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要做创新大国必须面向世界

王辉耀：人才驱动发展的八大趋势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才竞争，自2008年中央的“千人计划”出台以来，中国正由“人才流失国”向“人才回流国”逐渐扭转。中国人才战略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吸纳人才，还在于引领和驱动目前亟需的发展模式的转型，高质量的人才正是关键。　　（一）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型　　过去30多年，中国依靠人口红利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中国社会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未来10～30年将彻底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将消失，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也会日益严峻。过去受惠于全球化的中国“制造工厂”正在从东南沿海迁到中西部，接着迁移到越南、墨西哥、印度甚至非洲、南美洲等地，中国将不得不慢慢失去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劳动力廉价因素。知识经济的发展，创新性国家的建立，人才是引擎。只有形成“人才红利”，才能在经济发展与维持国民高收入间获得平衡性发展。　　（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　　中国是最大的世界工厂和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享有世界知名度的品牌寥寥无几，世界五百强里真正有国际市场份额的中国企业屈指可数。无论高科技产业还是国家科技发展，都缺乏重要的自主创新、整合能力。占据这些技术尖端并由此引领世界发展趋势的，正是第一次自主制造这些高科技产品的美国。美国这些科技的发展又依赖于移民到美国的外国科学家，可以说是人才带来了科技的变化。　　此外，中国发展还面临另一个挑战--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严重不足。中国每年高校毕业生超过600万，不少人遭遇到求职困境。到2020年，中国劳动人口中将有近两亿的大学生，劳动人口问题从过去两亿农民工到两亿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将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知识经济和知识服务产业不发达，导致就业空间不足，由此形成了不良循环：人才缺乏影响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不足影响人才的培养使用。政府机构吸纳就业的容量非常有限，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关键在于企业--我们迫切需要能创造大量高知识含量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三）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的转型　　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10年底，中国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这并未带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企业的高利润与劳动者的高收入以及中国企业的大量走出去与国际化。原因就在于人才问题。引进技术可以让中国具备技术基础，能够轻易仿造高新科技产品，但缺乏人才导致缺乏自主创新、创意能力，不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就无法进行产业升级。　　中国保持货物贸易顺差已有多年，却遭遇了巨大的人才外流赤字。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351.84万人，然而回国的只有180.96万人。据美国能源部研究所一项数据调查，2006年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依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学生位列第一，2011年这一比例为85%。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分析，我国外国人口比例只有0.06%，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因此，吸引原本从中国流出的人力资本以及吸引世界各地人才到中国，对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影响深远。　（四）从硬件建设到软件建设的转型　　中国经济长期依赖政府调控，经常用“全民运动”的形式进行经济建设，导致了重投资、轻消费，重硬件设施建设、轻软件建设的发展模式。政府投资过于注重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民间投资偏重于房地产等硬件建设。靠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却不注重消费驱动，将来可能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　　同时，中国还可能面临社会建设滞后的挑战。过去30年，从三峡大坝到高速铁路，从奥体赛场到世博场馆，中国建设了大量地标式的看得见的基础设施。然而，在看不见的教育、文化以及社会保障等软件投资方面却显不足。　　中国需要转变观念，从热衷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这就要求必须围绕人才、高技能劳动力以及专家和知识群体制定战略措施。　　（五）从投资驱动型经济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依靠外国投资。