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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建立国际人才组织，引导未来人才流动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特别提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完善海外人才引进方式”，“扩大来华留学规模，优化外国留学生结构。”在人才管理制度立法中，也提到“完善外国人才来华工作、签证、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的法律法规”。《意见》还特别提到“完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机制”, 创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促进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 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按照联合国和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而从全球平均来看，国际人口在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比例是3%，发达国家是10%以上，发展中国家是1.6%，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的比例也达到0.6%。 中国过去30年是全国人口的流动，未来需要全球人才的流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通过好的机制和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渠道来中国。此次《意见》对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广大国际人才，都是非常利好的消息，说明中国朝着真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迈进了一大步。 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经济转型、创新经济，现在特别缺的就是人才。更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如果没有国际化的团队和国际化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意见》的印发和近期人才新政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吸引到新的国际人才，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优秀的来华留学生，也可以留下来为中国企业所用。 随着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的不断展开，中国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吸引一个国际人才，往往涉及多个方面。例如，他不仅要办签证，也要办工作许可，有的还要办外国专家证，办家属的证件，以及一系列福利、便利。也就是说政策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涉及很多部门，有必要把具有国际人才管理经验的部门和人员汇集起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加强这方面工作。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也可以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国欢迎全世界的人才来落户、来发展、来寻找机会，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资本流动大国。在贸易流动领域，有WTO进行全球治理，在资本流动领域，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全球治理，但是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职业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都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些工作。 中国要从过去30年的注重吸引外资，转变到未来30年注重吸引境外人才。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人才WTO”，也就是世界人才组织很有必要。主动发起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在人员设置、机构设置等方面会像亚投行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中国发起了亚投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还有之前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这些都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本身就是个人口流动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贡献，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1979年中国出台了《中国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吸引外资、外商来华投资起到推动作用。现在，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也将对未来外国人到中国来发展、外国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起到决定性、推动性的作用。在国际治理方面，在国际人才流动、发展、使用，国际人才的学历认证、资格认证和留学生往来、人才互派、交流等方面，如果有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发挥作用，将是非常大的进展和极大创举。 现在国家很重视这方面工作，《意见》也提到了创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除了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从事国际人才组织的工作外，我们还需要联合一些国际人口大国，可以从双边交流开始，例如可以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分别开展双边交流，逐渐形成一个多边的机制，建立国际人才组织，从而对未来人才流动起到引领和治理的作用。文章刊于《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29日
2016年3月30日 -
【中国青年报】王辉耀：建立国际人才组织，引导未来人才流动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特别提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完善海外人才引进方式”，“扩大来华留学规模，优化外国留学生结构。”在人才管理制度立法中，也提到“完善外国人才来华工作、签证、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的法律法规”。《意见》还特别提到“完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机制”, 创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促进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 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按照联合国和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而从全球平均来看，国际人口在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比例是3%，发达国家是10%以上，发展中国家是1.6%，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的比例也达到0.6%。 中国过去30年是全国人口的流动，未来需要全球人才的流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通过好的机制和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渠道来中国。此次《意见》对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广大国际人才，都是非常利好的消息，说明中国朝着真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迈进了一大步。 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经济转型、创新经济，现在特别缺的就是人才。更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如果没有国际化的团队和国际化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意见》的印发和近期人才新政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吸引到新的国际人才，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优秀的来华留学生，也可以留下来为中国企业所用。 随着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的不断展开，中国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吸引一个国际人才，往往涉及多个方面。