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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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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智库建设如何“去虚火，强筋骨”
编者语：近年来，“智库热”如同席卷全国的一把火，既点燃了各类研究机构为国家决策贡献力量的热情，也助推了优秀资政成果的涌现。但智库“热”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与隐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就智库建设进行了专门论述，肯定了近年来智库建设的成绩，也指出了当前智库界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求“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反躬自省方能行稳致远。智库建设如何走出“重数量轻质量”的怪圈，避免形式主义？智库研究如何退去虚热、务求实效？我们今天特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把脉，为智库建设如何“去虚火，强筋骨”开出良方。 主持人: 光明日报记者 王斯敏 曲一琳 嘉宾: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薛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管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国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 王辉耀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教授 李刚 1 如何看待“智库热”的积极作用与深层隐忧？ 主持人：从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至今，不到一年半时间。智库建设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也逐渐浮现。有声音认为，当前的智库热虽然可喜，但已显出“库多智少”“一窝蜂”“鱼龙混杂”的苗头，若不加注意，易于陷入“虚热”之中。 薛澜：当前智库建设中的确有无序增长的苗头：有很多新智库涌现，也有很多其他机构改换“马甲”变成智库。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但需要引起重视。因为中国的改革有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解决，有强大的政策研究需求，需要更多智库辅助决策。但如果鱼龙混杂，很多不是真正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都挤进来，特别是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咨询公司或者“赚眼球”的传媒机构也都自称智库，就可能误导社会各界，最后使智库作为一类社会组织被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所误解。因此，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应该通力合作，向社会更加清晰地说明智库的门槛和标准，提高全社会的鉴别力。 王辉耀：的确，如今一些智库并非真正的智库。《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我们首先应依据《意见》提出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资金来源、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等八项基本标准来辨析当下各类机构是否属于智库。同时，应该大力鼓励多元化的智库发展，加强不同智库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多选择和优化的机会。 李国强：和担忧智库“过热”相比，我倒是认为：当前，中国智库队伍建设仍需要不断壮大。我国智库与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要求差距仍然很大，整体发展滞后，既缺乏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也缺乏高水平的智库队伍建设。现在，我国智库队伍建设刚刚起了个头，各级各类智库队伍迫切需要不断发展壮大。在事物发展的前期阶段，与其惊呼“虚火旺”“一窝蜂”，不如加强智库建设管理，及时做好引导、规范和支持工作，在智库体制机制建设、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创新上不断提高水平，努力把智库建设引导到为决策服务的道路上去。 李刚：我赞成。中办、国办《意见》引发了如此高的“响应度”，为什么？首先，《意见》激发了战略研究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的行业意识觉醒、自我专业认同。很多此类机构本就存在于政府内或大学里，现在这些机构都用“智库”命名自己，才让大家感觉到忽然之间多了这么多智库。其次，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对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向来区别并不严格，不少机构也是把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一锅煮”，因此很难说政策研究机构是智库，其他偏向理论研究的机构就不能算智库。最后，以往知识界建言献策的渠道并不畅通，也没有很好的制度设计。《意见》从制度层面确定了智库作为建言献策的法定渠道，大家当然愿意贴上智库的标签，为自己的建言献策提供合法性。这倒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体现。 但是，“虚火旺”也反映了哲学社会科学界对智库性质和功能的认知流于表面。至于一些咨询公司浑水摸鱼，号称智库，那就纯粹是商业炒作。要坚持智库的公益和非营利定位，智库界要明确把咨询公司排除在外，不能无限扩大智库的外延。2 智库建立或转型应以什么为标准？ 主持人：智库热的一大表现，是近两年内新建智库、转型为智库的研究机构大量涌现。既然建立智库是必然且应该的，那么我们就得首先厘清一个问题：决定是否有必要建立某智库，或者决定某机构是否要智库化转型的关键标准是什么。 薛澜：转不转型为智库、如何转型，关键要看一个机构的使命定位与政策研究需求的契合度。首先，不同社会组织都有其各自的使命定位，智库的使命定位就是在所选择的领域从事高质量的政策研究，这样的领域一定要有重大而持久的决策需求，如创新治理、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医药卫生等领域。新智库要瞄准新方向，老智库要在传统领域推陈出新，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展新思路。同时，新老智库都应注意不要跟风。政策研究也是有市场的，有的研究领域非常热、竞争激烈，有的研究领域比较冷，尚无人占领。新智库确定研究领域时，应审慎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跟现有智库错位发展，以避免资源浪费。 王辉耀：最关键要看智库自身的研究定位。研究定位是智库研究的起点和方向。智库的研究定位应是时代背景与自身资源相结合的产物，时代背景是智库选择研究方向的出发点，自身资源则是智库取舍研究方向的立足点。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我称之为“智库的专业主义精神”。智库首先要选择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领域，然后要坚持不懈地精心耕作，力求在这些重点领域取得核心竞争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李国强：说到转型，我认为促进官方智库转型发展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因为官方智库在我国智库体系中占主体地位，但大多数官方智库功能单一、研究领域和研究组织形式单一、研究视野封闭偏窄、管理方式僵化、研究内容和研究机构碎片化、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单一，迫切需要加快转型发展。近两年来，官方智库在转型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有不少是花样文章，没有深入研究并自觉遵循智库建设和管理规律，缺乏科学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因此，亟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和竞争机制，鞭策和激励官方智库率先推进内部转型，尤其不要陷入要编制要经费的小天地里去。 李刚：规范智库建设有两条路径，一是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搞“审批制”。这样做表面上会使得智库发展很有序，但能不能催生一批代表中国软实力的世界一流智库？我持怀疑态度。二是把智库放到学术市场、国际政策市场里去竞争，历经10年8年的大浪淘沙，一批佼佼者能坚持下来，有稳定的资金、有自己的学术积累，和政府建立了良性互动，有政策需求，有国际影响，这就是有生命力的智库。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该对智库撒手不管。不搞审批制，但有必要建立智库“登记制”。智库是从事战略和政策研究的公益机构，应享受免税待遇。美国智库的免税待遇来自税法的501（C）（3）条款，凡是享受了待遇的机构，每年必须如实填写990表格，把自己的基本数据如实申报，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接受公众监督。我国如果采取这种登记制，一方面可以把混进智库的营利机构排除出去，另一方面，通过申报的基本信息，每年国家就可自动掌握智库的准确数量和基本情况。 另外，导致智库界虚火的原因之一，是国家和省市地方的智库治理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中央层面的智库治理需要在合规性管理、资金募集、免税待遇、人力资源等问题上提供全国性的系列规范文件，提高制度供给效率。3 什么才是高质量的、真正的“智库论坛”？ 主持人：总书记指出，现在一些智库热衷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在我们看来，这些形式是需要的，但必须同增强研究能力、提升研究质量结合起来，互为促进。换言之，智库办论坛，必须考虑活跃度、社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相统一。 李刚：总书记向来主张做事要滴水穿石、抓铁有痕。这个指导思想对智库界同样适用。智库界应该通过艰苦的数据积累、案例积累、分析范式积累进行长期建设。这种长期积累需要长线投资，短时间看不到成绩，而且很难坚持。“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则不同，只要有钱，办起来不难，影响大、成绩看得见。对于急于出名的智库而言，办论坛自然是最佳选择。