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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Org】US election won’t impact China-US relations
The outcome of the U.S. election will not impact the country’s relation with China, said Wang Jisi, China’s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 and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from China.org.cn at a seminar in Beijing on April 25.Wang Jisi, China’s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 and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speaks at a seminar on superpower strategy, co-organized by CITIC Publishing Group and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 think tank. [Photo by Guo Yiming / China.org.cn]"No matter who the next U.S. president is, China-U.S. relations will remain the same," The scholar made the remark at an event on great powers’ strategies, co-organized by CITIC Publishing Group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 think tank.The history of China-U.S. relations, Wang agreed,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the first one start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ending on 1911 wh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the second from 1911 until the bir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third from 1949 until China unveiled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1978, and the fourth is ongoing.In Wang’s view, the four stages corresponded to transformative events in China. He said that China is the "variable" and the U.S. a "constant" when it comes to bilateral relations."Being a mature power, China should change itself and think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dded the scholar, urging the country to focus more on inclusiveness and openness. Wang thought that China will only rise as a globalized nation, by playing the "talent" card, which attracts people from other nationalities not only for investment but also to become Chinese citizens."Only when plenty of ’Johnsons’ or ’Mohammeds’ want to become Chinese citizens can the country become more powerful."The scholar also urged to avoid one-sidedness and to follow the trend of China-U.S. relations through multiple lenses.（By Guo Yiming ）From China.Org, April 27, 2016
2016年4月29日 -
游忠惠：从“人才大数据”到“人才大智库”
理事简介游忠惠，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这句经典的电影台词，道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如何科学有效地培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全面掌握国家人才储备与发展状况、最大限度发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效用，可以说是大变革时代中国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命题。这道命题的解答，大而化之，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发现人才，二是评价人才，三是人尽其才。 当我们从大数据思维的角度，将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收集挖掘分析能力，运用到人才发现、评价以及使用体系之中，不难发现，大数据与人才的碰撞，必将催生出一个全新概念——“人才大数据”，而“人才大数据”的建构，必将对国家教育改革、人才培养选拔乃至“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成为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人才大智库”。“人才大数据”缘起：从考试到评价的跃升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教育考试服务行业的企业领导者，国家教育发展趋势、考试制度改革、人才评价与培养，始终是我关注、思考与研究的重点。 教育的目的是育人，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教育。传统的教育以应试教育为主，侧重于选拔性与结果性评价，考试成为教学效果与教育质量的主要评价手段。这种单一评价方式的弊端随着教育发展也越来越凸显。