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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找靠谱的人一起做有意思的事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找一帮你喜欢的人，找到靠谱的人一起做有意思的事。”高瓴资本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张磊在4月25日的哈佛中国论坛分会场上表示。 2015哈佛中国论坛于4月24-26日在哈佛大学举行。哈佛中国论坛成立于1998年，是北美最大的由学生组织的中国峰会，华尔街见闻作为中文媒体合作伙伴亲历了本届论坛。 1998年，张磊赴耶鲁大学求学，后获得耶鲁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及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张磊在耶鲁大学读书期间，曾在著名的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工作，并管理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张磊于2005年创建高瓴资本集团。如今高瓴资本是亚州最大的对冲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40亿美元。 谈到投资人才，张磊表示：“我个人就很警惕招那些各方面都No.1的人，这种人可能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所做的事情，而只是因为想要成功的惯性在做事，这种思想的人其实走不远。”张磊说。 对于在中国投资，张磊表示，有人疑惑为什么烂公司估值很高，而好的公司反而估值很低呢？道理很简单，由于零售投资人刚进场，他在追逐泡沫的过程中一定是卖出手中高价值的公司，而这就是好的投资机会产生的原因。 最失败的一笔投资是什么？ 张磊：虽然我每次投资经场都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冲着定终生目的去的，但能持有十年甚至以上的毕竟是少数。我讲一个本来我以为能变成“金婚”的，却残忍的变成一夜情的故事(笑)： 这个企业是一个很好的企业，是做先进制造的，当时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在我们喜欢的这个(格力、美的)行业，这家公司几乎符合了我们分析时的所有模型，这家公司的老板也很好，跟我们交流时候账面清楚目光长远，谈完就想定终身的那种。 后来呢，虽然老板本质是好人，但很不幸遇到了全世界著名的投资银行，天天带着他参观国际各种各样企业，在07年金融危机前成功鼓动他在最高点进行跨国并购。老板并购了一家意大利的公司。他自以为人家投资银行跟他共进退免去了后顾之忧，但是仔细看了条款发现一些问题。当时要不是有四百亿，好好经营的企业就差点破产了。 其实学到的有这么几点：人还是会变的，还是要多做准备；大环境改变不了，争取营造小环境；永远不要低估每天存心要跟你做交易的人，有些人以交易为主就喜欢买卖拆分等等，这些人我都比较警惕。 成为国内成功基金经理人的发展道路该是怎样的？地区背景？ 张磊：投资就是追求真理的过程，要记住离真理永远还差一步。我个人就很警惕招那些各方面都No.1的人，这种人可能并不是真的很喜欢所做的事情，而只是因为想要成功的惯性在做事，这种思想的人其实走不远。还是要回到起点问自己，做什么最有激情？我个人也经历了很长的选择的道路，反反复复最后又选回了投资。如果能将激情和职业结合，那肯定是最好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找一帮你喜欢的人，找到靠谱的人一起做有意思的事。文章选自华尔街见闻，记者：严婷
2015年5月21日 -
李彦宏爆料百度将再战电商
DoNews 4月30日消息（记者 向密）百度今日公布了截至2015年3月31日的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在财报电话会议上，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证实百度商城项目已经启动，将保持惯例做法，为合作伙伴、电商平台导入流量。 此前曾有消息称，百度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将推出新型电商平台“百度MALL”，这意味着百度将在电商业务再次展开尝试。 谈及电商业务规划时，李彦宏表示，电商整体依然保持发展，并且速度很快，移动电商展现了一些不同于PC的新特点。通过百度商城，百度可以吸引各种类型的电子商务企业，并为它们增加流量。“尽管这是一个新项目，但我们将保持以往的惯例做法，推动电子商务发展，为合作伙伴增加流量。” 此外，对于O2O业务，李彦宏表示已经注意到了部分垂直业务出现整合的现象，但目前的互联网行业，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总会有新公司出现，有老公司退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百度依然具有强劲的竞争实力。 百度在O2O领域的策略主要分为三分层面：第一层是自营服务，例如外卖和电影票业务；第二层是百度选择某些垂直领域的企业投资部分股权；第三层则是与更多的垂直企业进行合作，并将其服务整合到百度的应用程序中。 对于如何选择进入哪些垂直业务，李彦宏明确表示百度不能进入太多垂直业务，因此必须进行非常认真挑选，而挑选的基本准则是基于频率。“用户每天都经常使用我们的服务，在特定的垂直业务中，如果人们的使用频率更高，我们就会更紧密地将它们整合到百度的平台。” 李彦宏还透露，百度目前已经涉足快餐和电影票等服务，这是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高频率的活动，因此百度决定进行自主经营。“我们已经进入了所有能够进入的业务，接下来我们不会增加太多投资或自营垂直业务。”
2015年5月21日 -
李彦宏：请信仰你所做的事情
