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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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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脱离欧盟，会使英国号召力领导力下降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原来英国在欧洲的号召力是很大的，他在欧盟里面举足轻重，一旦他退出欧盟，他在欧盟的号召力、领导地位就减弱了。 英国脱离欧盟已成定局，可能会带来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英国跟中国的关系非常接近，中国也把英国视为进入欧盟的一个大本营，一个前沿阵地。英国脱离欧盟以后，跟欧盟其他国家的关系势必会差，同时英镑的地位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好。当然更重要的是，有很多的中国企业是把英国作为他们总部的基地，像大连万达，他们在欧洲的基地就放在英国。另外，相当多的中国在欧洲的企业最早其实也是先进入英国的，因为英国在语言上比较便利，而且中国企业在那边找人才也比较方便，因为英国是在欧盟里面吸收了来自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所以大量的人才也在英国。这样一来就对中英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这是我们不太愿意看到的。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英国这次脱离欧盟的公投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英国民众对全球化的一种抵触，或者说一种比较负面的看法，特别是他们对移民，欧盟来的移民、世界来的移民，他们有一种负面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代表了一种退步。欧盟是很注重人道主义的，注重传统的合作精神，他们从中东接收了很多移民。英国现在的移民比例很高，跟德国不相上下，德国现在的移民比例达到了13%，英国大概整个国家的外来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11%、12%，德国表现出的是非常开放非常包容、欢迎移民的态度，英国则是一种反移民的倾向。我觉得这也是促成公投脱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表现出的是英国在全球化及全球人口人才流动方面的退步。这是一个不利影响。 第三个方面是在离岸金融方面，在英国也是想建立离岸中心，由于英国脱离欧盟，势必会导致我们在英国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会受到影响。比如说，伦敦还会不会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脱离了欧盟以后会不会影响到它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像原来那么强，这个是一个未知数。在金融方面，人民币国际化，中英合作比较紧密，英国脱欧也会对此带来一定的影响。 第四个方面，中英两国在留学生和人才流动方面也是非常频繁的，中国在英国有十几万留学生，很多留学生去英国留学也是觉得英国是欧盟的一部分，在英国留学可以去欧盟及欧盟其他国家实习、工作，英国脱离欧盟以后，势必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减少，同时英国在整个欧盟的教育号召力会下降，会减弱。 这四个方面中最大的一个方面，就是传递出一种信号，英国表现出逆全球化的一种潮流，因为欧盟本身是局部全球化的一个范围，大家都不断地加盟，从最初的几个十几个到现在的二十多个成员国，英法德意这些国家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英国虽然有些另类，但是他也成为融入欧盟的一部分。他在欧盟里面保持了英镑的独立，保持了他申根协议不参与，经济上他是跟欧盟结合比较紧的，脱离了欧盟以后，会不会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另外前一段时间包括希腊，欧洲的这些危机，英国的脱离会不会加重欧洲的这些危机，延缓欧洲复苏，这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的。 英国脱离欧盟对中国走出去、全球化，在短期内会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从长期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从长期来看可能会是使得中国的企业不断的多元化，他们原来在地域上很多时候更多地在关注英国，因为本地也有很多现成的中国人才，现在可能不会发生了，他们会更多的看到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或者其他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可能会使中国企业对欧盟国家的看法更加多元化。 我上周刚从布鲁塞尔回来，布鲁塞尔实际上更想跟中国加强联系，欧盟主席范龙佩、比利时国王，他们现在特别想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刚好是一个多星期以前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亚洲欧盟和美国的研讨会、对话，我参加了这个会，从会上能感受到，欧盟现在也在加强同中国的合作，也在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可能欧盟已经在为英国脱欧做准备了，英国脱欧之后可能会跟中国带来一些欧洲新的机会，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也许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会有一些弥补的措施，另外一方面会使中国企业更加多元化，在地域投资方面，他们可能不会只考虑英国。另外一方面，英镑的下跌对于中国人去英国留学、消费，对中国人去英国旅游会有所提升。 在一带一路方面，可能会带来损失，因为原来英国在欧洲的号召力是很大的，他在欧盟里面举足轻重，而英国又跟中国关系非常密切，但一旦他退出欧盟，他在欧盟的号召力、领导地位就减弱了。 英国脱离欧盟在短期内首先会带来很大的心理上的影响，首先欧盟其他国家会受到影响，觉得英国脱离了他们，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经济上的影响短期内我们会看到对英国信心的下降，英镑的下跌，黄金的上涨，可能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市场。去英国的移民可能会收紧，另外，英国对其他国家的号召力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减弱。 从长期来看信心的恢复是要有三五年的时间，看下一步英国政府怎么做，英国会不会有其他弥补的措施。如果一旦经济不好，经济下滑，会不会有多边及双边的协议，虽然没有在欧盟里面，但可能通过其它方式加强同欧盟的合作。还有一个方面，他可能会更进一步更紧密的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和美国的合作，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英国脱欧有些方面是负面的，有些方面是正面的。从这个方面来讲，虽然他对中国的吸引力减弱了，但是他可能同中国的合作会更紧密，更需要中国、美国，或者跟其他国家的合作。 所以从长远来看是对全球化的一个退步，但有可能通过一些局部的安排或者说在更大范围内参加多边机制来弥补他在局部全球化受到的挫折及损失，扩大他在全球合作的范围和活动。 当然我觉得英国的影响还是在的，英语起码是世界的语言，英国的金融，英联邦的地位，包括在法律上的这种优势还会持续存在，所以说我觉得英国脱欧可能是一个损失也是一个机遇，也可能是个挑战，如果说把握得好，英国可能跟欧盟的联系弱了，但他可能更多加强跟中国，跟美洲，美国加拿大，包括新兴国家巴西印度等国家的合作，所以说兴许会掀起新一轮全球化的合作，包括积极的参与一带一路，可能会降低或者减少退出欧盟所带来的影响，有可能坏事变好事，需要看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 当然从短期肯定是有影响的，不论是从心理上经济上货币方面的，对中国企业来说，很多企业总部基地都在英国，现在是不是要考虑基地多元化。那么从长远来看，如果英国政府或者英国的精英阶层能够意识到，虽然英国脱离欧盟，从局部全球化当中退出来了，但他能参与更广泛的全球化，能够跟其他国家建立更广泛的联系，也可能是一个好事。 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去年人民币对外投资的势头很猛，今年的势头已经超过了去年，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的经济地位仍然很强，英镑受到影响，欧元还会有相当的优势，对人民币来说可能会是一个机会，比如说人民币的对外投资，如果说英镑的资产下降，而且变得更便宜，所以对人民币对外投资来讲也是一个机会，在中国对英国的投资方面会是一个提升。从长远来看，我觉得人民币需要加强，就是说人民币需要更多的作为贸易结算或者服务结算的货币来提升，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揽子货币，成为其中关键的货币之后，有可能英镑地位的下降带来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在国际贸易结算方面。 现在离岸中心在香港在伦敦准备建，中国以后有可能会考虑在法兰克福或者其他地方建，英国脱离欧盟会使离岸中心受到一定的影响，中国的企业下一步在选择进军欧洲的时候还会不会把英国作为总部基地，会不会还考虑其他的地方，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另外一方面，就看下一步英国政府出台怎样一些政策，怎么样来吸引大家用英镑来结算，或者怎么样来吸引人民币到英国来而给予一些支持，短期内的震荡肯定会有，但取决于下一步大家痛定思痛之后怎么样来出台新的政策与措施，来稳定获利，包括提升人民币的作用，都是我们值得来观察的。 英国脱离欧盟这个事件会促使中国企业在欧洲的投资多元化，也会促使中国跟欧盟国家民间往来的多元化，因为英国脱离欧盟传递出英国不欢迎移民的信号，对全球化会是一个局部的挫折，所以未来可能更多的中国企业、中国移民、中国留学生、中国旅游可能会更多看向其他国家。 从传统上来讲，英国跟中国的关系跟香港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可能是在欧洲里面跟亚洲跟中国、香港联系最多的国家，人才上的积累也很多，现在突然脱离欧盟，会是中国崛起要去更多的跟欧洲拓展生意的时候，原来都是通过英国，现在可能会有多元化的选择。 英镑下降吸引更多留学生去英国，但是也有可能抵消，原来留学生去英国可能是想留在欧盟有实习、工作的机会，总体来说对留学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移民影响很大，之所以这次公投成功就反映了英国反移民的倾向，德国跟英国成为鲜明对比。 海外投资肯定会有影响，原来李嘉诚都看好英国，把所有投资都转到英国去了，现在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脱离欧盟会使英国号召力领导力下降，但对中国而言，没准儿会帮助中国做“一带一路”，加强亚投行、中欧自贸区、中英自贸区的关系。 