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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中美互联网关系并非“经济热安全冷”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网络安全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新京报：这是你第一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有什么期待？ 李成：我有很大的期待。互联网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美中关系、美中安全和世界发展举足轻重。如今在乌镇有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年度国际会议，尤其是在网络科技和网络安全日益重要的年代，引人瞩目。 新京报：正如你所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在互联网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你如何看待他与中美互联网企业CEO的互动？ 李成：习主席与中美互联网公司CEO互动很有针对性。习主席与美国企业家会谈、合影并广为报道，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即中国愿意与海外互联网企业进行对话，中国企业也希望更多走出去，外国企业希望能进入中国市场。 新京报：你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中美构建新型互联网关系，有分析人士将这种关系定义为“经济热安全冷”，你是否赞同？ 李成：经济和安全是互动的，经济合作会带来安全上的一些变化，安全稳定的成果也会促进经济网络合作发展，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不认为会出现“经济合作很热、安全战略很冷”这个局面，这是不符合网络发展规律的。网络大国间应建立一定的准则和条约 新京报：制约中美在互联网问题上更进一步合作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李成：网络安全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民众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实体安全、金融安全、隐私权、通讯开放等等。很遗憾，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媒体一直认为中国是对美国造成威胁的罪魁祸首，这是有失公平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一些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是不够的。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做出积极措施，习主席访美时提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这是很好的迹象。 另外，对于网络安全，我们目前没有很好的途径来确保其有效性。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网络安全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发起网络进攻的人优势非常明显，只需用一台电脑这样的设备，就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或其他要害部门摧毁，我们却没有很有效的防范措施。因此，构建网络安全，首先网络大国之间要建立一定的准则和条约，科技上也要寻求有效保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新京报：中美已经就网络犯罪问题展开对话，此次会议应如何推动这种趋势？ 李成：明年6月，中美官方还会在北京就互联网问题举行会谈。中美双方现在更加有了紧迫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互动和突破性进展。但现在更多是防止网络犯罪层面上的，还需要将其他方面包括进来。 短时间内，大家可能对安全还比较谨慎，希望通过经济先打开一个缺口。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们需要知道，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最关注的还是安全问题，没有安全，哪来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无论中美还是其他国家政府，不只是无为、担忧或恐惧，而要更多采取积极措施。中国网购发展速度令人惊讶 新京报：网络安全是美国智库的热门研究话题吗？ 李成：美国各个主要智库都会关注这个问题，但真正意义上比较扎实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多。硅谷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企业之间就技术问题上的研究很多，但并不一定公开发表，因为很多问题过于技术性，同时也并没有政治和宏观政策上的导向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商业界、企业界之间的互动刚开始，但很多资源会随之而来，因为这个问题经济和战略意义都很大，有财力就会驱动一些学者向这方面发展，但需要一些时间。 布鲁金斯学会是比较早开始研究网络安全问题的。我有两个同事从2012年就开始研究网络安全和美中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21世纪安全项目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探索与研究。在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上，智库更多的是对制定政策给予咨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要不断进行研究和沟通。沟通并非关起门来，而是更多地去了解其他国家如何探讨这个问题，例如，中国民众、知识界、思想库、决策和政府部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新京报：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迅速崛起，但有声音担忧会发生“泡沫”，你怎么看？在互联网经济方面，你认为中国应向美国借鉴什么？ 李成：我不太同意互联网经济将会有新一轮泡沫这个说法。任何行业都会有大浪淘沙的过程，这很正常，这与房地产和股票泡沫是不一样的，互联网经济有很多是由科技和人的行为模式变化驱动的。 关于互联网经济，最初是美国起到领先作用，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商业模式变化很快，例如网络销售量令世人惊讶。但整个科技发展中，在新产品发展中，美国IT企业还是有很多值得中国企业借鉴的，在科技创新方面美国是领先的。本文刊于《新京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18日 -