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原有的教育观念已不能满足人才发展的需要，国家随之提出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人才培养的重点逐步转向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要“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教育质量的评价不再仅仅以单一的考试来反映，而是开始基于教育的全过程，探索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评价、从结果性评价到过程性评价的新模式，进而建立对人的全面的个性化、多样化、社会化评价标准体系。 海云天公司从1997年进入教育考试评价服务行业，从网上评卷到标准化考务管理，为国家各类考试的实施与人才的选拔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紧跟国家教育改革方向，公司又着力开展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服务，通过对中小学学生教育过程中各类数据的采集、分析与挖掘，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学校的教育质量以及教育机构的决策改进提供量化评价与科学依据。在探索教育质量评价的过程中，数据作为分析与评价的基础，变得尤为重要。 在多年的实践中，公司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教育考试数据，而且也具备丰富的数据处理经验。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挖掘，将科学分析结果反馈给教育管理机构，使这些数据得到有效利用。“在从考试到评价的跨越中，信息技术能起到什么作用?如何让这些数据发挥其真正的价值?”2014年1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大数据时代：考试到评价的跃升》一文，作了初步探索。“人才大数据”背景：大数据时代下的教育改革趋势 信息时代，大数据席卷全球。2013年，被国外媒体预测为世界的大数据元年，并认为这场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将给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决策带来前所未有的革新与挑战。教育作为国家深化改革的重心自不例外，国内外开始纷纷研究数据在教育中的应用。 欧美一些国家较早认识到考试数据在教育评价中的作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尝试。如，国际教育评价协会(IEA)、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分别在相关大型国际测试项目中充分利用其组织的测试与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影响各国教育的主要因素;英国还在其评价项目中引入了档案袋管理，结合计算机技术建立了形成性评价;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在其组织的考试项目的每个环节都对数据进行了有效应用，使它能从容地应对每年面向全球及国内的200多种、数千次的考试，并对考生进行相对科学合理的评价。总之，通过考试数据挖掘，很容易了解学习者学习的现状，从而有助于掌握学习者的学习规律，优化学习过程、改进学习效果、提升教育质量。 顺应大数据时代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凭借多年教育考试数据处理经验和积累，海云天也积极与考试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合作，研究教育数据分析评价模型和方法，并在数据挖掘应用方面做出了典范。海云天教育测评公司作为我国第一家专注教育过程质量评价服务的提供商，在与深圳南山区、福田区以及广东肇庆市等教育部门的合作中，通过对基础教育过程数据的采集、分析、挖掘和有效利用，为当地教育管理机构和主管部门制定和落实科学的教育规划提供依据，为教师的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提供改进建议，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针对性的引导措施和方法，从而帮助当地教育部门实现区域内教育质量提升后的优质均衡。 通过一些研究机构及部分企业的实践活动，数据在教育中的应用初见成效。海云天在进行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中，也越发意识到教育数据的重要性。我数次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撰文论述，对教育数据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有助于建立起科学的质量评价体系，最大效率地为素质教育服务，对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综合素质强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在教育领域的数据挖掘应用还远远不够。首先，国内外机构或企业的数据挖掘实践多是针对某个教育阶段或某类考试的一个或几个环节，这些探索与尝试不仅是局部的，也是分散的，尚未能形成集群效应、发挥其最大效能;第二，教育主要在于培养人才，而人才最终要服务于社会，人才培养、人才管理、人才流动和人才开发等环节构成完整的人才价值链，数据挖掘应从教育环节延伸到整个价值链，从而真正为国家人才战略发挥作用。因此，在大数据浪潮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看得更远、站得更高，建立一种以“人才服务社会”为宗旨的“人才大数据”观。“人才大数据”透析：什么是人才大数据? 这里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一位朋友有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女儿，作为父亲，从女儿出生起，他便开始搜集关于女儿成长的点点滴滴，到现在一直坚持了14年。这位父亲，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悉心呵护着一株幼苗的茁壮成长，而他十几年的积累，则构建了女儿生命成长过程的“数据库”。 在提倡“人人成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教育改革发展新时期，一个人从婴孩到成年，其成长过程中将会产生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每个人都是一个“微型数据库”。人才大数据就是通过采集、存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产生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劳技等相关有价值的信息，用数据的形态，形成人才成长过程海量数据库，并运用先进的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和心理测量等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对人才成长全过程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为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管理与开发提供依据，为个人、学校、企业、教育管理机构、人力资源部门乃至国家层面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更具效率和针对性的人才服务。 