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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中国透视：中企走出去 应有益他国增收
新年伊始，凤凰卫视《凤凰早班车》及整点新闻连续八期对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进行专题报道。自从“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以来，一直是各大论坛热衷讨论的议题。如何让“一带一路”落到实处，如何让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品牌？凤凰卫视记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就以上问题采访了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
2016年1月12日 -
【2015中国海归50人】英国萨里大学校长逯高清
为表彰2015年在学术、科技、商业、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留学人员精英，进一步引领留学人员创新创业风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评选“2015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并于12月22日在第17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发布。2015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人才国际化研究课题组以数据调研、实际走访留学人员和举办研讨会等方式，收集了近200位正在从事创新创业的留学人员案例并进行研究。通过收集和研究2015年1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的相关资料，经由智库研究和专家评审，综合考虑创新性、影响力、代表性、社会责任等多方面因素，甄选出“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推动者，在所属行业具有创新性与前瞻性，在过去2015年中主导或参与了在全球化时代有影响力、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事件或事业，是中国留学人员的杰出代表，是创新创业新时代的先锋力量。逯高清，英国萨里大学校长【推荐词】 生于1963年，英国萨里大学校长，澳大利亚两院院士。 2015年12月，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宣布，原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常务副校长逯高清（Max Lu）教授将于2016年4月就任萨里大学校长。至此，逯高清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生中首位出任国际知名大学校长的杰出人士。 逯高清教授是世界知名学者，国际著名的材料化学专家和纳米科技领军人物，在纳米材料制备及其在清洁能源应用方面造诣深厚，是新时期留学生中最优秀的代表之一。他认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技能与信心以成为未来的领导者，驱动世界范围的积极变化。拥有优秀的学术、领导能力，广泛的合作网络，以及强大的国际视野的逯高清，将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创造更多的辉煌。2015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列）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长蔡崇信⇥⇥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陈 欧⇥⇥聚美优品创始人兼CEO陈十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邓兴旺⇥⇥未名兴旺系统作物设计前沿实验室(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浙江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郭 盛⇥⇥智联招聘CEO黄洁夫⇥⇥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军就⇥⇥中山大学副教授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候任行长郎 朗⇥⇥国际著名钢琴家李稻葵⇥⇥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东升⇥⇥中国商飞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彦宏⇥⇥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CEO刘 科⇥⇥托普索公司副总裁柳 青⇥⇥滴滴公司总裁逯高清⇥⇥英国萨里大学校长陆盈盈⇥⇥浙江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莫天全⇥⇥搜房控股董事长潘建伟⇥⇥中国科学院量子科学实验先导专项首席科学家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秦玥飞⇥⇥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饶 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沈南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施一公⇥⇥清华大学副校长汤 敏⇥⇥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田溯宁⇥⇥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王 石⇥⇥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王伯庆⇥⇥麦可思公司创始人王俊峰⇥⇥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薛 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严望佳⇥⇥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杨 澜⇥⇥阳光媒体集团创始人杨浩涌⇥⇥赶集网联合创始人兼CEO易 珉⇥⇥香港铁路中国首席执行官张 磊⇥⇥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 涛⇥⇥大众点评网创始人兼CEO张 忠⇥⇥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张红力⇥⇥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剑炜⇥⇥庞巴迪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张懿宸⇥⇥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赵厚麟⇥⇥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周成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朱 敏⇥⇥赛伯乐（中国）投资集团董事长
