国完成实习项目后，她决定回国发展，一度在金融业和自己家族的公司中工作了几年，但那几年中，她感受最深的就是浮躁的氛围，大家都在期待快速成功。“我经常深夜一个人在空旷的房间里安静思考：中西方生活差异这么大，原因到底在哪里？”王南在2012年离开家族的美容企业，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养生馆“静舍”，希望给都市人一个放慢脚步、歇一歇的地方。王南在泰国合作伙伴的茉莉种植基地王南说：“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我从小对钱几乎没什么概念。创立静舍时，我也没有过多考虑需要多久盈利的问题，做静舍就是我的兴趣与爱好，能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的事一定有价值。”王南海外洽谈这样的出发点以及基于对海外服务行业的多年观察，让王南的“静舍”不要求员工按照美容美发行业常见的那样，向顾客推销产品，也不要求员工说服顾客开卡，目的是让每位进店的顾客轻松自在、没有压力。结果，仍然有40%以上顾客主动要求开卡。几年下来，她的品牌受到行业和客户们的认可。记者采访的多位“创二代”表示，因为家庭条件不错，也就不太会看重眼前的利益得失。吴昊告诉记者，纯粹为了钱而创业是错的，创业一定是为了做好一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得到它的价值体现。吴昊欣赏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因为“他不一定能够为自己创造多大的财富，可是，他能够为人类做出一些改变。”京基集团副总裁陈家荣也曾表示，“创二代”更看重的并非是创造多少财富，而是要创造出自己本身存在的价值，好好利用父辈所创造出来的品牌和平台，闯出一片新天地，并把父辈的创业精神和吃苦耐劳、专注做事的优点传承下去。“创二代”故事一变革者周灿坤：给员工充分发言权激发员工创新意识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套沙发茶几，再无其他装饰和摆设，这就是深圳百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灿坤的办公室。他笑称，对物质的要求不高，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习惯，儿时，周灿坤很少见到“工作狂”父亲，而父亲偶尔回家，都对他非常严厉。一进门就问他：“考试考得怎么样？”“90分。”父亲立刻板着脸说：“怎么不考100分？”父亲的严格也体现在生活上，小学时放学回家，他还要帮母亲拖地、晾衣服，以获得每周5元港币的零花钱。深圳百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灿坤周灿坤10岁随家人到香港，18岁出国留学，考取了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金融与银行专业学士、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曾在香港花旗银行总部贸易部、深圳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任职。早年，他并未想过要继承家业。不过，当他梦想在自己擅长的金融行业大展拳脚时，父亲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事业发展轨迹。2012年8月，周灿坤正式进入公司，按照父亲的要求，从基层的业务做起，熟悉每个工艺流程、每款产品，甚至要记得每个员工的名字。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的过程中，他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逐渐地，周灿坤发现自己和父亲在经营管理理念上存在差异。例如，在做决策时，父亲会四处奔走通过人脉获取信息，自己则会通过研究案例理性分析；在考虑用人时，周灿坤觉得只要他适合这个职位就应该重用，父亲则更注重情感因素。他表示：“与父亲这一代创业者相比，我们这一代的人优势在于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有过海外留学的背景，对企业管理的制度化建设和规范化运作把握得更全面。”随着2013年底接任董事长一职，周灿坤憧憬着开启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他认为，企业里每个人在不同的领域都是专家，每个员工的想法都很重要，要让每个员工都有发言权，民主的管理模式更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在产品优化方面，周灿坤认为重点在设计、包装和文化注入，所以百泰在引进和改良国外加工技术的同时，也在大力整合设计师。此外，百泰珠宝如今已经和各个领域展开深度合作，例如地产、互联网，从而整合出新的思维、新的价值。2014年到2015年，黄金珠宝行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在周灿坤看来，行业实质上正处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谁先把企业内部治理好，谁就走得更远。”一开拓者谢一锋：自己创业，也帮创业者实现梦想“有梦想，有激情，更要有创业准备，在前海厚德创业孵化器中通过有执行力的培养，使自己的梦想在肥沃的创业土壤中实现最大的价值。”这是前海厚德创业孵化器在2014年创立之初，前海厚德创业孵化器董事长邓永强先生给深港创业青年们的寄语。在执行董事谢一锋看来，自己创业的同时，又能帮助其他创业者实现梦想是很开心的事，这也是“最适合自己的事”。开拓者谢一锋很少有人知道，谢一锋其实也是一位“富二代”。4岁时谢一锋随父亲来到深圳，目睹了父亲从经营一个小小的摄影工作室开始，这家小小的工作室慢慢地变成一家大影楼，随后谢一锋的父亲又涉足房地产。看着父亲现在的成就，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超越父亲。从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毕业后他在华为工作了6年。2010年决定离开华为，开始了探险一般的创业生涯。在创业初期，创立过珠宝网络销售平台，随后在2011年投资新锋网络开始网页游戏业务。在2012年成立沸腾文化专注线下媒体、新媒体广告业务；2012年底则涉足天使投资，并且赞助创新创业大赛，打造了国内首部大型创业真人秀节目《腾飞之役》。在这充满冒险的创业期间，谢一锋也失败过。在做游戏公司的时候，他投入了自己所有的资金，也拉了不少朋友，但由于对游戏相关技术的不了解，在游戏上线之后，他才愕然发现这款游戏的设置承载大量的网络用户，一次就损失了几千万。这一次的创业失败后，谢一峰吸取教训，只投资自己熟悉的领域。2014年，与邓永强等人投资前海厚德创业孵化器，专注于移动互联网、文化创意、智能硬件领域的项目。2015年7月30日，前海厚德举行首期创业团队毕业典礼，近20个优秀团队半数以上获得了天使和种子轮融资。“无论做哪个行业，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人。如果没有和你互补的创业伙伴的话，最好先不要创业。”谢一锋虽然走了一条和父亲完全不同的创业之路，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父亲看人更准一些。“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人还挺好的，爸爸就会说，这个人可能会有些问题。”他笑称，一次因为自己的固执，损失了几百万。即使现在走得再远，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父亲。谢一锋在业余最喜欢的还是摄影，最为热爱用相机记录下一些美好的事物和家人朋友分享。他曾经还扛着照相机登上珠峰6000多米处，当时非常缺氧，“当时感觉自己就在生死边缘，所以就更珍惜现在的生活。”文章选自南方会，2016年7月
2016年8月2日 -
【侠客岛】美专家：不管谁当选，都会有50%的人恨新总统
【侠客岛按】正当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侠客岛应邀参加了一次讲座。这个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研讨会，邀请到了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来谈美国大选。作为年轻而资深的中美问题研究专家，戴博被基辛格誉为“后生可畏”。这次讲座全程用中文演讲，以一个美国政治观察者的立场，也是一个普通美国选民的立场，解读了两位候选人。他说，很多美国人感到非常失望，觉得这次大选是“矮子里拔将军”，两个候选人都糟糕得很，他们对美国未来感到迷惘。对于这次大选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戴博认为影响不大，任何一个领导人上来都必须正面中美关系现状。岛叔问了新近发生的维基披露1.9万封黑客盗取的民主党内部电邮事件，戴博觉得这事也就这么个样了，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就像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娅被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抄袭“第一夫人”米歇尔演讲一样，炒一阵，很快就风平浪静。感情是“破罐子破摔”啊。今天推荐的是现场的演讲实录。比较长，但很有料。1、不同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历来的美国总统选举不同。多数的美国人历来信仰耶稣教，所以他们很容易相信世界末日来临。今年的“末日来临”感，或者像奥巴马说的“美国中心可能要崩溃”，感觉是比较突出的。今年的总统选举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相当多的美国人，开始对美国的制度是否坚强或者脆弱有了疑问。