建设一个完备的人才大数据系统，是一项工作量浩繁的巨大工程。如果按照传统的线性思维，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大数据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这个由国家建立的“人才大数据”系统，人才资源的数据不再是信息孤岛、数据孤岛。这个规模浩大的人才大数据系统，可以以云计算平台为基础，采集、存储、分析与挖掘流动于中小学、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它可以由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子系统聚集而成，如学生基础数据库、学生成长记录、学历认证体系、人才素质评价体系以及人才资源管理平台等。学生基础数据库以学籍数据、学业水平、综合素质和德育、美育等数据为依据，而学生成长记录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可以清晰反映人才培养阶段的成长过程;学历认证信息可以以信息化学历认证平台为基础，在学位授权、证书发放和学历认证过程中获得就业信息和人才资源信息;企业人力信息库则可以通过查询服务及认证系统逐步丰富起来。这些数据的融合和聚集，最终形成人才资源的大数据库，可以正确及时地分析中国人才的结构和质量状况，分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相关关系，进而成为国家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进行人才决策的科学依据。 关于人才大数据的深入研究，将在我们专家团队创作的《人才大数据》一书中得到系统性的阐述与论证。该书由中国知名教育专家、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北师大博士生导师戴家干教授担任总编辑，从教育理论和人才培养角度，以海云天公司多年的数据处理、数据管理以及数据挖掘、分析和评价经验为基础，结合大数据时代和云服务技术，从互联网思维出发全面提出“人才大数据”概念，并对人才成长过程中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挖掘分析、有效利用和评价反馈等进行深入阐述，真正做到让沉睡的海量教育数据“醒”过来，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和价值。我们相信，“人才大数据”的实现，将为政府、社会及各行业带来重大变革，为国家人才战略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撑。从“人才大数据”到“人才大智库” 人才大数据，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大战略选择。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选拔、引进、使用，又是人才战略的重中之重。世界各国都在建设人才智库，为国家各类重要决策和各项事业发展服务。“人才大智库”的建立，离不开“人才大数据”，换言之，“人才大数据”是“人才大智库”的基础信息库。在人才领域运用大数据技术，搭建人才大数据平台，其最终目的就是将无处不在的人才数据经过挖掘分析变成一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为全球范围的引才用才、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通过对人才成长过程的有效管理与引导，推动实现国家的“人才强国梦”，进而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012年，美国国际考试业协会(ATP)年会期间，游忠惠与ATP创始人、总裁William G. Harris 博士合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这充分表明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智库，又称“思想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现代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政辅政、启迪民智、平衡分歧和聚贤荐才四个方面。从“人才大数据”到“人才大智库”，就是要从推动人才发现、人才评价、人才使用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从“人才大数据”到“人才大智库”，大势所趋。文章选自中国教育信息化网，2016年4月28日
2016年4月29日 -
黄靖：中美关系视角下的台湾问题
黄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目前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心在转向亚太，并且台湾很难在文化上独立于中国。” 2016年3月28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氏基金特聘讲席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题为《中美关系视角下的台湾问题》的学术报告。 黄靖教授首先梳理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角色的起伏过程。1949年以后，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中美建交后，受台湾自身政治经济转型、冷战结束西方向中国施压等因素影响，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且对台态度成为美国内部重要的政治议题。三十多年来中美双方在涉台问题上密切互动，使得近期的台海局势发生了两个质的变化，一是岛内政治领袖即便具有“台独”倾向也在各方压力下不再敢公开主张“台独”，另一是大陆逐渐主导两岸关系局势，而美国由曾经的主导者转变为有一定作用的旁观者。 黄靖认为，经过多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的磨合、大陆对台政策的完善以及两岸局势的变动，在反对“台独”问题上，中美两国已形成了共识;但在两岸统一问题上，中美尚存在分歧。首先，大陆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手段，统一是目的，而美方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本身就是目的，这也使得中美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立场各异。第二，美方主张的“一中政策”与大陆主张的“一中原则”存在差异。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毕竟美国要考虑其在对亚太盟友的战略信誉与承诺，“弃台论”并未对美国主流政策有实质影响。 黄靖认为在中美关系层面上的“台湾问题”大局已定。第一，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下降，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美国的包袱而非资产;第二是中国国家能力增强，中国掌控周边局势的能力突飞猛进，在台湾问题上更不会让步;第三是台湾经济已不可逆转的依赖大陆。