例如，他不仅要办签证，也要办工作许可，有的还要办外国专家证，办家属的证件，以及一系列福利、便利。也就是说政策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涉及很多部门，有必要把具有国际人才管理经验的部门和人员汇集起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加强这方面工作。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也可以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国欢迎全世界的人才来落户、来发展、来寻找机会，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资本流动大国。在贸易流动领域，有WTO进行全球治理，在资本流动领域，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全球治理，但是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职业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都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些工作。 中国要从过去30年的注重吸引外资，转变到未来30年注重吸引境外人才。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人才WTO”，也就是世界人才组织很有必要。主动发起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在人员设置、机构设置等方面会像亚投行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中国发起了亚投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还有之前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这些都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本身就是个人口流动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贡献，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1979年中国出台了《中国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吸引外资、外商来华投资起到推动作用。现在，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也将对未来外国人到中国来发展、外国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起到决定性、推动性的作用。在国际治理方面，在国际人才流动、发展、使用，国际人才的学历认证、资格认证和留学生往来、人才互派、交流等方面，如果有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发挥作用，将是非常大的进展和极大创举。 现在国家很重视这方面工作，《意见》也提到了创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除了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从事国际人才组织的工作外，我们还需要联合一些国际人口大国，可以从双边交流开始，例如可以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分别开展双边交流，逐渐形成一个多边的机制，建立国际人才组织，从而对未来人才流动起到引领和治理的作用。文章刊于《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29日
2016年3月30日 -
【FT中文网】中国已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
2016年3月17日，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中文版。报告重点展示了全球最新移民趋势、移民与城市多样性、城市移民与经济发展关系等内容，并侧重于关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问题。 报告指出，中国已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北京、上海、香港成为居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报告同时指出，移民参与和移民融入对建立稳定、开放、生机勃勃的社区不可或缺，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未来。全球最新移民趋势 中国成为新的国际移民目的地 随着全球范围内新的迁移目的地的出现，移民流动的地域正在发生着改变。除了传统上从发展中国家到北美和欧洲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外，东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等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中心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新的发展中国家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也正在成为移民接收国，因此，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人口迁移，即南—南迁移，越来越具有重要性。例如，中国广州等新兴经济体城市成为非洲移民目的地，而中国在接收尼日利亚移民的同时也已成为向中东地区的移民输出国。随着欧洲和北美收紧对非洲移民的入境限制，越来越多国家的移民将中国作为一个更为可行的选择。 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不断增长 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有所增加。随着跨国公司落户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员工被派遣到中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人士，从2000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由于中国的城市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投资、创业和就职于跨国公司的机会，因而越来越多移居国外的中国人选择回国发展。中国的城市为吸引海外人才也竞相出台了各种奖励政策。 迁往新加坡、吉隆坡、中国香港、曼谷等亚洲高收入城市的国际移民主要分为以下三类：外籍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士、国际学生、低技能移民劳工。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有一大批外籍女性家务工作者，她们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据估算在亚洲的人数已超过200万。城市化发展与城市人口增长 北京、上海、香港居于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核心。全球城市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约占19%的全世界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这里。根据2014年排名，中国的北京、上海、香港居于全世界前20位的全球城市中。 1990到2014年中国城市新增人口4.5亿 在亚太地区，每天约有12万人移居城市。在1990年到2014年间，亚太地区的城市新增人口约为10亿，其中中国约占一半（4.5亿）。亚太地区的城市人口一直保持着长期增长，在1950～1975年和1975～2000年，其城市人口分别增长一倍。从2000年到2025年，预计将会再增长一倍。 人口增长的城市大多在中低收入国家。在那里，每年有多达6600万的人口迁移到城市地区。城市扩张的模式不尽相同，但近90%的出现在非洲和亚洲地区，在未来35～40年间，中国和印度将在全球城市人口增长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这一促进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移民。 政策推动半城市化发展 半城市化是指处于城镇边缘的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例如中国深圳。城市边缘地区的人口增长不仅是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迁移，也与居住在城市中心的人们的迁出有关。因此，半城市化反映出城市人口迁入迁出的双向流动。 在中国，半城市化发展是由政策推动的，政府希望通过分散服务和生产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需要面对社会和行政管理上的挑战，尤其是在财政方面。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有2.6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仅在2000年至2010年间，就有1.17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以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引擎，沿海地区接收了超过一半的移民人口。接收国内移民人口最多且移民人口增速最快的为北京、东莞、广州和上海等城市。在2010年，这些城市共接收了超过5200万人，占国内移民人口总量的35%。