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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宗：中国经济复苏步伐蹒跚
理事简介陈启宗，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致恒隆地产股东函 如今，情况已每况愈下，本人怀疑可会有人仍持相反意见。中国的经济会否复苏？本人认为必定会。然而，监于今次衰退的结构性原因及其持久性，复苏步伐将会蹒跚。 业务回顾 过去四分一世纪以来，本人都会每年两次亲自撰写此份致股东函。自15年前开始，本人决定打破以往平铺直叙的汇报方式。事实上，董事长致股东函是一个合适的平台与股东和市场大众沟通，传达管理层对经济、地产业和集团策略的见解，我们应当竭力开诚布公。 近年，为免期末报告过长而中期报告过短，本人加强了后者的内容。这样读者每六个月便可从管理层获知更适时的资讯，本人相信股东欢迎此举。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上一份本人有史以来撰写得最长的中期报告，甫公布后迅即在内地网上疯传。本人不清楚个中原因，于我而言，评论中国经济乃本人的一贯做法。本人的看法当然并非每趟皆准，但无论其为乐观或悲观，至少都是实话实说。此外，本人想指出：本人的函件主要是为股东和潜在股东而写，而非普罗大众。我们从未忽略此点。 值得重提的，是本公司和母公司恒隆集团两份致股东函之分别。两者的长期读者都知道，本人在恒隆地产的致股东函多着墨于讨论整体经济和集团策略；而关于香港和内地地产业的分析，通常见诸另一份致股东函。 6个月前本人照旧如仪。虽然本人在此函的论述备受关注，但在另一份函件的地产业分析却未见如是；而近期本人对香港和内地住宅市场的看法，亦有别于市场大部分人士。由于这些看法对我们的业务至为重要，本人会在此重复当中部分论点。过去6个月来，本人对这些方面的观点并没有改变。 这带出本人撰写此函件时的另一考虑：当经济、地产业或本公司出现特别重大的发展时，本人自当加倍着墨。除此之外，本人尽可能于期末时挑选本公司一个要点作深入回顾，近数年的主题包括：公司管治、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 在这些范畴里，本人一直避免旧调重弹，这亦是本人的一贯做法。然而，新股东或潜在股东可能不为意此等论述。其中一个做法是：请他们参考本人过往的函件，其在网上可供查阅。然而，监于管理层的想法与时俱进，每隔一段时间重温这些议题，乃是可取之道。 现在，让本人将话题转到年度回顾。当本人于2012年7月在致股东函内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步入漫漫寒冬，少数人认同本人的看法，纵使到了6个月前本人上一份中期致股东函时，情况仍然如是。如今，情况已每况愈下，本人怀疑可会有人仍持相反意见。中国的经济会否复苏？本人认为必定会。然而，监于今次衰退的结构性原因及其持久性，复苏步伐将会蹒跚。 现时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关键在于必须多方面改革其体制。由于改革经已持续三十多年，这会是一个渐进的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只消看看期间的中国，便无法不惊叹个中的结构性变化。然而，北京非常清楚，进一步改革实有必要，惟掣肘重重。如今种种威胁纵非生死攸关，亦必为当务之急，当可令领导人心专志坚。 就此而言，本人发觉某些西方专家的建议可笑。虽然他们许多都诊断正确，但其药方往往不切实际。当中有些专家认为中国领导人抱残守缺，但他们并不了解北京面对的内部困难。中国的复杂程度着实远非任何人所能想像，亦从未有人曾在偌大的国家面对如斯挑战，我们惟有寄盼中国官员饶具智慧，能因应中国国情制定所需的改革政策。 诚然，短期而言改革能否成功并无保证。但正如邓小平先生三十多年前所言，中国向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若以为有仙丹灵药，那是天真的想法。可行的做法是汲取过去三十年海外和国内的经验，规划出成功机会较高之路。 北京料会继续采用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但这有严重的局限性。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今天的经济基数已远远较大，同一笔投资金额带来的增长率会小得多。政府现在的债务较以往高，要作出大量新投资愈发困难。公私合营模式可能是一条出路。 在部分地区，基建项目纵非过量亦已充裕。然而，尚有其他项目有迫切需要，例如最近许多城市公布的地铁发展项目，而空气水土等改善环境项目，可带来短期及长期裨益。坦白说，政府必须在能力范围内竭尽全力刺激。 最近，香港举行了一个论坛，有约28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参加，在其中一个由本人主持的环节里，所有发言者—姑勿论是否来自中国政府体制—均一致认为，刺激私人消费是提振中国经济的最佳寄望；本人期望有更多这方面的政策举措。有谓政府数月前刺激股市是其中一着，想必冀创造财富效应以刺激消费。惟此乃错误之举，效果适得其反。然而，这不代表没有其他办法。 私人消费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持续城市化是实现这目标的其中一途。就私人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而言，中国比美国低很多；但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来看，中国约快三倍，而其工资增长远比美国为快。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之中产阶级规模已颇稳定，但中国的中产阶级正迅速扩大。该等国家的人民基本上已具备一切必需品，但中国则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中国人较喜欢在海外购买某些商品，倘能把部分此等市场带回中国，将可推动国内零售额。中国的服务业亦尤其不发达，特别是在一线和二线城市，我们预期服务业会有急剧增长，而该市场是无限的。 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热爱储蓄。中国可推出一些政策，协助推动部分个人储蓄转为消费。中国人固然不应沾染西方陋习—过度挥霍以致债台高筑，但亦不应处于另一极端，应从中找出合理的中庸之道。坦白说，监于社会目前的种种结构性问题，由不合理的医疗体制、有所欠缺的教育系统、有欠全面的社会保障，以至缺乏个人信贷等，中国人现时出现过度挥霍的可能性不大。 无论如何，随着改革递进，不管其进度多慢，我们亦几可肯定，可支配收入中有更大比重会转往消费。毕竟，在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下，不少内地市民已累积了可观的财富；这从我们旗下一座位于二线城市的购物商场，其中一名汽车经销商据报去年售出逾二百辆欧洲贵价名车已可见一斑。财富非问题所在；占中国人口五成四的城市居民有能力消费，他们只需要多一点鼓励。 在目前的严峻市况下，人们总把坏消息挂在口边。但平情而论，现时中国社会有许多正面发展，对经济有利好作用。一些是短期的，另一些是长期的，其中一项是：在许多重点二线城市，其房地产市场总体而言都颇为健康，稍后本人会再作阐述。纵使没有政府鼓励，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充满活力，尤其在高科技行业更见壮旺。 近代历史说明，科技可以创造就业而非纯粹取代人手。一个世纪前，美国处于“强盗资本家”岁月，其时监管松散，许多企业百花齐放，得以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幸运的是，由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与欧洲迥异，企业家精神得以在美国伸延。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同样满有活力。其“强盗资本家”年代或随着法规出台而有所制约，但距离完结为时尚远。与前人相比，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更年轻、教育水平更高、更为世故。他们的精明程度及学习能力之高，跟本人在世界各地所见者不遑多让。他们周游列国，学习最好的事物。在羊群心理下，国内的竞争势将激烈，逼使所有参与者提升标准。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情况。 中国的法律环境正缓缓地改善，但由于国家幅员辽阔，仍然有很多业务拓展的机会。一如其他地方，中国有许多初创公司会失败，但有好一些公司非但存活下来，而且将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有些则具有进军国际的雄心，更多的“阿里巴巴”将会涌现；彼等会为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尚有其他正面因素。中国作为石油净进口国，油价显着下跌对其有百利而无一害。“一带一路”亦应可随着时间带来成果。现时拖累中国经济的一个因素，乃水泥和钢材等多项商品均供过于求及产能过剩，新丝绸之路的基建项目将有助消化这些过剩商品，为中国部署下一轮增长。 该项跨洲越洋的倡议涉及更重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其一为确保中国获得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长期供应，有关战略亦为中国的庞大制造业打开新市场。 正如本人半年前撰述，新丝路着实是无可避免。此乃全球化的自然延伸。全球化始于约二千年前同一地方—原来的丝绸之路。该处位于中国西部与东欧之间，如今却可能是世界上最受全球化冷落的地区。今天是谁提出这概念已无关重要，反正二千年来，谁参与全球化，谁便繁荣昌盛。因此，无论我们从何着眼，“一带一路”对中国和所有参与者均利大于弊。 当回望历史时，所有地缘经济甚至地缘政治的考量均将无关痛痒。人们或许会记着两方面：所有人类终获纳入地球村，以及不同人种融合所带来的文化互长。最终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给人最难忘的甚有可能是文化方面，这正正是旧丝绸之路的光辉所在。在罗列这些近期的正面发展之际，任何人都绝不应低估现时的经济困境。除美国外，环球经济普遍并不乐观，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如过往殷切。多个竞争对手将货币贬值，令中国出口面对更大挑战。 然而，中国的内部问题更加令人不安。反腐行动固然需要，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但它亦令政府步履蹒跚。官员为安全计不作出决定，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结果，原已放缓的经济进一步停滞。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样令人不安，稍后我会加以阐述。 让本人先提出我对中国经济去向的结论，然后再解释原因。我的最合理猜测是：经济于未来数年可勉强应付过去。北京领导人应有方法防止经济急挫，但其可刺激经济的政策选择则愈来愈有限，亦不容易找到快速的解决方法。 中国自1978年起展开改革长征。最危险的时期是1993年前，当时须要推翻旧有的意识形态，倘此举失败，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制定的整个改革便会付诸流水。此险象曾在1989年的乱子后出现，但邓先生一手力挽狂澜。 自1990年代初起，中国经济出现多次起跌。领导人没有任何路线图可以依循，法律都已过时或根本付之阙如；世界其他地方习以为常的法律和法规，在中国前所未见。那是真正艰苦的岁月，但我认为它仍不及1980年代之岌岌可危，当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须彻底改变。 踏入新千禧年，中国展开长期崛起的势头。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未损及中国，而2008年至2009年的环球经济衰退亦没有对中国构成严重影响。前者乃因中国当时的经济仍未与邻国紧密结合，而后者则因中国采取果断措施。然而，一些以海外人士为主的专家确曾指出，中国除存在结构性缺陷外，政府于2008年时为对抗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行动亦埋下了经济问题的种子。惟当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可以控制，而北京亦似乎有能力克服大多数甚至所有困难。 其后所见，有欠完善的政策所累积的副作用于数年前开始浮现。中国今天面对的，乃是2000年代沸腾岁月里过度的挥霍及2008年投下药石所酿成的直接恶果。这些乃多年酿成的问题，需要多年时间方能改正。 以往北京予人的印象是半点都不会做错，如今人们认为她甚么都做不对。毫无疑问，西方媒体过去有意无意间夸大了中国的崛起。他们今天的悲观报道也许较接近真相，但其着眼点可能有误。举例说，数月前上海股市及其后人民币汇率波动所浮现的窘态令中国成为国际笑话。