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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饶毅，1962年生于江西，1991年取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细胞迁移的分子机理、及其在控制肿瘤转移的应用，曾主持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支持的Gordon国际会议。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现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Feinberg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在北京大学，我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从开始回来，我就认识到回来的意义不是帮我做什么东西，而是我做下来的东西是一个实在的、值得推广的、对这个单位有好处的东西。留学路上的故国情 对我们这代人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在那以前，中国正规的高等教育停止了11年。我是78届，也是第一届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的，当时国家很重视科学，从科学教育出发推动国家进入新时代，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的人生规划跟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都有关系。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高等教育，追求科学。我在大学四年以及在上海读研究生的两年里，在科学上是有相当程度的准备的。我家里很多人都在大学或科研单位工作。所以，我去美国做的也是基础科学，虽然后来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医学院读研究生，但我对行医并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在科学方面打下更好的基础，以后做研究。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绝大多数还是很关心中国的。1985到1991年，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但跟国内的导师、同事和一些科学家都有联系。中国科学院最早的《神经原》杂志还是我从美国这边的编辑部邮寄去的。后来，我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之后又开始做助理教授。有一次在多伦多开会碰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此后就跟中国科学院联系询问能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中国大规模的科研人员、自然科学人才流失，中国科学院很缺人。周光召先生很欢迎我们，就让当时负责生命科学的副院长许智宏、我和鲁白三个人在上海办一个联合实验室。 此外，我们后来还办一个国际会议，1998年开始在北京召开，2000年搬到了香港，现在是每两年开一次。1999年，我们跟蒲慕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后来德国科学家乌里?施瓦茨和我又共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我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是因为当时科技部和北京市在新加坡一些华人学者的提议下要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后来遇到一些问题就又重新开始招聘，王晓东和邓兴旺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后就让我来做学术副所长。所以，我在任何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都一直跟中国有联系。实验室之外 实验科学要花很多时间读文献、做实验、写文章。在学生和博士后阶段实验都得自己做，但从助理教授开始，有实验室了，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多半是学生做实验。做实验少了，时间会空出一部分，而且我读文献很快，这样空出来的时间又多了一部分。我原来就喜欢看科学史，到美国以后希望搞清楚中国历史遗留的问题，开始看一些中国史，再看一些美国史。所以，我想有时间就写一点科普文章。 我在美国，在维护华人权益方面做过一些事情。在美国做研究的华裔，做学生的要比做教授的多得多，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语言的问题，但有时候并非语言的问题。我看过这类事情，一个招聘委员会，主任是个白人，一个中国人的申请过来，他连申请资料都没翻开就以语言不好为由拒绝了申请人。申请人写的材料可以显示他语言不好吗？如果只是一个中国名字就假定他语言不好，岂不是有问题吗？实际上，最后在美国做教授的人语言都相当好，但因为很多东西被白人挑过一遍，所以在学术刊物、学会和其他行政机构获得的荣誉等也会相对少一点。在美国，永远是你有机会就要讲出来，但华人不敢讲。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写东西寄给各个学会、刊物。他们对这个很敏感，收到之后，有些刊物马上就改。 我不仅反对给华人设天花板，还反对过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会演讲。美国神经科学会开年会是很大的学术会议，当时他们请达赖喇嘛来讲。我说这不对，这里面存在欺负人的问题。美国社会是具有相当宗教性质的社会，但美国科学家一般主张科学和宗教分开。虽然宗教很强大，但他们是不会请教皇过来在科学学术会议上演讲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请一个跟中国、亚洲有关的宗教代表人物过来，这里面有歧视。不能说在自己这边，科学家就是自由派，要跟宗教划清，到了别人那边就不管了。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反对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会演讲，这次反对对我影响很大。美国的科学家同行都认为我这是帮中国政府说话，但事实并非如此。 回国与改革 我是2007年5月回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院长的，到2012年已经五年。当时学校认为我应该继续做下去，所以让我在院系领导的午餐会上讲一下过去五年的工作。我说不行，第一我得写下来，不能只说一下，要写一个材料，而且在吃饭的时候说太不正规了；第二我想不继续做了，在写的材料的最后一句就是我要辞掉院长的职务。 辞掉院长职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改革建立的体制里，对院长、教授、工作人员、学生都有相应的要求。理论上来说，应该由我的上级，也就是学校来规定院长怎么做。