但很多水平不高的论坛对提升公共政策分析质量没有多大好处。 论坛作为智库的一种常见活动，主要功能是政策研制成果的发布和宣传，属于“出口”。当智库自身并没有研究成果时，智库论坛也只能是找别人来装点门面，实际上和举办活动的智库自身关系不大。 同时，媒体在智库传播方面也要更加理性。对决策过程时间分配而言，决策前调研占90%，决策占9%，发布宣传只占1%，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媒体不能只热衷于报道台上一分钟，而对台下十年功不加关注。 薛澜：政策研究当然需要加强学术交流和政策研讨，但是这种交流必须以实质的研究内容作为基础，同时也应注意目的与形式的有机结合。有的论坛注重学术交流和观点交锋，通过理性的探讨和辩论，使得问题更加明确，观点更加鲜明，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加完善。这样的讨论往往不需要太大的排场，更多的是需要研究者和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另外一些论坛注重的是政策沟通，通过举办论坛，把比较成型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和公众发布，这样的论坛往往需要在形式上更加生动活泼，以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如果不论目的如何，一律是高大上讲排场的“高端论坛”，这样的论坛浪费时间和财力，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李国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智库论坛应予以限制。论坛、研讨会是智库影响舆论、启迪民众、建立智库品牌、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其关键在于处理好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总书记指出的这些问题，其重要根源在于商业化、功利化，追逐名利。对于此类打着智库旗号举办的活动，应该按有关规定严格管理并促使其提高质量。 王辉耀：专业的论坛对智库研究有推动作用，但论坛的设置和智库本身有密切关联。真正的智库论坛，一定是围绕智库定位举行。会前首先要对当下的宏微观环境和来自政策部门、企业界、专家学者的相关政策需求进行详细研究分析，创造性地选择、拟定合适的主题和议题，邀请恰当的人选，进行专业、深入、全面的讨论交流。与会者在活动中交流思想、碰撞智慧，激发出大量对政策制定有参考价值的观点。这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定向、集中调查研究的渠道，为建言献策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同时，通过公共传播还可以启迪民智、影响舆论。这样就使智库兼顾了活跃度、社会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的统一。 例如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每年有200多场活动，平均每个工作日都有一场思想风暴，其座右铭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其中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高质量的论坛或圆桌研讨。同时国际上的知名智库也通过论坛的形式提出话题，影响国际相关领域的议题设置，进而影响国际舆论。4 怎样用好智库评价与排名的“双刃剑”？ 主持人：智库建设要“去虚火，强筋骨”，重要一环是对智库进行科学的评估。智库评价评估也是智库管理的有效工具。探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评估体系，在今天的中国智库界逐渐成为重要议题。但怎样科学制定评价体系，又如何合理使用这一工具？业界尚未达成一致。 王辉耀：对智库进行排名有其积极意义，有利于不同智库科学认识自身发展水平，不断提升自身研究质量，共同促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现代化。但是，应当避免一拥而上、重复泛滥的智库评价排名，特别是要避免智库、咨询公司等相关机构进行智库排名，防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现象产生，影响评价公信力。 对智库的评价，应该由针对智库的专业研究机构从第三方角度进行，科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审流程，保证评价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以真实反映我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并系统总结评价结果，针对性地提出智库发展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李刚：智库排名是智库评估的一种形式和方法，绝不是全部。国际上智库评估有多种方法，比如美国智库管理界名家斯特鲁伊克就主张多做单个的智库数据积累和评估，然后根据评估改善智库管理和政策研究。现在，一些人把智库排名等于智库评估，甚至把智库排名看成一种话语权，无形中把智库排名这种工具异化了。 智库排名是非常严肃的事情，首先要有理论积累，其次要有数据积累。美国第一家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诞生于191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的全球智库报告首发于2007年，两者之间相差91年。也就是说，美国经过90多年积淀，才出现一个著名的智库排行榜。我国大规模智库建设才两三年，还没有一定时间的积淀，对其进行排名意义有限，不如多做一些旨在提高管理水平和研究水平的评估工作。 薛澜：智库排名是把“双刃剑”，如果是在认真系统的研究基础上做排名，可以做到以评促建，推动智库良性发展。反之，在基本概念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东拼西凑一些数据就搞排名，很可能对社会产生误导，对智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有些智库排名把大学或科学院当做一个基本单位来进行评比，是不妥的。还有一些智库评比，不关注智库的研究质量，而把智库的社会曝光度作为主要指标，只会把智库发展引向华而不实的歪路。所以，不如先对中国智库领域的发展做一些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再来进行排名也不迟。 李国强：建立科学的智库评价评估体系和方法，应处理好以下六对关系：要把正确的评价导向和科学的评价方法相结合，发挥好评价评估的导向性、促进性和示范性作用；方法上，要把问卷调查评价与实地走访调查相结合，与专业权威机构和人士评价相结合；智库专业化评估与社会多元主体评价相结合；要把决策咨询过程与决策咨询结果的质量、是否“管用”相结合，智库评价与决策者评价相结合；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产出与成效、规模与质量、特色与专业、开放与合作、自主研究与组织研究相结合。5 提高智库研究质量有哪些可循之路？ 主持人：归根结底，智库要想强健自身，必须推动智库研究内容创新，拿出过硬的思想产品、战略设计。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各位专家支支招。 薛澜：从长远的角度看，智库发展涉及两个方面。首先，是智库在所选择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任何一个智库都不能包打天下，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有所为的领域中，必须有一流的政策研究学者，有长期系统的数据积累，有独特的分析方法，有稳定的高质量的产出。其次，是智库的制度建设。在林林总总的智库中，真正经久不衰的百年老店，往往是那些在制度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的智库。如美国著名智库的旋转门机制，使得智库与政策制定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又如布鲁金斯学会在价值选择上，始终坚守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的座右铭，使得其研究成果始终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只有把专业的研究能力与可持续的科学管理机制有机结合，才能打造智库中的常青树。 李国强：应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促进我国智库改革创新发展。一是促进官方智库加快转型发展，着重于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创新；二是规范、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着重为其提供研究成果报送的渠道和参与平台；三是加强智库宏观管理，从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上对各级各类智库资源进行有效组合和创新管理。例如，可使用国家专题课题组这一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在选题上统筹协调，从相关部门、单位抽调专家，集中力量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增强智库研究的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 王辉耀：智库存在的本质意义是影响公共政策。智力资本、独立性、影响力是智库创新运营的三个原则。基于这三个原则进行创新，需要借助五种能力的支撑，我将其总结为智库创新运营的“五力模型”。一是研究支撑力。这是五力模型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增强对政策的影响力，并为国内传播、国际传播提供支撑。二是思想创新力。这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三是社会传播力。建立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四是国际输出力。通过这一能力影响国际舆论，更好地助力中国发展。五是政策影响力。这是五力作用的最终归宿，其他四种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均是为了实现政策影响力。 同时，中国社会智库自身的创新任重道远。社会智库运营创新关乎中国公共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构建与形成。作为社会智库，我们当勉力前行，率先探索。 李刚：去虚火、强筋骨，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智库唯一正确的选择。智库不要妄自菲薄，要自信，要认准自己的时代使命。这是一个有理论、有思想的时代，但是理论和思想要变成战略和政策，离不开智库的战略分析和政策分析工作，智库作为专业的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其存在的合理性毋庸置疑。 问题是，智库出品的是“伪知识”还是“真知识”？