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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李克强总理：中国经济长期看好基本面没有改变
综合新华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日上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李克强指出，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仍在世界中后位，它本身是差距也是潜力，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中方倡议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 李克强就亚洲国家携手应对挑战提出几点看法：一是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夯实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二是共同推动经济增长。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三是共同深化融合发展。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地区国家发展战略，支持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四是共同促进开放包容，增强亚洲的凝聚力。五是共同激发创新活力，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李克强提出，中方积极倡议，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愿与各方共同避免再次发生大规模地区金融动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亚洲参与成员最多、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安排，我们应力争在2016年完成谈判。中方倡议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 有足够的政策工具稳定经济运行 李克强阐述了中国经济形势。他指出，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6.5%—7%，这也是一个新的区间，这样做使增长目标富有一定弹性。因为我们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短期小幅波动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会因小幅波动而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运行的规律去操作。但一旦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我们会果断采取综合性措施，来防止失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李克强指出，我们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稳定经济运行和防范各类风险，还要打造促发展的持久动力。动力来自改革开放，我们将深化简政放权、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全面推开营改增，推出按市场化方式的债转股，今年择机推出“深港通”。动力来自调整结构，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动力来自改善民生，要织牢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五大民生保障“安全网”。中国经济怎么看?经济形势 “人均收入低是差距也是潜力” 【总理演讲】 看中国经济，一是看整体。去年中国增速虽然放缓，但是就一个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言，能达到6.9%的增速，是在高基数上的增长，而且又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的。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而且出现一些积极变化。我们推出的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措施的政策效应所显现的成果，正在不断累积。 二是看走势。据统计，去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而且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今年1—2月就业形势依然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内需持续扩大，消费仍然是两位数增长。消费和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能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这标志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改善。 三是要看长远。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中后位，它本身是差距也是潜力。中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内需有空间，发展有韧性，创新有手段。所以说，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解读】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现场聆听演讲，他认为总理演讲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中国政府以宏观调控经济能力强著称，在博鳌这个场合，中国总理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这是很重要的。 王辉耀说，李克强重视推动中国在亚洲发挥引领作用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开幕式上很多亚洲国家政要和前政要都在李克强演讲后回应了中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呼吁。李克强在博鳌论坛这个平台演讲着重突出亚洲一体化建设，这体现出中国主动地在区域治理方面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怎么干?动力1 改革开放 “今年企业减税5000亿元以上” 【总理演讲】 动力首先来自改革开放。我们将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使更多的人力、人才资源能在市场空间里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政府应当继续加大，或者说把重心转移到事中事后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将会激发亿万人的创造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比如，我们即将全面推开营业税增值税改革，这是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个举措不仅意味着给企业减税，从全国初步估算，今年要给企业减5000亿元以上的税收，而且政策取向是支持服务业，尤其是研发性服务业发展。 中国将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推动汇率市场化，但是绝不会用贬值来刺激出口，那样刺激出来的不是高质量的产品，不是给企业注入勇于竞争、敢于创造的活力。我们要向世界推出逐步升级的、中高端产品。 【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对于简政放权的问题，总理特别强调了要把中心转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与之前推行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等制度一脉相承，也是简政放权未来的重点之一。 