他们不知道美国能不能保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唯一不可或缺国家”的身份。这是在上星期奥巴马在一次追悼仪式上讲的。美国的种族冲突和社会暴力，把我们民主的一些断层线看得太清楚了。美国人历来很外向，很有自信心，但现在美国人还有这种自信心吗？我不知道。今年很大的不同就是两党分裂、民族的分裂。第二，这次多数美国人对两个候选人都有负面的印象，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没有先例。民调显示，最起码64%的美国人对特朗普有消极负面的印象，54%左右的美国人对希拉里克林顿也没有太好的印象——而正式竞选还没有开始。很多人都预测，总统选举中很多话语、活动会比较肮脏。今年，50%以上的民主党员说之所以投希拉里的票，不是因为积极支持希拉里，而是因为反对特朗普；50%以上的共和党员说他们会投特朗普的票，但并不是因为支持他，而是他们恨透了希拉里。这是一个新的现象。美国总统选举是一个大实验。250年来，这个实验比较成功。可是，人类的实验应该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大国把个人的利益排第一，会怎么发展下去。正常条件下，美国不打仗，或者没有致命威胁的时候，在美国，人比国重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做出决定，平衡稳定和自由、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相对来讲，美国更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中国是强调稳定的。美国总统选举是全国政论，中国人说美国选举很乱，像部闹剧，没错，我们承认，也不怕这些批评。美国的总统选举不和谐，我们是故意的不和谐，我们的选举比较乱，比较危险，也有一种兴奋感，因为是人人都可以参加这个比较乱的过程。川普在中国要入党，要经过一个比较刻苦而漫长的过程来申请。而后要受党的纪律约束，党的组织部和人事部的决定你的生涯。美国人入党不是一件大事，就是上某个党的网站，点一个加入的按钮就可以了，没有任何意义。我可以登记为共和党，但同时可以投民主党的票，没有问题，我们投票都是匿名的。所以，在美国没有所谓党的纪律这一套。换党也很容易，希拉里克林顿年轻时是共和党员，特朗普1999到2002年期间换党七次，没有关系，还是可以做候选人，党的概念不太重要。特朗普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口号，红色的帽子上写上的一个“让美国再伟大起来”。另外两个，将来要搞美国主义，绝不是全球主义；而且他也号称是能够保证美国的法治和社会秩序的领导人。这都让美国人想起尼克松接受共和党的提名的演说。特朗普的公众形象美国人都很熟悉。这个人很自大，自信心很高，很多美国人也一直批评他财大气粗，像自大狂。所以一年前他宣布要做候选人的时候，是全国的笑柄，包括共和党的专家都估计这个人没有门，美国选民不可能把他选到共和党的候选人位置上。我们都低估了特朗普，不管你怎么看他。他在预选和初选过程中所得的共和党的选票，比历来任何一个别的共和党的候选人所得的票数都多。他也说服了原来很多不怎么参与美国政治的人都出来积极的支持他。他的骨干支持者，是年纪比较大，教育水平和收入比较低的蓝领工作者。他需要70%的美国男人11月份投他的票，才能打败希拉里；需要90%的登记为共和党员的人都投他的票才有希望。为什么特朗普这样成功？就是因为共和党员支持他这一立场。73%的共和党员也说，不允许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移民到美国来；90%的共和党员说应该把已经在美国的1100万的移民赶走；80%的共和党员说就要建立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墙。当然也有很多人批评特朗普，说他无知，说他搞的是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化，是他是自我孤立、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说他吸引这么多人可以来投票，是哗众取宠，蛊惑人心，给了美国人一个恐惧感，一些话语则间接刺激他们的种族歧视。甚至有非常有名的一个在报纸写社论的人，标题就是“法西斯主义是这样到美国来的”。希拉里但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也有足够的争议。针对特朗普，希拉里讲，“美国一直很伟大，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怎么让美国完整，我们不应该建立这些围墙，而应该把美国人和人、民族和民族、阶级和阶级之间的障碍物拆掉”，这是我们的目标。希拉里告诉美国人投票是为了什么，说最大的优点是她很能干，有很多经验：美国第一州的第一夫人、美国国家第一夫人、纽约州的参议员、国务卿……奥巴马说，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资格那么高的候选人。意思是说，她很懂得美国立法、制定政策的过程，她很懂得、也很喜欢这些细节。所以，希拉里要故意产生对立。特朗普作为白马王子和救世主，是凭借他对美国一部分选民的利益承诺来做总统的；希拉里没有这样的魅力，她的口才和说话的方式没有克林顿和奥巴马那么厉害，也没有令很多人喜欢，但她非常懂美国政策的细节，而且她承诺会继续深化和改善奥巴马的很多政策，这样可以引来美国的自由派、一些民主党员、包括美国少数民族的投票。 如果你看共和党在俄亥俄州提名代表大会，多数人不是说特朗普多么好，而是希拉里多么坏；“邪恶”，甚至说她不应该是总统应该是囚犯，应该锁在监狱里，也有一些最夸张的人说应该判死刑，这样话语是前所未有的。除了这些之外，希拉里有可能她变成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这是有历史意义和划时代的机会。这里我讲我自己一个非常主观的看法：美国人三十年来很熟悉希拉里，我觉得很多美国人早就忘记了她的性别，男不男，女不女，只是希拉里。但我估计，正式提名后，很多人会想起，希拉里原来是女性。我觉得美国人会记住这是历史性的机会。希拉里的问题呢？批评希拉里的民主党人说，希拉里不够左，她对美国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太低了，美国人也最担心贫富悬殊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信仰社会主义的桑德斯能够在初选中这么成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美国是越来越不平等的社会。美国的基尼系数只比中国好一点点，但也是10%最富有的人拥有全国资产三分之一左右；而且中国和美国民调中，最担心的问题不是别的人的钱比我多，最反对的是有钱人不公平地挣他们的钱，因为他们的人脉好，权贵可以操作赚大钱。批评希拉里的民主党说，她是为华尔街说话的，共和党批评她说她腐败、撒谎、不可靠，说她的诚信度很低，而是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特朗普虽然吹牛吹得很厉害，很多人觉得他说话很粗鲁过分，但多数美国人，包括他的反对者，都觉得特朗普信什么就说什么，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人而说话；但只有33%的人相信希拉里说的话是她心里的话，70%左右的美国人觉得她都是经过政治考虑而说话的。 美国最好的一个网站，民意调查算法中全美国最厉害的，今天早上说希拉里打败特朗普有58%的希望，特朗普是42%；而一个星期前，希拉里是65%，特朗普是35%。变化现在，很多州愿意投民主党的票，这和美国人口结构变化有关。1980年，美国里根当选为总统的时候，88%的美国选民是白种人，只有2%是拉丁美洲裔的选民；2012年奥巴马当选的时候，只有72%的美国选民是欧洲裔或白种美国人，10%是拉丁美洲的，还有在美国亚裔的新移民，都是偏向于投民主党的票。到2045年，欧洲裔的美国人占50%以下，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将非常大。现在，87%的拉丁美洲裔的美国人不支持特朗普，70%的美国的女候选人反对特朗普，86%的非洲裔的美国人也反对特朗普。如果我们分析最近五个总统选举的话，最准确的一个因素是，如果在职总统全国支持率高于50%，那么80%的概率在职者所代表的党会赢得白宫，而现在奥巴马的支持率高于50%。另外，美国总统选举有一个说法是“选举看钱包投票”，如果选民觉得有足够的钱就投在职党，如果觉得少一些就投在野党的票。现在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复苏，美国公司股价是历史性高峰点，失业率低于5%，通货膨胀比较低，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逐渐有所上升。但最近一个民意调查说，只有21%的美国人觉得美国基本方向是正确的，72%的美国人觉得美国早就走错路了。他们非常害怕美国的长期衰落，越来越多的家长会觉得他们儿女的生活水平会低于自己。每一代美国人总是相信，自己的孩子的日子要比自己的好过，但现在美国人没有这种自信心。我自己也担心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分裂。到了2017年，从就职第一天，最起码50%的美国人会恨新总统，觉得ta没有资格当总统。希拉里和特朗普都没有办法解决美国的两极分化。当然我不是太悲观，因为美国的多样化、言论自由、自我的再创造力非常高。美国历来有一部分人会说美国已经崩溃了，每四年都有一部分人这样说，所以，美国的适应力很强。言论自由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听取很多不同的见解，这样一个国家比较容易当好自己的“心理医生”，对自己的症状做出正确的诊断。不过，最起码美国的两极分化问题，2017年以后还会继续下去。文章选自侠客岛，2016年7月27日