人民币离岸中心，这个很难说，因为是准备设立的，会不会在欧洲其他国家再多建一个，也说不定，有可能中国会考虑多建。 英国脱欧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我们对英国的投资可能不会像过去那样了，可能会分散到欧洲其他国家，另外一方面，中英之间的贸易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他不依赖欧洲可能会转而依赖中国，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 我们对英国的需求减少但是反而英国对我们的需求更多了。经济上的利益会使中英之间继续保持合作，中国建立新的经济贸易体制可能更多邀请英国加入，一带一路等的建设。 英国脱欧对局部全球化会是一个挫折，但是对中国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比如说现在欧盟也想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会提升中国的地位，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连锁反应，但是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应，毕竟法国、德国这样的领导国他们的决心是非常大的，对中小国家会带来一些影响。 对传统民主模式带来的挑战，草根阶层对精英阶层的一种反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更加坚定的继续推动全球化，因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思考。文章选自凤凰网，2016年6月25日
2016年6月27日 -
【华创会高端访谈】万侨创新 共享机遇
2016年6月23日，为期3天的第十六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以下简称华创会)在武汉东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290多位海外嘉宾、国内2000多位代表参会。 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之下，今年的华创会，会有哪些千载难逢的机遇？国际政府间的合作，能为国际人才合作与开发提供哪些新发展？人才创新又如何成为国家创新驱动的关键力？ 湖北卫视《长江新闻号》推出华创会高端访谈特别报道：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新加坡中国商会会长林清荣，法国勒芒市政府议员朱风优，湖北国际合作俄罗斯工作站站长李峰，共同为您带来精彩解读！ 2016年6月23日武汉迎来一场盛会，第16届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在东湖之滨开幕，本届大会以“万侨创新，共享机遇”为主题，吸引了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位海外嘉宾和2000多位国内代表参会。在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背景之下，今年的华创会带来了哪些难得的机遇？ 人才又如何成为国家的创新驱动力呢？本栏目在华创会期间，推出高端访谈，一一为您解答。本期重磅嘉宾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管理、创业创新、华人华侨与中国留学人员群体和智库研究等领域有广泛的学术研究。 新加坡中国商会会长林清荣，致力于促进新加坡与中国的经贸发展与友谊。 法国勒芒市华裔政府议员朱风优，是勒芒市参加本届华创会的9名代表之一。 湖北国际合作俄罗斯（莫斯科）工作站站长李峰 ，致力于为湖北招商引智和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服务。 田野：到今天为止举办了16届的华创会,今年参会的来自海内外嘉宾的人数达到了3000多人,已经成为了海内外全球华人华侨、专业人士来华创新创业的一个最优平台之一。一个连续举办了16年的同一主题盛会，据各位嘉宾的观察，今年的新意、闪光点、新的机遇是什么？王辉耀： 华创会释放信号：中国为全球人才敞开怀抱 王辉耀：今年华创会我觉得它有几个亮点，一个就是它的规模大，还有一个它有很多的铺垫。比如包括前期在美国举办分场，后期还要落实很多项目。华创会把这个做成了一个向全世界的信号：中国仍然欢迎人才。正好中国今年也是加入WTO16年，货币流动我们已经做到最好，那么现在在人才流动中国还在继续发着信号。 田野：林会长，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聚是一团火，散的是满天星，但是在新加坡这团火的温度，您会真实地感受到吗？林清荣：新加坡产业转型的思考与中国不谋而合 林清荣：这次的主题——万侨创新，共享机遇。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创新跟机遇，这两个主题吸引了这么多的海外的华侨华人过来参加这个华创会。新加坡的经济已经现在是不能够以传统模式来经营了，经济在转型、企业在转型，这次华创会来的华侨华人，他们创业的经验，他们怎么样在新加坡国际化，他们的企业国际化要怎么样去转型，从这里拿到一个概念。 田野：朱议员，在法国听上去勒芒并不是一个以工业或者是高科技产业而闻名的地方，但是你觉得这样一个盛会为什么会吸引到勒芒市政府组团来参加？朱风优： “汽车耐力赛”让勒芒与武汉结缘 朱风优：勒芒说起来你们都不认识，但是说起勒芒24小时耐力赛，网上一搜，全世界都知道。成龙先生前几天刚刚才去参加了比赛，我们去年10月份就专门组了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来到武汉，然后受到武汉市市长的接见，我们当时一拍即合，两个城市立即就签了一个友好合作交流城市协议。 田野：李峰先生，看上去武汉离俄罗斯很远，但是俄罗斯的这些创新创业人才、专业人士他们来到武汉为代表的这种中国内开展自己的事业生涯，这种合作机会你觉得如何？李峰：中俄企业家创业谋合作 李峰：我们湖北省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叫“万里茶道”复兴，就是从汉口一直经过恰克图到圣彼得堡，“万里茶道”有将近300年历史，我们通过茶叶这个文化唤醒俄罗斯对我们湖北的认知。下一步就是怎么搞这种科技这种产业对接，这种经济的对接。五月底，刚刚参加完在俄罗斯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年理事会的会议。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倡议就是成立中俄青年企业家孵化器，我工作的单位是俄罗斯中国总商会，我们作为一个他的创业基地，这次我回来还是想沟通一下，因为上午参加华创会的开幕式就有一个叫侨梦园的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俄罗斯、中国这个项目实际上是非常希望在各地都有基地的，湖北的区域优势和教育优势非常好。 田野：王先生，您80年代就出国了，也是比较早一批回国的，那个时候回国的创业人才对机遇的判断，对创业前景的判断和今天你的观察会有什么不同吗？王辉耀：转变观念 化“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 王辉耀：那个时候回来很大量的比如参与跨国公司到中国来 ，所以500强的高管很多也有一部分创业的，但是那时候高科技、互联网还没有大面积的兴起。一直到新世纪以后互联网、高科技人才才开始兴起，所以现在为什么华创会很重要，就是过去30多年的开放一直都是我们用好了我们的人口红利，发达国家一直在用人才红利，所以现在到了我们也要用人才红利的时候。首先我们观念上要改变，比如现在一定要在70亿人里面选人才，而不仅仅是在13亿人里面选，或者说只在14亿人里面选人才。第二就像我们进入WTO，消除货物流动的壁垒，今年正好是16年，中国的贸易和GDP都翻了十倍，16年富起来了。华创会以后就是能够消除人才流动的壁垒。 田野：刚才会长也讲到，其实大量的人才，华人的人才，他们无论是教育还是创业都集聚在新加坡。新加坡政府多年以来在人才的挽留、发展的机制上，对内地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林清荣：新加坡吸引人才的做法值得借鉴 林清荣：他们到新加坡去的留学生，有些是拿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或者当地企业的奖学金，留学学成之后他们留在新加坡，要为国家或者为企业服务。如果他是拿的政府的奖学金，政府就派他到各个部门去历练，医学方面、管理方面都有。新加坡有600万人口，有200万人口是最近十年去的，政府给更多的引进人才指标很重要。 田野：回来创新创业的这些人，教育背景很显然是很棒的，但他们不见得必然就是一个企业的领袖，拥有一个很好的创业者所具备的素养，所以在和本土的创业环境融合和市场资本对接的过程中你愿意给那些希望回国的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建议？王辉耀：创业四大宝：经验 团队 导师 平台 王辉耀：根据我们做的一个研究，发现回来创业或者创新比较成功的一般都是在海外有些工作经验的。我不太主张学完马上就回来，可能这样没有职场的历练。第二种就是回来要搭建好团队，这个团队也不能纯粹是一个海外的团队，是用国内和国际的人才结合起来的团队。第三个是需要找一个更好的导师，有这方面经验的带一带，这种成功的概率很高。第四个就是参加华创会，就是经常参加各种平台，交流、碰撞，然后学习别人的经验，包括获得政府的支持、正确的鼓励，这些方面就比较容易成功。选自央视网、长江新闻号，2016年6月23日
2016年6月27日 -
【环球网】专家讨论：智库在中美关系中该扮演何种角色？
主持人(刘禹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有请嘉宾上台。他们是前美中贸易委员会会长Robert Kapp(柯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先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先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先生，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小卓先生。我们开始讨论，这个专题的题目是加强智库在中美关系、亚太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因为他们从事的研究领域各有区别，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更细一点。我会有针对性的提一些问题，请他们分享他们的看法。首先有请Robert Kapp(柯白)，我有一个小问题问你，我今天早上跟你交流的时候，你讲到你去年您在四川外国语大学讲课，但是没有成行，因为你突然生急病，但是最终你还是坚持上完了课，是通过微信或者是QQ通讯的方式进行远程授课，这是一次很成功的尝试。我的问题是，我觉得中美两国的学生对于对方国家的知识不是非常平衡。我在纽约工作的时候，发现中国的中学生对于美国的了解比较多，他们知道美国的独立战争，还知道南北战争，他们对于美国的地理位置也很清楚。但是美国的中学生对于中国的了解怎么样呢，他们中不少人不知道中国在哪儿，更不必说对中国的历史、当代史或者鸦片战争的了解。这说明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还是很不够的。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去做，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如何更好地增进交流呢？