对于总理提到的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刘元春表示，这方面的内容很重要。一是凸显了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把它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总理提到了减税降费，详细解释了全面推开营改增的意义和以后的改革方向，这也说明了很多的改革方案要与短期的稳增长契合起来，要与短期增长的压力和提升市场活力有契合性。动力2 调结构 “新业态为产业改造提供条件” 【总理演讲】 第二个方面的动力来自于调整结构。这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我们要积极发展新经济，大力培育新动能，改造和提升传统动能，形成发展的“双引擎”。在推进过程中，去产能是做减法，重点是做好煤炭、钢铁等困难行业的去产能。另一方面，要做加法。要培育新的增长点，发展新经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就需要进一步发展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减法当中确实有一些职工需要转岗安置，但是由于这几年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产生了许多新业态、新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也为传统产业改造提供了条件。 同时新经济和传统结合也可以提升传统动能的水平。要利用市场倒逼机制，政府引导扶持职工再就业，暂时有困难的，基本生活能够得到合理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在担负这方面的责任。中国还在城镇化加快发展进程中，这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所在。这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尤其在中西部的有效投资需求还很大，这有利于为消费升级和民生改善排除障碍、优化环境、创造条件，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 【解读】 刘元春表示，目前来看，改革是有可操作性的，但还会遇到一些新问题，比如外部环境比较大，内生阻力也比较大等，此外任何的创业创新的培育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在推进过程中要构建防风险、有利于创新创业、有利于新业态、新产业的一种政策环境。 刘元春表示，调结构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做加法是做减法的前提。这个信号传递给了企业；同时，总理讲话传递给国际社会的是，中国的开放不会停止，汇率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会一直保持稳定；对民众而言，很多人比较担心改革会给工作或生活带来很多冲击，总理给出了具体的回答，稳定了整体信心。动力3 改善民生 “中国人消费需求发生较大变化” 【总理演讲】 第三个动力来自改善民生。发展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民生改善上。反之，民生改善带来的就业增加也会促进消费，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正所谓民生倒逼发展，发展检验改革。 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状况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面对这些消费需求，新的工业品、农产品会带动新的经济，也会提供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 就旅游业而言，去年中国国内旅游总收入增长19%，国内旅游人数达到40亿人次，出国旅游已经超过1.1亿人。这有力地带动了消费，也拉动产业升级。今年我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是继续织牢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五大民生保障“安全网”。让群众有事干、有钱挣，让全体公民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使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还要发挥好养老保险的保基本、兜底线作用。今年将继续加大棚户区和城市危旧住房改造力度，把房地产去库存和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结合起来，更好满足居民住房刚性需求。 【解读】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表示，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满足一部分人的个性化的消费需要，对经济发展起到拉动作用。唐钧认为，民生保障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如果社会保障做得不好，社会公平缺失，社会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这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徐洪才则表示，中国将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2020年，中国有6亿人口将成为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很大，中国还要进行城镇化，农民变成市民会拉动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的潜力。另外，我们要打造开放型经济，要向全球中高端产业链迈进，这也会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声 音 ●正如谚语所说，哪里有相互和睦，哪里就有富裕生活。饱经沧桑的亚洲人民深知和平之贵。战后亚洲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我们，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我们都应该坚持睦邻友好，不为一些小的摩擦和矛盾所干扰。 ●大家都知道，动车组不仅有车头牵引，而且车厢还有动力，有几组动力在推动动车组前行。如果拿这个动车组来比喻中国经济的话，我们就是要使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保持合理的速度。高速运行不仅不经济，也难以持续，不利于节能环保。经济像动车运行一样，经济发展首先要保持平稳运行、安全运行。 ——李克强 ■ 重要会见 李克强会见萧万长：对台方针不会变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日下午在海南博鳌会见前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 李克强表示，我们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一贯的，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我们将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以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我们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以实现两岸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克强强调，“台独”没有前途，两岸同胞的血脉关系是割不断的。 李克强指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于维护共同政治基础。当前，两岸关系处于重要节点。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一切就都好商量。我们还是要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开创美好前景，而不是相反。 萧万长表示，期盼两岸在过去8年和平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为民族复兴大业做出贡献。本文刊于《新京报》，2016年3月25日
