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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洪涛：互联网金融行业正呈现高端、多元化发展趋势
理事简介秦洪涛，恒昌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新华网海南博鳌3月22日电 以“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22日在海南博鳌开始举行。恒昌公司总裁秦洪涛在出席论坛间隙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表示，除了BAT之外，JD、乐视、小米、万达，包括新成立的恒大金融，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纷纷跨界或转型涉足互联网金融领域，这将推动整个行业呈现高端、国际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金融如今的发展可谓是“痛并快乐着”。秦洪涛说，互联网金融行业面临最大的痛，实际上是规范的互联网受到了不规范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带来一些客户群体及监管机构的关注，甚至说是一些考核、考察，包括一些不良的口碑。 “我觉得，监管政策的及时出台将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成长。互联网金融还是需要有一个好的监管，而不是像其他行业那样‘一放就乱、一管就出问题’。” 任何创新都离不开人的推动。在秦洪涛看来，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个是科技金融，一个是大数据金融，恒昌公司在这两块都有相应的布局，但是这条路需要走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的经济状况，以及征信市场的水平，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5日 -
郑永年：中国要有开放心态 欢迎美加入亚投行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按：中国的影响力在最近数十年里不断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这一切，正在改变亚洲各经济体的角色地位,重建亚洲金融新秩序。自二战结束起，由美国精心设计的全球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存在了七十年。今天，这个曾经看似牢不可催的结构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中国正在建立新的影响力渠道来彰显雄心。 凤凰财经在2015亚洲博鳌论坛期间推出“撬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系列策划，采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凤凰财经：您之前谈到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时，说中国有信心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但“仍然很困难”。为什么这么说？ 郑永年：前两年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争论非常多，今年高层发展论坛，李克强总理也强调了。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二战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就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里大部分都是石油国家，能源价格上去了，国家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能源国家外，日本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整个西方市场基本向它开放，没什么阻力，加上日本人很勤劳，它的制造业非常发达。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是这个状态，西方基本没有对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是很好，西方对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3亿人口，从规模来看，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去提升自己，但是不是很顺利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需要高度警惕，以防陷进去。很多陷入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们也很无奈，你可以想一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几十年不变，所以中国是特别小心的。 像林毅夫先生所说，中国增长的潜力是有的，但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潜力，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有，怎么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这个非常重要。这届领导人一直在讲改革是红利，必须通过改革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过剩的产能、资本和基建技术都需要走出去。 凤凰财经：您之前讲在世界经济失衡的情况下，中国有能力维持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目前的形势来说，中国有哪些能力和优势？ 郑永年：从200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有很大的贡献。“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行，贡献会更明显，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什么的最好表述。“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经济考量 凤凰财经：外媒将 “一带一路”战略称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我看您也是认同这个说法的。这样表述是否科学？毕竟一带一路不论从动机还是布局方式各方面，都不同于马歇尔计划。 郑永年：从我们搞学问，不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来讲的话，马歇尔计划就是经济发展规划，它是美国实施复兴欧洲的一个经济项目，这没什么，当然你可以加上美国人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我说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可以说，中国可以比美国做的更好，这只是一个比喻，是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一个经济发展项目，没什么意识形态的因素。好多人一定要将其意识形态化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必要，这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毫无意义。 凤凰财经：您此前说这次的“一带一路”的内涵比习近平提的“五通”要丰富很多，但“一带一路”一直也没有详细的内容，据说这次博鳌论坛会公开具体方案？ 郑永年：我不知道，猜想也没用。 中国很早就说要发布详细内容，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希望此次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能发布，但我们也不知道。习主席所说的“五通”， “一带一路”是个经济发展的项目，但是意义远远超出经济意义，它能对亚洲经济、全球经济进行再平衡，又会使其他国家的安全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像中国一样进入全球化进程。 中国要有开放心态欢迎美国有朝一日加入亚投行 凤凰财经：亚投行是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欧洲几个国家纷纷转变原先态度，加入亚投行。您怎么看他们的态度转变，以及背后的动机和心理？ 郑永年：中国搞亚投行，资本是主体。如果中国像以前刚搞改革开放时一样，资本短缺，亚投行就推不出去。中国政府现在提走出去的口号，亚投行就是一种方式，因为中国资本够顺，中国有四百亿外汇，银行也有很多现金，现金放在银行里一直在贬值，就不叫资本了。 亚投行、“一带一路”是把中国现金转化为资本的有效机制。发展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那些民主国家经济好的时候，总统总理都很好，经济不好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现在的希腊、西班牙、法国经济不好，发展对民主国家来说也是引导。这主要还是经济上的考量。 凤凰财经：但美国一直说亚投行是中国一家独大的机构，他绝对不会加入，而且为此表示担心。 郑永年：美国和日本是既得利益，容许他们怀疑。我觉得即便美国反对，中国也会做的，但是中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有朝一日美国想加入同样欢迎，就像以前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一样。