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潮涌：“风投先锋”的 英雄浪漫主义情怀

　　6月1日下午，北京CBD千禧大酒店播放着两场激情澎湃的视频：美洲杯帆船赛中国队全球远征各个不同的港口；丝绸之路越野拉力赛中国伙伴们征战着广阔无垠的西部大沙漠与戈壁滩。激情澎湃的背景音乐下，汪潮涌宣布信中利与合作伙伴共同发起的8个新基金，将定向专注投资新三板企业，助中国的中小企业实现他们的梦想。在“风起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新三板投资项目及基金发布会”的现场，在铸就梦想的“新三板”资本盛宴之中，汪潮涌带领信中利资本集团参与了这场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变革。　　在大海大浪中迎风搏击、在荒野无垠中坚毅前行，其中体现的勇者无畏、排除万难的精神，正印证了汪潮涌在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筚路蓝缕。这位从小被称为神童的清华才子，作为留美海归投资银行家，再次在风投领域写下重要一笔。　　面前的汪潮涌文雅而睿智，清瘦的外表、温文尔雅的谈吐，使人很难把他和那个在帆船之上与大海激烈搏斗的男人联系起来。汪潮涌说，自己波澜不惊的外表下，住着汹涌澎湃的波涛。　　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发布会后，他仍然保持着敏捷的思维和充沛的精力。但这位叱咤于风投领域的风云人物仍然有着宝贵的谦逊品质，他更愿意让所投资的创业者有更多面对媒体的机会。唯有提到他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时，由衷生发的感慨让他更愿意向记者敞开心扉。参与新三板制度性变革　　　　1999年，汪潮涌放弃了数百万美金的收入与跨国投行的金融家身份，创建了信中利资本集团，多年纵横国际投融资界的商海经验，使得汪潮涌很快推动信中利成为国内知名的最早一批从事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专注高科技民营企业的本土独立投资机构。信中利资本集团实施精品投资策略，重点关注“三高三大三新”高科技、高端制造、高品质服务与消费；大文化、大健康、大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模式。百度、搜狐、华谊兄弟、东田造型、龙文教育、美年大健康、网信理财……他所投资的企业都是细分行业内的隐形冠军。　　28年游走跨国投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15年专注于中国的VC与PE投资，多年深耕中西方私募基金与风险投资领域的汪潮涌，对中西方整体金融产业格局，国内VC和PE的投资概览、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均具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兼具全景式深描的能力。“我们投资界很时髦的话是：请找大风口。因为巴菲特有句话曾说：大风来的时候猪都会飞。猪飞起来很重要，也很容易，但是怎么保持它不掉下来，我们就要给它插上两只翅膀，一只翅膀是品牌，一只翅膀是资本。”汪潮涌如是说。　　新三板被很多中国的财经媒体叫做中国的纳斯达克，2015年成为中国创投界最大的风口。信中利作为中国最早从事VC和PE的独立机构，此次对于新三板的战略规划无疑是布局深远的。汪潮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新三板怎么火都不为过”。　　他解释说，“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即将从新三板开始。新三板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将会是记入史册的制度性变革，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经济特区。中国股市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发展需要、募资需要。新三板的推出是高层的高瞻远瞩，新三板的推出为海量的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募资渠道”。　　此前把重心放在海外上市企业的信中利，去年开始把投资重点转向了新三板上市企业，甚至把过去以VIE结构投资的一些企业的VIE架构拆掉，让他们回归中国上市。关于信中利未来的投资热点，汪潮涌表示，新三板能够代表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吸引巨大的投资资金并让企业进行后续融资或并购重组，给创新性产品更多的融合度，因此新三板将会出现一批只要技术领先、模式领先、管理到位、市场规模足够大就会成长成参天大树的企业，也会为投资人带来巨大回报。海归创业的实践者和助推者　　作为海归的杰出代表，汪潮涌的职业生涯分为三个阶段——从在跨国投行将中国企业引入国际上市、国外资本投到国内的初级阶段；到为海归企业家回国提供投资的创业阶段；再到帮助中国的投资者到海外投资的黄金阶段。汪潮涌28年来一直助力中国企业与海外投融资的积极整合推进，成为链接中西投融资界的重要桥梁。　　过往的人生履历中，汪潮涌的海归身份、国际视野无疑助力了他的事业腾飞。而在他所投资的创业者中，海归也占了很大比重。最初创办信中利时，他便和张朝阳、李彦宏等早期的海归企业家联系密切，之后也成为他们的投资人。可以说，信中利的第一桶金便来自于对回国创业的海归企业家的投资。海归企业家们的创业梦想在他的帮助下实现，而信中利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关于海归创业，汪潮涌谈到，1999年至今，中国创业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整个社会对创业的鼓励、扶持、支持及对创业失败的容纳程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创业竞争过度、商业模式简单重复及同质化的竞争致使创业环境恶化，增加了海归人才创业的难度，当然也使得投资人的出手更为谨慎。　　“15年前刚开始做风投时，信中利70%是投海归团队。现在有所降低，海归大概占到60%左右。因为中国本土经济的发展变化，要求创业团队必须有很强的落地对接本地资源市场的优势。尤其新三板推出后，很多本土品牌运用原创的商业模式解决消费者的痛点，迅速成为被消费者看好的企业。从这个角度讲，海归和本土企业各有优势。”　　但站在老海归，也是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和欧美同学会海归创业学院副院长的立场上，汪潮涌说，他依然非常鼓励、看好、支持更多的海归回国创业。“相比国内的创业者，因为拥有国外留学的经验，海归创业者在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项目、新能源、环保、生物工程、医药、文化创意行业(包括动漫、时尚、奢侈品)仍然更具优势。”　　2006年，信中利开始进行外向型的投资，作为具有海归背景的投资人，汪潮涌在海外有相当多的优势。例如，垂直基金的募集都是在海外，既有欧美大型的机构，又有家族的基金。信中利的第一个风险投资主要负责的便是欧洲家族债券，第二个外权基金则是公募的。　　2013年信中利完成了一例境外人民币投资的项目，与意大利的投资机构联合控股全球最知名的豪车品牌——阿斯顿马丁。这次投资项目的成功与汪潮涌的国外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国际化投资理念以及在沟通中的文化和语言优势密不可分。　　最近信中利又开始帮助中国的投资者到海外投资。中国企业投资海外，海归企业家和投资家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汪潮涌认为，现在正是中国海外投资的黄金时期。“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需要转化成有高回报的投资，而不是永远去不断买外国低回报的国债。同时，很多的资本和基金需要有经验、有能力、有资源和有团队的机构去管理。”　　企业家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头顶“风投先锋”称号的汪潮涌坦言，自己最强烈的驱动力不仅在于商业价值，也在于社会责任。采访的前一周，汪潮涌刚刚作为理事第一次参加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全球理事会，而他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职的中国企业家，也是国内屈指可数在国际智库进入理事会的精英。在华盛顿卡内基基金总部在大厅看到美国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画像时，汪潮涌难抑心中的激动。　　“卡内基是开启美国成功企业家慈善之路和智库之路的第一人，113年前他创办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其变成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那个年代，他作为美国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认为带着财富死去是一种耻辱。他关注社会以及世界，认为很多的东西方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会有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隐约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于是出资研究世界和平的问题。”　　汪潮涌表达了对于卡内基、洛克菲勒，包括现在的巴菲特、比尔·盖茨的社会责任感的景仰。5月2号，汪潮涌参加了巴菲特公司50周年庆典，再次为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社会责任感所动容。“比尔·盖茨把自己的300多亿捐出来到盖茨基金里，这种企业家情怀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而且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共同的信念，使得他们在巴菲特大庆50周年时形影不离，对于世界首富微软的创始人来讲，这是很重要的友谊。”　　在今年3月CCG在北京银泰中心举办的名家午餐会上，汪潮涌也曾对香港企业家对于中外大学的捐赠表示敬重。“企业家的爱心捐赠在全球最高的学府，它的影响是全人类的。”而同时，他认为中国内地企业家应该学习国际上成功企业家在社会责任、慈善、智库方面的投入和建树。“最近我参加了全球最大的医疗公共捐赠基金GAVI(全球免疫与疫苗接种)联盟，这是一个全球超过100亿美金的公共捐赠基金，最大的捐赠人是盖茨基金。他们在中国开会的时候，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基金对中国做的贡献，你们给中国提供的免费乙肝疫苗挽救了25万生命。然而据我说知，这么大的基金里，没有一分钱是中国人捐的。”言谈中，汪潮涌流露惋惜之情。　　汪潮涌和李亦菲的婚姻曾被评价为“两个优秀青年的结合”，而李亦菲同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担任董事，两位海归精英在国际化机构中的活跃表现和共鸣更让人对“琴瑟合璧”的两人心生敬佩。　　投身中国智库建设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之外，汪潮涌也投身于中国的智库建设，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副主席。采访中，他表达了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支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是中国非常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智库，我非常愿意为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CCG举办的活动上，汪潮涌多次带来极具国际化和建设性的观点。2013年10月21日，在由CCG主办的建言献策座谈会上，他曾就中国国际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拓宽吸引人才引进的类别。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不光需要科技人才和金融人才，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多的社科类人才。例如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人才。