2016年3月28日 -
王广发：国际学校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3月18日，CCG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对话法政集团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CCG副主席王广发，共同探讨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和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话题。十三五纲要释放社会资本进入教育事业的积极信号 苗绿：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的“奔跑--国计大势”系列高端访谈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著名的国际教育的专家、北京王府学校的校长王广发先生。王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王广发：大家好。 苗绿：王校长是著名的王府学校的创办人，同时也兼任校长。王府学校在国际学校里面赫赫有名，不管是从师资力量、还是他们学生的走向，都是非常的国际化。两会刚刚结束，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教育的多元化、精细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您怎么看待十三五规划中提到非国有的资本和力量，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这一点，同时这也是属于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您怎么看这个方向？ 王广发：十三五规划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对非国有资本进入公益事业投资，参与公益事业建设非常好。中国以往大国办大教育，应当说过去都是依赖于财政，靠地方财政来办大教育。今天看来，尤其是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新三十六条》以及十三五规划，都给非国有资本投资办教育带来阳光、宽松的政策，反映了对多元、多样教育资源的时代需求，更加坚定了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积极信号。通过这样的政策，能够拉动非国有资本，在其他领域没有明确产能需求的状态下，积极参与到多样、多元需求的教育领域中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这将对国家财政投资教育形成重要的补充，而且这个力量越来越大，据我了解，非国有资本现在参与投资教育的比例接近30%。 苗绿：现在讲教育供给侧改革，您认为这30%的民办教育在缓解公办教育压力的同时本身有怎样的具体优势呢？社会资本投入教育以后，相比公办教育有怎样的优势？ 王广发：民办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用的是民间资本。国家出台政策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教育，实际上减轻了国家财政投资教育的负担。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是大势所趋，给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带来积极的信号。本次两会期间还有一个很好的积极信号，就是外资可以进入中国的教育领域投资，或者说进入中国教育领域进行合作，这些都对更多元素、更多投资进入教育领域带来积极的影响。充分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教育领域，对公办教育是极大地促进和推动。国际学校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苗绿：您觉得像王府学校这样的国际学校，在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独特的作用？ 王广发：王府学校是首批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机构，目前在国际教育领域，在移动教育、信息化教育方面做的很好。我们用移动教育改变中国教育，推动教育资源公平。信息化教育是促进公平教育的一个手段，王府学校在这些方面比较领先。 苗绿：教育现代化还不只是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更多是软实力上的。比如王府学校学生的活动、课程配制、包括走向，也是很国际化、现代化的。您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王府学校是如何推动这方面工作的吗？以王府学校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力量进入以后，对教育现代化改革还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王广发：王府学校国际化的特色体现在多方面。首先是执行两个纲要，2020教育纲要和2020人才纲要，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教育。主要是在信息化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通过卫星、光纤，IPAD、手机实际上可以是课堂的翻转，走班上课，分机教学，电子信息化，必修、选修，学分制，这些做的非常到位。 苗绿：王府学校的选修可以选修不同的课程，在不同的班级上课，遇到不同的同学，这在国内学校里非常少见。王府学校这样的社会资本投入可以更容易地带来现代的设备，同时也在软性课程设置上，带来更多现代化的气息。您觉得除此之外王府学校还有怎样的优势？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以后，还可以带来怎样的新气象？ 王广发：应该说在国际教育优质资源引进、师资队伍建设和对专业化教师的培养上，王府学校也做了很大的改革。 苗绿：王府学校现在海归老师有多少？外国教师有多少？ 王广发：王府学校现在有40%的外教，40%的海归，这对国际课程的教学质量非常有必要。另外我们对老师的培养也非常关注，为老师提供宽松的学习、培训、培养的环境，引导老师在这里发挥他们在教育、教学、教法、教学质量提升上的积极性。民办学校在引进教师资源、课程资源、教学法资源方面的机制体制比较灵活，这些都对王府学校形成国际化的架构非常有好处。 苗绿：王府学校的教师培训也是非常国际化的，除了他们本身国际化的背景，他们在学校工作一段以后的再培训也是非常国际化的，这可能在国内公办学校非常少见。所以像您这样的民间资本、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以后，能够带来新的国际化的气息，也是整个教育体系比较承认的。非国有资源进入教育体系以后，民办教育的国际化，对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推动也是非常有利的。那国际学校有这么多优势，在发展当中，您作为一个思考者，认为在政策、体制、机制上还有哪些可以突破的地方或者可以进一步改进的？ 王广发：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放权，在国际化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上，我们应当完全与国际接轨，要给予更宽松的办学政策。所谓更宽松，就是在引进教师资源、引进课程、引进考试等方面，中国的标准应当与国际标准接轨，作为一个新的改革的举措。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体现了这样积极的信号。加快培养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国际化人才 苗绿：现在国际化人才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角逐，教育要跟国际接轨，培养出真正国际化的人才，在国际化领域去竞争、去突破。您原来也讲到中国的人才应该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一些作用，这其实也是一个国际竞争的领域。