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20项出入境新政揽才 中关村设永久居留直通车
21世纪经济报道自公安部获悉，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出入境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公安部近日推出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这些出入境政策措施涉及到外国人签证、入境出境、停留居留、永久居留等方面。 公安部解释称，出台出入境新政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进一步创新出入境政策，为北京创新发展提供更为便捷的出入境环境、更为优良的外籍人才居留待遇、更加高效的出入境服务，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人员集聚北京。中关村先行先试 实施更加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政策屡次被提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制定更加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到我国工作，并提出中关村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12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提出，要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研究推动在中关村开展新的政策试点。 去年深改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定调要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 北京作为全国创新创业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关村又作为北京创新发展的龙头，此次出台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既紧密围绕服务中关村建设，又兼顾北京打造全国科创中心的需求。 其中，10项政策措施根据中关村创新发展的定位、特点和实际需求量身打造，并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 另外10项政策是将去年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出入境政策措施，扩大至北京全市行政区域实施。如允许工资收入和纳税达到规定标准的外籍人员申请永久居留，对外籍高层次人才畅通从就业居留向永久居留资格的转换机制；允许外国留学生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后进行创新创业活动；允许外籍和港澳高层次人才聘雇外籍家政服务人员；支持北京向国务院申请实施部分国家人员144小时过境免签并实现京津冀口岸过境免签政策联动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全程参与了该课题的研究， CCG主任王辉耀认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破除货物流动壁垒，下一步就要破除人员流动壁垒，中国转型要靠人才来支撑。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的招商引资转型到未来30年招才引智，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才强国战略。中国要面向全球70亿人选才，而即将实施的北京20项出入境新政的意义正在于此。 放开外国人才引进已成为一大趋势，天津去年已出台“绿卡”制度新政，鼓励外籍人才引进。针对四大类人群 在引进对象上，此次出台的出入境政策措施主要针对北京创新发展急需的四大类外籍人才，即外籍高层次人才、留学归国创业外籍华人、外籍青年学生、创业团队外籍成员。1、针对高层次人才，设立永久居留“直通车”，以便捷的方式吸引国际顶尖人才。相关措施有： ●设立永久居留“直通车”。对符合认定标准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经中关村管委会推荐，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资格。 ●设立专门服务窗口。公安部在中关村设立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负责受理、审核永久居留申请，提供咨询服务。 ●缩短审批期限。对申请永久居留的中关村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快审批进程，自受理后50日内完成审批（现行规定是180日）。2、针对华人推出居留便利政策，激发外籍华人回国创新创业热情。创新发展对国外创新技术和投资具有强烈的引进需求，而外籍华人是这些因素的重要载体。具体措施有： ●对外籍华人提供长期居留便利。在中关村创业的外籍华人（不受60周岁年龄限制）可凭工作许可和雇主担保函件直接申请五年有效的工作类居留许可，也可凭创业计划直接申请5年有效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加注“创业”）。 ●对外籍华人申请永久居留实施优待政策。外籍华人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在中关村企业连续工作满4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6个月，可以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3、设立创业团队成员和外籍技术人才快速入境和长期居留便捷通道，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人才引进评价机制。具体措施有： ●对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外籍技术人才提供入境便利。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中关村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提前办妥工作许可证明的，可在抵达口岸申请工作签证入境；来不及办理工作许可证明的，可在抵达口岸凭创业团队带头人或企业出具的邀请函件申请人才签证入境。 ●对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外籍技术人才提供入境和居留便利。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中关村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不受60周岁年龄限制）入境后，可凭工作许可和雇主担保函件直接申请5年有效的工作类居留许可；创业团队外籍成员未能办理工作许可的，可凭团队负责人担保函件申请五年有效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加注“创业”）。 ●实施外籍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积分评估制度。中关村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和中关村企业选聘的外籍技术人才，根据中关村外籍人才积分评估标准进行评分，达到一定分值的，可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4、大力扶持外籍青年人才到中关村进行实习活动，支持外国留学生到中关村创新创业。具体措施有： ●对经北京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备案的中关村企业邀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可以向口岸签证机关申请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习”）入境进行实习活动；持其他种类签证入境的，也可在境内申请变更为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习”）进行实习活动。 ●在京高校的外国学生经所在高校同意并出具推荐函，可以申请在学习类居留许可上加注“创业”后，在中关村实施兼职创业活动。本文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张梦洁
