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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勤：现在是互联网公司出海最佳时机
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2016年4月28日，GMIC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年会主题为“世界的共振”，意在汇集行业领袖共同探讨移动互联网未来发展。在领袖峰会圆桌论坛环节，百度总裁张亚勤提出三大观点把脉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包括人工智能为人服务、互联网公司出海最佳时机以及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等。人工智能为人服务 圆桌论坛中，曾引起广泛关注的 AlphaGo 再一次被提起。对此张亚勤认为，AlphaGo 击败李世石是人工智能行业的巨大进步，未来，人工智能将会与具体产品结合的更加紧密，全面深入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城市更智能、让生活更简单、让服务更平等。 张亚勤表示，百度人工智能将会快速的接入餐饮、出行、旅游、电影、教育、医疗等生活服务领域，覆盖用户吃、住、行、玩的方方面面，在广泛索引真实世界的信息和服务基础上，依托智能交互技术，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在未来可能媲美专职秘书。无人车是人工智能在改善用户生活、出行方面的一个很重要体现，有助于打造分享经济，并对未来的出行驾驶和整个城市交通设施架构带来重大影响。基于百度的技术优势和互联网基因，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百度产品必将会更好的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互联网公司迎来出海的好时机 移动互联网用户增速迅猛，带动商业与服务创新，逐步受到投资者青睐，中国之外的国际化业务，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战略的新征程。张亚勤认为，随着全球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转型的关键拐点已到来，现在是互联网公司出海最佳时机。 在国际化战略的选择上，百度把与中国互联网环境相似的区域纳为重点，以移动为产品和战略的大方向，在一些O2O领域内进行跨界创新和合作。在此基础上，百度通过本土化合作的途径，把和搜索主产品相关的部分进行了重点突破与变现。张亚勤表示，在以技术、产品、移动和人才为全球化战略的大背景下，百度有信心在国际化征程中打一场胜仗。移动互联网已演变为生态之争 针对移动互联网的入口之争是否已经告一段落的议题，张亚勤认为，在PC时代，入口就是操作系统，是WIN。到了PC互联WIN+浏览器，搜索在HTML都可以搜到。而到移动互联时代除有了APP之外，还有硬件的入口、云入口、物联网等多个分散入口。在如此分散的情况下，入口之争自然演变成了生态之争，特别是内容生态、服务生态和金融生态的争夺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里面包括内容的生态，内容越来越重要，这里面怎么样沉淀是内容大生态。第二个服务的生态，在移动互联的时候有内容还不够，有信息不够，需要连接最终的服务。第三个金融生态。金融生态沉淀，为内容，为服务生态服务，有放大，超前的效应。张亚勤表示，现在百度的所有投资都是建立这三大生态。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4月28日
2016年5月13日 -
【人民日报】吴建民：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吴建民，中国原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历史名著，记述了当时正在崛起的雅典和守成大国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2年撰文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中美两国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关系中美两国，而且关系21世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许多根本性因素决定中美必须走合作共赢的道路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见奥巴马总统，双方达成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不冲突不对抗，为的就是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不重蹈昔日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战争的老路。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后来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也一再重申决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所表达的上述立场，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当今时代的主题、两国交往的历史和中美关系大发展的实践。 今年3月，基辛格博士在“中国发展论坛”上认为，中美两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今天很不一样。这个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今天的时代不仅与2000多年前的时代很不一样，就是与20世纪很长一个时期也不一样。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当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然而，时代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时代主题逐渐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时代主题既集中反映了一个时期世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又指出了解决主要矛盾的路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能解决问题。上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他们是劝不出去的，只能通过战争把他们打出去。但当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时，战争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和平与发展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国际关系的一大进步，它意味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丛林法则越来越行不通了，而和平与发展则是人类在21世纪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主导了三场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利比亚战争。这三场战争不仅什么问题都没解决，而且还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欧洲所面临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从本质上看都与这三场战争有关。美国在时代主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坚持通过战争解决问题，撞了南墙、倒了大霉，也给中东和北非人民带来了浩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得了历史性大进步。和平与发展能解决问题，中国的成就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政府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所制定的战略。