同时，还需要窄众人才，比如像设计、艺术、音乐、体育、文化传媒等领域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影响力和价值非常大，姚明在美国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超过几十个科技人才和企业家的价值，推动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下一阶段，中国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和创造世界品牌，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的品牌形象，窄众人才不可或缺。”　　在今年5月CCG与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领先一步”研讨会上，汪潮涌再次对中国未来需要的人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要满足中国未来新经济的需求或经济升级的需求，需要四类人才。首先新一代的企业家具有创业精神，有很多好的想法来进行创造性的行业，特别是一些新兴的行业。第二，需要新一代的服务业的劳动力人才，他们有很好的技能、很好的培训，效率非常高。第三，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型的人才。　　他更强调了具备全球化意识的人才，“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产品都在不断向海外扩展。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其他方面的促进，都需要精通外语、具备全球化思维的人才。”　　“风投先锋”的体育情　　　　“风投先锋”之外，汪潮涌的另一个标签是“中国美洲杯帆船第一人”。1993年，当时还在美国的摩根大通银行工作的汪潮涌每到夏天都会透过办公楼的洁净窗户，看到落日余晖下的曼哈顿摩天大厦与自由女神雕像，另一边是桅杆矗立的白色帆船扬帆在大西洋蔚蓝广阔的海面。后来，他知道这道风景与100多年来的美洲杯帆船赛有关，并且得知，纽约很多金融机构的职员参加帆船运动。多年以后，汪潮涌回忆起创办美洲杯帆船赛中国队的初衷，这瑰丽壮美的景象，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难忘一幕。　　美洲杯帆船赛，这项与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一级方程式赛车并称为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世界传统体育赛事，此前从未出现过中国人的身影。2005年，汪潮涌投入4亿重金创建美洲杯帆船赛中国队，在他的推动下，五星红旗终于第一次飘扬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在162年美洲杯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汪潮涌本人也被列入美洲杯帆船赛名人堂。　　然而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项投资不但赋予汪潮涌区别于其他投资人的显著标志，更成为他在投资过程中的重要枢纽。自从2004年创办美洲杯帆船赛中国队以来，汪潮涌率领的这支队伍，就和PRADA家族、路易威登家族以及瑞士的制药大王赞助的帆船队同台竞技。一方面为中国国际航海影响力做出贡献，也将中国的品牌推向乐海外。并且通过美洲杯帆船赛这一平台，他接触了国际上高端的投资机构和投资平台，信中利更在奢侈品品牌等领域开拓了市场，得到了很多回报。　　汪潮涌坦言，做风险投资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其实跟帆船运动有相似之处：要愿意接受挑战，很乐观，敢于面对风险，甚至有点诗人的浪漫气质。也许这正印证了汪潮涌这位商业奇才心中那份英雄且浪漫的情怀——笑傲江湖、侠义天下。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5年第7期，总49期

王辉耀：中国以大国姿态走向国际化 需要民间智库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关系应该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主要是互补。协助政府做某项政策研究，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政府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多方参考。它们的关系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同样的关系，都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家》：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归纳建设新型智库的意义，提出发展目标。有人就此认为民间智库的“黄金时代”来了，你认为这种判断准确吗？　　王辉耀：我觉得应该是迎来春天，“黄金”好像是在说商业机会。事实上近些年政府越来越重视智库发展和建设。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此次中办、国办印发这份《意见》是中宣部搞的，吸收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我觉得对未来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它提出的目标是，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其中社会智库就是指民间智库。　　《中国慈善家》：现阶段中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如何？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辉耀：美国绝大多数智库都是民间智库，中国智库大致分为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三大类。官办智库在90%以上，民间智库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独立性”是民间智库的优势，但也正是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从总体生存状态来看，民间智库还很弱势，具体体现在人才不足、资金缺失、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方面。　　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关系应该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主要是互补。协助政府做某项政策研究，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政府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多方参考。它们的关系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同样的关系，都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家》：根据你的观察，中国智库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位置？与整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怎样一种关系？　　王辉耀：相对于西方世界的知名智库，中国智库的世界影响力较小，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极不相称。美国《外交政策》曾登出的一份报告中列出了全球7大区域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的名单，北京上海都未列其中，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可见一斑。　　先不谈像欧洲那样开展跨国研究，即便是在与中国有关或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如朝核六方会谈、成立超主权货币概念等议题中，中国智库也很少能进行及时、深入的思考，并与政府在国际上的声音相呼应，这实在令人忧虑。　　相对于中国的崛起速度，中国软实力的输出相对落后，难以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寻求积极作用的努力相呼应。出现这种状况，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慈善家》：美国的智库比较发达，国际化程度很高，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国家大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有智库来支撑，这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和体现。美国智库之所以特别发达，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球关注，因此，它的政策要得到充分的研究论证。当然，还有一个是体制基础。美国是两党制，很多政府官员退下来后，会到智库里面养精蓄锐，积累跟现有政府的紧密关系，这使得他能在智库里永远保持超前瞻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总体上看，特别适合智库的发展。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为何近些年中国民间智库也出现了渐热的态势？　　王辉耀：中美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类似的地方是，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而大国崛起必有大国智库，所以，这是市场需要，这种需要是迫切的。第二个，美国有两党的机制，有反对党，有议会辩论，中国国情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协商民主，现在我们在不断加强民主建设，而智库成了新的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方面。相当于除了民主党派以外，对参政议政的协商、决策模式多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补充，这比较适合中国特色。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政策一杆子到底，一个决策下去以后影响很大，决策需要更多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论证，民间智库满足了这种长远需求。此外，无论是打造国家软实力，还是国际化人才需求，抑或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大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都需要民间智库建言献策，因此，也必须建立大国智库相应的体系。　　《中国慈善家》：你所说的大国智库体系是怎样一种形态？　　王辉耀：从智库长期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民间智库应该大力发展，给出一些政策层面的和可发展的环境的支持，这取决于思想产品是不是一个竞争市场。如果思想市场形成，中国智库格局体系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局发展的态势。　　《中国慈善家》：民间智库发展要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并走向国际，需要大环境做出哪些改变和调整，或者说，需要政策上给予哪些支持？　　王辉耀：首先需要支持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智库的优先发展。民间话语的兴起对中国在国际上夺取话语权至关重要，民间舆论可以扭转精英们单独作战的不利局面。代表民间智慧的中国民间智库将在中国决胜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着重培育智库的国际化力量，可以制定国际研究领域的智库优先扶持发展的政策方针。人才方面，政府可优先支持智库的国际化人才建设，例如将智库组织纳入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引才主体体系、放宽来华留学生毕业实习和工作的政策等。同时，打破人才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构架促进学界和政界之间良好交流的“旋转门”机制。　　《中国慈善家》：资金来源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破解？也可以走向国际化吗？　　王辉耀：资金问题确实是民间智库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但解决办法并不是国际化，而是要多元化。