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中国已开始推动农村小城镇化发展，以协调经济增长、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政府不仅放宽了对农村小城镇化发展的各种限制和户籍登记制度，还积极鼓励发展乡镇企业。随着城市和乡镇企业为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以及社会福利的增加，许多农村地区迅速向城镇转型。当地政府也担纲制定了这一长期的城镇化发展规划。 中国城市化的成功之处在于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困人口和就业问题的出现。然而，一些严峻的挑战也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而来，例如财产权问题、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划分和成本分摊等问题。到目前为止，物权法律仍然不够清晰。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财政和能力以兑现中央政府的承诺，即到2020年为止，为1亿农民工解决城镇户口问题，并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权益问题。 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4% 目前，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占7.3亿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00至2010年间城市外来人口增长80%，。但是，这些外来人口难以获得合法的城市居民身份，也不能享有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等。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4%。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占总人口的70%。中国的国内移民在城镇发展和经济竞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 国内移民正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发展和多样性。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一城市化发展远不止于人口的重新分布，而是包含了不同移民群体的新的流动战略。 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循环来往于城市和自己的家乡。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里打工挣钱，把家人特别是孩子留在农村或小城镇的家中。这种人口流动模式以及所带来的城市发展已经引起了亚洲城市研究者和从业者的关注，他们预计在未来的15年中，会有大约1.19亿人迁移到亚洲国家的半城市化地区。移民与经济发展 中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农村人口迁移、侨民投资和国家发展之间可以形成良性的循环。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及时地调控和投资来给予必要的支持也很关键。 城市化促进城市边界的扩张和新城市中心的出现 中国的经验表明，城市化不仅涉及人口向城市地区的净流入，还会促进城市边界的扩张和新城市中心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就地城市化的出现和发展。在就地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聚居区就地转变为城市或城镇，人口也未发生远程迁移。在1982年和1990年两次人口普查之间，70%的城市总人口增长归因于对农村地区的重新分类，昔日的农村被划入城市。仅仅近期，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期间，从农村迁移至城市的移民数量才超过把农村地区重新分类带来的移民数量，成为城市人口增长的最主要来源。 农村—城市迁移促进农村减贫 移民扮演着联系农村来源地和城市目的地的关键角色，城乡联结对个人、家庭和社区具有多重的影响。中国研究者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喜欢迁移到城市地区。在迁移中形成的城乡联结带来益处，部分弥补了人口迁出给农村社区和留守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这种联结确实给移民家庭和社区带来积极的影响，需要进行恰当地维系。 国际与国内汇款促进城市发展 中国的经验表明侨汇和国内汇款的多重影响相继促进了城镇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初期，福建、江苏、浙江、广东等中国东南部省份从侨汇和侨胞投资中获益良多。海外侨胞帮助那里的农村地区克服了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工人短缺等发展障碍。随后，中国内陆赴东南部省份的移民开始汇回大量资金帮助家乡发展建设。2000年初，在贵州省进行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发现：82%的男性移民和73%的女性移民在调查年份给家乡汇款，数额达到移民者家庭收入的30%。中国国内移民的汇款合计高达每年1600亿元。这些汇款对经济社会发展、移民家乡城镇化转型和移民家庭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非洲移民促进中非贸易合作 在中国广州及其他地区，非洲个体商人和移民在改变非洲经济和社会、与中国城市建立交流合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允许国外投资并鼓励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等，使中非双边贸易得到快速增长。中非贸易不仅经历了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时期，还经受住了石油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移民融入与城市治理 在目的城市，移民参与和移民融入对建立稳定、开放、生机勃勃的社区不可或缺，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未来。城市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为快速增长的多样化人口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政策论坛研究发现在所有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有效地服务供应和城市发展之间联系密切。 拓展渠道促进移民融入的经费分担 移民获得服务的情况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极其紧密。除了发放公民身份，其他移民融入事项——语言学习、教育、公民意识、健康服务和公共安全保障等，都需要地方上从公共财政里出钱。 在中国，在缔造新的发展中心和使生产服务去中心化向城市边缘地区或更小城市扩散方面，城市化是比较成功的，但地方政府在为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服务时仍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行政管理挑战。据报道，地方政府拥有国家一半的财政收入，却要负担全国80%的支出。 福建省福清市等城市的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府拥有了外国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再加上海外福清侨胞的投资和对外国投资采取灵活的政策。福清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工作机会，包括吸引了许多来自国内农村地区的民工。这也有助于缓和乡村人口流向拥挤的大城市的局面。 设立专门机构提升城市居民权利 城市政策制定者们正做出积极的努力来提升社会凝聚力。大多数优秀实践只有在联邦和地方政府给予政治保障，城市对多样性采取友好政策，并配合着促进实施的体制框架，才能够真正地展开。主要案例之一是中国福建省设立了对外开放省级办公室，帮助地方政府更加灵活地对待外国投资者，他们很多人是华侨华人。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3月29日
2016年3月30日 -