2016年1月18日 -
汤敏：一名经济学者的公平教育梦想
嘉宾简介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我来给大家讲个小故事……”这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经常用到的一个开场白。他说的，是一个乡村学校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共同完成课堂教学的故事；或者是，一位高职学生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上创业课程的故事。 从经济跨界教育的这些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并践行着一个概念：慕课（MOOC）。它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简称，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课程的全程网络参与：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上课、讨论、做作业、考试、拿到证书。 慕课风暴始于2011年秋，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2013年被称为中国“慕课元年”。2015年初，汤敏出版了《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一书。作为国内较早关注慕课的学者，他全面阐述并践行着慕课理念。 还是2015年，他的慕课实践终于影响到政府决策，获得一个重大突破。11月18日，广西教育厅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区74个县（市）的148所农村中小学，开展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人大附中共同发起的创新式教育扶贫项目“双师教学”项目试点。 汤敏总是面带微笑，戴着眼镜，温文尔雅。他是一位时刻观察、思考着的经济学家、教育学者；他还是拥有782万微博粉丝的“大V”，不时发表着自己对慕课、对经济、社会现象的看法，还会转发些冷笑话。 他的公益创业，正在改变着中国很多农村孩子的命运。大概没有什么比《慕课革命》一书的后记，更能说明他跨界的理由与初衷：“通过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用扶贫专业的视角，用互联网的思维，在慕课中我看到许多能解决中国教育众多死结的希望，也看到了在这场悄悄的革命中，一个民族落后的危险。”城乡老师的联合课堂 “4x2－10x－14”，一个因式被写在黑板上。特别的是，黑板左边是一块电子白板，播放着另一个课堂的录像。那里，穿着红白相间校服的学生们走上讲台，分解着同一个因式。校服后背，是四个大字：人大附中。 “好，人大附中同学开始做题了，我们试着与他们PK一下好吗？”数学老师覃海礼向台下学生们发出邀请。他笑容满面，地方口音稍显浓厚，把“附”字发成了“hu”音。很快，一男一女两位同学走到黑板前，开始计算。 这是广西南宁市三里中学的一堂数学课。覃老师采用了“双师教学”法，即在课堂上适时播放人大附中数学课堂的录像，讲授一样的教学内容。于是，一位在远程的城市优秀老师，一位当地的乡村现场老师，配合着共同上课。 2015年12月7日下午，汤敏坐在这教室后方，专注地听着。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色西装，皮鞋裂了点口子。他的行程异常紧张：上午刚在附近县城参加完另一个艺术教室项目的挂牌仪式，中午赶到三里中学，晚上还要返回南宁，为第二天参加广西自治区教育厅组织的一次研讨会。 双师教学是友成基金会与人大附中合作的成果，自2013年秋季学期起试点，如今已扩展到了中西部22个省（区）的20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三里中学所在的上林县，距离南宁不过100多公里，但仍属国家级贫困县。 三里中学附近有一所小学，汤敏和同事们曾去调研。走进教室，看见的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木桌子。他问同学们想要什么体育器材，孩子们回答，排球和足球。他有些感慨，对同事苗青说：“你看，就这些东西，对小孩子来说也是宝贝呢。” 他去了另一所河北赞皇的初中。老师告诉他， 刚入学的初一班上有些同学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这些本该是在小学就掌握的内容，老师不得不在初中加班补上。如此种种，不断提醒着汤敏，在当下中国，教育差距几乎无处不在。 听课这一天，汤敏很兴奋。他看到，在黑板上做题的那位女生，第一步便将因式“4x2－10x－14”中的公因数2提取出来，正确地分解为“2（2x－7）（x＋1）”。这是覃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过的方法。 随后播放的人大附中课堂视频中，也有一位人大附中学生如此解答，得到了数学老师的极力表扬。汤敏觉得，乡村学生一点也不比人大附中的孩子差。 “23分22秒、29分08秒、33分20秒”，这是覃海礼老师写在教学简案上的精确时间点。这一节课上，他选择这几个时间点播放视频。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数字，是他前些天反复研究人大附中的授课视频后，根据项目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对人大附中的录像，我是看得越来越多，用得越来越少。”下课后，覃海礼告诉汤敏。汤敏又激动了，这正是他期待中的双师教学成果：不只教会学生，更在培训老师：“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课课示范、天天培训，它是对乡村教师进行了一次全程培训。” 试点第一学期结束时，友成基金会常青义教项目组统计了试点学校的期末成绩。他们惊喜地发现，大部分“双师教学”班级的平均数学成绩高于年级平均分。比如，内蒙古和林二中，年级平均分是39.5分，试点班则为59.7分；广西阳朔朝板山中学，年级平均分是56.6分，试点班的平均分则高达92.7分。教育改变命运 汤敏曾是一位中学数学老师。1953年，他出生于北京；5岁时，随家人迁居广西南宁。高中毕业后，被挑选进入南宁师范学院短期培训班，随后被分配到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他上的第一堂课，内容是有理数。他上得异常费劲，至今印象深刻：“备了好几个星期的课，几乎每一个字都要写下来，写了好多页纸，上完课时一头大汗。”他暗暗担心，一堂课就这么操心，以后天天上课，可怎么办？ 那时，他有些心虚。中学时碰上文革，高中一年还在学工学农学军，几乎没怎么认真上过课。高中毕业后，他插队去了一个公社，后又抽调去修防洪堤，回来只在南宁师范学院学习了一个月。虽然说是“知识青年”，但他戏称自己是“无知识的青年”。 汤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里有个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汤敏就每天搬个凳子在他的班上听课，第二天轮到自己上课时，便模仿着讲。