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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召唤“海归中国”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片讲述“家国情怀”引发热评
自1978年开启留学大潮至今，已有超过300万的中国学子去往世界各地求学，他们中，有超过150万人在学成后回国投身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在一些领域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创新转型发展。眼下，以这一海归群体为主角的电视片《海归中国》正在东方卫视、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引发广泛关注。 《海归中国》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前五集为纪录片，多视角地展现了海归群体的生活以及对社会建设的影响；后五集为人物专题片，摘选了经济、社会、科技领域的多位杰出海归代表，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家国情怀。 看到国家与时代的命运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中国证券市场开拓者之一高西庆、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等代表人物，走进了《海归中国》。通过他们的故事，观众看到了国家与时代的命运。在纪录片第一集中，通过徐小平的海外求学、打工之路，映射了改革开放不久后的中国，如何小心翼翼地关注着世界。第二集中，张亚勤和1号店创始人于刚的经历，则与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紧密相连。大时代的进程和人物的酸甜苦辣交织在一起，《海归中国》透露出浓浓的人情味儿。 《海归中国》纪录片、人物专题片播出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位赴美留学的学生在观看纪录片后表示，在前辈的激励下，会有更多留学生学成后回到祖国，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海归中国》中这些老一辈留学生身上，我看到了面对困难的坚韧与不懈的奋斗，以及对于故土的热爱与责任，也坚定了我回来的决心。” 抓住海归创新创业主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是纪录片《海归中国》总顾问之一，他所在的智库也是《海归中国》电视片的主要策划合作方。他认为《海归中国》以全景化的方式，生动地反映了留学生回国的大趋势以及当代海归的风采，拍摄非常专业，抓住了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的主题。 《海归中国》也激起王辉耀对自己30年前留学经历的回忆。他将自己这一代老海归的留学经历笑称为“洋插队”。与现在相比，当时的留学生涯十分艰辛，除了要面对学业与生活的压力，还要克服精神上的孤独。《海归中国》恰恰向人们展示了海归们的百味人生，以及面对困难的不懈奋斗，催人向上。在王辉耀看来，这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992年，在国外生活了10年的王辉耀决定回国，创办企业、担任跨国公司高管、做大学教授、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和2005委员会、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这些年，王辉耀一直在寻求着新的突破。在他看来，不断突破自我、不断追求创新正是海归们在国外学习经历中所培养起来的一项优点，而这一点恰恰符合中国的发展新趋势。 在王辉耀看来，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回国的潮流可能会超过出国的潮流。而国家的命运，也因为国人的自由流动与自主创造，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上海广播电视台非常有眼光，高水平地制作这样一档精良的节目，契合了时代的大需求，很有现实意义。” 附：五集《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解说词： 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独家智库支持，并与上海文广集团联合策划，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连续播出了由SMG电视新闻中心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受到了海归精英、国际人士、留学生、大学生和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填补了首部描写正在活跃的海归精英的纪录片空白。 第1集：风起。 本集将重点关注现代观念的启蒙者，案例包括：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放弃海外优厚条件，全职回国的一流科学家施一公，饶毅等。 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国与世界从未如此亲近，海量而多元的世界文化随着人的自由流动而竞相绽放，在碰撞中熠熠生辉。曾习惯于旁观的中国人，自在自信，大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开放，使中国参与全球化从一马当先，到万马奔腾。 留学，起源于探索新知，开放的时代赋予了中国人更多选择的权利。 海归，梦回到大爱故土，每一涓细流终将汇入汪洋，推动中国浩荡的历史宏篇。 漂去归来兮 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剧院之一，19世纪以来，包括温斯顿·丘吉尔，西奥多·罗斯福，马丁·路德·金等许多名人都曾站上桑德斯剧院的舞台。今天，一年一度的哈佛中国论坛即将在这里举行。 19岁的高秋秋正忙着登记嘉宾，分发会议资料。高秋秋是哈佛学生会的工作人员，一位来自中国镇江的留学生。 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高秋秋：年少的时候就想多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而且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强国，发达国家，去看看他们的经济、文化，以及美国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社会。 一年前，高秋秋来到哈佛大学，成为一名大一新生。而事实上，与她同年赴美就读的中国学生共有二十三万人，中国已经连续第五年成为了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地。当今全世界每100名国际学生中，就有17名来自中国。 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高秋秋：其实我发现我到了美国之后更爱国了，属于这种远离家乡，会有归属感，觉得自己的国家确实，在美国这里也会受到认同，人家听说你是中国来的，会说，啊，你是中国来的，这种比较积极的反应也是由于中国各方面的实力在增强。 哈佛中国论坛始自1998年，至今已举办了十六届，每年论坛都会邀请社会名流与学生交流中国相关的话题。4月19日下午，论坛的几场主题演讲同时进行，最大的一个报告厅里挤满了观众。台上的这位演讲者，让在场的中国学生倍感亲切。 徐小平，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他被称为留学教父。经过新东方的外语培训、考试辅导、留学咨询而出国的学生有多少，恐怕徐小平自己也数不清。但今晚，这位留学教父和学生们所说的内容，似乎有了些许不同。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如果你要致富，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那就回到中国去，我重申我的观点。 30多年前的徐小平，也曾和台下听讲的高秋秋们一样，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渴望游历世界。但在徐小平年轻时，没有人可以成为他的留学教父，指点他的人生。在那个年代，出国还是个极为稀罕的字眼，留学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那个时候78年我22岁了，我有一种深深的绝望，就在想着看见工厂的工人，22岁工作，25岁结婚生孩子，了此终生。所以当时我 是走投无路才觉得出国是一条路，所以我后来的代表作是这样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出国好像是阳关，两只皮箱一个梦，雄心壮志离家园，离家园离家园，谁知留 学的辛酸。 留学：开启民智 留学这个清朝末期才出现的名词，曾经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伴随着一批又一批留学生飘洋过海，古老的国度逐渐打开大门，放眼瞭望世界。在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中，百余年的留学史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留学生中的归国群体，则被形象地称为“海归”。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中国海归发展史一般都追溯到1872年，当时容闳组织了120个留美幼童去美国，第一批人里面出来了很 多有著名的人物，比如我们大家知道的，像第一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他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发起人，像第一个民国的交通总长梁敦彦，第一个清华大学（北洋大学） 的校长蔡绍基，也包括第一任民国的总理唐绍仪，这个对中国的现代化和近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福特市的雪松岭公墓，这里埋葬着4届奥斯卡影后凯瑟琳·赫本，著名银行家J·P·摩根等美国名人。在一众英文墓碑中，这方汉字写 就的墓志铭显得与众不同。墓碑下长眠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海归第一人，容闳。这位1854年从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中国人，回国后极力推动政府打开国门，迎 接现代文明。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巴斯蒂：为了开启民智，需要有人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外国的科学，然后回来教化人们，让国家重获生机，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二十世纪初，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留学浪潮，严复，孙中山，黄兴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成为了这一留学浪潮的组成部分。这是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觉醒的 重要标志，直接为辛亥革命做了人才和思想舆论的保证，而在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等等年轻的海归留学生，以超群的智慧和热诚促进了 共产党的创立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造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我觉得邓小平可能是在近代中国很有幸有这么样一个伟大有远见卓识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我觉得他这种务实的 精神，他的这种国际视野和他当时在欧洲包括在苏联留学这五六年的经历完全是密不可分，改革开放的政策里面，第一个政策就是恢复高考，这个直接跟人才有关， 开放这个政策他第一个提出来就是派遣留学生。 要成千上万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 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邓小平的这一番话吹响了中国学生走向世界的号角，迎来了中国历史乃至 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留学大潮。 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邓小平同志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确实我们在78年刚刚开始要改革开放的时候，对外界的世界了解的是 不够多的，但并不能是照搬国外的经验，但是发达国家的一些政策，一些技术，一些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开开眼界，中国人讲行万里 路，读万卷书。 这是1979年2月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校报，头版标题是“欢迎首批来自中国的朋友”，标题上方的照片则是1978年12月27日，首批52名中国公派赴美的访问学者飞抵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合影。