2016年1月11日 -
汪潮涌：弹指制胜，吟诗作赋
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汪潮涌被誉为中国的“风投教父”，他慧眼独具，豪赌搜狐，击中百度，投资了华谊兄弟、北大青鸟和瑞星；他敢想敢为，独立出资4亿元组建中国帆船队，使150多年历史的“美洲杯”帆船赛事首次出现中国人的身影，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输向世界。他自比风险投资业的黄药师，喜欢“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不需短兵相接，弹指神功就已达制胜之境；也向往归园田居、吹笛弹琴、吟诗作赋的诗意生活。汪潮涌说：“创业者千万不要急着数钱算身价，未来还有变数，没有资本市场什么都是纸上的。”从华尔街到弹指制胜，再到投资“中国之队”，一起来看汪潮涌的创业故事。生命顺势而成潮涌 1965年，汪潮涌出生在大别山下的湖北蕲春。从七八岁起，汪潮涌每天放牛、砍柴、养猪，或去水田里干活。那时，他最大的理想是能学武术，尝百草，当一名“文武兼备”的医生，平日能为人接骨疗伤，逢年过节能舞狮表演。1980年，15岁的他考取了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工程系。进入大学后，他走起文青路线，最幸福的事是“读万卷书，神交古人”。当时，《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一类改革派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其中一篇报告文学的故事梗概是决策不慎导致宝钢多花了国家几十亿资金。它让汪潮涌认识到一个厂长、经理，可以创造出多少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创造的价值。受此影响，他报考研究生时，选择了清华大学管理专业。 1984年，19岁的汪潮涌迈入清华园。朱镕基当时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985年去美国考察时，带回一个新泽西州州立大学的留学名额。这个名额便落在入学不到一年的汪潮涌的头上。 1985年，20岁的汪潮涌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开启一段新历程。那时，他便认定华尔街--那个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将是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 1987年，汪潮涌放弃新泽西州立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和金融博士候选人资格，经过数轮面试进入摩根大通银行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证券化方面工作，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第一批进入华尔街的专业人才。 1990年，标准普尔评级公司通过猎头找到汪潮涌，成功将其挖角到麾下，出任结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汪潮涌由此成为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标准普尔高级职员。 1993年，摩根斯坦利进军中国市场，急需兼具东方文化背景与金融知识的人才来掌舵。汪潮涌成为不二人选。随后，他被派驻到香港亚洲有限公司出任高级经理，主管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 1995年，他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摩根斯坦利亚洲公司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1996年，汪潮涌在工作之余，内心充满迷茫：为什么已经回到了故土，却依然看不到应有的未来？“每个人的参照对象是不一样的，我的参照目标是杨致远、李泽楷、张朝阳、王志东这些人。在很长一个时期，我都是站在同辈人的前列。当新经济到来时，我想，自己同样应该成为排头兵。”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让他创业的想法更加强烈。同年，摩根斯坦利总裁约翰·麦克受到中国一位领导人的接见，而后兴奋地说：“中国市场大有可为，汪，你作为驻京首席代表前程远大。”汪潮涌却平静地说:“很抱歉，我正准备向您辞职，我有自己的想法。”投资中的弹指神通 1999年，汪潮涌注册成立信中利公司，担任总裁兼董事长。信中利的市场定位非常明晰，专司投资银行和风险投资业务，为在国内贷款难又没有与海外投资银行家沟通渠道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服务。 成立不到一年，信中利已经为15家硅谷和中国高科技公司提供了直接投资，还担任了近20家高科技公司的财务和融资顾问，募集到2亿多美元资金。 2000年，汪潮涌决定扩大主营业务范围，将风险投资纳入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中。这一年，他还改造了信中利公司内部信息网，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中华资本网。 网络经济的炽热与顶级金融机构的履历让汪潮涌在风投界一时无二。2000年和2001年，他连续两年被评选为“中国10大最活跃的风险投资人”。2001年，信中利获评中国最具实力的50家VC（创投公司）之一。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整个行业非常低迷。搜狐的股价滑到不到1美元。就在大家不看好搜狐时，汪潮涌却大量地收购搜狐股票。“尽管当时看起来风险很大，但直觉告诉我，这种模式肯定会赢。”这次投资得到的回报不亚于早期投资搜狐的VC，汪潮涌也就此写下个人风险投资史上颇为得意的一笔。 2004年，国内还没有创业板，华谊兄弟也看不到上市的可能性，汪潮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华谊的。“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肯定会爆发，随着国民收入增加，年轻人看电影的兴趣提升，只要有好片子好的产品，肯定会引爆市场。”事实再次证明汪潮涌是对的。2009年，华谊上市，信中利从中获益良多。 2005年，百度在NASDAQ的成功上市带动中国概念股的飙升，汪潮涌也没有错过这次大事件。“我们对百度一直很关注，2001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非常关注。我们是2004年七八月份的时候第三轮投的资，正好是他们上市一年前。当然，当时也有风险，因为百度上市前的融资并不便宜，2004年的融资估值就两亿多美金，用市盈率来讲，可能都有好几百倍的市盈率，所以很多基金打退堂鼓，认为太贵，但我们认为还是有价值。” 此外，信中利还投了中诚信、长安保险、龙文教育等一些新兴产业，“新兴产业中与消费升级、服务升级、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相关的项目是我们长期专注的对象。”