2016年7月29日 -
涂志云：根据市场选择商业模式
▼ 伯克利MBA、斯坦福博士、“中国十大海归创业新锐人物”……优秀的履历给涂志云罩上一层光环，然而，在他看来这一切“或许只是起点较高”。他更愿意与人分享他的创业经验和创业带来的“有意思的生活”。事情除了抓住用户的需求以外，一定要加一定的门槛。我当初选这个行业的时候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市场有谁在做这个事情。我在美国很多年做信用卡这个行业，回国以后发现中国没有信用卡，中国未来十年被称为最大的信用卡大国，我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有了这个市场以后，我就在想，有些什么样的壁垒我能够利用、我能够设置，使我能够保持一定时间的领先地位。所以我在想，如何设置、如何建立起来相关的竞争壁垒。◎“天生我材必有用，上帝给你这些东西，就需要你对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对社会有所推动，当历史的重任落在你身上时，就应该义不容辞地站出来。” 1989年涂志云从国防科技大学保送到中科院读研究生，前景一片光明。此时，他对留学生活产生了向往。1991年，他拿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全额奖学金，开始了求学生涯。从伯克利商学院毕业后，涂志云在Fair Isaac消费信贷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公司工作，就职于核心组，其开发的FICO信用局评分系统后来被作为美国消费信贷管理的行业标准。1997年，他再次怀着对学习的热情，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段求学经历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在那里我学到最多的是‘追求卓越，不断创新’这个八个字。” “斯坦福的创业精神根深蒂固。那里是创业大本营，人人拿着计划书，不是在找投资，就是已找到投资，要不就在投资公司工作。”彼时正是美国网络发展的黄金时期，涂志云也积极投身大潮，参与到网络革命中，在美国的网络营销公司Digital Impact从兼职做起后成为了公司的全职营销科学家。2000年，公司上市，涂志云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在收获财富的同时，涂志云萌生了回国创业的想法：“每当唱到故乡、祖国时，一种真情实感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种感觉只有海外漂泊过的游子才会有。”怀着对祖国的眷恋，涂志云“没太多想”，收拾行囊就返回了中国。“我希望借助这些财富，将美国的信贷模式复制到中国。”在他看来，从回国创业到之后创办信用卡门户网站都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也许出生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习惯将责任和使命视作生活的重点。”◎“与需求不符的技术，再超前，市场也不需要。” 2001年，涂云志回国担任一家公司的CEO，成为备受看好的“空降海归部队”之一，人气颇高。然而这份工作与他的兴趣和特长并不匹配：“从职业上看，我擅长的是银行消费信贷风险管理，以及同样模型的针对性营销。” 2002年，涂云志自立门户，创办国内第一家专门针对银行的消费信贷管理咨询公司。他对这家公司充满信心：自己积累同类公司的运作经验，集聚了先进的技术和优秀人才，拥有风险投资的支持，抓住了中国信贷消费起步的机会，可以满足银行的大量需求，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然而，由于对国内市场水土不服，公司在几次商机来临之时都判断失误，加上运营管理不善，股东意见不和，第二年就结束了经营。 “从美国带来的技术很超前，但技术在天上，现实在地上。”这段时期让他真正了解了中国当前信贷消费管理的现状：“与需求不符的技术，即使再先进，市场业也不需要。”◎“成功的创业公司都有类似的特点：成功=巨大的市场+良好的产品和服务+有效的执行团队+稳定的商业模式。” 2003年，涂云志再次开始创业，成立北京决策引擎风险管理科技公司，2004年公司开始帮中信银行开展信用卡营销，这项业务让涂云志发现了信用卡行业的商机，2005年他建立了“我爱卡”网站，进行网上信用卡营销。涂志云认为：“目前中国真正的信用卡持卡人不过几百万，潜在客户有几千万；发卡量在一千万张左右，而在美国，信用卡总量在5亿张左右。” “中国现有近亿网民，是未来5到10年中最好的、最有利润的潜在信用卡客户。”与互联网的结合帮助公司找到了稳定的商业模式：“中国有1亿网民，有8000万优质客户，最有消费能力的人大多在网上。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8000万用户在哪里，精准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及时提供优质的服务。”他相信，“中国的年轻一代会喜欢上信用消费和信用卡的，我们希望能在这个信用时代，创造价值。” 回顾一路走来的创业历程，涂云志坦言：“所谓九死一生，就是做成一件事是需要死几次的，走过几次死亡边缘，就不会那么害怕，你会对人生有一个把握和态度。”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7月29日 -
薛澜：列出人才发展障碍清单
2016年1月17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在京举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出席论坛，并参加“如何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圆桌讨论。他建议列出人才发展方面的障碍清单，交由相关部门针对性地逐步解决，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中国的人才优势。 以下是他的发言记录： 讲三方面问题： 一是人才观的问题。现在常常提到引进高端人才，各个地方落户都有引进人才的各种各样的要求。所谓高端人才也许有时候有一定客观的标准，但是更多情况下还是用人单位和实际之间到底有没有匹配。我印象很深是前年，学校组织一些院长、系主任到国外学校考察。到普林斯顿大学招生部门，说起来也算是我们定义的人才专家，招生部的老师讲解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其它学校很多人要聘请他，他还是在普林斯顿，干了很多年有感情。假如高校哪天不再按分数录取学生，有没有能力挑选综合能力各方面好的学生。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能力很少，按照我们现在是有博士学位。还有去一个国家实验室，实验室的主任，包括很多科学家流动性也蛮大的，但是里面有几位实验室的技工，科学家也是半开玩笑地说他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如果没有高水平的技工，很多试验实现不了，工资也挺高的，跟科学家差得也不太多。这些都是在目前体系下算不了高层次人才，但是特别需要的人才。首先人才观念，高层次人才也需要提，在国外讨论起来可能没有太多讲高层次或者低层次，跟需要匹配的就是最好的人才。 第二，人才的价值怎么确定。咱们讲竞争优势，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今年回来正好20年，我们学院成立15周年。我非常担心的是中国公共部门面临很大的危机，我们到现在单位制的工资体制，始终觉得这个问题是对我们国家人才发展有很大影响。本来我们很多知识密集型的机构，像大学、科研机构、医院，这都是复杂知识劳动的机构，恰恰都是在我们国家叫事业单位。目前事业单位工资体制，基本工资非常低，要通过其它方式的收入，就是岗位绩效来弥补。这样的机制把复杂劳动、知识型价值体现方式跟建筑工人混在一起了，这样的机制造成目前各种乱象，不管是高校还是医院，还是其他的科研机构，有很多问题，背后是最基本的体制，工资体制有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很多其它的问题也很难有很大的改变。不光这些部门，政府部门也是一样，公务员体系，公务员队伍也有同样的问题。 第三，现在的制度框架。两方面，一方面有不合理的框架要打破，另外有些合理的框架需要建立。不合理的框架还是回到事业单位体制下，最近很多对党政干部的要求也延伸到事业单位，在高校、很多科研机构感觉好多正常的国际合作交流等问题都面临很多困难。这里面要区分开，高校的机构和科研机构是不一样的，最近高兴看到一个文件，希望这个文件能具体真正落实。还有一点要打破框架就是人才流动问题，现在好多框架对人才流动有很多限制。几年以前也是北京一座985高校，想引进香港的一位学者，年龄超过50岁，在北京落不了户口。到今天这些问题还解决不了，就让人觉得我们要建立国际人才优势，我们的任务还是很繁重。 另外有些框架也需要建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灵活的用人机制，在这些方面确实应该要有的。但在这里面也需要逐渐建立一些规范。最近这几年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医生多点执业问题，从好的角度来讲，目前医疗体制比较死，基层医疗机构没有好医生，现在特别提到大医院的医生，利用业余时间在其他地方执业。打破现有体制是好事，另外实事求是地讲这确实也容易带来相关责任问题。医疗服务确实有它的风险，以前责任体系是在他所在单位，行医过程中其它地点行医出现责任到底谁来承担，这里制度设计就需要把问题梳理清楚。这些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些相关的规则。我们一方面要打破原有不合理框架，另外需要建立合理的框架。 我提一个建议。包括人才战略有些会我也参加过，我感觉我们前些年工作在一些特殊鼓励政策考虑比较多，现在到了这个阶段，人才50人论坛有没有可能做一项工作，今天大家都提出落实政策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障碍，能不能列出障碍清单。我们总想鼓励人才，现在要有普适性制度真正突破。如果能够列出障碍清单，这样可以交给相关部门，今后每年开会就来看，清单上面还剩下哪些问题，是哪些部门的责任，聚焦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要不然十年之后还是讨论这些问题。很多政策总是想鼓励，但是很难普适性复制，还不如破解一些障碍，真正建立中国的人才优势。 （本文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7月29日 -