当年39岁，来自清华大学的赵南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明：一到巴黎机场就要转机，人家来来往往的人都觉得这一批人好像外星人一样，因为在当时你找不到两个人的衣服是完全一样的，可是那时候 中国黑压压的除了几个女的，女的衣服也是一样的，其他我们四十多个人的衣服全是一样的，而且箱子什么都是一样的，就很奇怪的，这个也是我们等于打开国门第 一个感觉。 经过在乔治敦大学短期、高强度的英语培训，五十多位中国留学生星散全美。赵南明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学习。不平凡的八十年代，成为了中国人再次放眼看世界的开始，而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留学生，也成了外国人打量中国的一个窗口。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明：那就围着我问了各种各样非常可笑的问题，就问你们的太太是不是配给的分配的，你们比如到外面去旅行是不是要路条。 欧美同学会执行理事李雷：居然有同学过来问我，你们现在中国还梳辫子吗？ 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八十年代我到德国时候，我们走在街上，后边经常传来一个声音，你看你看日本人，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回头说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 重新打开国门的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注目着阔别已久的世界舞台。这个舞台异彩纷呈，五光十色，先进的科技、文化、思想观念，冲击着国人闭塞已久的大脑神 经。而在国内，恢复高考，鼓励留学，尝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举措，大大释放了中国人的活力，年轻的梦想开始迸发。 欧美同学会俄罗斯商会会长周利群：当时我正在大学读书，大学校园里学习外语的空气非常浓厚，有外语角，外语俱乐部，不光是青年学生发奋学习外语，青年教师也同样如此，那个时候大家议论的如何托福考试，如何出国留学，如何到国外学习，所以热潮相当浓厚。） 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我们没有太多主动的东西，22岁的人就是赶时髦。 1985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十二字方针，并且放开了自费留学的政策限制。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国热潮席卷全国，第二年自 费留学的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1987年，已经接近而立之年的徐小平，毅然放弃了北大团委的教师工作，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当时我到了旧金山马上就转机去纽约，所以夜里到的，东部的一串一串的灯光，大片大片的，我的印象当中有一个多小时，也许错觉，也许是飞机在盘旋，一个多小时灯光就延绵不断，那叫璀璨的文明之光。 被满目的璀璨灯火和摩天大楼震撼之后，徐小平很快就从兴奋中冷静了下来，开始面对无依无靠，独自奋斗的留学生活。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在餐馆打工，被人呼来喝去的孟晓骏，正是当年徐小平的真实写照。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1980年代绝对没有一个人说没有打过工，没有送过餐，洗过碗，端过盘子，或者到洗衣店里去。我们这一群人，我的群体都是大学 生，1977、1978的大学生，天之骄子，出国了一下子又打回了原形，心理上受不了。我还是迅速地调整过来了，我卷起捋子就洗碗了，我要成为华盛顿最有 名的洗碗工。 多年后，这段打工洗碗的经历，成了徐小平给学生演讲常常引用的经典段落。现在的孩子们很难相信，中国曾与西方世界在物质上存在多么大的落差，而每一个中国留学生踏上彼岸的路，都起步于追赶和挣扎。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我在那儿洗碗，我最大的快乐之一，就在算我一小时四美元，工作八个小时50美元，50美元当时的汇率是1比6，那就是300人民 币，我在北大是挣120块钱，那等于我一天工作确实是我在北大将近三个月的工资。我在那边切菜洗碗的时候，透过迷雾和洋葱刺鼻的味道，我看到的是祖国的前 途，人类的命运以及我明天的早餐。每一个打工者都想拥有自己的餐馆，每一个餐馆老板都想拥有连锁餐馆。正是这种欲壑难填的人性，加上我们的规范，形成了文 明的永恒的动力。 2014年3月31日，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正在举行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的颁奖典礼。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将2014年爱明诺夫奖授予了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 施一公教授，以褒奖他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47岁的施一公是爱明诺夫奖设立35年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如果细胞就是一分二，二分四的话，它会长成一个大肉球，但是人出来的时候，是有组织有器官，有头有眼，一定是有些地方 的细胞已经消失了，这个消失的过程就叫细胞凋亡。癌症最后之所以能够把病人杀死，就是因为它的细胞该凋亡的时候不凋亡了，现在你想办法，如果把细胞凋亡的 机理研究清楚的话，你就把癌细胞，把阻止凋亡的这些因素去除，通过药物分子，通过其他手段，癌细胞也就凋亡了，这样癌症就治好了。 1985年，施一公以全国数学联赛一等奖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而在填报专业时，他并未选择自己爱得死去活来的数学，而是投身当年刚刚建立的生物系，成为了清华生物系第一届的本科生。而当时生物系的首任系主任，正是不久前从美国归来的赵南明教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他谈到了在伯克利访问的时候看到，他告诉我们没想到在国外分子生物学已经是进入每一个实验室，没想到在美国这个社会， 生命科学占的比重会如此之巨大，他觉得不可思议。赵老师当时就跟我们讲国际的大趋势，他觉得清华大学如果想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如果想培养适合中国发展将来 的一些人才，必须恢复生物系，必须有生命科学，有一流的生命科学。 1989年，施一公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准备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深造。其时的中国，出国留学的热潮升温不断，尤其是在北大清华这 样的顶尖高校中。自1978年第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生起，之后的二十年间中国公派留学生多达45万，但学成回国的只有13万。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明：因为我们这个生物系成立了以后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连续近20多年我们差不多都是清华招分最高的，也就是收集了一批尖子学 生，结果我们出国比例也是最高的，所以当时就面临一个问题，说我们中国人民用钱培养了那么多人，结果都到美国去了，为美国服务了，觉得你这个系路线是不是 有问题。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留学生当年的美国梦是什么?就是拿到一个学位，找到一个工作，然后买房买车，把父母接到这儿过，这是那个年代豪华的奢侈的留学梦。 1995年，经过多年的打拼，徐小平已经在加拿大定居，有舒适的住房，稳定的工作，携妻子和一双儿女，生活安逸。但那一年的九月，一位相识20年的老朋友从北京来访，打破了徐小平内心的平静。他是徐小平在北大时期就结识的死党，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聊他在北京做什么，我记得当时有两句话特别难忘，他说这么多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第二个我说你这么有钱，你还缺什么·老俞深更半夜在我家里就两个人，他说还缺少一点崇高感。 曾经委身于简陋平房里的新东方，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从几十个学生的英语补习班，发展成一年营收过千万的英语培训机构，那个因为私自办学而被北大除名的英 语教师俞敏洪，也成为了京城乃至全中国家喻户晓的企业家。教师下海经商，私营企业致富，创业的洪流席卷而来，变革中的每一个个人都看到了机遇。九十年代的 中国因市场化改革而充满活力，也向全世界发出了积极的信号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我觉得有个比较关键性的分水岭，就是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 邓小平当时说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当时其实在国外确实是衣食无忧的，我已经做到跨国公司高管，已经做到政府的首席商务代表，已经都是很好了，你好像突然 发现你能够看到你的五六十岁的过程，起伏不大，因为他都建的差不多了，基础设施什么都建的，发展都是很平稳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变革或者说大的发展或者大的 机会，在中国不是这样。 1996年，出国九年的徐小平回到了北京，同时回来的还有好友王强，放弃了美国贝尔实验室7万美元的年薪。他们与北大死党俞敏洪一起，开创了英语教学， 考试培训，签证咨询的全套上下游留学服务模式。每年数十万大学生的留学梦，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语教育市场。中国快速向前的国际化步伐，让新东方进入 了腾飞的时代。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崔大伟：我想他们是被中国的国内市场吸引回国的。他们看到了美国市场的规模，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许多的人才都身 处其中，股票每天都震荡变动。但如果你是第一批回国的人，在中国率先创业，那就可以在国内市场取得一个巨大的先手优势。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了中国第一支实现海外上市的教育产业股，占公司百分之十股份的徐小平也成了“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之一。在这个古老国度崛起的时代，每一个追梦的人都能看到属于自己的机遇。伴随着香港回归、中国入世，伴随着申办奥运，迎接世博，直至创办自贸区，而这方 日益炙手可热的故土，以其充满魅力的神采，召唤着大洋彼岸闯荡的游子。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我说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回到中国去寻找你的人生，不一定，但是你认清楚怎么来实现自我，哪里最需要你的能 力，你的能力在哪里能够最最大放光芒，你在哪里放了光芒你觉得最得到了人生的光宗耀祖。毫无疑问，我当时在哈佛我并没有说毫无疑问那是中国，我可以说毫无 疑问在中国。我说你们想一想，然后我就唱乡村小路，带我回家，回到属于我的地方。 万 钢 2001年回国 先后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科技部部长 李彦宏 1999年回国 开创中国现代搜索引擎“百度” 田溯宁 1995年回国 将互联网主架构带回中国 陈 竺 1989年回国 先后出任卫生部部长，欧美同学会会长 高西庆 1988年回国 起草“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 林毅夫 1987年回国 创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我们如果不开放，我们不了解世界，然后如果闭起门来容易井底观天，丧失很多的机会，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必须深入了解自己，然后才能放眼世界，这样我们才能为国家，为社会的进步真正起建设性的作用。 为什么是施一公 就在新东方海外上市的2006年，清华大学的校园里传出了一条爆炸新新闻，将有一位重量级的海归科学家回到清华，他就是清华生物系的第一届本科生，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李文奇：施一公老师他就是我们学生物学生当中绝对的一个大牛，他的名字，饶毅老师的名字，鲁白老师的名字，这一些都是当时在我 们看来以前江湖上传闻的大侠的那种人物，如果能来到这样的一个实验室学习工作，那自己也是一个荣幸，即使出国也很难找到这样的实验室。 光影婆娑，洒落在著名的普林斯顿阶梯上，这栋始建于1746年的建筑，见证过无数科学家的人生历程。爱因斯坦，阿兰图灵，冯诺依曼，约翰纳什，这些传奇的名字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而这里，也成为施一公留学美国18年的顶点。 