汪潮涌认为这些产业是反经济周期发展的，受宏观经济和投资环境的影响较小，长期投资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和波动。投资“中国之队” 2005年，一向精于投资的汪潮涌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很蠢的事情，砸4亿组织“中国之队”去参加美洲杯帆船赛，让这个运动项目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身影。虽然西方媒体称赞说这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复兴和企业家的精神追求”，但也有很多人说他“砸4亿入大海连个响儿都没听见。”汪潮涌却是宠辱不惊，“在我看来，投资帆船比赛已经完全不同于早期那些纯商业性的投资，这是对商业和社会双重效应选择的结果。虽然投资帆船运动可能有人不理解，但是建立‘中国之队’是我的一个投资路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投资中国水上运动和运动器材。并且通过组队参加这样的赛事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品牌影响力，这样的一个契机是赞助商们所乐于见到的。” 目前，“中国之队”依靠赞助和广告已经能维持运营，对于这次投资，汪潮涌说“投资与回报能够打平，或者略微有些亏损，就算很成功了。这件事更大的回报在精神上。”“埃里森说，他再有钱，也不能创造美国历史上第一条参加美洲杯的船队。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历史。所以我说，就算我倾家荡产，每天喝稀粥，我也愿意。” 美帆赛点燃了汪潮涌的体育热情，之后他又在2013年携手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创办了中视环球汽车赛事管理有限公司承办中国汽车越野拉力赛，正式涉足汽车文化产业。 2013年，汪潮涌还联合意大利私募基金Invest Industrial入股阿斯顿·马丁，成为这家著名跑车公司的中国主人。 入股阿斯顿·马丁是汪潮涌 “打造中国领先的跨境并购与重组外币基金”的其中一步。 2014年，欧洲私募股权基金A Capital与信中利合作成立欧洲科技与产业并购基金。汪潮涌计划通过“中欧科技与产业并购基金”将欧洲的一些注重品质、设计和文化内涵的品牌，以及欧洲在环保、食品、医疗、纳米新材料等领域的领先技术引入中国，他认为这是“中欧科技与产业并购基金”的历史使命。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11日 -
【新产经】引智从为“绿卡”松绑开始
最近北京首钢男篮外援马布里喜事连连，由中国邮政出资建设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马布里之家”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外开放。更为令他受宠若惊的是，他向北京相关部门申请的中国“绿卡”已经成功获批。“能成为首位以外籍篮球运动员身份获得中国‘绿卡’的人，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也创造了历史。非常感谢！”在刚刚过去12月15日马布里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如此感慨。 在马布里看来，中国绿卡号称世界最难拿的绿卡，他有幸拿到当然值得庆祝。但或许他不知道，在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已不再满足于13亿人的智慧，一场以中国绿卡松绑为契机的全球引智行动正在这个古老国度上悄然展开。 政策发力为绿卡松绑 几乎与马布里获得中国绿卡的同时，另一条关于中国绿卡的消息也曾让千万海外华人为之振奋，即北京中关村(000931)管委会主任郭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吸引国际科技创新人才，中关村将试点移民入籍、华裔卡、外籍人员临时身份证等制度。 一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对移民管理上秉持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一原则，很多外籍人士，尤其是海外华人，他们来华需履行复杂而严苛的签证和审批，给他们在华生活、工作、发展带来诸多不便。因此，中关村试行华裔卡制度消息甫一传出，海外华人无不拍手称快。 尽管随后中关村专门通过媒体公开澄清，华裔卡相关政策尚处调研阶段，还有待于国务院、公安部、外交部等中央机关的批准。但起码说明，中国绿卡的政策松动迹象并非空穴来风，让众多期待者看到了希望。 事实上，自2004年我国推行绿卡制度以来，因其申请条件相对较为苛刻，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官方颁发的一种荣誉，而非一项普通的行政审批，因此中国绿卡在国际间被调侃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但近年来，这种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政府为引智而推动绿卡松绑的相关政策正在加速推出并实施。 2012年6月30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通过，当时就有公安部负责人表示，新法中的表述将“为逐步放宽‘绿卡’申请条件留下空间，有助于促进引智引资工作”。 三年后，在这种政策空间契合下，2015年6月，公安部下发通知，决定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等7类企业、事业单位任职，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同时，公安部推出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系列出入境政策措施，在上海率先实行“取消变业单位类别和职务级别限制”等措施。 2015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16次会议上通过了8个重要文件，其中就包括《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针对外籍人员的“绿卡”制度，和律师制度改革、价格机制改革并列在一起，成为中国最高层关注的重点。次日的新闻媒体多以《习近平亲自审议 中国“绿卡”管理意见出炉》为标题进行报道。 尽管意见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在每个华人看来，中央放松绿卡管理是趋势，也是众望所归。因此中国侨网将中央深改小组意见积极解读为绿卡改革方向的定调之举：“要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健全政策法规，优化申请条件，简化工作流程，落实资格待遇，加强日常管理，形成更为科学合理、开放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工作格局。” 放宽绿卡形势很迫切 21世纪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其实是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高科技人才的竞争。