这些事件尽管令人尴尬，但不至于酿成大害，亦没有造成长期恶果。中国就像一个被推上国际舞台的农家少女，犯错是无可避免的，但中国监管机构自会从中汲取教训，所以这并非本人的主要关注点。反而，本人所担心的是另一些事情。 概念上，主要有两种方法管理任何社会体制诸如经济。简而言之，乃放任或操控。当今世界自由市场的主流做法属前者：让千百万人组成的市场选择所想，政府只负责透过法律和法规来维持秩序，并辅以社会标准作为规范。另一方式则是由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在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贯连的变奏。 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自由市场更有利于释放人类的生产力并创造财富。然而，倘其走向极端，无可避免会酿成纷乱。当财富不均时，政府须要采取措施以维持社会秩序；自由主义的方式必须有所制约。而由于近乎所有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均以惨败告终，倘有理想的方式，其定必处于大大靠近自由市场那端的某一个中间点。 经过数十年的实验，中国在吃尽苦头后发现上述道理；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经济开放及改革便是明证。现在的关键是：她应该走多远多快。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明白，中国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方能脱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东亚国家的崛起，充分证明了在发展经济的头数十年间，某种方式的政府领导近乎不可或缺，无一例外。这是日本及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实况；其中，当时香港殖民政府的介入程度最轻。北京一直依循这条道路，并取得超乎想像的成果。 但大部分人均同意，随着经济发展，政府须要减少参与。北京深明此点，并已朝着这方向迈进。然而，这带来两项独特的挑战。 首先，中国人逾四千年来一直活在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由中央行使相当大的控制权。这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并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没有其他文明体系，能在单一管治原则下享有如此悠久的持续统治，并且如此成功。这固然有其长处，例如在效率和社会和谐方面，但亦有颇多弱点。欠缺司法及法制基础是其一，其次是中央政府所犯的错误容易愈酿愈大，并且不容易改正。 另一项挑战是：中国乃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国家。她的人口近14亿，当中约6.5亿为农民，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人口之一；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巨大。一个地方所需的改革，在另一地方可能无用武之地；事实上，后者可能需要一个全然相反的政策！ 这些因素令改革之路复杂无比。而且，中国现正急速融入环球经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中国对进口能源的日益依赖。 今天的中国再非以往的中央操控经济体，她正朝着像新加坡的政府引导经济体迈进。事实上，与小岛国新加坡相比，中国国企在总体经济中的占比大概更小。然而，无可否认，在所有影响经济的重大决策上，北京仍扮演关键角色。这亦是本人对中国的主要关注所在—政府的措施无意间酿成的恶果。随着体制变得加倍复杂，风险亦加倍上升。 监于中国大概不可能（亦不见得应该）迅速发展成为如西方国家般的体制，她必须找到适合自身情况的融合模式。在她找到相对可行的最佳模式前，无可避免会出现周期性的失误。我们只能盼望这不会经常发生，而当发生时其影响不会太严重。坦白说，中国的经济能发展至今天的水平，而当中没有更大的灾难，是颇令人惊讶的。 然而，监于体制的复杂性日益倍增，在操作方面前路会变得更具挑战性。 目前，人们有时会问：现时中国经济的放缓是体制性还是周期性？前者意味着结构性的问题，需要长时间来解决，因此即使复苏，亦会十分缓慢。后者指的是正常的市场波动，在可预计的时间内经济便会好转。 尽管本人相信中国经济会再次腾升，但目前仍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本人担心中国经济的复苏步伐蹒跚。正如本人早于2012年7月时所撰述，与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时经济急挫后急速复苏的情况不同，现时的放缓程度看来并非如斯严重，但却需要更长时间才可复原。管理层正就最坏的情况作出准备。 现在让本人转谈房地产本业。我会从内地住宅市场入手。虽然我们在内地兴建住宅物业不多，而且所兴建的均为毗邻我们购物商场的高端单位，但这个经济范畴确实影响我们的整体业务。本人在6个月前致恒隆集团股东函内已论及此点，现概述如下。 本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想法，跟我认识的行内人的普遍想法相反。本人认为，该市场现时颇为健康。说得夸张一点，这是中国数代以来最健康的楼市，尤以最主要的二线城市为然。主流观点（特别是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楼市会硬着陆，本人从来都不敢苟同。 且看以下分析：过去二十多年来，楼价飙升一直是问题所在。而当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时，无可避免地弄垮市场，直到下一个周期来临为止。我们很少看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况：价格不大上大落，交投量及土地销情均适度畅旺。今天的情况，在大部分二线城市，基本上是如此。大部分发展商负债仍高，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情况并非特别严重。许多发展商在债券市场集资，以换取稳定和长期的资金。 一线城市仍然炽热，但正如本人过往所述，这些市场乃最为抢手，资金来自四面八方。诚然，三、四线城市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可能需要四至五年的时间方能纾解。然而，以金额计算，迄今中国楼市的最大销量来自二线城市，而其整体供求情况远远较为平衡。以本人所知，部分发展商预期二零一六年的前景颇佳。观乎这些事实，本人看不到硬着陆会发生。 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零售物业。我们一直认为，中国部分城市有太多购物商场，优质购物商场则普遍太少；后者为我们提供巨大机遇。 一家主要的欧洲银行最近发表详尽报告，表示中国的零售面积是短缺而非过剩；其城市的人均零售面积仅为美国的七成。以同等质量的购物商场比较，中国的购物商场客流量远较欧美为高，但人均消费则低得多。这意味着，中国有很大空间容纳更多优质购物商场及人均消费增长。本人虽不认为该报告的结论完全正确，然而，这份研究值得我们思量。 我们迄今的经验证明，挑战主要并非来自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来自甚为疲弱的市场；这与上述报告的结论不谋而合。 从业绩来看，在内地方面，我们两座上海物业表现良好，主要原因是管理有方。它们有如两大支柱，抵销了集团在其他城市的业务放缓或倒退所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上海的恒隆广场现已开始进行全面的资产优化计划，预期港汇恒隆广场今年稍后亦会展开。我们会竭尽全力把相关的不利影响减至最小，但亦不能完全予以消除。事实上，市道放缓肯定是进行优化计划的良机，但这会令收入更难增长。 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现象。除上海以外，我们正面临租金下调的压力，甚至港汇恒隆广场亦如是。此外，除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外，我们其他内地零售物业于2015年度下半年的租金收入均较上半年为少。再者，除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外，我们的租户于下半年的生意额亦低于上半年。传统上，由于暑假及国庆日等长假期，下半年的业务表现会胜过上半年。今趟的数字强而有力地证明零售市道仍然疲弱。 按项目落成时序作分析，在我们的二线城市购物商场中，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的表现令人满意。济南的恒隆广场表现不俗；倘非经营环境极为困难，此项落成四年多的物业应已接近企稳。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和无锡的恒隆广场则面对强大挑战；这两个较新加入的购物商场，跟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甚至济南的恒隆广场不同，须要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面对开业初期问题。 我们仍在观察天津的恒隆广场的表现。它可能逃不过新物业症候群所须受的折腾，但愿受影响程度不像上述两个购物商场般严重。 大连的恒隆广场于12月中试业。各项迹象显示，该物业迄今的表现可以接受，但现时下结论着实言之尚早。挑战不单来自疲弱的市场，还有来自政府有为或无为的举措。待其于五月正式开业时，我们会有较佳头绪。 两项上海综合物业的办公楼项目基本上全部租出。恒隆广场两幢办公楼的表现再次较港汇恒隆广场的办公楼逊色；我们须牺牲一些租金，以保持彼等全部租出。 无锡的恒隆广场办公楼的承租面积逾七成，实际租用面积约为六成。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办公楼的承租面积仅为四成四，迁入之租户为四成。这些数字低于预期，主要原因当然与经济放缓有关；事实上，某些租户迁入不久便在自愿或非自愿情况下中止租约。换句话说，在少数情况下，我们须要求租户迁出。该两个项目的租金收入保持稳定。 一如所料，该等办公楼的租户素质非如我们上海办公楼那么高。然而，由于这些项目都是该些城市里地点和设计最好，并且施工最佳的高层办公楼，我们应可吸引到当地的最佳租户。我们在租金方面并不苛求，皆因我们认为租户的素质与短期的单位租金同样重要。 纵使香港的零售环境进一步恶化，但我们的物业仍有良好表现，租金收入和同比零售额均告上升；最近的物业优化计划令我们在艰困市道下仍能取得成果。办公楼的成绩同样令人欣喜。所有物业基本上保持全部租出，唯一例外的是住宅及服务式寓所，其表现与去年相若。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售出的已落成住宅单位远较一年前为少，因此收入下降88%；整体租金收入升幅为7%，绝对无法抵销售楼收入的跌幅。此外，监于重估收益甚少，股东应占纯利下降56%，股东应占基本纯利及每股基本盈利亦按同一百分比下跌。 本人应略谈货币走势，此乃适切之举。过去数年，我们持有大量人民币；而在2015年下半年内，人民币下跌约5%。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不作任何货币投机。我们过去购买人民币，是因为我们在内地有许多发展中项目，需要以人民币付费，施工费便是一例。这个可以理解为风险对冲。由于我们的业绩报告以港币结算，汇兑收益及亏损会在储备账中反映。 其次，随着中国寻求增加其货币兑换性，人民币的变动范围将随波动性增加而扩大，我们会谨慎行事，尽量把有关的风险减至最小。 第三，董事局及管理层认为，虽然人民币近期跌幅颇大，但我们对其长远前景并不看淡。我们并不认为其会进一步显着下跌，相对而言，中国经济仍远较大部分主要国家强劲。如无不可预见之情况发生，这应对人民币带来支持。 前 景 一位甚有智慧的投资者曾经表示，所有人都不应浪费熊市，但大部分人都把它白白浪费掉。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单要成功抵御熊市来袭，还要事先做好准备，否则只能眼巴巴看着机会溜走。惟有紧守岗位的人才能赢得权利，把握这些契机。现时许多西方人都知道，中文的“危机”同时意味着“危险”和“机会”。今天的中国经济无疑处于危机。 过去二十多年来，本公司藉着多次危机茁壮成长。其中主要的危机包括：中国在1989年几近崩溃的改革，及后于1991年重返正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科网泡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环球经济衰退。因此，粗略计算，现时的经济放缓是约25年来第五趟严重危机。就恒隆而言，当中的共通点是：每一趟我们都能化险为夷，并在市场困境中掌握机遇。 1991年，当中国处于动荡之际，我们开始研究其经济。