普林斯顿大学原分子生物系系主任Tom Shenk：我们很乐于招募年轻的学者来到普林斯顿，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在像施一公教授那样年轻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我们觉得招募年轻人，可以让他们在普林斯顿获得成长，做出成就。当然施一公教授在这里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1997年4月，尚未完成博士后课题的施一公，就被聘为普林斯顿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次年，他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开始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 2003年，36岁的施一公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四年后，成为终身讲席教授——这是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 普林斯顿大学原分子生物系系主任Tom Shenk：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晋升体系，是建立在对学术成就的评定基础上，取决于你与众不同的贡献，对学科领域的推动。当然施一公的成就非常卓越，而且用了非常短的时间，所以他在普林斯顿的体系中获得了快速的晋升。 在普林斯顿，施一公每年可申请上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花园别墅，妻子在国际制药大公司工作，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快乐的美 式幼儿园教育。这几乎是所有留学生“美国梦”的极致，但施一公却在一夜之间舍弃了这一切。2006年施一公回国参加生物年会时，遇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的党委 书记陈希。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他以前也见过我，就说要请我吃饭，中国人在饭桌上谈一点事情，我觉得很自然，结果吃饭的时候没想到他就突然提出来：一 公啊，赵老师现在已经60多了，你在美国出去时间也够长了，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回到清华来，全职在清华，你可以在普林斯顿兼职。当时我心里挺激动，因为其实 挺想回来的，每次回国的飞机上都很激动，因为要回国了。每次离开中国的飞机上都很惆怅，因为觉得自己还是旁观者。 回到普林斯顿，施一公准备关闭实验室，全职回国，这一决定不仅让普林斯顿大为震惊，更是轰动了全美科学界。当时美国获得理科博士以上学位的，五分之一来 自中国大陆。而自2000年起，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只有十分之一选择回国。从钱学森，郭永怀时代之后，就几乎再没有已经获得终身讲席教授的 学者全职回国。 普林斯顿大学原分子生物系系主任Tom Shenk：施一公对于普林斯顿的科研具有非常大的积极影响，他的成就十分卓越，他是我们学院中一位非常成功的科学家，所以我其实很不愿意让他离开。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明：他当时回来的时候要把他的房子卖掉，那时候正好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房地产正在下跌的，而且他还拿了一个休斯基金，五年里差不多一千多万美金，所以一般人，包括美国的教授都觉得施一公疯了，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他放弃就回来了。 2008年，施一公全职回到清华，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到了他求学人生的起点。上任伊始，施一公意气风发对学院进行体制改革，废除教授终身制，按照国际标准设立教师评估和晋升体系，并相应重新调整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地震。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明：人事的改革就要牵扯到有一些人的利害，说白了你不够水平的你就不能当相应的教授的位置，就是这个所谓的铁饭碗，这是我们多年的弊 病，就是把国外的试验觉得是成功的，终身教职，要根据无论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教授，都是要严格的进行评估，不行的就要淘汰，这一步改革我觉得是他在清华 开了一个头。 回清华第一年，施一公大多忙于“招兵买马”，他面试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聘用了22位年轻学者加入了清华团队。施一公计划，在未来5至10年中，聘请100位以上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我觉得我可以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带进来，可以大量地招聘国外一流的人才，因为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 大，清华目前不是世界最好的大学，不是因为我们缺少楼房，缺少一级设施，是我们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清华工作，如果你把哈佛大学的著名科学家都叫到清华 来，清华昼夜之间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我一直在希望招聘别人比我好的人，不能说你是怎么样，招的人只能为你工作比你差，这是不对的，你一定要想办法，在不同的方面或者全面，或者在某个具体方面比你好的人，你要想办法请人家来，支持人家帮你做工作。 饶毅，世界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也是施一公的好友。在施一公全职回到清华前不久，饶毅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从美国西北大学全职回国，出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和施一公一样，饶毅也从人事制度入手，大力推行院系体制改革，但没想到，国际通行的做法却遭到了不小的阻力。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坐在那里议论中国的教育，每个人都可以批评中国，可是我们马上就来做，做个事情，做的时候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意见不一样没关系，我 们探讨。可是很多老师只要你跟他的意见不一样，他就最后一个东西都不改，所以经常会讨论完了以后，最后一个事情都没有改，这就是错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大潮中，“政策优惠”的吸引力对于海归精英来说，已经趋淡。他们的困惑和期待，早已跳出自身专业的狭小天地，正聚焦于制度的创新，以及整个外部环境的改善。 在施一公的改革推动下，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他领衔的实验团队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 的期刊上，也发表了数量惊人的13篇论文。在施一公看来，现在清华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性等，已经全面超过他在普林斯顿2006年鼎盛时 期的水平。更多的关注，伴随着更多的压力，席卷而来。 也曾水土不服 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联名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和科研文化问题。文中指出，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 并没有对中国科学研究起到应有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所有科研经费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能依赖私人关系。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我觉得无论我也好，无论饶毅也好，无论任何一个优秀回国人员也好，我们回国的目的不只是适应，也是改变，如果回来就是为了适应的话，不如不回来，你要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好的文化，好的科学技术，好的思维方式，好的体制带回来。 文章发表后影响巨大，国务院责成科技部等多部委书面报告，作出回应，对科研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调查。而与此同时，施一公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媒体的风口浪尖中，各种争议声不断出现，有人质疑他回国的真正目的，有人质疑他的年薪收入，甚至有人质疑他的中国国籍。 2011年，施一公和饶毅在当年的中科院院士评选中，双双落选。 清华园以水清木华，环境优雅闻名。酷爱跑步的施一公，学生时代曾是清华大学竞走记录的保持者，而现在的他，只想在汗水中暂时释放一下压抑的神经，然后继续，坚忍向前。 落选院士后，饶毅曾撰写博文，为施一公鸣不平。痛斥在院士评选中，重视的不是学术水平、贡献大小，而是“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时间的长短”。饶毅宣布终身不再参选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我觉得我们的科学研究水平，我们的教学水平要提高，这是我们具体做的，我是觉得在体制，在文化上，也要有益国家往好的方面走，吸收国 外好的经验，在整个文化上我们科学界、教育界应该是更阳光的一个社会层面，让科学界和教育界更阳光，也是对社会向阳光化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海归回来必然可能带来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技术，新的理念，这肯定跟国内原有或者传统的东西是 有碰撞，但是我们何尝不是在这种碰撞中进步的呢·我们提的建议，或者说我们创新创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对中国海归来讲，他们的关键性的作用是应该推 动继续改革，继续开放。 归终要担当 一年一度的美国科学院年会，至今已是第151届，大会颁发的院士荣誉，旨在向全球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表达认可与尊敬。两年前落选中科院院士的施一公，今年被推选成为美国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双料外籍院士。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海归应该为中国做什么，其实就一句话，海归要为民族复兴不遗余力做贡献，海归要敢担当，要敢挑大梁。 在新东方大获成功后，功成身退的徐小平创立了真格基金，为海归创业者提供资金和咨询帮助。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中美之间的距离，我说从波士顿去硅谷的距离，要比从北京去硅谷要远得多的多，因为中国的崛起，即使有雾霾笼罩着北京，但是我觉得有远见的人能够看到一个晴朗的明天。 溯源自百多年前的19世纪中叶，兴起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的留学大潮已经将超过300万莘莘学子送往世界各地，而带着现代文明和多元文化，先后 有一百五十万海归回到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他们的人生际遇或许不同，但他们一路拥有的机遇、挑战、挫折、启迪，都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曾经或者正在遭遇 的。他们传播新知，种下梦想，但启蒙的种子能否茁壮生长，引领变革，还要看脚下的这一方土壤，和这方土壤上的每一个人。（编导：刘晓青 邢 维） 第2集：潮涌。 本集将重点关注风起云涌的海归创业潮和创业者。案例包括张亚勤、沈南鹏、田溯宁、于刚等海归创业家。 国外有个雅虎，中国有个搜狐，国外有个亚马逊，中国有个当当，国外有个谷歌，中国有个百度，海归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力军。伴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步伐，这批企业家把理念带回故土，让想法变成了产品与服务，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以前人无法理解的速度，创造出有形与无形的巨大财富。 麦当劳就是个符号 法国巴黎，浪漫之都，每年吸引上万名中国留学生。八百年历史的巴黎大学，堪称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造就了大批全球顶尖的学者，包括居里夫人在内的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陶景洲，国际知名律师，二十年后重回母校，往日留学的艰辛历历在目。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很艰辛，因为不懂语言嘛，所以很多课听不懂，要用那个磁卡式的录音机录好，回去再一遍一遍地听，希望能理解它这个什么意思。