王辉耀：一切为了创新——解读“十三五”规划纲要第九章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2016年3月，全国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本次“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首次加入了“创新驱动”，并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提出“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我国各个时期人才工作布局，均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判断作出规划。20世纪初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急需培养集聚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国“十五”时期的人才工作以人才总量的增加作为主要目标。经过10年发展，我国人才工作按照人才强国战略的增总量、调结构、培养各类人才队伍的方向持续推进。 “十二五”时期，我国出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将人才工作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对内，我国GDP增速放缓，转型压力增大，需要发展科技创新，带动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动力的经济结构。对外，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来华直接投资，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人才战略，必将放眼于全球，不仅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更要辅助以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等措施。 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国际人才集聚能力依然落后，发达国家人才政策不断开放，国际人才竞争愈加激烈，将进一步影响我国国际人才的集聚和发展。2014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直接颁布行政令和移民改革计划，表示将会简化合法移民的步骤，为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外国留学生在毕业时附赠“绿卡”。奥巴马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还宣布，对中国公民开放10年赴美多次往返签证。2014年6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符合高级技术资格的外国人，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日本永久居留权，而不是以前需要住满10年的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宣布在日本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为外国创业者提供创业时所需的行政和民间所规定的手续的统一办理渠道。2014年8月11日，英国将实行专门针对中国的签证便利化措施--24小时超级优先服务签证，提交申请后可在24小时内得到受理并获得结果，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人才赴英国工作或开展商务合作。2014年2月6日，加拿大正式对中国公民单方面开放去加拿大可以申请为期10年的多次往返签证，每次可停留长达6个月；2015年初，又与中国签订互签10年有效签证，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信号：各国对于吸引外来人才的热情依然高涨，人才政策的开放度不断提升，而相比之下，我国人才政策开放程度还有更大提升空间。 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 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十三五”期间，我国需要站在全球视野高度，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 分析“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可以看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举措，都围绕“创新”这一目标，以人才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转型、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与希望。我认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特点还包括如下几点：一、更强调人才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指出，我国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此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制度改革。以外国人才制度为例，过去的一年，我国人才制度改革力度非常大。重要的改革有如下几个：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了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2015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 同时，一些新的、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国试点。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向外国人才发放工作签证、永久居留证已经成为向移民发放的一种“福利”。像上海在2015年5月出台、北京在2016年1月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有很多制度已经与国际接轨了，很有国际竞争力。目前，在上海年薪60万元以上、北京年薪50万元以上即可被认定为人才，外籍博士毕业在京工作连续4年，就可以获得“绿卡”；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允许在这些地方就业、创业；甚至外国毕业的外籍学生都可以来北京实习。我国也开始通过签证“绿卡”向外国人发放“福利”。 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等中央部门推动下，预计今年和明年，全国各地对外国人才放松出入境和居留的限制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的人才市场中将有越来越多外国面孔。二、主基调更加开放。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才观，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调。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指出，我国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及“国际人才”，提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我曾经在2014--2015年向中央提交在“十三五”时期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扩大外国人才永久居留人群范围、降低“绿卡”门槛、吸引和留住外国留学生、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等建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不仅重提“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而且提出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党政人才”、“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扩大来华留学规模”、“培养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等”。这些新的观点被中央采纳，说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未来五年内，决心培养国际人才的决心。这些国际化制度的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人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三、重视打破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 鼓励和支持人才流向西部地区和基层岗位一直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提高人才“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保证人才上升通道，形成人才跨行业、跨地域流动自由态势。纲要中特别提出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单位”之间流动，暗指人才在体制内外的流动壁垒将会打破。目前，我国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才制度过于封闭，人员薪酬制度、科研管理制度滞后于社会发展，无法满足人才个体和单位集体的需求。“十三五”期间，推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将是重要的一项工作。四、重视“高精尖”人才的推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支撑力。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质上是寄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大希望于高层次人才。一方面，高层次人才需要在本土加大培养，同时也需要开发外来智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峻。2014年底，中科大发起的调查显示，36年来，中科大少年班培养的超过202位教授中，有185人仍然留在海外。据2011年美国能源部研究所一项数据调查，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依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博士毕业生2011年为85%，高居第一，比日本、韩国的滞留率高出一倍还多。同时，这部分人才是可以被吸引回国和集聚来华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蓝皮书研究数据指出，我国目前共有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400多万人。这部分海外人才大部分为高学历人才，本科以上学历的占80%，硕士以上学历的占44%。