可中国的习惯是这样的，你搞改革，别人不对你这个职位的产生进行明确的规范，这也是很多改革最后改没了的原因之一。既然改革者要对自己的职位进行定义，那我要求自己肯定不做了，学校要通过像招聘我一样的模式，再招聘一个人。人选有了之后，给他的职权也要跟给我的一样，也就是说体制不是为我个人设计的，而是为这个职位设计的。后来，学校全部这样做了，院长产生和院长的职权也就制度化了，这样才算是做完了整个学院的体制改革。如果我这次不辞掉院长之职，那还要等我下次辞职的时候才能实现改革的制度化，这样改革就会被推迟。 在北京大学，我不仅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我一直希望招聘比自己好的人，所以我们大力引进了哈佛大学的谢晓亮教授。他是学化学的留学生中第一个做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他把化学、物理的技术用于生物。引进之后，我们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全面支持，他成立的生物动态成像中心挂靠在生科院，有很多东西要我签字。我每次签字就像图章一样，问都不问。既然请人来做事情，就要全力支持。一定要在文化上有所改变，支持那些做得好的人，包括比自己做得好的人，而不能做成武大郎开店，别人不能比自己好，比自己好的人就不要。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译出版社
2016年4月1日 -
【环球网】叙利亚和谈：没有突破的突破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24日宣布，最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24日告一段落，叙政府与反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在12个原则问题上形成共识。 分析人士指出，双方达成的只是不具约束力的意向性共识，未签署任何协议，从具体成果上看难言突破。但经历了多次谈判破裂的叙政府与反对派能够坚持对话，没有中途退场，也没有破坏停火，双方表现出的这种诚意为今后谈判的“续航”提供了保障，这本身无疑就是一种“突破”。 ◆ 提振信心 本轮和谈形成12点共识 本轮和谈形成的12点共识主要内容包括：尊重叙利亚领土完整，拒绝外来干预，叙利亚的未来由叙利亚人自主通过民主方式决定，妇女享有同等权利并在过渡期及未来政府中占有不低于30％的席位，共同打击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并注重解决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帮助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叙利亚难民返回家园以及对冲突殃及的民众进行安抚和赔偿等。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认为，这些共识至少为和平提供了机会，有助于缓和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并为打击恐怖主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为使这次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国际社会付出了更为艰苦的努力。叙政府与反对派也基本遵守了停火协议，为谈判创造了积极、有益的环境。 根据以往经验，国际社会认识到，不可能让谈判双方短时间内在根本问题上弥合分歧，因此特意选择了双方都较为认可的诸如维护叙国家主权、人道主义救助、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等谈判内容，希望以此作为“突破口”。 最终，本轮和谈没有重蹈以往和谈启动不久就破裂的覆辙并取得了初步效果。 从本月14日开始的叙利亚和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于24日结束，此后有关各方会对局势进行评估。随后开始的第二阶段和谈预计将至少持续两周，在有关各方继续对局势进行评估后，再开启第三阶段和谈。 第一阶段和谈较为顺利地结束，尽管没能让外界眼前一亮，但至少中规中矩地为下一步谈判做好了铺垫，这无疑增加了国际社会对未来谈判的信心。 ◆ 风险犹存 谈判双方对“政治过渡”理解分歧严重 虽然和谈的结果让原本悲观的国际舆论松了口气，但现在就对未来和谈前景过于乐观则为时尚早。 第一阶段谈判结束后，叙政府代表团表示将仔细研究共识文件，并将在4月9日下一阶段和谈开始后进行公开回应。叙利亚反对派高级谈判委员会表示，这份共识文件是一个有益的导引，但它并非双方达成的协议，在双方签署前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从双方如此谨慎的表态来看，叙政府与反对派在这一回合的博弈中都不愿过早亮出“底牌”，以免自己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陷于被动，因为下阶段的谈判将触及双方的核心诉求。 最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于今年1月29日启动，因各方分歧过大于2月3日暂时中止，且未能按计划于2月25日重启。随后，经多方努力，叙冲突各方同意从2月27日起停火，3月9日和谈重新启动。 按照德米斯图拉的计划，这最新一轮和谈应当是涉及政府重组、修订宪法和实现选举这三个“实质性”问题的叙利亚政治过渡谈判。 德米斯图拉表示，目前谈判双方在对“政治过渡”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解上存在严重分歧。叙政府认为“政治过渡”是从目前的宪法过渡到新宪法，从目前的政府过渡到有反对派参加的新政府。而在叙反对派看来，“政治过渡”意味着现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 由此可见，在第一阶段谈判就一些相对容易的原则问题形成共识后，下一阶段谈判可能会在核心问题上出现激烈交锋。如果双方各持己见不愿作出任何妥协让步，那么分歧鸿沟就无法弥合，谈判将随时面临破裂的风险。 此外，地区层面的变数也不容忽视。储殷指出，土耳其和沙特这两个中东地区大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仍不明朗，还有一个重要角色以色列也一直保持沉默，因此叙和谈未来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3月26日
2016年4月1日 -
【凤凰卫视】中国透视：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速度同增
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整体趋势已经开始加快，而投资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也显著提升。而面对这些风险应该如何去应对呢？《中国透视》记者就以上问题采访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威达信集团执行董事及全球风险报告撰写组成员威滕伯格和达信中国区CEO李铭。 选自凤凰卫视，2016年3月29日
2016年4月1日 -
毛大庆：我们不是双创的投机者
