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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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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苗绿：用国际化提升企业家积极性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 如何进一步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是当下中国经济需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在放缓，竞争在加剧，一些企业家对未来感到信心不足，有些气馁。也有一些企业家对新政新规不太适应。等等，都会影响到企业家的积极性。作为企业带头人，企业家的积极性不够，会对一个企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针对目前状况，个人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需要引导企业家建立对中国和世界经济运行整体态势的正确预期。当前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国内外的悲观论调甚至人民币大幅贬值、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等预测确实不少，企业家身在复杂的信息场域中，多少有些六神无主。中国的GDP在经过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到了更需要注重健康和稳定的成熟期，更加注重转变发展方式，这并非有些观点所称中国经济将“硬着陆”、“不行了”。我国GDP增长率虽与以往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但在世界范围内仍处于较高水平。有关部门应加强信息沟通和舆论引导，帮助企业家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运行整体态势。 二是尊重企业家作为关键人才的市场价值，完善包括市场化、国际化人才评价标准在内的人才制度体系，推动企业家资源的优化配置。全球化时代，企业发展需要实现领军人才国际化和市场化。 一方面，应该让市场对企业家人才进行待遇定价，打破企业家体制内外流动的壁垒，这将更有效地发扬企业家精神，实现企业家价值，促进人才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另一方面，企业应用更加开放的眼光吸纳国际化人才。国有企业在原有体制内人才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可以尝试体制内和市场化双轨制吸引人才，探索行政级别和职业经理人两种类别分类管理。国企还可以放开相关岗位灵活选用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人才，以市场化、国际化的待遇标准吸引和利用人才。此外，民营企业家也需要开阔视野，选用国际化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和接班人，以国际化的和市场化的视野配置企业内部的新一代企业家资源，增加新老交接时期的企业家信心。 三是引导和鼓励企业家具有更开放精神和全球化思维。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需要更加积极地“走出去”，通过海外投资、品牌收购、国际产能合作等更加多元的形式向外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企业家需要以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和全球化理念推动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即便是还没“走出去”的企业，企业家也需要树立更加开放的精神，以开放的心态吸纳运用国际化人才，拓宽各种类型的合作。在“走出去”“国际化”的过程中，化解企业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放缓中的压力，并在其中找到夯实国内市场的新动力。 总之，企业家群体乃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若企业家缺少动力去改革创新，“企业家精神”萎缩，社会的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将缺乏。或许以上方式将让“能干、会干”的企业家“肯干、敢干”，从而不断促进企业活力的释放，推动我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6月14日
2016年6月15日 -
【大公网】中外专家话智库发展：忌“近亲繁殖” 倡“信息海啸”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主任詹姆斯•麦甘发表演讲/大公网记者 严雪 摄 大公网6月7日讯（记者严雪）6月6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 “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在京举行。会上，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专家强调，智库发展不能“近亲繁殖”，中国国内各个智库之间要加强交流，同时也要和国际智库紧密联系；倡导智库发动“信息海啸”，这样才能迸发出思想的火花，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智库“智囊团”的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指出，为了打造高质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有一个最根本的方法——开放，因此，智库发展要坚决反对“近亲繁殖”。 “首先，中国各种智库不要各自为政，中国搞什么东西都是形成各自独立的智库，相互联系的很少。所以今天开这个会议很好，把各种各样做智库的都搞在一起，以后也可以搞一些智库方面的会议，由智库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大家一起开会。”龙永图说，“其次，中国智库也要同国际智库建立各种紧密的、不同层次、松散的联系，有时候是根据一个project，比如研究全球化的问题。因为只有联系才可能产生活力，只有活力才能够产生真正高品质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只有交流才能使一些重大的国内国际的问题能够有各种不同角度的思想。”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左二）出席分论坛 /大公网记者 严雪 摄 龙永图还强调，现在智库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有更加好的条件。“一是大数据，为我们提供科学性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基础；二是全媒体，对我们智库研究成果发声提供了最大的平台，所以这两条是中国智库发展的非常好的客观条件，我们就更要坚持在开放的环境中建设智库，就像过去我们的经验，只有在开放的过程中才能建立一个具有活力的经济是一样的道理。”龙永图解释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则代表官方智库发声。他认为，对官办智库而言，体制机制是核心问题。他指出，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大量的智库具有官方色彩，这和美国、英国、欧洲都不一样，东亚智库都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要真正的提升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还是要着力于改革体制机制。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主任詹姆斯·麦甘（James G. McGann）对这个问题也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创新和改革是现在整个机制方面面临的难题，不仅仅中国有，世界其他的机构也有同样的问题。对此他建议中国智库广泛吸收信息，边吸取边消化。 “当今世界智库身处信息爆炸、速度更迭更快的竞争环境，再加上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可以说随时都在面对‘信息海啸’，从而带来研究的新任务。但这是一种新常态，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巨大。智库不可能预测所有发生的这些事件，但智库可以借鉴吸收各方经验各方情况，从而帮助政府、国家能够更好的应对这样的事件。” 詹姆斯·麦甘说，“这些因素就会要求智库与时俱进的进行创新，才能不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文章选自大公网，2016年6月7日