柯白(前美中贸易委员会会长)：我的确开设了一个中美关系的课程，是在川外，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是历史，首先这个课程是讲美国人的中国观，1941年，有一个散文，在《时代》杂志上发表的，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有一篇文章叫做《美国的幻想》，讲到美国以及美国人应该了解他们有一个全球的角色，他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美国之前从来没有发挥过这个作用。所以我的课程是从这个文章开始的，讲了美国和中国在二战中的合作，我也讲了美国政治上的看法，在40年代、50年代反共的活动，然后讲了朝鲜战争，然后还有中美断交，以及越南战争，还有尼克松访华。我放了很多照片，如果你可以上Google网站的话，可以看到很多照片，是非常好的课程，但是我们却做不了。我们用一个QQ，12个学生有QQ，我也有一个QQ，因为我没有办法过来，这个事情是非常先进的，我们是QQ视频，我可以看到他们，他们也可以看到我，我讲20分钟，然后我们讨论。这些研究生是非常可爱的学生，我们关系非常好，在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尤其是这些研究生他们研究美国，他们会着重美国，他们对美国的细节有一定的了解，比大部分美国的学生对于中国的了解要多，这一点我跟你的看法一样。在很多的美国学生，他们对于中国很了解，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学生不了解美国，两边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学生可以对美国懂很多。但是我跟学生交流的印象就是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被允许知道的，他们被允许知道的美国是美国对中国不公平，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这些年轻的学生所了解的，包括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他们并不是美国的专家，但是他们可以讲出一些对于美国的了解，他们的了解都是表面的。所以这也就让我们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在美国学生可以有很多信息，但是他们想看什么就可以看什么，但是他们却不看。他们往往是看电影，或者是在线游戏，或者用FaceBook聊天，我希望他们读更多内容，因为他们有无限的东西可以看。在中国的学生也会把时间花在微信上，当然他们也没有全面的信息，他们要全面了解一个国家，要知道这个国家怎么看自己的，是怎么看世界的，但是这些资源往往是被阻挡了。所以这些学生是非常好的学生，但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有更加深入、更加细节的了解。主持人：我的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刘亚伟主任，我知道你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在今年早些时候曾经陪同会长李肇星先生去新加坡访问，遇到了杰弗里贝德，他是著名的安全问题专家，也是对中美关系有很深研究的重要人物。他提到这次美国大选，认为希拉里·克林顿肯定会获胜，他非常自信。不知道你是否认同他的观点？你如何看待这次美国大选？刘亚伟(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我当然认同他的观点，我给环球时报写了文章，大家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可以看一下，我觉得特朗普是当选不了的。我最近又给环球时报当选了一个文章，即使他当选了，他想像高柏刚才说的全方位的改变美国在国际化方面的作用是做不到的。当然高柏博士也说了，开始他不能获得提名什么的最后是出乎意料，特朗普是出奇制胜，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不可能当选的。跟我在深圳卫视说的话是一样的，我今天还在这说特朗普是当选不了的。如果他要是当选了，这一届美国人民确实是有问题。不仅这一届美国人民有问题，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民将来都有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也是刚才高柏教授说的观点。具体为什么不能当选？我有我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说了。但是我想说一点刚才戴博先生说的公共外交的问题，我工作的单位不是美国政府的，也不是美国政府的传声筒，但是往往被国内人认为我们是美国政府一种工具。其实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公共外交实际上做的比较好的。主持人：下一个问题我想请贾庆国院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看法。我记得去年美国学界产生过一次大辩论，就是对华政策四十年的大反思。起源就是美国学者兰普顿提出，中美关系到了一个临界点，他认为中国走的道路完全跟之前美国预期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学界引起很多的争论。我想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中美智库的交流，在您看来中美智库交流对于缓冲双方的误读和误解会有什么作用？您认为这种交流有作用的吗？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我觉得智库的交流还是非常重要的，中美关系出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智库交流可能不够充分，再一个就是智库交流的结果可能还没有得到双方政府有关部门更大的重视。我觉得智库交流跟官方的对话也好，谈判也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就是它的非官方性，它的非官方性决定了智库交流可以讨论一些政治上比较敏感，而官方出于政治考虑不愿意讨论的一些问题。智库交流在这方面有它的优势。还有就是智库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讨论政策问题，有助于产生对问题的多维度的思考，从而在政策制定前对问题的思考更加全面，使得我们政府在政策制定前对相应思考更加全面。还有就是智库的政策讨论，有助于反思和超越官方在政策制定后形成的惯性思维。因为一个政策制定以后，官方各级部门就要用，这个政策制定出了问题怎么办？可能官方的思考也很重要，但是由官方纠正自己的看法，来修改政策难度比较大。智库在这个时候介入，他可以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新的选择方案，供官方进行选择，我觉得这方面的作用也是很重要地。智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专业性。由于智库长期跟踪一些问题，研究人员对这些问题的了解都比较专业和深入。智库参与政策讨论，对于相对忙于具体事务的官员来说可以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有时间思考一些问题，特别是相对全局性、长远性和宏观性的问题。最后，智库还有独立性，他可以提不同的观点，可以超越狭隘部门利益，从不同角度比较宏观的分析和把握一些问题。所以所有这些都使得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它独特的作用。当然，智库的作用是不是能够得到有效发挥？我觉得还取决于政府对智库作用的认识和使用。他如果不重视，不有效的去利用，我觉得智库发挥作用也很难。特别是在权力相对集中的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里边比较难。在美国他可能通过媒体各方面来表达他的意见，对政府施加压力，在中国可能跟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智库作用，使用好智库这个资源有关系。现在中国政府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未来更加合理的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包括处理中美关系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中美关系，我觉得智库已经在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有很多的二轨对话，各种各样对话机制，相对中日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但是智库的作用潜力还是很大的，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主持人：谢谢贾庆国院长。我对刚才李成教授提到中美智库交流是报警器、缓冲器和减压阀，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我认为这种交流对于双方增进互信，对于推进政治合作也是非常有益的。下面我想继续延伸一下关于智库的议题，我想请王辉耀理事长给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看法。我们知道智库是在美国发展很成熟的，美国的智库对于决策层影响非常大，中国智库起步很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我们这两年涌现了很多智库，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您看来中美智库交流在哪些方面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很好，讨论中美公共外交，我觉得中美公共外交里面智库就是一个很大的作用在里面。中国跟美国智库，就像前面好几位专家讲的，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美国智库发展的历史很长了，而且他已经形成了很有品牌，而且他参与国际影响力的很多项目，特别是对于美国政府影响也很大。当然，中国的智库也处在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这一届政府上来以后对智库高度重视，已经多次提到智库的重要性，也开始非常重视智库。所以，我觉得对于中美智库来讲，能够在中美公共外交方面发挥很多作用。比如说刚才美方代表建议说我们应该在美国设立代表处也好，或者是在华盛顿，在旧金山开办中方的智库，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了，中国的智库还没有走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这种二轨的机制，就是民间的非政府的交流应该进一步加大。很多的话题如果通过中美双方智库达成共识的话，有助于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共识，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好的方面。比如说最近我注意到中美在TPP问题上谈的很多。我觉得双方的智库就可以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实际上是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在过去15年中国GDP翻了8-9倍，中国国际贸易也是增长这么多。