政府可以进行更多购买服务的尝试。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比如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家做慈善会选择支持基金会或者智库，像布鲁金斯、洛克菲勒、卡内基都是这种情况，但我国企业家对公益慈善的认知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捐一个教学楼，或者抗震救灾捐款捐物等等。实际上，如果资助一项政策研究，可能惠及千千万万的人，这种影响力是深远的。当然，直接的救灾扶贫需要企业家们来参与，但我们也希望能出现更多有情怀有高度的企业家可以看到民间智库发展的意义。　　《中国慈善家》：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民间智库自身需要做哪些建设？　　王辉耀：五个方面，包括研究领域的国际化、研究视角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影响力的国际化以及传播方式的开放性。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国际化方面做了哪些具体探索？　　王辉耀：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国际化视野”，提出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问题。我们有一个优势，我是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所以CCG有很多国际化人才。我们研究的都是国际化课题，比如国际人才的相关研究和政策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和推动。我们发布了两大蓝皮书，一个叫国际人才系列蓝皮书，一个叫国际企业系列蓝皮书。此外，我们一直有国际合作，比如我们跟亚洲协会，跟布鲁金斯等很多机构都有合作和长期交流。再有，CCG在研究方法、模式上也国际化了，这些都是智库国际化很重要的方面。文章选自《中国慈善家》，2015年9月

【中国慈善家】王辉耀：中国以大国姿态走向国际化 需要民间智库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关系应该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主要是互补。协助政府做某项政策研究，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政府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多方参考。它们的关系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同样的关系，都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家》：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归纳建设新型智库的意义，提出发展目标。有人就此认为民间智库的“黄金时代”来了，你认为这种判断准确吗？    王辉耀：我觉得应该是迎来春天，“黄金”好像是在说商业机会。事实上近些年政府越来越重视智库发展和建设。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此次中办、国办印发这份《意见》是中宣部搞的，吸收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我觉得对未来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它提出的目标是，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其中社会智库就是指民间智库。    《中国慈善家》：现阶段中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如何？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辉耀：美国绝大多数智库都是民间智库，中国智库大致分为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三大类。官办智库在90%以上，民间智库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独立性”是民间智库的优势，但也正是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从总体生存状态来看，民间智库还很弱势，具体体现在人才不足、资金缺失、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方面。    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关系应该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主要是互补。协助政府做某项政策研究，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政府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多方参考。它们的关系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同样的关系，都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家》：根据你的观察，中国智库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位置？与整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怎样一种关系？    王辉耀：相对于西方世界的知名智库，中国智库的世界影响力较小，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极不相称。美国《外交政策》曾登出的一份报告中列出了全球7大区域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的名单，北京上海都未列其中，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可见一斑。    先不谈像欧洲那样开展跨国研究，即便是在与中国有关或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如朝核六方会谈、成立超主权货币概念等议题中，中国智库也很少能进行及时、深入的思考，并与政府在国际上的声音相呼应，这实在令人忧虑。    相对于中国的崛起速度，中国软实力的输出相对落后，难以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寻求积极作用的努力相呼应。出现这种状况，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慈善家》：美国的智库比较发达，国际化程度很高，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国家大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有智库来支撑，这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和体现。美国智库之所以特别发达，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球关注，因此，它的政策要得到充分的研究论证。当然，还有一个是体制基础。美国是两党制，很多政府官员退下来后，会到智库里面养精蓄锐，积累跟现有政府的紧密关系，这使得他能在智库里永远保持超前瞻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总体上看，特别适合智库的发展。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为何近些年中国民间智库也出现了渐热的态势？    王辉耀：中美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类似的地方是，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而大国崛起必有大国智库，所以，这是市场需要，这种需要是迫切的。第二个，美国有两党的机制，有反对党，有议会辩论，中国国情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协商民主，现在我们在不断加强民主建设，而智库成了新的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方面。相当于除了民主党派以外，对参政议政的协商、决策模式多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补充，这比较适合中国特色。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政策一杆子到底，一个决策下去以后影响很大，决策需要更多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论证，民间智库满足了这种长远需求。此外，无论是打造国家软实力，还是国际化人才需求，抑或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大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都需要民间智库建言献策，因此，也必须建立大国智库相应的体系。    《中国慈善家》：你所说的大国智库体系是怎样一种形态？    王辉耀：从智库长期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民间智库应该大力发展，给出一些政策层面的和可发展的环境的支持，这取决于思想产品是不是一个竞争市场。如果思想市场形成，中国智库格局体系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局发展的态势。    《中国慈善家》：民间智库发展要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并走向国际，需要大环境做出哪些改变和调整，或者说，需要政策上给予哪些支持？    王辉耀：首先需要支持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智库的优先发展。民间话语的兴起对中国在国际上夺取话语权至关重要，民间舆论可以扭转精英们单独作战的不利局面。代表民间智慧的中国民间智库将在中国决胜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着重培育智库的国际化力量，可以制定国际研究领域的智库优先扶持发展的政策方针。人才方面，政府可优先支持智库的国际化人才建设，例如将智库组织纳入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引才主体体系、放宽来华留学生毕业实习和工作的政策等。同时，打破人才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构架促进学界和政界之间良好交流的“旋转门”机制。    《中国慈善家》：资金来源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破解？也可以走向国际化吗？    王辉耀：资金问题确实是民间智库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但解决办法并不是国际化，而是要多元化。政府可以进行更多购买服务的尝试。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比如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家做慈善会选择支持基金会或者智库，像布鲁金斯、洛克菲勒、卡内基都是这种情况，但我国企业家对公益慈善的认知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捐一个教学楼，或者抗震救灾捐款捐物等等。实际上，如果资助一项政策研究，可能惠及千千万万的人，这种影响力是深远的。当然，直接的救灾扶贫需要企业家们来参与，但我们也希望能出现更多有情怀有高度的企业家可以看到民间智库发展的意义。    《中国慈善家》：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民间智库自身需要做哪些建设？    王辉耀：五个方面，包括研究领域的国际化、研究视角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影响力的国际化以及传播方式的开放性。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国际化方面做了哪些具体探索？    王辉耀：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国际化视野”，提出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问题。我们有一个优势，我是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所以CCG有很多国际化人才。我们研究的都是国际化课题，比如国际人才的相关研究和政策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和推动。我们发布了两大蓝皮书，一个叫国际人才系列蓝皮书，一个叫国际企业系列蓝皮书。此外，我们一直有国际合作，比如我们跟亚洲协会，跟布鲁金斯等很多机构都有合作和长期交流。再有，CCG在研究方法、模式上也国际化了，这些都是智库国际化很重要的方面。文章选自《中国慈善家》，2015年9月