要出真知识，智库必须练好内功，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练好内功，智库才有可能出真知识，管用的知识。 智库要有自己的专业伦理。学风是智库专业伦理建设的核心，有好学风才会有好的政策分析。 智库人才从哪里来？智库要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学科要承担人才培养的重任。我国现有学科中，无论是政治学还是公共管理学科都没有系统培养智库政策分析人才的具体指向。如果大学不能系统培养政策分析人才，我们只能靠师父带徒弟的中世纪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智库人才。 智库的学术体系也非常重要。学术体系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学术制度（学会、期刊、年会）等行业交流平台，以及智库内部的学术质量控制制度等；二是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经典案例、分析工具等方法论。建立学术体系是智库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 就国家层面而言，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应主动培养和利用智库，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观点精要 真正经久不衰的百年老店，往往是那些在制度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的智库。只有把专业的研究能力与可持续的科学管理机制有机结合，才能打造智库中的常青树。 新智库确定研究领域时，应审慎分析自己的比较优势，跟现有智库错位发展，以避免资源浪费。——薛澜 我国智库队伍建设刚刚起了个头，各级各类智库队伍迫切需要不断发展壮大。与其惊呼“虚火旺”“一窝蜂”，不如加强智库建设管理，及时做好引导、规范和支持工作。 亟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和竞争机制，鞭策和激励官方智库率先推进内部转型，尤其不要陷入要编制要经费的小天地里去。——李国强 对一家智库来说，关键是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强项。智库的定位需要专业和专注，我称之为“智库的专业主义精神”。 智力资本、独立性、影响力是智库创新运营的三个原则。基于这三个原则进行创新，需要借助五种能力的支撑，我将其总结为智库创新运营的“五力模型”。——王辉耀 中央层面的智库治理需要在合规性管理、资金募集、免税待遇、人力资源等问题上提供全国性的系列规范文件，提高制度供给效率。 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练好内功，智库才有可能出真知识，管用的知识。——李刚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6月1日
2016年6月2日 -
孙立哲：不抱怨，要弄潮
理事简介孙立哲，万国集团董事长兼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孙立哲是被打上了强烈时代烙印的一个人，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赤脚医生的传奇”说明了他的经历，“时代的弄潮儿”点出了他的精神。挚友史铁生曾评价孙立哲是在“用冲刺的速度跑长跑。不干成个事情，不算完”。“我不认为他能够承认失败。他从来都是一个赢家。他必须要赢。”这应该是对孙立哲人生态度最中肯的描述。“抱怨是无用的，关键是增强适应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利于我们的人生。” 孙立哲小时候的愿望是成为一个数学家，当时他家住在华罗庚的隔壁。华罗庚家有一台电视机，于是孙立哲认为成为数学家后就可以看电视了。随后，“文革”爆发，孙立哲的人生轨迹被扭转，他随广大知识青年一起下乡，成为技艺精湛的赤脚医生，并被作为典型而受到表彰。然而，命运急转而下，“文革”结束使孙立哲猝不及防地成为被批判对象，身心俱损，住院一年多，几近奄奄一息。 在朋友们的多方援救下，孙立哲终于走出低谷，考上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后来去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志在往医学方面发展。谁知读书期间，他却患上严重的哮喘病，对动物皮毛过敏使得他的哮喘病日益恶化，最后再也无法走进实验室。不得已，他放弃了自己的医学梦想。 生活窘迫且艰难，孙立哲只好自谋生计，走上创业道路。他和一同赴美的家人开过饺子加工店，夜以继日地包饺子。后来，他和妻子发现了图文处理技术的前景，创办起芝加哥万国图文公司，开发了世界级水平的多文种PostScript 字库，公司迅速膨胀壮大。然而此时妻子被查出患了癌症，孙立哲带着她回国治疗，同时希望能把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电脑图文技术带到中国。没过两年，妻子去世了，孙立哲自己也被查出患了癌症。种种打击之下，他选择返回美国治病。 屡次经历大起大落，孙立哲对于困境有了超强的承受力。他谈到，每个人都希望事情朝着自己的想象去发展，但生活常常会出现意外，因此要学会接受生活，适应各种变化。他用自己“文革”后被批判的经历来举例：“试想，在我陷入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天天抱怨老天的不公，天天痛哭流涕，那么我现在很可能还在农村。抱怨是无用的，关键是增强适应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利于我们的人生。”“当你面对一股巨大的潮流时，重要的是行动。无论它是什么--下乡、上大学、出国、回国--都不重要。我必须得弄潮。” 奇迹般地康复以后，孙立哲再次回国创业。在与一个出版社社长的交流中，孙立哲发现当时国外图书的版权引进还大多通过出版中间商，例如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出版人，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扮演中外出版业的中间人。同时，他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国人的阅读需求必然要变，他要追赶上这个潮流，“当你面对一股巨大的潮流时，重要的是行动。无论它是什么--下乡、上大学、出国、回国--都不重要。我必须得弄潮”。 孙立哲引入一系列现代人生活和工作需要的图书，被称为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把门人”。他与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引进计算机图书版权。后来，万国集团公司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资成立了华章公司，主要引进经管类图书；并与辽宁出版社合作，负责“吉尼斯”系列图书的代理；又与轻工业出版社成立了万千公司，专门引进心理方面的图书。毫不夸张地说，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的国外引进图书，大部分都与孙立哲有关。 在出版业内成果累累，这也成为孙立哲的主业。但事实上，他当年回国开了30 多家公司，“有医疗器械的，有进出口的，有教育型公司，有学校、印刷厂，但大部分都倒了”。他在一次海归创业论坛上谈到自己的感悟：“很多海归创办了一些成功的企业，拥有很多资产，这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海归创业很容易成功。但我觉得，对于广大的海归来说，创业成功应该是非常态的。其实，创业处于困境中，或者正处在努力追求成功的道路上，这才是海归创业者的常态。” 虽然经历了重重挫败，孙立哲认为支撑他创业成功的是他不断学习的精神，自己是“上瘾式”地学习。“我这些年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都是有效地利用了当年在海外的学习方式。这种欲罢不能的学习方式，我觉得效果很好。”孙立哲在创业过程中，还在美国大学拿了多个硕士学位，涉及商务、法律、金融、制药，在52 岁时毅然重返校园，是他上瘾式学习的最佳佐证。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6月1日 -
【联合早报】苗绿：中国需创业教育及创业人才
近日，中国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意见》中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到“创业”人才的培养，强调通过“创业”人才的培养，为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建立相应人才储备。 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教育的“第三本护照”，和学术教育、职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势头。中关村2014年新增创业企业数量再创新高，达到9000家，并且出现了高校大三学生休学创业的“21岁现象”。在大学生创业需求增加和政策鼓励下，创业教育的需求将迅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开始重视来华留学和吸引国际外来人才。如果能够构建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环境，则可以对外国优秀学生产生更大吸引力。推广创业教育，培养创业人才，也是中国避免滑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对策之一。 事实上，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便已有高校开始举办创业教育。2002年，教育部在九所大学开展创业教育试点；2012年则要求各高校要把创业教育教学纳入学校改革发展规划。但是，中国创业教育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对于中国的创业教育，以下建议值得借鉴和改进。 首先，应鼓励高校与国际名校合办创业教育课程和项目。如在重点省份酌情创立创业教育二级学院，在全国开设推广创业课程；允许试点颁发创业文凭，吸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力量加入；政府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加大高校开办创业教育的积极性；吸引社会组织加入，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创业信息和实践机会。 其次，可创办中外合资创业大学。要实现创业人才的集中培养，单独设立“创业大学”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创业大学联通师资、教学、实习与实践，甚至早期风险投资，实现创业人才的“全链条”培育。这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等的经验，应用科技型大学可以作为开办创业教育的主体。目前，中国青岛市已经开始建设应用科技型创业大学的实践。 第三，应中外联合培养更多创业教育教师人才。美国巴步森学院拥有世界级的创业教育教师，68%的专职教师拥有博士学位，但目前，中国创业教育还缺乏美国创业大学里的专业创业教育教师。这方面可以商学院师资力量为基础，从商学院选拔若干批教师人员，赴海外进修、培训，或直接与外国创业大学、创业学院、培训项目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培养创业教育高级教育人才。 最后，新加坡的创业教育值得借鉴的一点，是创业行动社群（ACE）的参与。创业行动社群是由私人和公共部门共同创建的新兴社团，主要目标是帮助有抱负的企业家创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把这些企业家的资源、知识和人脉联系在一起，在促进社会交流、合作、学习的同时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企业家行动社群的创业教育工作组还负责为初中、高中、科技专科学校以及工艺教育学院（ITE）审查和提出一个更加结构化的创业学习方法，从教育入手培育创业者。 总之，大力推动创新创业不仅能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而且将加强民族创新精神，激发国民的创造性。然而，创新创业的基础是大力发展创业教育。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推广创业教育，由此向全国其他地区辐射，将为进一步传播创新创业文化，培育创新创业精神，带动并指导更多青年人成功创业，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实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作者简介苗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16年5月30日
