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国际人才竞争空前激烈　　当下，国际人才的竞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际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人才竞争空前激烈。并且现在的人才市场对于人才已是全球定价。国际上很多公司都在“虎视眈眈”，不仅是对于那些高层次的人才，对于青年人才他们同样求贤若渴，包括海外学生、实习生。　　面对海外市场，中国已经流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主要是一些出国后便不再回来的人才。根据2013年美国的一则报道，大约有87%在美国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选择留在美国。这其中多数毕业超过五年而不回国，之后回国的几率则进一步降低。此外，仅在美国，每年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的数量已经从数十人增加到了数千人。去年，美国共批准了约10000个投资移民签证，其中有大约8500个来自于中国，这也反映出中国人才外流的严峻现状。　　发达国家国际人口(即并不在本国出生的人口)的比例占到10%，这些人主要由留学生以及海外优秀人才、技术移民组成。据统计，目前世界居住在海外的国际总人口约为3%，且这个数据每年以3%的比例递增。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比例则是最低的，在中国的国际人口数量不到100万。　　中国企业目前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并且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开疆拓土。而中国现在也正在进行许多重大项目，如“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有这些都需要充足的人才储备。　　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　　目前，能管理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中国企业的高级人才大概有5000人，而中国对人才的吸引力和保留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中国企业对于海外留学人员的需求与实际招聘成果也存在着较大的缺口。当前中国对于引进的人才的重点还放在具有美国或者一些其他西方国家背景的人才上，而其他的人才可能会因此觉得被低估了。我们有着很多好的规划，但在具体实施层面却有点难以推行。　　中国应更多地参与培养世界人才，通过邀请更多的海外青年来中国学习，吸引发展中国家的高级管理人才，也欢迎更多的学者前来参观学习。他们都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企业和机构应该创造一个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的环境。比如说，在重庆的西南财经大学中，有一个雇佣国际化人才的学院，专注于引进海外归国人才和外国专家一起工作，这会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使得他们能获得丰富的成果。中国的公司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以使得国际化的人才能够留下来并且享受在中国的工作。中国的电子企业联想在企业邮件中一律使用英文，这会使得公司的海外职员表现得更好，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国际猎头作用不容小觑　　中国的国际化人才招聘体系仍处于早期阶段，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猎头的作用不容小觑。　　猎头在人才引进和人才储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猎头属于高端人才服务业，在人才选拔方面已具有较为成熟的考察流程和选拔体系。当下，人才的招聘应该变得更加专业化和系统化。猎头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针对人才的一系列测试和全面分析。猎头带来的不仅是人才本身，更是与人才相关的整体管理的流程与系统。　　中国政府当前正在逐步推进猎头服务。不久之后，在有着中国的硅谷之称的北京中关村地区将建立起猎头大厦，而在上海和珠海等地区也可能突破传统的人才招聘体系以适应新时代人才竞争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一旦相关规定放宽，跨国性的猎头公司在中国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2015年可能成为猎头发展的黄金年。此外，中国还需要加大海外使馆吸引人才的功能，可专门设立相关的人才处等。一些海外国家如新加坡、以色列等设有专门的海外猎头办事处以引进国际优秀人才，这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当前猎头在中国的发展虽有所起色却仍面临瓶颈。中国的央企仍通过任命，中国大多数公司并不知道如何招聘职员，而部分大学等事业单位则还停留在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朋友等社交渠道或者面向海外以及参加招聘会等方式寻找高级人才。接下来，国企的全球招聘应该继续，国资委等部门也可适当放开国际猎头进入。中国企业、机构以及政府等需要培养使用猎头的习惯，改变原有的固化的人才招聘模式，进一步强化人才意识，通过猎头系统地寻找相关行业的顶尖人才。文章选自《学习时报》，2015年9月9日