【搜狐网】新三届的集体回忆：读书彻底改变命运

编者“新三届”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即77、78、79级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毕业30年后的今天，在政、商、学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成长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本策划摘自《那三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李子实忆大学生活：有同学一天学习16小时　　李子实，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在国家事业单位担任工程师四年，此后成为外资公司在华首席代表。1997年，进入清华紫光集团，曾担任下属上市公司总经理。现任维信诺集团顾问。三十年沧海桑田，历经中西企业文化的碰撞融合，见证时代起与伏，感悟人生名与利。　　文革的结束使我藏在内心深处的梦再次开始萌发，对未来也有了一种新的期待，而如何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却仍不明朗。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对于能否恢复高考，高层仍处于激烈的争辩之中。要害是1971年一份关于大学招生的纪要，招生的方式和标准都不利于恢复高考，而这份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住在高等学府清华，时常会听到一些关于争论的小道消息，不好的消息总是要多一些。1977年10月份，恢复高考的决定终于公布了。虽然大家认为恢复高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当决定真的公布的时候，还是突然得让人不敢相信，很多人一下子有了一种人生命运即将发生转折的预感。按现在的话，应该叫“屌丝逆袭”吧。　　考试的时间定在当年的12月份，不到3个月的复习时间，没有现成的复习资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复习——很快大家就进入了一种手忙脚乱的状态。中国11年没有高考了，报志愿也是稀里糊涂的，但在当时，似乎志愿也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就好。12月份，中国沉寂了长达11年的大学考场，聚集了多年来丧失了高考机会的570万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着不同阅历，覆盖了十几年的年龄区间，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这种场面现在回忆起来，仍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77年高考录取人数只有29万人，包括大专，本科实际录取21万人，录取比例不足4%。这样低的录取比例，似乎此后没有出现过，但这样容易的考题，同样也没有出现过。和同龄人相比，被录取的29万人成了那段不幸历史的幸运者。回首那段往事，除了感谢命运对我们的垂顾，更多的是期望中国永远不要再重复那段荒谬的历史。　　高考结束，我被录取到清华大学化工系。　　我们那一代人，在应该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路途上，失去得太多，耽误了太多。当终于实现了大学梦，进入到校园以后，恨不得立刻把过去那些损失补回来。和在中小学就寒窗苦读，入大学后反倒有所放松的后代们不同，我们入学以后那种疯狂读书的劲头，现在大约是不多见了，理工科尤其如此。除了吃饭睡觉，当年学生们的主要时间都泡在教室和图书馆。清华的主楼有一个“不夜城”，夜里是不熄灯的，这里就成了很多勤奋的学生经常光顾的场所。也有的学生会改造宿舍的电路，在宿舍集体熄灯后还能留一盏“长明灯”在那里。在学校对我们的学习时间进行调查时，发现很少有人只用8小时时间学习，而用16小时读书的却不是个别人，平均起来，每天大家用于学习的时间大概在12小时左右。　　学习的动力主要来自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前景的期待，但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由于历经文革浩劫，对于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和未来国家的命运，大家也有着很多深入的思考。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三中全会，中美建交，对越反击战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人们的思想既迷茫混乱，又积极活跃，有对前景的美好期望，也有对现状的不满抱怨。同学之间经常会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讨论，争论起来互不相让。尽管看法上存在着不少争议，大家却并不愿意总是纠缠那些过去的事情。那个年代有两个很有影响的口号，一个是北大学子喊出的“振兴中华”，一个是清华学子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说明了这代人始终有着立足当前，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抱负。　　清华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既传授知识又引导做人的学校。我们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还没有作为明确的校训提出来，连我这个地道的清华子弟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校训，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清华文化对我们的熏陶。这种文化的传承是潜移默化的，是在一种浓厚的氛围里反复感受和体验，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老师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地把科学的思维方法贯穿其中，让大家有了一套严谨的思维逻辑。对于那些没有根据，似是而非的说法，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不论来头多大，有多么权威，都很难得到我们的认可。学校提倡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行胜于言、团队合作这些精神都对我们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徐小平忆大学招生：两百人的学校竟有几万人填报　　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在新东方提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成为新东方精神象征之一的“彩虹计划”，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　　“深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深井，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洗一篮青菜洗一筐衣裳，洗不尽张家短李家长。”这是我写的歌曲《深井巷》，我就出生在泰兴城的深井巷。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这一次，幸运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一年我22岁。进入音乐系后，积蕴多年的能量爆发出来。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化、艺术书籍。回首这么多年，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奠定了我性格的基础：活泼、热情、开朗、热爱生活；是音乐给予了我生活的品味：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巴赫，在巴赫的音乐中我能感到一种灵魂的冲撞，于是心被感动了；是音乐让我有了对人生独特的思考：音乐作为最抽象的形式都能表达人类最丰富的感情。思索问题的时候，我会哼一段音乐；有心事的时候，我会用手指敲打桌面，模拟钢琴的演奏。打开我的博客，音乐的重量无所不在。　　说在音乐学院里熬了五年也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熊晓鸽忆高考复习：曾半个月不出门 闭门苦读　　　　熊晓鸽，湖南大学77级外语系学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现任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是最早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实践引入中国的人士。　　我们新三届是追梦的一代，梦想的起点大家往往都会提到高考，因为恢复高考的确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于我而言，人生正是从那一年高考开始真正变得精彩而有意义，让我从一名电工到做梦成为歌唱家、新闻记者，到现在成为商业投资企业家并追逐着新的梦想。如果我真的是一只早晨的鸽子，那么1977年高考就是早晨那第一缕阳光，驱走了一切命运的阴霾，照亮了精彩人生的前路。　　1977年，中国高等学府在“闭关”多年之后，重新向望眼欲穿求学若渴的百姓子弟敞开了大门。这扇轰然开启的知识大门透出的灿烂阳光，从此照亮并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我便是这第一批幸运儿中的一个。　　1977年，我还是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整天在马达轰鸣钢花飞溅中无知无畏地虚掷着宝贵的青春年华。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是本能地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试一试。　　于是，我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捡回阔别多年的课本，开始以拼命三郎的方式日以继夜地复习备考。父母把他们住的大房间让给我，大床上堆了半床的复习资料，床头还放了一筐父亲专门买给我的桔子。整整半个月，我在这间屋子里足不出户，闭门苦读。母亲每天宽慰我，让我别太紧张，考不上也没关系，一家人好好在一起过日子。停电的时候忙着给我点油灯，备蜡烛，三更半夜还惦记着给熬夜读书的我煮宵夜。　　两个多月没日没夜“头悬梁、锥刺股”式的复习，换来了一张薄薄的湖南大学入学通知书。欣喜之余，却也有点遗憾：当了三年多电钳工，一心一意想报考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却被学校“擅自”调整到基础课部英语班——一个有志青年科学救国的梦想，就这样被“扼杀”了。不过我母亲却心满意足，在她心目中，湖南大学是离家最近的、最好的大学，有此两点，夫复何求！　　匆匆忙忙脱下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欢欢喜喜跨进绿荫森森的校园，诚惶诚恐搬进古色古香的学生二舍，战战兢兢翻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本，满目皆是似曾相识其实陌生的ABCD。　　说句实在话，当时的我只会说一句完整的英语：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同学之中却已有人能够捧着英文版的《红楼梦》读得津津有味。如此巨大的落差足以让人望尘嗟叹。好在我虽然惊慌万状，但还不至于惊恐失措。笨鸟没有机会先飞，总还会慢慢飞吧。我和也是从工科转到英语班的张明春同学定了个“君子协议”：每天每人必须背熟一篇英文小故事，不会的第二天就要乖乖受罚，帮对方买饭打开水。正像俗话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不觉间，我也能和班上最优秀的同学一起比肩而坐，比翼齐飞了。　　