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随着TPP、TTIP、RCEP，各种多边机制的形成。我感觉是不是有一个新的WTO正在形成，我觉得这个需要双方智库来做更深入的探讨，否则的话经济各种壁垒开始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大。这个包括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公司到中国来都会有很大的问题。中国甚至有可能面临二次入世，比如TPP和TTIP占据全球80%的贸易量，我们如果没有在TPP里面，或者美国也没有在RCEP里面，我觉得这个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有没有在现有国际贸易体系下，我们增进WTO，同时我们建立一个新的由各个国家参与的机制，这样对于双方国家的智库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面临未来不同多边的贸易规则的话，对中方是不利的。我也很同意刚才Jerrold Green讲的，中国应该加入TPP，应该邀请中国加入TPP。实际上TPP谈到的比如说环境、劳工标准、国企改革以及很多中国关注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里面所要改革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方法合作起来，来加强国际贸易体系。如果没有这个压仓石的话，刚才大家说经济是压仓石，如果中美经济不存在或者受到影响的话，对中美所有的问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个领域可能中美智库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主持人：最后一位嘉宾是赵小卓主任，大家都知道你是研究中美防务合作的专家，我们很想听听你认为中美智库交流推进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有什么作用？赵小卓(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一直以来大家都谈论中美经济关系比较多，认为安全问题是拖后腿的，问题很大。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汇报最近三年来中美军事关系有很大发展，有些方面是实质性的。比如军事交流，最近这三年，就是从2013年6月份，习主席访问美国，就是第一次习奥会到今天，三年的时间双方国防部长、总长、军总首长之间都有很多交流。而且对口职能部门之间也有很多交流。第二，就是联合军事演习。最近这几年来搞的演习比2013年之前中美两军历史上搞的演习都多，而且这个演习范围越来越大，最近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海军，现在在路上呢，到夏威夷参加环太平洋演习。第三，中美两军交流渠道是很多的，也是很通畅的。比如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框架下有战略安全对话，国防部有防务磋商、有工作会晤，两国海军之间，两国陆军之间，两军战略规划部门之间都有这种机制性的交流，智库交流也比较多。为什么这几年发展的相对比较好呢？我觉得是两个原因，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习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认同里面很多理念的，觉得双方沟通、交流、合作是符合两国利益的。第二个，就是智库在中间也起了一些作用。我觉得双方理念上都有一些变化，因为中美之间问题非常多，尤其是在安全上，过去更多是从负面看的。如果不交流、不沟通，很容易同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结论，甚至结论差的非常远，所以要经常沟通、经常交流。还有就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像中美两国的军队之间，如果没有合作，很容易出问题，而且因为中国是崛起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很容易有这个结构性矛盾。双方都从负面的方面看对方，问题就会越看越多，越看越大。另外，我所在的军事科学院是解放军最重要的智库，我在军科院工作20多年，我觉得智库有三个特性：第一，智库是理性的声音，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国家，一般民众有时候是容易情绪化的，尤其是一个突发事件可能就会对民意调查造成很大影响。作为一个国家一定要有理性的声音，尤其是一个大国。第二，智库是受过教育的，是有良好知识储备和学术素养的，相对容易看问题看的比较深，看的比较长远，能看到长期的趋势，而不是完全受眼前这些事情左右。第三，至少是一部分智库离决策是比较近的。现在这个国家决策，尤其是国际安全决策越来越复杂，单靠决策者，尤其很短的时间下结论是比较难的，是需要智库辅助的。所以智库变成离决策者比较近，可以说是决策的一部分，但是相对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旁观者清，也就是智库看的是更清楚的，有时候决策者和民众看不到的，智库能看到。所以这个对于双方正确决策是很重要的。总而言之，我觉得国家要强，智库必须强。谢谢!主持人：谢谢赵小卓主任，非常感谢你跟我们谈的看法。我刚才提问第一个问题问了Robert Kapp，刚才提的问题比较简单，我问另外一个问题。你昨天在出席北大的会议时提到，美国的商业界领袖是难以影响美国的决策层的，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你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怎么看，特别是在这次美国大选之后，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呢？柯白：我和美国企业界接触很长时间了，我在1994年到2004年的时候是在中美贸易委员会工作，之后中国加入了WTO，当时中国政策也发生很多变化，关于最惠国待遇问题，当然也是政治上争论的，当时美国企业界，尤其是有跨国业务的企业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去影响政策，当时我记得在白宫，总统也在反对，当时也是在看整个企业界。当时他用了一个四个字母的词，这个词我没有办法在这公开说。他说如果你们这帮人背叛了我们的话，我们也会背叛你们的，所以我们肯定会努力做争取这个最惠国待遇，但是你们必须和我们站在一边。当时我们肯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完，是很大的一场战斗。所以当时中国加入WTO，我们说对于美国企业、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是有好处的。我组织了一个非正式的研讨会，帮助美国企业了解在美国和中国的战略性军事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将来会非常重要，在我们两国关系中，而美国企业需要更好了解这些问题，首先很多企业都参加这样的会议。但是过了一年半之后，我们只剩下四五个人，所有其他的公司他们在别处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后来中国的经济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的经济更大、更成功，也更加的强。同时这个环境，美国和其他跨国企业在中国运行有很多问题，我相信在座的人都是非常了解的，美国的企业还有他们的想法不一致。在华盛顿中国问题专家的想法也不一致。比如说美国企业肯定都不愿意川普跟中国断交，但是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机会和自己的挑战。很多人会觉得在过去几年中，自从自主创新的努力开始以后，中国的企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因为中国的企业都想成为国际化的公司，所以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去讲技术的转移还有软件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在华盛顿这些企业界就是直接这么做的。除非中国是有真正的危机，我不觉得美国企业会发挥在90年代末建立起新的中美经济关系时候的作用了。主持人：我不久前刚刚看了《纸牌屋》的最新一季。看来，美国的现实政治比《纸牌屋》复杂得多，我们很期待更新一季的《纸牌屋》。我们这个板块的主题是讨论智库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安全合作的作用，刚才我提的问题是把讨论范围相对缩小了，我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更多的补充？王辉耀：我觉得中美的公共外交还有一块是很大的一块，今天我们的活动在人民大学举办，实际上中美的人文交流，包括学生的往来是这些年的一个亮点。比如我们去年去美国的留学人员达到创纪录的人数，包括中国去年出国留学生也达到50多万，这块是非常好的一个势头。我注意到美方来中国的学生，量还不是特别大，起码跟中方比起来差距不是特别大，大概有一万多美国学生在中国。当然，我注意到美国政府也在做十万、百万的计划，这一都非常好。我的意思是中美智库能不能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我知道布鲁金斯做了很多这方面研究，还有别的智库，我们能不能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来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特别是在留学生的交流。因为我觉得留学生通过大进大出，我们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出去，又有几十万留学生回来，我觉得他对中美之间能产生一种稳定的力量，能产生一种和平的力量，产生理解的力量，或者互相沟通的力量。我觉得这块是我们未来智库的一个重点，除了经济以外，我觉得人文，特别是教育和留学生的交流，是中美之间应该更多下工夫的。主持人：谢谢王辉耀理事长，你也正好回答了之前我提给Robert Kapp的问题，中美之间的学生交流还是不够的，特别是中美年轻人对彼此历史认知还是有差距的，我知道中国中学的历史课本和大学历史课本把美国历史写的是很全面和客观的，但是美国关于中国历史的课本未必如此详尽。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开展更多的智库交流。刘亚伟：这两天一直跟老包在一块，老包刚才说到中美之间问题很多，但是他感到中美两军交流现在更多了，刚才老包的观察与赵小卓主任的是吻合的。实际上从2013年6月习主席和奥巴马见面以后，建立了新型的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所以每一次南海出点事，实际上两军马上有交流，包括防长、总长、部门之间打电话。我们看到这样的争论，包括昨天不幸去世的吴建民大使，和环球时报的，和戴旭的争论，今天我们军方在这里说两军交流实际上很多，化解冲突机制很多。但是包括纽约时报昨天记者来参加北大的会，今天早上纽约时报关于亚洲第一篇文章就是美国航空母舰到了哪，意思就是说你中国规矩点。所以两国媒体在煽风点火，让本来挺有麻烦的关系，让麻烦更大了。但是听到老包的声音和赵主任的声音，感觉到智库是理性的声音，智库是受过教育的，是经过长期研究的，所以知道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智库如果再添油加醋的话，这样两国关系就更难弄了。