如此“偷师”，汤敏硬是听了一个多学期。 后来，他还成为数学教研组的副组长。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只要跟着好老师，哪怕只是模仿，也是一条捷径，“开始就走对一条路，会受益一辈子”——这也是他发起双师教学实验的信心所在。 双师教学模式的直接启发，来源于神十宇航员的一次“太空授课”。2013年6月，航天员王亚平从太空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展示了单摆、陀螺，还用一个水球做出了一颗“红宝石”。 受此启发，汤敏开始筹划一个新型远程网络教育项目。他想将全国最好学校的课程，送到最差的那些乡村学校中去。当他把这个想法向一些教育人士咨询，得到的却是，“几乎所有做教育的人都不太相信这种办法有用。” 一位教育局官员甚至当着他的面说，“教育，还是校长来搞比较好。”这句话的潜台词在于，因材施教，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人大附中与乡村学校，两端师生基础差距太大，不可能对接。 汤敏夫人左小蕾是个急性子，因此有些愠怒。汤敏却正好相反，耐心且温和，就连左小蕾也几乎从没见他生气过。他是这样说服对方的：“第一，我们得试。第二，我们相信，同样的学生，有好的老师会比差的老师要好。第三，不需要跟人大附中的学生比，我们跟自己比。比原来好，不就可以吗？” 汤敏几次找到同是国务院参事的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问能不能把老师的课拿到全国让大家都听。最终，刘校长同意合作。两人共同商定，选择教材版本更通用、更容易讲解且提升较快的数学课堂作为试点。 人大附中的数学课堂，让汤敏自己都受益颇丰。他当老师时，讲究“师道尊严”，要板着脸，不能和学生太亲近。人大附中的老师们，则亲切地俯下身，称呼学生为“孩子们”。第一堂课，人大附中老师讲的是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历史上的数学名人。这不在教纲里，是他们自己补充的。一位南宁退休教师因此感叹，他们当时想都不会这么想。 “他做这件事情，是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来提高教育的劳动生产率，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左小蕾说。两人是武汉大学数学系同学，可以说是教育公平的受益者。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汤敏从南宁考入武汉大学，同时攻读数学和经济。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当了5年中学教师的汤敏参加了高考。那时，广西市规定25岁以下考生才有资格报考，这意味着，这是汤敏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考上大学，这位中学教师的人生从此转向。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获得国际金融与贸易、计量经济学博士。随后，他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2010年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2011年4月，他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可以说，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身为经济学家的汤敏，一直对教育念念不忘。早期的创业课程 2011年夏天，还在英国伦敦留学的女学生彭天，在一个地铁站出口见到了汤敏。他穿着简单的西装外套，朴素而正式。两人走到附近一家小小的中餐馆，只有四五个细长条沙发。汤敏出钱，请彭天吃了龙抄手和其他中式小吃。 汤敏向彭天提起“创业咖啡”的想法。他在美国参观创业大街，发现投资人和年轻学生们一起在咖啡馆里讨论创业。他还在广西师范大学参观过一家咖啡馆，学生自己集资创业，贫困的女学生担任服务员。但学校没有创业课程。 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年轻的汤敏也进行过小小的创业实验。那时候，图书馆杂志少，看的学生多，总是供不应求。他们一帮同学自己出钱，订《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再租借给学生，两分钱一天。他们甚至买了一台洗衣机，洗一桶衣服五分钱。 于是，他想将咖啡馆打造成创业孵化器——让咖啡馆里发生好的创业课程，分享给其他地方的咖啡馆。那时，大学里几乎没有创业课程。想创业的学生们，可以在咖啡馆里学习、商谈，将理想变为现实。 如果非要追根溯源，启发他的是原来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发展基金会的工作经历。正值世界金融危机时，他参与了很多国际远程视频会，以传递、分享信息。在他看来，基于互联网的远程视频技术已非常成熟，潜力巨大。 他邀请彭天回国执行这个项目。理由有许多，其中一条带着“诱导”性，“你看，印度人普遍会说英语，能通过互联网分享最好的内容，多少年后，我们怎么和他们竞争？” 那时候，彭天不是太感兴趣。她本科在北京大学，课程资源应有尽有，很难想象其他高校的贫乏状况。不过，她被汤敏言语间流露出的紧迫感打动了：“他真的在为国家和下一代人的未来感到‘捉急’。” 第一次创业咖啡课程，启动于2011年10月。地点设在北京大学一间教室，连接上不同大学的咖啡馆。第二年，这个社团活动提升为北京大学承认的通选学分课——友成得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章政副院长的支持，改造了一门原有课程《社会企业家精神培养实验》。 友成请来的师资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教授；新东方的徐小平、王强；宜信公司的唐宁等等。期末考试时，学生们分组拿出自己设计的创业项目计划书，由学校请来当地的企业家评分。优秀者，可获得友成基金会提供的“社会企业创业实践种子基金”。 如今，已有约100所大学引入了这门课程，包括许多教育资源不那么丰富的二类、三类本科和高职高专——那些彭天之前都不曾听说过的学校。 有一次，彭天为各地学生创业社团报销开支时发现，一所学校的海报打印费用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她追问，对方回答说，校园里只能打印A3黑白海报，如果要打印友成提供的A2彩色海报，要骑着摩托车到镇上去打印——这是她第一次对于创业课程在不发达地区的覆盖面有了认知。 2012年前后，汤敏开始关注“慕课”。那一年被《纽约时报》命名为“慕课元年”。由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创立的Coursera在线免费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手的edX网络在线教学计划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慕课平台。 那时，创业咖啡课程已创办一年。不过，与高大上的世界慕课潮流不同，汤敏认为，中国慕课应该走另外一条路，即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中国慕课应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也是他开办创业课程、试点双师教学的初衷之一。 “从汤老师身上，我能感觉到，在技术和意识无限开明的时代，我们确实可以求仁得仁。我们所追求的，确实有路径去实现或无限接近。”彭天说。她负责的创业咖啡，计划进一步扩展课程，将网店店主、微商店主等也邀请上讲台。差距与公平 “假如印度10年后有几千万哈佛、麻省理工，或世界最好的职教慕课毕业生，我们怎么办？”这是汤敏总拿来说服旁人的口头禅、撒手锏之一。凡是谈到慕课，他言必拿印度这个体量、规模与中国相当的国家作比较。 