不要轻易将主动权交给投资人，在创业的过程中没有人会乐善好施。 生活与工作一样，一切都应该立足于实际。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长做的事情。 不走康庄大道，我自己喜欢做什么要比别人怎么看我更重要。 不要对自己开创的公司死守着不放—这是经过很多惨痛教训才明白的道理，并不是所有打天下的人都适合坐天下。 很多时候企业的成长是在不受人关注的时候成长起来的，对于百度这样的公司，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不仅没有受到国际巨头的关注，而且也没有受到外界、包括媒体很多关注。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在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我选择放弃博士学位来进行创业，并不是为了钱，而是真的出于对这个行业的热爱。 5月4日，“创客中国·新青年行动”项目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邀请了许多业界大咖作为导师，共同指导青年创业者。作为一名创业过来人，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告诉青年创业者：“想通过创业挣钱是最苦的一条路。” 黄金创业组合：百度技术+腾讯产品+阿里运营 一个百度搞技术的人，加上一个腾讯搞产品的人，再加上一个阿里搞运营的人，这样的人拿到创业资本是最容易的 4月30日，百度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在出席财报电话会时，李彦宏说：“目前互联网行业，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还处于发展的初期，总会有新公司出现，有老公司退出。” 作为以技术起家的创业者，李彦宏一直都很注重技术。“和阿里、腾讯这些公司相比，百度的主要特点是：技术是我们更重视、也更见长一些的事情。对于百度来说，就是希望未来能够利用技术更好地为用户服务。” 李彦宏说，现在创业热潮非常火，有各种各样的VC在百度大楼旁边的咖啡馆里长期驻扎，天天在那里和百度的员工谈，想把他们“忽悠”出去、去创业。“因为他们觉得，一个黄金的创业组合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百度搞技术的人，加上一个腾讯搞产品的人，再加上一个阿里搞运营的人，这样的人拿到创业资本是最容易的。” 坚持心中有梦：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 希望所有的青年创业者都心中有梦，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更加专注、更加有针对性地去做一些自己喜欢、擅长的事情 李彦宏认为，创业者必须认准目标，坚持梦想。一些过去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都可以放弃掉了，应该更加专注、更加有针对性地去做一些自己喜欢、擅长的事情。“我希望所有的青年创业者都心中有梦，有胸怀祖国的大志向，认准目标，不跟风、不动摇，早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李彦宏说：“按照国家目前的发展趋势，我想，到2040年，中国一定会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这几代人，正好经历了这个过程，生逢其时，这是非常幸运的。作为一个青年创业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尽了自己的努力，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想一想自己为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那该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 回顾创业初衷：原动力不是赚钱 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最成功的创业者创业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李彦宏提醒创业者，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最成功的创业者创业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李彦宏说：“通过自己的体会和跟很多成功企业家的交流，发现创业最开始的原动力都不是为了赚钱，这一点可能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其实通过创业挣钱是最苦最累的一条路。” 回想起百度的发展过程，李彦宏说：“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想到百度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功，我说我既想到又没想到，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有一天有几亿人在用我做出来的东西，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搜索引擎这么赚钱。这个对于所有创业者来说算是一个忠告，你真的要信仰这个东西，否则你不适合做。” 在决定创业时，李彦宏在引擎技术方面，已可以排在全世界前三位。而李彦宏的执着、专注和专业又在业内有口皆碑，从而赢得投资者的青睐。事实上，百度的创业之路其间不乏惊心动魄风云变幻—激烈的董事会争辩，合作伙伴的退出，商场无情的竞争等重重挑战，都在不时地考验和冲击着李彦宏。但李彦宏一直保持淡定、从容，随着资本不断增加，技术的不断成熟，百度有了一日千里的快速发展。
2015年5月21日 -
王辉耀： 去除人才壁垒 积累全球人脉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发表主题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人才挑战》的演讲。王辉耀主任在分析美国、以色列的人才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在吸引国际人才的同时，要积累全球人脉。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硅谷的创新创业文化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 为什么美国创新是走在前面？答案是享受国际人才红利。这方面美国是全世界走的最前面，而且是做的最好的。在美国，专利创造1/3是来自国外的移民，诺贝尔奖获得者1/3是来自国外。