在这一国际背景下，绿卡制度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吸引人才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 而已经实施11年的中国绿卡却被调侃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根据中国与全球智库（CCG）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统计，截至2013年，居住在中国的84.85万外籍人员中，仅有7356人获得了中国绿卡。而仅2013年一年，美国就向全球发放了99万张绿卡。 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联组会上，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在接受询问时也流露出自己的忧虑，美国硅谷的从业人员36%来自海外，而在中关村200万创业人员中，外籍和海归人员占比仅为1.5%。 且国际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标准之一，欧美国家这一数值可达10%～15%，亚洲国家普遍偏低，如泰国约为1.7%，而中国尚不足0.1%。 更令人揪心的是，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存在巨大的移民赤字。根据中国与全球智库（CCG）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蓝皮书，目前中国内地海外移民存量934.3万人，而在中国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仅有84.89万人，移民赤字多达849.4万人。 众所周知的问题是，由于中国现行的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放弃原来的国籍。所以对外国人尤其是欧美籍人士来说，中国国籍的吸引力并不大。因此，大多数在中国工作、做生意的外籍人士追求的只是一张中国绿卡，有此绿卡，能享受到在中国居留期限不受限制、可凭护照和绿卡出入中国国境、不需再办理签证的便利即可。 显然，中国入境移民管理及绿卡制度已与当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难以适应。严峻的现实与形势表明，对此我国必须作出相应改革。况且，依据汇丰集团《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的统计结论称，中国仅次于瑞士、新加坡，已成为世界第三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国家。该报告副主编刘国福教授建议，中国应该尽快推进技术移民立法工作，否则，引进外国智力将在法制环境竞争上先失一筹。 我们也注意到，党中央在全力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同时，对新时期引智共襄创新中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特别2014年5月上海召开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所带来的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如长江之水,挡也挡不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为绿卡松绑水道渠成，也是众望所归。正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撰文所说，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的招商引资转型到未来30年招才引智，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才强国战略。中国要面向全球70亿人选才，那就从降低“绿卡”门槛开始。文章选自《新产经》，记者：耿文彪
2016年1月11日 -
田溯宁：永不止步的好奇心
田溯宁，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田溯宁是天苍苍野茫茫中研究牧草的科学家，也是“中国互联网设计师”“宽带先生”，还是互联网后起之秀的强大后盾。20多年前，他第一个将互联网带回祖国；20多年后，他见证互联网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组织者。在他看来，人生的满足或者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在不确定中发现未来，参与改变未来。田溯宁说：“把握先机比商业计划更重要，当机会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改变历史，但要在机会刚刚萌芽的时候就抓住它。成功=想象力+勇气+坚持。”从读书“放羊”与草为伴，到创办亚信和为国家创业，再到打造数字生态系统，一起来看田溯宁的创业故事。读书、“放羊”、与草为伴 1963年，田溯宁生于北京。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他，像父母一样看书、学习，朦胧中，长大做学者、搞研究似乎成了人生的固定路径。 1981年，田溯宁考入辽宁大学生物系，1985年又进入中科院攻读资源管理硕士学位，以“吴县东山乡胡杨的生态系统研究”为课题，花了一年半时间在江苏省吴县“放羊”。1987年，田溯宁赴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攻读资源管理博士。在美国的四年，田溯宁天天与“草”为伴，研究进化论与良种草。枯燥的研究和重发的生活让他禁不住思考人生的意义，“我始终觉得，研究再好，也跟中国的进步没有关系。在一个商品化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的成功不仅在于科学家，也在于企业家。有时候，企业家比科学家更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改变这个世界。”中国互联网建筑师 1993年，田溯宁和丁健在美国成立了亚信公司，却在美国遇到政策阻力，在中国遇到有关部门的不信任，内外交困。1994年，亚信与中国联通合作，规划建设中国第一个商业互联网。1995年，田溯宁携亚信回国，成立亚信科技，开始在国内创业。 1995年，我国30个省市共31个节点的中国电信CHINANET骨干网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是首个以TCP/TP（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互联技术覆盖全国所有省份的大型数据通信网络，亚信承建了这一项目。这对于中国互联网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于亚信公司来说，这标志着它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互联网的设计师；对于田溯宁来说，他离自己的梦想又前进了一大步--亲手建设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指日可待。 1997年1月，亚信的创办者们在美国召开会议，展望未来三年的发展，并一致决定引入风险投资，引进职业经理人，尤其是财务总监，借此摆脱经营困境。 1997年6月，亚信邀请美国一家投资银行作为融资中介，从华平、中创、富达公司的共融来1800万美元。田溯宁并没有沉浸在成功融资的喜悦中，相反，他开始反思亚信过去几年的发展。 