此举引领我们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并制定了一项至今依然奏效的策略—在经济蓬勃的内地城市，建造、持有和管理世界级商业物业。香港方面，我们把握当时市道放缓的机会，购入多幢投资物业，包括我们现时的总部渣打银行大厦。踏入1994年，我们开始在香港购置土地发展住宅项目，但一年后当我们认定市场行将见顶及无以为继时，我们便偃旗息鼓。我们把财政整理至最佳状况，然后静心等候。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该趟熊市有多凶猛。在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席卷东亚多国，我们其后趁危机深邃、竞争对手销声匿迹之际在香港购置土地。从1999年4月开始的21个月内，我们购入多幅土地以兴建君临天下和浪澄湾等各个项目。该等项目为我们带来超过港币260亿元的税前利润。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高科技股初始公司所掀起的强风从美国吹到香港。许多竞争对手都投身其中，置买地于不顾。我们也曾小试牛刀，但随即决定当时的最佳机会乃是专注本业及挹己之才。 然后，在2008年的环球经济衰退发生前，我们在2005年至2006年间，趁内地二线城市的优质土地无人问津之际，悄悄购入多幅同类土地。由于理财得宜，我们避开了随后的困境，进一步在市场平滞时购置土地。熊市着实眷顾我们。 如今市道再度疲弱。如本人以往撰述，今次与2008年不同，其时大市暴挫后急速反弹，今趟则是U形市况，会带来更大苦楚。但一如以往的经济衰退，我们今次亦已作好准备。过去十年，我们基本上并无负债，今天的净债务微不足道。 我们为熊市所作的准备并不限于财务方面。趁市道裹足不前，我们先后在香港和上海进行多项资产优化计划，这正好说明了为何在香港市道乏善可陈之际，我们仍能保持租金增长。某些人士质疑为何恒隆能在香港逆水行舟，我们并没有，我们只不过在跌市前早作准备而已。另有些市场人士预期我们的内地租金收入会像竞争对手般录得下降，我不以为然，最低限度这在本年度并没有出现。 有关如何抓紧熊市带来的机遇，本人过往已曾撰述，在此略作总结。 倘若资金充裕，如我们般财力雄厚，在艰困的市道下，最适宜为物业提升质素，这正是我们现正为两项上海物业所做的。此举会令生意轻微受损，但在淡市受损比在旺市时减少生意来得化算。大部分业主在市道低迷时停止斥资尤其是资本开支，我们则反其道而行；这让我们为下一个增长周期作好准备。 当时机合适时，我们可以低价增购土地。但监于经济不景气料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并不着急。一如以往，我们将继续监察各个城市的状况。 我们会完成团队建设工作。当市道疲惫时，实力较弱的竞争者有可能裁员。我们尝试吸纳市场提供的最佳人才，重点主要放在租赁团队和商场营运团队。我们亦会继续构建一个合适的企业文化。 在董事局领导下，同事们经多年努力，现正完成一个关于企业风险管理的计划。 这是一个我们不时重新审视的范畴。 历来当本公司的股价偏软时，母公司恒隆集团便会购买我们的股份。本人期望，在条件合适下，同一举措会继续出现。我们亦会向行政人员发行股份期权，这些人士的数量近年锐增。我们应保持团队士气，市况低迷时更该如此。 趁市道放缓之际，我们亦会致力加强另一重要领域。本人过往只曾略提此点。具体地说，除了我们的B2B（企业对企业）模式外，我们还会为业务运作加入B2C（企业对消费者）元素。这计划于董事局最近举行的风险和策略工作坊上得到落实。 大部分业主以往认为彼等基本上只须与品牌和店主打交道。毕竟，莅临我们购物商场的顾客并非向恒隆购物，他们直接与香奈儿（Chanel）、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苹果（Apple）或商场内的餐厅进行交易。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和管理最佳的环境（包括设施和氛围），令顾客持续光临我们的购物商场。我们主要是面向租户，与顾客的接触不多。 然而，实情是，当一位女顾客想购买爱马仕（Hermès）或普拉达（Prada）的产品时，她不会吩咐司机送她到这些商店，相反上海的恒隆广场或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才是其目的地。我们一直致力为旗下购物商场吸引合适的顾客群，但这项工作需要深化和扩大。深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把自己视为一家市场营销及以客为先的公司，而非仅仅是一家物业租赁公司；我们必须改变思维。扩大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与购物者有更多的直接互动。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可与购物者直接及切实打交道的门径大幅增加。我们亦须与租户更密切地携手合作，尤其是那些主要租户，以达至双赢。 此乃为何本人两年前撰述有关集团推行的EST计划—体验（Experience）、服务（Service）和科技（Technology）。我们运用各类先进科技（包括最简单至最复杂的科技在内），而提供过去未能支援的服务，目的是提升和丰富购物者的经验，巩固长期忠诚的顾客群。短期而言，某些崭新服务可望直接增加租户的销售额。我们透过此举，不仅可吸引购物者前来旗下购物商场，亦可维系租户与我们的紧密关系。 我们已拥有行内数一数二的硬件，并希望可拥有最具效益的软件。诚然，地产业首要关键的成功因素是硬件，亦即本人称为“地产业基因”—地点、规模、设计和施工。倘付之阙如，要长远取胜近乎不可能。我们已拥有这些硬件，卓越的软件将进一步巩固我们在所选市场的领导地位。 很多人关注电子商务对实体店的影响。本人于两年前已曾就此详加评论。简而言之，前者肯定不会取缔后者，而少数像我们拥有良好“基因”的购物商场将继续兴旺。大部分人鲜有察觉，实体店正悄悄改变。购物者在一家购物商场的整体体验，也许在五年内便会与今天截然不同。我们希望为这场革命作好准备。当市道炽热时，我们未必有余力专注于这些变化。但现正值寒冬，是时候制定措施确保我们拥有长期的竞争优势。 监于此等变化，尤其是科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更年轻的思维。我们现已拥有一些三十余岁的优秀管理人员，彼等应能带领是项转型，并终有一日带领本公司。毕竟，婴儿潮一代现已处于退休年龄或临近退休，主要的消费力正移向与我们年轻同事岁数相近的后起之秀。因此，从各方面看来，培养年轻人才是我们持续成功的关键。我们奉此为圭臬，并正采取措施为未来做好准备。 六个月前，本人答应汇报我们所获的多个奖项。诚然，倘要一一枚举，数目实在太多。粗略计算，我们单在2015年已赢得超过20个由知名的国际及地方机构颁发的奖项。在此本人把它们大致归纳为三大类：可持续发展、公司管治和设计，部分奖项可归入多于一个类别。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以卓越的企业社会责任而知着。“持续发展”是一个广义词语，涵盖多个范畴，而我们在各个范畴都备受嘉许。环保意识是我们表现突出的范畴之一。举例说，我们所有已落成的内地购物商场均获美国绿色建筑协会颁发“能源及环境设计先锋奖（LEED）”的金奖认证。全球商业项目获此认证不多，但对我们而言此乃最低要求。 我们亦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屡夺殊荣。例子包括：最佳雇主、最佳员工培训和发展计划、卓越员工投入、最佳知识管理等。市场推广亦是我们获得赞誉的范畴。 在公司管治方面，我们被视为位居最佳之列，本函件的长期读者对此当非常了解。那些对香港上市公司尤其地产公司有点认识的人士都会认同，我们绝对鹤立鸡群，在透明度和问责方面均秉持最高标准，各项大奖和殊荣均为明证。在投资者关系方面，我们亦被公认为表现卓越，甚至年报亦获多项大奖。 在设计方面，曾莅临我们内地购物商场的人士，对我们获奖应不感意外。我们每个项目均夺得国际著名机构颁发的殊荣；每个购物商场都是一件令城市景观熠熠生辉的艺术品。在这个充满次级建筑设计的国土里，我们以提升市民对优质建筑的欣赏能力为己任。无庸赘言，我们总能成功地平衡美学与功能。 正如我们一贯宗旨，在所有事情上，我们都“只选好的只做对的”！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3月25日
2016年3月28日 -
【羊城晚报】约半数国际移民居住在10个高度城市化国家
由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日前在广州举行发布会。根据报告，全世界约有一半的国际移民居住在10个高度城市化、高收入的国家。全球有10亿移民，其中2.3亿为国际移民 《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简称报告）是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第八本报告。 广州市副市长谢晓丹与外交部、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广州市发改委、广州市外办等部门代表，以及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部、国际劳工组织中蒙局、欧盟驻华代表团、米兰市政府市长办公室等国际机构高级代表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根据报告数据，全球70亿人口中，有接近10亿人口为移民，其中2.32亿国际移民和7.4亿国内移民。这7亿国内移民中，有3亿是中国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半数国际移民居住在澳、加等10国 约占一半的国际移民居住在10个高度城市化、高收入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此外还包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除了传统上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北美和欧洲等经济发达的国家之外，东亚、南非、巴西和印度等快速发展的新经济中心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移民。发展中国家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也正在成为移民接收国。全球每周约有300万人移居到城市 报告指出，2014年，全球超过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目前城市人口为39亿，这一数量在未来几十年会持续增长，到2050年将达到约64亿。据统计，全球每周约有300万人口移居到城市。 报告指出，如今，超大城市的数量已从1990年的10个增长到28个，人口规模为4.53亿，占世界城市人口总数的12%。2014年，全世界几乎一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低于50万的城市。尽管这一比重将随着时间流逝而降低，但到2030年，仍会有45%的全球城市人口居住在这些小城镇里。中国的外国人口相对较少但有增加 报告指出，中国的外国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但有所增加。随着跨国公司落户城市，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员工被派遣到中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人士，从2000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了超过50%。 由于中国的城市发展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以及投资、创业和就职于跨国公司的机会，因而越来越多移居国外的中国人选择回国发展。中国的城市为吸引海外人才也竞相出台了各种奖励政策。 “在1990年到2014年间，亚太地区的城市新增人口约为10亿，其中中国约占一半，达4.5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籍专业人士，从2000年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超过了50%。 报告显示，接受国内移民最多且移民人口增速最快的为北京、东莞、广州和上海等城市。文章刊于《羊城晚报》，2016年3月22日
2016年3月28日 -
龙永图：全球化永远不会见顶