汤敏曾看到哈佛大学edX的一个统计数据，中国学生仅仅是印度学生的一半，拿到毕业证的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在Coursera中，印度学生占比约为10％，仅次于美国学生比例。还有一位17岁的印度男孩阿莫尔·巴韦，因为在edX《电路与电子学》课程中的考试得分在前3％之列，被麻省理工学院破格录取。 他非常担心，在这一轮教育革命中，中国将被印度抛在后面。 从美国毕业后，汤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亚洲开发银行。这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宗旨是通过发展援助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消除贫困，因此，他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 他曾负责孟加拉国工作，分析该国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他看到，很多人家里只是一个草棚，没有床，没有炉子，就搭起一口锅。有铁皮屋顶的，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 孟加拉国还常有“罢工”，往往是示威游行、罢工罢市、打砸抢烧一起上。“看得多了，就会思考，如何不让自己的国家变得这么动荡、这么贫困？” 他也曾被中国农村的贫苦当头打了一棒。他在南宁市区长大，父母是知识分子，没怎么受过苦。直到插队时，才发现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床板、蚊帐、席子，没有什么家具。农活不忙时，只能喝玉米粥。粥喝不了多少，撒两泡尿后就没了，却还要连续干好几个小时的活。 偏偏，温和的他同时还是个倔强的人。一位与他一起插队、修防洪堤的同学至今记得，有一次，汤敏走路都摇摇晃晃，还坚持在堤上挑土。被连队指导员发现，押着去了卫生院，一查体温，40度。打完一瓶点滴后，他又回到大堤上。 到了武汉大学，汤敏第一次看到展示现代化社会的外国电影。启程去美国留学，他被洛杉矶机场里的厕所震撼了，“那时候中国的厕所都脏得不得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干净、漂亮的厕所。” 整个前半生，他行走在美国、中国与孟加拉、越南等国之间。所见所闻越多，越发感到差距、平等这些词语的涵义。作为一位经济学者，他的博客中充满了创业、融资、通胀、中小企业等关键词；他还和几位经济学家一起，仿效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小额信贷模式，在山西一个小山村搞起试点。 他也越来越坚信，一个国家的进步，核心在于教育。1998年，他因一封建言高校扩招的信被国家采纳，被称为“扩招之父”，从此介入教育问题，亦因此毁誉参半。最近5年，他以创业咖啡、双师教学等项目，正式跨界教育。学者的“野心” “听说，您打算支持基金会50万块钱？”12月8日下午，在广西南宁一处古色古香的办公室，汤敏与一位有意资助的企业家喝茶、商谈。他似乎不太适应这类对话，说到50万时，声音略微轻了一些。 这位企业家很年轻，发型吹得高高的。他一口答应下来，但提出了若干条件：共同冠名、挂牌、请政府相关部门背书等等。汤敏和同事苗青，仔细听着、略微点着头，大致了解后便起身告辞。 “我自己不太会去找钱。”汤敏笑着说自己不太会“忽悠”企业家。不过，在苗青看来，这天已经是汤老师很大的突破了，以前他从来不会说到具体数额，为此汤敏还曾向她抱怨，“怎么办？我总是不好意思跟人家张口要钱。” 目前，中国公益界常常还是“看眼泪资助”，捐助能亲眼所见的校舍、硬件比较容易，培训师资这种不可评估量化的事儿，很多人犹豫。还有企业家说，培训老师应该是国家的事情。汤敏总是回答：“大规模推广，一定是国家的事情。但前面这些试验、探索得由公益组织来做，所以，需要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改革。” 一旦捐助有戏了，他就开心地给下属发信息，“咱们有钱了！快来写方案！” 汤敏好说话，常有企业家们冲他和夫人左小蕾的名声而来。有人问企业困难怎么融资，有人想上市向他请教，还有人要规避风险。汤敏的原则通常是，先谈慕课，再说经济。 “我的强项是，有很多新的想法和主意，有能够融合各界的资源；但我不是执行管理型人才。”汤敏如此评价自己。加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5年来，他从一个学者变成半个企业家、半个公益人，开始学会怎么把一个理想、乌托邦，慢慢变成一个现实。 他毕竟是一位经济学家，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天真。曾有同事提议，双师教学应该设置一些门槛，比如，项目学校也应该出一部分钱，或是请当地教委、企业家配套一些资金。汤敏很为难，表示反对，都是贫困县了，哪里还能让别人出钱？ 双师教学项目推进时，汤敏曾雄心勃勃地提出“百校计划”“千校计划”，希望尽快达到成百上千个项目校。他想当然地以为，人大附中这么好的课程，老师们怎么可能不感兴趣呢？ 事实上，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当地老师的参与度多少，还是靠本人自觉性。友成发放的一些教师账号，发现有一部分压根没有后台活动。这意味着，有一些当地老师，只是慕名跟风要去了账号，却没有真正使用。 汤敏承认自己过于理想主义，他立刻建议步子放缓，并开始考虑从学校和制度层面如何给老师以激励。后来，友成也启动了项目学校的淘汰机制，对那些参与度低的老师，将适时收回账号。 “他是个很讲理的人。”彭天说。如果实在做不到，他也不生气，“嘟个嘴巴”而已。 汤敏和友成，正在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常青义教计划，请城市退休高级教师送教下乡；电商扶贫培训计划，将慕课理念引入农村电商培训；教室艺术普及教育，探索在乡村地区运用慕课进行大规模艺术教育普及；电子书包项目，为乡村学生配发平板电脑，实现提前预习、上课讨论模式的翻转式课堂；千千树幼儿园，面向打工子女和农村儿童的优质、示范性、平价幼儿园…… 他想做的还有更多。比如，办一个网上保姆学校，培训家政服务员；筹办一个网络大学，实现职业人的终身教育；他甚至还设想过与军队合作，给退伍转业军人提供创业培训。他也明白，目前的试点模式，与真正的慕课模式还有差距，需要再试验、再提升。 他颇有信心：“我心目中的教育理想状态是：第一，教育更公平；第二，教育更创新，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第三，教育真正惠及所有的人群，而不仅仅是在校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教育能做很多原来做不了的事情。”本文刊于《中国新闻周刊》，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18日 -