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是成功的，中国决不会放弃这个战略。 中美关系的历史也证明中美必须走合作共赢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是盟国，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并取得胜利。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敌对政策。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都付出了沉重代价；在越南战场上也进行了激烈较量，代价也是沉重的。但是1971年以来，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进步。1971年中美贸易额仅为500万美元，2015年双方贸易额上升到56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过去45年中美关系大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为什么世界上不断有人声称中美必将走向对抗、两国定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呢？这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零和博弈的思维在世界上统治了几千年，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有些人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第二个原因是利益驱使。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因为他们能从对抗、冲突、战争中发大财。关键是发展共同利益和妥善处理分歧 当然，事情总有两面。尽管中美双方都一再强调双方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这个危险也是存在的。看到这个危险，会促使我们加倍努力处理好中美关系。处理好中美关系必须抓住两个关键：发展共同利益和妥善处理分歧。 从现实看，中美在三大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第一，中美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今天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有很多，诸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性疾病、自然灾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人类只有携起手来才能生存下去。第二，中美之间的双边合作，诸如经贸、科技、教育、人文领域仍然存在巨大合作空间。第三，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也存在巨大合作空间。军事安全领域十分敏感，但双方也存在着众多利益汇合点。发展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推动中美关系的重要抓手。不开展合作，分歧就会把双边关系往后拉，这是中美双方需要高度警惕的。 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分歧和摩擦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如何才能妥善处理分歧和摩擦？首先双方必须认识到中美之间有分歧、有摩擦是必然的。因为中美双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文化，又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分歧和摩擦是一定会有的。对于分歧要有一个客观、清醒的估量，而且要认识到分歧只能通过对话才能解决，不能搞对抗。对分歧还要辩证地看，有时候分歧处理得好，会变成双方合作的新亮点。为什么分歧能够成为合作的新亮点？因为即便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也存在共同利益。既看到分歧，又看到共同利益，把注意力转移到双方的利益汇合点上，情况就不一样了。 总之，有很多根本性的因素决定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危险的存在。我们要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使中美关系不仅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且能在各个领域迎来新的大发展。那样的局面，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幸事，而且是21世纪世界和平、发展、稳定、繁荣的福音。本文刊于《人民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5月13日 -
严望佳：创业者需要有文化的支撑
理事简介严望佳，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严望佳从事计算机技术，被称为“反黑女斗士”。然而，她本身却很难唤起“铁娘子”、“女强人”之类的想象。她长发披肩，声音温柔，非常秀美婉约。她的古典气质与她多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关；她对哲学和人文的热爱也在创业路上滋养了她，给予她更多的智慧和安宁。 “创业者每天面对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苦难和问题，而不是感觉很骄傲，认为自己很有成就感。这时人文的东西就会给你带来心灵安顿的力量。” 严望佳出身书香门第，归国创业除了想填补国内信息安全产业的空白之外，也与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不无相关。她的办公室里挂着“彩云归”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书法作品，还摆满了玉器。 爱好人文对严望佳的影响非常大，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折射到她的创业经历上。创业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创业者会遇到数不清的艰难困苦，这时需要人文的力量来调节和呵护。“一个企业不可能没有问题，即使现在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也会遇到问题。创业者每天面对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苦难和问题，这时人文的东西就会给你带来心灵安顿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除了创业者的远见卓识之外的另外一个重要素质，这是不能没有的。” 人文不仅能滋养创业者，还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构建在人文精神上的企业文化，可以起到团队润滑剂的作用。“怎样激励团队，怎样让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信心，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时企业文化很重要。现在的企业都是按西方管理科学构建的一个大机器，大机器要想平顺地运转，需要润滑剂。但西方的润滑剂和中国的润滑剂不一样，我更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和润滑剂。” “企业不可能没有利润，但是首先企业必须要创造价值；企业如果脱离价值，单谈利润是不可能的。” 严望佳喜欢佛家思想，有些人认为这太出世，太消极，她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佛家思想让人不要太过于执著一些事情，让人有分辨的智慧，了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了解规律所在。 对于创业而言，尤其体现在价值和利润的关系上。