【海外网】如何打赢“人才战争”考验中国智慧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的统计，2013年新抵达美国的120万外国移民中，中国人占了14.7万，名列第一，成为美国最大移民来源国。印度人则位居第二，达12.9万。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移民美国主要通过留学和投资移民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大量的优秀劳动力资源与财富流向美国。　　对于中国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消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人才战争》一书中提醒，“在这场不见硝烟的世界大战中（人才竞争），中国和印度并不是人才流失比例最高、受害最深的国家，但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　　这不是危言耸听。不管承认与否，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与接轨、世界各国产业发展不平衡、国际产业的转移与分工协作、跨国公司的崛起……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之间争夺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已然发展成为一场“战争”。　　作为人才流通的受益国之一，美国能够在二战后独步全球，部分归功于罗斯福总统利用战争的特殊时机，发动了一场对战败国顶尖科学家进行“明抢“的人才战争。想当年，正是从欧洲流失的人才，帮助美国率先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把人造卫星送上天，实现了宇航员登陆月球。而如今，也正是来自中国和印度流失的人才，帮助美国缔造了世界高科技中心——硅谷。　　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红利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胜于石油、华尔街，更胜于核武器。据统计，从1960年至2013年，美国有72名移民科学家得奖，战美国诺贝尔获奖者的1/4左右。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更是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难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不无自豪地说，美国从年轻的、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和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的经济中受益。　　转向看国内，随着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各类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计划、政策的出台，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或者归化效果明显。但相较而言，我国的移民政策仍然比较保守。在很多发达国家每年发出10万张绿卡的情况下，我国自2004年实施绿卡制度至2013年，仅有7356人获批，对国际人才红利使用率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0。这显然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符。　　有人警告，这个世界千百年来爆发过无数次战争，理由不一而足，为石油、为金钱，为宗教……但都不如这一场（人才之争）来得更为根本与致命。有权威媒体甚至宣称：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此论虽无法印证，但也暴露出“人才战争”的严峻局面，已经是笼罩在中国崛起之路上的一片阴云。如何拨云见日，考验中国智慧。（杨子岩，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文章选自海外网，2015年9月11日

【青年参考】90后海归就业创业日渐接地气

《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发布会现场　　8月1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智联卓聘，在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共同发布了《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自今年2月起对913位海归进行问卷调查后获得的这份报告，反映出近年来留学人员的留学国家、专业方向、花费、收获、发展趋势等。　　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回国的海归约180万人，其中2008年以后回国的就有110多万，“80后”、“90后”海归是职场上最为活跃的群体。CCG执行秘书长、海归研究博士苗绿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这是中国的智库首次聚焦“80后”、“90后”海归，并将其作为就业创业的主体人群进行调研。　　海归接地气，让民企能“用得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随着留学归国浪潮日渐汹涌，曾长期附加在海归身上的精英光环逐渐褪色。在年复一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中，海归和“土鳖”一样，找到理想的工作并不易。　　《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显示，80%的海归认为现有薪资水平低于预期，超过60%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度低，76.5%的海归有跳槽经历。而在海归创业者中，41.9%有过失败经历，超过30%对自己的事业不满意。　　不过，在苗绿看来，这并非海归的“专利”。如今的“80后”、“90后”视野广阔、心态年轻、敢于尝试未知事物，对工作不满意是很正常的反应，这种反应还可能成为事业成功的动力。在这点上，国内年轻人面临的状况别无二致。　　更何况，海归毕竟属于相对精英的阶层，在工作中产生挫败感再正常不过。此外，常出现“水土不服”状况的归国留学生，比其他人更难适应大环境和文化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有36.1%的就业海归选择了本土民营企业，明显高于去年的23%。过去，由于语言优势、企业文化等因素，海归往往倾向于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外企。今年，民企首次超过外企，成为海归最青睐的“东家”。　　“一方面海归越来越接地气，让民企能‘用得上’。另一方面外企本土化，招收更多当地人才。”苗绿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她本人特别支持海归与本土企业合作，因为这是“差异竞争的有利途径”，民企也更需要他们。