2016年6月14日 -
王辉耀：人才和创新主导经济全球化流动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在商品贸易全球化阶段，中国加入WTO，大幅降低关税，消除货物流动壁垒，提高了国内各大产业竞争力，获得了10年的高速发展期，国际贸易额和GDP是之前的七八倍，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资本流动浪潮中，虽然发达国家仍是国际资本流动体系的主要角色，但中国也已经通过建立亚投行等举措，积极在全球资本市场发力，获得了自身的发展。 由于随着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全球流动给各国带来的红利不再突出，全球人才流动浪潮的作用日趋明显。美国之所以在创新领域走在前面，是因为充分享受了国际人才红利。在美国，三分之一的专利创造来自国外移民，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国外。在教育领域，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在校生中有70%是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就业的人才里，国际移民比例从1993年的23%上升到2010年的42%。谷歌公司里亚裔比例占30%。硅谷的繁荣，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相互碰撞思想，没有条条框框，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灵感和思路。 以色列也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时只有60万人，现在约800万人，其中80%以上的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包括部分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知识、经验和创新能力，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国际人才竞争的必要性。 当下，全球化已进入第四个浪潮——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取得进展、世界各国亟须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背景下，世界重要经济体加快进行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以期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TPP、TTIP、RCEP、FTAAP以及“一带一路”、AIIB、G20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纷纷出现，并积极向前推进，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 作为WTO的重要获益者，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主要的推动者，这就需要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 从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企业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链重构，引发新的全球商业版图调整。企业要在这一进程中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关键同样是人才和创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企业，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实现新的商业形态，促进了全球商品流动，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商业格局。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通讯企业，通过持之以恒地自主研发、科技创新以及本地化运营，真正实现“走出去”“融进去”。这些例子无一不说明人才与科技创新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主导力量。 要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并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中国必须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体系，充分挖掘、利用人才红利特别是国际人才红利，调动和发挥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科技创新，释放企业等创新主体活力，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8日
2016年6月14日 -
王辉耀：中国智库需进行全维度持续创新
由中国最大的社会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近日在京举行。CCG主任王辉耀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智库必须通过研究内容、运营模式、人才建设以及理论支撑、体制机制改革等全维度的行业持续创新，提升质量、打造特色，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中国智库必须进行全维度持续创新 自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后，中国智库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高潮阶段。在中央高度重视、社会高度期待的良好氛围下，中国智库发展进入“黄金时代”。“十三五”规划已明确提出“重点建设50-100家国家高端智库”等内容。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了专门论述，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期望和要求。 智库，作为重要的智慧生产机构，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源泉，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标志。随着智库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程度正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新形势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变动和国内经济面临沉重转型任务，我国政策决策中的智库作用越发重要。同时，大数据、超级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出现、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带来的传播变革，让智库身处信息爆炸、更迭速度更快的竞争环境。 