2016年6月1日 -
【央广网】习近平为何在“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全球公众调查”排名第一
央广网北京5月19日消息 国家留学基金公派赴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张梅日前就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及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全球公众调查专访了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2013年1月13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管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出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首届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 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管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哈佛大学Rajawali基金会亚洲研究所主任及中国公共政策项目机构主席，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赛奇教授还曾担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福特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代表等职务。主要著作有《中国的治理与政治》(2015年)、《全球市场中国乡村：新集体与农村发展》(2012年，与胡必亮合著)、《转型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2008年)、《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崛起》(1996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述》(1994年)、《中国的艾滋病与社会政策》(2006年)、《中国80年代的自然科学政策》(1989年)等。——————————————————————————————————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 问：尊敬的安东尼·赛奇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关注中国、研究中国问题，出版了甚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知道赛奇教授和中国有着绵长而深厚的渊源，记得您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6年，这对当时的西方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少见的。请问您当时为什么考虑来中国?您眼中的中国当时又是什么样子？ 答：第一次去中国是我做留学生的时候，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其实我原来没有想研究中国问题，可是读本科的时候，学院来了一位教授，他告诉我，迄今为止未有人从科学方面研究中国，因为不要忘记那时候是70年代初，在西方还有很多学生游行，许多左派的人用毛主席语录批评资本主义国家，说中国是个理想国家，中国条件非常好等，当然我不能够完全相信，但是就像那位教授说的，没有人做过认真的研究，所以后来我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读研究生, 师从史莱姆教授（Stuart Schram）做关于中国的研究。史教授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名外国专家，他已经去世了。 那时候我想我肯定没有机会去中国，因为我是英国国籍。可是70年代初英国与中国恢复交往，两国互派留学生（英国每年派15人到中国学习，中国大陆派15人到英国学习）。当时派去中国的15人之中只有我一个人学习社会科学，其他都是学习语言文化。那时候不能直接到北京，我们就先到香港，经过广州坐火车到北京，路上一共花费了四天时间。我已经不记得去中国之前的具体想法，但是到中国后，发现跟我来之前想的不一样，因为那时候中国社会非常封闭，所以那时候想要与中国大陆市民对话基本上不可能。我们开始看到，中国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是农民的天堂，实际上农民比较辛苦。 几个月后我被分配到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我们是解放后第一批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当时有九人被派到南京大学去学习。到了南京之后，我们与中国学生共同居住，开始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那时候我参加了南京大学足球队，队里只有我一个外籍学生。足球队里大家虽然不谈政治，但是我们谈生活状况等，所以开始了解他们对当代社会的看法。另外，因为那时候开门办学，所以我得以在扬州人民公社工作。我们去之前，中方的官员曾告知这些农民，说我们都是特务，可是农民聪明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在大学时知识分子老问我：“在国外你的收入多少？”农民不这么问，可是农民也关心西方的情况，就问我：“西方有没有农民？”我说：“我们西方没有农民，只有农场。”他们马上问：“那一斤肉是多少钱？”我想这就是他们聪明的地方，他们想做比较，可是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 那时候开始有点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仍然感觉交流起来特别困难，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怕与外国人说话，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在南京鼓楼看大字报，听到后面有人说话，那时候我们每次上街，都有两三百人跟着我们，好像我们是电影明星似的。当时我在看大字报，突然听见后面有人说：“你觉得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好像他们不是中国人！”两个人在一阵子你推我搡之后，其中一个鼓足勇气走过来问我：“你和我们长得不一样，是哪里人？是不是少数民族？”我回答：“不是”。他们又问我：“是不是华侨？”我又说:“不是”。他们更纳闷了，最后问：“那你究竟是什么人呢？”我说：“我是英国人。”他们很惊讶，问：“英国人也说中文？”我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那时候中国社会对外国人有怎样的看法，中国是怎样封闭的一个国家。 问：据我所知，此后您每年都会到中国进行或长或短的访问。我想，正是1976年第一次到中国来的经历，使您接触到了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而此后多次的访问，又使您了解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这样说，您成为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见证人。您能否结合自己在中国的留学和工作经历，谈一谈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变化的感受? 答：那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中国10年、20年、30年后能发展成今天这样子，我认为他一定是发疯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在我看来中国是完全封闭的社会。可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而且这种发展几乎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例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影响深远，由于每年保持了将近10%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每七八年就翻一番。中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农村、城市面貌变化都很大，各项基础设施有了显著改善，百姓收入不断提高，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国法制建设取得飞跃性发展。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已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不过既然说到对比，那时候有一个方面，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那就是农村免费医疗，在一些地方可以帮助免费注射、照料小孩，尽管医疗水平低，但是对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来说条件相当不错。