1997年，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顾问之一罗伯森·史蒂文曾问田溯宁：“亚信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他这时才意识到，亚信虽然在高速发展，可发展模式不成章法，管理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这是从前被忽视的部分。 1998年，田溯宁开始着手改变亚信的管理现状。在这段时间内，他主要做了四件事情：首先，花了三个月从惠普公司挖来韩颖，担任公司的CFO，彻底重建了亚信的财务秩序；其次，他完善了向员工发放期权和股票的制度；第三，他收购了专门从事无线计费系统的德康公司，为提升亚信的软件费、开发能力打下基础；最后，便是对企业发展提出总体规划，筹备在纳斯达克上市。 1999年，田溯宁悄然退出亚信，不再参与具体经营。不久后，他受邀出任中国网通总裁。 2000年3月3日，亚信在纳斯达克上市，成功融资1.2亿美元，成为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彼时，田溯宁在电视机前热泪盈眶。当时，有媒体评论说，亚信的成功上市意味着“中国概念的技术公司”开始为国际资本市场所认可。这一成就背后，田溯宁功不可没。为国家创业 199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严义埙找到田溯宁，“亚信做得不错，我听说你的理想以前是把互联网带回中国，现在是要通过宽带和互联网推动整个中国的发展。国家准备成立网络通信公司，我们希望你来做掌舵人。” 1999年，田溯宁放下在亚信的职务，受邀出任中国网通，也就是小网通的总裁。小网通是由中科院、铁道部中铁通信中心、国家广电总局网络中心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从此，田溯宁开始了自己在中国网通七年的“宽带之旅”。 最开始，田溯宁不仅想建立一条无处不在的信息高速公路，也想切实推进国企改制。然而，网通和亚信的情况截然不同，不仅是电信运营商和系统集成商的区别，更在于国企和西方现代企业的运作差异，因此，他面前的困难不言而喻。 面对董事会中的副部级官员，民企出身的田溯宁没有退缩，而是提出：给他一年时间，如果达到目标，他可以成为董事，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 立下“军令状”后，田溯宁马上开始行动，加强和股东沟通，着手进行融资，建设核心团队并且开始打造企业文化。 随后两年，在田溯宁的带领下，小网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上：公司员工从最初的十几人，增加到快3000来人，分公司遍布全国各地，在全国范围内铺设了1.2万公里的光纤，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5个城市开通了城域网，IP业务则覆盖了全国的111个城市。 是时，国内四大电信运营商，除网通外，都已境外上市。这也使网通集团在资金调度、市场形象、治理结构等方面逊色于竞争对手。田溯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注销北方、南方和网通国际三大公司，为实现对各地分公司的集中管理奠定了基础。 2002年5月，中国网通集团（大网通）正式成立。之后，长达两年的整合与重组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股权融合、人事调整......然而，田溯宁没有被这些困难阻挡，他开始思考得失之间的平衡，“人们可以输掉一场战役，但是必须要赢得整个战争。”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11月，网通成功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田溯宁高兴得像个孩子，对着电视镜头竖起右手拇指： “我很高兴，因为是UP！” 之后，田溯宁的重要转移到两个方面：入股电讯盈科和引进海外投资者。在他的设想下，网通将成为中国四家传统运营商中最具国际化特色的一个。 2005年1月，中国网通成功入股电讯盈科；4个月后，顺利实现了与西班牙电信的合作。自此，中国网通这个“冰川下的幼鲸”，终于开始在国际资本市场搏击风浪，而田溯宁也收获了“中国的宽带先生”这一美誉。“宽带先生”再启航 2006年，田溯宁正式卸任在网通的一切职务。他决定离开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网通上市了，他的使命和阶段性贡献已经完成；其次，在网通路演时，他遇到杨致远和在硅谷创业时的伙伴，在交流中看到新浪潮的到来--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一种全新的力量，成为知识生产的组织者，而不再仅仅是个工具，“我开始思考，如果说十年之前，我还起了一点作用，把互联网带回中国，那十年之后我又能做什么？” 同年，田溯宁创办了宽带资本基金。是受达沃斯论坛的启发，也是田溯宁为“打造数字生态系统”这一理念所做出的实践。 田溯宁将重点主要放在投资电信、互联网、新媒体和宽带应用领域，具体分为三个方面：行业内的增长型企业、行业内的企业重组、帮助企业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他希望可以通过基金这个平台，把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联合起来，创造价值。于是，在私募基金和宽带的交汇处上，田溯宁又开始了新的长征。 从2006年投资时光网起，宽带资本投资了一系列广受好评的项目，尤其是近几年来。2012年，宽带资本与中金集团联合投资乐蜂网；2013年，宽带资本投资易到用车；2014年宽带资本投资了挖财、河狸家、喜马拉雅、面包旅行等；2015年，宽带资本投资的同盾科技、Skyroam斯凯荣等，潜力巨大。 除了在互联网投资行业大显身手以外，田溯宁也在推进“云计算”和“产业互联网”两个方面多有用心。“过去20年，早期亚信做系统集成，然后做软件，网通做网络，总是围绕着网络和计算机这一件事情，网络就是计算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运营商只能给客户提供打电话的服务，而不能提供计算和存储服务？” 2010年，北京云基地成立，采用“基金+基地”的创新运营模式，2012年投资额高达10亿元，产值达20亿元，已有20余家企业入驻，形成了一个覆盖云计算硬件、软件、服务、应用的完整的云计算生态链，在云基地内，企业几乎可以享受全方位的创业指导和服务。田溯宁也在这高密度的工作中，忙得不亦乐乎。 身边很多人劝田溯宁说：“你快50岁了，应该学会欣赏生活。”然而他认为，人是有很多东西驱动来不断前行的。对他来说，最根本的动力是好奇心。尤其在技术行业里。在互联网、宽带、云计算领域里，每天都发生新的东西，而这些，也都是推动他前进的动力。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11日 -