我们刚才讲了教育改革的话题，您当下最关注的还有哪些话题？ 王广发：我很关注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的建设。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在全球发挥作用，参与设立国际机构和建设体现大国风范。在国际人才培养标准上，中国应当加快速度，因为现在国际机构中中国的人才少，就没有我们的话语权。我们想要有中国的声音，就应当有中国的人才在各个国际机构里面，让他们去发挥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的国际化标准上，要大力的推进改革。这样就能够把我们大学的人才与国际的思维意识、格局意识结合起来，让他们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如果他的知识结构、思维意识跟国际不能接轨，就不能适应国际机构的需要。所以在推动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的时候，首先要结合国际市场、国际标准、国际事务、国际领域对人才标准的需求，不能以传统的应试教育标准，要用开放性思维这样的标准去推动教育改革。教育不改革，人才国际化培养就不能达标，人才就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科学发展的需求。 苗绿：教育家总是想着培养人才，真正能够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乃至整个族群在国际竞争当中所用。教育部刚出来的数据，今年留学达到52万多，这个数据非常惊人，过去留学的人远远低于这个数据。王府学校也送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出去留学。国际人才培养需要高瞻远瞩，尤其是在国际竞争领域。比如在国际组织任职的很多人，其实是很早就出去留学的，出去的比较早更能了解、适应国际的规则。王府学校有没有孩子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他们是怎么培养的？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王广发：这个当然有。在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标准建设上，我们认为应当从娃娃抓起。现在中国到国外留学生那么多，说明必须要推动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人才标准培养的改革。他们出去是因为未来要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作用，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说明我们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培养人才、创业创新的标准与国际还不能完全接轨，因此有迅速成长为国际世界人才这样需求的家长和学生，他们现在走出去，也是为了让自己早日成为国际化人才。现在中国属于世界，世界也属于中国，二十年以后当我们国家经济、人才、科技、教育发展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都不会去国外了。现在我们只能说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把这些孩子留下来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教育是均衡的，信息化建设、科研学术、课程设置、考试标准等，这些是当前我们学生到国外学习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现在国内这些因素完全满足不了他，必须要出去。 苗绿：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这就是属于供给侧还没有他们想要的。现在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家长、精英、学校的学生他们还是需要更高质量的、更国际化的产品。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像您说的一样，最终目的是把国内的教育水平也提升到与国际上齐平甚至更高的水平，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引进国外好的教育资源在本土慢慢发展，最后成为一个好的方向。 王广发：这里还有几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点，美国大学与大学之间是允许学生申请转学就读，本科、研究生都可以，中国的大学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这一点，这是一个制约孩子流动的局面。第二点，我们的考试可能过去每年只给孩子一次，现在改革后给两次，而中国的学生参加国际的考试，每年有多次的机会。就像托福英语考试，一年有几十次机会。过去一次考试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时代应该结束。我们的教育模式、体制、机制应当快速地与国际接轨，这样人才就可以标准化地与国际接轨。在这里还可以把王府学校作为例子。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观念，中国家长主要考虑大学的排名，但是王府学校主要考虑专业排名。大学本科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专业，硕、博才能进入到名校、名专业，因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专业越是名校，它的专业越享有盛誉。所以我们在本科阶段让孩子选择一个好的专业，实际上他未来走的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多。王府学校的学生现在有就读哈佛心理学的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博、剑桥核能研究的硕博、新型材料的硕博，这些孩子我们给他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你在本科的时候要有一个好的基础的专业。此外就是对孩子一定要有高端、顶层、规划设计。不光是学业，他的专业、创业，未来就业的机率要高。为国家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科研服务，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希望，要让王府的学生尽早成为中国青年科学家，这个任务我正在推进。从投资教育，从做一个校长的角度，我认为这个责任和使命也是为国家分担培养青年科学家的责任，为国家未来科研服务。而且，这些孩子没有用国家的财政去留学。我们应当积极支持，鼓励更多的孩子，用自己的财富去申请留学，他回国仍然是回馈社会，为祖国、科研、学术进一步发展而贡献。 苗绿：像您所说的，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其实很少，因为国际学校通常不占用公共教育资源。但是如果人才回流为中国社会大众所用的话，又是为中国公共服务的。 王广发：所以我就说，又减轻国家财政，又是自己承担所有费用，从高中开始，本科、硕士、博士完全自己去承担费用，这样的事情国家更应当鼓励。这为国家减轻了财政负担，而且是学生自己去承担财政压力，去学习深造。完成自己的学业回来以后还要参与到国家建设，甚至在国际事务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国家更应当鼓励，更应当支持。而且他们学成之后，或者在学习期间，更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照，关注他们的发展。 苗绿：而且我觉得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应该关注这批人群，怎么能够用好他们。CCG一直说致力于吸引国际人才回流，如果说能够真正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用较低的社会成本的把这些人更好的用好。像您提到，他们使用自己家庭的资源去培养一个人，最后能够为社会公共所用，更好地服务中国社会，这从社会成本来说是很合算的。 王广发：对于国家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就有一个政策的问题。