如何吸引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是我国人才政策面临的重大课题。 “十三五”规划中列出6项未来五年将要实施的重大人才工程，其中一项是关于高技能人才的“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2011年7月6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是中国第一个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但是出台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在五年规划中是首次提到。高技能人才是我国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据麦肯锡的预测，我国技能人才缺口约有2400万。2016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人民对消费品质量要求提升，要求增加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商品供应。德国、美国率先引领的工业4.0智能工业时代，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将成为未来主要的消费品。我国尚未在加工制造水平上赶超欧美，在智能化、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时代，更将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弘扬的“工匠精神”，实质也是“十三五”时期培养高技能人才、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的理念。选自《求贤》
2016年3月29日 -
【China Daily】EU’s ’forgotten ones’ easy targets for extremism
Belgian King Philippe delivers a speech from Brussels Royal Palace following bomb attacks in Brussels and Belgium’s National airport of Zaventem , Belgium March 22, 2016. [Photo/Agencies]The terrorist attacks at the airport and a subway station in Brussels on Tuesday came just a few days after the Belgian police captured Salah Abdeslam, the suspected leader of November’s Paris attacks, in a recent raid.It is both astonishing and lamentable that Belgium, a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 known for its generosity toward immigrants and its diverse culture has fallen prey to terror attacks.It seem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the social governance and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It is noteworthy that Islamic extremism, one of the biggest security concerns for the EU, has actually developed from within.Marginalized, cold-shouldered and radicalized, these extremists have European identitie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going on in their neighborhoods, and deep grudges against society.These "forgotten ones" are easy targets for religious extremism, as they lack any sense of belonging. They constitute a major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one, if local governments refrain from making effort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Following the EU’s expansion and integration, the massive inflows and outflows of people within EU borders, have become a headache for many countries’ security authorities, as terrorists have even plotted cross-border assaults under the cover of the "free migration" in Europe.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the surveillance of certain individuals often involve sovereignty and state secret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ose with less intelligence resources, always find it difficult to keep a closer eye on local security affairs and prepare for latent dangers.In fact, "Western liberalism" seems to have resulted in European governments gradually losing their control over security, as they have allowed terrorists to disseminate extremism and recruit terrorists via the Internet.Give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errorist attacks inside the EU community, the price for freedom may be too high for all economies, many of which are already struggling to fight back in the face of the barbaric attacks. For them,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safeguard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with just their own strengths.However, the prospects of other options, including soliciting support from a unified European security agency and a total retreat back to original borders, are equally dim－the former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sovereignty of countries, while the latter is hardly possible. (By Chu Yin)The author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From China Daily, 2016-3-24
2016年3月29日 -
【China Daily】Look before you leap into overseas M&A
Chinese companies must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buying", said Alex Wittenberg, executive directorof Global Risk Center at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Inc. [Photo provided to China Daily]The M&A season may be upon corporate China, but senior research fellows are cautioning local companies to be more selective and diligent before committing to major deals.Overseas acquisitions should be preceded by careful risk evaluation and a clear plan to integrate new investments with long-term business strategies, they said.Alex Wittenberg, executive director of Global Risk Center at 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 Inc, a leading insurance broker and risk manager, said at a recent forum on overseas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n March 4, "Companies make mistakes when they set a