如今仔细体味，当年的那一股不服输、不气馁的执拗劲儿，得益于自己当过几年工人，能吃苦耐劳，同时也得益于湖南大学淳朴务实的校风，得益于这所千年学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旺盛人气与文脉。　　试想，每天，脚踩着唐宋以来由一代代学子跋山涉水万里求学的执着脚步踏平的山道，聆听着长年累月回荡在岳麓山谷绵延不绝的琅琅书声，瞻望书院“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辉”的联匾，哪一个风华正茂的学子不热血沸腾豪气干云！在同样的讲台上，朱熹、张栻、王阳明、高世泰、王先谦等一代宗师曾倾囊相授；在一样的浓荫下，彭龟年、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蔡锷、蔡和森等名士闻人也曾“日常闻教，夜自研习”……与巨人同行的肃然与敬意，敛聚陶冶成一股砥砺、催逼后来者奋力前行的强悍内驱力。遥想当年——半个多世纪之前，那位在隔岸相望的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青年湘潭同乡，伫立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或许，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经过千年蕴蓄勃然焕发的力量的感召之下，激发出浪遏飞舟、挥斥方遒的壮志与雄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所千年学府以其丰厚的底蕴、渊博的学养，给予它所培育的学子一个坚实的起点，一种永远的、温厚的支持。陶景洲忆大学同学：李克强曾就英文单词与同学争论　　陶景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取得学士学位后，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研究生。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等称号。　　我们这一代人，冲破三年自然灾害，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可以说是“历经风雨沧桑”。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学生，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际遇，有自身的努力，时代的催化，而于我而言，还总有命运的眷顾。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心中装满了非北大清华不读之傲气，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为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但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这个小年轻，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虽然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也知道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可能举步维艰。但是，这个傲气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定要开启一段“冒险”的旅途。记得当时北大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对学生的政审很严，我们这届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来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强、张恒山和我。北大的杨敦先教授多年之后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黄埔一期”。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政。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的这些宪政真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的年代，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现国务院总理）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王辉耀忆学习轶事：夏天防虫子咬 穿牛仔裤苦读　　　王辉耀，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1977年，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无疑也是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最初提出两个重大举措：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我在1976年初夏来到了地处四川丘陵地带的金堂县龙王公社，从一个城里人转眼间成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过起了在茅屋中与老鼠共眠的日子。遇到雨天，根本没办法穿鞋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脚，大脚拇指要使劲压住路面，这种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靠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饮水靠喝井里不卫生的生水。为了接受再教育，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干活，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每天劳动只能记七个工分。即便如此，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望一直支撑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知识，因为做铁路工程师的母亲和曾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在蚊虫弥漫的酷暑，穿着长衣长裤浑身大汗地看书；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那个年代也赋予年轻人满腔热情，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当年写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而，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到晚上，不通电的村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四川农村做饭靠烧稻杆，烟熏火缭，我每做一顿饭，就被熏得泪流满面。严重的挫败感油然而生，继而变成强烈的不理解和深深的绝望：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我们却恰恰相反？难道我的青春只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耗下去？　　1977年10月12日晚，公社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正式恢复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1978年3月，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翘首以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踏上了开往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列车。 一到广州白云山下的广外，就发现这里山清水秀，非常适合读书学习。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被宿舍前后的外语朗读声吵醒了。广外在学习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校风严正。而77级的入校更是给学校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机和活力。77级中不少人已工作五年，甚至十年以上，但不管每个人的经历或背景如何，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候，学校对文革“矫枉过正”，开始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抓教学质量，校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大家学习都十分拼命，你追我赶，谁也不愿意落后。你六点起床，我就五点半起床，别人十一点睡觉，我就十二点就寝。那时，学校教室也不熄灯，学生读书到晚上一两点钟是经常的事。广州夏天的蚊子特别厉害，我怕蚊子咬，只好穿上厚厚的牛仔裤，浑身大汗淋漓，仍然苦读不止。　　虽然学的是英美文学，但我觉得，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在广外学习的四年，也是我博览群书的四年。随着中国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大批的旧书得以重新开放或重印出版，同时也有不少新书被介绍过来。当时《读书》杂志复刊时曾发表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读书无禁区》，从此打破了“文革”以来读书方面的许多清规戒律，我便省吃俭用订阅了《读书》杂志一直到毕业，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读过的这些刊物。　　广外可以说是我精神成长的一个故乡，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黄金时光。在这里，我的思想、眼界、胸怀与心灵都经受了一场知识海洋的洗礼，世界观、人生观与生活态度都为之一新。广外打下的基础，一直伴随着我闯荡世界，人生从这里扬帆起航，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本文摘自《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一书，主编王辉耀，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该书的智库支持。

王辉耀：大外交战略下如何吸引留学生？

导　语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留学归国、来华留学人数均有大幅增加，留学人才开始呈现双向流动的趋势。留学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但我国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不平衡。根据OECD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在中国读学位的外国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增长空间巨大。　　去年年底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了“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重视来华留学也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　　纵观国际，各国纷纷允许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国内就业，是当前世界通用的全球揽才的做法，甚至被称为吸引国际人才“一本万利”的做法。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不光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留学生的挽留，同样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都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就业。如何能够更多更好地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　　　首先，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根据我国现行的留学政策，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应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　　具体可参照国际做法，建立“世界优秀青年实习计划”。