好的苗子，科学家的苗子，我们应当提前去发现，提前去培养。精英人才计划实施细则的培养，也应当纳入到国家人才培养战略里。这样对未来国际人才标准化建设的培养至关重要。不要等到大学你才关注，我们应当从小的时候、低龄的时候去关注孩子的培养，发现他的优点、优势，这是一个全社会、政府、国家、家庭甚至学生自身关心关注的大的课题。有的家庭或者有的家长对孩子的培养、未来的发展也许是渺茫的，也许不知道给孩子去规划高端设计，但是从政府角度代家庭去关注一下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孩子是用自己家庭的资本实现学业成功，我想这一点也应当进行关注。当然国家留学基金对大学生走出国门也给予了更多的支持，但我认为还不够，还要大力支持，而且这个支持要让它往下延伸。 苗绿：我属于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的受益者，但是我是读到博士了，国家才开始关注，送你出去留学。我就在想，如果年纪更小的时候，包括您说的小学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关注，然后着力培养一些有天赋的孩子更国际化，帮助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国际化人才。像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这方面，这方面也确实是有一些国际经验的，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它。而且我觉得您还有一点特殊的情况，您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个教育家。通常企业家和教育家很难兼容，因为搞教育的人是想教育的资源怎么分配，但是没有考虑资本不够的话难以把教育资源挑动起来。您既是企业家，又是教育家，亲力亲为，学校、学生管理的都非常顺畅。既撬动资本的力量，也把真正的国际化教育理念融合在一起，这一点是很难综合的，您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王广发：企业发展应当以盈利为目的，这是企业家的本性。而教育是公益事业，不应当以盈利为目的。我们投资教育主要是着眼于未来人才培养的结果，这样对孩子来讲是公平的，因为孩子需要这样一个环境。从我的角度来讲，首先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未来人才的标准，奠定了我既是一个企业家，又亲临一线管理、投资、改革、发展教育。这样我对人才标准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对学生的需求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完全根据孩子需求、未来需求引进国际先进教育优质资源。他需要什么，我供给什么。所以我说王府学校是豪华教育超市，学生进来之后，选择教育的权利在学生。课程、考试、测评都用国际化的标准，用国际的标准去要求整体的成长过程，接受学习的过程，我想这是至关重要的。这里面还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要对孩子疏导、引导。中西合并的先进理念，无为而治的管理，放而不乱，管而不死，让学生在一种自我约束状态下去学习，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教育的环境必须要帮助孩子打造好，王府学校与其他公立学校相比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在里面。 苗绿：这一点很难得，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国际教育领域，民办教育一般投资人和教育者是分离的，就是教育者按照教育的理念去管理这个学校，投资者按照资本的理念去管理这个学校，但您是真正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资本人同时也在亲力亲为参与管理教育，这可能真的是一种模式。 王广发：但是这种模式比较特殊，要懂得企业经营管理，创造财富的能力很强，但是他不一定能把教育管理好。我正好有企业经营的经验，也有办学的经验，能够把教育管理好，理念能够融汇一体，既做董事长，又做校长，而且把王府学校打造成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品牌，这是非常难得的。 苗绿：CCG也做人才研究，所以刚才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教育人才、教育管理人才是非常稀缺的。中国原来都是公有的体系，教育家、校长没有去找钱的压力的。现在非国有资本进入教育以后，怎么能够撬动资本和教育理念综合在一起，而且办出国际特色，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那做了这么多年国际教育，您觉得最核心的国际人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王广发：我想应该是具有国际视野，国际责任担当，国际事务处理的能力，通晓国际游戏规则，为国家、为国际做出重大的贡献，应该是这样的国际标准化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培养孩子个性、兴趣发展，要让孩子人性。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行为、个性、兴趣应当让他自我发展，不要给他过多的限制。孩子的培养，尤其是中小学，必须允许学生个性兴趣化成长，在这样一个过程，会充分开发他的大脑。 苗绿：可能作为西方教育，尤其是现代西方教育特别提倡这一点，也确确实实培养很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因为只有自由生长才有创新的可能。如果过早的束缚以后可能就太规矩，不一定能创新。王府学校在培养这些人的时候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您刚才说的课程设置上，大家可以自由选课，可以自由流动，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种方式。 王广发：对，孩子如果在中学时代给他限制过多，不利于发挥个性兴趣化成长培养的因素，等到大学了之后他仍然还是循规蹈矩的一种模式，对于人才培养，也是不利的。像张扬个性，分级选择教育，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学生，不能让家长再去代替孩子选择而不符合他多兴趣发展的要求。 王广发：还有一点，我们国家现在提倡“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应当快速地培养更多适应文化差异、语言差异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的作用。现在要从大格局、大战略、大思维的角度去从高端顶层设计，让各个领域、各种人才、各种改革与国际完全接轨，不然教育跟不上、人才跟不上、科技跟不上，更谈不上经济发展、国防建设。所以说强国首先要强人才，强人才首先要强教育，强教育必须要推进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改革，改革传统的应试教育，适应国际人才培养。 （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25日 -
融汇中西 贯通古今 ——颜海平的治学之道