利润的真正来源是企业创造的价值，因此创始人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创造价值上，这样自然能产生利润。“企业如果脱离价值，单谈利润是不可能的。你要先给客户带来什么，客户才会拿钱来购买。如果你注重客户拿钱来购买而不是为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本末倒置了。企业经营的核心是创造价值，我们谋求的应该是价值本身，而不是利润。有了价值以后再谋求利润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无论是设计利润模式还是其他的。” 另外，严望佳认为：“企业家必须是积极的，企业家要有进取心，企业家对苦难怎么看，怎么看待周围的环境，怎么处理你和别人的利益关系，这点和佛家很相似的。” “如果把幸福都集中在外在而不是内在是不可靠的，人最难的不是征服世界，而是自己，创业者应该是要不断超越自己。” 严望佳谈到，创业者要在创业路上做好自我管理，就应该多增强自己的文化素养和人文底蕴，对创业成功和幸福有正确的心态。对有的创业者来说，创业成功意味着获取名利，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是不断去超越自己，不断和自己较劲。“哪怕创业成功以后，你也会发现新的目标，所以要不断超越自己，在成功路上睡大觉的话，未来发展就没有什么潜力了。要不断超越，不要骄傲，不要认为自己很伟大、很成功、比别人强，如果没有人能超越你，你就不断超越自己，这样才有发展的潜力。” “人都会拷问自己，活着是为了做什么？可能年轻时拷问得少一点，随着年龄增加，所有人都会拷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当目标和重点放在超越自己上时，创业者也更容易得到幸福，“如果把幸福都集中在外在，而不是内在，比如必须要创业成功才幸福，必须要有人特别爱你才幸福，这些都不可靠，不是说外在不重要，但只有创业者有较深的文化底蕴才知道，只有内心什么都不缺，没把自己的幸福和希望全部寄托在外面的话，才有可能获得幸福。如果没有内心深处的东西作为来源，总有一天即使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也不会幸福。”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5月11日 -
王辉耀：全球化第三次浪潮中国须抓住机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应邀在欧美同学会“时代大讲堂”做题为《国际人才竞争与中国人才战略》主题演讲 我想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国际人才竞争的理论。实际上国际人才在世界上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自从全球化开始以来，国际人才的理论开始不断延伸。像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把国家的生产力分成三个层次，有天然的资源、社会状况和精神力量以及人力的资本。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他曾经在《国家竞争优势》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人才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理查德·佛罗里达原来是美国的教授，后了去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他有一本书非常有影响，叫《创意阶层兴起》，他提出了一个“3T”理论。什么叫“3T”理论？技术(technology)、创意人才(talent)和包容(tolerance)。他发现在美国，凡是很有创意的城市，包括像硅谷，像波士顿这类城市，人才都是非常地活跃。包括像对同性恋的容忍，他觉得跟他们城市的创新指数是相关的。 人才理论也有讲到人才的流失和人才的回流。比如说比较著名的有代表性的70年代的，现在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巴格瓦迪，是一个印度人。他发现六七十年代，大量来自印度的学生，在学完以后都会留在美国。印度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培养，基础教育阶段，但是成果最后都流失到美国了，他把这个现象叫做人才流失。这个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包括像台湾，像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是这样，印度更是特别明显了。 到了9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研究发现，即使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呆在了美国，或者是移民到美国，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比如说20%到30%因为家庭的原因、故乡的原因或者是经济上的一些机会原因，还是会回去。所以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人才回流。当然还有类似的一些国家学者都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一个学者发现，有30%的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当他们到美国第一个10年或者是第二个10年的时候就回国。这是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人才回流。 到了快2000年的时候，一个新的理论又开始出现，就是人才环流，这是通过研究中国台湾，包括韩国这种海外人才跟祖籍国之间的流动，提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加州大学的信息学院的院长做了最全面的总结。他根据在硅谷或者是新竹工业园，包括在中关村，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地的研究，发现这些创业的人，包括这些人才来回的流动是非常频繁的。所以他提出人才环流的概念。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就是国际人才的一些理论，从国际上这些专家角度是怎么看的。 我把国际人才的竞争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看，提出“全球化的三个浪潮”这么一个概念。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包括郑和下西洋，航海的技术带来了货物的流动，货物的流动实际上是我们第一个全球化的浪潮，远洋技术不仅带来了货物，也包括带来种子的流行，也包括带来疾病的流行，包括各种食物、植物都流动起来。这个是我们最早的全球化。这是全球化的第一个流动。 随着全球化的国际贸易，货物流动也带来的全球化的资本流动，比如说荷兰股票市场是在17世纪开始，这个时候为了要支持货物的流动，资本开始流动起来了。现在资本在全球流动十分顺畅。 前面两次是20世纪最大的全球化浪潮。而且第一个浪潮里面，中国已经赶上来了。中国现在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特别是我们在消除货物流动的壁垒之后，比如说2001年中国加入WTO，加入WTO的概念就是我们消除了货物流动的壁垒，再也没有每年的最惠国待遇，我们的纺织品再也没有配额的限制。减少了货物流动的壁垒，中国井喷式的增长就开始了。中国的繁荣或者说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崛起，在最近这10年表现的特别充分。比如说我们的GDP增长5倍，我们的贸易增长了6倍，我们对外投资增长了六十倍。我们看到消除了货物流动的壁垒给中国带来的好处。 这两个全球化浪潮已经非常充分地在进行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全球化浪潮，就是全球的人才流动。这一块实际上是刚开始还没有多久，我们刚刚经历完了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浪潮，2.6亿农民工流动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遇，让人才开始流动起来，中国将会迎来更多的发展。