目前我国处于“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体量巨大，政府决策集中、高效、影响范围大，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尤为重要，更需要智库的广泛参与。中国智库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下，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存在一些隐患和问题，迫切需要创新发展。与来自国内外的智库专家一同探讨智库问题，交流借鉴国际经验，提升中国智库水平，促进中国智库对科学民主决策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面临国内外环境改变赋予智库的新任务、新起点和战略机遇，中国智库必须通过研究内容、运营模式、人才建设以及理论支撑、体制机制改革等全维度的行业持续创新，提升质量、打造特色，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 为更好地分析智库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发展建言献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举办国内首个专注于“智库创新”的会议--“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峰会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内外优秀智库代表和研究专家，围绕中国的智库创新进行意见与经验的介绍交流。峰会还邀请了国内主流权威媒体参与会议的讨论，对会上嘉宾的真知灼见进行深入广泛的传播。 作为峰会的主办方，我建议各位与会嘉宾能够畅所欲言，非常期待聆听各位的真知灼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愿意和国内外同行一道竭尽心力，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通过智库加强科学民主决策 本次会议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聚焦智库创新的峰会。中国智库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特别在中国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需要大家关注中国智库怎样走，下一步怎样发展。今天有三十多位参会嘉宾进行了发言和阐述，包括众多国内一流智库代表、媒体代表和官产学界代表，还有来自海外的智库领域代表。大家都很有使命感，认为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很有意义，不管在国家形象建设、话语权和思想力方面，能够出更多的成果。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头脑风暴，对未来中国智库建设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想说，智库还能为我国的科学民主决策，为我们的民主进程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六十多年来有建言献策渠道，有八大民主党派，有两会、政协、人大等各个渠道，包括部委的研究院。现在智库在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成长起来，扩大了各方面建言献策的渠道，特别是反映了来自基层和各行各业的声音，扩大了传统民主党派建言献策的渠道，扩大了中国社会参与式民主的范围，涌现出了更多更好的平台、更多的机制，这对中国科学和民主决策来说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在研究智库。大家知道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关于竞争的“五力模型”，那么我们把智库方面归纳成“政策影响力、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和国际输送力”，我们应该更多地打造智库的五力模型。 今天我们谈得很具体，智库的人才、智库的运营、智库的资金和智库的建设等。共享领导、文化塑造、战略设定、组织结构设置、信息网络运用等，都是我们需要不断面对、研究的一些新的课题。近期的“科技三会”上也重点强调了创新，智库的创新永远在路上，而且对于中国当下也是特别需要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比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执政党的决策是高度集中、有效的。一项成功的决策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一项错误的决策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智库来加强科学民主决策，加强智库建设就更加重要。 （根据王辉耀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6月14日 -
【科技日报】众创时代如何激发社会创新“原动力”
前不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新书交流会上，这位国际知名管理和经济学家就中小企业如何壮大、怎样平衡创新与创业关系及激发全社会创新等方面，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提升中小企业管理水平 美国盛行车库创业文化，不断上演着中小企业沉浮录。众人皆知的苹果公司就是1976年乔布斯在自家车库中创建的。事实证明，中小企业一旦创业成功，很可能会以出乎寻常的速度迅速崛起；但如果失败，结局很可能是变卖车库里所有家当而惨淡收场。 黄亚生指出，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一点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中小企业不仅能创造产值，还能增加就业。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科技能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小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美国政府一直比较重视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对大企业特别是超大型企业则心存顾虑，担心其一旦形成垄断会影响市场竞争，常在企业做大后对其进行拆分。 尽管如此，从车库起家的中小企业依然希望能够做大做强。那么，如何实现呢？黄亚生说，除了得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和企业自身的技术突破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这往往是制约企业进行创新的瓶颈。 针对这一问题，黄亚生教授在MIT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通过组织师生以“行动学习”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实验室已为国内15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黄亚生教授还计划不久将这种提升企业管理的模式延伸到学院，为中国引入开放式创新资源。 在创新与创业间找平衡 大学是孕育创新的摇篮，然而，要在创新与创业之间取得平衡却并不容易，有时很难做到两者兼顾。 黄亚生强调，很多大学通常只能做好其中一件事，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很可能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和创新时机的延误。