郑永年：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新定位、新调整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还是继续以和平为大局，积极和一些国家进行政治谈判，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道路。中国仍然应当继续发展和深化和东盟(亚细安)的经贸关系，避免被美日牵制而滑向军事安全方面的竞争。 在2015年里，中国外交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不仅指中国在本年里所开拓的外交，更是指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外交重心的变化。简单地说，中国和欧洲、非洲的外交取得了具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在两块中国一直在努力的领域则遇到了麻烦，即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在亚洲的周边外交。这个局面说明了什么?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在和美国、周边外交中改变了邓小平以来所秉持的“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姿态，走向了“有所作为”。中国的这种“有所作为”在美国和周边的一些国家看来，是“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了“侵略性”。这里所谓的“侵略性”指的是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纠纷。持这种观点的在中国国内也大有人在。当然，国内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即他们认为中国在改革发展的这个阶段，仍然需要“韬光养晦” 的政策，而不是去主动触动国际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海内外人们对中国为什么走向“有所作为”的内在理由并不那么了解。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很难说真正做到了“所有作为”，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外交仅仅是有限的回应，只不过是从以往的息事宁人，转变到了比较主动的回应罢了。无论是在和日本的钓鱼岛问题还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主动去挑衅。钓鱼岛是日本主动挑动的，而南中国海岛礁的建设，早在中国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已经在进行了，并且这些国家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岛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叫中国不回应呢?如果领导层没有有效的回应，又如何保持其执政的合法性呢? 近代以来，领土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谁在这个问题上作无理性的退让或者妥协，都会被赶下台。受尽帝国主义欺负的中国更是如此。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因为它是两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结合，即近代以来的民族羞耻和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对国家崛起的自发骄傲。这两种民族主义的结合，其所能产生的能量是谁也不可低估的。尽管亚洲一些国家担忧中国领导层是否过度受民族主义影响，甚至(如日本)认为是中国领导层在操纵民族主义，不过，和近代以来其它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反应来看，中国领导层的反应仍然是相当理性和克制的，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反应。 如果说中国的反应并没有过度，为什么美国和周边国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历史地看，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那就是无论美国还是周边国家不能适应中国崛起这个事实。当一个国家崛起之后，它必然会对国际环境尤其是其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崛起的国家越大，这种影响力就越大。这就要求周边国家甚至是其它大国向这个新崛起的大国做适当的调整。如果不能调适，冲突甚至战争会变得不可避免。人们注意到，大国之间的互相调适的重要性，即如果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不能互相调适，就会陷入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调适是有成本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困难是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向中国调适过程中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中国和这些国家的互动。就中国来说，崛起到今天这种程度，各种因素决定了不可能继续像改革开放的早期那样，方方面面通过自己和外在世界的主动调适和外在世界和平相处。今天的中国犹如一条河上的大船，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它小船就很难行走;中国只能是稳定前行，并且明确方向，其它小船方可调整自己的航向和速度。 就美国和周边国家来说，调适的困难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向中国做出适当的调适，这是因为调适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它涉及到政府、政治人物和社会的互动。其次，调适是有成本的，这些国家觉得应当是中国继续向它们做出调适，而不是相反。这从美国和日本的很多动作可以看出。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相信他们有能力要求中国继续做调适，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美日联盟和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各种联盟。再次，无论是美国还是周边国家，它们对中国抱有很大的不信任。在没有足够的信任度的情况下，它们很不乐意向中国做调适;相反，它们恐惧中国的崛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消化中国的崛起对它们各自的影响。这些年来这些国家和美国、日本的关系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调整和美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显示足够的耐心，让美国和周边国家有更长的时间来做调适，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显示自己和平崛起的决心和能力，逐渐培养中国和美国及其周边国家之间的信任感。具体说，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量。 首先是建设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这一战略的要义不是和美国争霸，而是和其和平共处。只要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帝国野心，中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美国已经开始衰落，已经在世界的各个地区感到力不从心。其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是有充分原因的，包括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心、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亚太的霸主、美国的盟友意识(也是包袱)等等。但即使这样，中国也不见得一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的。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浪费其庞大的战略资源。