然后再看书，中国很多都是哑巴语言，可能你不会说不会听，但是可以看，所以回去就再去看。有时候再听广播上的公开教学，这样呢把语言提高。 1977年，陶景洲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后，他被教育部派遣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于1991年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完全是一种小孩的好奇心，因为当时对出国没有概念，我很想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从巴黎大学毕业后，陶景洲在导师的推荐下进入了法国雅特律师事务所，没过多久，年仅28岁的陶景洲便帮助意大利时装界巨子贝纳通进入了中国市场。当时中国的零售市场还没有对外开放，外资企业可以在中国进行生产然后出口，但在中国本土直接销售还没有先例。在陶景洲的努力下，贝纳通服饰在中国的第一家店，开在了外交人员服务部，当时这些商店只允许外交官和驻华的外国人进去购物。此时，距离中国开始进行零售业对外开放试点，还有6年的时间。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应该说是在90年代末才真正的慢慢的逐步的对零售这些行业放开，允许在中国试点这些比如说大型的超市，这些都是在9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 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顾问林毅夫：到1992、1993年的时候，我们经济发展上面确实取得很大的成绩，平均每年百分之九点多的增长，已经持续十多年了，但是还有不少问题。这种状况之下中国何去何从确实是需要研究的。 1992年春节期间，邓小平视察中国南方各地，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中国开始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在法国律师业已经小有名气的陶景洲，长年往返中法两地从事国际法律业务，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的变化。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91年初我就说现在应该是我回国发展的时候了，因为中国采取的是一种经济上先开放的措施，因为我当时1985年参加他们所就是为了将来要到中国来办一个所，来去帮助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未来的资金流向，应该流向像中国这样经济上开放的国家。 1992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在王府井开业。这一天，无需太多宣传就盛况空前。为麦当劳进京起草合同的，就是陶景洲。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开幕式当时因为我参加过其它许多企业的开业典礼，一般都会在当时仅有的几家涉外酒店举行宴会，请几十桌客人，拿到请帖以后一看就是在麦当劳店里边举行，我说店里边举行完以后去哪儿再吃一顿？进了店以后说没有，就是在店地面随便吃随便喝，你想要吃几个汉堡包都可以，喝多少可乐都行。 去麦当劳“下馆子”，成为当时北京人的一个新现象，当年，吃麦当劳和吃西餐是一个概念。现如今，麦当劳在中国大陆开店超过两千家，任何一家新麦当劳的开业都不再成为新闻。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麦当劳应该是一个符号，只有在一个相对消费水平在逐步上升的这样一种过程中，麦当劳才会进来，而且只有在人的生活节奏在变快的时候，麦当劳才去进来，他要适应快餐，所以应该说麦当劳进来的时候可能中国并不是那么开放，但是麦当劳进来肯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在说明中国在开放的道路上应该继续往前推进。 把@带回家 1992年后，外国的制造业者可以向中国市场销售产品，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对外资充满了吸引力，如何让跨国公司适应中国的市场规则，如何帮助新生的中国市场拥抱国际规则，游走于国际间的律师群体和律师事务所，承担了桥梁的作用。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副主席肖耿：过去35年，中国一直都在往市场经济这个方向走，第一步就是我们的1979年的特区，还有就是对外开放，因为中国过去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他是管的很紧的，没有市场的。但是因为有了特区，因为有了开放，它第一次就把中国的一些制造来料加工放到了一个全球的市场化的供应链当中去，这个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始。 2014年3月29日，田溯宁出现在深圳盐田港现代物流中心，主持深圳云基地的启动仪式。受邀出席的有田溯宁的老友和竞争对手——张亚勤，他们一个是中国的“宽带先生”，一个则是微软中国的“掌门人”。这一时刻，距离田溯宁回国已有二十年。 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田溯宁：我觉得那时候真是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到互联网能够如此深刻的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我们可能想象到美国会有可能，但是中国会这么开放，会有这么大的互联网，会能够从游戏到电子商务，从互联网金融到现在这个微信，这种情形想不到。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然而，在1990年代初的中国，互联网还是新生事物，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公司的性质没有定性，市场对个体经济并不完全开放，要创办一个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司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勇气。 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田溯宁：那个时代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候，深圳刚刚开发，人们都觉得明天特别有意思，我们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技术。早期做亚信的时候，非常重要我们公司使命的口号叫“把@带回家”，我们看到远方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怎么把这个远方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形式能带回中国，带回我们的祖国。 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启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不久，田溯宁带着他创办的亚信回国，1年后，田溯宁的团队为中国铺设了30个省市共31个节点的CHINANET（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全国骨干网，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完成了基础设施的搭建。 绝不做时代旁观者 同样是在1994年，已经在美国通讯领域小有名气的张亚勤，遇见了此后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比尔?盖茨。四年后的1998年，微软向张亚勤伸出了橄榄枝。时任微软副总裁的李开复博士给张亚勤打电话，微软计划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研究院，希望他能一起回来创业。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第一点，还是做基础研究，第二点的话，是在中国，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件事情是在创造一个历史，第一次在中国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方面的研究机构，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其实完全是用创业的这么一种心态，因为什么也没有。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上海分部正在举行全体员工大会，这个员工表彰环节，张亚勤也位列其中。1998年底，张亚勤说服妻子，把美国的房子、车子全部卖掉，举家迁回中国，创办微软研究院。十五年的时间里，一个不到10人的研究院，拓展成为拥有6000名员工的研发集团。 1978年，年仅12岁的张亚勤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为中国年纪最小的大学生。20岁时他前往美国留学，三年后就拿下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1997年，年仅31 岁的张亚勤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 年历史上最年轻的科学家。他拥有60项美国专利，并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个自幼便沐浴在“神童”“天才”光环下的年轻人，在异国风光无限时，将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祖国。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我看到中国发展的这种潜力，当时那种就像一个高速列车在那儿行驰，我觉得呆在美国和中国没关系，会成为一个旁观者。 回国后意气风发的张亚勤，促动微软开始了针对中国市场的强势出击。微软研究院成立第四年，国家发改委与微软签署一揽子合作计划，涉及金额62亿元人民币。 15年来，张亚勤领导成立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整合了微软十多年来部署在中国的研发资源，使该集团成为跨国公司在华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发机构，也是微软公司除美国之外最大的从事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合作的研发基地。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我们在研究院包括在研发集团，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人才有些当然留在公司，很多也到了别的公司，到了中国的学术界，都变成了顶梁柱，所以我每次看到之后我都特别地自豪，我们是中国计算机行业，科学界培养人才的黄埔军校，所以我做个黄埔军校校长很高兴。 2014年4月，陶景洲受法国开云集团之邀，洽谈旗下品牌在中国开设门店的事宜。他曾协助开云旗下古驰、伊夫圣罗兰等数个品牌成功进入中国，也曾代理其它国际品牌的中国事务，所涉领域包括直接投资、税务计划、战略联盟及知识产权保护，也因此有着“跨国生意幕后人”之称。 开云集团总顾问米歇尔?弗里奥古：陶景洲最大的优点是，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法律工作者，兼通中法法律，熟知全球文化。他对组织和商业的看法很清晰，他很实干，分析到位，能够做我们的顾问，从总体上给我们建议，高瞻远瞩，他的能力超越了法律领域，他是个顾问，也是个朋友。 归来去哪儿 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开放政策引导下，大批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跨国企业的进入不仅带来大量外资及就业机会，也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从而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具有跨文化背景的海归人才，也大量进入到跨国企业就业，甚至成为高管，他们成为了跨国企业本土化的桥梁。 彭笑玫，去哪儿网的联合创始人，1994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理工大学计算机系。2000年彭笑玫选择去美国工作，却正遇上了美国互联网经济的寒冬。千禧年后，美国先后100多家网络公司宣告倒闭，造成近万余人失业。 2000年11月底，纳斯达克跌破2600点大关，新浪的股价跌到了1.06美元，搜狐跌至60美分，网易在上市的当天就跌破了发行价，一度只有53美分。就在互联网行业哀鸿遍野的时候，彭笑玫却看到了机遇。 去哪儿网首席运营官彭笑玫：其实我观察到在美国的大家购物很多都是通过互联网的，包括我去的那家公司，管理那家公司都是完全通过互联网来销售产品的，你见不到你的客户，我们很少很少会有客人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拿软件，我们都是通过邮寄寄出去。那会儿国内大家还都是到店面去消费。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下的世贸大楼轰然倒下，彭笑玫所供职的公司也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尽管公司在不久之后另外选择了办公地重新开张，业务也逐步恢复，彭笑玫还是决定回国。 