一、国际人才竞争有六方面趋势 第一趋势，全球人才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比如说现在每年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实际上全世界有两亿多人不是在他们的出生国工作，而是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工作和生活，这个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3%以上。其中接近1亿，差不多9000多万是技术移民，而且主要是流向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个能够看得出来人才的流动主要是高层次人才流动大幅度在发展。 第二个趋势，各个国家更加重视人才。为什么？人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短缺的。据研究，在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雇主雇不到合适的人才，所以说大家都在抢人才。而且现在不光是人才，我们现在连农民工跟普通劳动力现在都是短缺的，比如说像东莞在过去这些年，农民工走掉了相当大一部分，我们沿海现在都面临着人才紧缺、人才短缺的问题，这个值得我们关注。 各个国家都开始启动各种人才签证计划，包括像人才签证，英国这么传统的国家也开始启动了，加拿大在去年增加1万个加拿大联邦移民的名额，包括它的经验移民。澳大利亚也是增加它的技术移民，都在抢人。 第三个趋势，移民制度已经成为竞争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比如说像美国每年移民达到了14万到15万，每年都这样。加拿大也有十几万，澳大利亚也有十几万，还不包括像新加坡和欧洲这些国家。在中国来看，我们还没有这些移民制度。像俄罗斯现在都有了，日本也有了，包括中国台湾也在4年前成立了台湾移民署，我觉得在移民竞争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这个顶层设计提上日程。 第四个趋势，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一个有效的手段，也是人才竞争的一部分。我们发现，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在2000年到2009年间，留学生的数量大幅提升，澳大利亚从10万人到30万人差不多，加拿大从4万到将近20万，法国是从13万到25万，德国从18万到25万，日本这么保守的国家，从差不多6万到13万，新西兰从8000到7万，增加了八九倍。老牌的留学大国，像英国是22万到差不多50万，美国基数最大，从47万达到60多万。这里面增长的主要来源是中国。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连续三年向美国输出的第一位，不光是美国，像俄罗斯，或者像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都是他们的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我们现在人才流动，从中国角度来看，进入了一个人才大流动的、大循环的时代。 第五个趋势，各个国家都在争取高层次人才，而且按照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的报告，美国在2006年专利的申请，25%是来自于国外的这些移民。美国47%的科学家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在国外。比如说OECD统计，美国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在美国有62%，美国培养了40%多的诺贝尔奖在自然科学领域，但是美国聘用了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包括高科技创新，在95年到2005年这10年间，高科技公司25%创办人来自国外，加州这个比例更高，超过了40%，硅谷超过了50%。像我们熟悉的谷歌跟雅虎这样的公司，它的创始人都不是出生在美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才对于一个地方经济的重要性。中国现在也需要这种大量的引进性的人才，比如说回来一个李彦宏，创造了百度，那么可能提供了2万个就业机会，而且都是大学生的就业，或者像马化腾，或者像阿里巴巴这样带来更多的创业型的人才。 第六个趋势，我们发现各个国家实际上不断在出台一些新的吸引人才的举措，比如说加拿大、北欧对人才提出税收减免，新加坡还给予财务补贴吸引外国人才，包括像很多国家，像英国、瑞士、印度还签订了双边人才协议，包括一些特殊的招聘等等。我们最近也在跟加拿大，中国人事科学院和加拿大亚洲基金会做研究，研究中加人才的流动，双边的流动对于双边人才的影响。比如说中国在加拿大差不多有100万的华人，那么加拿大在中国和在香港也有很多所谓的在加拿大待过的人才，这对双方来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现在也是大学办到国外，像新加坡现在专门有国际大学来新加坡办学，韩国也是这样。还有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按照商务部统计，现在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研发机构已经超过了一千两三百家。所以我们能够看出一种趋势，各个国家都越来越重视这个了。二、中国面临严峻的人才竞争局势 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人才竞争。中国大量的人才移民到了国外，我们现在海外华侨在4500万到5000万之间。在2011年，我们获得国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数，仅统计几个发达国家，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加起来就达到了15万人，如果把新加坡，把欧洲国家算进去，我们出国移民人数应该是20万以上，这个很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很多人也在考虑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 另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而且这个趋势还会越来越明显。去年中国有约100万学生放弃高考，近40万人出国，如果按照20%的增长速度，明年应该超过50万。累计我们现在海外留学生已经超过了150万，现在回国大概100万左右，所以说大量的人还是留在海外。怎么样保证我们更多的人回来，同时能够留住更多的人才，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在美国的理工科博士生大量来自国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而且它的来源分布，中国也是占到第一位。 还有一个现象，留学生低龄化，按照美国这方面的统计，比如说2005年的时候，中国还只有60多个中学生去美国留学，到了2010年、2011年已经有6700多个，在五年期间增长了100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开放SAT的考试，就是所谓的美国的高考，我们都知道中国有托福考试是开放的，GRE是开放的，但是ACT没有开放，如果开放了ACT，我想出去的高中生会越来越多。我们看香港，现在要去美国上本科，你必须要去香港、韩国、新加坡参加美国的高考，所谓的高考就是它的标准测试。香港到了2011年已经把能够容纳1万人的亚洲会展中心作为考场，周边的酒店那天晚上房租达到了4000港币。而且这个费用很高，你要去香港，一家人要陪着去，要住几天酒店。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说在中国就能够考，我想出去的人会更多。 我们实际上不仅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人才赤字”，还有一个“留学赤字”。现在各个国家都把吸引留学生当成一个很主要的人才吸引的目标，同时不光是人才，这些人来的以后也能够带来外汇，也能够带来就业，大量的教授都得到了聘用，还能够留住人才，它是一举好几得，是一本万利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中国来讲，我们现在留学生人才，按照教育部统计，2011年只有29万人，其中读学历的只有11万多，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是3000万，11万人读学位的话，大概只有不到0.4%。