专家简介颜海平，清华大学外文系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委员会专家。【核心提示】从本科时代对中国古典精华中现代思想资源的叩问，到硕博时代远赴重洋、对西方现代思想源头和脉络的探求；从把握环大西洋—环太平洋世界格局时空之变的国外执教时期，到致力于“在阐释世界中叙述中国”的学科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归国时期；三十多年来，从常春藤到清华园，颜海平一直在思考着、实践着。 自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赴康奈尔大学攻读欧洲现代文学与戏剧艺术、思想史和批判哲学，颜海平完成硕博学位后长期在美国高校执教、任常春藤盟校资深终身席位。近年，她又以上海首批“千人计划”国际专家的身份回到国内，自2014年秋起任职清华大学，探索新的人文学科建设。她的著述涉及中西文学、戏剧、电影与艺术、欧美思想史、批判哲学与跨文化理论等领域。在时空宽阔而又专业严谨的学术研究背后，“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是她的治学理念。探寻“中西融汇”、“古今贯通”之路 对颜海平而言，“中西融汇”的路径和要义之一，是本着孕育于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人生关怀，去体认和审视欧美现代以来精神心智的主脉起伏，以拓展国际环境中可吸纳、可化用的世界性资源。这是她在硕博学习阶段中付诸实践而形成的思路。在由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贝克特诗学：从“欧洲”到“西方”的时空之变》一文中，她选取并审视了《等待戈多》作者塞缪尔·贝克特作品经典化过程中的三位地标性的阐释者——源于拉丁欧洲的马丁·埃斯林、流亡美国的德裔学者西奥多·阿多诺、从美国回望和对话欧洲的茹比·科恩，从而揭示出一种可称为“环大西洋”的诗学构成，及其所蕴涵的二战后全球格局重心从欧洲到美国的“大迁移”。“西方”的观念正是生成于这样的历史性的大迁移，因此内在地充满了历史性的差异。贝克特作品由欧洲向北美延伸和阐释的过程，是二战后欧洲人文精神毁灭、涅槃、再呈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霸权和精神意义高地由欧洲向美国大迁移的过程。由此，颜海平在研究中体现了欧洲文明在世界变局中的危机时刻，在跨越国族疆界的变革中延续、重生的案例，为巨变中的中国与人类文化不同传承之关系的命题，提供了文明史意义上来自“西方”的参照经验和思考空间。 “古今贯通”，在颜海平的学术探索中，旨在不同文明交汇的时空中重访中国古典传统，寻找其内在的指向现代的资源，通过对话古典而更新古典。这一思路和实践源于更早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时代。其创作的获得全国优秀剧本一等奖的十幕现代历史剧《秦王李世民》是这一尝试的第一步；其中对中国历史的重访和对传统中民主性维度的叩问，在其之后的中英学术撰述中不断出现。发表于1993年的《现代中国与西方模式：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批评重建》中对“现代历史剧”理念的阐释，是这一思路的首次英文论述。收入剑桥大学2003年出版的欧美专业领域“六位代表性学者”论文集的《戏剧能：中国戏剧审美传统的重访》，以及2013年发表在欧美人文重要理论杂志《辨音符》（Diacritics）上的《我的梦：当代中国艺术的跨媒介转向》，则是这一思路延伸中更为厚重的论述。《戏剧能》探索了中国戏剧经典中“审美”与“伦理”的辩证互动关系如何超越了旧有的价值传统，并推动了身处二战人文危机中的布莱希特等西方戏剧家对“人之主体”的反思和再造，从而揭示出古典中国的审美伦理内在的更新驱动如何可能成为反思和创新现代认知的源泉，为现代主体危机重重的世界提供深刻的变革性能量和意义。《我的梦》则展示了身为“残疾人”的舞者、歌者是如何调用和再创造了千手观音、梁祝化蝶、敦煌飞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古典意象、古谚和古典舞美，使得“古典中国”在对“何为人性”这一普遍性命题的动态阐释中，释放出非同寻常的想象力。刊物“引言”评价，此文将中国古典文化意象、中国当代表演艺术和对人类迄今为止认知极限的审美挑战融合起来，对“什么是人和人性可能”的世界性命题进行了“原创性的理念再造和理论阐释”。 无论是对“中西融汇”的追求还是“古今贯通”的尝试，内核里活跃着的都是对“旧邦新命”这一命题的探究，即中华民族如何在现代世界的大变局中绵延、更新。颜海平认为，从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冷战封锁到改革开放，中华文明一直处在由国际秩序所结构、所限制的剧烈变革中；今天随着全球格局的移位，这种变革更是前所未有地剧烈和深远。面临变局的生存之路在于变革，但任何有意义的变革都不是被动地顺服于外部压力，而必须是主动的，因此也一定是创造性的，这就需要从过去、当下和未来中汲取所有可能的人类资源，化为最为深厚宽阔的想象和践行之力，以求中华文明在不同文明的交汇、交锋与交融中延伸，古老而常新、源远而流长。这是中华文明在全球变局中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群体与个体的命运之路。致力于新的人文学科建设 在颜海平心目中，建立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先贤们，对此历史使命有着高远深邃的自觉，并进行了筚路蓝缕的实践。三十年前为她亲笔题赠苏轼的诗、勉励她“把别人做得好的东西学到手，来发展我们的事业”的复旦恩师朱东润先生，以及认为文科应走出自身国际化的道路、亲自把她硕博深造的申请材料带到美国的谢希德校长，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学术人生轨迹。立足于“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这一传统，颜海平在就职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之后，与同行师生们一起，开始了学科全面提升的具体改革，从工具性语言教学为主的建制转向教研综合的学术构架，建立了语言心理认识、语言教育应用、语言文化社会、欧美文学与批评理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东亚语言与文化、翻译学与跨文化研究、文学史思想史和文明史研究八个跨国别、跨语种的学科群；同时在学校和学科同行的支持下，建立了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并与密歇根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密歇根研究员学会，为欧美优秀青年学者进驻世文院开授研讨课构建了制度基础。于2015年秋开设的本科“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由外文系和世文院共同培养，由清华外文和文史哲优秀青年和资深教授授课，由欧美一流高校重要学者定期讲课、开工作坊，以培养具有跨文明视野、多语种专业能力、中国学术发展和国家战略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这一具有跨学科性质、跨文化视野的教学研究体系为“世界区域研究”，其实践的重心是把中国放置在世界版图的结构性关系之中，对世界的变迁进行考察、研究、认知、教学，以落实“在阐释世界中叙述中国”的学理理念，开国内高校外文学科之先河。 将“区域研究”与构建“文化中国”相关联的学术实践与制度建设并非一时灵感，而是基于长期积累的思索。颜海平在美执教二十年，始终坚持在中西交融的跨文化视野下思考中国问题。她对美国的“区域研究”学科以中国为对象的知识生产制度及其局限性有着较为系统的看法，包括其以起源于欧洲的认知系统去组织中国研究的话语、受冷战思维影响的历史成因、携带着欧美族裔中心主义印记的研究方法等。如何在国际框架中认知和叙述中国，如何使“文化中国”成为意义生产的世界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始终是她的关切点。此后数十年间，她在进行现代欧美研究教学的同时，一直在另辟思路。十年三易其稿写下的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便是方法上的一次尝试：把“文本”视为文本的社会生产，将“作家”视为文本生产者的社会行为，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域。在她的考察中，从秋瑾、冰心到萧红、丁玲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文本，与她们在战乱流离中坚忍延伸的生命实践互为开启，氤氲生成了一种与现代中国革命互为隐喻的精神气质和生命状态，即，她们被近代以来的生物政治逻辑规定为“弱者”，但她们却以强韧的想象实践，通过变革被历史所规定的自身，超越了这一现代逻辑对“强弱”人生的定义和判决。 颜海平以厚重的史料、绵密的分析，将这种精神气质和生命状态予以呈现并理论化。她的著述溢出了 “海外汉学”的框架，在出版定位中进入了欧美人文学界主流的比较文学、性别研究、批判哲学的领域。这是对在世界编年史上未曾显形的“中国价值”的呼唤，是以此参与世界性命题和对话的努力。这份努力和呼唤，引导着她在90年代初与清华大学人文师生相遇，乃至15年后成为共同推动建制创新的同行同道。 从本科时代对中国古典精华中现代思想资源的叩问，到硕博时代远赴重洋、对西方现代思想源头和脉络的探求；从把握环大西洋—环太平洋世界格局时空之变的国外执教时期，到致力于“在阐释世界中叙述中国”的学科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归国时期；三十多年来，从常春藤到清华园，颜海平一直在思考着、实践着。她目前正在完成的《大迁移》一书，是对三十年中国艺术文化在世界版图中流动踪迹的回溯，也是对其中可触可感的另一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前瞻。三十年对于个体学者来说或许是漫长时光的流逝、斗转星移的沧桑；其中恒常不变的，是对古国文明新生的期待，是莘莘学子启航的梦想。文章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1日