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黄教授认为台湾在文化、民族认同方面并未走远，大陆需要加强的是公民(政治)认同建设，练好内功，使台湾的公民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紧密贴合。 在评论环节，陶文钊认为中美经过数十年的互动，美国已认识到不能随便打“台湾牌”，否则牵涉面太广，对美国来说代价太大。黄嘉树从台湾自身及两岸关系视角，认为两岸统一在涉外关系、行政当局、两岸社会三个层面都还存在需要克服的难题，而且对于“维持现状”的界定上存在中美两国及台湾方面的复杂博弈，蔡英文并未改变其立场。张沱生表示台湾“拒统”在加强，民进党不会主动接受“九二共识”。因此，台湾问题依旧是一个重大、复杂、影响面极广的问题，依旧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 黄靖回应指出，美国在两岸是两边下注，但从长远来看，时间在中国一边。这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目前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心在转向亚太，并且台湾很难在文化上独立于中国。他认为大陆应该从经济影响、两岸关系方向着手，不要轻易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而且，目前中美关系超出了双边关系范畴而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应吸取世界史上霸权国的历史教训，做应该做(强调价值面)、而非能够做(强调实力面)的事情。文章选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网站，2016年4月6日
2016年4月28日 -
【财新网】王缉思：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影响很小
美国人谈论中国时，更多指的是中国对于美国的影响，而非评论中国本身，不应该被过分放大；真正影响中美关系的是中国自身，中国应该聚焦国内改革。王缉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财新网】“我们经常说美国人怎么说我们，但中国在美国大选中占多少分量？我想说的是，很小的分量。”。4月25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携新书《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以下称《大国战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中信前沿经济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上表示。 时下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掀起的“民粹主义”浪潮以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在中国国内备受关注。但在王缉思看来，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影响很小；真正影响中美关系的是中国自身，中国应该聚焦国内改革。 “美国大选选出任何一个人，中美关系还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主导，实际上不仅中国如此，俄罗斯也一样，俄美关系的变化正是俄自身的改变。”王缉思说。 这一判断也与其新书《大国战略》所阐述的关于“战略”的理解相一致。他认为，所谓“国际战略”或者“大战略”反应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以及核心利益。跟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核心利益的第一位是政治稳定，中国外交其实最主要的是国内的政治外交。他指出，要形成完整的“大战略”，不能只是看国际关系，要把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结合起来看。 具体到中美关系，他更侧重观察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他认为，谈论中美关系时，不能停留在中美关系本身，除了要看到中国国内政治、美国政治以外，还要考虑全球环境的问题。 在《大国战略》一书中，王缉思提出“两个领导权”的说法，认为中美关系核心问题是“两个领导权”或者“两个秩序”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政治秩序，这是中方在中美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切。 在王缉思看来，美国关心的是其在世界上的领导权，以及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对于美国，它也在乎中国国内发生什么变化，包括政治和经济的变化，但美国更关心中国在世界上是否在挑头。” 王缉思认为，中美关系的改变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改变，“美国是常量，中国是变量，你想它干什么？你想想自己，实际上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改变了中美关系。”（实习记者 莫业林）■文章选自财新网，2016年4月26日
2016年4月28日 -
【人民网】王缉思“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 在京举行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 人民网北京4月27日电 “王缉思‘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日前在京举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王缉思携新书《大国战略——国际战略探究与思考》在CCG北京总部发表演讲，深入剖析当下国际环境的新趋势、中美关系、中国新地缘战略等问题，分享他对全球化环境下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中美关系未来向何处去等问题的见解。 王缉思认为，国家的核心利益有三个，即政治稳定、国家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要研究外部世界对这些核心利益造成什么威胁，必须要有多维视角，不能只是看国际关系，要把国际和国内结合起来看，才能形成完整的大战略。 关于中国的国际战略，他特别介绍了关于“西进”的想法，认为在“东西”和“南北”间，中国居中。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但并不想做西方式的发达国家，中国有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客观上，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共性，可以在两者间起到桥梁作用。 