这个照片是我回国之前去佛罗里达玩的一张照片，当时我们办公室还在世界贸易中心，也经历了911事件，911以后旅游比较萧条嘛，我们就转了一圈。 去哪儿网首席运营官彭笑玫：如果没有911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更认真地去考虑要不要留在美国，但是911我觉得其实它对美国经济还是产生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金融市场整个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些公司或者是关闭或者是说业务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的情况下，他周边为他提供服务的这些公司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当时纽约经历了一个特别大的失业潮。 二十一世纪之初，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却呈现出一番不同的景象。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被称为“第二次改革开放”的经济黄金时代，更多的中国企业将直接面向全球企业的竞争。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带来的是更多的机会，互联网也迎来了第三波浪潮的曙光。 去哪儿网首席运营官彭笑玫：（互联网浪潮）第三波的话就是以电子商务，以搜索引擎为主导的，2005年左右开始起来的这一波，今天你看到的这些企业，比如像京东，像淘宝，像百度，360这些其实都是这一拨浪潮里面起来的公司，这一拨浪潮里面起来的公司有一个特点，它深入到大家的生活之中了，不止是信息的平台。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那个时候你其实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避开互联网了，你到美国去，你在硅谷看到互联网的流行，看到各个行业，不管是新闻还是搜索，还是旅游，都在受到互联网的一些改造，同时你看到在中国好象比美国慢一年到两年，但是发生事情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互联网在改变很多所谓的传统行业。 2005年，彭笑玫辞去了当时企业高管的职务，开始了“去哪儿网”的创业。随着美国雅虎、谷歌，中国的百度相继创立和发展，搜索经济成为了新的互联网发展模式。在几位创始人的讨论之后，选择了旅游行业的垂直搜索，没想到问题接踵而至。 去哪儿网首席运营官彭笑玫：我们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开发了第一个版本以后，发现我们首先没有什么网站可以搜，因为大家都不在线上卖票，好不容易找了几个网站搜，搜完以后所有的价格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中国的机票那个时候还是属于政府监管的，要求明折明扣，也就是说理论上你搜所有的票都应该是一样的，然后行业还有一个政策就是机票不能跨区销售，你作为一家上海的代理，你只能卖给上海的用户，你不能卖给北京的用户。 2006年，情况出现了转机，国际航协和中国航协要求所有的航空公司将机票纸票变成电子票，这样一来，实现了网络销售的可能，电子支付也日益得到消费者的信赖和使用，而各大航空公司通过各自的网站放开价格，真正开始竞争。另一方面，春秋航空等民营航空公司的成立，以低价策略打开市场，其票价相当于其它航空公司全价的两到三折，比价的威力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去哪儿”进行机票购买。 去哪儿网首席运营官彭笑玫：回过头来看航空公司的直销，实际上我们在每家航空公司有一两年的时候，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做了电子直销的网站，那个时候去哪儿已经有比较有价值的流量了，所以去哪儿某种程度来讲是带动了航空公司电子商务网站，他的流量一下能够做到一个规模，这个业务是能够做起来的。 怎么是“1号” 2014年3月5日，业内盛传的当当网与1号店合作传闻终于尘埃落定——双方在北京联合宣布了战略合作和互相入驻的消息。当当网图书品类入驻1号店，1号店食品饮料品类入驻当当网。 启动仪式结束后，1号店的创始人于刚和当当网的李国庆被多家媒体围住，相较合作伙伴的滔滔不绝，于刚显得比较沉默。这位48岁开始人生第二次创业的教授，已经习惯冷静面对中国市场的机遇和挑战。 本科学习物理的于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拿到了决策科学博士，之后成为了德州大学管理学院的终身教授，是世界公认的物流管理专家。他先后担任亚马逊全球副总裁和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主管戴尔在亚太地区一百八十多亿美元的采购和物流业务。 2007年11月，于刚和时任戴尔中国区总裁的刘峻岭突然宣布离职，此后这两人便消失在公众视野中。2008年7月，他们带着“1号店”高调回归，宣布要做一个“比超市更便宜的网上超市” 1号店创始人于刚：我加入亚马逊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被派到中国来，当时参与了对卓越收购的过程，当时也看到了中国电子商务的这种发展趋势和它的潜力，我认为阻碍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几个大的门槛，一个个的被扫除，包括线上支付，包括物流等等不再是瓶颈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电子商务潜力是巨大的，所以我就提议走电子商务这一条路，大家都很认可，觉得电子商务确实是将来的方向，而且适合我们做。 其时的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李国庆创办的当当网、刘强东创办的京东等电商如雨后春笋，培养了大批热衷于网购的年轻消费者。传统的百货公司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企业也开始寻求从线下向线上的转移。 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张磊：表面上你看到方便，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分工和资源反复的更好的利用，你说全社会有多少商品都散落在各个店里作为库存，如果有电商的话，有个单子下来了，周边还有哪些有这个库存的我都可以给你送过来，电商都不用备这个库存，全社会化都可以作为物流，这就是我相信互联网将来会大幅度的发挥所谓的共享经济。 和其它电商网站不同，1号店的特色不是卖书，不是卖家电，也不是做平台。从创立之初，这家网站就旗帜鲜明地亮出特色：售卖生活日用品。作为公司一把手的于刚，曾在地铁站发过问卷，在居民区做过推销，甚至亲自上门送过快递。 2014年3月12日，沃顿商学院马歇尔?费希尔教授带领近40名学生组成的沃顿商学院MBA代表团，前来参观1号店。1号店的创业和成长故事已经入选沃顿商学院MBA教学案例，学生们对于于刚的创业故事很感兴趣。 尽管走过早期的弯路，但借助中国日益火热的快消品市场和飞速发展的电子商务环境，于刚逐渐找到了“网上超市”的感觉。1号店的销售额由2008年的417万元攀升至 2013年的115.4亿元，2011年被评为整个亚太地区成长最快的企业。 沃顿商学院教授马歇尔?费希尔：这是我们连续第四年到1号店来参观了，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课程。 2013年11月11日，淘宝网旗下的天猫商城，在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当天的交易额达到惊人的350.19亿元，这相当于全中国当天所有零售总额的一半。在线商品数超过14亿件，是1000个义乌小商品城的商品总量。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信号，其背后是新经济的崛起，和中国人的消费方式的转变。 全球一盘棋 作为微软的中国掌门人，张亚勤在思考如何利用微软的资源去扶植一批年轻的创业者。微软创投加速器是微软的创业孵化器项目，每年举办两期，每期微软会为入选的初创公司提供为期6个月的创业孵化。在孵化期间，微软会提供免费的办公空间，并组织由行业专家及技术专家组成的导师团的扶植与指导。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研究院创始人张亚勤：我们在国内一方面当然和学术机构合作，和大企业合作，和政府合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和初创企业合作，来推动国内的创业和创新。 陈本峰是微软创投加速器第二期的学员，他创办的云适配公司已经顺利毕业，吸引了上千万的风投资本。 云适配是去年七月份从微软创投加速器毕业，刚进创投加速器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经过创投加速器六个月之后发展到二十几个人的规模，公司正在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中。 像陈本峰这样选择在中关村创业的海归，不在少数。据《海归创业报告2012》显示：归国留学人员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新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主流。 海归回国创业，与本土人才协同奋进，推动了中国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IT、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给许多传统产业注入了活力。 云适配公司创始人陈本峰：创业其实对于我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我们要把好的科技的创新成果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转化成实际的产品去造福这个社会。 2013年11月1日，彭笑玫和同事们将去哪儿网送上纳斯达克。二十年来有近千家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创值出超过千亿人民币的市值，而这些企业和企业家也由于其财富创造过程的透明与规范赢得了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但对于彭笑玫们来说，这仅仅只是“走出去”的第一步。 当前，中国的发展又一次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口，中国的经济变革正经历着一场从量变到质变的伟大进程，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与世界接轨，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考验着创业者、管理者、从业者的智慧。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全球一盘棋，在中国过去的经济叫全国一盘棋，现在可以做到全球一盘棋。怎么能够我们有更多的发明发现，然后让世界去替我们打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做的。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研究院创始人张亚勤：中国继续发展，还要开放，还要更多的去吸引外国的投资，也要在国外有更多的投资，所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整个大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30年前，逐渐开放的中国吸引着海外学子回国创业，推动中国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更促动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规则的建立，模式的创新，为中国经济带来的不仅是量的增长，更是质的飞跃，实现了世界市场与中国市场的整体对接。而开疆拓土的海归创业者，也以自己的坚韧、智慧与热诚，构筑起中国沟通世界的桥梁。(编导：瞿轶羿) 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独家智库支持，并与上海文广集团联合策划，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连续播出了由SMG电视新闻中心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受到了海归精英、国际人士、留学生、大学生和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填补了首部描写正在活跃的海归精英的纪录片空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微信公众平台从即日起，将连续5天分享《海归中国》纪录片完整版，敬请观看。 第3集：改变。 本集将重点关注带来新的社会理念和社会组织架构的海归公益创新者。 全球化带给中国的，远不止两位数的GDP增长。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广泛的社会领域进行。越来越多的概念被接受，越来越多的案例被引进，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找到新的创业契机。