欧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10%，像香港这些都是10%，国际留学生是10%。发达国家，像哈佛大学是20%，中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我觉得这个比例太低，所以我们留学赤字非常严重，这个实际上是中国未来很大的一个增长点。我们现在高考比例，是9个学生考7个学校，但是随着低龄化和高考的人越来越少，再过几年可能是7个学生考9个学校，我们会有一大批学校面临倒闭没有生源的危险，现在大量的发展留学生的生源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增长点。而且这个既能创造就业，也能够吸引大量海归回来教课，我们现在都大量开放英文的授课，这样的话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回来，还可以把中间的优秀人才留在中国工作。 当然还包括不光是人才在流动，现在旅游也在流动，去年中国出境游达到8000万人，花费按照《华尔街日报》统计是1200多亿美元，非常大的增长。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说，再过几年中国出境游可能会达到4亿人，越来越多的人出去看，可能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他们的小孩送出去，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就到了国外移民。所以这个趋势大家不能忽视。三、中国有哪些功夫要下？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推进中国人才竞争的一些政策建议，跟大家分享。刚才我在前面也提到了。第一，提升战略法治化的水平。我们有太多的计划，实际上我们应该通过立法，比如说《移民法》、《投资移民法》、《技术移民法》都应该出台。2003年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当时他们参加会议的人跟我说，胡锦涛总书记问，我们的《人才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什么时候出台？10年过去了，这个还没有出台。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升我们的法治化水平。 第二，绿卡发放的范围应该扩大，不光是在我们这个范围以内，而且应该更多放宽，比如说印度发了1100万张，中国现在才发了4000多张，我觉得这个差距太大了。 第三，还要行政审批简化，包括外国人到中国来的这些待遇，包括他们的工作签证等等，包括社保、医疗管理等等各个方面都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中国《国际法》应该考虑适当的修改。我们现在跟公安部也在做一个课题，我们80年的《国际法》实际上刚刚过完文革，还是在文革保守的状态下出来的。当时的《国际法》，你只要加入外国国籍你就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等于把你开出了，就是取消你的户口，吊销你的身份证等等。美国是什么情况？你要放弃你的美国护照，对不起，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申请，要请律师或者是法官，或者是去使馆，还要看有没有付起美国的税务，还有什么债务等等。你要放弃美国国籍非常难，美国也不取消你其他的证件，它实际上相当于默认。我认为中国也应该慢慢跟国际接轨，不要再强迫使中国人放弃他的国籍，你放弃中国国籍，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认为这个实际上需要进一步的来改变。不是说中国一定要承认双重国籍，我觉得中国可以采取100多个多采取的这种模式，就是我不承认双重国籍，但是我只认你是我这个国家的公民，你要放弃我的国籍，对不起，你要做很多申请。但是你至于拿什么其他的证件，我不管你，我可以不追究你或者怎么样，我认为这个方法是大部分国家采用的，也是值得中国参考的。 包括现在海外有很多发放同胞证、侨胞证，实际上我们在前几届政协会议上也提出来，我们也写过这个方面的议案什么的。我认为这个挺好的，比如说香港同胞回来有回乡证，10年不用签证。台湾同胞回来到飞机场落地都可以办签证。我们出去的这1000多万大陆同胞回来也要办很多的签证，为什么不给他们发一个类似于像侨胞证这样的东西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包括刚才我讲的要取消回国需要邀请函，或者是回国定居需要审批的规定。我认为这个都是跟国际不接轨的。 还有现在中国大街小巷都贴着外国人到了以后24小时到派出所去报到，外国人觉得来了以后好象不受欢迎。我觉得这些观念需要进一步的解放。 第五，增强国际人才竞争实力，我们人才库、智库的建设实际上也要加强。这方面我们比较落后，像国内现在专门研究人才竞争、研究人才智库是非常少的。 第六，扩大留学生来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一本万利的事，它既能吸引会，又能创造就业，还能留住他们的人才。我们有1000个大山在中国有什么不好？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第七，打开体制内、体制外的限制，提升现行的人才制度的国际化程度。现在我们人才利用主要局限在科技、教育，但是体制内、体制外我觉得开放的不够。最近统战部也在做新的调研，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这个也是统战部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就是怎么样来更好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我有一个建议，统战部实际上是做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为什么不可以让更多留学人员参与到政府部门来，提升政府国际化的运作水平。包括公务员的招聘，也可以专门为海外的这些留学生开放。我们现在有国内的硕士、博士到西部挂职，为什么不可以有海外的硕士、博士到国内挂职呢？我觉得都可以的。 第八，实行普惠制的人才政策。我觉得这块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搞很多政策，搞很多计划，但是实际上从长远来讲，还是要靠市场化，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普惠制的都可以享受的这方面的政策，这样人才流动就是一个自然的流动。本文原载于《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并收录于《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年5月11日 -
【China Daily】Jobs hot in China, with a catch
A recruitment fair sponsor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perts Affairs attracted foreigners in Beijing. The number of foreign employees could grow, experts say.