“在对外投资超过对内投资的今天，海归的国际人脉和对国外的了解，将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能为‘一带一路’发展带来贡献。”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则认为，这说明外企在中国的发展放缓，加上中国对外企的政策倾斜不像前几年那么大，因此对人才的吸引力增长有限。而本土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压力下，对国际化人才有巨大需求，吸引人才的力度也不断提高。　　此外，许多继承家族企业的民企二代都是海归，他们在招聘员工时自然对海归更感亲切。海归要学会和政府打交道　　报告指出，有近三成海归认为，回国创业的最大劣势是不会与政府打交道，遭遇行政审批阻碍；超过1/4的创业海归认为不适应国内人情社会，难以获得发展机会，同时也不熟悉国内市场环境，战略制定不当。　　但苗绿认为，不必刻意渲染或扩大“海归不会和政府打交道”这个说法，这“不是特别大的事儿”。　　“海归回国后，生活、文化、社会等大环境都要重新适应。政府就在那里，只是海归变了。”她告诉《青年参考》，“很多海归回国后跟父母都有冲突，对政府的政策也需要有适应的过程。”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留学人员很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向海归创业者倾斜的政策，如吸引留学人才归国的“千人计划”、建设园区和办公室扶持海归创业、改善产业环境等。不久前，苗绿参加了统战部组织的海归内部培训，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国家政策，收获颇多。此外，很多风投公司老板自身是海归，在投资时对海归创业者更为青睐。　　报告称，在创业阶段，海归最需要获得关于市场开拓、金融服务、创业场所等方面的帮助。　　在创业政策需求方面，海归创业者更希望政府能解决科研资金申请过程限制较多、支持力度不够、政策难落实等问题。也有创业者表示，政府应在采购时优先选择海归创业企业的高新技术及产品。约41.7%的人则表示国家政策很好，但在执行过程中需贯彻落实。　　苗绿指出，CCG成立8年来，每年都出很多报告，这份《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更聚焦于“80后”、“90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非常有社会、人文和历史意义”，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　　“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竞争，‘走出去’也是向优秀文化学习的过程。”她说，“海归的国际视野将在未来发挥更大优势。”　　王辉耀也称，海归群体拥有国际人脉、视野、资本，创业资源丰富，是中国最好的人才库，中国的海归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改善。中国需要完善相关政策，让更多海归安心回国创业，加强创新力度。海归融入国内环境是“交互过程”　　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到一家国企工作时，刘明哪里都看不惯，觉得到处都“不合理，不好”。和大多数没在国内工作过的海归一样，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才逐渐接受规则社会和人情社会的碰撞。　　“国外严格按规则来，但国内的规则更有弹性，处世之道更圆融。”他告诉《青年参考》记者，“经过摸索，有了一定的阅历后我开始转变观念，把理想化的东西变成人生智慧，学会人情世故、待人接物。”　　看过“心灵鸡汤”《不抱怨的世界》后，刘明逐渐意识到，存在就有合理的一面，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要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的，让世界更好、让别人更轻松才是正道。　　苗绿告诉记者，西方价值观与中国有明显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单纯，崇尚规则、法制和制度，重视生活质量，尊重个人。在文化冲突和国内人脉断裂的情况下，不少海归出现了暂时的不适应，但大多能很快恢复。　　报告指出，超过八成的海归回国后能实现再融入。逐渐融入是主要类型，占54.4%，较快融入的占32.7%，一直很难融入的占12.9%。与2013年的调查结果“半数以上海归一直难融入国内环境”相比，海归的社会融入如今有了很大改善。　　在融入方式上，以自然融入、生活方式的本土化、自我心理调适、结交国内朋友为主，分别占58.7%、49.8%、46.7%、35.7%。参与国内社交型/学术型/商务型活动、个人资本的跨国经营和转化也是融入国内环境的重要途径，分别占20.2%、7.3%。　　苗绿建议留学生在海外读书期间，保持对国内的关注和与国内朋友的联系，多看国内的电视剧、新闻来了解环境，假期尽量回国实习，以此维护国内人脉。　　在逐步适应的过程中，海归会被同化，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使企业管理更人性化。无论是技术、机制、商业模式还是企业文化，海归都能带来新的风气。　　“这是交互的过程，双方都会改变。”苗绿告诉《青年参考》，CCG既有海归，也有本土同事。每周五，CCG都会举办例行的午餐会，所有人拿着苹果、饮料和三明治平等地畅所欲言，不再是传统的“领导说、员工听”的模式。出国留学不要考虑“值不值”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海归群体面临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相比较高的留学成本，留学效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留学到底“划不划算”也成为热门话题。　　但在苗绿看来，讨论留学“值不值”本身就“很可笑”，因为留学不是为了赚钱，高薪工作也不意味着价值。“留学的价值在于个人素养、生活方式和文化气质的改变。”她说。　　不过，凭借广阔的人脉和优秀的专业素质，从长远看，海归的收入不会低。　　《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显示，在海归群体中，认为留学划算的占50.0%，不划算的占20.2%，说不清和不方便回答的分别占22.1%、7.7%。超过65%的海归认为，可在5年内收回留学的经济成本；认为3～5年收回经济成本的人数最多，占比为35.9%；认为10年以上才能收回本的只有10.3%。　　此外，出国成本的收回时间与海归的个人能力、就业单位性质、个人所在岗位、工作经验等因素密切相关。　　王辉耀援引CCG的研究结果称，海归成功创业需要几方面因素，包括丰富的工作经验、高学历、优秀的团队、在社会网络中表现活跃等。文章选自《青年参考》，2015年9月11日