薛澜：中外城市发展的比较与反思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专家委员会专家。【导读】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高速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首次实现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对于这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应该充分肯定，各个方面的总结分析也不能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从中国城市化目前存在的问题着手，结合美国中小城市的发展，谈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要素以及下一步如何推进。中国城市化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高速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首次实现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对于这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应该充分肯定，各个方面的总结分析也不能少。我想更多地谈一下这种高速发展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这是我们讨论不多的，但却是必须要正视的。中国近年来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既有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也有一些是由于扭曲的激励机制所造成的。主要观察到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功能定位太高太全。 目前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全国很多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很高，希望是国际、国内或者区域的中心城市；想承担的功能太齐全，希望成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金融中心等。这样的结果是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规模等都在不断升级提高，需要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国际上看到的“城市病”也越来越普遍。 出现这种高定位攀比现象的原因在于越是高定位，越是功能全，往往就越能吸引各方的注意，就越能够从上级或其他地方吸引到投资，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攀高的激励机制。如果说国际上比较突出的“城市病”在一些国家的首都和特大城市出现，那么中国的特点就是“城市病”已经蔓延到省会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这种定位高、功能全的城市建设往往投入巨大，但潜在的投资浪费的风险也很大。毕竟一个国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金融中心或者是其他各种中心。 二是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心情太急。 从各级政府提出的发展目标和实现速度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太快了，很多在其他国家需要10年、20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建设，我们在一个4~5年任期之内就必须完成，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近10年前在萨默斯担任校长期间启动的一个扩展校园的计划，要在查尔斯河的另一边增建一些教学和研究楼群。相关计划与当地百姓、校内教师学生经过多轮沟通，甚至在学校办公楼中单独辟出一个展室，向感兴趣的社会公众解释说明新校园的方案。但这个计划要经过15~20年的过程才能完成。 就在哈佛扩建方案征求意见的同时，中国数以百计的大学已经在几年之间建成了一座座新的大学城或新校区。这种差别，一方面有我们作为后发国家争分夺秒的干劲儿、有我们地方政府的各种创新，另外一个方面也有我们任期制的因素。各级领导干部都非常急迫，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干出一番业绩，为自己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但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很多重要过程与我们干部任职的周期未必吻合。最近很多城市遭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暴露出的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就反映了我们“大干快上”的后遗症。很多城市重大发展项目留下的后遗症还远远没有暴露，因为当时主政的领导目前已经成为上级领导了，大家当然不愿意给领导脸上抹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三是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变化太快。 与上面的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官员变化太快，规划变化太快，政策变化太快，工程项目执行得更快。官员一变，发展思路和规划就要跟着变，相应的政策和执行都要变。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在不断变化，城市规划及相关政策的变化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也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环境也有其演变规律，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就是应该在认识到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对一个城市长远发展的勾勒。如果这种规划可以两三年就随意更改，要不就是这种规划根本没有前瞻性，要不就是这种更改是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现在很多城市“千城一面”，奢华凌乱，就是这种快速变化的后果。中国城市发展的几个核心要素：理念、制度、资源 造成上面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我想是否可以从城市发展的理念、制度和资源这三个核心要素来考虑。 城市发展的首要因素是理念。 目前城市化的观念好像就是物理空间环境的变化，所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有一个因素就是把原来属于乡村的地域划入城市空间地域。但是更严格地说，这种城市化可能是不完全的城市化，甚至是空心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全面的现代化，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现代化。 现在全社会都关心的农民工问题背后就是拿什么来衡量城市化。农民工的出现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活跃在城市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他们跟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我们当时觉得不习惯，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是目前这种不完全城市化的问题，把城市化看成是人的生活所在地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兄弟姐妹生活在城市，已经城市化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他们离真正的城市化很远。 还有很多与城市相关的理念问题，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城市化过程中尤其重要。我们所要的现代化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现代化，而是未来可持续的现代化，不能我们这代人把所有的资源（包括土地）都消耗光了。