搜狐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政要、知名学者和工商界翘楚等领域嘉宾，聚首博鳌小镇，共同探讨亚洲未来发展，传递亚洲开放、活力、思变的“亚洲声音”。龙永图，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 3月24日下午，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在“贸易失速：全球化“见顶”了吗？”分论坛上表示，关于国际贸易量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完全看成是坏事。中国的贸易的量下降了，实际上反映了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种动向。中国的加工贸易的减少导致了中国整个国际贸易量的减少，这对中国来讲是好事，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是一件好事。全球化永远不会见顶，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趋势。以下是现场实录： 国际贸易量下降对中国来讲是好事 关于国际贸易量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完全看成是坏事。中国的贸易的量下降了，实际上反映了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种动向，中国过去的贸易当中，有很多是所谓加工贸易。就是进口零部件、原材料，然后在中国加工组装以后，然后再出口，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出口都是贸易。 现在中国国内中国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前很多大的制成品的零部件，比如说汽车，都是要从全世界进口，现在国内生产。这样的话，我们的加工贸易进口以后再复出口就大大蒋少，这样就出现很多制造业和零部件本土化的趋势。其实对于中国和很多新型国家来说是好事情，但是反映在国际贸易上并不是坏事。 很多国家的产业链过去是很长很长，现在产业链变得比较短了。这样的话在国际贸易上的量就少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新型国家随着制造业的升级，他的这种加工贸易量会减少。过去加工贸易曾经全球国际贸易的主流。所以国际贸易非常活跃。现在的话，这方面就减少了很多的零部件原材料的进口和付出。这种贸易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然，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使国际贸易量大量减少的还有一些大宗的原材料，大宗产品的价格下降。比如说石油价格降了那么多。中国进口同样量的石油一下子反映到国际贸易上就很少，铁矿石也是很多，而且铁矿石产业链也下降。这样反映再进口上也少了。很多事情既有结构性，也有周期性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国际贸易量减少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的关注和特别的关切，好像这个天下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加工贸易的减少导致了中国整个国际贸易量的减少，这对中国来讲是好事，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是一件好事。全球化永远不会见顶 不能说“一带一路”就是从过去以海岸为主的全球化走向大的范围走向的话，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整个全球化就是既通过海洋也经过大陆，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所以“一带一路”既要利用海上的通道，也要利用陆上的通道，全球互联互通，实现更大范围的全球化。 因为贸易速度下降了，全球化是不是“见顶了”呢？我觉得全球化永远不会见顶，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趋势。昨天谈到的电子商务，特别是报警电子商务在全球的迅猛发展，这个可能对于全球贸易的格局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跨境电子商务从量上，会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新的引擎。这一点国际贸易从来没有失速。国际贸易只不过从一种形式为主转变到另外一种形式为主。 比如说中国过去以加工贸易为主，比如说会转移到以正常的贸易为主，这些都是和一个国家的阶段相联系。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非洲和拉美，他们过去都有出口自己的自然资源，大宗产品和矿产，以后他们会成为全球工业化的一部分，这样他们也会改变整个全球贸易的格局。所以我觉得不应该简单看看国际贸易在一个短的时间内量上减少了就说全球化已经见顶了，全球化不仅仅是包括国际贸易，还包括国际投资。 过去几十年来，国际化对于全球贸易的推动是最大的话，我有这么一种看法，可能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国际投资可能会成为经济全球化更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刚才我们马来西亚的王部长已经讲过了，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他们就希望从美国、欧洲、中国、日本和一些比较发达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能够向全世界进行投资。中国去年全世界海外投资比前面还多。中国今年海外投资会逐渐大幅度增加，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外投资大国。这样的话我觉得全球的投资当美国、中国这样一个主要的经济体成为欧洲、日本这样的经济体，成为真正的投资来源地以后，接受投资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从而提高他们人民生活的福利。这个全球化会更加有利于更多的老百姓。是一种普惠的全球化。本文选自搜狐财经，2016年3月24日
2016年3月28日 -
郑永年：资本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双向流动将进一步转化经济潜力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委员会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博鳌论坛上接受了凤凰的采访。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过剩形成于2008年以后的四万亿，行政干预的方式产生的过剩，如果再用行政干预去库存，就会导致很多的负面效果，去年的股票市场已经使中国的中产阶级牺牲了一大批，如果这次房地产市场搞不好，又会牺牲一大批中产阶级。以下为采访摘要。 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过剩于2008年以后，2008年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其他国家可能需要50年做完的事情，中国两三年就做完了，这还是一种行政干预的方式。2008年以后四万亿，行政干预的方式产生的过剩。我们现在如果再次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去库存，就会导致很多的负面效果。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善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说通过这次强制或者什么行为，地方政府也好，这种行政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个出路不是很好。 现在大家说去产能，去库存，还有一个去杠杆，我是觉得中国杠杆是太高，房地产市场当然对中国非常重要，房地产解决不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如何化解房地产库存和产能过剩，我是觉得这个还是要好好考虑。最近一线城市房地产飙涨，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非常不正常，去年的股票市场已经使中国的中产阶级牺牲了一大批，如果这次房地产市场搞不好，又会牺牲一大批中产阶级。因为地方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动力推动房地产，但是房地产实际已经过剩了，尤其一线城市，因为房地产很简单，如果一线城市无限可以扩张，房地产价格可以上去，问题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已经是巨大超巨大的城市，已经过大了，要限制。中国现在房地产的目标不应当是，绝对不应当是一线城市，而应该是二线、三线城市。 我觉得房地产现在还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我最近在研究中国房地产实际上从放开农村的不说，中国的城市居民完全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市场，我总觉得真正我们要进行一个大的社会改革应该从房地产开始，真正做居者有其屋，一旦做到居者有其屋，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就会加大，今天讲年轻人为什么激进化，跟年轻人对资金的期望有关，如果房地产做好了，那中国政治稳定几十年毫无问题了，我们可以像新加坡学习，而且现在的客观条件已经是房地产过量，怎么样通过政府的干预，把房地产压到一定程度的话，甚至政府可以回购回来，创造市场买卖，政府控制价格卖给年轻人，包括刚刚创业的年轻人，帮助穷人。 我本身也是农村出来的，上大学之前一直当农民，现在农村的问题就是思想不够解放，就是一个土地的问题，我写过中国的三个群体，城市居民、农民工、农民，这三个群体的核心问题都是土地的问题，农村现在就是说为什么不发展，与现在的政策有关系，我觉得上一届政策，温家宝总理废了农业税，是一个很大的功劳，但是农村怎么可持续发展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即使像OECD这样的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城镇化达到70%的水平，中国农村人口还是很大一大批，我们根本变不了美国、变不了欧洲这样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什么呢?农民土地不能流转，尤其宅基地，宅基地不能流转，农民基本上单向的流动，劳动力、有知识的人都流走了，去了城市了，搬到城市了，即使没有户口也住在城里。那么有钱的人走了，但是呢，社会的资本又进入不到农村，现在农民唯一的依靠所谓就是一个政府的补助，但是政府的政策对农民所带来的利益是极其有限的，现在农业税已经废掉了，下面能做什么?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应当更解放一下思想，就是说至少让宅基地给流动起来，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如果社会资本进入不了农村，还是靠政府的一点资助的话，中国农村的衰败是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宅基地的流转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做起来为什么还是困难?因为我们很清楚，如果第一代农民工出身在农村，他可能会回到农村，但是对于第二代，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成长起来了，他们都出身在城市，对农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叫他们回去也是回不去，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流向，所谓的城市化，光是农村，什么资本、人才、劳动力，都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个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要改变这个，就必须允许城市的资本、社会的资本流向农村，这是双向的流动，农村才有希望。现在如果光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农村以后问题会越来越多。 我最近对中国的经济比较乐观，我最近跑了很多省份，现在中国经济条件比发展中国家要好，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也好，因为你去看中国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中国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的话，不仅比发展国家好，甚至比发达国家还好，像高铁、航空各个方面，博鳌现在这个机场，还有中国一些大规模的教育，中国的人力资源都是很好的，中国经济方面不是很担心。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经济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这就是要回到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潜力少，而是需要有经济体把这些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实际上无论习近平也好，李克强总理也好，他们一直提行政权下放，审批权下放，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彻底一些，更快一点。文章选自凤凰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3月28日 -