在教育领域，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数在校生70%来自国外的留学生。包括在计算机这些专业里面，国际学占了很大的优势。美国博士学位就业人才里，国际移民的比例从93年的23%到2010年的42%，国际移民创造了美国1/4的高学历，包括谷歌里面30%都是亚裔的，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的。 硅谷为什么那么发达？那是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的思想相互碰撞，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汇集到一起，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点子、新的思路。 以色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800万，绝大部分80%以上的人口都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厚的基础。我国也要密切联络海外华人，积累国家的全球人脉 看了以色列的例子，我们看了美国的例子，再来看中国.我们现在国际人才的储备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少的很，过去两年，美国到中国来的留学生连续下降。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奥巴马提出要派十万个留学生留学，现在离十万差的很远。我们中国去美国留学生超过了25万，到中国来的留学生非常少。这对中国吸引国际人才是非常不利，而且对中国的创新、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实际上中国现在每年已经是生源不足了，如果不抓住国际留学生这个教育市场，恐怕将来很多学校都要倒闭。 为什么开放中国的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 当务之急，我国提倡亚洲命运共同体，全球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我们可以培养多少个国家的留学生，就是培养多少个知华派、亲华派。不光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我们中国培养的人才也要走出去。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太多国家来合作。出入境法中应增加人才概念，去除人才流动的壁垒 什么是人才流动的壁垒？就像关税和配额是货物贸易的壁垒一样，签证就是人才流动的一个壁垒。 加入WTO，对中国最大的好处是消除了货物流动壁垒。以前中国的产品要出口，都得申请配额。加入WTO后，中国货物出口一下就井喷了。在12、13年中国贸易翻了六七倍。 签证是人才流动的一个壁垒。最早国与国之间是没有签证的。各个国家都在说留学生。去年亚太APEC会议期间，奥巴马来中国第一次宣布中美十年往返签证。以前去办美国签证可能办一年半或两年有效的，去美国留学一次办五年。现在你可以办十年。十年间可以说走说走、随时去美国，去了每次可以呆半年。这种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加速了人才流动的频率，给中美都带来了人才流、创意流。有了创意流才有创新。 我认为，出入境管理法里，除了要加强管理，防范安全，要控制外国人口以外，也要增加一个人才的概念。所有国家的移民法，都几乎也是一部人才法，人才战略都融在里面。各个国家都在降低人才流入的门槛。像日本，获得永久居留证原来要求要居留是十年，后来变成五年，最近又缩短到三年。我国在2013年的出入境管理法里增加了人才签证这个概念，当时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当前，这个世界最稀缺的不是贸易、是人才！建议中国海外使领馆设立人才处 以色列专门做了一个叫移民吸收部，是跟国防部同等重要的部门。中国台湾在海外也有办事处负责招揽人才。韩国成立了“联系韩国”，新加坡也成立了“联系新加坡”，目的就是到处延揽人才。“联系新加坡”就常驻在使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外设立文化处、商务处、科技处、教育处，为什么不可以有人才处？其他国家，使馆的移民处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北京各个国家的大使馆，美国使馆最忙的就移民处。中国也应该设立一个人才处、移民处，专门吸收人才的“处”。
2015年5月21日 -
创新，唯有政府能弥补企业家的短板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经济学家就将这样一种观点灌输给人类社会：政府挑选市场赢家时的表现，比蹩脚的赌徒好不到哪里去。而且，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社会的渐 趋复杂和竞争的不断加剧，政府在这一领域的表现只会越来越差。因此，政府应该恪守本分——除了为经济发展提供优秀的劳动力、保持社会稳定并营造公平环境， 其他所有都应该交给市场。 以乔布斯（Steve Jobs）为代表的硅谷技术精英的传奇人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很多人更加确信，快速应变、喜爱风险、勇于开拓又坚定执着的企业家和他们具有的企业家精 神，才是经济增长和持续创新的动力之源。至于政府，它只要不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就已经是万幸了。这种思潮确实有情可原，毕竟政府一旦在商业上介入过深，似 乎就违背了其“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的角色定位。 但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到有些荒唐的观点。政府的成绩单 仔细研读历史，我们很轻松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在任何以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国家里，政府从来都没有成为私营企业的掣肘，相反，它一直是私营企业最重要的 合作伙伴，因为只有政府才能让创新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才能让创新成为企业的唯一选项。