对于中美关系，王缉思更侧重看两国国内政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他认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个领导权、两个秩序的问题。中国关心的主要是国家的发展和稳定，而美国更关心的，是它试图主导的世界秩序和中国在世界上对美国的挑战。 关于世界政治，王缉思认为经济、人口、社会变化、生态环境、世界财富分配等一系列世界发展的总体动向，都影响了世界政治。一国的外交政策是由国内政治决定的，而国际关系是由世界政治决定的。理解世界政治，要找出国家之间政治的相同点、不同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治与其他社会层面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在随后的交流会上指出，当今世界大国实力的比拼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文化等各方面，如果转化成国家战略，最重要的可能不是一个国家做得比其他国家好，而是在日益加剧的博弈过程中少犯错误。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明昊指出，中国面临国内政策与国际秩序的两个再平衡，都需要深刻、艰困的转型。目前中国外部环境不利的因素非常多，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的外交基础也在发生变化，需要挖掘新的合作的互补性，调整对外关系。他强调，克制对于大国来讲永远是美德，转型期对于中国、美国等主要力量都是重要的，需要深思、静思。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27日
2016年4月28日 -
金灿荣：告别传统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开放的，中美应厚植共识、相向而行，控制利益分歧，增扩合作空间，夯实两国关系良性互动发展的基石，朝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努力，告别传统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开辟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中国崛起后必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与美国这一传统大国发生冲突”的论调，目前在国际社会还有一定市场。与之相对应，“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古老话题再度被激活，成为各方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成为历史演进中的一条悲情“铁律”，西方历史曾不断重演这一悲剧。在近500年来西方大国的激烈争霸以及近现代英德、美苏的剧烈冲突中，都可见其踪影。 对照历史经验，今天中美关系所处的境况与“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条件看起来有些相像。结构上，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导国际体系，属于守成大国；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属于新兴大国。战略上，中美双方的基本面存在矛盾，战略利益冲突远比西方史学意义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得多。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两国还在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和差异。此外，美国国内某些势力试图操纵中美关系以从中牟利，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 那么，中美之间如何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之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思路创新，成为中美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崭新范式与必然选择。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开放的，中美应厚植共识、相向而行，控制利益分歧，增扩合作空间，夯实两国关系良性互动发展的基石，朝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努力，告别传统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开辟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对美国来说，虽然对中美避免冲突是支持的，但其许多做法还停留于旧思维。比如，美国近些年强力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性，强化对抗性，介入争端，在中国周边特别是海上煽风点火，遏制中国之心昭然若揭。总的看，美国对中国崛起疑虑重重，应对手段原始传统，折射出现实主义的考量，实际上是在将中美两国往“修昔底德陷阱”里推，而不是往外拉，不利于缓和、改善局势。而对中国来说，则要做得更得当、更真诚，从而避免两国间矛盾激化、对抗升级。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这一新型大国关系模式，还需要更多智慧。 准确判断战略局势。如果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固然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和摩擦分歧，但更有高度相互依存关系，利益密集交织，往来互动频繁，这使得中美关系已“难解难分”，形成了有别于以往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况且，中国并无意愿与美国进行全面抗衡。美国应全面准确观察中国的发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抛弃二元对立观。 逐步化解矛盾分歧。国家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实属正常。因此，中美之间出现矛盾分歧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正视分歧、开诚布公、防止激化、逐步化解。只要是出于诚意，管控好分歧，中美共同利益还会不断扩大。目前中美之间各个层级有多种对话机制和沟通渠道，起到了加强交流、增信释疑的作用。通过密切有效沟通，加强政策协调，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有助于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当然，对于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坚守底线，理直气壮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深入推进务实合作。合作共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途径。