金灿荣：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看“一带一路”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谈“一带一路”，我认为有两个角度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是中美关系，一个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就中美关系来看，近几个月来我跟美国朋友的接触中基本都涉及到“一带一路”的话题。他们当中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很关心，但基本不表态。这是美国学者比较典型的态度。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也承认如果“一带一路”做成了意义巨大。不表态是因为至少现在他们还处于观察之中，看看一段时间之后取得的成果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现阶段中美关系的特征是竞争与合作并存，随着中国的崛起，博弈竞争的成分在上升恐怕也是事实。我认为当前中美博弈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国内改革和国际布局。国内改革的最大任务是看谁能把家里的事情解决得更好。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当前正在进行深化改革，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甚至我认为，长期来看“谁能更好地完成国内改革”是中美竞争谁能笑到最后的决定性要素。 就国际布局而言，美国当前的国际布局仍是在加强它的联盟体系。因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建立了这个体系，所以现在主要是修补、加固，工作相对简单一些。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国际布局方面有不少仍是空白，需要做的工作还比较复杂，“一带一路”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基于这一背景，在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习近平主席治国方略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要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表了重要演讲。从习主席的演讲内容看，我认为中国未来在国际布局的起点上会与美国体系区分开来。首先，美国是以联盟为基础的，而中国是以联合国为基础;其次，美国是以安全为先导，而中国是以发展为优先;第三，美国把世界其他国家分为三六九等，美国在最上面，英国等国是第二层，然后依次联盟国、伙伴国家、战略竞争者(包括中国)、战略对手(包括俄罗斯)，最后是美国眼中的“恶棍”国家。而中国正在全力建设一个全球伙伴网络，大家的身份都是平等的。最后，美国仍在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干预别国的内政，而中国依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在建设全球伙伴网络，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进行更多实践，比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国际金融体系新生力量，一个就是谈论比较热的“一带一路”。前者包括亚投行、金砖银行，还有明年将推出的上合银行。12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批准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币将作成为第五种货币。这些对于中国的金融影响力提升非常大，因此我认为目前在布局实践中，金融这方面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当然这也为“一带一路”的推进提供了金融上的有力支持。 “一带一路”现在仍处在摸索阶段，一些问题仍需要认真讨论，不能操之过急。我认为最早获得的成果应该在中国周边，政府给出规划、提供政策帮助，要让企业去做决策，让真正的出资人去做决策，按照市场原则操作。对中国而言，推进“一带一路”所需要做的工作和工程量是巨大的，而且很多方面我们还需要经验的积累。本文刊于《环球时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18日 -
张磊：合并是互联网行业的融合再生
张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互联网创新在纵深方向发展的基础上，已经由原来的单级驱动变成了双级驱动。 2015年12月17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乌镇召开，此次会议主题为“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高龄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磊在会上进行了主题演讲。张磊分享了他从投资视角所观察到的三个现象。 第一，互联网创新在纵深方向发展的基础上，已经由原来的单级驱动变成了双级驱动。 十五六年前，中国互联网无论是什么商业模式，B2C、B2B、C2C最后都是C2C，把模式拷贝到中国。而今天，中国原生态的互联网创新成为世界互联网创新的原动力之一。 第二，中国互联网产业迎来了新一轮的整合和格局的调整。这是互联网业态在经历早期野蛮生长以后的理性回归，也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新陈代谢融合再生。 有言论称合并是资本市场应对寒冬所做的准备。对此张磊认为，互联网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过程中会遇到挑战和困难，更多的是企业家要重新苦练内功回到事物的本质上，这样才不会惧怕寒冬，要不断问自己还有哪些消费者根本的需求没被满足。 他称，世界永恒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只有变化才能驱动创新和融合。如果只是靠简单的打折、简单的销售模式不能创造更新的价值，或许融合是更好的模式，能够在更新的更大的平台上继续创造价值。 第三，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蔚然成风，这种不断的创新让中国互联网的土壤变得越来越广袤肥厚。未来的中国将会成为最灿烂的价值发展平台，互联网会成为下一个黄金十年最大的推动力。文章选自腾讯科技，2015年12月17日
2015年12月18日 -
王辉耀：海归创业最好的时代就是现在！