中国本土公益模式，早期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国际上的影响，海归回国后对于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式环保 2014年3月27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郊区的一个村里，廖晓义正在跟村长和村民代表开会。在谈到农村焚烧垃圾的问题时，廖晓义忍不住激动起来。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干湿分离，垃圾到哪儿去了，垃圾？垃圾都烧掉了。这就是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你们知不知道，烧塑料的那个毒对身体有多么可怕。 环境保护这个话题，廖晓义已经在中国说了18年。廖晓义是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1996年，她在北京一手创立地球村，从此开始走上环保之路，如今廖晓义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环保的代表人物。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我永远是个环保人，我永远是个生态人，我这一生理想就是要实现中国式环保，能够为这个环境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事情。 廖晓义，197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1983年获得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受聘于中国科学院从事哲学研究。1993年，廖晓义带着年幼的孩子飞赴美国，成为了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国际环境政治系的访问学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掀起了环保运动的高潮。1990年4月22日，“地球日”20周年的这一天，美国纽约有20万人参加了在中央公园的纪念集会，呼吁改善全球环境。到1992年时，美国已经有大约1万多个非政府环保组织，“环境保护主义”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社会思潮。在美国学习的廖晓义深受感染，她采访了40多位著名的环保人士，自费制作了环保纪录片《地球的女儿》。 1995年廖晓义回国，次年在北京创办了非营利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那时候，NGO、非营利组织在国内还是新鲜名词。 中国人对公益的认识，来自1989年开始的希望工程。这场由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公益活动，持续10年，累计筹款达到53亿多元。但热潮之后，中国本土公益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幕。此后，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纷纷进入中国，在环境保护、儿童权益、艾滋病防治等多个领域广泛开展工作。 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吕朝：其实我们第一代的这些草根的公益组织要不就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在国外看到一些模式，要不本身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时候，又受到了一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和支持，早期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国际上的影响。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王名：这样一批人到了国外，接触了，感受了，观念做了一些调整，回国以后对于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美国归来的廖晓义发现，九十年代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私家车、空调、手机等等，让人们感受科技和财富带来的满足。但是，廖晓义看到的却是高消费生活方式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恶化，这让她忧心忡忡。1998年，在北京美国驻华使馆里，廖晓义在《志愿放弃美国绿卡登记表》上签了字，理由是：留在中国搞环保。在当年绿卡仍然是很多人梦想的时候，廖晓义的选择，显得多少有些另类。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我就是觉得我就是不满足于成为一个物质的人，我不满足于自己是一个生产机器和消费机器，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他应该是有一种基本的心智，他有一颗向上之心，他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 在廖晓义的主导下，地球村不断发起一个个环保倡议，教人们垃圾分类、节约资源，让大家做绿色承诺，建绿色社区。编写环保读物，普及环保知识。同时，廖晓义还担纲制作专题片《环保时刻》，连续5年，每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由于出色的工作，廖晓义在2000年获得了有环保“诺贝尔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2005年央视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颁发的“全球公民奖”等诸多奖项。但是，廖晓义感受到的，却是深深的孤独感和挫败感。 廖晓义：当人们一定要去追求那样一种高消耗、高污染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把他拽回来的，我们当时98年的时候还说就得推快速公交，中国不要走美国私车的路，后来结果怎么样。你说垃圾分类也好，或者说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少开车也好，少用空调也好，其实收效甚微。他没有根本上解决人的无限的发展欲望和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抵达“乐和家园” 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距离汶川地震震中25公里，在2008年的地震中损毁严重，约90%的房屋倒塌。地震之后，廖晓义带领地球村团队来到大坪村，参与灾后重建。她最初的想法是要引导当地人在重建中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但出乎意料的是，大坪村成为廖晓义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我们通过建立生态协会，把村民大家组织起来，建起了生态的房子，也做了一些产业方面转型的尝试，做了一些文化方面的修复的尝试，我觉得实际上走出一个中医式环保的路。 在廖晓义的带领下，村民们住上了传统土木结构、更加环保的新房子；大坪村原本以采矿为主的产业，也逐渐转变为发展生态养殖，当地村民的生活中则引入沼气池、节能灶、垃圾分类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等，生活方式更加生态环保。除此之外，廖晓义还带着村民读圣贤书，学传统礼仪，试图修复中国传统的守望相助、鸡犬相闻的乡村文化。 大坪村的建设过程中，“敬天惜物、乐道尚和”这一理念逐渐在廖晓义的脑中渐渐成形。根据这一理念，她把这种生态模式取名为“乐和家园”。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实际上乐和乡村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环境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实际上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内心都有这个共同体的梦想，那么乐和家园实际上把这样一种共同体的信念这种愿望变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流程模式，这样一种社会建设和在社会建设基础上带动整个乡村建设的一个路径。 两年的建设让大坪村面貌一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样本。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一时成为人们参观的热点。 事实上，2008年的汶川地震不止是廖晓义的转折点。在救灾过程中，中国民间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据统计，汶川地震期间的捐款达到1000多亿元，参与地震救援的社会组织有三百多个，先后奔赴灾区的志愿者达百万名，无论是在紧急救援、物资支持，还是在震后重建、精神抚慰等方面，各类民间公益组织都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此前一直处于舆论边缘的民间公益组织集体亮相，令国人耳目一新。 在2008年之后，中国的民间力量开始呈现井喷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民间组织，在扶贫、助学、教育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发挥作用，其中有不少海归人士。 欧美同学会会长王辉耀：像这种慈善公益方面的领域，中国现在开始起步了，就像20年前互联网开始起步一样，现在起步同样我们看到大量的是有这种海外经历的人。 上海交通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因为这些人他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感觉到现在碰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群，需要公益慈善的，很多领域里面都没人做，没人做的话我来做，我把西方的那些东西，好的东西借鉴过来，这样对中国的整个社会的变革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你要不要买些东西给贫困孩子 3月的一天，不足100平米的蒲公英图书馆里人头攒动，这天是上海浦东蒲公英图书馆一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图书馆，在一年的时间里赢得了不少小粉丝的支持。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好啦，在座的小朋友们，还有爸爸妈妈们，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非常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蒲公英图书馆一岁的生日。 杜可名，浙江遂昌县人，她是蒲公英图书馆的创始人，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的主席，199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深圳市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由于对儿童早期教育感兴趣，2001年，她辞职出国，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儿童早期教育学，原本的职业规划是回国办学校，但是留学期间一个偶然的事情让杜可名从此走上了公益之路。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在美国做老师的时候会去一元店给我的班里头的学生买礼物，有一次去到店里店员就问我说，你要不要买一样东西放进这个大纸箱里头，他们可以收集起来给社区里面贫困的孩子去做圣诞节的礼物。第一次在美国这样一个店里面遭遇是平民慈善，非常的人同此心的这种。 2005年，杜可名在美国注册了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爱心传递”是她从一部电影得到的灵感，她希望能够让普通人的爱心，通过自己的基金会不断传递出去。2010年，杜可名学成归国，在上海注册了蒲公英图书馆专项基金，正式开始了她的公益事业。 这几年，杜可名和她的团队足迹遍及浙江、安徽、云南等14个省29个贫困地区，先后建立了73个乡村图书馆，累计为2万多个孩子提供约22万册图书。每一个蒲公英图书馆，都有温暖的米黄色墙面，活泼的墙画，漂亮的地毯和靠垫、别致的文具。这样的设计都出自杜可名之手，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是对孩子的关爱。、 杜可名：其实你看我们当初要来做这个事的时候，其实出发点就是很简单，你看到别人的国家是怎么样对待儿童的，你就特别希望我们中国的孩子也能够受到那样的对待，我第一次去到一个美国小学二年级的教室，教室里面有一个地毯，还有靠垫，有很多的书摆在那儿，孩子们是坐在地毯上，靠在靠垫上看书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地受感动， 所以我后来自己做图书馆的时候，我能保证整个环境是非常得温馨，孩子们在门口看没有一个他不想进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收获。 不用眼睛还是看得见 蔡史印，黑暗中对话中国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从2010年开始，这段开场白几乎在她每天面对不同人群的时候都要说一次。 