毛大庆：真正的创业创新是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

　　有人说：见过许多创业者、也从事投资工作、基本上就是互相欺骗和赌，或者是权贵利益套现和寻租。真正创业的、做投资的靠谱的都少之有少，再加上体制的原因，某些人说的万众创业、创新根本就是一个中国梦，误导和助长了浮躁风，最后天上飞的都是猪，只不过许多是要摔下来了无踪影的。　　我刚在美国呆了8天，走访美国共享经济创新模式。这次到美国是这么多次去美国中人生感触最深的一回。我是作为一个创业者去走访美国的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当然我也是作为一个从美国引进的美国模式在中国落地的执行者，返回去再看看美国的这些创新模式给我们带来什么作用和启发。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他们分分钟、一天到晚都在研究和制造未来需求和消费场景，用场景革命在创造着新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大群年轻人一天到晚都在滋生新点子、新概念、新领域、新方式。世界上这样的氛围和群体，每个人做创业的过程中都在前瞻制造消费和发现未来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优步、看到苹果这样的事情在美国诞生。而我们过去呢？我们的状态经常是跟着人家后面学习、复制，变成我们天天的一群人和创业者去发现国外新的发展模式和产品。　　最近哈佛大学对什么叫幸福、什么叫智慧和什么叫人性做了三个新的定义，其中关于智慧的定义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前瞻掌握世界万物的规律。我们是不是能把这样的态度、这种原创的精神和对未来前瞻模式的领悟能够引到国内的市场和企业里面来，因为不管你是创业还是就业，今天的传统行业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时都面临重大変革，各种企业都在做与创业有关的事。新三板的问题在于企业质量不高　　这次我专门拜访了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专门跟这两个交易平台主要负责人做了相当深入地探讨。过去的一年里面，有一个非常让纳斯达克困扰的说法，中国的新三板就是未来的纳斯达克，很不幸这句话话音未落，新三板交易量萎缩到3个亿。新三板是国家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但是，新三板能否真的繁荣，关键在于创业创新的质量，看有没有好项目。　　我问美国的交易所最看重什么样的企业?如何让新三板再一次蓬勃起来？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真实资本选择的交易平台，我想没有人会往里面注水，一定会投资到可以引领未来市场的模式上。今年美国几个企业非常热门，都希望他们去上市。一个是大家现在己经很熟悉的WeWork，我问他们这类企业估值为什么这么好？他们说所有的这些被交易平台看好创新类的公司，代表社会或者未来大家生活方式上的、有前瞻性、颠覆性的东西。　　互联网时代，颠覆不是一个时髦的东西，而是一个扎扎实实再造生意模式的方式。为什么大家特别推崇这些模式创新？模式创新的本意是在创造、改变未来生活的变化。　　所以，中国新三板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也充满好的创业项目？是不是能够有真的值得资本市场追逐的项目？新三板是不是真正支持创业创新的股权交易平台？这个平台能不能发展篷勃起来，根本在于是否有好的投资项目。　　目前新三板里创业创新的企业质量不够好，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围绕创业有关的教育培训会非常有前途　　说海归创业和海归创业培训教育的问题。我走访美国发现一个明确的现象，教育培训在帮助创业创新以及教育培训本身就是个创业项目领域，而且非常地蓬勃。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里面，有很多都是跟围绕创业有关的教育培训的行业。所以他们也很有前途。　　我专门走访了一个服务美国众创空间进行培训的机构，非常受欢迎，非常务实，内容极其有前瞻性。办这些课程的人他首先就是对未来的社会规律、人的生活、互联网+等等产生种种变化情况下先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未来是什么。他迈到创业者前面几公里的地方等着创业者、帮助创业者。这个创业领域的教育平台给我刺激非常地大。办教育机构的人本身都是创业者，非常懂得现代科技、未来互联网+等等，他们自己创业也错不了，但是他们自己做创业培训者也非常好。创业不应该被时髦化、英雄化　　也有人对创业失败很恐惧，我看有两个方面需要改善，第一个是社会环境。我们社会氛围什么时候像可以美国社会那样，认为创业这件事就是家常便饭？人人都在创业。创业是个什么事儿？非常正常的平凡事儿，大家对创业恐惧感以及创业的包容性都提高了。如果宣传舆论上过度的把创业时髦化、热门化甚至妖魔化都是对创业创新健康发展极大的损害。让创业平和一点，社会对创业者包容一点。我觉得为什么对一个东西不能容忍一点？犯点错误又怎么样？第二个方面是创业者心态也有一定问题，创业者把自己时髦化、英雄化。真正的创业创新是民族精神的重塑　　创业就创，就业就就，都非常正常。全世界创业平均5%的成功率，你凭什么是那5%，你很有可能是95%。今天毛大庆47岁出来创业，我认为我还没走出那95%呢，你凭什么认为你必须是5%？创业者应该踏踏实实创业，失败了爬起来再创。你认为创业是生活方式，创业是人生追求，就没有失败不失败。有些创业项目看得见未来，看不清现在。一件事情现在也许亏本，但是又觉得未来这件事肯定是一个大产业，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能力，耐不耐得住为那个时候到来而孵化。　　如果你能够耐得住，那也许就不了得。我在美国见过一个17次创业的人，他成功了5次，12次是失败的，这个人现在62岁还在创业。第18次了，怎么了？没有人觉得他很神奇，也没有报纸写他。他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有价值。创业是人生一种过法。我什么时候这样了，中国的创业创新就是社会正常经营行为，国家经济才真的能够转型。　　今年中国经济社会一件大事就是创新创业，从习总书记、克強总理开始推动这个事。我想，领导想的不是每个人都形式主义去创业，都辞职不干了，开一个小饭馆叫创新。真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核心主题，在于改变和刺激产生新的发展动力，特别是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这是核心要素。　　这一次改革重新出发，一定要有一大批人，像上一次改革那样具有创业和创新精神，这个不在于你在岗位上工作还是自己开家公司创业，形式主义的创业要不得。如果在今天企业里面工作，能够带有创业者的精神，创业家的态度，公司都会非常欢迎你。真正的创业创新的最好效果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重塑。（本文根据作者在CCG承办的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长江商业评论，2015年8月