改革开始后，因为走了市场的道路，老的机制、系统被破坏掉了，可能当时的领导没有想到如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所以到了80年代，有一些方面没有预想的那么好，比如医疗方面，当然其他的方面，例如人的自由度提升了，农民收入水平上去了(家里还有自留地)，乡镇企业发展也比较好，可是公共服务方面仍有一些不足。到了90年代，我想中国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 我想如果就我自己的切身经历对比起来说的话，北京、南京那时候有两个方面比现在好的多：一是无污染。我记得那时候在北京基本上每天都能看到蓝天，我们去长城的时候，视线看的特别远。二是没有交通拥堵。每天可以骑自行车从大学区到市中心，除了大使馆和官员的车子以外，路上基本上看不到小汽车。当然那时候生活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另外，说到感受，我觉得80年代是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年代，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探索。在78、79年以前，许多人曾经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文革”结束后，人们知道老的体制不行了，从79到82、83年这段时间，许多新观点、新看法都出来了，当时有许多学者在讨论中国要怎么发展、应该有怎样的社会、他们应该与政府有何种关系等，当然也制定了很多实际政策，例如农业方面的改革，把权力的一部分还给农民，开始了“包干到户”，后来有乡镇企业等。总得说来我觉得那时候很多大陆人对国外特别有兴趣，他们想了解西方哪种发展模式更好，想用国外的经验来加速中国的建设和发展。那时候尽管了解国外的渠道比较少，但还是有一些渠道，比如有报纸、电视台等。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80年代的中国与之前相比较容易一点儿做研究，因为经济条件好些了，学者们开始发表一些统计和发展数据，可以跟他们有对话，了解他们的观点。那时候，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有能力、有激情，我觉得这点与现在中国不一样，现在中国个人主义很强。举个例子，80年代中国人出国学习还是较为积极的，是希望把好的意见带回去，加速中国的发展。可是我看现在的中国人，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能找到比较好的工作，我想这与80年代不太一样，我不评价其好坏，但这是一个差别。 问：您对中国在哪些方面的变化印象最为深刻? 答：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实上是在90年代，那时候我在福特基金会工作，担任了近六年的驻华首席代表。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因为那时候外国机构在中国特别少，中国企业家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国内还没有自己的基金会，此外，政府的资金也不是特别充足，所以90年代有很多机构欢迎我们去资助他们的项目。举个例子，星期一我可能在北京参加某场会议，跟某个部门领导或者副部级官员谈他们的看法，可是星期五我可能就到了靠近缅甸或者越南的、云南省某个很贫穷的村子，做我们的扶贫项目，这给了我充足的机会了解中国。现在绝大多数的外国人去中国都是去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可是我想如果我也只是去了这些大城市，特别是现在这些城市发展很快，有那么多的新建筑，我回来后可能就会想：“哎呀！中国真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可是如果真正了解了中国发展中遇到的各方面问题，我想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换句话说，我觉得中国为什么要给外国惹麻烦呢？中国为什么要给美国添麻烦呢？因为中国国内还有那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有那么多落后的地方需要建设和发展，还有贫困问题、流动人口问题等，中国国内有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问题要先解决，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一定要正确看待日益强大的中国。 事实上，改革开始后，中国发展的非常顺利。我觉得最重要的改变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百姓自由度提升了，比如我去中国留学的时候，都是分配制度。我碰到的这些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去哪里，他们有可能到外交部，有可能到人大系统，也有可能到大学去工作，因为都是按照分配，他们没法自己决定。我记得邓小平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知识分子说了当时两件事情对他们特别重要：第一，他们不用两地分居了。他们说如果邓小平回来，他们可以回去跟夫人还有孩子住在一起，家庭团聚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第二，工作机会可能多一些。他们特别关心工作机会，他们觉得如果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中国的发展可能会不一样。 二是改革后中国社会发展很快，爱国主义越来越强。这有好的因素，也有不好的因素，但这是每个国家发展都要经历的过程。我觉得我能理解中国这些年轻人的想法，举个例子，假如我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我居住在城市，父母都有很好的条件，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不仅经济条件好，而且学习好、生活好、工作好，每年还可以出国旅游，如果我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我可能也会想：为什么国外的一些机构老批评我们？事实上，在中国，个人的人权和生活越来越好。二、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发展是一场巨大的社会转型 问：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实际上是一场巨大的社会转型。”数年前，您就出版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一书，近年来，您又在哈佛开设了《中国转型的政治经济分析》课程，深受世界各国学生的喜爱。我理解，既然您说是转型，那一定有不同层面的体现。请问您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可以从哪些层面展开分析？ 答：中国30年的改革发展，是一场巨大的社会转型，表现在许多层面，概括起来说，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人的自由度方面。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第一次到中国时还是分配制度，从分配制度到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是一大改变。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看阶级出身，我认识中国一些年龄大的人，他们“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政治原因而结婚，到80年代、90年代有不少人离婚了，原因在于他们想体会谈恋爱的感觉。我记得当时有部电影爱情叫《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ry》,这些年龄大的人特别喜欢。我觉得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改变。我认为对很多老百姓来说，社会最大的进步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跟谁结婚、可以自由找到工作，当然如果你条件较好还可以到国外去学习。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老百姓的生活受到控制，他们什么时候能结婚，他们能够跟谁结婚，都不可以自己决定，现在一切都自由了。当然现在还有计划生育，但这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二是表现在社会心理方面，从先前的个人理所当然地服从集体、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到个人权益意识开始兴起。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考虑社会少一点儿，考虑家庭多一点儿。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比如我周围一些大学生，他们已经有不错的生活水平，但他们还是想关注一些问题，有生活方面的问题，还有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我想可能有这样一批中国人，他们除了想赚钱之外，希望生活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这也是我体会到的一个差别。 既然是社会转型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显露出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问题。记得我当留学生的时候，从农村到城市去特别困难，可能是76年国庆的时候，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有人卖小玩具，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都跑过去看，可是现在看到有人在街上卖东西我就赶紧走，因为有那么多人在街上卖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给这些流动人口以市民权利，把他们接纳进城市的户口体系?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有一些问题我现在称之为转型问题（Transitional Problems），因为从老的体制转型到新的体制，流动人口是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应该解决的问题，因为仅靠地方政府，这是不可能解决的：一是地方政府资金不够充足,二是利益也不够大，并且在城市居民看来如果让这部分流动人口扎根城市，有可能影响自己的利益，例如学校孩子增多，影响原来的教育水平。所以这是现时代中国社会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也是改革过程的一个必然结果。 二是老龄化问题。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中国是特别年轻的国家。可是现在按照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统计标准，中国已经算是一个老龄化国家，因为60岁以上老龄人口百分比早已经达到了，而且越来越厉害，我觉得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应该关注并着力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三是社会就业问题。