要开展双边、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合作，不断扩大中美关系的积极面，持续积累两国发展的正能量。在双边层面，增强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强战略界、军方的互动交往；密切企业、民间人文交往，做到提质增效，夯实两国关系的民心基础。在地区层面，针对朝核问题、阿富汗重建、中东问题等地区热点难点问题，展开建设性合作，致力于推动问题解决。在全球层面，面对公共疾病传染、全球贸易、网络安全、反恐、打击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消灭贫困、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稳定、防核扩散等问题，中美应携手应对解决，共谋人类社会福祉。作为世界上最重要但又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发展走向非一方所能决定，其最终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4月17日
2016年4月27日 -
李成：美中核安全合作的意义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通过核安全方面的互相合作，可以使双方建立更多的互信，这样在其他领域中，比如刚才提到的网络安全和反恐方面的合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第四届世界核安全峰会日前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与此同时，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谈。解放日报·上海观察驻美记者就此专访了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中美核安全合作非常有益记者：您认为以中美等大国为首的核安全合作目前来看成果如何？本届核安全峰会比上次的海牙峰会有哪些进步？核安全峰会有明显的奥巴马政府印记，有消息指出由于美国政府换届，下届核安全峰会可能变成执行层领导的会议，如果属实，中美两国将如何巩固和扩大当前的成果？李成：核安全问题牵涉到两方面，一个是nuclear safety，一个是nuclear security，后者主要是防止恐怖分子，而前者指核设施、核材料的安全使用。这两个点对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中国的核能源应用只占全国能源结构的 2%，而全世界来看这个数字是12%。但由于对煤炭的需求造成对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所以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对核能源的应用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安全措施的保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警惕恐怖分子的威胁，也是中国本身的利益所在。当前的核安全和网络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很多国家，可以说大约半数的有核原料的国家并没有防备网络攻击的能力。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的合作，尤其是中美的合作是非常有益的。恐怖主义对核的攻击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生，但是这个危险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危险随着那些恐怖主义非国家组织的发展，在不断挑战我们的极限。当然，奥巴马总统本身就把核安全、核控制作为他的一个重大的政绩，他早年得到诺贝尔奖和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因此他在任期八年中在这方面推进了很多，尤其把中国作为核安全的一个主要的伙伴来处理这个棘手问题，在这点上是值得赞赏的。如果下届开始核安全峰会变成执行层的会议，那时候我们需要担心的问题会比现在多得多。但是我认为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任何有远见的、对目前世界格局变化和持续发展有高度敏感的领导人或者政府，都应该注重这些由于科技革命对人类带来的挑战，这牵涉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在这个问题上面，如果哪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掉以轻心的话，历史将会使他付出代价。记者：您在接受《光明日报》的采访中指出，美中核安全合作尤其是围绕核安保示范中心的合作将产生“溢出效应”，带动其他领域合作，甚至有助于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建设性发展。能否进一步展望在其他领域还会有哪些形式的合作？李成：首先各个国家地区在核安全方面的合作就是非常敏感的，核安全和网络安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网络安全方面，中美有很多的分歧，有很多互相的指责。如果在核安全的领域有突破的话，那么在网络的领域也会有合作，这是第一。第二，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上有推进合作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现在贯彻得还有限。通过核安全方面的互相合作，可以使双方建立更多的互信，这样在其他领域中，比如刚才提到的网络安全和反恐方面的合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朝核问题上中美有相同利益记者：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习奥会”中表示，尽管中美两国在某些领域存在分歧，但在朝核问题上正在有效地开展合作。您认为朝核问题反反复复的症结在哪儿？解决的出路在哪儿？您对中国外长王毅之前提出的“不只六方会谈，三方四方五方会谈都可以考虑”怎么看？李成：首先中国和美国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在朝核问题上有这样的一致性，我想强调的是两国有共同的利益。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把朝鲜半岛的稳定作为第一目标改变成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作为第一目标。因为中国不希望朝鲜有核武器，不希望东北亚因为朝鲜拥核而被带到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些都是和中国的利益相违背的。同时，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和美国也有所不同，中国认为通过谈判、通过联合国的制裁，要比单边的行动、要比采取武力措施好得多，中国不希望美国由此找到理由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而且中国认为通过武力的制裁会导致大量难民，就像欧洲发生的问题一样，对整个区域的发展和稳定都是不利的。