实际上，投资占到了中国经济的45%，这在中国和其他各主要经济体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保持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平衡发展，中国必须平衡经济发展，更加重视减少居民储蓄、推动国内需求，减少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鼓励国内消费。　　完成这一转型，需要提升目前只占GDP 40%左右的服务型经济的比重。中国必须在知识服务领域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包括教师、工程师、医师、律师、会计师、咨询师、艺术家、IT专家、技师等专业人员以及企业家和社会工作者等，发展人才驱动型经济。此外，还需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过来要求有收入丰厚、训练有素的人才，而不仅仅是大批的进城务工人员。中国的劳动力构成需从劳动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　　（六）从资源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过去中国的发展模式中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已使得环境承受能力逼近极限。中国GDP还不足美国1/3，但很快就将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水泥、钢铁和大多数原材料资源消耗第一大国，面临气候变化和绿色环保的压力，目前世界的资源总量不足以支撑目前模式的中国经济完成崛起。未来中国需要转型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以及传统产业提高知识、科技含量，节能减排，提高效率。　　（七）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　　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分配”是重国家和集体，轻个人和居民；资本主导下的“分配偏好”是重大企业和资本，也轻个人和民营企业。过去的发展在处理公平和效率上一直偏向效率，“国进民退”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权利上的“国强民弱”、收入上的“国富民穷”，积累了社会问题，这也是“和谐社会”提出的现实基础。在要求机会均等、社会公正、实现个人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需求面前，加大对社会创新和政策开发的投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投资，将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而加强社会建设，需要更多民间智库、NGO、公益社团、公民社会组织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它们的发展将形成“第三方力量”，有效补充除政府与市场外的社会管理空间。这方面的发展，有赖于对社会创新创业人才的鼓励和培养。《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到未来要注重发展社会工作人才便主要指此类的人才。　　（八）从主要面向国内人才市场资源到面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转型　　我国很多城市宣布要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和世界城市。实际上，我国城市国际化人才的比例很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国际人口的比例都不足0.5%。而在纽约等国际大都市这一比例是30%以上。再比如，目前到中国内地长期居住和工作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寥寥无几。我国在海外的华人有6000多万，留学生170多万，国外在华留学生却仅有30多万。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华持工作签证的外国人仅有18万。缺乏国际化的创意和创业人才，对中国发展的国际化水平十分不利。　　中国的发展和转型需要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不仅要吸引华人人才回流，还要放眼世界，延揽国际性人才。最近中央又推出“外国人千人计划”，专门吸引外国高端人才到中国来。这说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全球范围内招纳人才的重大意义。　　对全球的高层次人才而言，世界已经扁平，人才的自由流动是世界继货物与资本流动大潮后的第三次浪潮。而中国除了吸引全球范围的高层次人才，还要想办法留住他们，将其作用最大化。这需要为他们提供可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以及适宜的硬软件环境。很多时候不能光吸引高层次人才个人，还要吸引整个团队，配套发展。　　中国目前更着重吸引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但无论是人才作用的发挥还是全社会的发展都是个系统工程，如果其他方面如管理、文化环境跟不上，吸引来的人才将难以发挥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全方位地吸引人文、社科、管理、行政等各个领域的人才，特别是允许国企、政府部门吸纳国际高端管理人才，以促成社会各个层面的创新发展。　　中国需要尝试实行更开放的移民政策，提供更多减免税率、方便签证和简化手续等便利，建立技术移民体系。目前中国的5年多次往返签证针对的人群还是很有限的。相比之下，美国10年多次往返签证的获得条件更加宽松。政府和科研教学机构可以邀请这些高端人才定期来中国访问或建立研究中心等，这方面可以探索的政策还有不少。　　人才，是中国现有发展模式转变为以知识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关键支撑，“人才因素”将是中国下一个30年以及未来更长远发展的新活力。如何培养、引进、留住人才，发挥人才成为转型发展驱动力的作用是需要探讨的重要话题。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并收录于《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