王伯庆：大学生创业应更强化风投的作用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为了加强中美人文、教育交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在京举办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以创业教育为主题的国际化高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政府代表、学者、商界人士共同研讨国内创业教育发展方向，并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创业教育先进经验。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及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王伯庆在研讨会上发表以下观点： 我跟踪中国大学生就业和创业已经9年了，并且连续发布了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我们发现，连续三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比例持续上升，青岛的大学生创业比例达到了6%，比全国高了一倍，但我们的整体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关于大学生创业的动机，确实大学生创业80%以上是因为自己本身想创业，而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去创业。这个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创造了工作的岗位，一方卖弄，他们把一些就业机会留给了其他人，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创业带动了其他人的就业，所以他们创造了就业。但这批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创新能力比一般大学生明显要高，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不同的群体，这是现在大学生创业方面的特点。 刚才提及大学生创业的效果，我觉得我们不能只看毕业时创业的比例。就全国而言，现在大学生毕业时创业比例都低于3%，但在三年后再去跟踪他们的创业情况可以发现，同一届毕业生有更多人投入了创业，大概是一毕业就创业的三倍左右，所以，创业的效果不要只看毕业时的创业，其实看他工作一段时间是否创业，这样的数据更有意义，也能更好地认识更好大学生创业的现状。 此外，毕业就创业的人，大概在三年后看，他们有超过一半已经退出了创业。这是正常现象。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有这么多比例的学生一毕业就创业，三年后又退出创业，那么对他们来讲创业是有风险的事。我们观察了毕业后创业的大学生创业一开始的资金来源，主要来源于家庭和朋友的资助，而我们创业的大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普通家庭。因此这方面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在大学生创业中要更加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而不是这么高的比例来自于家庭和朋友的资助，这会给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创业的时候设立一个比较高的门槛，也让家庭承担了一些财务风险。如果有社会机构更多的介入到这方面来的话，可以让大学生自己家庭的财务风险被降低，并且让社会投资机构享受大学生创业所带来的一些收益。 总体来看，大学生创业还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它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就业。但是这是一个创新能力比较高的群体，我们一直在观察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无论是就业还是不就业的，一般只有创新能力比较突出的学生才会更多地考虑创业。目前，大学生创业在中国国内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持续增长比较快，这也确实是一个好的机会，而且也让大家这些年养成了提高承担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本文根据演讲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2016年1月11日 -
郑永年：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 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根据我自己到中国各地考察的结果，我是觉得下行压力甚至比我们预期中的还大。我们把它称为“新常态”，当然是比较正常的。从一个高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增长，现在下行到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常态。那么为什么说中速呢？就是针对中国自己以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来说，是中速增长。但是如果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无论是欧美的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很高速的。 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是明确的目标 我们对这个新常态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常态那就是稳定的增长，如果说我们以后十到十五年，能达到一个人均6%到7%的增长的话，那么我们有望进入一个高收入社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里面，大概只有十几个国家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还是中东石油、能源类型的国家。除了这些能源类型的国家之外，我们东亚，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避免了这个陷阱。什么样的叫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 东亚社会，日本、亚洲四小龙，是高收入社会，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这些国家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然，低发展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很多，像柬埔寨、老挝、缅甸，这样一些国家一对比就非常清楚，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困难大家也是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高收入社会往往是政治比较开明、开放、稳定，政府比较清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就是腐败非常流行，社会不稳定，经常出现暴力。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必须逃避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十八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要在五年之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很清楚，明确具体的规定，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是7800美金，五年之后要实现人均GDP12000美金。