对中国来说，心放平一点，自己要有信心，把它做起来。 凤凰财经：但是，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为了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而放弃了一票否决权。您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郑永年：这是外面的传说。我想中国是不会放弃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否决权，大家还是通过协商机制权重解决，这个东西有需要，否则大家觉得是死局，很难有有效的决策。实际上世界银行也好，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也好，各个国家的相互竞争导致了很多的决策无效。中国要学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成功经验，也要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 凤凰财经：楼继伟部长前几天在高层发展论坛期间说，现在的亚投行要改变目前亚洲金融秩序当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指的是IMF、世行、亚行的这种问题吗？ 郑永年：对，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对中国来说要怎么避免这些官僚主义，也是一个新课题，需要很多研究。中国是一个新的崛起中的大国，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学的。我觉得必须要以开放的态度，学习人家好的经验，不好的要吸取教训，这样我们才能做得更好。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6年3月26日
2016年3月25日 -
王辉耀：人才分享对中国最重要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与全球化的理事长王辉耀出席“新浪财经之夜-正和岛夜话”并发言，他表示，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晚上月亮很皎洁，大家在这里海风吹拂，思想盛筵，我听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受启发。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艾诚讲到分享，包括独食，我感觉是这样，现在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做的很好，包括我们全球的货物分享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了，资本的分享现在中国也做的很大，这些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来到了中国，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可以分享？或者风口在什么地方，我有一些思考。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在人才的分享上还是没有做到最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我们2亿的人口已经60岁以上，人口接近老化。未来人才的分享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最近，中国我们推定了一项政策，中国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人来办绿卡，外国企业在中国，在北京是年薪达到50万、纳税10万就可以申请绿卡，在上海是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 在北京，外地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工作，包括中关村的企业可以向全世界招聘学生。未来可能有全球的人才分享到中国，我们已经分享了货物、分享了资本，但是人才还没有。就像新家坡前政要李光耀讲的，中国跟美国的差距是什么呢？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5日 -
【新浪财经】王辉耀：人才分享对中国最重要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与全球化的理事长王辉耀出席“新浪财经之夜-正和岛夜话”并发言，他表示，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晚上月亮很皎洁，大家在这里海风吹拂，思想盛筵，我听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受启发。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艾诚讲到分享，包括独食，我感觉是这样，现在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做的很好，包括我们全球的货物分享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了，资本的分享现在中国也做的很大，这些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来到了中国，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可以分享？或者风口在什么地方，我有一些思考。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在人才的分享上还是没有做到最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我们2亿的人口已经60岁以上，人口接近老化。未来人才的分享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最近，中国我们推定了一项政策，中国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人来办绿卡，外国企业在中国，在北京是年薪达到50万、纳税10万就可以申请绿卡，在上海是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 在北京，外地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工作，包括中关村的企业可以向全世界招聘学生。未来可能有全球的人才分享到中国，我们已经分享了货物、分享了资本，但是人才还没有。就像新家坡前政要李光耀讲的，中国跟美国的差距是什么呢？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5日 -
【中国侨网】麻省理工华裔教授携新书谈创新 冀助中小企业发展
中国侨网北京3月22日电 (记者 郝爽)“技术、政府、管理，这三种力量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我更注意管理知识的运用。”3月22日，《创新的创新》新书交流会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总部举行，该书作者、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黄亚生如是表示。 在《创新的创新》中，黄亚生描绘了一个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每个人的潜能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曾经高不可攀的创新创业门槛不断降低，人人都能参与创新创业。 黄亚生表示，每个人都能书写创新史，创新应该由大众广泛参与，而不是依靠少数头脑偶发的灵感推动。“这是社会创新的精髓所在。” 在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是中国经济和国际商业讲座教授，他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希望通过组织师生以“行动学习”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改善管理。 对此，黄亚生称，“中国实验室”是社会科学项目，目的是帮助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栋梁。美国科技得以发展，中小企业起了重要作用。” 他认为，中小企业发展存在资金和技术问题，但最大的发展瓶颈是其管理水平。自2008年至今，“中国实验室”已经为中国16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促进改善它们的管理水平。 谈及人类为何需要创新时，黄亚生说，经济发展需要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创新是一切。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他说，“创新不是0到1的过程，而是对已有元素的组合、再组合、再再组合。” “社会创新是有科技需求、有平台、有组织的创新模式。”黄亚生解释称，平台和组织能够发挥聚焦创新要素的作用。社会创新模式下，政府是创新的需求方，而不是供给方。社会创新需要社会信任作支撑，如果没有社会信任，社会创新不会持久发展。 对于中国目前的“双创”情况，黄亚生认为，在充分就业的大前提下，就业的平均经济回报高于创业，但创业仍有其意义。在不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创业会产生经济效应。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黄亚生解释称，现在政府提倡“双创”，“双创”本身是价值观念的改变。“创业改变社会价值，强调个人自由。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求实现个人价值。” 黄亚生坦言，政府要鼓励社会创新，应该进一步改善创新环境，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文章选自中国侨网，2016年3月22日