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毛大庆喜欢用大词——“生态”“赋能”“使命”，这些都是他在谈论自己目前所做的事业时，频繁提及的字眼。这位曾在6年内使得北京万科的销售额实现了从43亿元到200亿元跨越的万科集团前高级副总裁，如今的身份是创业者。 2015年4月，毛大庆推出了自己的创业项目——“优客工场”。 优客工场是一个联合办公空间，如果用更时兴的词语来定位，也可以被称为“众创空间”。 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来优客工场租赁工位和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实现联合办公。在成立不到一年后，今年3月14日，优客工场得到了约2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估值近40亿元人民币，被称为准独角兽公司。联合办公是否供过于求 从很多维度来看，毛大庆所做的优客工场都站在了风口上。 去年开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确定了支持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措施，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今年开年，“分享经济”一词和“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新提法出现在了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3月24日，在一场宣布与国内另一家新锐联合办公空间——无界空间进行股权合作的媒体沟通会上，毛大庆说，优客工场和无界空间这样的项目，要做的就是“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体验性场所。 但是，乘着双创的风，未必意味就能飞得高飞得远。近期，一些创业孵化器的陨落仿佛印证了这一点。主打联合办公的众创空间是否也会遭遇供过于求的尴尬？ 毛大庆似乎无此担忧。“联合办公空间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相互投机的关系。”毛大庆说。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毛大庆常常对外将优客工场解释为“创业加速器”。现在，他跳出了创业和创业者的限定，提出了一个更为高远的目标——“我们要让联合办公成为中国职场的‘新惯例’”。 在毛大庆的看来，联合办公要成为成功的职场新惯例，需要包含5个要素：要有沉浸式的办公场景，打动人的空间设计，无边界、无障碍的沟通环境，伙伴式的合作关系以及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合作机会。 毛大庆认为，在未来，适应和需要联合办公这种新型职场惯例的客户，并不限定于创业者，而是适用于所有职场上的企业与人群，这样的客户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只是在现阶段，我们大量的服务对象是年轻的公司。有许多创业者，他们是最先接受联合办公这种新理念、新惯例的人群。”毛大庆解释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好地碰撞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应该说，双创帮助了中国联合办公行业的迅速成长。同时，我们又反过来服务了双创。”毛大庆继续用了一个大叙述——“这二者之间达成了非常好的历史默契。” “但是这并不是投机关系。没有双创，联合办公行业依然会蓬勃发展；有了双创，我们会更好地发展。”毛大庆强调。办公桌背后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毛大庆坚信一点，以联合办公为代表的众创空间行业，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作为行业中的先行者之一，毛大庆觉得自己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一个布道者的角色。 培育市场是毛大庆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不仅要培育客户的职场习惯，还要培育行业的发展轨道。 3月24日，在宣布与无界空间的战略股权合作后，这两家平台宣布发起“万向空间联盟”，这是一个众创空间的行业协会。毛大庆将优客工场与无界空间的合作，定位为“呼吁中国众创空间行业向着更健康、更良性的生态去发展”而迈出的一步。 毛大庆说：“我们要一改在中国传统行业里，那种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在众创空间这个行业里，肯定是有你有我的，这是分享经济的重要特征。” 毛大庆拿此次与无界空间的合作举例说，“在这次的合作中，我们双方都被‘赋能’了。”毛大庆认为，众创空间行业中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观念，才可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布局生态是毛大庆着力做的另一件事情。用毛大庆的话说，他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出租桌子和工位的房东，而是要去实现“桌子背后无法估量的价值”。 在北京优客工场“阳光·100”旗舰店里，已经可以找到一丝“生态”的感觉了。许多场内服务都是由入驻企业提供的——一间早餐外送公司将中央厨房设在了这里，在场内开起了早餐窗口，方便了入驻企业的员工，自身也能盈利；一家开发远程会议系统的企业，将自己的产品放在了公共区域供其他入驻企业使用，方便他人的同时，也推广了自身的产品，还能方便地获得用户反馈；一间医疗众创平台入驻后，在场内开起了小诊所和保健按摩工作站…… 但毛大庆要的绝不仅是这种浅层次的共生。最近，优客工场与医疗众创平台优和维尔达成战略合作，这是优客工场在健康医疗产业探索的首次试水。毛大庆说，除了医疗产业，未来优客工场将进一步在不同产业进行布局。 对于行业布局后的下一步，他琢磨更多的是如何能“进一步实现入驻企业和入驻业态之间的结网式发展，实现生态叠加的效应”。简单来说，就是要想方设法让这些不同行业的入驻企业，碰撞和连接在一起后，产生出能迸发巨大能量的“化学反应”。“60后”携手“90后” 除了双创的热潮，在毛大庆看来，当今中国的另一个时代风口在于——“60后”和“90后”，这两代人都活跃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毛大庆说。3月24日，媒体沟通会这一天，1969年出生的毛大庆，开玩笑说自己基本上是“70后”，他穿着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单品“小白鞋”，气质颇为年轻。而坐在他右手边的合作伙伴、无界空间的创始人万柳朔，则是一位正宗的90后海归。 “60后和90后这两拨人现在可以在同一个战壕里携手作战，这样的机会，中国还有10年。”毛大庆的叙事角度依然宏大。 他提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论述，“发展的不竭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 “柳传志曾说，‘6090现象’是中国这轮改革中非常耀眼的标志。我很认同这一点。”毛大庆说。 “未来的事业一定是他们的。” 毛大庆看着自己身边与自己年龄相差20岁的合作伙伴说，“我们是中间过渡的一代人。在这个过渡期去帮助他们，我觉得我们是富于时代使命的。”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29日