一是改革在华留学生实习的规定，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华期间，进行打工或实习，每周工作限制一定时间，持有学生证者，不需要另行申请工作签证。二是放开国际学生在学期间，到中国的实习签证，凡是教育部承认的著名大学学生，可以申请实习签证来华工作半年到一年，毕业后自动终止。　　其次，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完善校长治校制度，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逐步将中国打造成世界性的学术科研中心及国际人才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培育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在国际，大学校长和教师全球招聘是很常见的现象，中国高校的领导者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　　再次，增加国际语言授课课程、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教学语言国际化和教师队伍国际化是我国人才国际化培养的客观需要。我国不能吸引海外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　　最后，实施吸引留学生的专项计划和示范工程。2010年，中国教育部实施了《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吸引留学生的计划。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中国吸收50万在华留学生的目标。在此计划框架下，可以仿照日本的Global30计划，挑选国内重点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工程，资助目标院校增加吸引留学生的教学和生活硬件设施、引进外籍教师、开设全英语教学课程等。文章选自新浪智库，2015年8月31日

【侨报网】图解：2015中国海归创业就业报告发布

张懿宸：中国黑石（中信资本的运作终极秘密）

张懿宸，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背靠中信集团这个大树，凭借多年的精耕细作，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异军突起，本文向你揭示了这位“红色PE贵族”的终极运作秘密。张懿宸的哲学1、择高而立，向宽而行，不单打独斗，亦不念独食；2、既利用“红色资本”标签，更强调国际化的团队及运作，这不就是黑石风格吗？3、管理理念是充分信任、充分放权、出事兜底；4、国企—民企—房地产基金—海外，这是张投资思路和布局；5、海外收购跨国制造业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上游配件供应商，还有在中国遇到麻烦的国外公司　　张懿宸毫不掩饰对黑石的欣赏，他希望把中信资本做大，做到世界的顶级PE，“像黑石那样”。张懿宸说，如果哪一天再遇到斯瓦茨曼，他要请教三个问题：第一，黑石从最初单一业务线做PE，向其他领域拓展是业务规划的结果，还是人员推动的结果？从产品扩张上，黑石的整体策略是什么。第二，作为一个业务极其多元化的公司，黑石如何通过管理机制的运作将完全独立分散的业务单元有机地融合为一个公司。第三，如何在核心领导人更替，甚至是故去的情况下平稳过渡。　　PE市场洗牌在即，国内IPO已停，一夜造富传奇再难重现。凭借多年的精耕细作，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开始异军突起，来瞧瞧这位“红色PE贵族”的终极运作秘密　　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并非个性张扬之人。关于他的处世之道，看看他香港办公室所挂的一副对联就知道了。这幅对联乃晚清重臣左宗棠为无锡梅园所题，内容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亦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座右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眼光，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故事，也不是这样的人。”张懿宸谦逊地对《环球企业家》说。　　择高而立，向宽而行，张懿宸正是这么做的。2013年5月14日，他赶赴美国西雅图微软总部，参加一年一度的微软全球CEO峰会。这场年度性私密会议吸引了一百五十位全球顶级商界领袖参加。“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彼得·桑兹(Peter Sands)、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David M.Rubenstein)等均名列其中。　　在峰会上，张懿宸遇见了他最期待见面的人，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后者主宰了21世纪头10年里的标志性行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两人首次会面中，张懿宸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黑石业绩的欣赏。在过去28年间，这家公司企业股权投资年回报率超过20%。上市5年间，其业绩年年飘红，如今旗下管理着超过2400亿美元资产。　　在张懿宸看来，较之于其他同类型公司诸多业务表现参差不齐，黑石的每块业务均表现优异，例如其房地产基金堪称整个PE界翘楚，并购业务则堪与高盛匹敌?……除此之外，他格外欣赏黑石从不单打独斗，亦不念独食的行事风格。这与中信资本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通常，它所展开的企业股权收购均以“俱乐部式”交易完成，要么以牵头人的面孔出现，要么以主要参股者身份亮相。　　张懿宸期待打造另一个黑石。尽管当下其45亿美元的资金管理规模距离黑石相去甚远，但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令人着迷，若假以时日，中信资本或将有能力成为与之匹敌的金融巨擘-它已悄然构筑起最为完整的产品线及最全的海外业务布局，在国际PE市场上，其投资业绩和行业声望国内罕有匹敌者。　　但苦恼犹在。张懿宸的困惑在于如何整合中信资本的各业务单元，并使之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我很想请教施瓦茨曼如何将一个个完全分散的业务板块融合成一个整体，而又不必把利润都收上来又变成大锅饭。”张懿宸说。　　入 局　　很少有人的经历如张懿宸般传奇。他13岁丧父，做过建筑工人，之后差一点成为歌舞团的小提琴手，18岁以全省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被选送出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他一路闯荡华尔街，31岁则被中国财政部聘为高级顾问，主持设计中国国债市场结构，34岁成为美林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为中国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融资。　　2000年，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力邀其加入中信。2002年3月，中信集团成立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嘉华金融及嘉佳证券均纳入中信资本，张懿宸受命掌管上述业务。在初创阶段，其主流业务是IPO上市承销、股票经纪及自营交易等投行业务，而被黑石当作业务重心的私募股权基金（PE）业务却鲜有涉及。　　这一领域最终在2005年得以涉及。当时，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证券正式获得证监会批准开展国际业务，香港成为其出海布局的首站。张懿宸便顺水推舟，主动提出将大多数传统投行业务转交给中信证券，仅保留了结构性融资、对冲基金等少数投行业务。如此PE直投及房地产基金业务则成为中信资本的业务主轴。即便按照当下的标准评判，张懿宸当时所移交给中信证券的大礼亦相当丰厚，包括规模已扩至400人的庞大团队，多数为投行业务人员，其投行客户数量亦十分可观。中信证券获其受让之后，一跃成为在港中资券商之翘楚。　　张懿宸另有打算，彼时，他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提交战略报告。在报告中，张将中信资本的对标机构设定为另类投资企业黑石，而非高盛、美林等投资银行。“为什么选黑石？它除了投资业务之外，还有投行业务。我强调的就是要做很多的投资。”张说。　　2005年因此成为中信资本历史上的分水之年，自此之后，张懿宸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旅。如今，中信资本已涵盖国内外PE直投、房地产基金及创投业务，同时包含结构性融资、对冲基金及政府基金合资项目等业务。　　如此广阔的战线对久经沙场的张懿宸来说亦堪称考验。作为一名出色的华尔街交易员，他曾长期负责开发按揭债券交易模型，并在格林威治资本市场公司、东京银行及美林证券掌管债券交易达十二年之久。即使如此，张亦罕有华尔街惯常的桀骜与自信。对此，他的解释是“特自信的都是年轻人，干久了你就知道，在交易中出错只是时间问题。你只能指望你之前赚的，要多于出错时输的”。　　张懿宸堪称中信-这一由“红色贵族”荣毅仁所缔造的传奇品牌的守护者。较之于“红色资本”的标签，张更喜欢强调国际化的团队及运作。“我是最早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我们的管理也一直非常市场化，和国际公司没什么大的区别。”张表示。　　他一直在为中国某些最为重大的交易穿针引线，成功秘诀你或许能从其北京办公室的布局中窥见-四把传统中式木椅一字排开，其寓意为“不谋独占”、“和气生财”。在中信资本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一面巨大的壁橱颇引人瞩目，大大小小的隔断中摆放着数十个水晶碑。这些形状各异的水晶碑乃是中信资本成立至今全部PE投资案例以及基金募集的凭证。每块上面均无一例外镌刻着所投公司的名称、Logo、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间，形状亦与被投资公司的产业息息相关。例如作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标志性交易，入股哈药集团的水晶碑便被设计为一个蓝白合组的胶囊。 张懿宸希望这些都能成为不朽的经典。　　PE生意的秘诀在于品牌与人的专业程度需做最完美结合。张懿宸仍会参与到每笔交易中-没经他同意任何投资都不能生效。他挖掘人才的手法与收购公司一样娴熟。他领导着超过200名员工，这支擅长交易的经营领导团队中，不少人的背景显赫，行业经验超过10年之久。例如中信资本执行总裁陶礼贤曾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公司纽约并购业务部及惠特尼基金（Whitney & Co.），负责创投业务的曾之杰曾在华登基金工作，负责房地产投资业务的高级董事总经理程骁远曾在汇丰集团、法国兴业银行任职。张渺则主管中信资本的结构融资业务，亦曾在澳洲联邦银行、法国兴业亚洲有限公司等任职。中信还吸纳了第一代中国基金管理人、原太平洋资本管理公司董事叶静儒……　　纵观中信资本11年的投资史，它的特性在于对网络及新能源等狂热领域熟视无睹，而坚持捕猎传统企业。在操作方式上，一般的中资PE机构会选择购买少数股权，等企业上市后套现获利，但中信资本更在意对“猎物”的长期控制，而用于下注的资金多为从欧美国际投资者手中募集来的美元。对于单独投资的PE项目，其PE基金坚持进行控股型投资，并参与企业内部治理，待治理完成实现增值后再转手出售，这也是全球buy-out基金的典型手法。其中，消费品行业、优质地方国企及传统制造业中具有技术壁垒的隐形冠军常受青睐，这些名单包括与其他机构联合投资的顺丰、阿里巴巴、新浪等项目，亦包括哈药集团、冠生园、环球租赁、桂发祥等项目。　　中信资本负责国际直投业务的执行总裁陶礼贤（Brian J. Doyle）认为这正是欧美成熟市场最为主流的投资策略及操作手法，亦确保其PE投资的稳健安全。尤其在日本及美国的并购市场上，中信资本堪称最具知名度、投资业绩最佳的中资PE机构。但在新兴的中国市场上，中信资本却常被张懿宸诟病为“错失良机”-它错过了红筹股及草根民营企业的投资上市潮。他反思称若过去几年间，不执拗于改造国企，而是更为大胆地投身互联网热潮，抑或对优质民企不坚持控股型投资，业绩或更为可观。　　如今，中信资本的投资方向已转向非国企、非银行金融、电信、传媒及物流等服务业领域，亚信联创私有化、分众传媒私有化等案例即是体现。这一转变的根源在于中国PE市场已陡然生变，以往通过短期投资上市、概念暴炒的造富传奇已难重现，而现未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优质企业已是凤毛麟角。