柯白：我补充两点，两国都有一些智库，有些智库令人尊敬，他们是让很多不同专家参与，还有很多不合格的智库，他们说自己是智库，他们却是有同样的思维模式。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有非常高端的智库，就像在这里的智库一样。他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智库不能有固定的思维方式或者是理念。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他们应该有广泛的观点，不能让每个智库都是一样的。另外一点，如果你们不是智库的人，我也非常同意刚才赵教授所说的，很多的智库产品在美国寿命非常短，他们的成果保质期很短，价值一年内就没有了，很多智库在一年后又有其他的论文，是同样的内容。包括讲美国和台湾关系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需要不断更新信息。所以我觉得我们说的培训和历史的问题，大学的学者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学的学者去出书，有的书很好，政府却不看，所以政府的工作也很重要。另一方面，政府关心的是比如谁可以跟王沪宁谈上话，或者谁可以和政治局上的人建立起联系，不过做研究的人，他们慢慢做自己的研究，对于历史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智库，他们对于国家领导去哪个国家访问，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发表建议。但是如果是你的作品保质期太短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有的时候两年之后就没有人再去想了，我想智库也是了解这一点的。贾庆国：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智库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好是坏？我觉得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由智库自己之间相互竞争决定的，不是你事先告诉他哪个智库重要，哪个智库应该培养，这样弄出来的。我觉得培养出来的智库反而可能有问题，之所以他能够被培养，他事先做工作不是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是去走关系，让上边给他认可。这样他拿到了资源，做的东西可能也是顺着他认为上边的意图来做一些诠释的工作，这样的智库还不如不要。我倒觉得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你要想让智库发挥作用，可能需要一个准入的政策，让智库之间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优胜劣汰，逐渐形成一些比较有资质的，有见解的，有积累的一些智库。其实美国有很多的智库，有的智库是没有多少影响力，但是他代表了社会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也是必要的。但是真正对政策有很大影响的，还是通过竞争逐渐的建立了自己所谓信誉的，像布鲁金斯学会，CSIS这样的智库，至少在对外关系这个问题上。所以我想处理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关系，好的智库是怎么形成的，可能更多还是靠他们打拼，更多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慢慢形成。要事先指定哪个是重点智库，哪个要重点培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事与愿违，最终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的补充。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时间，我想请现场听众提问，欢迎大家提问。学生提问：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我有一个问题问贾庆国主任，近年来我们看到中美公共外交在全方位展开，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对于提高国家软实力有什么作用？贾庆国：美国的智库历史当然比较长了，中国智库历史也比较长，但是真正受到重视，全面发展可能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中国现在有很多智库，当然这个到底有多少，取决于你对智库界定的标准。现在中美之间二轨的对话，智库间的二轨的对话、一轨半的对话很多，包括今天这样的活动也是智库组织的智库之间的一种对话，一种公共外交的活动。我觉得中美之间这种层面智库方面交流和对话，比起其他的一些国家来讲可能要发达，要发展的比较好一些。现在包括我们学院跟美国一些智库经常举行对话，像跟布鲁金斯，我们有中美韩三边对话，我们搞过中美民间战略对话，还有我们也举行一些活动邀请美国不同的智库成员来参加。我说比其他国家可能要发达一些，比如说日本，日本的外交官曾经找到我，说现在中日之间有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中美之间有很多民间对话机制，这些机制在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也存在，不好的时候也在活动，所以中美之间交流总是畅通。而中日之间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中日之间虽然也有一些貌似民间层次的对话，但是中日关系一不好了，这些对话机制全断了。他觉得这个很不正常，他说他希望中日之间也要建立各种制度，特别是民间高层的对话，他们希望搞一个中日之间名人会，在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确保两国之间信息的畅通。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想法，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落实。中美之间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越了中日关系的情况。但是智库之间这种对话能产生的影响力，我觉得还是相对有限，其实我觉得在智库层面上这种二轨、一轨半的对话，有很多共识比官方层面上要多得多，现在就是怎么把这些共识逐渐转化为官方层面的共识。特别是能够转换成社会层面上的共识，使得两国关系能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柯白：我想补充一点，我觉得中美智库最好的一些交流其实就是要让双方的人都参与进来，并且最好是让那些对于各国国内情况最为了解的人参与进来。所以如果单独谈某一个事情的话，确实两国有很多分歧，但是同等重要的或者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参与了中美双方各轮对话的那些人，他们其实对于国内的情况更了解，这个国内不仅指自己国内，还有对方国内的情况，包括美国的政治家，政治家关心的就是国内的东西或者本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需要让双方的人去了解，去谈各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要参与讨论的这些人，一定要对于双方国内的情况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很多时候比如说在中国有一些事情的发展逻辑，但是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政治的限制，就是哪些东西可以讨论，哪些不可以讨论。我想在座很多美国人甚至都可以花很长的时间来谈美国自己的政治，自己的问题，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不能做。但是同样有些东西在中国也有一些事情是能讨论，有些是不能讨论的。但是我觉得中美智库之间交流就应该破除这些障碍。学生提问：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我想问一个关于南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最近炒的比较热，而且是关于主权和领土方面，涉及到国家根本利益这一块。我们知道涉及到这种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很多东西是不可调和，或者说针锋相对的。我们现在也发现有一些学者或者是一些意见领袖，他们也都有鹰派或者鸽派的争论。而且在中国民间或者是网上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我想问一下在座这些老师，比如说智库这一块是否也有这方面的争执？他们是怎样处理好这样议题的？智库在推动中美两国之间关于军事或者国家利益之间有什么作用？第二个问题，作为我们广大民众来说，你们感觉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把中美两国的关系处的更好，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可能更多的是人文这方面的交流，但是如果真的碰触我们谈到了军事方面，或者是国家领土纷争方面的话，我们两个应该怎样去处理才能更好的推动两国关系？赵小卓：你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我主要讲两点。第一，中美在南海军事上也不能算对质，但是南海有一定程度的紧张，这个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战略或者政策改变所造成的。我们知道去年年底开始，美国一个是派出军舰到岛礁附近，距离很近，我觉得他已经不是航行自由了，完全是挑战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当然中国军队要出反应。另外，就是美国在菲律宾有基地，这个是长线的工作，这可不是过来几艘舰，是以后多少年保持在南海的态势。美国在这的态势如果不变的话，中国是没有后退余地的。我们只是占了几个岛礁扩建了而已。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假如说过去是相对比较虚一些，现在是比较实了，在南海找到了一个抓手，就是这个球在美国脚底下。第二，智库可以做很多工作。智库就是要多沟通、交流，其实两个国家之间，就是一种轨道交流。一种轨道是决策的，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人，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老百姓的，就是公共外交，民间交流。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智库之间的交流，而且这里边有很多问题，智库能看得着，智库容易辩的比较清楚，所以智库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但是在南海中美两军之间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要扩大，说马上变成一场冲突或者战争，或者中美大战不可避免，我不认可这个看法。2014年10月份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准则，两国军舰之间要有交流沟通机制，尤其是危险接近的时候要有沟通。去年9月份增加两个附件，舰对舰，舰对机之间都有危机管控机制。过去中美历史上因为危机管控不当，造成两国战略关系受到重大影响的事例太多了，撞机事件，危险接近事件等等。所以两国都有危机管控意愿，而且前方的飞行员也好，军舰的领导也好，军舰的舰员也好，他们这方面意识越来越强。最近这半年中美两军在南海比过去接近很多，但是并没有很大危险出现，我觉得跟这个机制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中美像南海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管控，使它不至于成为一个影响两国关系或者两国战略关系的重大问题。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安排继续提问了。请允许我总结一下这个环节，专家们做了非常好的发言，他们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智慧和思想的火花，让我们受益匪浅。我想智库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常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我给这次论坛写了一个短的论文，标题叫做《民相亲可促国之信》，就是民间交流很重要，人民之间的亲近感对于增进国家间的互信是有很重要作用的。智库在这方面有很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中美智库都是各自的意见领袖。开展更多的民间交流，推动彼此了解对方的历史、对方的发展历程、对方的民族情感、对方的核心关切，才有助于两国关系不断提升、不断发展。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6月23日