所以我觉得城市化首先要考虑的是理念问题。 其次是城市发展背后的制度要素。 要想理解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各种现象，核心是了解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安排。例如，前面谈到的中国城市发展定位太高太全，其背后的制度原因是我们当前城市发展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不合理，越是定位高、定位全的城市，越有可能从中央或上一级的政府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或重大项目，越有可能形成正反馈循环，在激烈的城市发展竞争中实现高速发展。 因此，要想改变观念，做到资源配置的科学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城市发展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制度安排，当今媒体上经常谈到财政透明与公共治理、公共决策、协商民主、反腐倡廉、廉洁城市、群众公议制度、社会治理创新方面，都是制度建设的内容，都需要深入探讨。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保障，我们所提倡的各种先进理念是很难落实的。 还有就是城市化涉及到的资源。 目前大家关心的是资源配置的科学化问题，包括城市空间资源利用的科学化，城市规划的变革，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创新等。核心问题是各种资源怎么能够非常好地利用起来，这里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我们过去过于注重一个城市的有形资源的利用，其实城市无形资源，如文化资源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匹兹堡市的转型升级中文化社会资本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国外城市发展的比较 以美国中小城市为例 我从1991年博士毕业开始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多年走过全世界50多个国家、上百个城市，除了一些自然或历史名城外，真正有特色、让人印象深的并不多。但2007~2008年，我在哈佛访问期间受到邀请走过的几个美国的中小城市，反倒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一个城市是加州圣塔芭芭拉市。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就在这个小城中。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恬静自然。圣塔芭芭拉市的机场是非常朴实简单的建筑，很多人猜不出这是机场。反观国内，不管城市大小，只要有机场，一定都是宏伟高大的建筑，造成不少浪费。圣塔芭芭拉所反映的和谐求实的心态是城市化过程非常需要的。 第二个城市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叫堪萨斯的城市。一个小小的贺卡，被卖到全球去，每年销售额几十亿美元，但其总部却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中西部城市，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贺卡需要各种文化的积淀，也需要时尚，这在大城市比较容易，在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就很难了。但是他们做到了，依靠的是什么？就是追求卓越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把贺卡当成全世界最重要的东西去设计去制造。这个公司的精神实际上是这个城市文化的一个缩影。堪萨斯市还有不少公司都是这种追求卓越、精益求精文化的受益者，包括著名的生产GPS装置的Garmin International公司。相比之下，我们国内的很多中西部城市总觉得没有产业发展的机会，但跟美国中西部这个小城市相比就应该感到惭愧。 第三个城市就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城。这个城市是《飘》这部小说女主人公郝思嘉的故乡。2008年，我应邀去查尔斯城参加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理事会，被这个美国南部的小城给迷住了。小城古朴安静，风光秀丽，很多殖民地时代的房屋建筑仍然保留完好，有很多早年美国发展的历史遗迹。但给我印象更深的还是这个城市的市长，Joseph Riley。他从1975年当选市长之后，到现在已经连选连任10届了，是美国城市管理界的“常青树”。他一生的追求，就是要把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发扬光大，把古建筑保护好、恢复好，给当地百姓造福。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期间，他被邀请作为午餐嘉宾介绍查尔斯城，Riley市长放着PPT，操着软绵绵的南方口音，津津乐道，一下子就讲了一个多小时，远远超过预订时间，主持人不得不从中打断。第二天，南卡的州长来问我对查尔斯城的印象，我提起了Riley市长的讲座，州长马上就问，他讲完了吗？我们马上就会心地笑起来。在Riley市长讲不完的PPT背后是他对这个城市真挚的感情和保护这个城市风貌的那种持之以恒的追求。而这种感情和追求也正是最值得今天中国城市管理者所学习的。 第四个城市就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我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里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读博士，对这个城市有一些感性的认识，但直到今年6月随中国工程院代表团参加中国特色城市化研究调研，才对这个城市的历史变迁和这种变迁的原动力真正有所了解。这种原动力就是不断创新的精神。 匹兹堡市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变革，它从一开始作为资源型的产煤城市，到后来成为钢铁制造中心，到现在是以信息和医疗服务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中心，中间经历过巨大的变化。其中包括上世纪70年代由于炼钢技术变革的冲击，钢铁工业在短短几年内垮下来的惨痛经历。十几万钢铁工人失业，背井离乡，整个城市的房地产业至今尚未恢复。 尽管其支柱产业受到沉重打击，这个城市的创新精神没有改变，从而使得其能够不断改革，不断创新。正是在这种不屈不挠的创新精神的支撑下，匹兹堡努力发挥研究型大学的作用，突出城市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功能，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城市的转型与复兴，使其成为全世界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焕发青春、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典范。上个世纪美国钢铁工业鼎盛时期，美钢联的总部大楼是匹兹堡市中心最高的建筑之一。现在这个大楼上的几个字母是UPMC，是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的缩写（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从钢铁公司总部到医学研究中心变化背后所反映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变革。这种转变的背后就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如何推动中国特色的城市化 第一是舍得放，也就是能够割舍，敢于放弃。 我们每个城市什么都想做，最后一看什么也没做好，还不如集中一点，发掘这个城市自己的优势，长期做下去，可以真正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城市。其实大家仔细想想，我们走过的很多地方，真正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可能就是那个城市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在某一个方面所形成的特色。所以，我们的城市规划在战略定位和规划上敢不敢创新、敢不敢有所放弃？现在很多城市讲发展战略，其实所谓战略就是要有所舍弃。 第二就是慢一点。 剑桥前几年迎来了800周年校庆，我正好到那里去开一个会，看他们好像也没有搞什么特别盛大的纪念活动，但在街上挂了很多小旗，这面小旗上是牛顿的手稿，那面小旗上是DNA的标志，还有的小旗是著名乐曲的谱子等。对于剑桥来说这些就够了。剑桥大学800年有很多东西流行了又过去了，最后积淀下来的就是这些传世之作，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有一件就足以让人傲立于世，更何况有这么多，让人真正感觉到这个大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地位。 城市跟大学一样，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的时尚和流行。但是城市又是筛子，那些禁不起风吹雨打的，耐不住改朝换代的，都逐渐被淘汰掉了。而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过得了不同朝代的火眼金睛的就随时间沉淀下来，成为城市宝贵的财富。