【WTO经济导刊】中印合作无需悲观 中巴可作样板工程

　　作为我国“一带一路”推进的重要区域，中国企业在南亚地区的投资风险与机遇成为了我国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关注的焦点之一。8月2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上，数十位专家纷纷对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等南亚国家的投资风险和机遇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面对这些国家复杂敏感的投资环境，中国企业应注重民心沟通，建立互信。　　投资印度应优先发展旅游业　　印度是南亚的核心大国，居于次大陆中心地位，在所有南亚国家中，印度与中国有着最长的陆地边界。作为中国西南边疆最重要的邻国之一，印度如何应对“一带一路”战略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印度并没有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中印边界问题、中印文化差异等因素，导致中国企业很难在印度扎根立足。　　对此，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认为，发展旅游业是在印度投资的可行性方向。“目前中国企业在印度做实业很困难，建议在印度先发展旅游产业。对于印度，我们不仅是走出去，还要引进来，引进印度精英人才。”他还建议，利用印度的环境锻炼中国涉外NGO。　　外交学院副教授林民旺谈及中印政治、经济现状时表示，“目前中印在边界问题上是稳定的状态，印度在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上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也无须过于担忧。从整体形势来说，中印之间的合作并不是那么悲观。”他建议，中国企业在南亚投资，如果要避免政治风险，需要借鉴欧美国家的投资方式、风险保障机制与法律程序。对于去印度投资，建议我国国企先行，民营企业慎行。　　中巴经济走廊要做成样板工程　　“‘一带一路’首先要有一个抓手，然后逐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比较成熟，所以在南亚，我们要想办法把中巴经济走廊做成‘一带一路’的样板工程，给其他国家一个示范，让大家知道确实所在国很受益。”CCG主任王辉耀提出如上见解。　　对于如何加深与巴基斯坦的合作，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孙力舟对中国企业提出了具体的建议。第一，开展教育人文交流，扩大巴基斯坦留学生到中国的规模。第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巴基斯坦很多女性因为宗教的束缚不出来工作。如果中国针对巴基斯坦女性开展一些职业技能培训，如教她们做简单的缝纫、手工艺品等，再进行服务外包，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当地家庭收入，提高女性就业，而且还能让他们明白中国企业不仅是修路架桥，还切切实实地关心当地民生。他特别指出：“这样民心相通的事情中国不做，其他NGO已经开始做了。”另外，巴基斯坦有很大一部分人讲英文，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巴基斯坦的智库、媒体的力量，用英文讲中国的故事，提升在当地的话题权甚至国际上的话语权。文章选自《WTO经济导刊》，2015年8月28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归融入社会更接地气 线上线下和国内无缝衔接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卓聘联合发布的《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显示，超过八成的海归回国后都能实现再融入，与2013年的调查结果“半数以上的海归一直难以融入国内环境”相比，海归的社会融入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究其缘由，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国内创新创业氛围的提升，为海归提供了更多融入社会的渠道。　　时时关注国内环境　　刚过而立之年的黄金堂，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联合的培养博士，现任瑞士保罗谢尔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他曾在国外多个研究机构工作，现在的他想回国到高校工作。“在多个研究所的工作经历让我具备相对广阔的视野和先进的研究方法。我希望把这些知识通过高校资源更快更直接地传授给年轻人，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未来。”　　为了及时掌握国内的就业创业动态，工作之余，黄金堂每天都会通过国内的一些门户网站和所关注的微信公众号获取国内最新最快的信息。“移动通信技术的确给我们海外留学人员提供了非常便捷的了解国内信息的渠道。”　　除了线上及时掌握国内动态外，黄金堂也曾多次回国参加一些地方的人才引进活动，来了解国家和地方的政策环境。在和其他海外人才交流过程中，黄金堂有两点感触最深：一是要有真本事，一定要有闪光的东西；二是要接地气，不要和国内环境脱节太厉害。“在海外的留学人员可以和国内单位合作，选择性地参加国内的一些活动，来了解国内的政策环境，做好应有的技术储备和心理建设，避免回国后不适应。”　　黄金堂在国外工作期间，和国内的很多单位也保持着合作和交流。对他来说，不存在人脉断层的问题。　　正在申请“海聚工程”的郭江，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为了让自己更了解国内环境，他也通过参加在国内举办的国际会议与国内高校交流等活动拓展社交圈。“主要还是通过跟国内同行进行交流，多参加国内举办的引进海外人才的活动。”　　线上随时掌握动态　　参加了“2015海外赤子北京行”活动的近百名海归加入了活动主办方创建的同名微信群。海归们常在群里分享他们的创业历程，寻求建议也互相鼓舞。虽然活动已经结束了一个月，但他们中大多数人依然保持着联系。随着创新创业浪潮的兴起，为海外留学人员量身定做的大赛和活动也层出不穷。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活动得以延续，也让海归有了更亲密的线上互动圈。　　就职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研办的熊峰，在法国留学期间就通过互联网和国内联系。“留学时，通过各种即时聊天工具，可以和国内的亲朋好友无国界地保持联系；通过对国内新闻的关注，我知道每天的热点事件，不至于产生环境‘断层’。”熊峰说。　　同样，张亨德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是通过线上随时获取国内动态。“我主要通过电脑与国内保持沟通，看一些国内的新闻、电视节目或者网站。”张亨德说，相对于早期的华侨和留学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已经大幅减轻了。“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我们可以比较及时有效地看到国内的信息。在国外不仅可以看国内的网站，也可以看国外的网站、国外的报道分析。也就是对比多个媒体，去了解国内的动态。”　　线下拓宽交际圈　　张亨德留学时，通过在寒暑假回国实习更快地了解国内的状况。回国后，他更多地是加入海归社群、参加海归活动，来拓展交际。“这些方式把线上线下的活动都结合到一起了。此外，我会参加各种创业营、海归主题聚会。我们海归都很热衷于参加这些活动。”　　从带创业项目回国做宣讲，到成功融到第一桶金，“90后”小伙吕梁和他的团队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的投资人徐骏跟他说，这种幸运是长期积累下来的，资本永远都在寻找有准备的人。　　回国后，吕梁的团队到很多地方做过宣讲。通过投资人推荐，参加创业咖啡、路演之类的活动，吕梁认识了一群同在创业道路上的朋友。“只要你有一个出色的想法，努力把它完成好，资金总是不缺的。”吕梁说。　　吕梁对项目的融资有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们团队在融资时，除了考量资金，更看重投资人背后的资源。因为我们要考虑下一轮融资，拿到资源怎么才可以把产品做大，这就是一个有效的人脉。”　　针对海归是否越来越融入国内环境，熊峰表示，短短两年就让海归融入社会难的问题得到质的改善，这未免有些理想主义了。但相较于以往，如今海归回国后对社会的适应程度的确有所提高。“首先，海归数量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具有海归背景，而具有相似经历的群体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阻力大大降低。同时，海归群体相互间的社会支持系统得以增强。其次，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也出台了很多相应政策，为海归尽快适应当地环境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平台，帮助海归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熊峰说。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8月28日