2016年6月27日 -
王辉耀：中国企业全球化正在迎来新起点
2016年6月18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出席“瞭望民营经济创新力系列研讨活动”并在发言中指出，国际化人才不足，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瓶颈。调研中我们发现受访的企业普遍认为缺乏国际性经营人才，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短板。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中国企业全球化进入了转折时期，改革开放前35年和未来35年有一个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另外，“一带一路”是新一轮中国全球化的开启，我们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 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进展 过去两年中国企业全球化取得了突破的进展。新并购事件刷新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记录，中国化工集团收购瑞士的先正达，还有万达集团的海外并购。商务部公布了1-5月份的数字，大概已经有6、7百亿美元的增长，今年上半年当中增长都超过了70%，今年会有成倍的增长，中国的对外投资出现了井喷的现象，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根据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在2014年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来华的投资，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新纪元，中国首次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 2014年中国首次对外投资超过了日本，但在总量和规模上还有很大的距离，增长的潜力有很大。从存量上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在全世界只排到第八位，虽然在流量上是增长到了第一第二位，但是我们在存量上还是处在第八位。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块头很大了，但是在国际上积累很少，我们跟美国相比，只占美国10%左右，我们对外投资的存量比瑞士、荷兰还要小，跟不用说英法德日。 “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全球化的新起点 中国海外投资出现新的热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原来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非洲，最近几年我们发现中国在欧盟和北美的投资开始加大，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的热点。我认为 “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开始全球化的一个新的机遇，我们要参与新一轮的全球化，2015年5月18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在吸引中国海外投资方面还是不错的，在中国对外投资中占到了较大的比重。 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空间巨大。虽然“一带一路”吸引了很多沿线国家的投资，中国在“一带一路”方面的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例还很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最近这些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比较多，项目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有大型项目投资额达到10-100亿。 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问题和挑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连续几年都在编写由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蓝皮书。研究发现：中国国际化进程缓慢，金融体系在促进企业走出去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来加强。海外投资信息的服务有待进一步改进，包括企业走出去的宣传力度也不够。 部分企业在全球化的思维意识的缺乏，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很大的瓶颈。中国企业往往不太注重企业社会责任（CSR），同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偏重于做好国外政府的工作，另外， CCG的大量研究调查显示，人才是我们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的短板，受访企业普遍认为缺乏国际性经营人才，还包括文化差异与文化竞争。 “硬思维”是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失败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过度依赖政府和使馆，并没有充分考虑合作伙伴、海外地方政府、当地员工、非政府机构等很多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信息服务不能满足企业需求。截至2016年5月，我国提交并立项的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提案达340项，而跟国外相比我们仍然有很大的空间。近年来我国海外信息服务也在改善，但仍需不断地提升来满足海外企业的发展需求。 随着海外风险的不断上升，海外安保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企业的海外安保在硬件还可以，但是我们缺乏全球的思维意识，全球化战略、市场思维和国际管理思维。根据我们的调查，44%的中国海外企业，其全球员工不到5%。 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建议 1.加快推进中国标准走出去。我们要把国内标准进行提升，跟国际接轨。中国需要提升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同时开展标准互认工作，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 2.设立海外民间基金和媒体基金，推动传播文化方面的研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社交媒体发展迅速，可以更好的走出去，从而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3.借用华人华侨的网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大的一个经验就是70%的外资是通过华人华侨带进来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包括在海外建立合资企业，跟海外华人华侨团队合作走出去，可以降低我们的风险。 4.建立全链条的双边自贸区，构建国际联盟优势。加入WTO15年以来，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中国GDP从2001年已经涨了8、9倍，中国国际贸易也是翻了8、9倍。 我昨天刚从欧洲回来，参加了欧盟国家与美国和亚洲国家间的一个对话。大家都谈到TPP占到了全球贸易量的40%，美国跟欧洲还在构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WTO处在一个边缘化的阶段。中国原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际体系，正在失去优势，当然中国也在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当前对中国企业最大的挑战是失去了国际的环境。 一位美国智库专家曾提到，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了60条改革措施跟TPP的规则并不矛盾，其中的改革国有企业、提高环保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劳动标准、改进劳动法等改革措施都是TPP要做的事。 中国面临着二次入世，两大贸易体系的构建，TPP肯定快于RCEP的建设，中国面临着二次入世。中国一方面要为未来走出去加快双边和多边自贸区的建设，同时要积极探讨深入到TPP和TIPP中。
2016年6月27日 -
【界面】英国退欧会给中国造成哪些影响？