在关系到国家战略和未来竞争力的关键领域，政府经常表现得比企业更 为大胆，有时甚至堪称激进。正是由此奠定的技术基础，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升级才能不断发生。 以iPhone为例，这款凝结着乔布斯大量心血和无限灵感的伟大产品也是政府参与创新的绝佳案例。互联网的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诞生的阿帕网 （ARPANET），这个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开发的项目，是为了解决集中式系统应对导弹攻击时的不足，从而让美军可以在受到攻击快 速作出反应；GPS源自上世纪70年代的军事项目“导航之星”（Navstar），直到苏联空军误击韩国客机，导致包括一名美国议员在内的200多人失去 生命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才批准将这一技术转为民用；苹果备受赞誉的操作系统——不论MacOS还是iOS都源自贝尔实验室的Unix，而贝尔实验室之所 以能开展这些基础研究，是因为美国政府在1925年批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维持在电话系统的垄断地位，但要求该公司将盈利的一部分投入 科研当中，而贝尔实验室正是计划的承担者。 这样的例子实在 数不胜数，我们熟知的每一家科技公司和每一次科技浪潮皆是如此。谷歌公司采用的搜索引擎算法是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下开发出来的；大狗 （Bigdog）机器人的出现源自DARPA在1966年开展的一个项目：“研发一种在南越复杂地形条件下能极大提升跨境运输能力的地面运输工具”；太阳 能浪潮的兴起与朱棣文担任美国能源部长时的大力倡导不无关系。 中国同样如此。为了让汉字在计算机时代融入全球，激光照排技术应运而生，随后的一系列创新才变得可能；为了促进大市场的形成，集成创新的典范高铁才最终 落地，很多创新型的城市才真正借助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连接而实现了互动；为了克服油气运输中的种种困难，超高压输电才在中国迅速成熟。此外，海尔的 崛起源自青岛市政府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创金花”活动，特区深圳在华为和华大基因崛起的过程中贡献良多，至于百度和小米在北京的崛起，则部分归因于中国 缔造一个硅谷式园区的诉求而实现的人才集聚。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政府参与、促进科技创新的典型，今天的互联网、卫星导航等很多科技产品都源自DARPA开展或资助的研究项目。为世界所熟知的大狗机器人，就源自DARPA在1966年开展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需要政府 要了解为什么政府能在创新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就必须了解创新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首先，我们需要科学家帮助我们增进对自然界的了解，由此形成的新 知识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基础；接下来，我们需要技术人员根据这些新知识开发出包括专利在内的各种知识产权，这是商业创新的基础；最后，才是科学家、工程 师、企业家和消费者之间通过互动和反馈，将上述知识产权应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只有最后这个过程才能称为创新。 这个过程的特点决定了商业力量无法覆盖与创新相关的知识生产全过程，市场在这里因此是失效的，它无法在长期战略诉求和短期商业理想之间找到平衡。除了前 文提及的AT&T等本身就被赋予特殊使命的巨型公司，没有任何公司会资助数论、相对论、量子理论这样高深莫测的基础研究。这类研究要么完全没有商 业化机会，要么要等待很久才能看到商业化的可能，利己的经济人因此不会关注它们——这是商业的短板，但恰是政府的舞台。 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智慧的启迪。1970年，美国航空航天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科学部副主管恩斯特·斯图林格（Ernst Stuhlinger）就在回复给赞比亚修女玛丽·尤肯达（Mary Jucunda）的信中表达了这个观点：“今年的预算有1.6%划拨给太空探索计划，后者又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很多涉及天体物理学、空间天文学和空间生 物学的小规模计划，行星探索计划以及与地球资源和太空工程学有关的各种计划。为实施这些探索计划，每个年收入1万美元以上的美国纳税人每年都要拿出30美 元。如果没有这笔预算，美国航空航天局便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 事实证明，正是因为庞大而持久的太空探索计划，人类才有机会不断推进雷达技术、材料技术、卫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无线电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进 步，而这些技术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便利了人类的交流、提升了人类的幸福，让越来越多的人在闲暇时怀着理想仰望星空，让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科学、崇尚理性。历史 告诉我们，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协调和运用知识的能力，现代化国家的最大优势也不在于人均GDP，而在于能够让人才更高效地开展工作从而生产和运用更多的知 识。尊重知识的工作因此注定要开启，因为社会只有这样才能进步。民营崛起改变了什么？ 很多人认为，民营科技企业强势崛起的作用在于刺激了全社会创新、创富和创业的欲望，这当然正确，但不是事情的全貌。事实上，这些企业的最大贡献在于，让 我们知道了怎样对待人才、知识和未来。