例如，前苏联有的大学在科研创新上取得不少好的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创业能力相对薄弱，大部分科研成果最终没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有的大学虽支持创业，大学教授一有发明后就去创业开公司，办企业，却又不同程度制约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认为，从全社会角度讲，大学教授的长处是创新，而不是创业，否则对社会就是一种损失。如果大学教授既创新，又创业，将会影响其所在大学未来的创新能力，本人的创业也不见得能够成功。 他进一步指出，基础科研与创业在目标上有很大的不同。基础研究要求信息自由，不掺杂任何经济利益，而且具有公开性，如公开发表论文、举行公开讲座等，促使研究文章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而创业则不然，不仅涉及经济利益，创业之后还要受到技术和商业保密协议等诸多限制。一个追求社会无偿共享，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个崇尚公开，一个需要保密，二者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同时兼顾，关键是要找到其中的平衡点。 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之所以在保持强大研发与创新能力的同时，在创新成果开发及产业化方面也做得风生水起，原因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有效的平衡点，并以此为基础既创造出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又把基础科研创新做得非常好。 激发社会创新“原动力” “由大学和高科技企业等进行的传统创新一般更强调统筹协调，突出重点，有组织地对课题进行定向攻坚。从某种角度讲，我们也需要社会创新，即从社会和大众那里自下而上地获取创新的概念和解决方案。”黄亚生指出。 他说，与大学和高科技企业等机构相比，社会创新具有开放、分散、自下而上的特点。通过社会创新平台，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和调动社会“剩余知识”价值。这里有一个典型例子，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曾一直难以获得太阳耀斑爆发的时间，于是将此问题放在公开平台上请公众帮忙，结果不久便被一个偏远小镇的退休工程师给解决了。 对中国目前倡导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黄亚生认为，这一从政府层面倡导的政策，体现了对创新认识的深化和观念的转变。政府需要加强对周期长、成本高的产业创新予以支持，以保持正确的产业导向。同时，中国更需要进行硬件领域的创新，以提升整体制造业发展水平。中国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知识储备，政府更重要的责任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强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机制建设。（记者：华凌）文章选自《科技日报》，2016年6月10日
2016年6月13日 -
李成：智库在政治生态中扮演什么角色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和“美国十大智库”排名中，布鲁金斯智库均名列榜首。近日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接受记者采访，解析了美国智库的角色；说明了布鲁金斯学会影响力的秘诀、资金及质量的来源；并宣称中国正迎来“智库的春天”。本文根据采访内容整理而成。 一、美国智库扮演三种角色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智库被称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在美国，媒体习惯上被称作“第四权力”）。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智库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不同于民间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是营利的），也不同于游说机构（游说机构不作政策研究），同样不同于一般的基金会（智库研究本身实际上需要外界资金赞助）。其目的，在于引导政策。 在美国，智库主要扮演三种角色：知识传播者、研究掮客、政要储备池。 美国政府每4年换届一次，换届时，会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里的位置需要更替，其中，会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来自智库或高校。这就是俗称为“旋转门”的美国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 应该说，智库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美国人内心深处对于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因此智库不但提供咨询，也批评政策。 二战之后，美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增强，加上当时经济繁荣企业富裕，上世纪40年代，美国迎来了智库大发展的时期。 布鲁金斯学会是最早成立的美国智库之一，又位于华府的核心位置，长期以来都在参与美国重大内政外交决策的过程，比如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新政、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和联合国成立等，对于美国税制改革、预算和福利政策，更是有过重大影响。 二、百年布鲁金斯保持全球领先影响力的秘诀 布鲁金斯学会有个“座右铭”：质量（Quality）、独立性（Independence）、影响力（Impact）。 布鲁金斯学会至今仍然坚持非营利、非党派的原则。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与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其实在“非党派”这一点上要求严格。如果我们邀请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来演讲，也一定会同时邀请民主党的桑德斯或共和党的特朗普。 研究人员每年都要签字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如果要去“站台”，须先离职。甚至在准备参与竞选的过程中，不可以使用工作时间，甚至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电话和复印机。 研究人员还要进行财产申报——除了工资以外，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收入都要告知，所从事的咨询活动也要申报，为美国政府进行的咨询活动要特别申报。 还有，布鲁金斯学会不作指定课题的收费报告，主要接受不指定研究内容的捐款（unrestrictedfund），且所有的报告，包括给美国总统的报告，都是公开的。 不过，美国有些智库是营利性的，比如兰德公司；有些则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如传统基金会倾向于共和党。 三、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捐助 以2013年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资产是3亿美元，年预算为95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约11%）来自于资产的拨款，大部分（84%）则来自于捐助。 在得到的捐助中，大部分（80%左右）来自私人捐款。布鲁金斯学会目前60名董事会成员中，就包括了一些最为慷慨的捐助人，如董事会主席、中国中心主要捐助人约翰.桑顿先生。董事会不参与学会的具体管理，但指定其发展方向，并决定总裁人选。 另外百分之十几来自各国政府捐款，如中东的阿联酋、欧洲的丹麦和挪威政府。