[Photo/for China Daily]Foreigners drawn by good salaries, but competition can be intense, narrowing one’s chance for offer.Large increases in pay and better career development prospects are two main considerations that draw job hunter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to China, according to some recruiters and experts.Audrey Deng, a recruitment manager with more than eight years experience at recruiter Spring Professional, said Chinese employers are willing to double salaries to attract overseas talent, plus pay subsidies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housing."Chinese companies are in their golden time of development, which means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inves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career opportunities for foreign talent," Deng said.According to Expat Insider 2015, the InterNations Survey, China only ranked 38th in overall reviews but it ranked fifth in terms of income and 17th in terms of career development, hig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Wages offered by Chinese companies appear to be helping companies attract expatriates who want to flee the salary freezes and rampant unemployment of the debt-stricken West.Robert Parkinson, CEO and founder of RMG Selection, an inter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service organization that focuses on China, said the perception that working in China is a hardship has changed from years ago.Many expatriates have found the fast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exciting. Ash Sutcliffe, a public relations manager in Zhejiang province at Geely Holding Group, which owns Volvo, said the 30-year-old company still looks like a startup company because it is developing fast and has a young staff.“I have been in China for 14 years. I am 31 years old and the oldest member of my team. All my Chinese colleagues are open-minded,” said Sutcliffe, who hail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By the end of 2012, there were more than 240,000 foreign employees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up 17 percent from 2007,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 figure is not particularly high, and it has potential for further growth.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said the number of people born in foreign countries who live and work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rose by more than 50 percent between 2000 and 2013, and now accounts for about 0.5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Even so, the job market will not necessarily embrace every foreign job seeker. Human resources insiders said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 with more specialized skill sets and knowledg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or industrial processes will be in great demand, while upper management level and entry level positions will shrink."The term of work assignment for the upper management level is longer than before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learning curve. If you have them in China for three years, you are not getting any return on the investment," Parkinson said."As for entry-level jobs, I think many foreigners want them but cannot get them easily. Overseas returnees who have absorbed language skills and a foreign education system will take them."|Some talented people from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are popular because of their Western insights, Chinese language and lower cost. Deng of Spring Professional said wages paid for European and US citizen experts are 50 percent higher than for their Asian counterparts. (By Su Zhou)From China Daily, 2016-5-9
2016年5月11日 -
龙永图：政府主动放缓经济增速只为解决四大问题
摘 要他，曾经是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他，现任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他，就是龙永图。 2016年5月7日，龙永图来到吉林省长春市参加“2016年经济发展趋势及文化产业创新高峰论坛”并发表了主题演讲，畅谈了对当前宏观经济的看法。遗憾：没能为吉林和黑龙江谈得一个出海口 很多人知道龙永图是因为他曾经是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但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是，龙永图当年还曾经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与韩国、朝鲜、俄罗斯和蒙古进行了一场关于图们江开发的谈判。 “当年同时进行的两个谈判，一个是入世谈判，一个就是图们江开发谈判。我当时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与韩国、朝鲜、俄罗斯和蒙古进行关于图们江开发的谈判，来吉林不少于一二十次。”龙永图首先回忆了他和吉林的渊源。 龙永图说，当年那场图们江大开发的谈判非常艰苦，谈判的主要核心就是怎样实现吉林和黑龙江能够有一个出海口的梦。我们当时甚至提议能否成立一个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四个国家共同管理的滨海城市，当时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在东北再造一个香港。