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围绕人才展开的竞争，中国的知识型人才将很难真正摆脱计划经济的羁绊，而没有自由流动的高素质人 才，就不可能建立有活力的创新型经济。 知识岗位与工业岗位之间存在极大不同。因为想象力的迸发需要时间的铺垫，他们很难让支持者在短期内看到成果，但他们的工作一旦取得突破就能让生产力实现 大幅度的跨越，以论文或者其他指标为考核标准的计件工资因此不适合这些人；因为思想不能像开关一样随意调控，知识型工作者也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低水平 的计时工资因此也不适合这些人。 但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而也就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今天，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人才的收入之低，几乎已经到了令人感觉好笑的程度，科研项目预算“重物轻人”的传统也表明，我们对待科学和知识的态度仍然有待改善。 在民营科技企业的崛起过程中，知识型与创新型人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人才，华为不可能在全球竞争最激烈的领域对既有商业秩序带来强烈的冲击， 百度不可能在深度学习和大数据研究中一日千里，华大基因也不可能成为亚洲论文发表数量居于前列的研究机构，小米也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基于众包的创新模式从而 在短时间内就成为智能手机领域的巨头。 此外，中国民营企业虽然在历经太多教训后终于学会了保护知识产权，但还没有学会在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而后者将决定这些企业是昙花一现还是基业长青。未来的方向在那里？ 中国一直希望能够复制DARPA，但其实，这个长期关注前沿概念的机构与美国独特的文化土壤和强大的综合国力密不可分，完全复制这个机构的努力在全球其他国家很难实现。事实上，DARPA更多时候已经成为一种标杆和象征，但它绝对不是政府参与创新的唯一答案。 对中国而言，纠结于形式本身其实得不偿失，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更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从历史数据看，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涌现的不算少，但存活率很低，发展好的企业比例更低，这说明目前我们国家创新的生态还不是很好，复制DARPA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 政府首先应该压缩以“反创新方式”谋求竞争优势的空间。1970年，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冒着“断送美国产业竞争优势”的 风险签订了《清洁空气法案》，因为他意识到当时的美国不仅需要清洁空气，还需要终结上世纪60年代开始盛行的“反技术主义风潮”。后来的事实证明，将企业 逼上创新的绝路才是正确的选择。在降低科技企业进入门槛的同时，今天的中国也需要类似政策来解决某些紧迫的发展问题。 未来几十年，人类仍将面临很多难题，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粮食安全、肥胖衰老……面对这些问题，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但是，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过程 中，企业必将大有作为。减排技术的成熟、电商平台的搭建、医药产业的进步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政府也必须当仁不让——不要一味补救市场失灵，而要积极引 导企业创造和培育新的市场。
2015年5月21日 -
【FT中文网】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全球人才流动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 中国国际人口红利还需提高 全世界留学生已达到500万，在人才吸引、人才流动、包括留学生吸引方面，新加坡处于前沿，整体增长非常快。重视人才流动、人才吸引，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美国，41%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移民，电子工程研究生71%来自中国，42%理工科的博士来自其他国家。发达国家都在争取人才，未来世界是人才的竞争。 随着交通、互联网越来越便利，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全球的移民发展，在发达国家非常迅速，在传统的移民国家，移民人口大都达到10%至20%；在传统的非移民发达国家，移民人口也占到总人口的10%。 全球化人才流动逐渐成为主要趋势，中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移民红利非常弱，中国需要越来越多的人才，需要抓住国际移民的红利，促进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基本超过10%，世界平均水平是3.2%，印度达到0.4%。中国却只有0.06。 农民工人口流动创造了中国过去30年的辉煌，而未来30年，要发展为创新型国家、发达国家，中国国际的人口红利还要提高，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中国发展，中国不仅要抓住国内人才红利，更要抓住国际人口红利，来促进中国未来的发展。 吸引创业型人才 在当今世界，创业型人才得到不断的重视。美国设立投资移民签证来吸引创业型人才。据统计，美国的投资移民项目中，10000人有8500人来自中国；日本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其入籍要求从以前的10年长期居留减到现在的5年；加拿大也推出了创业签证；英国则提出全球创业人才。 在中国人才制度改革方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推动中美两国实现10年多次往返签证；在今年3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宣布对加拿大也实现了10年多次往返签证，促使人才流动更加便利。 