除了我刚才说的流动人口问题以外，过去中国发展是依靠出口行业，未来这样可能行不通，所以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怎样从低技术的工厂转变为高科技国家？我认为这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比如教育方面、培训方面的努力等。 四是城市化问题。到底哪一种城市化的模式更好？是发展大的城市好还是小城镇好？因为这影响到未来中国发展的机会。我个人觉得依靠乡镇发展还是比较困难，因为乡镇没有太多条件，未来教育、公共服务、就业等问题能不能解决很难说。与这个问题相关另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如果说到农村也要看各地的情况，尽管不同地区条件仍然有差异，但是现在中国农村有些地方条件很好。当然在中国发展小规模的农业行不行在我看来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可是中国如果不修改《土地法》，如何能发展大规模的农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呢？我看到南方有一些有意思的模式，例如在广东，农村发展了合作社，我和北师大胡必亮教授合著了一本专著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三、当前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问：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以及外交方面的新政策反应比较积极，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经给世界留下了颇为务实、有亲和力的形象。据我所知，去年艾什民主管理与创新中心曾做过一个“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的全球公众调查”,习近平主席国际国内认可度均排名第一。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调查的情况？ 答：我先说明一下这个不是艾什中心做的调查，这是大陆零点和日本两个机构合作完成的。我们参与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两个机构不是学术机构，他们希望有外面的人就他们的调查结果做客观分析，而我们是学术机构，所以他们问我们能不能写关于他们调查结果的分析评价，所以我们写了那个报告，可是调查不是我们做的，他们具体怎么实施的我并不是很清楚。另一个原因是袁岳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毕业生，我在福特基金会的时候资助过零点公司的一些调查，袁岳到肯尼迪学院后成了我的学生，2003年零点开始做中国老百姓对政府满意度的社会调查，我认识他并经常与他合作。听说他们准备每年都做类似的调查，我猜想他们是有计划继续做下去的。可是近期我没有收到消息，我现在只有去年年底的调查。 关于这个调查这里我想谈两点看法：第一，习主席国际认可度排名高，这说明其他国家认为中国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习近平主席访问了那么多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习主席来访特别重要，所以这些国家的老百姓都记着习主席的名字，同时他们觉得中国的未来发展对他们也很有影响。 第二，习主席国内认可度排名高，我认为也是有原因的。如果你看西方国家，一般说来，市民对本国领导人评价都偏低，原因在于他们国内民众对本国领导人的批评很多。以奥巴马为例，天天电视台、报纸上有针对他的不同看法，经常有批评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不好，当然另有一部分人觉得他好。英国、德国和法国也是一样，这些国家对本国领导人也有很多不同观点和看法，所以满意度低。可是中国不一样，国内较少看到电视台或者报纸上有关于习主席的不好报道，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民众对他评价很高是很自然的。 问：您如何看待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系列新政策方针，您认为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机遇和挑战分别是什么?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 答：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政府领导人以务实、亲民、充满活力的形象出现，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前，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管理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很高的，领导素质也很好，有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愿望和责任心。非常清楚的是，新一届领导集体面临着诸多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不得不正视许多严峻的挑战。从机遇来看，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转型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非常坚实的基础，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并且改革和对外开放也为新一届政府领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些都有利于新一届领导人为进一步推进中国转型深化，争取更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支持。 但是无法回避的是，巨大的挑战也显而易见。第一个挑战是经济发展状况。很明显，中国GDP像过去每年那样增长10%、11%、12%是不可能的。我有两个同事做亚洲发展调查，他们写作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分析了日本、中国台湾、韩国、香港什么时候经济开始高潮，什么时候停滞。有两点我想对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帮助：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比其他国家稍落后一些，这就能说明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的高潮期比其他国家要长；二是他们发现了在何种状况下经济发展开始放缓。通过调查，他们发现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的GDP、PPP在13000美元左右开始慢下来（GDP增长4%、5%这样子），用这个算法，现在中国GDP、PPP是12000美元左右，所以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他们觉得比较自然。我个人感觉，未来五年，如果中国政府领导人继续推进改革进程，城市化比较顺利，5%—6%的增长速度应该是可能的，甚至有可能达到7%（不过这个有点难度）。现在中国政府领导人在这个方向努力很正确。我想现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政府领导班子的一个挑战是老百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希望和要求要被考虑进去。 第二个挑战我觉得是怎样说服更多的民众来支持习主席的政策。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看八十年代，改革刚开始，可以很清楚看到哪些人能从改革中受益：农民、市民、也包括一部分官员。所以党内党外大家一致赞同，力主改革。到了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受益群体也可以看得较清楚，一大批人拥护改革进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受益群体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中国政府领导人说了，过去的模式不行，我们现在必须改，可是谁有改革动机？我觉得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不一定有改革动机，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与地方企业有经济联系的那部分人，他们也不一定觉得改革符合其利益。所以我想现在中国社会哪个群体比较强，真的支持改革还很难说，所以中国政府领导人必须要说服更多的人，使得想改革的队伍比不想改革的队伍要强大。 第三个挑战与第二个挑战有很密切的关系，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拥有资源比私营企业多，可是经济效率却并没有足够高，所以能不能改革国有企业，这也是一个政治利益问题，因为国有企业当前仍是政府的骨干、重要一部分，所以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挑战,可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既不能回避，也不能犹豫。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一些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里的制度改革尚未完全成功，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尚未完全到位,这是改革的重点，也可以说是一个难点。 当然还有其他的挑战，比如说我上面提到的流动人口问题、老龄化问题，但是我觉得当前最薄弱的问题是道德问题。中国人有怎样的社会观念，他们与政府有怎样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的年青一代正在逐渐成长，他们将成为社会的主角，他们没有经历过动荡和贫困，对这个社会有着和父辈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他们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也是一个大家应该关注的问题。另外，从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理所当然地服从集体，讲求无私奉献，这一点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受到倡导。可是我们也看到，个人的选择和想法得到许可，甚至开始产生对集体、社会，乃至国家政府的不信任，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在道德上的困惑、混乱和冲突。