6月23日，英国就将对是否退出欧盟进行全民公投。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国有足够的理由为这次历史性的公投捏一把汗。 上周末由《每日邮报》发起的最新民调显示，45%受访者支持留欧，42%支持退欧。此前有分析认为，在最坏情况下，退欧对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造成的损失堪比金融危机。对于全球金融市场而言，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今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之一，尤其考虑到当前复苏低迷的全球经济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长期来看，正在经历转型的中国经济可能并不会感受到英国退欧的影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研究中心主任何伟文对界面新闻表示：“中国经济在中长期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速，主要还是看国内因素。” 但在短期内，英国退欧的影响仍可能波及中国金融市场。首先是外汇市场。何伟文表示，退欧将使得投资者涌向美元，导致美元汇率走高，从而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下行压力。 上周，美元兑人民币1周和1个月隐含波动率明显上升。据彭博统计，美元兑人民币1周隐含波动率上周五一度升至2月16日以来最高点。招商银行[股评]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万钊对彭博表示，这显示市场对未来人民币波动预期很高。他说：“英国退欧公投的不确定性提高了未来美元指数的波动性，在人民币参考一篮子保持基本稳定的机制下，美元指数波动性提高，从而提高了美元/人民币的波动性。”除了这种“间接式”影响，英国“脱欧”还将直接冲击离岸人民币市场。外汇经纪商Oanda Asia Pacific高级交易员英尼斯（Stephen Innes）对《南华早报》表示，在英国退欧之前，离岸人民币“减仓”将成为主导趋势。 另一个可见的影响在于债市。由于投资者在退欧公投之前避险情绪明显上升，德国等国家国债收益率当前已经跌至负区间。何伟文认为，如果英国在6月23日决定退欧，将会使国外的债券收益率进一步降低，从而对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造成影响。澳新银行驻上海利率策略师David Qu则表示，对于中国债市来说，英国退欧公投的影响可能仅限于心理和政策预期层面。他在接受彭博采访时说：“相较于处在风暴中心的英国和欧盟国家，中国债券可能相对安全……如果英国退欧，对国内债市或有边际上的利好。” 此外，若英国决定退欧，也将对中国股市造成短期冲击。但何伟文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一时的影响将会消退。” 考虑到中国目前与英国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退欧可能还将对中英两国造成更加长远的影响。去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曾公开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欧洲、团结的欧盟，希望英方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为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发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中英正是在那次访问期间建立了新型经济关系，签订了总价值约400亿英镑（约合614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外交和重大策略研究中心（LSE Ideas）的东亚国际关系项目主管于洁认为，如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等人所言，英国想要成为“中国在西方的最佳伙伴——一个通往欧洲的门户”。当前，英国是欧盟28个国家中最受中国投资者欢迎的投资目的地（包括创设投资和并购）。从2000年至2015年，英国接受的来自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166亿美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表现中心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认为，如果英国选民最终选择脱离欧盟，英国吸纳的境外直接投资可能下滑22%。 同时，欧盟是中国的关键市场之一。欧盟经济总规模约为18.5万亿美元，它时常与美国并列成为中国商品的最大进口地。去年，欧盟在中国海外销售额总额中占16%，美国占18%。于洁认为，对于正在放缓的中国经济而言，接入欧盟市场至关重要，但退欧只会削弱英国担当这一“门户”的前景。 中英经济合作的另一个亮点是，伦敦已经成为首个离岸人民币国际交易中心。5月26日，中国财政部在伦敦发行了30亿元离岸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国首次在香港以外的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国债。伦敦的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交易，还将为英国政府带来大量的税收和财政收入。 《南华早报》援引分析师观点说，若英国决定退欧，伦敦可能将失去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吸引力，当前相当一部分人民币交易将转向其它欧洲城市以及香港。原本在伦敦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很容易在欧洲内部进行交易，但如果英国退出欧盟，这些人民币债券将面临欧洲银行业务、资金转移和人才招聘方面的限制。 香港咨询公司Asia Analytica Research的分析师Pauline Loong说，在欧盟是否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上，英国一直是中国的支持者。在人民币国际化议题上，英国也高调支持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如果英国脱离欧盟，将终结其在欧洲为中国争取支持的能力，伦敦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地位也将受到影响。 中英关系并不局限于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于洁认为，中英两国之间充分得到贯彻的战略合作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能力。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只有牢牢植根于欧盟内部的中英合作关系，才能使中国得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文章选自界面，2016年6月20日
2016年6月24日 -
【光明网】用创新把“走出去”的路走通
“民营经济‘走出去’与‘创新力’这一概念紧密相联，这标志着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国际竞争中，中国民营企业不可能再是拼体力、拼流汗，应该更多地拼智力、拼智慧、提高附加值。”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忠明日前在谈及当下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状况时表示，“民营企业要成为实施创新驱动的重要载体，如果能够有更好的法制环境，保障更多的创新自由，民营经济的创新一定会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强大。”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2015年，中国企业海外收购规模最大的12宗案例中，一半是民营企业所为。数据还显示，这一年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主导的境外收购项目占比接近9成。 然而，全国工商联对民营经济“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调研显示，目前民营企业“走出去”在总体上仍是一种自发、零散、碎片化的行为，既面临着国际政治风险、外交风险、法律风险、汇率风险等，也要解决国内支持配套政策不完备，融资难、保险贵等难题。 如何解决“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这些困难，让更多民营企业走得更快、走得更稳?日前，瞭望周刊社·瞭望智库、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联合举办了瞭望民营经济创新力系列研讨活动，来自政学商各界的代表齐聚一堂，就如何用创新解决“走出去”的重大问题、突破瓶颈建言献策。30年后要有新眼光、新变化 “今年我到江苏调研民营企业投资，下降了3.6%，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投资下降最大的百分点。我不太认为这个数字意味着民营企业力量的萎缩，以及中国经济的倒退，这里面仍然与‘走出去’一样，存在着一个看不清、摸不着、不好下棋的环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说。 在魏建国看来，下好这盘棋，首先是“中国的民营企业要以创新的眼光看待海外资源”。 过去，中国企业谈到“海外资源” 往往集中于矿产、能源。“开拓房地产业务、服装业务、纺织品业务，最后到工业下游，围绕着国内的市场需求，这是30年前的眼光。”魏建国说，“比如在肯尼亚马拉河有很多角马，我们修建旅馆、修建公园，推动肯尼亚旅游业的发展，再带动物业发展，这个目标是符合中国和非洲大的战略需要的，这就是一种创新的眼光。” “我们以前的产品出口附加值比较低，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之所以要更多地强调创新力，就是要努力提高我们产品的附加值，也就是说要让更多的产品中有更多的智能体现，是大脑经济，而不是四肢经济。”王忠明认为，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表现在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走出去”中，有两方面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不能妄自尊大，不能忘记过去30多年发展依靠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则是要有勇气积极培育先发优势，这也是与过去30多年传统思维不同的地方。毕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积累，中国已经拥有先发的基础。可以利用这一底蕴，积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培育先发优势。 “我们知道先发优势更难。日本虽然经济总量已经被我们超越，但依然在很多的领域具有先发优势，人均GDP也高于中国，所以我们一定要集聚更多资源，向先发优势培育集中。”王忠明认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右)全球配置资源破解创新短板 创新不易，在陌生的国际市场中创新更为不易。问题的一边是如何在国际竞争中实现创新，顺利实施走出去，另一边则是如何在国内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实现创新。 “国际化人才不足，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瓶颈。调研中我们发现受访的企业普遍认为缺乏国际性经营人才，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短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说。 