【新京报】李克强总理：中国经济长期看好基本面没有改变
综合新华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日上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李克强指出，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仍在世界中后位，它本身是差距也是潜力，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中方倡议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 李克强就亚洲国家携手应对挑战提出几点看法：一是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夯实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二是共同推动经济增长。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三是共同深化融合发展。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地区国家发展战略，支持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四是共同促进开放包容，增强亚洲的凝聚力。五是共同激发创新活力，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李克强提出，中方积极倡议，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愿与各方共同避免再次发生大规模地区金融动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亚洲参与成员最多、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安排，我们应力争在2016年完成谈判。中方倡议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 有足够的政策工具稳定经济运行 李克强阐述了中国经济形势。他指出，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6.5%—7%，这也是一个新的区间，这样做使增长目标富有一定弹性。因为我们在推进结构性改革，短期小幅波动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会因小幅波动而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运行的规律去操作。但一旦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我们会果断采取综合性措施，来防止失速，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李克强指出，我们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稳定经济运行和防范各类风险，还要打造促发展的持久动力。动力来自改革开放，我们将深化简政放权、财税金融体制等改革，全面推开营改增，推出按市场化方式的债转股，今年择机推出“深港通”。动力来自调整结构，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动力来自改善民生，要织牢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五大民生保障“安全网”。中国经济怎么看?经济形势 “人均收入低是差距也是潜力” 【总理演讲】 看中国经济，一是看整体。去年中国增速虽然放缓，但是就一个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言，能达到6.9%的增速，是在高基数上的增长，而且又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的。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开局总体平稳，而且出现一些积极变化。我们推出的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措施的政策效应所显现的成果，正在不断累积。 二是看走势。据统计，去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300多万人，而且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今年1—2月就业形势依然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内需持续扩大，消费仍然是两位数增长。消费和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能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这标志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改善。 三是要看长远。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中后位，它本身是差距也是潜力。中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内需有空间，发展有韧性，创新有手段。所以说，中国经济长期看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解读】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现场聆听演讲，他认为总理演讲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中国政府以宏观调控经济能力强著称，在博鳌这个场合，中国总理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这是很重要的。 王辉耀说，李克强重视推动中国在亚洲发挥引领作用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开幕式上很多亚洲国家政要和前政要都在李克强演讲后回应了中国对于这个问题的呼吁。李克强在博鳌论坛这个平台演讲着重突出亚洲一体化建设，这体现出中国主动地在区域治理方面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怎么干?动力1 改革开放 “今年企业减税5000亿元以上” 【总理演讲】 动力首先来自改革开放。我们将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使更多的人力、人才资源能在市场空间里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政府应当继续加大，或者说把重心转移到事中事后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将会激发亿万人的创造力。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比如，我们即将全面推开营业税增值税改革，这是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个举措不仅意味着给企业减税，从全国初步估算，今年要给企业减5000亿元以上的税收，而且政策取向是支持服务业，尤其是研发性服务业发展。 中国将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推动汇率市场化，但是绝不会用贬值来刺激出口，那样刺激出来的不是高质量的产品，不是给企业注入勇于竞争、敢于创造的活力。我们要向世界推出逐步升级的、中高端产品。 【解读】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对于简政放权的问题，总理特别强调了要把中心转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与之前推行的负面清单、权力清单等制度一脉相承，也是简政放权未来的重点之一。 对于总理提到的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刘元春表示，这方面的内容很重要。一是凸显了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把它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总理提到了减税降费，详细解释了全面推开营改增的意义和以后的改革方向，这也说明了很多的改革方案要与短期的稳增长契合起来，要与短期增长的压力和提升市场活力有契合性。动力2 调结构 “新业态为产业改造提供条件” 【总理演讲】 第二个方面的动力来自于调整结构。这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我们要积极发展新经济，大力培育新动能，改造和提升传统动能，形成发展的“双引擎”。在推进过程中，去产能是做减法，重点是做好煤炭、钢铁等困难行业的去产能。另一方面，要做加法。要培育新的增长点，发展新经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这就需要进一步发展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减法当中确实有一些职工需要转岗安置，但是由于这几年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产生了许多新业态、新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也为传统产业改造提供了条件。 同时新经济和传统结合也可以提升传统动能的水平。要利用市场倒逼机制，政府引导扶持职工再就业，暂时有困难的，基本生活能够得到合理保障。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在担负这方面的责任。中国还在城镇化加快发展进程中，这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所在。这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尤其在中西部的有效投资需求还很大，这有利于为消费升级和民生改善排除障碍、优化环境、创造条件，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 【解读】 刘元春表示，目前来看，改革是有可操作性的，但还会遇到一些新问题，比如外部环境比较大，内生阻力也比较大等，此外任何的创业创新的培育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因此在推进过程中要构建防风险、有利于创新创业、有利于新业态、新产业的一种政策环境。 刘元春表示，调结构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做加法是做减法的前提。这个信号传递给了企业；同时，总理讲话传递给国际社会的是，中国的开放不会停止，汇率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会一直保持稳定；对民众而言，很多人比较担心改革会给工作或生活带来很多冲击，总理给出了具体的回答，稳定了整体信心。动力3 改善民生 “中国人消费需求发生较大变化” 【总理演讲】 第三个动力来自改善民生。发展的成果最终要体现在民生改善上。反之，民生改善带来的就业增加也会促进消费，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正所谓民生倒逼发展，发展检验改革。 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状况下，人们的消费需求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面对这些消费需求，新的工业品、农产品会带动新的经济，也会提供更为广阔的就业空间。 就旅游业而言，去年中国国内旅游总收入增长19%，国内旅游人数达到40亿人次，出国旅游已经超过1.1亿人。这有力地带动了消费，也拉动产业升级。今年我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是继续织牢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五大民生保障“安全网”。