因此，我想，对于中国而言，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能否找到一种“黏合剂”，把整个社会“黏合”在一起。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旨在回应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何在。可是在我看来，我个人的梦与我朋友的梦是不一样的，如何寻求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状况，让绝大部分的民众都能相信中国的体制（也就是相信组织吧），举例说来，在欧洲，比如说英国，也有很多的矛盾，可是尽管市民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但是市民觉得能够接受这个体制。我想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富起来了，老百姓的要求和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肯定不一样了。例如说你居住在城市，有好工作、有小汽车、有孩子，可是不好的是外面空气有污染。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要求正在改变。我想中国现在这部分问题是跟体制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未来还需要在这方面加以改革。总之，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中国经历了这么快速、持久的发展，她的未来无论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我想都会给世界带来重要影响。文章选自央广网，2016年5月19日
2016年5月31日 -
【新京报】资本外逃是一种“受害者思维”
□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上世纪90年代说资本外流、人才外流，但现在没有人说人才外流了，因为这是全球化必然的结果。现在所说的资本外逃也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穷人思维。实际上资本到全世界各地去买人家的资产，都是我们的海外资产，这也是很好的。 前几天有一个重要的新闻，美国在拉斯韦加斯实验了一个高速铁路的设想。他们打算用火箭加冰球的力量，把它发到一个目的地。当时王强就说如果这个成功，整个世界就会变成迪士尼世界。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两三千英里。目前要投入商业运作的速度是1200公里。北京到上海只需要1个小时，中国变小了，世界也变得更小了。真格基金有幸投到了这个项目，它也是一个中国企业。全球化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可阻挡，除非把它关闭了，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全球化的步伐不可阻挡，这是世界顶级高科技中的黑科技，中国的企业和投资人正在参与。真格基金投了许多项目，第一天起想的就是面向全球市场，甚至都不考虑中国。比如世界第一台载人无人机，输入地址就可以把你载到任何地方，它的第一个订单就来自美国。 在互联网领域，过去是中国复制美国，现在是美国开始复制中国。中国的企业，像猎豹，有一个东西在美国年轻人里面排名第三、第四的游戏，是中国人做的。从创业、投资和技术的角度，中国正在跟世界形成越来越紧密的关联。 投资全球化这个角度，有人把其称为资本外逃。其实资本外逃这个概念犹如与狼共舞的概念，我觉得都是封闭思维，都是穷人思维，是受害者思维。上世纪90年代说资本外流、人才外流，但现在没有人说人才外流了，因为这是全球化必然的结果。现在所说的资本外逃也是一样的，这是一种穷人思维。实际上资本到全世界各地去买人家的资产，都是我们的海外资产，这也是很好的。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文章选自《新京报》，2016年5月26日
2016年5月31日 -
王缉思：中日相互形象分析
专家简介王缉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近代以来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三个国家，是日本、俄罗斯/苏联和美国。其中日本同中国在人种和文化方面最接近，而对中国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心理创伤也最严重。对于当代日本而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则非中国和美国莫属。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相互看法之重要，感情之复杂，不亚于当代世界上任何一对双边关系。《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专门研究从古到今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其意义不言而喻。书中不仅运用了丰富翔实的资料，而且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中日关系深入细致的观察，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良苦用心，以及对改善双边关系的殷切期待。作为这本著作的首批读者之一，在此不揣冒昧，同广大读者谈几点自己的阅读体会。读了本书对中日关系变迁史的陈述后最深的感受，是日本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过中国。古代日本怀着敬畏、崇拜之心仰视中国，全方位学习、模仿和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日俄战争重创俄国之后，日本转而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永远成为过去，轻视乃至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直至侵略、奴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而其时的日本不仅经济凋零，还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军事占领，无权拥有正规军队。按理说，战后的日本该仰视中国了。可惜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又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不过，正如本书所揭示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社会主流的中国观再次对中国开始充满崇拜和憧憬之情，而且这次的崇拜与憧憬不同于历史上日本人对作为日本文化源头的中国文化长期抱有的崇拜与憧憬，而是一种对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新国家的向往，认为新中国的道路才是日本应该走的道路。同时，在面对一个值得崇拜的中国时，他们自然认识到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所犯的各种罪行，于是在崇拜感的同时又多了一层反省和赎罪的意识。”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及其后几年里，日本视中国为“理想之国”的观念彻底崩溃，“崇拜憧憬”转成“彻底失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有了更多了解，日本的经济实力远强于中国，不少人又开始同情中国，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改变相对落后的状况。换句话说，“仰视”又一次转为“俯视”。冷战结束前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多重摩擦，加上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使日本的中国观又一次发生转变，可以说既非“仰视”或“俯视”，又非“平视”，而是本书作者所说的“厌恶”和“恐惧”。我相信，这两个令人不快而且吃惊的词语是作者经过仔细斟酌才使用的，也许是准确和客观的，也因此而发人深思。当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只是国际法和外交中的一种说法，而非现实常态，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才是常态。一个国家的国民平等地看待和对待另一个国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曾在“仰视”和“俯视”之间两次交替，今天又出现了“厌恶”和“恐惧”，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特例，也是日本对外关系中的特例。拿日美关系来说，从1854年佩里将军率领美国舰队强行敲开日本国门到今天，两国实力对比的天平一直朝美国倾斜，除了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外，日本一直“仰视美国”。在日韩关系中，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强占了朝鲜半岛并据之为殖民地，至今在国力指标的主要方面优于韩国，所以日本对韩国和除中国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从未有“仰视”之感。日本对俄罗斯不乏疏离感，而对欧洲主要国家，现在则可以谈得上“平视”。对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日本都没有“仰视变俯视”、“厌恶”加“恐惧”的特殊情结。理解日本对华态度的这种特殊性，才能理解中日关系为何陷入了一个长期的难解之结。我听到过国内一些评论者，包括一些日本问题研究者，认为日本民族生性缺乏平等意识，只懂得尊崇和服从强者，轻慢弱者;日本人之所以现在还不尊重中国，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他们说，等到中国实力足够强大，在国际上跟美国平起平坐乃至超越美国，日本人就会乖乖地服气，就像现在对美国那样，对中国俯首称臣。对于日本的民族性，我没有做过研究，也没有资格评论。但就本书所写到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日本的形象而言，上述观点就似是而非了。这种观点背后其实还有一个立论，即国际关系的本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弱肉强食：不仅日本，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也都只认识实力而不遵从道德规范。本书所做的日本民意和舆论调查、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状，都难以支持这一立论。一项调查显示，许多日本人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最好的结果，就是强大了以后，中国能够做个‘温柔的巨人’”。 我觉得“温柔的巨人”的比喻既生动又贴切。其他邻国看中国，台湾人看祖国大陆，大概都持有类似的感情和期待。