foreign investment strategy to go do something. At that point of time, they don’t address the risks in that strategy."What they do is they move forward with that strategy and address the risks after. It’s hard to move off their initial statement when they already started making investments and announced it in the media."The forum was jointly held by Marsh and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CCG), a Beijing-headquartered think tank. Wittenberg said that "becoming more sophisticated on how you select projects you want to do is going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context.Ten years ago, Chinese companies used to say they want to do all the projects because they had a lot of cash and they were growing fast. Now,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t Chinese companies take "a more disciplined approach" by "really evaluating the risks" and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are buying"."You have to be really honest with yourself, knowing what you are good at and what you aren’t. What risks should you really not take on board because your company has no capability or experience? You can’t just hope that risks are not going to happen," he said.All countries have some risk inherent in doing business there, especially when Chinese companies start looking at some of the fragile states."What’s really important is making sure that you have a consistent way of evaluating the host country where you are going to make these investments. That’s something that often gets lost in the analysis," he said.In a particular country, the return may look fantastic but when companies account for the risks doing business there, they actually adjust that downwards for the risks they are taking. For instance, a comparatively lower return in a stable country does not start off looking very attractive but when the companies take the risk into account, it really is."It’s important that you look at an investment and say, ’Is it an opportunity under every version of the future that I can think of, or is it a great opportunity only under one?’ If it’s only an opportunity when a number of things happen perfectly, then you really have to consider it," he said.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making investments, he emphasized, cannot just be that the short-term price looks good. The investment has to fit with the long-term business strategy."As Chinese companies move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it is not as much sector-specific as it is to understand their own strategy and where they want to be," he said.Huo Jianguo, a senior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greed.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for Chinese companies launching huge projects and selecting partners overseas, especially in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e said.Passing through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a population of about 4.4 billion, the initiative aims to improve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cross Asia, Europe and Africa."Companies must do comprehensive business feasibility studies before participating in projects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for covering financial losses on their own when risks occur, instead of expect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help them out of trouble," said Huo,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He urged large corporations to make greater efforts to have good risk management, for they are capable of mobilizing a huge amount of capital.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devastating if something went wrong, he said. （By Jiang Xueqing）From China Daily, 2016-3-28
2016年3月29日 -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发言精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3月27日，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与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层论坛2016在沪揭幕。百余位来自党政机关、高校、研究机构等的嘉宾出席会议。论坛得到了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的大力支持。历时一天半的论坛名家云集，创见频出。为与各界读者分享这席思想盛宴，此为论坛精要第一部分：开幕式及主题发言。“ 开幕式 致辞 ”周仲飞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坚持教学、科研、咨询一体化建设，在决策咨询方面着重发挥如下作用。一是发挥教师在决策过程当中的主导作用，根据学院以专题研讨班为主的特点，教师组织研究性教学，开展现场教学和研讨，再将学习研究的成果概括整理形成决策咨询报告。二是发挥学员在决策咨询中的重要作用，学员依托专题班次设立随机立项课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开展领导干部思想动态滚动调查，针对中央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和社会热点科学设计问卷，深入分析研究、提出对策建议。三是发挥兼职教授在决策咨询过程当中的作用，与教师紧密互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先后创办了《领导参考》《研究咨询》，作为决策咨询研究的平台，通过这两份内参，作为直通车，将决策咨询成果上报中央。 李向军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代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致辞）今年1月13日，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在智库版推出了“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根据调研与分析，一年来智库自身建设方面出现了很多积极进展和有益探索，新生智库不断涌现，数量大增，专业化、特色化追求比以往更明确，发起方组成、资金来源、人员构成等更加灵活多样。