但后来因为一些我们不可控制的因素，最终没能为黑龙江和吉林增加一个出海口，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增速放缓并非遇到难以克服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似乎面临着很多困难：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股市和人民币汇率都一度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国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看空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呢？ “当前的经济形势，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是中国经济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下降到如今的6%、7%。”龙永图说，“怎么样看待经济增速下行？我认为如果从长期来看，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龙永图表示，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媒体和经济学家做出了很多分析。一个是外因，受2008年中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在降低，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不好，所以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一个是内因，是中国经济的本身出了大的问题，有产能过剩的问题，有房地产库存的问题，有商品质量的问题，有环境压力的问题等。 据龙永图介绍，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企业家峰会的时候，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讲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他强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这样的观点非常重要，说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主动调控，并非中国经济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龙永图认为。为何要主动把经济增速降下来？ “我们政府为什么要主动调控呢？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之后，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社会的公平公正、贫富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环保等问题。”龙永图在向现场听众抛出了问题之后，又自己进行了回答。 龙永图说，自己过去长年参加各种谈判，当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要提高环保标准时，自己都是强烈反对：你们西方国家在发展的时候给环境造成了那么大的破坏，现在你们赚到钱了，在我们正在发展的时候，要求我们提高环保标准，这是一个陷阱，这是想阻止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错了。特别是去年北京经历了50多天的严重雾霾之后，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发展到底为了什么。所以我们的环保部长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很多人开着宝马奔驰，但是连一口新鲜的空气都不能呼吸到，那么我们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龙永图说，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和我们发展是否一定要付出这些代价。 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的确应该要考虑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的问题。所以中央政府主动把经济增速降下来，是为了要集中精力来解决那些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之前我们已经习惯了快，现在我们要开始习惯于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些事情。四大问题有待解决 那么我们现在究竟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呢？对此，龙永图认为，首先是经济转型的问题。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把过去经济增长在数量方面的扩张，转移到更多的关注质量的提高上来，而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经济转型就是要把传统产业搞掉，去搞更多的新兴产业。衣食住行产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不可能通过经济转型把这些消灭掉。质量是整个经济转型核心的关键词，这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质量，第二是产品质量，第三是百姓生活质量。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是创新驱动的问题。创新提了很多年，但我们在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实质上的推进，只是在少数的行业少数的领域实施了突破，这是因为中国创新的环境还未达到最好。前几天美国媒体上出现一次讨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讨论的结果有两个：第一，中国企业的盈利性很低，所以中国企业不太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进行创新和研发，企业税负成本太高，政府服务的成本太高，行政服务成本和社会服务成本太高。第二，中国的创新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如果不调动基层、不调动企业自身对创新的冲动，创新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创新，只能是劳民伤财的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需要解决的是政商关系问题。目前经济存在很大的困难，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政商关系还没有真正理顺：官员高高在上，企业家跟在官员的后边跑。中国的官员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非正常的政商关系。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一个完全平等的关系。 第四个需要解决的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东北为什么比南方其他地区面临着更大的发展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是量的扩张，量的扩张主要是靠大型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拉动。经济转型以后，要把量的扩张改变为质的提高，质量的提高又关乎解决民生的问题和就业的问题，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更多依靠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是我们经济的骨架，但光有骨架是不行的。就像一个人除了要有骨架，还要有充满活力的血和肉，我们经济当中的血和肉就是中小企业。”龙永图说。文章选自《证券时报》，2016年5月8日
2016年5月11日 -