2016年3月31日 -
【Global Times】China benefiting from migration but more balance is needed
China has emerged as one of the new destinations worldwide for migration. The geography of such flows has been changed by the fast growth of economies in regions such as East Asia, making them new migrant attractions alongside the more traditional destinations like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While foreign-born residents still form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of the overall population in China, their numbers are rising as foreign professionals have become more attracted to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numerous opportunities. Between 2000 and 2013, China saw a rise of more than 50 percent in the number of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migrants.As part of the trend, African migrants in Guangzhou, capital of South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and other regions of the country, help to increas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communities as well as contributing to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is points to the wider economic benefits of China’s growing attractiveness as a migration destination. And it’s worth noting that a rising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have been drawn back to the country, in part due to a variety of incentive policies offered by different cities that are vying for overseas Chinese talent.It should also be pointed out that internal migration is of pivotal importance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s it helps in driving the country’s urbanization. Migrants moving from rural areas to cities currently make up roughly one-third of the country’s 730 million urban residents. Nonetheless, many of them still face challenges in gaining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nd welfare benefits, barring them from being officially recognized as city dwellers. As a consequence, many migrant workers simply eke out a living in big cities while leaving their family members,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in particular in rural areas or smaller cities and towns. Therefore,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migrant-inclusive urban governan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not only put in place policy frameworks that allow for inclus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but also make greater efforts to match the economic contribution made by internal migrants with wellbeing equivalent to that enjoyed by urban dwellers.Addressing the issue won’t be easy, given that offering more equitable welfare will inevitably put more pressure on local governments’ finances. A more sensible approach, perhaps, would be wider-ranging government efforts to reduce unequal growth in different regions. If that were possible, the country would see more cities being added to the list of favorable destinations for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igrants, and this could avoid migration-related worries piling up in the more established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the country. The article was based on a recent report jointly relea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bizopinion@globaltimes.com.cnFrom Global Times， 2016-3-29
2016年3月31日 -
【联合早报】苗绿：站在更宽的视角上解读新加坡的“人才立国”现象