什么概念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年必须达到6.5%的增长，人均GDP才会达到12000美金。 另外一方面就是扶贫，中国现在统计贫困人口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标准，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人均1.5美元/天的收入。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规模更大，因为根据国际标准是2美元/天，如果这样算，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所以从这个社会结构里看，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还是很少的，社会底端群体还是太大。 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 这个目标确定了，那么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人均GDP12000美金，从现在的7800美金到12000美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收入社会，我觉得那个阶段比较困难一点，比接下来五年还要困难一点。虽然现在经济下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很多的悲观，也有好的方面。 举个例子，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这个非常重要。从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家如果去其他国家，哪怕是欧美发达国家去旅行的话，会发现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可能是世界上一流的。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大家一般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制造业基地，光是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样一个基地。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发现，包括印度，如果今天我们去印度看看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行，更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 第三，中国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做得非常好了，人力资源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从文化上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有传统几千年的商业文化。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有这个讨论，为什么早期发展的发达国家，都是新教伦理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经济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五个经济体，成为高收入社会。中国当然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尽管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反文化的运动，但是随着中国文明的自觉，文明的复兴，中国越来越像传统的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的国家。文化的要素，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因为比较软，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 从微观方面的一些经济形势来看，也有好的地方。中国已经很快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部消费的经济体的转型，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十八大反腐败以来，政府部门的消费，也就是“三公”消费，现在几乎是非常小。现在不仅政府部门自己消费减少了，政府跟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总体来说，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很快提高，这表明民间的消费增加得很快。 第二方面，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以前人口基数很大，发展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甚至从各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就业市场是他们最担心的。温家宝总理那时候提出保8的口号，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会产生社会稳定的问题。现在尽管经济下行，但是就业市场还是有改善的。 第三方面，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我们现在感到比较悲观的就是有些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不作为，尤其是房地产，因为以前房地产对中国的经济做了很大贡献，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当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去了，所以造成了以前的钢铁、水泥等这些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大家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看看，会发现低端制造业发生了很大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很多产业开始从中国往周边其他国家转移，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还有农村这一块，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农村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农业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的。 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是非常大的，什么潜能呢？