【中评网】林民旺：印度反对中巴经济走廊例行公事

外交学院副教授、外交部前驻印度外交官林民旺　　【中评社北京8月27日电】外交学院副教授、外交部前驻印度外交官林民旺昨日出席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南亚篇”，对“一带一路”战略在南亚国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以及南亚大国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针对日前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反对态度，林民旺在回答中评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但凡中国在克什米尔有任何举动，印度必须有态度，这是基于要向国会交代，例行公事。　　林民旺认为，分析“一带一路”在印度的政治风险，要从中印之间的问题入手。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乐观看待：第一，中印边界问题不会引发战争。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印度的五倍，边界问题对于印度来说是第一大问题，但中国对此并没有那么焦虑。与此同时，1993年以来中印所签订的边境管控协议足以解决边界管控问题，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呈战略稳定态势。从军事力量对比来看，印度在前线部署上虽占绝对优势，但后勤补给能力远不敌中国。概括而言，印度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中国没有能力去挑起战争。　　第二，至少在习近平主席任内，西藏问题不会引发大的麻烦。达赖喇嘛还不会去世，也就不存在所谓继承人的问题。林民旺推断在这个问题上，未来仍会维持现有状况。　　林民旺同时提到了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印度没有同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但并不代表它反对，大国互相不买账是常态。”他认为印度不愿沦为跟帮角色，不会在言语上同意“一带一路”。针对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合作协议的反对态度，林民旺对中评社记者表示，中巴经济走廊从中国和巴基斯坦修建喀喇昆仑公路之后，到现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但凡中国在克什米尔有任何举动，作为例行公事印度必须有态度，需要和国会交代印度在这个问题上是严肃的，对中国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中国在克什米尔地区有民生工程，印度已经相当适应，所以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针对中国企业到南亚国家投资，林民旺建议企业需要借鉴欧美在南亚的投资机制、风险保障机制以及相关法律程序。他特别指出，在印度搞“一带一路”一定是国企，而私企、民企则风险过高。文章选自中评网，记者：张爽、王秀中

【中评网】储殷：一带一路中印合作　旅游业是重点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　　【中评社北京8月27日电】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26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南亚篇”上表示，中国与印度的合作应把重点放在旅游业等方面，减少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储殷说，中国对印度应该做到“务虚不务实”，多做一些消费、旅游、文化、公益方面的工作，少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印度和中国太像了，人口密集，有精英阶层。一旦印度的基础建设起来以后，中国就是给自己掘坟墓。”储殷说。　　储殷还就中印双方的合作方式提出了三点建议。他认为，首先，中国可以利用印度的环境锻炼中国的涉外NGO。比如中方可以利用NGO加强与印度在宗教上的联系。　　其次，储殷表示，中方还可以加强与印度在旅游方面的合作。“在印度做实业很困难，因为印度有独特的制度因素，比如工会、民主政治，我们不是很熟悉。我们可以先从旅游做起，印度的旅游业成本很低。”储殷说，在印度搞旅游产业风险较小，投资回报很快。　　储殷还表示，“一带一路”不仅要“走出去”，还要“引进来”。印度的教育质量很高，IT届的精英人才很多，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的人才库，因此和印度的来往可以以引进来为主。文章选自中评网，记者：张爽、王秀中

【中评网】孙力舟：香港能推动一带一路布局南亚

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孙力舟　　【中评社北京8月27日电】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6日在京举办“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南亚篇”。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孙力舟在会上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中，香港能够在南亚与中国大陆的沟通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在香港长期生活或者短期打工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都很多，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没有来过中国大陆。比如周润发出生的南亚岛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孙力舟说。　　孙力舟说，香港方面可以做一个调研，研究一下在香港定居的南亚籍人群的教育程度、收入大概是什么水平，然后据此组织一些NGO的活动，比如在港南亚籍居民联合会。通过这些NGO，南亚籍香港居民可以发挥他们和本地的关联作用。“香港的本地人多少对南亚籍居民有些歧视，他们会有些边缘化，所以这些NGO的活动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孙力舟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一个宽广的视野，中央各方面的力量也可以在香港搞社团，把在港南亚籍居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变成中国向南亚地区友好沟通的桥梁。　　孙力舟认为，香港如果想在一带一路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首先要把心态放稳，把眼光更多地投射到中国大陆以及整个世界。　　孙力舟表示，可以让香港青年到一带一路印度洋沿线参观、访问，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增强民族自豪感。“特别是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非洲，中国人的形象是非常好的。”孙力舟说。文章选自中评网，记者：张爽、王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