同时，中国强化国防现代化，具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而在其它方面继续和美国发展经贸、文化等关系，维持高度互相依赖。 其次，即使对日本，中国也没有必要争锋相对。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日本已经是一个迷失外交大方向的国家。日本是亚洲近代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其真正强大的时候发生了战略误判，即学习西方帝国主义，发动了亚洲战争。尽管在日本看来，亚洲战争是为了挑战西方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但战争不仅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害，最终日本本身再次被西方(即美国)所征服。现在日本已经没有能力成为大国了，充其量也是一个中等国家。如果能够和亚洲国家和好，尤其是其邻居中国和韩国，日本在亚洲有其重要的位置。不过，日本领导层再次犯了重大的战略误判，即挑战中国。日本的这一战略误判，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对中国的恐惧又在于日本试图通过把亚洲战争合法化，否定其侵略历史来获得所谓的“自信”。很显然，日本越要把这段历史合法化，其越会感到不安全，因为这种做法自然会导致中国(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一是取决于美日关系，二是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今天具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和日本的互动过程中，中国需要的只是危机管理。日本利用钓鱼岛等问题进行再军事化，但其内部的发展(尤其是老龄化)已经支撑不了这一战略，而且反而会继续恶化其和邻国的关系。中国更需要耐心 第三，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更需要耐心。大国很难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俄罗斯、印度和美国都是如此。美国和其直接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系不错，但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也一直没有处理好。如果没有美国的影响，周边国家可能会比较快地调适和中国的关系。但美国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是中国考虑问题的起点。中国本来就没有计划把美国赶出亚洲，就没有必要因为要周边国家来向自己调适而“抱怨”美国的存在，更没有必要表现得似乎要迫使美国离开亚洲。 针对这种新格局，中国必须进行新的外交政策的调整。一些调整已经表现在近年的外交实践中了。 首先是周边外交。无论是在钓鱼岛问题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经过积极的回应，已经改变了从前非常被动的局面，开始掌握主动权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转向传统的“王道”精神，多做些有利于周边国家的事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还是继续以和平为大局，积极和一些国家进行政治谈判，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道路。中国仍然应当继续发展和深化和东盟(亚细安)的经贸关系，避免被美日牵制而滑向军事安全方面的竞争。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方面选择一些突破口，做一些真正让一些国家获利的项目。当然，无论是南中国海谈判还是经贸关系，中国必须有耐心。一旦失去耐心，这些国家就会感觉到压力从而误解中国，走向反面。容许东盟国家作自己的自由选择。中国做好了，这些国家自然会做有利于中国的选择。 其次，加强和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大国的关系。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对中国具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偏见，但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今天面临无穷的内部发展问题，中国的崛起对它们来说是巨大的经济机会。同时，它们和中国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国主要是经贸关系。英、法、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中国和它们的关系突破了，就可以间接地对美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也往往为中国的民营部门所青睐。只要有投资等发展机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般都会选择这些国家。事实上，欧洲正在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很能说明问题。搞不好，“一带一路”在这些国家的成果，会远远好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因为较之后者，这些国家具有包括法治在内的良好的治理制度，政治经济的风险比较低，中国的利益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 再次，继续和俄罗斯发展关系。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伙伴关系而非联盟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伙伴关系着眼于双方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联盟关系则是针对第三国，即“敌人”。前者导向和平，而后者往往是战争。 尽管中国的外交中心在于亚洲，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取决于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中国和非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有“远交近攻”一说，如果翻译成当代外交语言，就是，中国可以采用非亚洲的力量来增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和西方中等大国及俄罗斯等国的关系搞顺利了，就会对美国构成压力，产生有利于中国的因素。本文刊于《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18日 -
【中新社】专家谈北京出入境新政：外籍华人永久居留门槛降低是亮点