2016年3月25日 -
秦洪涛：互联网金融行业正呈现高端、多元化发展趋势
理事简介秦洪涛，恒昌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新华网海南博鳌3月22日电 以“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22日在海南博鳌开始举行。恒昌公司总裁秦洪涛在出席论坛间隙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表示，除了BAT之外，JD、乐视、小米、万达，包括新成立的恒大金融，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纷纷跨界或转型涉足互联网金融领域，这将推动整个行业呈现高端、国际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金融如今的发展可谓是“痛并快乐着”。秦洪涛说，互联网金融行业面临最大的痛，实际上是规范的互联网受到了不规范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带来一些客户群体及监管机构的关注，甚至说是一些考核、考察，包括一些不良的口碑。 “我觉得，监管政策的及时出台将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成长。互联网金融还是需要有一个好的监管，而不是像其他行业那样‘一放就乱、一管就出问题’。” 任何创新都离不开人的推动。在秦洪涛看来，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个是科技金融，一个是大数据金融，恒昌公司在这两块都有相应的布局，但是这条路需要走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的经济状况，以及征信市场的水平，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5日 -
郑永年：中国要有开放心态 欢迎美加入亚投行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按：中国的影响力在最近数十年里不断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这一切，正在改变亚洲各经济体的角色地位,重建亚洲金融新秩序。自二战结束起，由美国精心设计的全球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存在了七十年。今天，这个曾经看似牢不可催的结构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中国正在建立新的影响力渠道来彰显雄心。 凤凰财经在2015亚洲博鳌论坛期间推出“撬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系列策划，采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凤凰财经：您之前谈到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时，说中国有信心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但“仍然很困难”。为什么这么说？ 郑永年：前两年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争论非常多，今年高层发展论坛，李克强总理也强调了。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二战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就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里大部分都是石油国家，能源价格上去了，国家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能源国家外，日本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整个西方市场基本向它开放，没什么阻力，加上日本人很勤劳，它的制造业非常发达。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是这个状态，西方基本没有对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是很好，西方对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3亿人口，从规模来看，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去提升自己，但是不是很顺利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需要高度警惕，以防陷进去。很多陷入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们也很无奈，你可以想一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几十年不变，所以中国是特别小心的。 像林毅夫先生所说，中国增长的潜力是有的，但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潜力，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有，怎么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这个非常重要。这届领导人一直在讲改革是红利，必须通过改革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过剩的产能、资本和基建技术都需要走出去。 凤凰财经：您之前讲在世界经济失衡的情况下，中国有能力维持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目前的形势来说，中国有哪些能力和优势？ 郑永年：从200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有很大的贡献。“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行，贡献会更明显，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什么的最好表述。“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经济考量 凤凰财经：外媒将 “一带一路”战略称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我看您也是认同这个说法的。这样表述是否科学？毕竟一带一路不论从动机还是布局方式各方面，都不同于马歇尔计划。 郑永年：从我们搞学问，不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来讲的话，马歇尔计划就是经济发展规划，它是美国实施复兴欧洲的一个经济项目，这没什么，当然你可以加上美国人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我说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可以说，中国可以比美国做的更好，这只是一个比喻，是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一个经济发展项目，没什么意识形态的因素。好多人一定要将其意识形态化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必要，这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毫无意义。 凤凰财经：您此前说这次的“一带一路”的内涵比习近平提的“五通”要丰富很多，但“一带一路”一直也没有详细的内容，据说这次博鳌论坛会公开具体方案？ 郑永年：我不知道，猜想也没用。 中国很早就说要发布详细内容，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希望此次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能发布，但我们也不知道。