权力政治当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确只能用武力消灭而不能靠言辞说服。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只有在正义、合法的目标下才能长久发挥效力。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政治学理论，古今中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明都有类似的名言警句以告诫自己的政权。以长期称雄于世界的美国来说，它的硬实力在冷战时期是越南的几十倍，后来又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几十倍，但与这些国家的战争无一例外地让各个时期的美国泥足深陷而无法自拔。且不论中国何时才能在实力地位上超过美国，让日本人“服膺”，就今天的中日关系而言，主要问题不是出在中国的硬实力不够，而是出在精神层面和政治层面，即中国的软实力远远不足以让日本人喜欢或者“服气”。本书提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中国、印度、德国和美国五个国家中，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比例高达48.9%，其次为德国(36%)、印度(9.3%)、中国(4.1%)，喜爱程度最低的是俄罗斯。喜欢美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达;喜欢中国的主要原因则是中国的灿烂文化和高速发展的经济。谈到日本人对美国的看法和感情，不禁想起同我有过一些个人交往的已故著名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先生。在2009年的一次长谈中，我问起高仓健先生最喜欢的电影，他毫不犹豫地推荐获197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美国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后来还特地赠送我一张这部电影的光盘。他说，《猎鹿人》这部电影他已经看过22遍，很快还要再看一遍。以我的理解，高仓健先生之所以如此钟爱这部电影，是因为它以越南战争为背景，却没有局限于对越战及其发动者的谴责，而是深刻揭露了战争给人性造成的严重扭曲和彻骨伤痛。高仓健先生毫不掩饰自己对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的恶感，但对美国文化和美国人却颇有好感，认为只有美国人才能制作出如此感人而深邃的文艺作品。我当时就想，如果当代中国人能拿出感动日本国民的若干精神产品，何愁中国在日本的国家形象呢?本书恰恰揭示了这一缺憾：“自近代日本推行西化政策以来，中国文化对日本民众的吸引力大大下降，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程度也远远低于西方欧美文化。”我们可以把产生这一缺憾的原因归结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因为绝大多数日本公众都只能从本国媒体的报道中了解中国，而中国媒体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进入日本社会。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普遍认为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更高。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都认为他们赞同仁、义、礼、孝这些价值观，……远高于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也就是说，日本民众认为中国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是极低的”。可以由此引申说，日本人认为他们对两国都认同的价值观的认识和践行，要高于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喜欢听到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对照起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国民素质，我们又不能不深刻反省自己，更没有理由将之归咎于媒体。书中提到的涉及中国公民的个别案例，包括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对他的几位中国学生缺乏诚信的评论，都令人痛心。在纠正日本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提高中国对日舆论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方面，本书提出了许多中肯而有益的建议。同时，我相信本书作者会同意我拜读书稿后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改善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进程，让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公民更加文明、礼貌、友好、守信。只要中国社会在继续进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就会越来越好。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充分自信。本文为王缉思教授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所作的序。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6年5月18日
2016年5月30日 -
毛大庆：伟大的创业者带给世界生生不息的灵魂
专家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如果我有偶像的话，是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里的两个人：邓稼先与郭永怀。他们俩一位1968年我出生那一年壮烈牺牲了，一位1986年去世的时候轰动海内外。他们的故事赋予了我一种创业精神和创业情怀，让我感悟到，对创业者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商业模式，一夜爆红，或者面对投资人。伟大的创业者留给后人、留给世界、留给时代的，应该是生生不息的灵魂。 1986年轰动海内外的这个人是我心里面一个伟大的创客，这个人叫邓稼先，是我的邻居。我从小是邓稼先看着长大的，我特别荣幸我被这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抱过。1958年秋天，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他，说党中央决定中国想放一颗大炮仗，做这个大炮仗的活儿，我们商量就交给你了，因为只有你是学这个专业的。这一年，邓稼先34岁，接了这个活以后，晚上他和他的太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可能我这辈子都在干这件事，也许我会死在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后悔，又还不能说做什么。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大孩子三岁，小孩子一岁。妻子许鹿希表示支持。 于是要成立一个团队，他找了一个他的同学，就是我说的第二位偶像：郭永怀。当时的环境可比今天的创业团队艰难得多。国家在今天北京北三环外面给了他们一块地，这块地当时完全是高粱地、坟地，什么也没有。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清华和北大招了28个学生，28个完全不知道核物理是什么东西的物理学大学生，组了个团队。邓稼先很白，叫大白熊，光着膀子跟一帮大学生在那垒砖头、盖房子，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研究所。他们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郭永怀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1963年，完成了理论设计和冷实验。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 当时完全没有良好的防护设备，头两次爆炸，当碎片洒落在戈壁滩上的时候，邓稼先那时候就扑到戈壁滩捡起碎片，当他捡起碎片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因为那里边的核辐射是人体无法抵抗的。后来他病重，我去医院看他，他头发里边核辐射的含量是正常生命能够抵抗的300多倍，难以想象一个正常人能够带着这样的核辐射活到了62岁，当时他全身都是癌细胞。 1968年12月，郭永怀从原子弹基地带着一份非常重要的氢弹数据紧急向北京飞，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等飞机要降落的时候，突然失去平衡，扎进玉米地里爆炸，郭牺牲了。当时总理派人去清理现场的时候都惊呆了，郭永怀跟他的警卫员紧紧抱在一块，一共上了六个人，才把这两具尸体像掰铁片一样掰开，两具尸体的前胸、肚子完全都没有烧坏，夹着一个公文包，公文包里就是重要的核数据。 每次讲到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都热泪盈眶，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灵魂。正是有了这一代人白手起家的创业，才有了改革开放以后的84派、92派、15派等创业者的涌现。 老一代创业者身上有两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第一点，创业其实最重要的，除了商业模式，除了网红，除了分红，除了投资人以外，我想伟大的创业者需要伟大的情怀和伟大的信仰，和那些生生不息的灵魂。这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创业精神。第二点，要向他们学习的是，对那种创业的态度和那种执着，那种拿命去换创业成果的态度。今天的中国创业与创新更需要对核心技术、对科技、对那些能够改变人类生活、影响世界的领域有更多的投入。我觉得真正改变世界的是这些伟大的精神、核心技术和崇高的信仰。毛大庆简介 博士、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亿润投资高级合伙人、万科外部合伙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北京市青年商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副会长、全联不动产商会副会长、北京市青联常委、中民投决策委员会顾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金海生态庄园独立董事。爱好马拉松运动，截止2016年4月，已经完成全程马拉松37个、半马14个。著有《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圣波士顿马拉松》等。文章选自领投投资人中心，2016年4月29日
2016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