中新社北京1月13日电 (王盼盼)12日，中国公安部在其网站发布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简称“北京人才20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政策的一大亮点就是对外籍华人的便利。 “北京人才20条”是继2015年7月上海科创中心试行“人才新政20条”后，进一步创新出入境政策，吸引聚焦高层次国际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的突破之举。 王辉耀指出，中国要面向全球70亿人选才，需要从过去30年的招商引资转型到未来30年的招才引智，即将于3月1日起实施的“北京人才20条”的意义正在于此。 王辉耀强调，北京的创新发展急需四大类国际人才，即外籍高层次人才、留学归国创业华人、外籍青年学生、创业团队外籍成员。这次的利好政策将四类人才全部囊括，解决了北京创新发展中的迫切需求，并实现多个重大“突破”。 “亮点之一是降低永久居留门槛，外籍华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在中关村企业连续工作满4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6个月，可以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王辉耀说。 政策中还提出，在中关村创业的外籍华人，可以不受60周岁的年龄限制，凭工作许可和雇主担保函件直接申请5年有效工作类居留许可，或可凭创业计划直接申请5年有效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加注“创业”)。 “新政策对华人华商而言很重要。越来越多的华人希望回到国内工作、生活或是探亲访友，参与学术经贸活动，签证难是一大问题。”供职于西班牙华文媒体的记者仇先生因平日与华侨华人接触较多，他对海外华人渴望“永居”深有体会。 “给予外籍华人在华居留和永久居留突破性的便利，激发了外籍高素质华裔人才来华创新创业的热情。 据了解，华人获得永久居留资格后，在中国居留期限将不受限制，可凭护照和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出入中国国境，不需再行办理签证，在投资、购房、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等方面均享有便利。 不同于上海“人才新政20条”，此次北京出台的20项出入境政策全部涉及国际人才。其中，10项政策措施根据中关村创新发展的定位、特点和实际需求量身打造，并在中关村示范区一区十六园先行先试。另外10项政策基于上海“人才新政20条”施行后取得的良好效果，扩大至北京全市行政区域实施。其中，允许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在中关村短期实习，允许在京高校外国留学生在中关村进行兼职创业等多项突破性措施受到广泛关注。具体细则仍在制定中，将于今年3月1日起施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1月13日
2016年1月15日 -
【人民网】北京20项出入境新政：加快消除国际人才流动壁垒
人民网北京1月14日电 （常红 文小琳）“此次新政的亮点在于外籍人才申请在永久居留的门槛降低。比如外籍华人具有博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在中关村企业连续工作满4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6个月，可以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13日下午接受媒体提问时指出。 公安部于1月12日公布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受到了广泛关注。此次“北京人才20项政策”涉及到外国人签证、入境出境、停留居留等方面，将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此次出台的出入境政策措施主要针对北京创新发展中对外籍高层次人才、留学归国创业外籍华人、外籍青年学生和创业团队外籍成员四大类外籍人才的迫切需求，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 13日下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就公安部最新公布的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接受媒体采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执行秘书长苗绿对20项政策的意义进行了解读。针对高层次人才：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设立专门服务窗口 此次20条政策将对海外高层次人才释放强烈的引才信号。政策提出将设立永久居留“直通车”。对符合认定标准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经中关村管委会推荐，可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资格。公安部还将在中关村设立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负责受理、审核永久居留申请，提供咨询服务；缩短审批期限。对申请永久居留的中关村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快审批进程，自受理后50日内完成审批（现行规定是180日）。“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是一项重要突破，加快审批流程也使得完成申请日期不再遥遥无期，这将极大地便利外籍人申请居留。”王辉耀说。 王辉耀指出：“中国过去在这方面比较落后，国际人才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据统计在中国的外国人不到80万。全世界国际人口的平均比例是2.3%，发达国家基本上10%，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达到20%到40%，发展中国家平均1.6%，印度0.4%，中国只有0.06%。此次降低外籍华人在华居留和永久居留突破性的举措将会极大增加对外籍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针对外籍华人：降低华人永久居留门槛，不再受60周岁年龄限制 该政策中针对华人推出了居留便利政策。在中关村创业的外籍华人，可以不受60周岁的年龄限制，凭工作许可和雇主担保函件直接申请5年有效工作类居留许可，或可凭创业计划直接申请5年有效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加注“创业”)。以及对外籍华人申请永久居留实施优待政策。外籍华人具有博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在中关村企业连续工作满4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实际居住累计不少于6个月，可以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降低永久居留门槛是此次新政策实现的重大突破。”王辉耀说。 王辉耀指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破除货物流动壁垒，下一步就要破除人员流动壁垒中国转型要靠人才来支撑。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的招商引资转型到未来30年招才引智，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才强国战略。中国要面向全球70亿人选才，而即将实施的北京20项出入境新政的意义正在于此。针对外籍青年人才：可到中关村进行实习或兼职活动 该政策提出，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可以申请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习”）入境进行实习活动；持其他种类签证入境的，也可在境内申请变更为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习”）进行实习活动。在京高校的外国学生可以申请在学习类居留许可上加注“创业”后，在中关村实施兼职创业活动。 王辉耀介绍说，调研发现，来华外国留学生最多来自韩国，其次是非洲、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来自发达国家的非常少。