但张懿宸并不悲观，他反而认为当下的窘境对于中信这样精耕细作且娴熟于全球化的“PE贵族”意味着更大的机会。　　如此转型乃是基于大量调研和准备的结果。张懿宸会耗费大量时间研究细分行业以及待投企业。这得益于张懿宸早年所受的教育及从业经历-他曾经年累月地设计交易模型，为交易人士提供理论分析和交易咨询，告诉他们“该买什么，卖什么”。　　较之于个人权威，张懿宸更坚信团队力量。在中信，他秉承的管理理念是充分信任、充分放权、出事兜底。在公司内部，不同业务部门的员工会交叉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此举令整个公司变得更加聪明。除此之外，张还要求下属工作勤勉与脚踏实地。　　通常张懿宸会如此观察一家被投公司。首先派驻专业团队，回来开会讨论。这一过程颇为严苛，为了对一家连锁幼儿教育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中信资本的调查人员曾跑遍该公司旗下七十余家幼儿园中的六十余家，如此才提交报告。“更多的时候，我相信下属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最多从宏观趋势上把握一下，或者出面争取，如此而已。”张说。一般他只做宏观市场的行业判断，并直接否定掉特定行业，之后再对值得深挖的行业以及合作方做判断，所依据的并非“眼光”，而是基于事实的数据。在诸多数据中，他最看重利润率与增长速度，所做投资多为控股权投资，此外亦强调合作。“我从来都是主张和气生财，很少和人打起来，或抢项目，能一起做的就一起做。”　　通常只有表现极其优异的公司才能获得其青睐。中信仿效黑石组成一个投资决策委员会，每一季度均会详细审议拟投公司业绩、经营状况以及可能的出手时机。能进入这一环节的公司少之又少。2011年，仅有50单项目进入尽职调查环节，只有5家公司被选中；2012年，这一数字攀升至60家，获胜者只有两家。　　张懿宸对项目颇为挑剔，此前他曾希望布局物流行业，并已考察过数家业内知名企业，最后却都放弃。他开始了等待。在今年8月，在秘密获悉顺丰快递开始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张懿宸迅速展开战斗，由于时间匆忙，他在顺丰无法提供电子版公司核心资料的前提下就主动拜会顺丰董事长王卫。两人相谈甚欢，但王为其设定了不少苛刻的底线。例如短期内不能上市，不能有具体的上市时间表等，张都一一允诺。　　在签署保密协议后，中信资本派六人进驻顺丰，耗费整整一个月时间人工输入完成所有纸质资料审核及数据处理，其最终做出的估值模型毫不逊色于另行聘请的专业咨询公司。　　中信资本最终成为入局者。王卫决定在三家竞标者中挑选两家。令张懿宸备感意外的是王并没有借机哄抬报价。相反，王卫在与竞标者交流的过程中，已或多或少透露对公司的估值预期。即使如此，竞争仍颇为激烈，竞标者均怕落榜，最终不得不调高报价。“国内很多地方招标，你把信封交进去了，过几天对方再把你找去，告诉你怎么样。王卫则要求三家各派一个代表，带着信封，当着他的面拆开，然后给你看各家报的是什么价。全是公开的，他就主张这样。”张懿宸回忆?说。　　除了业绩基本面，张懿宸尤为欣赏王卫的以下三点。其一在于王在香港生活多年，与国内草根民营企业家不同，他根深蒂固的是认同治理公司必须事无巨细地依靠法制。其二在于“刻意的低调，他觉得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其三是“非常坦诚，实事求是，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　　在决策期间，张懿宸曾亲自前往顺风深圳包裹分拣车间实地查看作业情况。他尤为在意管理细节，但令其备感惊讶的是顺丰的“法治”。以张贴在车间的人事处罚单为例，顺丰都会注明哪个人哪天因为什么受过处分，依据公司规章制度是哪条，然后经过什么程序，员工委员会最后判定结果怎么样，每个细节都异常清楚。这次实地考察的结果令其非常满意，交易最终如愿以偿。　　在张看来，此次交易还获益于中信的品牌及后台资源。“王卫本人希望有一些带着资源但非常市场化的资本入局。他很在意具体和谁打交道，而中信大概是有资源且最市场化的那一个。”张懿宸回忆说。中信资本被看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团队稳定。“很多投资人说十年前跟你们接触，你们是这帮人，十年后，你们还是，这很好。”　　改 造　　在入局诸多民营企业之后，张懿宸逐渐改变了投资策略。以往他更偏好押注问题重重的国有企业，2005年至今八年间，其近70%的PE项目均投向国有企业。这家红色PE对国企的偏爱不言自明-一家央企旗下PE机构，借助雄厚背景和资源，主导优质国企的整合改造并溢价出让，如此投资逻辑颇为顺理成章。　　但在张懿宸现在看来，站在商业决策的角度，以往投资国企的经历纯属巧合。“投资优质的地方国企，关键是要与中信资本的体量相符。更关键的是，这些项目只有中信能做，倒不是我们用行政资源把竞争对手挤掉，而是地方政府根本就不敢把这些企业卖给民营PE，只好我们来做。”　　张懿宸亲自参与了2005年之后国企股份制改造热潮，期间大量中型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亟待外部投资者介入，而地方政府因担心遭遇贱卖国有资产的指责，始终对民营资金以PE形式进入国有企业心存芥蒂。“把国企控股权卖给中信资本，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国资背景，政治上没有风险。”张解释说。　　经历八年的摸爬滚打，中信资本已成为PE行业少有的“国企PE专家”，但从2011年起，中信资本显著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直接投资力度。无论是电讯业的亚信联创，还是快递业的顺丰，以及被中信资本重点关注的部分教育企业，均为不折不扣的民营企业。　　如此转型乃是大势所趋。因为未来投资地方国企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以前，很多国有企业都还行，但这五年下来，能符合我们投资条件的企业已不多。”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真正让一个国企转型非常困难。即便以央企的身份推动，也是如此”。　　关于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造，张懿宸感受颇多。在其看来，投资国企的第一要务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必须由内筛选优秀企业家管理公司。这迥异于国外。例如在美国市场进行PE直投，更多地看企业资产本身，因为“有太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一个干得不行，可以找到十个替换”。但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却很难有效衔接国有企业历史沿革及各方联系，只有国企自身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才能处理好内部盘根错节的关系和文化。　　除此之外，在如此复杂的治理环境中，如何让PE机构所派驻的人员渐进式地融入被投资企业亦是难题。对此，张懿宸可谓教训深刻。中信资本曾数次向桂发祥派出财务总监，最终使负责国内直投业务的信跃升挫折颇多。“当时没有经验，我们这边派的第一个人，过去就当了财务总监，这个做法很不明智。”信跃升回忆说。此人空降至桂发祥后很快与既有管理团队格格不入。他出身外企，并无非工作日加班的习惯，但桂发祥这样的老国企却有周末加班的文化，财务总监因此频频缺席周末的工作。这名财务总监还希望凭借股东支持，全面上收并改革原有财务制度，此举最终引发了原国企管理团队的集体不满。最后，信跃升不得不撤换此人。“财务总监和董事长发生矛盾，我总不能把董事长换掉吧？”信跃升遗憾地说。　　事后，中信资本复盘认为，优质国企尤其是有较长历史的老国企，通常不会信任外人，而借助PE机构的股东权威行事往往会触动其心结。于是，中信资本再向桂发祥派出第二位财务总监和销售高管时，这些人都会先以顾问身份入职。例如从百事挖来负责销售的高管，暂不任命为总监，而先帮桂发祥设计产品，策划活动，干出业绩后再进行任命。如此行事两者的融合自然水到渠成。类似的迂回战术在冠生园亦同样取得成功，甚至在中信资本出让冠生园控股权之后，两位中信背景高管亦被冠生园母公司上海光明所挽留。　　这些经历使得中信资本在向被投资企业派出高管时慎之又慎。首先最好挑家乡和被投资企业所在地接近的人选，尽量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然后中信资本对其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与现有管理层建立信任关系，哪些人际关系需要维护等等。“这些东西，外资PE不会做，中资PE往往又做不好。”信跃升解释说。　　改造国企另一个法宝是尽量利用中信的央企背景，帮助被投企业进行关系疏通及人员激励。例如一家地方国企曾试图在省会设立研发中心，以求吸引高端的技术人才。但该企业所在的地级市却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量，对此横加阻挠。一来二去之间，其研发计划也陷入僵局。而中信资本在控股该地方国企后，便利用央企背景，最终帮助其摆脱当地国资委的干预，成功完成在省会城市的研发布局。此外，中信还发现较之于高薪、期权之类的经济激励，被投国企的管理层通常更看重行政级别。而如何将此纳入到激励机制中，正是中信资本所长。　　但在貌似独享的国企猎场，丰厚的猎物却未必唾手可得。2005年6月，中信资本与华平资本各出资1.2亿美元，分别持有哈药集团22.5%的股份。这是迄今为止张懿宸压力最大的项目，亦是中信资本力图建立顶级口碑的首个直投案例，张懿宸很快意识到他严重低估了改造国有企业的难度。尽管时至今日哈药集团业绩已实现数倍增长，中信资本的账面投资收益亦颇佳，但时过八年以后，这笔投资仍未能套现退出。　　谈及于此，张懿宸坦承这是对于退出时机的主观判断错误所致。最大的失误是中信对宏观形势出现误判。“在哈药集团盈利最高时，我们觉得不用那么着急的退。因为从2005年到2010年这六年的时间内，哈药的业绩翻了六倍，但是从那之后就开始下滑。”　　如此转折令张懿宸始料未及。以哈药主打产品抗生素业务为例，张当时认为这一业务不会增长了。因为就人均抗生素使用量而言，中国在2003年至2004年貌似已达顶峰，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业务至今仍稳定增长。“我们有点冲昏头脑了，觉得后面还有机会。事后想，还是警觉性不够。”张懿宸说。　　改造一家巨型国企实属不易。长期以来，哈药集团的营销完全依靠巨额的广告宣传拉动，营销人员仅仅是等着分销商上门拿货，毫无渠道管理意识。张懿宸曾去药店调研，发现哈药集团的药永远摆在货架最不显眼的地方，因为营销人员根本没有渠道概念，也根本没人管。为此，张懿宸重金聘请波士顿咨询公司为哈药设计解决方案。　　但当咨询团队向哈药管理层讲解改进思路后，哈药的营销体制仍无起色。这一僵局持续到2011年。伴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抗生素滥用势头被遏制，哈药集团销售急转直下，张懿宸最终借势“逼迫”哈药实现营销转型。即使兵临城下，有关销售体制的转型仍持续了整整两年。究其原因在于利益。原来哈药产品好卖，营销人员均坐等药店上门求购，通过决定卖给谁或不卖给谁，就可从中渔利。　　同样头痛的还有现金管理。在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和各子公司资金集中管理之前，哈药集团下属各子公司均各自为战，哈药六厂、哈药三精长期有大量资金闲置在账上，另一些分公司如中药二厂、中药三厂却要为扩大生产而拆借高息贷款，这一局面曾长期无法得到纠正。即使当中信资本派出的财务总监试图扭转时，各部门仍极力阻挠，甚至连哈药管理层也认为此事牵动利益太多而无法推行。无奈之下，一向温和的张懿宸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哈药管理层撂下“不干就翻脸”的狠话。　　为了推动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统一各子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力度，张懿宸曾严厉要求每天下午结算后将分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强制划走，而非由分公司自主上缴，待到第二天上班前，再将当天所需资金转回分公司账户。即使如此力推，平台的搭建仍耗费半年之?久。　　因为涉及利益众多，有时甚至连张懿宸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例如中信资本针对哈药集团采购系统及广告系统的整合至今仍未完成-同一时段，同样的广告时长，同一个电视台，不同分厂的采购价格仍很悬殊。　　除了整合旧病难医的管理系统，国企的日常管理亦是顽疾。哈药集团地处东北，每年都要采购数万吨的煤炭用于生产和取暖。在此过程中，大量的煤炭被盗运出厂，燃煤购置金额长期高居不下。中信资本曾希望用电子化采购平台打击此类问题。但平台上线后，购煤成本并没有得到降低。疑窦丛生的张懿宸便派人前往购煤现场勘察。调查发现，驶入厂区的运煤车在过磅之后，竟只卸下半车煤就铺好伪装布匆匆离去。偷盗里应外合，手法之高明甚至连摄像头都无济于事。哈药集团管理层曾为此报警，但警方赶到现场时，所有嫌疑人早已胜利逃走，警方也表示此案无法找到确凿证据。　　“有人通风报信。就算漏出去十分之一，你算算金额有多大。”