这个筛选积淀的过程需要时间，不能太快。所以我想，有些东西还是稍微慢一点。矛盾的暴露需要时间，人们的品位形成需要时间，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 第三是可持续。 我们讲生态资源的可持续讲得多，落实的远远不够。中国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已经不仅仅是大城市的事情，也开始蔓延到很多中小城市。这种生存环境的恶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以及给我们后代所带来的负担远远要超过我们目前的任何估算。如果中国的城市发展再不把可持续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高速的城市化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环境和生态的更大挑战。 同时，制度建设中的可持续性也非常关键。例如，我们对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关注不够，没有一个健全的公共财政体系，很多地方的城市化就很难持续下去。有很多地方政府有各种创新，但只有跟百姓的长远利益相一致，这种制度创新才可以持续下去，否则也将是昙花一现。研究公共管理的都知道，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创新的做法很多，但十年二十年之后能留下来的不多，究其原因，很多所谓的创新都是不可持续的。 根据各种推算，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还会有几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抓住理念、制度和资源这3个核心要素，按照舍得放、慢一点、可持续的思路，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确保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在“人的现代化”的健康道路上发展，这既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历史性命题，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文章选自《中国建设报》，2016年6月13日
2016年7月29日 -
沈南鹏：红杉投资成功率在90%以上，很少签对赌协议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学霸”沈南鹏的履历堪称完美，既是企业家又是投资人。在每一个风口上，他都能敏锐捕获，华丽转型。10年间，沈南鹏和他的团队投下了一长串风云公司，他也因此被尊为“投资教父”。他说，是时代的风口推动着他不断转型，很幸运，每次他都选对了。 沈南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也是携程旅行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的创始人。他是福布斯2012-2015年度全球最佳投资人榜单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者，并自2010年起连续四年蝉联福布斯中国最佳创投人，是唯一一位上榜《财富》2015“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的基金投资人。沈南鹏现任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耶鲁中国中心理事会主席、亚洲协会理事、北京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上海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学霸”沈南鹏的履历堪称完美，既是企业家又是投资人。在每一个风口上，他都能敏锐捕获，华丽转型。比如1994年回国投资银行，1999年互联网创业，2005年创办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开始投资人生涯。10年间，沈南鹏和他的团队投下了一长串风云公司，他也因此被尊为“投资教父”。近日，在红杉中国上海办公室里，沈南鹏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说，是时代的风口推动着他不断转型，在每次人生的选择路口，他都做出对中国经济看多的选项。很幸运，每次他都选对了。风口推动我不断转换角色新京报：你身上有很多身份标签，比如携程、如家创始人；红杉资本合伙人，投资教父等，你最看重哪个角色？沈南鹏：创业者，我喜欢（把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做大的感受。今天我还是一个创业者，红杉中国就是一个创业企业，十年前从三四个人开始，现在有100多号人，六七十个投资团队成员，实现多行业覆盖，也从天使投资一直做到PE投资。新京报：是什么动力，推动你不停地进行身份的转变？沈南鹏：我们这些60后、70后，大多是被时代大潮推着走。当年从美国回中国投身投资银行，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刚兴起，觉得很兴奋可以参加。后来互联网浪潮兴起，我觉得可以在新经济里创造东西。后来发现多个领域都有机会，作为投资人可以参与更多。所以，很大程度上，我是跟着风口走。新京报：你为什么能如此敏锐地把握机会？沈南鹏：我尝试去寻找好的机会，但通常我不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会观察一下，看自己是否适合。新京报：你放弃过“不适合”的机会吗？看上去你每次都一下子就选对了。沈南鹏：有。比如从携程离开后，有一些大型的私募股权PE来找我合作成立中国基金，但我更喜欢关注早期创业者，而PE基金接触的只是大公司，更多的是锦上添花。新京报：那你为什么不做天使？沈南鹏：我们也做天使，但不是红杉的主要产品。过去三、四年，我们有十多个天使项目。喜欢承担一定的风险新京报：你的公开形象近乎完美，你是怎么来看自己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沈南鹏：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每个选择都是大经济环境给的一道命题，对中国经济，我做出了“看多”的选择。20年前离开华尔街，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新京报：因为你喜欢冒险？沈南鹏：我乐观，加上喜欢承担一定的风险，也看重长期的职业发展，不期待短期利益。回国头两年做投资银行，未必会比在美国有更好经济收益。离开投行去创业时，刚开始也不多考虑有经济回报的账。做选择要看长期，而且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新京报：你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吗？沈南鹏：肯定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是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家打造百年老店，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重要的命题。眼光好因为更积极新京报：你是携程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创办如家。当时创业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沈南鹏：我们这批创始人很多没有商业经验，做携程是抱着对互联网的热情，后来发现不管互联网创业还是别的，归根到底都是生意。生意都有门道和诀窍。长期在投行做，不见得掌握在中国做生意的门道。第二个挑战是融资，今天是钱在追创业者，当年是创业者追钱。今天的创业者很幸运。新京报：但是很不幸，那个时候你是创业者，需要去追钱，现在又变成投资人，需要追创业者。沈南鹏：是。所以我常常是一个需要“说服”别人的角色，要做一个好的“销售员”。两次创业让我学到很多商业经验，而且现在作为投资者，也能更容易理解创业者。新京报：从创业者变身投资人，你认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沈南鹏：好的投资者不是所谓金融从业人员，而应该是（被投）企业的深度参与者。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眼光很好，其实投资眼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投资后，花时间帮助企业成长。比如帮他找合作伙伴，讨论战略。投资人跟创业者的角色其实是相似的。新京报：你会多大程度地介入被投公司的运营管理？沈南鹏：红杉有一个基金定位，叫“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如果开车的司机是创业者，我们就是旁边看地图的，帮他避免可能碰到的问题。躺那边休息或看风景是不行的，因为一路上还是会有很多挑战。我们还是希望能更积极点。新京报：意见相左时怎么办？沈南鹏：我们只是看地图的，最后还是驾驶员决定往哪边走。但如果投资中有关联交易和违规行为，投资人作为股东，需要保护自己。红杉秘诀不单纯是买赛道新京报：大家都说红杉投资成功的秘诀是买赛道，你们是怎么来判断赛道的？沈南鹏：这个解读不完全正确。赛道很重要，一个行业如果没有大的发展前途，公司很难成功。但在赛道和赛车手之间，绝对是赛车手最重要。因为赛道可能会变，好赛车手会寻找新方向。当然，赛道或者新商业模式，是风险投资基金必须长期研究和跟踪的。未来几年行业会怎么发展，投资人必须有自己的预测和判断。新京报：据说你们有一张产业地图，引导你们购买赛道。这张地图是什么样的？