同时，原有智库积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深化科研组织形式与管理手段改革与创新，加强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力度，探索更加适合智库特点的薪酬、评价及激励机制，稳步提升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水平等。在此基础上智库联盟化、智库网络化也渐成风气，很多智库从单兵作战走向协同联动，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方式大幅提升资政建言水平。光明日报体察时代诉求、顺应学者呼声，不但在智库报道方面走在全国媒体前列，而且在理念上不断深化，逐步确立了智库化传播的办报思路。我们认为，媒体的智库化传播至少有三条路径。 首先，把智库辅助决策、资政启民价值取向作为基本理念贯穿全局工作当中，追求有素材、有分析、有深度的报道，培养有担当、有研判能力的智库型队伍。 其次，做好智库成果的宣传报道，当好智库与政府、智库与社会之间的信息桥梁与沟通纽带，帮助智库成果充分转化、释放能量。 再次，发挥渠道优势，团结专家学者，建立自身的智库机构、策划组织资政选题，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光明日报正在沿着这样的路径不断探索，一方面，我们着力加强智库传播功能，2014年12月，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热潮初起之时我们推出光明日报《智库》版，创刊一年多来《智库》版已经推出近70期，刊发一大批智库成果，众多智库专家的研究文章及访谈，并对国内智库举办重要活动进行充分报道。在“一带一路”构想出台、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启动、两会精神解读、“十三五”规划阐释等重要节点，“智库版”组织的报道都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撰写“智库建设典型案例”报道也引起业内和社会的关注和好评。 另一方面，陆续建立有光明特色的智库机构，2015年5月，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正式成立，中心邀请和组织专家团队研究中外智库建设情况，发布中国智库研究成果，开展相关社会活动。 今年一月中心组织撰写《2015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推出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肯定，在智库界得到重视。目前更加细化的四份报告正在“智库版”陆续刊登，计划近期出版，为中国智库建设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主题 发言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今天，国际国内形势对智库发展提出了高要求，中国智库的发展面临着历史性的重大机遇。 作为智库工作者怎么能够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交出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 智库的能力建设是根本。人才决定了一家智库能否履行它的职责。一方面要吸纳社会上的高端人才，请他们到智库里来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培养人才。在新的形势下，智库、特别是党政智库，要开门办智库，开门搞研究。对高端人才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理念。党政智库一方面要尽力吸纳高端人才，出高水平研究成果，同时还要和社会各界、国际国内同行进行深度交流、合作，用好外部人才。 二是要有良好的智库文化。对党政智库来说，首先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每个研究人员应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义出发来从事政策研究。所谓的独立研究，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站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角度来开展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组织文化是“唯实求真、守正出新”，这是任何一家好的智库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 三是要有一个适合自己的、高效的管理制度。 四是要有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财力支持，要按照智库运行的规律建立相关财务制度。 以上四个方面，实际上都是智库体制机制建设的问题。现行的许多制度和智库运行是不匹配的，特别是在党政部门，一定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真正设计一套适合智库运行的体制机制。在国家高端智库试点中，相关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还有很多改革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破题，特别是需要每一家智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设计一套真正有效的体制机制。于洪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急于求成，要不断探索。 首先要继续加强宏观政策上的指导，更加有专业性、更有针对性、更加个体化。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从注册到资金管理，从研究活动到对外交往，都需要作进一步规定。 在资金层面，国家要给予更多扶持，特别是对社会智库。应当设立特别基金或专门项目基金，让社会智库有资格、有途径去申报支持发展的资金。应当给予社会智库和官方、半官方智库平等或者相对平等的发展条件和空间，包括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此外，应该在对外交往方面给社会智库创造更多条件。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智库在国外设立机构或办事处的需求大大提高。高端智库要扩大国际影响力，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和代表处是一条重要途径。要加快建设相关的体制机制，推动落实。 在加强高端智库建设过程中，应注意利用离退休党政干部这一人力资源，发挥其社会余热，让他们参与智库活动、为智库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君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有鲜明特色，是三维视角下的智库。 第一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工作目标是为党和政府提供智力支持。 第二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第三维，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在三维视角下怎么建设好智库？从宏观来说有三个难题需要破解。一是智库和智库载体职能区分的难题，二是智库的结构和功能定位的难题，三是智库的研究方法和人才结构的难题。 智库和智库载体职能区分。重点在于要对智库进行明确定位。智库的载体，比如清华大学的智库，清华大学是智库的载体；中央党校的智库，中央党校是载体，中央党校的智库是智库。智库是研究机构，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不同于学术和理论研究机构，更不同于以培养学生为主要任务的教育机构。智库是咨询机构，又是以政策研究咨询为主攻方向非营利性的研究咨询机构。智库要承担成果发布功能，要有自己的声音，但不是党委宣传部门和媒体机构。智库要承担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的责任，但不是公众意见人，更不能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如果从这样几个边界来规范智库，就可以认识到，有智库责任的教学研究机构是智库深层发展的载体，但不能简单地把他们的全部责任都归于智库一责。特别是在智库评价和排名中，更要研究这个问题。 智库的结构和功能定位。我国的现代智库，大体上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超官方智库，主要是人大和政协。这些组织里汇聚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人士，他们的议案提案和建言献策，对党和政府的决策发挥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第二个是作为党和政府职能部门的研究机构，这些智库，即官方智库，可以说是党委政府智囊。 第三个是准官方的智库，他们不是党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是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但是又具有党委和政府背景，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研究课题，相对独立开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成果也有管道提供给党委政府决策参考。 第四类是民办的非官方智库，他们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独立开展研究咨询工作。 