习主席所说的“五通”， “一带一路”是个经济发展的项目，但是意义远远超出经济意义，它能对亚洲经济、全球经济进行再平衡，又会使其他国家的安全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像中国一样进入全球化进程。 中国要有开放心态欢迎美国有朝一日加入亚投行 凤凰财经：亚投行是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欧洲几个国家纷纷转变原先态度，加入亚投行。您怎么看他们的态度转变，以及背后的动机和心理？ 郑永年：中国搞亚投行，资本是主体。如果中国像以前刚搞改革开放时一样，资本短缺，亚投行就推不出去。中国政府现在提走出去的口号，亚投行就是一种方式，因为中国资本够顺，中国有四百亿外汇，银行也有很多现金，现金放在银行里一直在贬值，就不叫资本了。 亚投行、“一带一路”是把中国现金转化为资本的有效机制。发展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那些民主国家经济好的时候，总统总理都很好，经济不好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现在的希腊、西班牙、法国经济不好，发展对民主国家来说也是引导。这主要还是经济上的考量。 凤凰财经：但美国一直说亚投行是中国一家独大的机构，他绝对不会加入，而且为此表示担心。 郑永年：美国和日本是既得利益，容许他们怀疑。我觉得即便美国反对，中国也会做的，但是中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有朝一日美国想加入同样欢迎，就像以前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一样。对中国来说，心放平一点，自己要有信心，把它做起来。 凤凰财经：但是，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为了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而放弃了一票否决权。您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郑永年：这是外面的传说。我想中国是不会放弃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否决权，大家还是通过协商机制权重解决，这个东西有需要，否则大家觉得是死局，很难有有效的决策。实际上世界银行也好，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也好，各个国家的相互竞争导致了很多的决策无效。中国要学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成功经验，也要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 凤凰财经：楼继伟部长前几天在高层发展论坛期间说，现在的亚投行要改变目前亚洲金融秩序当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指的是IMF、世行、亚行的这种问题吗？ 郑永年：对，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对中国来说要怎么避免这些官僚主义，也是一个新课题，需要很多研究。中国是一个新的崛起中的大国，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学的。我觉得必须要以开放的态度，学习人家好的经验，不好的要吸取教训，这样我们才能做得更好。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6年3月26日
2016年3月25日 -
王辉耀：人才分享对中国最重要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与全球化的理事长王辉耀出席“新浪财经之夜-正和岛夜话”并发言，他表示，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晚上月亮很皎洁，大家在这里海风吹拂，思想盛筵，我听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受启发。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艾诚讲到分享，包括独食，我感觉是这样，现在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做的很好，包括我们全球的货物分享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了，资本的分享现在中国也做的很大，这些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来到了中国，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可以分享？或者风口在什么地方，我有一些思考。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在人才的分享上还是没有做到最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我们2亿的人口已经60岁以上，人口接近老化。未来人才的分享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最近，中国我们推定了一项政策，中国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人来办绿卡，外国企业在中国，在北京是年薪达到50万、纳税10万就可以申请绿卡，在上海是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 在北京，外地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工作，包括中关村的企业可以向全世界招聘学生。未来可能有全球的人才分享到中国，我们已经分享了货物、分享了资本，但是人才还没有。就像新家坡前政要李光耀讲的，中国跟美国的差距是什么呢？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5日 -
【新浪财经】王辉耀：人才分享对中国最重要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与全球化的理事长王辉耀出席“新浪财经之夜-正和岛夜话”并发言，他表示，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晚上月亮很皎洁，大家在这里海风吹拂，思想盛筵，我听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受启发。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艾诚讲到分享，包括独食，我感觉是这样，现在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做的很好，包括我们全球的货物分享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了，资本的分享现在中国也做的很大，这些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来到了中国，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可以分享？或者风口在什么地方，我有一些思考。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在人才的分享上还是没有做到最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我们2亿的人口已经60岁以上，人口接近老化。未来人才的分享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最近，中国我们推定了一项政策，中国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人来办绿卡，外国企业在中国，在北京是年薪达到50万、纳税10万就可以申请绿卡，在上海是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 在北京，外地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工作，包括中关村的企业可以向全世界招聘学生。未来可能有全球的人才分享到中国，我们已经分享了货物、分享了资本，但是人才还没有。就像新家坡前政要李光耀讲的，中国跟美国的差距是什么呢？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