黑暗中对话中国创始人蔡史印：其实我接触黑暗中对话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其实每天都很兴奋，说：哇，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了，我可以去做很多的改变，因为你看到你所做的事情的那个意义，你也看到你所达到的这样一个改变，所以你每天你都知道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的价值。 蔡史印，浙江杭州人。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攻读MBA。之后，她供职于多家世界名企，2007年，蔡史印辞去了通用电气亚太首席执行官的职位，移居德国柏林，开始经营自己的服装品牌。在所有人眼中，蔡史印是不折不扣的商界女强人，但是，一次在盲童学校做义工的经历让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黑暗中对话中国创始人蔡史印：就是遇到了办西藏盲童学校的萨布利亚?坦贝肯，那个德国盲人。很多很多的力量，非常多的激情，你根本就是会完全忘记他是一个盲人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视障本身，或者说他身体的残缺的这个本身，他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社会怎么样去看待他们，社会认为他们能够做什么，而这个才是真正去限制了他们的能力。 2009年，蔡史印第一次参观了“黑暗中对话”体验馆。黑暗中对话，在德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是一家以消除残障歧视、促进社会包容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企业。其主要形式就是创造一个全黑环境下的社会，让健全人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凭借视觉之外的其他感官体验生活中的一些场景，换句话说，就是让健全人体验一回当盲人的感觉。这次经历，让而立之年的蔡史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蔡史印：你突然发现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可以意识到，其实就算我不用眼睛，我还是可以看见，那体验之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找到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答案，真正去改变这些弱势群体，特别是视障群体他们境遇的这样一个钥匙，是去通过体验的方式去改变这个社会的观念。 2010年,蔡史印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加入“黑暗中对话”，受聘成为其全球首席运营官。当时，“黑暗中对话”已经在36个国家落户，蔡史印的工作让她可以跟不同国家的盲人员工打交道。在工作中她发现，中国盲人群体的地位亟待提高。几个月后，蔡史印辞去了全球首席运营官的职位，全职负责将“黑暗中对话”引进中国。 黑暗中对话中国创始人蔡史印：因为我们在国外的人，很容易去挑刺，然后就觉得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后来自己也意识到，其实你去挑毛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关键就是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既然在这边长大，我最了解这边的情况，我需要身体力行去创造一些变化来改变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 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吕朝：有留学背景的这些人，他其实可能离解决方案比较近，所以他们往往更多的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提供一个模式，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埋怨抱怨，这个特点是不是很普遍我不敢说，但是我接触到的有留学背景的人来创业，我感觉他们都还是比较正向的，比较阳光的，比较建设性的，这个是很共同的一个特点。 自从四川大坪村的乐和家园试建成功之后，2013年，湖南省长沙县向廖晓义伸出了橄榄枝，乐和家园在长沙县的5个村开始试点。经过一年的努力，五个村子都成立了村民代表组成的互助会，以加强村民的自我管理；作为村民议事活动空间的乐和大院兴建起来，容纳村民们学习古代礼仪，诵读经典。 这几年，廖晓义埋头在乡村做乐和家园，很少回北京地球村。如今的地球村，工作人员不足10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诸媒体的活动了，与当年的辉煌相比，显得相当得寥落。 2014年4月，廖晓义回到北京，向地球村的理事们汇报乐和家园的试点情况。就在这次会上，廖晓义说出一个惊人的消息：放弃地球村。 这个廖晓义一手创立的品牌，在她看来已经成为了历史。在环保成为全社会话题的今天，在人们开始关心空气、水、食品安全的时候，廖晓义则开始转向更加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环保领域，廖晓义永远像一个孤独的先行者，埋头前行，甘苦自知。 廖晓义：一个时代，需要一些人去探路，探路有探路的艰辛，也有探路的快乐。重要的是这个时代，这个时机，中国这艘大船，现在他需要到了这样一个要去寻找社会治理创新的各种探索各种路径的时候。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王名：他们现在做的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环保，把环境和社区，我们叫社区重建，和文化的复兴，实际上还有一些文化的复兴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过程。 无声中对话 3月，杜可名也正行走在乡村路上。这一次她要在河南省信阳市选择一所乡村小学，建一个新的图书馆。跟她一起同行的，是此次的捐款方代表，南京大学教授刘宁。刘宁是北京大学1991级的毕业生，他和20多位同班同学捐款13万元，希望能够在信阳捐建一个图书馆。 杜可名来到的第一个学校是信阳市息县张陶乡实验小学，这里有五个年级150多名学生，共8名老师。由于学校位置偏远且条件差，年轻老师都不愿来这里工作。校长非常希望能够吸引蒲公英图书馆来落户，以此吸引年轻的师资力量。 学校原本有个图书室，但常年关闭，图书也无人打理，落满灰尘。从1986年我国义务教育法出台以来，农村孩子的基础教育状况正在逐步改善。但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依然突出，乡村学校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基础设施都与城市学校有较大差距，这些乡村孩子的课外读物，少得可怜。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其实我在提乡村孩子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说他跟城市的孩子是没有区别的，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儿童阅读其实不分城乡，它是整个中国都需要有很多很多人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在三天的时间里，杜可名先后走访了信阳市下属三个县城的9所乡村小学。每到一个学校，她都要看教室的条件、看是否有图书室，跟师生们交流对阅读的看法。在学校选择上，她表现的相当慎重。 杜可名：你说苛刻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对捐款方的负责任也好，这个其实是我们对自己工作严谨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别人给了我们十几万，那么我们确实是有非常大的责任是要把钱给花好的。 一个月前的走访，最终杜可名选择了信阳天云山深处的黄龙寺小学。黄龙寺小学有五个年级共200多名学生，由于学校在山里，进出都不方便，孩子们平时基本看不到课外书。 按照蒲公英在这几年中总结的流程，大家起早贪黑，一个图书馆在10小时之内就建成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能够见证改变，这正是民间公益对公众的吸引力所在。 从希望工程以来，捐资助学已经成为公益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致力于改善乡村儿童的教育，捐款捐物、组织支教，各种资源也在源源不断的注入乡村，为乡村的孩子带来希望。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这么多的缘分人力时间金钱花在一起，可以促成这些孩子从此以后他的学习生活就不一样了，心里那种很感谢很温暖的情感，哪怕是建了几十个上百个也都是一样的。你看着他们看书的那个投入的样子，读书很美的姿态，永远会激励你为更多的孩子创造这样的机会。 企业工作坊，是黑暗中对话众多产品之一，其形式就是让客户团队在视障教练的带领下，在全黑的环境中完成一系列的任务和挑战，以提高团队的活力和凝聚力。2010年以来，像这样的工作坊已经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多个城市落户。 蔡史印：因为我不是靠卖同情，不是因为别人说我同情你，所以我给你多少钱，这个没有办法持久，只有当人家觉得这个服务，这个产品对我是有价值的，我愿意去购买，我愿意去花这个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一直地持续发展。 黑暗中对话引进中国四年以来，正在按照蔡史印的规划不断发展壮大。2013年，“黑暗中对话”体验馆在成都落户，这是黑暗中对话在全球的第14个永久体验馆。在设计中，蔡史印特地突出成都的城市特色，让游客在一个多小时的黑暗中，在视障导游的带领下感受不一样的成都。一年时间，体验馆已经聘用了11名视障员工，累计接待了上万名游客。 4月2日，蔡史印来到“黑暗中对话”德国总部。这几年，她几乎每年都要回来一次，看看老朋友们。但这次她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将一个全新的项目——无声中对话引进中国。 无声中对话，是“黑暗中对话”总部设计的一个全新的体验项目，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以语言之外的方式交流，以此体会聋哑群体的处境。 理想主义者又是行动主义者 在广阔的社会领域，更多的改变等待发生。奋力前行，努力改变，这是廖晓义、杜可名、蔡史印三个人的共同使命。 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吕朝：最早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些先知先觉者，这些人往往他是很有勇气，接受了一些先进的观念，然后同时又非常有行动力的。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王名：在推进这个社会转型或者我们叫社会改革的过程中间，这样一批曾经有过留学海外经历的这样一批人，他能够很快的走到前面去，成为引领者，我觉得这个过程，那也可以说是海归推动了这个过程，但更多我觉得是这些人融入了这个过程，在融入这个过程的同时去积极地站在一个引领者的位置上推动它。 4月5日，蔡史印应邀到成都一所中学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敢于梦想，甘于平凡。 黑暗中对话中国创始人蔡史印：成功不是你自己有多成功，成功是你帮助多少人获得成功，所以你真正的价值，你的社会价值是通过你的影响力，你影响了多少人，你能够改变社会多少，有多少人的生命因为你的努力而得到改变去体现出来的。 图书馆建好后，杜可名继续留在黄龙寺小学，给这里的老师们做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图书馆，如何将这些优秀的图书带入课堂，如何从一点一滴开始改变传统的教育。一个图书馆的完成，在杜可名看来，只是一个改变的开始。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其实我们这个图书馆从一开始都不是定位在一个图书馆，只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图书馆项目，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教育项目，所以我一直期望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去真正推动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革。我更希望的是我们教育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孩子要做最好的自己，他有这个能力去做最好的自己。 4月19日，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宾馆召开。基于乐和家园获得的成功，廖晓义个人被授予“城市化贡献力”大奖。在廖晓义看来，这是对她6年来扎根乡村、建设乐和家园的一种肯定。 廖晓义：我是理想主义者，但又是行动主义者，理想的行动主义者，或者行动的理想主义者。我对我的人生同时能够保持这两个东西，我自己很安心，很高兴很开心，人不能没有行动，也不能没有理想，不管你行动也好，理想也好，你最后就是要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路径。 怀抱理想，逐梦中国。