这四类智库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重官轻民，应该形成在党的领导下，以高端智库为主体的多类智库共同发挥作用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智库研究方法和人才结构问题。人才问题和研究方法问题是相联系的。智库人才是特有的人才，会做学术研究，不等于会做智库的对策研究；会做理论研究，不等于会做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问题的对策研究。智库人才是专门的特殊人才，这个特殊性是由其特殊研究方法所决定的。当前智库研究的方法中论证性研究多，预测性研究少，要加强预测性研究能力的提升。王国平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原杭州市委书记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明确八个要点。一是服务的理念。有作为才有地位，智库发展不能简单依靠行政管理手段，也不能依靠个人的行政权威，而要靠自身作为来服务社会发展。二是服务的重点。智库应坚持问题导向，提出决策层信得过、用得上、好操作的政策建议；同时，智库应拥有擅长的研究领域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将专业化与职业化相结合，既要高人一筹更要独树一帜。三是服务的对象。一流智库不仅仅服务领导还要能服务社会需求，引领社会思潮。四是服务的特点。智库的服务要有超前性、系统性、专业性、示范性、操作性、时效性六大特征。五是服务的载体。明确研究服务领域、以治理理念探索并形成模块化研究和矩阵式管理模式，加强政策建议的及时性和针对性。六是服务的力量。智库要坚持一流环境吸引一流人才、一流人才创办一流智库，建立科学机制，凝聚最广泛的力量参与到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中来。七是服务的资金。要探索长期稳定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同时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包括基金会、企业、个人的捐助机制。八是服务的方法。要以主动出击为主，在积极抢占市场的同时做好谋篇布局。王荣华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我把高端智库的功能定位归纳为“5+1”。功能之一：战略政策的储备库。高端智库要承担战略性、前瞻性、可行性的政策研究，并与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若即就是紧紧围绕党和政府关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开展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供决策层参考。若离并不是半心半意或三心二意，而是要求智库必须具有理论性，坚持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研究结果具有客观性。功能之二：社会大众的罗盘和指南。在现代社会，智库就是要坚持用专业知识引导社会舆论、帮助民众理性思考。智库专家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见解、发表文章来解读国际、国内问题和公共政策，客观上发挥着引导、影响舆论的作用。我们要把智库办成信库，这件事情是迫在眉睫的。功能之三：庄严、圣洁的学术殿堂。学术研究与智库建设是水与船的关系，是根和叶的关系。坚持学术为依托，以智库研究为社会发展提供新概念、新思想、新观点，水涨才能船高，根深才能叶茂。功能之四：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人才可以在学界与政界、思想和权力之间通过智库这个平台实现转换。功能之五：国际交流的对话平台。由于智库具有独立的组织、机构身份，而智库学者又往往与政界保持密切的联系，对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一旦政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方便、甚至难以出面的时候，智库可以充当替身，开展协调活动。同时，智库可以开展开放性的研究活动，倾听不同声音，共享人类智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最近我在思考还要加“1”，这个“1”就是优势突出的头脑产业。智库凝聚人类的智慧，是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新见解的思想商店、智慧工厂，应对着快速变化、急遽转型而又充满不确定风险的时代，面对着复杂的难题。在此情况下研究新办法、寻找新方案、提出新规划、建立新规则，需要具有专业优势的决策咨询机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头脑产业。王辉耀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教授智库面临着多重竞争下如何创新的复杂局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智库创新主要体现在注重跨学科研究、注重人际传播、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方面。中国智库的创新面临着以下问题：首先，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执政党的决策效率非常高，但是我们的影响机制则比较单一，各类智库建言献策渠道比较缺乏，智库尚未形成独立的资政力量；其次，从资金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智库的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包括基金会、企业捐赠、政府采购等，但是我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则相对单一，官方智库主要还是依靠财政，社会智库也面临资金缺乏的问题；最后，从人才环境来看，发达国家的智库有着非常成熟的人才旋转门机制，而中国智库一方面人才匮乏，一方面也缺乏人才的流动渠道。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创新，我有以下几点建议：一是智库可以把旋转门旋转起来，让大量有经验的领导人进入智库，同时，智库人员也可以进入体制内担任领导职务，培养有跨界工作经验的智库领军人才。同时，还要从海外积极引进智库人才，加大政府购买智库产品的力度。二是要明确社会智库非盈利研究机构法人地位。鼓励高校开办智库专业，鼓励大学生从事智库公益事业，鼓励国外智库学者到中国智库交流访问，鼓励外国留学生到中国智库学习等。三是推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可考虑建立一个国际智库联盟，或者全球智库联盟。我们曾经建议建立世界人才组织或者人才WTO，智库在这些方面可以发挥很大作用。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学所所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包括如下几点：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结构应该是一致的。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智库大多是传统智库，即党政机关直接管理的，或者隶属于党政某个系统的智库，而系统以外的智库比例非常之小。第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实际上包括三块：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该在这三块都有反映、都有表现。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智库的关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明确把握好国家的核心利益，把服务中央决策作为职责使命。第四，智库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智库在二轨对话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充分，应进一步思考和承担。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主要体现在：敢于直面房价、股市等社会经济实践中“重大疑难杂症”，进行前瞻研究、复审研究、纠错研究，这是智库的主要功能，也是智库和行政部门的主要区别。行政部门是定下来的事去做到，而智库则要善于在定下来的事中发现问题。智库的发展还有助于改变我们的干部体制，一个干部有没有研究能力、有没有战略思维，必须在智库里检验一下，经得起检验才能委以重任。智库的这项功能一旦得以实现，我们的干部队伍将会完成结构转变。以上这些都是智库的“新”之所在。柴俊勇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在决策中善用和用好各类智库，我认为要做到五个善。第一个是要善始善终。从决策前、决策中到决策后都应该用智库，不能想到了就用，不想到就不用，在决策前用，决策后不用，智库要参加决策的全过程。第二个是要知人善任。各类智库的领军人物要有畅通的流动机制。第三个是要从善如流，制定决策要广开言路，不论是官方智库还是社会智库提出的意见都应认真倾听，政策出台以后还要做可行性报告和不可行性报告。第四个是要实现善治。善治是我们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目标和追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战略意义。 第五个是要提出善策。目前，我们的党政干部在决策过程中遇到了“四个难”，一是对形势判断难，二是信息分析难，三是舆论应对难，四是本领提高难，从而出现本领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建立智库和决策部门交流合作、沟通联络机制，改变党委政府和智库之间两张皮的现象，切实解决有效的研究成果进入到决策当中的问题，使研究方向和成果切合决策的实际需要，着力弥补能力不足的短板。文章选自光明智库，2016年3月27日
2016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