但接受这些政府捐款是否会导致丧失“独立性”，目前有争议，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政策出台。 为了保持独立性，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捐款尤为谨慎，目前只占接受捐款总额的不到1%。 此外，还有约3%的收入来自职业教育与培训，2%来自于出版物。 四、专家不能只是象牙塔里的学者 研究质量，归根到底，来自于高质量的人才。所以，布鲁金斯学会对于研究员的要求极高，一般需要达到三个标准：是所在领域内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及在公共领域内的影响力。 我们的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等顶尖高校非常相近。学会目前的全职研究员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员（即正教授级别），有90名，普通研究员（即助理教授级别）较少，只有20人。换言之，能够进入布鲁金斯学会的，基本已是各领域内的“领头羊”。 同时，我们希望自己的专家不是“过去的专家”，而是“未来的专家”，有前瞻性思维和视野，能够影响未来政策的走向。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不能只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要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具有影响媒体和决策的能力。 五、新的百年面临四大挑战 下一个100年的挑战，首先是如何维持布鲁金斯学会对独立性的重视和保持在美国高层决策中的影响力之间的平衡。 其次，在媒体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代，传播观点和塑造影响力的手段都在改变中，我们该如何适应？ 出书和写报告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长项，但在阅读越发“短平快”的时代，我们是继续出书和报告，还是改变风格适应新媒体，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目前世界格局处在剧烈的变化中，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未来10年的研究课题？ 第四，顶尖研究人员的聘用费用越来越昂贵，在美国经济并不特别景气的时候，怎样才能聘请到最好、最有前瞻性的人才？ 六、中国正迎来“智库的春天” 如果追根溯源，智库在中国可能比在西方出现得更早。中国古代的“师爷”，就是智库的一种形式。2000多年前，孔子在曲阜讲学，与弟子论道，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为当时的王朝进行治国理念的研究和咨询。 但现代概念的智库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仍然在西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排名中，前10位美国占了6个，英国有3个，亚洲还没有一家进入前10。中国的智库，目前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但中国最高领导层近年来对智库发展特别重视，把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高度，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智库——包括美国在内——获得如此之高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智库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可以说是“智库的春天”。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智库目前还比较弱。这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很多使用中文研究的智库，在目前英文主导的国际学术圈，很难产生较大影响力。 我觉得，中国智库如果想要提高影响力，首先要深入研究西方——特别是美国——是怎么来运作智库的，其学术声誉是如何获得的。 智库发展会有个较长的过程，但我对中国智库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未来5至10年应该就可以看到比较大的进展。文章选自思客网，2016年5月15日
2016年6月13日 -
【神州学人】中国智库创新发展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
本网讯（记者杨宇报道）6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提出，中国智库要抓住机遇，着力提升公共政策研究质量。他强调，中国智库创新发展需要高水平的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领军人才。 本次峰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宾大沃顿中国中心、中科院《智库理论与实践》杂志协办。峰会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学者、实践者以及媒体代表，围绕中国的智库创新进行经验介绍与交流，旨在更好地分析智库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峰会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强调，要打造高质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最根本的方法是“开放”。中国各类智库之间要建立联系机制，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与国际智库之间也要建立各种不同层次的联系和交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建议，中国智库的创新和发展，要从体制机制上创新，让更多有思想的人聚集起来，把他们的智慧上升到中国的战略智慧。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要解决好政策支持、财力支撑和人才支柱三大问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面对新的起点和战略机遇，中国智库必须通过研究内容、运营模式、人才建设，以及理论支撑、体制机制改革等全维度的行业持续创新，提升质量、打造特色，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 峰会还设立了主题为“智库的运营管理创新与人才建设”的分论坛，来自国内的多家智库代表围绕中国多元化智库运营实践过程中的模式创新和人才建设展开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荆林波指出，人才为本、管理为基，只有在人才基础上实现科学化管理，智库的翅膀才能‘硬’起来。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金石认为，高校人才智力密集，有条件办好智库，但必须创新人才机制，通过引进领军人才带动智库建设。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则介绍了该院在引进和培养人才方面的运行机制和有效经验。 据悉，自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后，中国智库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新形势下，日趋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汹涌的互联网大潮和国际人才大流动等趋势，也为中国智库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也赋予智库新的任务，需要智库不断进行创新，与时俱进。文章选自《神州学人》，2016年6月7日
2016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