在遭遇此类情形时，张懿宸痛感与体制抗争的无力，纵然中信资本背景强大，但面对国企的日常管理琐事时也是有心无力。他最为痛恨和痛惜的是无处不在的商业腐败。“大到采购燃煤的，小到处理煤灰的，他都能拿手里权力寻租。哈药集团一年的煤灰现在还能卖130多万，我们之前都不知道，还被忽悠要花钱请人来挖煤灰。可你抓着现行了，都处理不?了。”　　如此纵然遭遇不少挫折, 但所换得的经验却相当宝贵, 张懿宸最终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企改造方法, 令整个PE的布局将更具生命力。中信资本最终对哈药三精、六厂的营销资源进行了整合，实施产销分离，营销协同平台、防窜货系统及移动数据管理系统亦最终上线。除此之外，张懿宸在哈药集团还大刀阔斧地执行事业部制，针对拳头产品，成立产品战略委员会，并推广落实从采购、生产、成本控制到销售策划全过程参与的产品经理负责制。　　新 地　　在其他领域，张懿宸亦希望觅得先机，房地产基金即是其一。中信资本是中资PE机构中较早开展房地产基金业务的公司，其业绩表现可圈可点。第一、第二支房地产基金已全部结束，投资收益率分别高达30.6%和21.7%。第三支基金也已成功退出四个项目，出资人本金已经全部返还，投资收益率为19.9%。　　中信资本房地产业务高级董事总经理程骁远，与陶礼贤、信跃升一样均为中信资本的创业元老。他早在1999年就加入了中信资本的前身嘉华金融。在2005年之前，他曾为SOHO中国等房地产企业提供过融资服务，并以此为中信房地产基金业务积累原始资本。2005年，上海卢湾区囊括公寓、酒店、写字楼综合体的永银大厦急售，中信资本择机购入，并募集首支总额为8600万美元的房地产基金。该项目在2007年推出后一售而空，中信资本在房地产领域藉此打出口碑。　　“那个项目的资产确实非常好，如果当时我们运营能力和现在一样，内部收益率会超过30%。”程骁远回忆说。2006年，对房地产市场走势颇具信心的中信资本与万科地产合作，发行了总额为1.5亿美元的“中信资本-万科中国房地产开发基金”，凭借中信资本在海外市场的口碑及强劲的募资能力，大量机构投资者纷纷试水内地楼市，通用电气房地产部门更为此投出其在中国房地产领域的首笔投资1500万美元。　　程骁远则开始要求其独具特色，即“对项目有足够控制力，不仅仅只做财务投资人，更要具备较强的项目持续跟进、运营管理的能力”。“房地产基金最大的风险都在于对项目的跟进管理。”程骁远感慨说。他曾数次担当“救火队员”，深知房地产合同即使写得再细致繁琐，施工方和投资方的执行理解也会有差异，任何疏漏均可能延误项目的整体进程。　　程骁远开出的药方是组建专业的项目团队以掌握主动权。在项目交接前，项目组对机电安装、管网设置乃至楼宇工程设计等可能出现的施工问题和运营问题进行预警。此外，大量来自一线拥有土木工程、建筑学、建筑管理等专业背景的业内人士，为每个项目配备专门的项目开发团队，从设计、招商、建造到运营进行全程控制，一旦出现问题即可善后。　　长沙悦方 ID Mall已成为中信房地产基金的代表作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它从一栋空壳大楼蜕变为现代化商业综合体只用了九个月时间。如此速度已和专业地产企业不分伯仲。2007年，出于对国内地产调控长期化的担心，中信资本第三支房地产发展基金在投资住宅项目的同时，也大量投资商业物业。而正在募集的第四支基金其投资重心已完全偏向商业物业。　　中信资本在募资能力上也取得重大突破，除卡塔尔主权基金之外，包括欧洲最大退休基金及北美最大退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相继成为中信房地产基金的投资者。　　张懿宸亦开始推动整体业务板块的融合。从第三支基金起，中信已开始对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股权层面的投资，并在其需要结构性融资时为其提供专业建议。当业务团队推进乏力或是项目遭遇挫折的紧急时刻，张懿宸便会出面解决。“公司注册在香港。房地产调控开始后，我们的房地产基金在内地一些地方买楼时身份属于外资，受到很多限制。后来是靠张总出面，花了很大力气去帮忙，最终才顺利解决了问题。”程骁远说。　　2011年，创投业务开始成为中信资本涉足的新领域，掌管该业务的是曾在华登国际工作8年之久，担任董事总经理一职的曾之杰。2009年下半年，曾开始一手组建中信资本的创投业务团队。“我们采取的是混合型投资策略。”曾之杰对《环球企业家》说。按照目前的团队和资金规模，其创投基金将重点投资体量相对有限、行业领先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以及技术领先的早期高科技企业，资金配比分别是8:2或7:3。在该基金现有的投资中，在国内汽车内饰市场占据最大份额的常熟汽配正是高成长性企业的代表，曾之杰近期还将投资一家做路由器芯片的半导体企业。目前这一市场80%都被美国企业控制，他希望所投企业能够打破这种垄断。　　与张懿宸一样，曾之杰也是海归。他曾就读于日本长崎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商学院，并先后在中信泰富、日本三菱商事及美国华登国际工作。在其努力之下，中信资本创投基金虽在部分企业仅持有少数股权，但却往往能博取董事会席位或拥有话语权。“你真的帮到了人家，才能掌控住你的投资。”曾之杰说。为此，他会在深夜不时接到被投企业负责人的电话，有时与工作相关，有时则事关生活。“如果创始人是夫妻档，把你当朋友，两人吵架了也把电话打到你这里，你还得劝。”曾说。　　虽然发展势头不错，但曾之杰和程骁远亦面临着不小的烦恼。对于创投基金而言，所投项目如何退出令曾之杰颇为头疼。首创投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完成的私人股本投资交易中，共有逾7500宗投资没有退出。私人股本集团投资的股权价值可能大幅增长，但它们很难卖出这些资产。　　“在欧美市场上，微软、思科之类的行业巨头每年都会并购七十到八十家公司，这就能消化很多创投投资的企业。但国内没有这样的机制，”曾说。一旦所投项目不能被并购就只能选择上市，但因为会计监管以及中概股丑闻，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之路并不顺畅。雪上加霜的是国内IPO也被叫停，中信所投的数家企业只能在证监会排队等候。由于无法预知国内IPO重启时机，曾之杰已考虑在2013年年末以股权转让的形式退出部分所投项目。在其看来，中信创投资金强调投资效率，继续漫长等待并非上上之选。　　相比之下，程骁远所面临的问题虽不那么迫切，但同样棘手。在中信资本房地产基金的业务布局中，悦方ID Mall已被选中作为中信的零售物业品牌。其品牌培育需经历漫长的过程，在万达、凯德等强敌环饲之下，中信商业地产如何实现突围并非易事。　　海 外　　除了上述业务之外，张懿宸还将目光投向海外PE业务。早在2004年，他即将中信海外PE业务的投资目标锁定为跟随跨国制造业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上游配件供应商-一般，这类目标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应为20%至50%。　　在其后几年，中信资本针对中国制造业细分市场中的短板，有目的筛选海外可供收购的企业。“所投企业的产品几乎都是国内企业还无法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并且是单个细分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现实就是如此-一旦国内同业已开始大规模推出同类产品，所投企业必然被成本竞争拖垮。”张懿宸说。　　针对此类企业，中信资本有的放矢提升其业绩-借助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及其他招商优惠政策削减成本。近年来，张懿宸已觉察到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在投资策略上，他由“减成本”转而更强调“拓市场、增收入”。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国内设厂降低成本，二是开拓中国市场以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赢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国外技术与国内市场进行对接。　　以生产工业机械润滑装置的林肯工业为例，其主要客户囊括全球最顶尖的工业机械制造厂商。在被中信资本并购前，林肯工业在美国克利夫兰及德国杜塞尔多夫各有一间工厂。中信资本入主后立即关闭其在德国的工厂，转而在江苏常州开设新厂。除此之外，张懿宸看到国内的基建热潮，他意识到大批工程机械厂商将纷纷扩大在华生产规模，于是抓住这一契机，帮助林肯工业迅速扩展中国市场，中信资本最终将其转让给欧洲SKF公司的价格是初始价格的9倍多。　　循此路径，2012年，一家美国大型洗煤设备生产厂商艾尔竞（EEG)被中信资本控股。而在专业洗煤领域，全球范围内仅有EEG和另一家德国企业具备大型洗煤设备的设计制造能力。这一细分市场在中国商机无限-中国政府为控制煤炭使用过程中产生过多有害气体，曾出台规定要求对特定指标超标的工业用煤进行洗煤处理。依此规定，国内六成的煤炭必须经过洗煤处理后才能使用，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煤炭企业洗煤的比例却仅有30%。　　张懿宸由此看好EEG在中国的市场前景。但挑战在于竞争者已在中国捷足先登，建立制造工厂并取得相当的市场主导权。于是，中信资本便利用央企的资源优势，促成EEG与中煤设备集团在张家口设立合资企业，最终在渠道及客户资源上实现赶超。　　除了技术领先的企业，张懿宸还看重另一类投资机会，即收购那些在中国遇到麻烦的优质外企。“这类企业技术产品都不错，但在中国出现困境。原因在于要么与合资伙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与当地政府出现纠纷。此时外资PE不可能过来解决，所以此类公司的股权报价也很低。对我们而言，这却是绝佳的机会。”张懿宸说。　　对于此类机会，张通常会大快朵颐。中信资本控股美国华瑞集团（RAE System）即是如此。RAE是美国著名的安保装置生产商，其主要产品是一种信用卡大小的芯片探测仪。该探测仪不仅能探测瓦斯在内的有毒气体，亦能对核辐射预警。　　数年前，国内矿难频发，RAE觅见商机，曾通过合资企业入华，将产品销往国内矿业企业。但在市场开发过程中，RAE的在华合资企业却出现商业贿赂的不法行为。而按照美国商业法规，此类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身为美国上市公司的RAE在公司自查中发现上述不端行为后，立即向美国证监会（SEC）进行汇报，并随即接受停牌调查。　　如此折腾使得RAE业务基本暂停。面对拂袖而去的公众投资者，该公司不得不选择私有化退市以求摆脱困境。由于该公司涉及在中国的违法行为，外资PE对其私有化邀约毫无兴趣。得知此消息后，中信资本立即对该公司进行基本调查，并联手一家美国PE机构收购RAE股权。　　“我们和美方PE机构约定，由我们去解决国内的问题，以确保SEC不会再控告这家公司。”张懿宸回忆说。中信在随后帮助其与中国各地矿务局进行谈判，以确保RAE产品销售不受影响，随后再将RAE中国合资公司股权转让，从而切断RAE与中国腐败行为的联系。如此一来，SEC便不会再对RAE提出指控。这一方案颇为完美，RAE的股东们则非常配合，中信资本对RAE的收购亦最终信手拈来，并在业绩回升后将其转售给霍尼韦尔。短短18个月内，中信资本就获利3倍。　　除美国之外，中信资本在日本的表现亦可圈可点。2004年至今，中信资本在日本累计投资了8个项目，投资获益多在3倍以上。张懿宸认为高回报率得益于母公司中信集团与日本商界深厚的历史渊源。中信集团曾是最早进军日本市场的中国企业，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扮演着半官方角色，中信集团创始人荣毅仁在日本政商界均拥有广泛的人脉。“荣老访问日本时都直接住在野村证券董事长家中。常振明董事长也精通日文，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这些都对日本业务的开展及人员招募帮助很大。”张懿宸说。　　日本成功的另一因素在于本土化团队。目前中信资本的海外PE业务均由陶礼贤负责，日本团队则有十名成员，其中九人均为日本本土金融人才，剩余一位中国人亦在日本留学多年。本地化的人员配置能帮助其敏锐发掘细分市场中的隐形冠军。“我们的团队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精英，但在特定区域，我们仅会聘用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陶礼贤说。在其领导下，中信资本国际首期基金已完全退出，并实现5.7倍投资回报，51.4%的IRR收益率。　　不过，这一切并不能令张懿宸感到满意，他仍希望更上一层楼。张懿宸向本刊坦言若有机会，他希望向斯瓦茨曼请教如下问题。第一，黑石从最初单一业务线做PE，向其他领域拓展是业务规划的结果，还是人员推动的结果？从产品扩张上，黑石的整体策略是什么。第二，作为一个业务极其多元化的公司，黑石如何通过管理机制的运作将完全独立分散的业务单元有机地融合为一个公司。第三，如何在核心领导人更替，甚至是故去的情况下平稳过渡。“我更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投了什么，而不是赚了多少钱。我不太习惯就这点成绩，我希望把它做大，像黑石那样。”张懿宸对《环球企业家》说。文章选自《环球企业家》，记者：沈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