2016年3月24日 -
【人民网】黄亚生：当前中国更需要进行硬件领域的创新
人民网北京3月23日电 3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MIT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黄亚生教授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交流会。 黄亚生教授介绍了新书中的主要观点。他指出创新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同时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传统创新一般更加切题，有组织、有纪律、攻坚定向课题；社会创新相比较而言更容易实现突破进展，两者之间需要进行平衡。社会创新具有开放、分权、自下而上的创新组织范式，通过社会创新平台，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社会“剩余知识”的价值。当前中国更需要进行硬件领域的创新，提升整体制造业发展水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体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政府需要加强对周期长、成本高的产业创新支持，以弥补一般投资人逐利行为下的产业导向。他特别强调，中国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知识储备，政府更重要的责任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机制建设。 黄亚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并任该院中国经济和国际商业讲座教授。在麻省理工学院, 黄亚生教授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通过组织师生以“行动学习”的方式，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从2008年到现在，MIT中国实验室已经为中国150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下一步，黄亚生教授计划将“行动学习”模式延伸到麻省理工工程学院，为中国引入开放式创新资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林家彬表示，黄亚生教授提出的社会创新的特点很有启发，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发挥政府在社会创新中的真正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就黄亚生教授提出的观点提出延伸思考，强调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制定不同措施，要认真思考全球创新时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康登慧）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4日 -
【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和拉美：多元化合作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于3月19-2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在19日下午召开“2016拉丁美洲经济展望”会上，与会嘉宾就拉丁美洲和中国经济发展、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进行讨论。中国与拉美国家应多元化合作 “中国和拉美国家应该更进一步提升和拓宽合作伙伴关系，拉美国家不仅是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矿产能源等大宗商品，双方之间应该进行更多元化的合作，包括在教育、技术创新等很多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表示，中国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在交通、基建和通讯等领域，中国在拉美国家投资了很多项目。 但是近期，拉美地区增长乏力，很多国家已经连续几年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的经济增速也在放缓。在此背景下，中国和拉美国家应该进行更多元化的合作，包括在教育、技术创新等很多方面。在双方的经济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多互补性的作用。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拉美地区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所谓“自然资源诅咒”，即过分强调自然资源的作用，而忽视经济多元化发展。他表示，自然资源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寻租模式，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因此，拉美国家最需要去做的是促进经济多元化，其中创新对于经济结构的改变非常重要，更应该去关注的是如何建立促进创新的体制。 “现在双方的经济增速都在放缓，更应该改变合作的质量。一方面，在贸易方面除了‘量’的增长，还要实现‘质’的提高，促进贸易结构多元化；另一方面，要强调创新的力量，加大双方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合作，以创新促进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司长马里奥认为，过去，拉美和中国一直有很多合作，包括向中国出口自然资源、低附加值的工业产品等，这样的合作方式虽好但还远远不够。 秘鲁驻华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认为，中国构建开放的经济体系与多边国家开展合作，有三点非常重要。一要保持开放度，二要在新技术方面保持创新，三要保持政府透明度。 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上，泛美投资公司总裁詹姆斯·斯克里文认为，中国和拉丁美洲面临很多共同的挑战，双方已经互相分享经验教训。关于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三个因素非常重要。首先是包容性，在教育、卫生等领域，保障社会公平。其次是创新，通过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再次，要促进社会私营部门的发展。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做两件事。首先，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受益于加入WTO后的贸易自由化影响，中国经济出现快速增长。因此，对于当前的TPP等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中国应该开放的态度面对，以继续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其次，转向更高的价值链，推动消费驱动型的城镇化。特别是中国应该思考如何用更多的政策，帮助农民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当中，而不是只是“农民工”。 “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发展中国家走不出去的宿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王金照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可以实现的。一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二是要有包容性的社会发展政策。三是努力实现产业升级。 加快产业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 在产业升级方面，王金照认为中国有很多优势，包括拥有规模较大的多层次的市场，吸引跨国公司来投资；中国高技能劳动力在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在提前对重要产业进行战略布局等。要顺利实现产业升级，中国还要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第一，控制成本，包括土地、金融等成本。第二，通过改革和政策安排，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更多高端项目，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第三，构建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价值链，形成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当前宏观经济下滑并非坏事，对行业来讲，正是借机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机会。”美国铝业亚太区公司事务副总裁黄志湘认为，现在的发展要务是通过科技创新，加快转型升级，帮助企业进入到更多高附加值领域。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新闻网，2016年3月21日
2016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