人是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 在HKND集团常务副总裁彭国伟看来，国际化的团队是成功实施“走出去”、进行创新实践的基础。 中资背景的HKND集团正在建设美洲最大的互联互通工程——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该工程将进一步沟通太平洋经济圈和大西洋经济圈，有望用更为便利的交通通道为低迷的西半球经济注入一针强心剂。在获得尼加拉瓜政府环评许可后，该项目将于2016年开始建设配套设施、物流系统及运河西端太平洋港口。 彭国伟认为，在国际市场实施创新，就要在全球范围资源配置，这样可以解决人才短板。“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等。”在HKND集团，彭国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项目首席技术顾问来自澳大利亚，首席行政官则是美籍华人。 “我们发现，44%的海外企业中，全球员工不到5%。”王辉耀提供的数字说明了问题所在。 “还有国际化的组织架构，比如我们的商业可行性是麦肯锡做的，环评咨询企业来自英国，技术研究是中铁建铁四院，船闸咨询是比利时的，土方工程研究单位也来自比利时。”彭国伟说，“我们也没有忘记投资目的地，非常尊重当地工人、尊重当地的历史文化。这也让当地对运河的支持率是82.5%。”图为尼加拉瓜运河独家开发商HKND集团常务副总裁彭国伟基本功要做好 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肖连魁则认为，企业目前在推进海外项目的时候，还缺乏一些基础性工作，创新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企业实际上是最终的风险承担者，这意味着企业在做研究、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慎重。每个项目确实都不一样，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规律。要做一个可行性的研究报告，最后落实的一张表就是现金流量表，但是企业往往对这个不重视，他认为是应付审批和应付银行的一个手段。”他说。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出去还有一定的盲目性，常常跟风、打价格战;同时，还不太愿意做咨询，功课做得不好，‘走出去’就是走马观花。”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主任、前驻巴西大使陈笃庆举例说，中国企业一般不会请国际性公司做参谋。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岐一直研究企业的创新发展，他认为从国内环境来看，首先是要有竞争，“华为假如没有和中兴竞争，根本不可能‘走出去’”。正是两个中国通讯企业的竞争，促发了它们在管理、运行、技术、商业模式等各个方面的竞争，其结果则是其他国家大型通讯企业不断丧失中国市场。 同时，民营经济想要迈上新台阶、激发更多创新力，“更多要来呼吁法制中国的建设，要保证民营企业在恪守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的前提下，拥有尽可能大的自由，才能创造极致，才能真正的激发出创新力。”王忠明说，“我们今天的产品普遍过剩，但始终没有出现像苹果那样划时代的产品。经过将近40年的积累锤炼，民营企业有更加宽松的环境，有更好政商关系的支持，民营经济这种创新力会进一步激发起来。”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庄聪生选自光明网，2016年6月20日
2016年6月24日 -
王辉耀：分享人才红利
本刊讯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落实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帮助天津市广大人才工作者了解国际人才动态和最新理念，2016年6月21日上午，由天津市人才办、市人力社保局、市外专局联合举办，天津市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与《求贤》杂志联合承办的“引智引才名师大讲堂”正式开讲。 此次活动，围绕“大力引进海外人才的历史契机和对策建议”这一主题，邀请了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博士生导师王辉耀教授，为与会的230余名在津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人才工作相关负责同志作了一场旁征博引、内容丰富的讲座。 王辉耀教授在讲座中深刻剖析了当前国际人才竞争的背景趋势，并就当前我国海外引才引智情况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同时，他还充分肯定了当前天津市在五大历史机遇叠加之下的发展基础与优势，认为天津具有深厚的开发开放文化与良好的海外引才机制。为了进一步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更多优秀海外人才来津创新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美丽天津，王辉耀教授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建议。全球人才流速加快 各国出招吸引人才 目前，全球人才流速加快。在2.44亿国际移民中，72.5%为20岁至64岁工作年龄段的移民，留学生群体跨境流速加快，全球留学生增速高于全球总体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速，青年人才流动成为全球性现象。 人才全球化令发达国家享受红利。外国出生的人口获得的美国创新专利占了三分之一；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四分之一是移民；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移民创建了美国四分之一的高科技公司。 人才移民依然是主要模式。2014年，据CNN报道，美国发放的绿卡数量约100万张；2013年，美国发放990553张绿卡，虽然较2012年下滑，但职业技术移民人数较2012年和2011年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数达161110。 德国吸收技术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移民还只有人口总量的1%左右。20世纪末，德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等现象，政府开始有条件地引进高科技人才移民。 创业签证吸引“创业型人才”。比如日本在“国家战略特区”新设窗口，把外来移民创业手续的办理时间从以前的2-3周压缩到1周；加拿大推出创业签证（Start-Up Visa）；2013年11月，美国设立“企业家居留”计划；英国推出“全球创业者计划 ”。 文化输出吸引人才。国家和地区“营销”，树立品牌至关重要。一位美国学者在《华盛顿邮报》曾这样解释移民的“美国梦”说：“一直以来，美国是许多人才的移居之地。他们都在追求‘美国梦’--赴美求学，创造财富。过去40年，数以十万计的海外人才流入美国，给印度及中国造成极大损失。” “联系新加坡”的主管David Tan就说：“我们出售梦想。我们的研究显示新加坡以世界一流的效率而闻名。因此，需要出售软实力--实现梦想的地方。” 在教育国际化方面，全球招聘优秀教师，吸引海归进入教师队伍。目前，新加坡高等院校中近40%的教授和讲师为外国人，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数据储存研究院的雇员中，我国清华、北大毕业的硕士、博士占50%以上，哈佛肯尼迪学院在120名左右教师职位中只设立了30名固定终身教授职位，其他职位均为聘任制；由院长组成的五人聘评委员会，专门审评外聘教师，一般聘期为五年，最长为十年。 以色列2012年新建30个研究中心，锁定了300位顶尖科研精英，并计划一共引进2400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裔知名科学家。我国完善人才政策 天津大力引才用才 目前，国际间人才竞争异常激烈。我国引进国外人才的政策环境与法律体系建设有待完善；签证、永久居留权及移民制度需要进一步突破、简化和落实；外国人才在中国创新创业发展的社会环境需要不断提高；法律保障尤其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水平；外国人才应享有的社会福利、待遇与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近期人才政策取得的突破：1.加快落实简政放权，人才管理 “市场化、社会化”；2. 降低外国人永久居留的门槛；3. 完善人才法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制度；4. 吸引、留住外国留学生；5.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建立国际人才组织；6. 成立移民局等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7. 破除人才流动的壁垒。 其中有三个重点突破：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有关出入境政策；中国申请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天津增强国际竞争力引才用才的几点建议】在天津港口特区试点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中关村已经开始）。 将中关村、上海经验总结提升、推广，降低绿卡门槛，允许外国留学生创新创业，吸引海外创业团队及人才，进一步降低海外华人申请绿卡、长期居留的门槛，允许华人硕士以上获得长期工作居留许可、华人名校硕士以上获得申请绿卡资格。进一步延伸北京现有的政策，比如天津机场144小时对所有外国旅客过境免签，允许外国人从北京入、天津出。 实施新的人才引进计划，吸引外籍留学生、访问学者，比如实施资深海归计划、外国技能人才来津计划，将招收外国留学生、访问学者权利下放至天津高校；来华留学、访问只通过签证管理，提高效率；发起“访问天津计划”、“世界青年教师访问天津高校计划”；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者和学生来津学习交流；允许来津留学生实习、就业、创业，发起“实习天津计划”。增加天津教育体系内的外籍教师比例。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部分学校的外籍教师比例是10%以上，比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名校外籍教师超过30％，但在中国高校任职的外籍教师为11287人（2010年），占高校教师总数不到1%。试点放开中外合作办学的限制。最新数据，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2056个，但其中超过90%是合作项目，真正的合作机构很少，质量高的大学就更少了。设立大学港，开展中外合作创业教育。全美约1250个“企业孵化器”中，大约三分之一存在于大学中；到2012年，每年有超过40万学生选修9000名老师教授的这方面课程。打破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壁垒，发挥智库人才蓄水池、培养场的作用。选自《求贤》，记者：冷珊珊、蓝芳
2016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