习大大所说的从中国传统的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质量经济一说，中国的经济潜力非常大。中国的消费者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买大米等农业产品，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韩国、台湾农业产品的最大的外销市场。无论是电饭煲、马桶盖还是农业的技术，我们是有的，中国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当然如果要做欧美的那些名牌服装、名牌包包，可能需要很长的历史，但是技术类型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只是我们不够重视，是产业升级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提出来创新，怎么通过创新来触动下一步的改革。一般理解，好像创新只是一个技术的创新。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能把创新狭义理解为技术的创新，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讲到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他把制度创新也包含到创新里面，是创新的一个方面。 最近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英文是Supply-side。供给侧改革，我的理解就是要提供新的制度供给，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理解的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当然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也很重要，我刚才举的例子，技术供给，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提供不了技术，所以通过技术的供给来发展经济。我觉得这个供给更需要制度的供给，制度供给非常重要。 供给侧改革实际上跟邓小平早年提出来的，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的既得利益的阻碍，这样的思路是一样的。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老的利益就是既得利益。要是在没有新利益的情况下，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旧利益的阻碍，也是很难。你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旧的利益、旧的体制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供给侧改革的提法非常好，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经济层面需要纠正的几个错误 经济政策层面，也是有一些问题需要纠正，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我们金融自由化很重要，金融自由化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案，但是我们现在过度金融化。很多省的实体经济下行，但是金融经济在上升。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因为本来金融自由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实体经济，但是因为金融这个部门太能赚钱了，大量的钱反而从实体经济转向了金融经济，这个趋势我觉得是不健康的，是不好的。 第二，我们有些领导对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困境判断不准。一般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因为缺少资本，当然很多中小企业发展确实是缺少资本，但是也有很多中小企业发展不是，主要是缺少投资空间，而不是金融。实际上，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的国家，即使在国有银行拿不到钱，但是如果这些民营企业能找到很好的投资空间，他们投资并不是很困难，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引入外资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还要深化，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自己不作为，但是大量的投资空间还是被国有企业占领着。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出来了，分成几种，一个是商业性的，就是竞争性的，一个是公共服务部门，一个是垄断方面。如果是公共服务部门和垄断方面，国有企业还可以继续大作为，要做强做大。我觉得竞争性方面，国有企业应当退出来，把大量的投资空间让给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方向。 但是现在很遗憾的就是，大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些想法不正确。企业就是企业，国有企业就要赚钱，不赚钱就要倒闭。现在有一些思想不解放的，或者比较左的人，往往把国有企业跟国家命运、跟执政党命运绑架起来，这不是好现象。一家、两家、三家国有企业倒了，国家不会倒的，执政党也不会倒的。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个东西不要过分的意识形态化。 另外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是，大家一直在谈互联网+的问题，我觉得互联网+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领域确实是互联网+，像马云、马化腾、百度，他们是互联网企业，他们通过互联网要加一些什么。更多的企业就是什么东西加互联网，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这几年我们强调互联网没有问题，但是好像已经被创造出一个互联网乌托邦经济，我个人不认为互联网真正能成为中国的经济体，一个乌托邦式的经济体。它只是一个工具。包括马云他们在做的东西，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只是一种销售，本身技术含量并不是很大，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互联网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实体经济，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下一步要从中等收入走到全面小康、走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更重要的还是要继续发展实体经济，这一点大家不要被误导。本文发表于新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