但是我强调的是中美利益的相同性，而不是不同性，也就是前面说的在历史上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得那么近。对朝核问题解决的方法，中国当然还是强调谈判，如果现在六方谈判不太可能的情况下，三四方谈判确实也是一个可行的举措，尽管不知道美国是不是会接受，但不管怎么讲要用各种方法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次习主席的访问使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有了更多的了解，就像习主席说的这方面有很多的进展。我觉得这是值得庆 幸的，而且也反映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这种敏感问题上的合作，这是非常积极的。中美应进行更多换位思考记者：您在央视的采访中指出误判误解是中美之间最大的隐患，高层对话是“绝对有利”的。那么，误判误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李成：误判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不能够进行更多的换位思考，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对 方。最明显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美国遏制中国论”，这两种论断都有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讲，因为我生活在美国社会，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动用越来越多的资源，最终的目的就是把美国赶出亚太，然后成为世界的霸权，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同样地，有些中国人认为美国就是要遏制中国，让中国变得混乱、经济上难以成为强国，这点也是非常不准确的。事实上有很多美国人已经认为中国是第一经济强国了。所以缺乏换位思考造成这两种误解越来越厉害，这是很危险的状况。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误读，所以需要双方的最高领导人不断地沟通、再沟通，而频繁的交往，有双方90多种对话机制，有双方领导人半年两次会晤，三年里加起来有10次见面，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记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说，目前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即到底该拿中国怎么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对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的真实看法是什么？李成：这个大讨论是事实，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二个原因和美国本身国内的政治有关系，他们要检验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总统选举，会对美国自身出现的问题，对前任总统的对华政策会有一个检讨， 这是很正常的；第三个原因可能还是美国、包括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误解误读，最近有很多批评中国的声音，有的有一定道理，有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某些对中国的内政问题的观念和判断变得越来越有市场，这不是我的观点，但这样一种背景下就会有一些关于对华政策的重新探讨。我认为引起这些讨论的是这三个原因，而最根本的还是误解误判。对于习主席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阐述，首先是美国人不愿意别人来制定他们的外交政策，另外他们对你讲的和实际上发生的问题，有一个认识上的反差，听到是 “和平、不对抗、不冲突”，但是在南海问题上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制造紧张局势。这种批评没什么道理，也和误解误判是有关系的。其实美国很多人对习主席的这个观点是认同的，最明显的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曾经说过，中美两个国家可以在一些机制上都做得很好，或者两个国家都做得不好，但是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做得很好， 而另一个国家做得不好。他这话是讲经济的，但延伸出去讲也可以解读为两国有共同的利益，不应该成为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应该是通过合作机制形成双赢。最近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频繁的见面，不管是当前的核安全合作也好，反恐也好，还是今年要举行的杭州G20峰会也好，中国正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这些作用都是建设性的，可能会改变美国人对中国负面的看法。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讲，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比美国要多一些要好一些，而在非洲、拉美国家，他们的看法和美国人是完全不同的。记者：今年美国大选正在进行，11月将选出下一届美国领导人，请您展望一下“习奥会”之后的“习X会”会有哪些可能性？李成：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还会再见两次面，一次在今年9月的杭州G20峰会上，另一次是今年的APEC会议（11月在秘鲁举行）。关于另一个问题，现在讲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不知道谁会最终出现。但是可以讲的是，如果希拉里当选，她的外交政策、对华政策都是比较明朗的，她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对于中国有更多批评，但不管怎么讲她有一个延续性。当然如果共和党的特朗普上台，就有很多未知的因素，目前共和党并没有完全支持他，特朗普的班子里面有些什么人都还很不清楚，有些人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但是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这次习主席访美是对未来有影响力的一次访问，影响力体现在告诉美国的民众，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合作，这点释放了一个非常好的讯息，是这次访问成功的内涵所在。（作者:李梦达）文章选自上海观察，201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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