让群众有事干、有钱挣，让全体公民都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使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步得到解决，还要发挥好养老保险的保基本、兜底线作用。今年将继续加大棚户区和城市危旧住房改造力度，把房地产去库存和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结合起来，更好满足居民住房刚性需求。 【解读】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表示，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更加多样化。满足一部分人的个性化的消费需要，对经济发展起到拉动作用。唐钧认为，民生保障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如果社会保障做得不好，社会公平缺失，社会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这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徐洪才则表示，中国将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市场，2020年，中国有6亿人口将成为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很大，中国还要进行城镇化，农民变成市民会拉动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的潜力。另外，我们要打造开放型经济，要向全球中高端产业链迈进，这也会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声 音 ●正如谚语所说，哪里有相互和睦，哪里就有富裕生活。饱经沧桑的亚洲人民深知和平之贵。战后亚洲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我们，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我们都应该坚持睦邻友好，不为一些小的摩擦和矛盾所干扰。 ●大家都知道，动车组不仅有车头牵引，而且车厢还有动力，有几组动力在推动动车组前行。如果拿这个动车组来比喻中国经济的话，我们就是要使中国经济运行平稳，保持合理的速度。高速运行不仅不经济，也难以持续，不利于节能环保。经济像动车运行一样，经济发展首先要保持平稳运行、安全运行。 ——李克强 ■ 重要会见 李克强会见萧万长：对台方针不会变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日下午在海南博鳌会见前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一行。 李克强表示，我们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一贯的，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我们将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以确保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我们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以实现两岸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克强强调，“台独”没有前途，两岸同胞的血脉关系是割不断的。 李克强指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于维护共同政治基础。当前，两岸关系处于重要节点。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一切就都好商量。我们还是要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开创美好前景，而不是相反。 萧万长表示，期盼两岸在过去8年和平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两岸经济合作，为民族复兴大业做出贡献。本文刊于《新京报》，2016年3月25日
2016年3月28日 -
王广发：国际学校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3月18日，CCG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对话法政集团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CCG副主席王广发，共同探讨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和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话题。十三五纲要释放社会资本进入教育事业的积极信号 苗绿：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的“奔跑--国计大势”系列高端访谈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著名的国际教育的专家、北京王府学校的校长王广发先生。王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王广发：大家好。 苗绿：王校长是著名的王府学校的创办人，同时也兼任校长。王府学校在国际学校里面赫赫有名，不管是从师资力量、还是他们学生的走向，都是非常的国际化。两会刚刚结束，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教育的多元化、精细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您怎么看待十三五规划中提到非国有的资本和力量，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这一点，同时这也是属于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您怎么看这个方向？ 王广发：十三五规划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对非国有资本进入公益事业投资，参与公益事业建设非常好。中国以往大国办大教育，应当说过去都是依赖于财政，靠地方财政来办大教育。今天看来，尤其是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新三十六条》以及十三五规划，都给非国有资本投资办教育带来阳光、宽松的政策，反映了对多元、多样教育资源的时代需求，更加坚定了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积极信号。通过这样的政策，能够拉动非国有资本，在其他领域没有明确产能需求的状态下，积极参与到多样、多元需求的教育领域中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这将对国家财政投资教育形成重要的补充，而且这个力量越来越大，据我了解，非国有资本现在参与投资教育的比例接近30%。 苗绿：现在讲教育供给侧改革，您认为这30%的民办教育在缓解公办教育压力的同时本身有怎样的具体优势呢？社会资本投入教育以后，相比公办教育有怎样的优势？ 王广发：民办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用的是民间资本。国家出台政策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教育，实际上减轻了国家财政投资教育的负担。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是大势所趋，给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带来积极的信号。本次两会期间还有一个很好的积极信号，就是外资可以进入中国的教育领域投资，或者说进入中国教育领域进行合作，这些都对更多元素、更多投资进入教育领域带来积极的影响。充分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教育领域，对公办教育是极大地促进和推动。国际学校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苗绿：您觉得像王府学校这样的国际学校，在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独特的作用？ 王广发：王府学校是首批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机构，目前在国际教育领域，在移动教育、信息化教育方面做的很好。我们用移动教育改变中国教育，推动教育资源公平。信息化教育是促进公平教育的一个手段，王府学校在这些方面比较领先。 苗绿：教育现代化还不只是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更多是软实力上的。比如王府学校学生的活动、课程配制、包括走向，也是很国际化、现代化的。您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王府学校是如何推动这方面工作的吗？以王府学校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力量进入以后，对教育现代化改革还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王广发：王府学校国际化的特色体现在多方面。首先是执行两个纲要，2020教育纲要和2020人才纲要，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教育。主要是在信息化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通过卫星、光纤，IPAD、手机实际上可以是课堂的翻转，走班上课，分机教学，电子信息化，必修、选修，学分制，这些做的非常到位。 苗绿：王府学校的选修可以选修不同的课程，在不同的班级上课，遇到不同的同学，这在国内学校里非常少见。王府学校这样的社会资本投入可以更容易地带来现代的设备，同时也在软性课程设置上，带来更多现代化的气息。您觉得除此之外王府学校还有怎样的优势？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以后，还可以带来怎样的新气象？ 王广发：应该说在国际教育优质资源引进、师资队伍建设和对专业化教师的培养上，王府学校也做了很大的改革。 苗绿：王府学校现在海归老师有多少？外国教师有多少？ 王广发：王府学校现在有40%的外教，40%的海归，这对国际课程的教学质量非常有必要。另外我们对老师的培养也非常关注，为老师提供宽松的学习、培训、培养的环境，引导老师在这里发挥他们在教育、教学、教法、教学质量提升上的积极性。民办学校在引进教师资源、课程资源、教学法资源方面的机制体制比较灵活，这些都对王府学校形成国际化的架构非常有好处。 苗绿：王府学校的教师培训也是非常国际化的，除了他们本身国际化的背景，他们在学校工作一段以后的再培训也是非常国际化的，这可能在国内公办学校非常少见。所以像您这样的民间资本、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以后，能够带来新的国际化的气息，也是整个教育体系比较承认的。非国有资源进入教育体系以后，民办教育的国际化，对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推动也是非常有利的。那国际学校有这么多优势，在发展当中，您作为一个思考者，认为在政策、体制、机制上还有哪些可以突破的地方或者可以进一步改进的？ 王广发：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放权，在国际化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上，我们应当完全与国际接轨，要给予更宽松的办学政策。所谓更宽松，就是在引进教师资源、引进课程、引进考试等方面，中国的标准应当与国际标准接轨，作为一个新的改革的举措。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体现了这样积极的信号。加快培养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国际化人才 苗绿：现在国际化人才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角逐，教育要跟国际接轨，培养出真正国际化的人才，在国际化领域去竞争、去突破。您原来也讲到中国的人才应该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一些作用，这其实也是一个国际竞争的领域。