李成谈习近平访美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作为中国2015年度重大活动之一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已经结束，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下一个重大动作“习近平出访美国”，对于中美关系走向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相关问题，美国知华派专家近日作出了精确分析。　　综合媒体9月9日报道，金秋9月，北京令全球瞩目，数十国政要参加一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9月下旬，舞台切换到华盛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是中国外交的又一大手笔。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看来，最近这一两个月习近平面临过去两年半以来最大的挑战。李成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远超过1979年邓小平的访美。但李成表示，“只有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一个领导人的魄力。”　　李成成长于上海，于上世纪80年代赴美国留学深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后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李成自2007年以来在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并从2009年开始担任该中心研究主任。他的专业领域包括中国中产阶级、精英政治、公共卫生与控烟、美中教育交流、智库的运作和中国电信行业。他同时还领衔编纂桑顿中心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该丛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杰出思想家的专著。在中国外交学院2015年1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李成被列为近十年来最著名的“美国知华派专家”之一。　　李成在接受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要求“重新定位”中美关系的论调时表示，一些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自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来美国推行的战略性通融政策不再可行。美国应该接受一种以对抗为主、合作为辅的中美关系。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会挫伤美中关系，也不符合美国利益，更与世界大潮相违背。　　李成表示，对于中国，美国有两种极端的分析。一种是夸大中国的成功和强大，好像中国马上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马上就将在海外进行扩张，在南海、东海或其他领域进行一连串的挑战，而且威胁美国，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　　另外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非常衰弱，无论是经济状况、治理能力，还是环境保护、军事实力好像已经差不多不行了。因此，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想把美国的对华政策引入歧途。　　在谈到美国主流的学者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时，李成表示，美国白宫、政府决策者并没有发生政策性的变化，但他们也要对美国学者、媒体、利益集团做出反应。由于种种原因，眼下美国不少学者对中国有不安、焦虑和批评。但这些看法是可以改变的，并非一成不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许多对中国的分析是充满矛盾的，同时主流学者仍然抱有希望。　　在谈到面对极端批评，中国该如何做时，李成表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要更有力地澄清。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美方有很多观点会影响到中国，就如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负面情绪也会影响美国的学者。因此，要更多地去关注，要做更多的理性的探讨，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李成进一步指出，对于包括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内的很多东西，要进行客观的分析。中国经济现在体量很大，中国的股票市场影响很大，这方面如果有人有非议，是可以理解的。有误解就必须来澄清，有些恶意的攻击，必须针锋相对。同样，美国对中国的解读，不能只听一个退休的军官，或者一个知识分子的话，就将它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些推断都是非常有害的。　　在谈到如何看待习近平访美时，李成表示，“美国的一些政客，如威斯康辛州的州长不久前攻击奥巴马，认为他对华太软弱，包括这次的访问都应该要取消。