金灿荣：打造有分量的“中国式”全球治理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全球治理赤字”对中国尤其不利 2015年中国外交有两方面内容比较突出：一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另一个是更加关注全球治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是个重要日子，我们将其作为重点工作实属意料之中。但全球治理变得如此突出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习近平主席在从去年9月到今年1月的每次出访中都谈到全球治理，并落实到了具体行动和资金支持上。这种变化背后可能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扩展迅速。过去我们海外利益不是很大，面对的威胁相对也比较小。但现在中国海外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分量显著上升，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予以更多关注和维护。 其次是客观形势需要，因为现在全球秩序比较混乱。英国《金融时报》一位专栏作家不久前刊文指出，现在全球各主流国家都处在不同程度的焦虑之中。比如美国焦虑，结果出现了“特朗普现象”;欧洲前景堪忧，面对伊斯兰化问题;日本、俄罗斯、中国等都不高兴，虽然原因不甚相同。这种焦虑的背后原因就是失序，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不再那么有效，而新体系又尚未建立起来。 从学理上讲，这种全球性问题在上升而全球治理能力在下降的状态叫作“全球治理赤字”。这种状态对世界各国都没好处，但对中国可能尤其不利。因为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多是老牌发达国家，较之过去是在收缩海外利益，可是中国正处在扩展中。现在中国公民个人变得更加富足，因此有了所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愿望;中国资本也抑制不住拓展海外市场的热情，统计显示2016年前三个月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这些情况客观上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全球治理、照顾自身利益。 再者就是心态变化。现在我们正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变化。以前中国更多地将自己定位为区域大国，但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来讲，我们追求的是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全球治理观与美国有何不同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理所当然要对全球治理予以更多关注。但同早已涉足全球治理的美国相比，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有着很大不同，这种差异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全球治理是“以联合国为中心”，而美国是“以联盟为中心”。中国非常看重联合国的道德价值，看重自身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对联合国要尊重得多。相对而言，虽然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了联合国，但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来看，美国一直是将联合国作为工具看待和利用。 第二，从议题上讲，中国是以发展为优先，美国是以安全为优先。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但美国更加关注和平，更多从它自身及其盟友的安全着眼，对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看得较轻。中国则认为，长期安全或和平的基础是可持续发展，没有发展便无长期和平可言。习近平主席去年9月26日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指出，全球仍有8亿多人在挨饿，因此“我们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 第三，中国目前强调的是全球伙伴网络，而美国着力于维持一种等级制体系。按照我的观察，美国居于世界之巅;第二个层次是英语国家，比如英国、加拿大等;第三个层次是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盟友;第四个层次是“伙伴”，这个层次国家较多，比如泰国、巴西等;第五个层次是中国，属于“竞争者”;第六个层次是俄罗斯，属于“对手”;第七个层次是“敌人”，比如“伊斯兰国”等非国家行为体和其他恐怖分子;第八个层次相当于印度种姓制度中的“贱民”，是对美国而言微不足道、根本不值得去理睬的一些国家。 第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而美国则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化。中国认为各国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是既利己又利人的思路，但美国则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国化”，对于相关国家是否具备“美国化”的基础和条件不管不顾。如何使中国的全球治理更有分量 总体而言，中国刚刚开始尝试全球治理，在技巧方面还不熟练。未来中国的全球治理能否具备相当分量，中国能否对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可能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是中国国内发展情况。如果没有国内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作为支撑，那就很难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国内发展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中国硬实力发展得不错，但软实力相对欠缺。现在，提升软实力可谓是全国上下的共识，但我们也要注意不能过于夸大软实力的独立作用，正所谓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也拿不到。因此就国内因素而言，经济发展终究还是首要。当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要求。 二是大国心态的变化。虽然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实现巨大发展，但中国民众仍然处在百年国耻的屈辱感中。这在网络舆论中非常普遍，比如“受害者”心理，只要中国和别国一发生冲突，就有人说“你又欺负我”“连菲律宾都来欺负我”;再如“阴谋论”，只要一出事就肯定是美国在背后捣鬼;还有就是对于中国对外援助微词颇多，认为国内发展尚不平衡，为何要把那么多钱给其他国家。这类心理当然不是健康的大国心态，至少是在相关问题上缺乏客观认识或大局观。这就好比中国的个子已经长到一米八了，可心态还是小学生心态，还需要进一步培养。 三是中国的全球治理必须切实做出成绩来。现在，一批由中国首倡的规划构想或主导建立的国际机构，比如“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都已处在实质推进或运营阶段。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必须办好，要让沿线国家或项目所涉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产生获益感。 四是要协调好与现代体系的关系。必须承认，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中获得很大利益。中国现在的定位是对当前国际体系做些补充，加入中国元素，但我们不是“革命家”而是“改良者”。再以亚投行为例，中国强调这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补充，亚投行与世行和亚开行更多的是合作伙伴而非对手关系。文章选自环球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