“留学生不愿来中国的很大部分原因是留学后不能在中国工作。如果开放了对留学生的实习、工作签证，对他们是巨大的吸引力。居住、学习后，交朋友、进入当地生活圈子，他们找到一些支撑才能够待下来。”展望未来：出入境政策有望进一步放宽 “去年上海出台“20条”，公安部也出台政策7类研发中心可以推荐绿卡，其中包括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现在又推出“北京20条”，而且全部针对国际人才，政策力度、宽松度、审批的高效、对外国留学生的限制都有大幅度的突破，这次的成果是非常显著的。未来有望进一步放宽政策。”王辉耀说。 据了解，此次出台的20项出入境政策中，10项政策措施系根据中关村创新发展的定位、特点和实际需求量身打造，并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另外10项政策系将公安部2015年7月1日起施行的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出入境政策措施扩大至北京全市行政区域实施。 王辉耀介绍说：“根据统计在华外国人约80多万，还有一些“黑身份”的外教等。政策出台后，可能会让部分海归下决心回来，数量在几十万到一百多万，如果门槛进一步降低，数量还会增加。”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1月14日
2016年1月15日 -
【环球时报】外国人来华，这20项新政能帮多大忙
世界各国国际人口平均比例为2.3%，印度为0.4%，中国为0.06%。 “我们很可能是世界上国际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按照统计，在中国的外国人大约只有不到80万。全世界各国的国际人口的平均比例为2.3%，发达国家一般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1.6%，印度0.4%，而我国却只有0.06%。”13日下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向《环球时报》解读刚出台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时，不断强调中国吸引国际人才的紧迫性。 为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深化出入境改革，公安部于12日推出支持北京创新发展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此项措施涉及外国人签证、入境出境、停留居留多个方面，将在今年3月1日实施。CCG全程参与该课题研究，提出的多项建议被公安部采纳。王辉耀表示：“这些措施力度非常大，比如公安部将在中关村设立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窗口，相当于申请中国‘绿卡’的受理中心。其实这一直是我们的薄弱环节，从2003年到现在中国一共才发放了不到1万张‘绿卡’，平均每年才几百张，网点不够就是原因之一。我记得早年护照受理网点也是很少，后来越来越多，办理也越来越方便，道理是一样的。”在中关村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审批速度也大大加快，王辉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行规定180天的审批期限将缩短为50天。30天北京市公安局审核完，20天公安部就批了。” 新措施规定，对经备案的中关村企业邀请前来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可以向口岸签证机关申请短期私人事务签证(加注“实习”)入境进行实习活动;在京高校的外国学生经所在高校同意并出具推荐函，可以申请在学习类居留许可上加注“创业”后，在中关村兼职创业。王辉耀解释说：“以前，刚毕业的外国留学生是不允许直接在华工作的，必须要在国外有两年的工作经验才可以。我们知道，中国学生出去留学预期都是很明确的，比如留学后可以拿到实习签证，以后还可以办绿卡甚至入籍，路线很清晰。相比之下，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就没有这样的路径，现在一些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比如外教，很多都并没有居留许可，成了‘黑人’。”王辉耀举例说明这种人才流失现象：“我认识一个在中国留学的美国女学生，中文特别好，在中国毕业之后不能工作，就只好回美国，但在美国又没找到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最后去了冰岛，实在可惜。新举措推出能让外籍人才在华工作合法化，对于吸引外国留学生人才方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除10项将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的新措施外，去年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出入境政策措施也将扩大至北京全市实施。王辉耀认为，其中允许工资收入和纳税达到规定标准的外籍人员申请永久居留就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原来申请‘绿卡’都要列入人才计划，有很高的门槛，而现在你只要在北京工作满4年，每年在中国境内居住超过6个月，收入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申请‘绿卡’，在上海这个标准大约是60万元年薪，每年纳税12万元，在北京则是根据北京的实际工资水平来定。” 此前有消息称，中国政府预备对原籍中国、已入籍海外国家的华人发放“华裔卡”，持卡者可享中国永久居留权及本土居民待遇。对此话题，王辉耀表示，“华裔卡”还需要一些具体的论证，因为“绿卡”和“华裔卡”两者大部分功能其实是一样的，即可能用在老外身上叫‘绿卡’，用在华裔身上叫‘华裔卡’，不过现在有了‘绿卡’的机制，就可以先把‘绿卡’机制用起来。” “中国人才流动的壁垒一直是很高的。”王辉耀强调说。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加拿大每流失1个人才到美国，就会补充4个，而我国的高层次人才却只出不进，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博士回国的只有不到15%，“好在现在中央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动作很快，这些新措施的实施对于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是很有帮助的”。（记者 范凌志）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1月14日
2016年1月15日 -
【凤凰卫视】中国透视：中企走出去 高附加值成果带回来
新年伊始，凤凰卫视《凤凰早班车》及整点新闻连续八期对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进行专题报道。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战略当中，走出去只是中国企业发展思路的一部分，走出去引进来才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完整要义。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够带些什么回来？需要在哪些方面加以计划和强化呢？凤凰卫视记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就以上问题采访了本次论坛的嘉宾。
2016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