对美国的政客而言，无论是不是为了选举，批评中国太过火都不是聪明的举措。我是2008年希拉里竞选总统的顾问，以我的观察，总统候选人批评中国太厉害美国民众会有反弹。同样，如果中国有些人士把一切都归咎于美国，也会不得人心。同时，我认为这次访美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有人将它与1979年邓小平的访美联系起来。但我认为，这次习近平访美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超1979年邓小平访美。”　　李成还表示，奥巴马应该会给予习近平足够的尊重。对习近平的尊重，不仅仅是对他本人，更重要的是对14亿中国人的一种尊重。中国是美国许多重要领域的合作伙伴，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全球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对美国来说，中美之间重要议题包括网络安全、东海南海和人权，奥巴马会强调这三个问题。尽管种种原因造成习近平访美面临诸多挑战，但一次成功的访问，能显示出习近平作为领袖的外交技巧。中国的外交团队需要对海外有清醒的认识，要和美国民众进行对话，进行良好的沟通。　　李成进一步指出，“要成功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一些非常真诚的表达。我几天前接受一次采访，谈了习近平访美的日程，重点是和企业界互动，但如何与美国民众互动，还不清楚。当然，现在距离访美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习近平的团队还可以做一些调整。”关于这次访美的亮点，李成表示，“我觉得，就是要给人惊喜，但不是演戏。真正的亮点应该是一种感人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如果美国民众了解他的话，是会喜欢他的。”　　在谈到两国领导人该如何弥合分歧时，李成表示，“尽管有很多沟通渠道，有很多种方法，但是互不了解、互疑的情况仍然存在。我认为，习近平到美国访问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必须要了解，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是不尽如人意的，这方面需要做好准备。”　　李成还表示，现在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最后一两年，有人说，奥巴马变成了“跛脚鸭”，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奥巴马来说，这是他第二任期最后一两年，他可以抛开顾虑，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因此，他决定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热衷于解决伊朗核问题，2014年到中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而现在，奥巴马也不在乎别人的非议，希望通过习近平访美让美中关系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国在两年前做出了准确判断，认为要和奥巴马合作，而不是把眼光全放在下一任总统身上。这是对的，不能以为他只有一年多的任期就无能为力，他还能做出一些有建树性的东西。　　在谈到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走向时，李成表示，从长远看，是非常乐观的，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年轻人。现在20岁左右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两国关系有新的阐述和见解，心态与四五十岁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处在信息化的时代，生活在中国走向强盛、中产阶级迅速发展的年代，他们的理念、价值观、对世界的看法，和前几代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问题在于，10年之内，怎样避免擦枪走火，避免被极端的观点左右，避免用噪音取代理性的声音。目前，两国都存在很多悖论：中国在很多领域成为世界性的强国，但在经济、政治、战略、外交方面面临不少的不确定性。美国一方面政府负债累累，但它的经济是全球领头羊，军事实力强大。中美两国都要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不要走极端，不要用简单化的看法来看各自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反腐问题时，李成表示，中国的民众支持反腐，但有些利益集团的反弹非常厉害。有的人认为反腐太过，实际上，现在反腐，不管在军队高层还是中央委员会，或副省部级以上官员中间，比例都在百分之三左右，并不能说是太多。整体来讲，反腐是一个五年计划，会更多通过司法途径来反腐。依法反腐的观点必须明确阐述，同时指明中国法治前进的方向。习近平也在不断探索，并不像有的人所认为的反腐过了头，反腐也不会影响了中国经济。但是，目前要警惕利益集团受到挫折后的反弹。　　关于习近平执政理念，李成表示，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是非常清楚的，他提出了“四个全面”。经济方面发展私有企业，尤其是服务性行业，发展教育、医疗保险，发展清洁能源、环境保护，整体思路是正确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但问题在于，海外还是主要看中国的GDP增长。本文刊于《南方都市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企业国际化】华为的国际化经验：从技术跟随者到技术领军者