我们刚才讲了教育改革的话题，您当下最关注的还有哪些话题？ 王广发：我很关注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的建设。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在全球发挥作用，参与设立国际机构和建设体现大国风范。在国际人才培养标准上，中国应当加快速度，因为现在国际机构中中国的人才少，就没有我们的话语权。我们想要有中国的声音，就应当有中国的人才在各个国际机构里面，让他们去发挥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的国际化标准上，要大力的推进改革。这样就能够把我们大学的人才与国际的思维意识、格局意识结合起来，让他们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如果他的知识结构、思维意识跟国际不能接轨，就不能适应国际机构的需要。所以在推动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的时候，首先要结合国际市场、国际标准、国际事务、国际领域对人才标准的需求，不能以传统的应试教育标准，要用开放性思维这样的标准去推动教育改革。教育不改革，人才国际化培养就不能达标，人才就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科学发展的需求。 苗绿：教育家总是想着培养人才，真正能够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乃至整个族群在国际竞争当中所用。教育部刚出来的数据，今年留学达到52万多，这个数据非常惊人，过去留学的人远远低于这个数据。王府学校也送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出去留学。国际人才培养需要高瞻远瞩，尤其是在国际竞争领域。比如在国际组织任职的很多人，其实是很早就出去留学的，出去的比较早更能了解、适应国际的规则。王府学校有没有孩子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他们是怎么培养的？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王广发：这个当然有。在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标准建设上，我们认为应当从娃娃抓起。现在中国到国外留学生那么多，说明必须要推动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人才标准培养的改革。他们出去是因为未来要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作用，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说明我们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培养人才、创业创新的标准与国际还不能完全接轨，因此有迅速成长为国际世界人才这样需求的家长和学生，他们现在走出去，也是为了让自己早日成为国际化人才。现在中国属于世界，世界也属于中国，二十年以后当我们国家经济、人才、科技、教育发展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都不会去国外了。现在我们只能说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把这些孩子留下来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教育是均衡的，信息化建设、科研学术、课程设置、考试标准等，这些是当前我们学生到国外学习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现在国内这些因素完全满足不了他，必须要出去。 苗绿：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这就是属于供给侧还没有他们想要的。现在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家长、精英、学校的学生他们还是需要更高质量的、更国际化的产品。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像您说的一样，最终目的是把国内的教育水平也提升到与国际上齐平甚至更高的水平，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引进国外好的教育资源在本土慢慢发展，最后成为一个好的方向。 王广发：这里还有几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点，美国大学与大学之间是允许学生申请转学就读，本科、研究生都可以，中国的大学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这一点，这是一个制约孩子流动的局面。第二点，我们的考试可能过去每年只给孩子一次，现在改革后给两次，而中国的学生参加国际的考试，每年有多次的机会。就像托福英语考试，一年有几十次机会。过去一次考试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时代应该结束。我们的教育模式、体制、机制应当快速地与国际接轨，这样人才就可以标准化地与国际接轨。在这里还可以把王府学校作为例子。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观念，中国家长主要考虑大学的排名，但是王府学校主要考虑专业排名。大学本科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专业，硕、博才能进入到名校、名专业，因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专业越是名校，它的专业越享有盛誉。所以我们在本科阶段让孩子选择一个好的专业，实际上他未来走的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多。王府学校的学生现在有就读哈佛心理学的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博、剑桥核能研究的硕博、新型材料的硕博，这些孩子我们给他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你在本科的时候要有一个好的基础的专业。此外就是对孩子一定要有高端、顶层、规划设计。不光是学业，他的专业、创业，未来就业的机率要高。为国家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科研服务，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希望，要让王府的学生尽早成为中国青年科学家，这个任务我正在推进。从投资教育，从做一个校长的角度，我认为这个责任和使命也是为国家分担培养青年科学家的责任，为国家未来科研服务。而且，这些孩子没有用国家的财政去留学。我们应当积极支持，鼓励更多的孩子，用自己的财富去申请留学，他回国仍然是回馈社会，为祖国、科研、学术进一步发展而贡献。 苗绿：像您所说的，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其实很少，因为国际学校通常不占用公共教育资源。但是如果人才回流为中国社会大众所用的话，又是为中国公共服务的。 王广发：所以我就说，又减轻国家财政，又是自己承担所有费用，从高中开始，本科、硕士、博士完全自己去承担费用，这样的事情国家更应当鼓励。这为国家减轻了财政负担，而且是学生自己去承担财政压力，去学习深造。完成自己的学业回来以后还要参与到国家建设，甚至在国际事务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国家更应当鼓励，更应当支持。而且他们学成之后，或者在学习期间，更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照，关注他们的发展。 苗绿：而且我觉得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应该关注这批人群，怎么能够用好他们。CCG一直说致力于吸引国际人才回流，如果说能够真正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用较低的社会成本的把这些人更好的用好。像您提到，他们使用自己家庭的资源去培养一个人，最后能够为社会公共所用，更好地服务中国社会，这从社会成本来说是很合算的。 王广发：对于国家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就有一个政策的问题。好的苗子，科学家的苗子，我们应当提前去发现，提前去培养。精英人才计划实施细则的培养，也应当纳入到国家人才培养战略里。这样对未来国际人才标准化建设的培养至关重要。不要等到大学你才关注，我们应当从小的时候、低龄的时候去关注孩子的培养，发现他的优点、优势，这是一个全社会、政府、国家、家庭甚至学生自身关心关注的大的课题。有的家庭或者有的家长对孩子的培养、未来的发展也许是渺茫的，也许不知道给孩子去规划高端设计，但是从政府角度代家庭去关注一下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孩子是用自己家庭的资本实现学业成功，我想这一点也应当进行关注。当然国家留学基金对大学生走出国门也给予了更多的支持，但我认为还不够，还要大力支持，而且这个支持要让它往下延伸。 苗绿：我属于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的受益者，但是我是读到博士了，国家才开始关注，送你出去留学。我就在想，如果年纪更小的时候，包括您说的小学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关注，然后着力培养一些有天赋的孩子更国际化，帮助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国际化人才。像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这方面，这方面也确实是有一些国际经验的，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它。而且我觉得您还有一点特殊的情况，您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个教育家。通常企业家和教育家很难兼容，因为搞教育的人是想教育的资源怎么分配，但是没有考虑资本不够的话难以把教育资源挑动起来。您既是企业家，又是教育家，亲力亲为，学校、学生管理的都非常顺畅。既撬动资本的力量，也把真正的国际化教育理念融合在一起，这一点是很难综合的，您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王广发：企业发展应当以盈利为目的，这是企业家的本性。而教育是公益事业，不应当以盈利为目的。我们投资教育主要是着眼于未来人才培养的结果，这样对孩子来讲是公平的，因为孩子需要这样一个环境。从我的角度来讲，首先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未来人才的标准，奠定了我既是一个企业家，又亲临一线管理、投资、改革、发展教育。这样我对人才标准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对学生的需求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完全根据孩子需求、未来需求引进国际先进教育优质资源。他需要什么，我供给什么。所以我说王府学校是豪华教育超市，学生进来之后，选择教育的权利在学生。课程、考试、测评都用国际化的标准，用国际的标准去要求整体的成长过程，接受学习的过程，我想这是至关重要的。这里面还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要对孩子疏导、引导。中西合并的先进理念，无为而治的管理，放而不乱，管而不死，让学生在一种自我约束状态下去学习，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教育的环境必须要帮助孩子打造好，王府学校与其他公立学校相比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在里面。 苗绿：这一点很难得，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国际教育领域，民办教育一般投资人和教育者是分离的，就是教育者按照教育的理念去管理这个学校，投资者按照资本的理念去管理这个学校，但您是真正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资本人同时也在亲力亲为参与管理教育，这可能真的是一种模式。 王广发：但是这种模式比较特殊，要懂得企业经营管理，创造财富的能力很强，但是他不一定能把教育管理好。我正好有企业经营的经验，也有办学的经验，能够把教育管理好，理念能够融汇一体，既做董事长，又做校长，而且把王府学校打造成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品牌，这是非常难得的。 