建立人才的WTO 中国政府在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人才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才流动、人才培养、人才吸引方面的经验。2013年，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政府需要广纳天下英才。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又提到不光要吸引本国的人才，还要吸引世界的人才。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一个国家的开放，归根结底还是对人才的开放”。 目前中国面临很多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输出1000多万移民，而在中国的外籍人口只有80万。中国留学生每年输出50万人左右，而来华留学生总数累计只有30多万，来华读取学位的留学生在15万左右，中国在输出人才和引进人才上，数据相差悬殊。 希望中国能打造亚洲教育园，从而使亚洲高校的大学生、留学生之间可以加强交流。全球的货物流动有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希望建立一个人才的WTO（World Talents Organization）。 未来，中国可以进一步推动学历和资格互认，提升人才交流，成为人才进出口大国。
2015年5月20日 -
预告: 第四届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
Harvard Alumni China Public Policy Forum:Discuss China’s Trade Policy with Prof Robert Lawrence · 中国加入WTO14年，自由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哪些重大改变？ · 中国将主办2016 G20峰会，有哪些议题将会被讨论？ 会见哈佛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劳伦斯 探讨中国与全球贸易 劳伦斯教授是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专门研究国际贸易，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贸易政策项目执行主席。他于1998年至2000期间年任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经济顾问。他专业著作颇丰，例如《罪与伐——WTO下的反击》、《地区主义、多边主义、还是更加一体化？》、《美国还有竞争力吗？》、《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直面公开贸易的恐惧》等。讨论议题将包括WTO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中国与G20等。历届回顾第一届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 2013年3月21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2013访问团暨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联谊晚宴在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七层协和厅举行，与会嘉宾欢聚一堂，交流思想，共叙友谊。本次论坛联谊晚宴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并得到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大力支持。更多详情...第二届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 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邀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 “第二届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于2014年11月24日在欧美同学会举办。本次论坛邀请了哈佛大学Jacob Kehinde Olupona教授、北京大学荣丽亚教授、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先生齐聚一堂，围绕“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机遇与挑战”做了精彩的演讲。CCG副主任孙玉红主持了论坛研讨会。更多详情...第三届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 2015年2月2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在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举办了中美慈善研讨会。 该研讨会聚集了美国一流的慈善领域研究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是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托尼·赛奇(Tony Saich)、哈佛法学院教授威廉姆·奥福德(William Alford), 哈佛法学院教授丹尼尔·霍尔柏林(Daniel Halperin)，哈佛肯尼迪学院豪泽中心(Hauser Institute)学者马里恩·弗里蒙特·史密斯(Marion Fremont Smith), 发展中国家慈善研究学者保拉·约翰逊(Paula Johnson), 美国著名慈善法和中国问题专家马克·赛德尔(Mark Sidel)教授，和致力于慈善和非盈利组织服务的马丁律师事务所主席马蒂·马丁(Marty Martin)等。更多详情...
2015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