李成：如何发展中国智库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智库目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大约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接近。中国智库的发展，独立性也许并不能成为它的主要追求目标， 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而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　　多元性首先应当是基于国际环境的多极化一一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身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能源、安全、气候环境等各个领域，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常多元。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怎样领导一个有247种奶酪的国家呢？在这种背景下，有时候决策者想的是一回事，而民众却是另外一种观点，两者之间的沟通，就需要智库来发挥作用。　　此外，“旋转门”机制开始在中国智库里得到发展。在美国，伴随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很多卸任官员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研究者也会去政府担任要职，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旋转门”机制，它让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在中国，目前多是一些退休官员去智库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一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　　其实，中国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像王沪宁、刘鹤，都是在智库里做到了非常高的位置的，后来才去做了领导层的经济顾问，甚至政治顾问。所有这些因素都将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　　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是：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我们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布鲁金斯花了很多精力来维护其独立性，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在两党选举的时候，不能以学会的名义站台，也不能够用学会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布鲁金斯邀请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再比如，在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介绍中，以前引用了刘延东和希拉里的讲话，现在我们准备把希拉里的照片换掉，因为她又开始竞选了。我们一直保持这个敏感性，而且每年都要写一个保证，内容是不用学会的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　　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发挥影响力，这两者并不矛盾。布鲁金斯的人员构成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派，但始终有共和党人士。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平衡准则，令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这样的智库，因为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很多人对我们的捐款是没有附设条件的。实际上，我们也拒绝接受有附加条件的捐款。有时候大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会退掉，比如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　　实际上，中国有非常好的一流的学者，这些学者与我们有着良好的互动。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中出版了《中国思想家》丛书，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去。在中国的书店里可以看到很多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学者的书，但是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出现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也是一种损失。　　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 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追求独立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会帮助中国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目前，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处在低潮期。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如果过度强调特色，就会限制自己。　　我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智库如果想要长久发展，就要有个性，不管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都是不同的模式。布鲁金斯走的是大的模式，有些小的智库也能做得很成功。习近平主席提倡建设新型智库，会有很多新的智库诞生，这是好事情。在发展中，大浪淘沙必定会淘汰掉一些，不应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应该在发展过程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我相信，在未来10年、20年当中，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本文刊于《中国新闻周刊》，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