苗绿：CCG也做人才研究，所以刚才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教育人才、教育管理人才是非常稀缺的。中国原来都是公有的体系，教育家、校长没有去找钱的压力的。现在非国有资本进入教育以后，怎么能够撬动资本和教育理念综合在一起，而且办出国际特色，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那做了这么多年国际教育，您觉得最核心的国际人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王广发：我想应该是具有国际视野，国际责任担当，国际事务处理的能力，通晓国际游戏规则，为国家、为国际做出重大的贡献，应该是这样的国际标准化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培养孩子个性、兴趣发展，要让孩子人性。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行为、个性、兴趣应当让他自我发展，不要给他过多的限制。孩子的培养，尤其是中小学，必须允许学生个性兴趣化成长，在这样一个过程，会充分开发他的大脑。 苗绿：可能作为西方教育，尤其是现代西方教育特别提倡这一点，也确确实实培养很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因为只有自由生长才有创新的可能。如果过早的束缚以后可能就太规矩，不一定能创新。王府学校在培养这些人的时候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您刚才说的课程设置上，大家可以自由选课，可以自由流动，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种方式。 王广发：对，孩子如果在中学时代给他限制过多，不利于发挥个性兴趣化成长培养的因素，等到大学了之后他仍然还是循规蹈矩的一种模式，对于人才培养，也是不利的。像张扬个性，分级选择教育，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学生，不能让家长再去代替孩子选择而不符合他多兴趣发展的要求。 王广发：还有一点，我们国家现在提倡“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应当快速地培养更多适应文化差异、语言差异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的作用。现在要从大格局、大战略、大思维的角度去从高端顶层设计，让各个领域、各种人才、各种改革与国际完全接轨，不然教育跟不上、人才跟不上、科技跟不上，更谈不上经济发展、国防建设。所以说强国首先要强人才，强人才首先要强教育，强教育必须要推进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改革，改革传统的应试教育，适应国际人才培养。 （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25日 -
融汇中西 贯通古今 ——颜海平的治学之道
专家简介颜海平，清华大学外文系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委员会专家。【核心提示】从本科时代对中国古典精华中现代思想资源的叩问，到硕博时代远赴重洋、对西方现代思想源头和脉络的探求；从把握环大西洋—环太平洋世界格局时空之变的国外执教时期，到致力于“在阐释世界中叙述中国”的学科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归国时期；三十多年来，从常春藤到清华园，颜海平一直在思考着、实践着。 自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赴康奈尔大学攻读欧洲现代文学与戏剧艺术、思想史和批判哲学，颜海平完成硕博学位后长期在美国高校执教、任常春藤盟校资深终身席位。近年，她又以上海首批“千人计划”国际专家的身份回到国内，自2014年秋起任职清华大学，探索新的人文学科建设。她的著述涉及中西文学、戏剧、电影与艺术、欧美思想史、批判哲学与跨文化理论等领域。在时空宽阔而又专业严谨的学术研究背后，“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是她的治学理念。探寻“中西融汇”、“古今贯通”之路 对颜海平而言，“中西融汇”的路径和要义之一，是本着孕育于中国历史变迁中的人生关怀，去体认和审视欧美现代以来精神心智的主脉起伏，以拓展国际环境中可吸纳、可化用的世界性资源。这是她在硕博学习阶段中付诸实践而形成的思路。在由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的《贝克特诗学：从“欧洲”到“西方”的时空之变》一文中，她选取并审视了《等待戈多》作者塞缪尔·贝克特作品经典化过程中的三位地标性的阐释者——源于拉丁欧洲的马丁·埃斯林、流亡美国的德裔学者西奥多·阿多诺、从美国回望和对话欧洲的茹比·科恩，从而揭示出一种可称为“环大西洋”的诗学构成，及其所蕴涵的二战后全球格局重心从欧洲到美国的“大迁移”。“西方”的观念正是生成于这样的历史性的大迁移，因此内在地充满了历史性的差异。贝克特作品由欧洲向北美延伸和阐释的过程，是二战后欧洲人文精神毁灭、涅槃、再呈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霸权和精神意义高地由欧洲向美国大迁移的过程。由此，颜海平在研究中体现了欧洲文明在世界变局中的危机时刻，在跨越国族疆界的变革中延续、重生的案例，为巨变中的中国与人类文化不同传承之关系的命题，提供了文明史意义上来自“西方”的参照经验和思考空间。 “古今贯通”，在颜海平的学术探索中，旨在不同文明交汇的时空中重访中国古典传统，寻找其内在的指向现代的资源，通过对话古典而更新古典。这一思路和实践源于更早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时代。其创作的获得全国优秀剧本一等奖的十幕现代历史剧《秦王李世民》是这一尝试的第一步；其中对中国历史的重访和对传统中民主性维度的叩问，在其之后的中英学术撰述中不断出现。发表于1993年的《现代中国与西方模式：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批评重建》中对“现代历史剧”理念的阐释，是这一思路的首次英文论述。收入剑桥大学2003年出版的欧美专业领域“六位代表性学者”论文集的《戏剧能：中国戏剧审美传统的重访》，以及2013年发表在欧美人文重要理论杂志《辨音符》（Diacritics）上的《我的梦：当代中国艺术的跨媒介转向》，则是这一思路延伸中更为厚重的论述。《戏剧能》探索了中国戏剧经典中“审美”与“伦理”的辩证互动关系如何超越了旧有的价值传统，并推动了身处二战人文危机中的布莱希特等西方戏剧家对“人之主体”的反思和再造，从而揭示出古典中国的审美伦理内在的更新驱动如何可能成为反思和创新现代认知的源泉，为现代主体危机重重的世界提供深刻的变革性能量和意义。《我的梦》则展示了身为“残疾人”的舞者、歌者是如何调用和再创造了千手观音、梁祝化蝶、敦煌飞天、“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古典意象、古谚和古典舞美，使得“古典中国”在对“何为人性”这一普遍性命题的动态阐释中，释放出非同寻常的想象力。刊物“引言”评价，此文将中国古典文化意象、中国当代表演艺术和对人类迄今为止认知极限的审美挑战融合起来，对“什么是人和人性可能”的世界性命题进行了“原创性的理念再造和理论阐释”。 无论是对“中西融汇”的追求还是“古今贯通”的尝试，内核里活跃着的都是对“旧邦新命”这一命题的探究，即中华民族如何在现代世界的大变局中绵延、更新。颜海平认为，从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冷战封锁到改革开放，中华文明一直处在由国际秩序所结构、所限制的剧烈变革中；今天随着全球格局的移位，这种变革更是前所未有地剧烈和深远。面临变局的生存之路在于变革，但任何有意义的变革都不是被动地顺服于外部压力，而必须是主动的，因此也一定是创造性的，这就需要从过去、当下和未来中汲取所有可能的人类资源，化为最为深厚宽阔的想象和践行之力，以求中华文明在不同文明的交汇、交锋与交融中延伸，古老而常新、源远而流长。这是中华文明在全球变局中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群体与个体的命运之路。致力于新的人文学科建设 在颜海平心目中，建立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先贤们，对此历史使命有着高远深邃的自觉，并进行了筚路蓝缕的实践。三十年前为她亲笔题赠苏轼的诗、勉励她“把别人做得好的东西学到手，来发展我们的事业”的复旦恩师朱东润先生，以及认为文科应走出自身国际化的道路、亲自把她硕博深造的申请材料带到美国的谢希德校长，深刻地影响了她的学术人生轨迹。立足于“中西融汇、古今贯通”这一传统，颜海平在就职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之后，与同行师生们一起，开始了学科全面提升的具体改革，从工具性语言教学为主的建制转向教研综合的学术构架，建立了语言心理认识、语言教育应用、语言文化社会、欧美文学与批评理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东亚语言与文化、翻译学与跨文化研究、文学史思想史和文明史研究八个跨国别、跨语种的学科群；同时在学校和学科同行的支持下，建立了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并与密歇根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密歇根研究员学会，为欧美优秀青年学者进驻世文院开授研讨课构建了制度基础。于2015年秋开设的本科“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由外文系和世文院共同培养，由清华外文和文史哲优秀青年和资深教授授课，由欧美一流高校重要学者定期讲课、开工作坊，以培养具有跨文明视野、多语种专业能力、中国学术发展和国家战略所需要的优秀人才。这一具有跨学科性质、跨文化视野的教学研究体系为“世界区域研究”，其实践的重心是把中国放置在世界版图的结构性关系之中，对世界的变迁进行考察、研究、认知、教学，以落实“在阐释世界中叙述中国”的学理理念，开国内高校外文学科之先河。 将“区域研究”与构建“文化中国”相关联的学术实践与制度建设并非一时灵感，而是基于长期积累的思索。颜海平在美执教二十年，始终坚持在中西交融的跨文化视野下思考中国问题。她对美国的“区域研究”学科以中国为对象的知识生产制度及其局限性有着较为系统的看法，包括其以起源于欧洲的认知系统去组织中国研究的话语、受冷战思维影响的历史成因、携带着欧美族裔中心主义印记的研究方法等。如何在国际框架中认知和叙述中国，如何使“文化中国”成为意义生产的世界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始终是她的关切点。此后数十年间，她在进行现代欧美研究教学的同时，一直在另辟思路。十年三易其稿写下的英文专著《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便是方法上的一次尝试：把“文本”视为文本的社会生产，将“作家”视为文本生产者的社会行为，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域。在她的考察中，从秋瑾、冰心到萧红、丁玲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文本，与她们在战乱流离中坚忍延伸的生命实践互为开启，氤氲生成了一种与现代中国革命互为隐喻的精神气质和生命状态，即，她们被近代以来的生物政治逻辑规定为“弱者”，但她们却以强韧的想象实践，通过变革被历史所规定的自身，超越了这一现代逻辑对“强弱”人生的定义和判决。 颜海平以厚重的史料、绵密的分析，将这种精神气质和生命状态予以呈现并理论化。她的著述溢出了 “海外汉学”的框架，在出版定位中进入了欧美人文学界主流的比较文学、性别研究、批判哲学的领域。这是对在世界编年史上未曾显形的“中国价值”的呼唤，是以此参与世界性命题和对话的努力。这份努力和呼唤，引导着她在90年代初与清华大学人文师生相遇，乃至15年后成为共同推动建制创新的同行同道。 从本科时代对中国古典精华中现代思想资源的叩问，到硕博时代远赴重洋、对西方现代思想源头和脉络的探求；从把握环大西洋—环太平洋世界格局时空之变的国外执教时期，到致力于“在阐释世界中叙述中国”的学科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归国时期；三十多年来，从常春藤到清华园，颜海平一直在思考着、实践着。她目前正在完成的《大迁移》一书，是对三十年中国艺术文化在世界版图中流动踪迹的回溯，也是对其中可触可感的另一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前瞻。三十年对于个体学者来说或许是漫长时光的流逝、斗转星移的沧桑；其中恒常不变的，是对古国文明新生的期待，是莘莘学子启航的梦想。文章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1日
2016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