2015年正值中新建交25周年。中国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11月访问新加坡。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国务院侨办专家、资深海外华人研究学者刘宏教授，和中国最大的社会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教授合著的《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出版正值习近平访新之后，为中新两国合作增加了一个亮点。文/ 苗绿 习近平访问新加坡后，中国频繁出台人才领域重要文件。2016年1月，中国公安部出台了支持北京创新的人才出入境新政，2月中国国家层面又出台提高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的文件，拟将让更大范围的外国人才获得绿卡。2016年3月22日份，中共中央出台了“十三五”规划后第一个重要文件《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中国的人才政策推陈出新的速度将更快、步伐更大。如何培养、管理、使用人才，特别是国际化人才的引进和服务，都是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系统描述了新加坡人才立国的发展历程，追根溯源，提炼出新加坡“人才立国”的思想根基，十分值得中国决策者和学界借鉴。 新加坡立国后，经济发展强速启动。1965-1984年间GDP平均增速达到6%。自然资源匮乏令领导人更重视人才智慧的力量。虽然新加坡是一个自然资源小国，但却是一个“人才大国”。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元化的国家。根据IOM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数据，新加坡的外国人口比例为38%，是世界上外国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第二高的城市。新加坡在人才管理、开发和使用上有许多国际领先的创新和经验。 首先，体现在新加坡开阔的人才思想文化。新加坡的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吸引外国人才。李光耀曾就外来人才与经济发展做出论断“若新加坡只依赖仅有的300万人口来‘生产’人才，那么影响将是有限的”。开放多元的文化是新加坡吸引人才的标签。我与我的研究团队曾对中国留学生赴新加坡留学的原因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文化多元、双语语言环境是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 第二，体现在新加坡社会化、市场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新加坡公务员都是从社会中选拔精英。社会培养了具有领导力的政治人才。中国的公务员人才培养体系则相对封闭，没有建立人才在体制内外自由流动的渠道。 第三，也是新加坡人才战略的亮点-外国人才的引进方面的制度创新十分值得中国借鉴。新加坡具有较为先进灵活的人才引进体系。例如当中最具特色的国家猎头机构 “联系新加坡”(Contact Singapore)。“联系新加坡”已经在全球建立了6个分部、12个办事处，为新加坡本地雇主和专业人士牵线搭桥。促进种族和谐是政府治国的核心政策，书中并没有回避新加坡引进外来人才政策施行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与反复。在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由于经济下滑与失业率上升，以及2011年国会大选后民众的看法，新加坡一度放慢了引进外来劳动力的脚步。其后，随着经济逐渐复苏，新加坡政府再次调整外国劳工的流入速度与进入门槛。中国目前在完善人才体制机制，这种随市场和社会舆情而调整的外国人才策略，也十分值得学习。 另外，新加坡的外来人才融入工作也做得十分出色。新加坡主要通过NGO组织来推进移民融合事务管理，如国民融合理事会、企业家行动社区、世界企业家论坛、企业教育工作小组等。例如，广州有约20万的非洲移民，产生的文化冲突和安全事件已经开始引发关注。但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负责移民融入的政府部门。并且，目前在倡导的政府转型，让民间组织承接政府职能，外来人口融入就将是十分典型的领域。 总体来说，中国和新加坡同属东亚国家，具有类似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其人才战略都有自上而下的特征，但新加坡的人才政策更具开放性、灵活性。本书站在一个更宽的视角上解读了新加坡的“人才立国”现象。书中新加坡人才管理体制机制、特色的人才政策，十分值得中国学者和政策决策者一读。选自联合早报网，2016年3月28日
2016年3月31日 -
【人民网】国际智库专家：“海归”就业不要扎堆一线城市
人民网北京3月28日电（王艺锭）3月28日下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做客人民网教育频道，就教育部《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5》相关内容接受访谈时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使我国未来需要更多小语种人才，二线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海归”回国就业应摆正心态，慢慢释放自身的优势与能力。 苗绿说，留学国家对回国后就业确实有一定影响，留学韩国、日本的很多学生因为语言的问题，回国以后找工作并不像留学英美国家的学生那么容易，毕竟英语是世界通用语，会受更多用人单位青睐。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如果是学艺术类学科，去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都是非常好的。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会带热小语种国家的留学，“我们‘一带一路’战略要走出去，就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联系，所以未来小语种人才的前景也是很好的”。 “我们长期研究国际人才，我们也一直呼吁大家不要挤在北上广一线城市，中国大量的二线城市比如武汉、成都、苏州、南京都很需要国际化的人才，这些城市的国际化人才比例在逐渐增高，而且需求也在逐渐地扩大，我觉得海归需要更多地把目光投放到那里，不要再去扎堆已经很饱和的城市”，苗绿表示。 苗绿谈到，留学生回国就业一定要摆正心态，不要认为一定要比周围没有留学的人收入高多少，职位高多少，用人单位看重的是你的能力，你能够给这个单位提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而‘海归’在工作过程中，能够释放出别样的能力，因为毕竟他的视野、眼光是不一样的，走出国门看了以后，有不同文化的比较，他的国际化程度、语言能力、视野的广阔度，能够和海外沟通的能力，这些都是有一些优势的，需要慢慢释放，所以求职时一定要摆正心态，而且要不断地学习”。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3月17日
2016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