他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兼主任，更是著名人才研究战略专家，他是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人才强国，创业创新，中国发展新常态之下，他说，挖掘留学红利，就需要发挥留交会平台优势。海归创业，就在今天。戳↓看人才研究战略专家王辉耀对海归们的建议“挖掘留学人才红利”面对人才强国的需求，面对创业创新的时代，王辉耀以国际化的视角，为我们解析挖掘留学人才红利的重要性。“海归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技术、资本、人才，也成为联结东西方海内外最佳的桥梁，是创业的推动剂和催化剂，人才作为中国未来新型的软实力，在未来30年的发展会更加依靠国际化的人才。”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启新纪元，更需要大批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物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人员产出国，“高输出、低输入”的弊端正在不断凸显，因此，我们更需要一个平台，更好地为国家实现招才引智的目标。“海归的机会在今天，创业的机会也在今天”80年代出国深造，90年代回到内地，他正是受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海归要做贡献还是回来好”的感召，更是因为看到了国内万物生机勃勃，到处都是机遇的大好环境！然而万事开头难，王辉耀回忆起当年创业，并非易事。“我记得当时回国，买了一个传真机，为了办理一个传真入网的编号到处跑。当我还带回来了一台电脑，在北京海关跑了20多趟才拿到一台电脑。”相比于当年，今天的创业条件不一样了。现在海归创业，有国家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向政策”等政策支持，有最好的创业导师，有更多的创业经验分享，更有留交会等创业平台。因此王辉耀也向广大海外学子发出号召，如果真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回到中国，回到留交会是最好的选择。留交会作为中国海外留学人员交流第一品牌，中国留学生创新创业的最佳平台，为吸引人才、人才的交往交流带来巨大的空间和机会。全中国全世界关注留交会，能提升留交会的品牌价值和影响力，而留交会也会促进更多留学生回到中国，吸引全球的人才来中国创业创新。在这个稳定发展的中国，在这个创业创新的时代，第17届留交会，纳天下英才，助创新驱动。12月21日-22日，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盛大开幕。第17届留交会宣传视频即将上线，更多留交会的人与故事，即将感动上演。
2015年12月18日 -
互联网大会–全球治理的中国风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现代化更高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已经超越了技术、商务乃至交流上的范畴，而成为了一种人类全球化状态下的生活状态。 近段时间以来，乌镇互联网大会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不仅是因为互联网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密切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将在本次大会上就互联网的未来发表主旨演讲。这意味着，在互联网这一全球化的最重要场域中，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清晰的信念和话语，并力图对规则的制定发挥出更重要的引领作用。 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现代化更高阶段的历史背景下，互联网已经超越了技术、商务乃至交流上的范畴，而成为了一种人类全球化状态下的生活状态。这一生活状态与人类迄今为止在其他领域内进行的全球化尝试一样，既受益于自由、创新与多元，也受困于无序带来的危险、多元带来的冲突与解构带来的混乱。如果说在早期的互联网发展阶段，人们还可以用“自由的代价”来对互联网的失序进行辩护，那么在今天这种互联网生活直接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发现这种“自由的代价”不仅沉重而且昂贵，甚至在很多时候已经构成了对于自由、安全与繁荣的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跨国犯罪正在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全新的全球化布局与犯罪能力升级，而国际司法合作体系尚无法有效回应这一严峻挑战。除了传统的洗钱、偷渡、贩毒等跨国犯罪活动正在以“互联网+”的视野进行重组之外，互联网本身也滋生出其特有的高科技犯罪形态，比如黑客攻击、病毒传播、虚拟货币黑市等等。尽管各国司法机关与互联网犯罪的浪潮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由于互联网世界的一体性、灵活性、复杂性远远超过各国合作的有效性，目前这种以碎片状的国家为基点的互联网安全体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失灵。 其二，日益激烈的国家间竞争、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文化冲突，让互联网有成为虚拟战场的可能。如果说在现实社会中，人类从多次残酷的大规模战争中还多少积累了一些底线与共识，那么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中，人类的共识还相当有限。一些国家与群体在互联网上的行径已经严重侵犯了现实中的国际规则与国家主权，甚至丧失了对于人类道德伦理的基本尊重。互联网成为了间谍行为、颠覆行为与极端行为的战场，帝国主义者、霸权主义者、极端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正在借自由的名义，挑战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与价值。 其三，互联网带来的经济机遇，正在越来越体现出复杂的多面性。一方面，“互联网+”的确能够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打破信息的垄断与不对称，便于交易的频繁发生；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经济也严重冲击了许多传统的线下交易模式，加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放大了注意力经济中的泡沫。 这些挑战正越来越成为互联网发展中所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而推动有关各方的密切合作，构建一个公正、合理的互联网秩序，几乎是唯一的办法。问题在于，对于一些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而言，无序的状态虽然给它们多少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也带来了滥用技术优势的特权。指望滥用黑客技术、棱镜技术的国家去反对黑客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高估了人性的自律。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负起责任的、有条件负起责任的，也许只有中国。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既是互联网自由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也是互联网混乱与犯罪的最大受害者；而另一方面，崛起中的中国也的确渴望能有一块场域来实践自己对于引领世界的理想。在现实世界中，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掣肘；而在网络世界中，中国则是一直在场的领导者。也正因此，中国领导人对于世界互联网大会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当今中国，迫切希望展现出对于全球化的引领能力。中国有这份责任心，中国也有这份自信心。本文选自中国经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17日 -