沈南鹏：不是一张产业地图，是有多个产业地图。比如O2O肯定是一张产业地图，金融是一张，电商是一张。因为认知不断进化，地图也不断完善。比如第一天看电商时，肯定不会想到原来打折产品销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也没想到有些领域可以做这么大。在行业投资中，你会越来越清晰地知道产业格局应该是怎样的。新京报：红杉买下的赛道其实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坐标。这10年，你们先后买了哪些赛道？沈南鹏：2007年开始布局电子商务，从阿里巴巴到京东、唯品会 、聚美优品、美丽说到蜜芽宝贝，电商知名企业我们几乎都参与了。2008年布局影视娱乐，投了万达影院、阿里影业、博纳影视等。2009年开始投云计算大数据。2010年开始投O2O，从美团、大众点评网、饿了么到赶集，也占了一定市场份额。相关的物流行业也投得很好，中通快递、德邦物流、安能、郑明物流等。2011年开始投了一批互联网金融。新京报：有钱果然任性，可以大胆买买买。沈南鹏：当然有很大挑战和风险，因为你必须有一定的能力选对。这对基金也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新京报：你们的失败率实际是多少？沈南鹏：目前红杉投资了200多个公司，如果以颗粒无收为标准，目前这样纯粹失败的公司真不多，可能也就十几家而已。风投肯定会有一定的失败率,这是不可避免的。过低的投资失败率反而说明一家VC风险承受、鼓励创新的意愿不足。不能仅为赚钱而创业新京报：作为投资人，你最希望听到创业者跟你探讨什么，比如商业模式，梦想？沈南鹏：商业模式的认知非常重要，因为竞争激烈，没有好的准备，没有产业前瞻性，很难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但梦想更重要，不能仅仅为了赚钱创业，梦想是很多成功创业家背后的根本动因。一个纯真的愿望，往往推动了很多伟大公司诞生。这些对了以后，其他都是经济大潮带来的红利。新京报：这似乎是一个标准答案。但为什么你在投资实战中就能做得比别人好。沈南鹏：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具体跟每个创业者交流时，你会发现每个公司都不一样。每一个创业者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背景，怎么能够了解他，跟他交流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作为投资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新京报：具体怎么判断？沈南鹏：没法用一句话来描述。很多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当他站在那讲述他的商业计划。你可以了解他对细节的关注，对产品的热情，对行业的理解，怎么看竞争对手，创业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在创业中碰到曲折，是不是会非常坚持等等。新京报：很多人认为现在创业热潮有很大泡沫。你怎么看？沈南鹏：十五年以前，中国第一批互联网的创业潮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但只要大方向正确，即使有一些泡沫的现象，有一些不靠谱的创业者或投资人，最后会优胜劣汰。所以我认为泡沫在一定时间内不是问题，关键是不是有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冒出来。很少签对赌协议新京报：有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最后变得像敌人一样。你们买赛道，投了很多互相竞争的企业，关系处理应该更微妙。沈南鹏：我们不会在同一时间投资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两家公司，但互联网行业边界不是那么清晰，以前两个不同“产业”的公司都可能逐渐走到同一跑道上。只要把我们的增值投资角色扮演好，就能得到双方的尊重。新京报：你和创业者签过对赌协议吗？沈南鹏：很少签这种对赌协议，我们希望和创业者永远在一条战线上，跟他走五年、十年。如果有这样的协议，表明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双方目标不太一致。这未必是最好的。新京报：什么情况下会签？沈南鹏：我们认为利润不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还是要看用户增长，产品优劣。过去三四年里，我们在互联网投资中，没有签过对赌协议。新京报：你们一般什么时候会退出？沈南鹏：我们的投资周期很长，唯品会仍没有完全退出，大众点评已经跟了10年，美团也已经7年，京东5年多，奇虎快10年了。我们会跟一家企业走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公司仍在高速成长，为什么不跟他们走下去？新京报：你非常看好互联网金融和O2O，为什么？沈南鹏：这两个行业最近一年很热，但我们五年前就开始投资。通俗说，他们是“互联网+”的代表。O2O是用互联网改造线下服务，互联网金融就是改造金融服务业，两个巨大的市场，也有很多被改造的理由。前者因为服务分散，效率不高。后者服务能力需要提升。新京报：互联网金融创业成功机会有多大？沈南鹏：机会很大，可能（和商业银行做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同等量的机会，能拿下金融市场的相当份额。O2O也一定能产生大公司。投资可能不是大公司能做好的新京报：红杉中国今年10周年了，你给它打多少分？如果一百分是满分。沈南鹏：七十多分吧。还有太多东西可以提高。每年我们都会总结错误，但每一年过去时，会发现又犯了错误，在不断纠错中成长。新京报：哪些错误还在重复？沈南鹏：比如在项目判断上。2008年不投京东就是个失误。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京东的运营数字没那么好看，线下的竞争对手苏宁、国美(微博)很强大，商业模式实现好像遥遥无期，这个企业到底怎么做出来，我们有很多问号。当时我们把它pass掉。2010年花了很多的成本再成为其股东。新京报：最近你说红杉中国仍是一家正在“延伸”的公司。红杉中国未来的公司版图会是什么样子？沈南鹏：从天使到风险投资的早期投资和PE的投资，再加上二级市场的合作，红杉中国的投资全产业链模式正在形成。但红杉团队会专注在最核心的产品上：即VC和PE。新京报：那红杉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大公司吗？沈南鹏：是“小”公司，而且应该保持小公司的组织形式和心态。投资可能不是大公司能做好的，我们六七十人的投资团队其实已经挺大了，管理有很大的挑战。我认为还是可以保持小公司扁平和高效的文化，这样才能在变化的市场里更快成长。不会给被投公司提议是否回归A股新京报：这个月红杉中国有5个项目正在私有化回归。很多人认为这跟沈南鹏的资本运作有很大关系。沈南鹏：这又夸张了基金的作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包括未来在哪里上市，都是创业者的意愿和公司战略做出的选择。红杉只是愿意跟创业者一起走很远的路，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创业者。如果我们看到创业者成长的潜力，就会跟着他走下去。新京报：这些私有化是创业者还是你们先提出来的？沈南鹏：当然是创业者（先提出的），这是公司战略的选择，创业者主导公司，我们只是看地图的。他做出合理的选择，我们会与他保持步调一致新京报：很多人揣测，可能是因为现在中国股市好，红杉套利的空间大。沈南鹏：短期套利，不是创业者和好投资人应该有的选择，更不是红杉的投资理念。红杉作为价值投资者，无论他们上市地在哪，对我们的投资选择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具体每一个企业家做选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但我知道很多创业者是想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得到更好的平台进行行业整合。毕竟A股投资人能更了解他的产品。新京报：你会给红杉的被投公司主动提议，分析是否适合回归吗？沈南鹏：不会。十年间，我们有近40家的投资企业陆续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数量相对比较多。我们在美国上市的被投企业还有不少。很多企业选择不回归，我认为也非常正确。因为有些企业不需要这样做，因人而异。红杉是我最后一次创业新京报：你的日程每天安排非常满，怎么来保证这么旺盛的精力？沈南鹏：适当锻炼，睡眠还不错。但现在锻炼确实比以前少了，最近几年的创业大潮让创业者很忙，投资人也很忙。但我想还是应该有自己良好的生活节奏。新京报：你的日程密集到什么程度？沈南鹏：基本都满了，很少有自己的时间，不能静下来多想一些事，或者思考长远战略。这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新京报：对现在的生活状态，你满意吗？沈南鹏：略有不满意，节奏稍微有点快。很多创业者和投资人都是这样。比我十五年前创业还要忙，因为竞争，也因为机会更多。新京报：从银行家到创业者再到投资人，你已经完成了两次转型，未来还会转型吗？沈南鹏：创业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选项，红杉绝对是我最后一次创业，如果它算创业的话。新京报：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沈南鹏：我不知道投资还能不能做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至少希望未来的十年能比过去十年做得更好。文章选自创合汇， 2016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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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中美专家论全球化：未得红利的美国人成就特朗普，中国正蓄力
美国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在会议上发言。 “要美国主义，不要全球主义！”在7月18日举行的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当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喊出这句口号时，台下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在这次大会上，这名来自纽约、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地产商被共和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在中文互联网上，网友半开玩笑地用中文政治话语调侃这届共和党大会，称其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在大西洋彼岸，随着卡梅伦哼着小调搬出唐宁街，英国也对欧盟露出落日帝国瘦削但坚定的背影，让欧盟这个以“区域化促进全球化”的模范措手不及。极右翼势力借助难民危机也在欧洲其他国家迅速生长。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早在多年前就公开表示要将三百万在法国的欧洲人“礼送出境”。奥地利在今年5月更是差点就选出了欧洲大陆第一个极右翼总统。 在历史和政治教科书中被视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的全球化，似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或者至少，我们熟悉的关于全球化的定义，正在变得越来越陌生。当地时间2016年7月21日，美国克利夫兰，特朗普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日上发表演说，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称自己将坚持“美国优先”，带领美国回到安全、繁荣与和平。 视觉中国图 “现行的全球化是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几乎所有国家和人民共同面临的挑战。”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于7月25日举办的“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圆桌会议上，美国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这样指出。 “全球主义的好处没有公平分配” 在戴博看来，特朗普的横空出世并不只是个笑话。会议上，戴博试图从全球化的角度，剖析特朗普的成功之道。 “所有人在选举之初都小看了特朗普，特朗普成功动员了不怎么参与主流政治的一个人群为他投票：年纪大、收入低、教育程度不高、从事蓝领工作的白人。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些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好处，却承担了失业、贫富悬殊等代价。尽管这些人未来会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多大的持续性影响还无法预测，但他们确实是特朗普得以成功依仗的重要力量。”戴博说。 “全球主义确实带来了各国生产总值的增加和人民平均收入的提高。但是，全球主义所带来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公平分配。”戴博认为，正是这样的问题让那些“被侮辱与受到损害的”人群产生了对全球化的不信任，从而导致他们投入一个又一个特朗普的麾下。 “和中国老百姓一样，美国老百姓最担心的社会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悬殊。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占有了整个国民财富的三分之一左右。”戴博还认为，美国人更加担心的是：富人们是通过不正当地操纵和利用规则来积攒财富的。这是目前为止“第一波全球化”的一大致命伤。 戴博认为，这一问题并非西方独有，而是在各个主要经济体普遍存在：“不仅在英国有脱欧风波，在美国有特朗普，在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和安倍领导下的日本，都出现了对现行全球化的不信任，出现了本土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潮。在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和其他国家的‘版本’不尽相同。”戴博说。 与这些问题相比，戴博对中美双方在南海争端上花费的大量精力和吸引的大量注意力，显得有些不耐烦：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两国交往时）多找些两国的经济学家共同讨论一些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中国蓄力新一波全球化 不过，在CCG主任王辉耀看来，中国已经开始为新的一波全球化蓄力了。 只不过其方式可能并没有那么显眼。 “中国现在已经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诸多构想。这些构想与现在的全球化秩序相比，与其说是‘另起炉灶’，不如说是‘锦上添花’。” 王辉耀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是享受到第一波全球化红利的。在接下来的一波全球化中，中国将进一步参与到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合作项目中，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制定并改善现有的国际规则。这不仅有利于全球化趋势在未来更好地发展，对国际规则的运用掌握给中国自身带来的好处也远远大于仅仅发挥“挑头”作用这一点。诚然，这些国际组织和合作项目中有相当一部分由西方国家主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要原封不动地执行西方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 “看看我们在WTO取得的成就。”王辉耀说，“我们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通过各种努力，最终将它完全改变了。现在WTO框架下世界贸易的格局已经和15年前完全不同，‘中国制造’非但没有被西方‘掐死’，反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而不要忘记，就在加入WTO之前，国内还是一片‘狼来了’的担忧声，认为中国注定会被西方主导制定的贸易规则所束缚。” 王辉耀建议，类似的经验也可以运用到当今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例如，中国在近日加入了国际移民组织。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人口和流动人口，在这方面中国的管理经验非常丰富，在加入国际移民组织之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将自己的经验引入到组织的活动中来，从而改善国际范围内对移民问题的解决思路？”王辉耀表示，如果中国不加入类似的组织，将无法在这类问题的改善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外，中国为什么不能充分发掘自己的优势，自己建立国际组织呢？”王辉耀提出。 王辉耀称，亚投行的建立为中国引领新一波全球化作出了很好的示范。在亚投行中，中国一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始终坚持包容心态，“我们从来没有表露过将西方国家排斥在外的想法。”目前，在亚投行的57个创始成员国里，有18个来自欧洲，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共有21个国家来自通常意义上的“西方”，其中的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更是来自代表西方最发达工业国的“七国集团”。 除此之外，王辉耀建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储备和流动地区，中国完全有实力建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作为世界上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国家，中国可以筹划一个‘互联网版’的WTO，让电子商务真正走向全球化。” 王辉耀认为，与这种策略比起来，中国“另拉山头”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要高很多。一方面，中国可能会失去来自发达国家在技术、市场和政策方面为中国发展提供的便利；另一方面，世界格局可能被拉向新的“冷战”，这也是当今世界所不能承受的。选自澎湃新闻网，201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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