【中国教育报】培养“一带一路”需要的国际化人才
“‘一带一路’与国际化人才培养”论坛12月5日在北京召开，逾百名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参与研讨。论坛围绕国际化人才的认定、优化、培育和中国、美国、新加坡国际化人才战略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展开了多层次和全方位的讨论。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刘建兴、中央党校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李鹏以及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刘宏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 刘宏在发言中强调了人才因素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性。认为，“一带一路”要实现五通，人的因素是重要环节也是关键支撑。培养通晓国际规则，了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专业人才，成为教育机构、专业智库、政策制定者和实践工作者共同面对的问题。 韩方明提出国际化人才培养进入4.0时代的概念。他认为，人才4.0具备四个特点：开放化、数据化、智慧化、生态化。 王辉耀对中国“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提出了设想，如放宽人才流动限制，实现人才的互联互通，培养基于国内外的“一带一路”人才，推动“一带一路”国际教育区域化，中国高校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境外办学，发展中外合作创业教育等。 李鹏表示，中国人力资源分配面临三大问题：第一，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面临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挑战；第二，以知识为核心的现代行业对国民经济贡献过低，缺乏引领和支撑作用；第三，政府在发展中主导地位与公务人员薪酬体系缺乏规范的合理定位。为此，他提出了解决方法。 论坛上发布了《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一书，该书全面探讨“一带一路”沿线重要枢纽国家新加坡人才战略与实践，为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与日益国际化进程的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此次论坛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以及察哈尔学会共同协办，并获得新加坡连氏基金会的支持。（许海玉）文章选自《中国教育报》，2015年12月16日第6版
2015年12月17日 -
【财新网】智库建言中国扩大对非洲人才培养影响
【财新网】（记者 陈沁）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初访问非洲，中非关系再次倍受热议。多位学者近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举办的“‘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非洲篇上建议，中国在非洲新的影响力扩展重点应在人才培养方面，包括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目前全球部长及政府首脑中，300多人有美国留学经历，100多人有英国留学经历，而曾在中国留学的仅有一人，即埃塞俄比亚总统特肖梅（Mulatu Teshome）。特肖梅1977年至1991年在北京大学深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CCG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指出，培养人才是很大的抓手，人心的方面能够更好加大对非洲未来的影响。中国此前在这方面展开不足，新的影响力扩展要靠培养大量非洲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帮助中方更好实施“一带一路”，或者更好让他们参与到“一带一路”。 在12月初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提出把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宣布中方将在未来三年同非方重点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坚持政府指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原则，着力支持非洲破解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发展瓶颈，加快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表示，中国在非洲投资需要转型，避免损害当地利益的商业模式，培养非洲所需的技能人才，可以向非洲输出类似蓝翔技校的技能教育机构以及类似希望工程的青少年发展项目。 储殷指出，非洲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就业问题，服务业、制造业有很多机会。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要转型，不能继续加大当地的经济社会矛盾，要避免损害当地利益的商业模式，避免零和博弈扼杀长远关系。企业要加强非洲工人的职业培训，特别是工厂中层干部的培训，有必要发展中专、职业学院等中低端非洲留学生，培养非洲所需技能人才。 他举例说，对非洲工人的职业培训有很大缺口，比如车间主任等基层干部。目前主要是靠从中国调基层干部去非洲，但是由于语言文化差异，管理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大冲突。他建议，可以由中专、商务学校等中低端留学人才来填补这个空白，培养最基层员工对中国的忠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所所长助理黎文涛分析了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七大风险源：内战、政权更迭、经济民粹主义、暴恐威胁、外部势力干预、治安和有组织犯罪、运营风险。他指出应对风险需要建立海外利益保护的安全网，应区分国家、企业、个人等不同层次的利益保护，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国家层面应积极推动双边投资协定等平台建设，加强互惠合作理念培养，促进海外投资金融机制跟进，协调与既有西方国家和组织的利益关系。文章选自财新网，2015年12月14日
2015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