中国的开放启动了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唤醒十三亿人的自强自信。在国家强盛，经济腾飞的今天，社会创新的改革已经拉开大幕，无论先行者或后来人，每一份点滴努力终将汇聚成希望之光，照亮前行的方向。 梦想，引领着每一个中国人，路在脚下，未来可期！（编导 张艳艳） 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独家智库支持，并与上海文广集团联合策划，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连续播出了由SMG电视新闻中心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受到了海归精英、国际人士、留学生、大学生和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填补了首部描写正在活跃的海归精英的纪录片空白。 第4集：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海外华人投回祖国的怀抱，他们归国的目的是为改变祖国面貌，亦或是看准了中国发展的巨大机遇。如今，在这个个性张扬、个人价值被充分尊重的时代，海归中存在着与主流观念不同的一群人，他们过着与常人不同的丰富生活，同时给这个社会带来旺盛的创造力。 当留学从精英转向大众，当海归褪去曾经的光环，游历他国的岁月或许只化为一种经历。但更广阔的视野，更多元的品味，更自信的表达，将赋予年轻的海归更多选择的可能。 蛋糕应该给予人们欢乐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博览会，纺织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事。来自全球各地的面料商云集在五万平米的展厅，带来色彩缤纷，材质各异的纺织面料。不少采购商慕名而来，寻找长久的合作伙伴。 张娜，独立设计师品牌fakenatoo的创始人，她在为自己2个月后的女装成衣发布会挑选面料。曾经留学法国学习服装设计的张娜选择面料时非常严谨，甚至苛刻。这次的发布会，她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面料。 在2013年度中国时尚大典中，33岁的张娜被评为年度十大时尚影响力人物。作为一名独立服装设计师，张娜特别注重自然风格在女装中的体现，环保项目 “再造衣银行”更是令她声名鹊起。为了2个月后的服装发布会，张娜尝试了上百种面料的不同剪裁搭配，希望能再次让人眼前一亮。 “蛋糕是给人带来欢乐的事物”这是诺心蛋糕创始人张岚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每年儿童节，她都会给福利院的孩子们送去美味的蛋糕。 诺心，这家创立仅3年的蛋糕公司没有一家门店，没有一位营业员，它的销售全部依靠网络：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在快递员的来回奔波间，张岚正在绘制一张属于自己的诺心地图。 在创立诺心之前，张岚从未从事过任何食品行业的工作，而她的专业背景和蛋糕也是毫无关联。海外的留学生活刷新了蛋糕在她生命中的定义，也在她内心深处植入了别样的梦想。 26岁的海归魔术师董亮正在筹备一次个人专场魔术秀，作为一家魔术演绎公司的创办人，这场秀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他公司未来的发展。 梦回铁达尼，这是董亮的招牌节目，入行近十年来，这套节目已有过4次改版，但排练时难免还是会碰到些问题。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其实大问题也没有，主要就是现在因为这套节目，从比赛以后就有好久没有去演它，然后由于天气的原因，手法比较有点干涩，节奏有点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满意。 快速发展的中国，每一天都制造出海量的文化和生活元素。海归，这个年轻的群体，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接触的文化理念三十年来日新月异。肩负重任，回国报效的使命色彩已经日益淡化，自由，随性，是这些年轻人共有的标签。对于人生方向的选择，他们的思路如大海般广阔。 在张岚14岁那一年，一位美国归来的同学向她描述了自己的高中生活：没有繁重的作业，课余生活丰富多彩，这让张岚产生了巨大憧憬，在未告知父母的情况下，她申请了美国的高中，并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诺心蛋糕创始人张岚：我爸爸妈妈也不懂得英文，所以那一下子他们觉得很惊讶，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个申请。那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了一句，说既然你自己决定到国外读书，你得要做好了准备，将来你在国外读书这些日子里面你就是自己一个人了，你要学会独立，学会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 80年代的中国，蛋糕还是一种并不多见的西式美味。对张岚而言，只有在生日这样的特殊时刻才有机会享受的到蛋糕。而前往美国求学之后，她对蛋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张岚：到了美国，第一天上课，上课完了之后去吃饭的时候，最后它有个甜品架，你可以自己取蛋糕。那时候我就取了一件胡萝卜坚果蛋糕，突然间我觉得，哇，这么好吃的蛋糕，太好吃了。 蛋糕可以在任何时刻享用，蛋糕应该给予人们欢乐。抱着这样的理念，张岚在2011年创立了诺心蛋糕，如今诺心已经有900多名员工，平均每天销售蛋糕3000个，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线上蛋糕品牌。大学毕业之后，张岚先后涉足过广告、百货、时装等行业。 留学只是另一扇门 法国旺多姆广场时尚街，众多世界知名品牌云集在此，通过千百个橱窗向人们传递当季最时尚的设计理念。法国是无数大品牌的故乡，也是无数大师的摇篮。位于巴黎的众多时装设计学院，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法国著名的时尚学府之一，这所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的学院现如今已经和国内大学开展合作教学，让更多的中国学生，有机会来到巴黎接受熏陶。 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校董让阿谢：我们的目的是将中国学生的本土文化特性和法国时尚文化、国际时尚文化结合起来，在他们回国后，他们会带来自己在异国文化中的体验，并使之适应中国人民的品味，他们会影响中国的社会品味，改善人才培养环境。 2013年度《中国海归发展报告》显示，近五年来，留学归国人员的数量每年以20%的比例增加。在2013年，海归人数创下了40万的历史新高。严峻的就业压力正催生着更多新兴职业和新兴行业的产生。现在法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不知道等到他们学成归国时，国内会是怎样的就业环境。但对他们而言，留学生活是人生的另一扇门，走入这扇门，即将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轨迹。 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学生邹可：一些比较大的展览和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都是来自一些国外的展览馆和一些国外的设计师做出来的东西。 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学生徐磐：艺术和商业衔接的专业类型，需要更加广的视野，所以选择留学，而法国，服装行业是比较优秀的，所以就选择法国。 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学生赵旖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一个相对于这个行业比较发达的环境下去熏陶，对以后不管留在这里还是回国都有好处。 设计师张娜也曾进修于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在接受完整服装设计体系教育的同时，张娜还参与办展览，在街头画肖像，充分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环境。2003年，张娜毕业回国，在上海的一家服装公司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独立女装设计师张娜：上海已经算是中国最时尚的一个城市了，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设计还好(落后)，比如说你觉得某些款式在巴黎街头大家走这么穿了，可是真真正正要落到上海的街头，人们会购买，会愿意选择这种穿着方式，大概还得两年，而且还只是一部分的人，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商业经验，就是我对市场会有一些了解，我不只是埋头做设计，我还会关注一下，市场的走向和脉络是怎样的。 法国的留学经历让张娜对时尚设计拥有更独特的品味，进而转化成了职场的优势。一年不到的时间，张娜成为了所供职服装公司的设计总监，又过了一年，她选择创立自己的品牌。 不洗碗不做饭会魔术 回国后直接创业的董亮选择了以魔术作为发展方向。从小在宁波长大的董亮从高中开始接触魔术，至今已经有近10个年头。但事实上，他一直单纯地将魔术当成兴趣爱好，直到2008年，他在宁波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后，远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留学，在加拿大的两年间，他对魔术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我是一个生活能力相对缺失的人，我不会洗碗，也不是说不会，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擅长，也不会做饭，那时候大家会聊到出国以后大家或多或少想去打工，我觉得我去餐馆上班或者怎么样都不是特别合适，然后我就萌生了靠做演出赚钱的一个想法。 对董亮来说，魔术既是谋生的手艺，更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工具。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加拿大长城艺术团，成为第一位加拿大职业魔术师协会注册的中国魔术师，还为到访加拿大的英国女王表演过。 加拿大开放的魔术环境让董亮的能力和技巧提升很快，也让他在积累表演经验的同时，萌发了创业的念头。2010年，刚回国的董亮对父母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创魔术演绎公司。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我考虑到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因为才刚刚开始起步，商业的魔术才刚刚开始起步，客户的需求，我们学过很多关于市场营销的课程，客户的需求本本身存在的，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需要去唤醒他。 董亮父亲董岳年：因为他有这个到国外去的经历，在中国市场可能很多都是一些模仿比较多，应该在什么方面去创新，(这样)才会有市场。 董亮有一群好友，他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都曾有过出国留学的过程。海归之后，和董亮一样，他们也在寻求一个职业生涯的突破口。 海归创业者王焜：在里昂待了一年多，在巴黎待了五年半，我还是觉得国内比较好，更适合我们80后的发展吧，因为法国年轻人毕业以后自己的创业前景可能不像国内那么好。 海归创业者许波杰：中国还是在属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有很多的机会来创造自己的财富或者启动自己的梦想，我们新的留学生归来不论是创业还是找一份好的工作，发展的可能性是比原来多了很多的。 “创业”是很多海归共有的标签，这背后，是各自对生活的自由选择。国外的学习经历使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在熟悉的社会环境面前，他们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受国外环境的熏陶，他们大胆放手去做想做的事情，不会束缚于自己的背景、周遭的评论，寻求自己的独特价值。 米其林是划分餐厅等级的一种指标，分一星二星和三星，拥有米其林三星认证，对一家餐厅和主厨来说是无限风光，无上荣耀的事情。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张岚策划了一轮宣传活动，她特地请来了法国的米其林三星大厨，担任诺心的产品监督。 诺心蛋糕创始人张岚：食品行业一直以来也是背负了一个名声不太好，我也想来通过我的改变，通过诺心这个品牌去改变整个现状。通过诺心和米其林合作，也就是代表事实上对用户来说，诺心的蛋糕也是最高的一个准则，最高的奖项，也是一个品牌，在市场来说也帮助我品牌的打造 事实上，关注中国食品业现状的不止张岚一人，宗馥莉也一直在努力。身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独女，宗馥莉在高中时就被送往美国学习，大学毕业之后，她选择回国协助父亲管理企业，多年的留学经历使得她在食品业拥有更广阔的视角。 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总裁宗馥莉：现在整个饮料市场上面来讲，没有人真正去做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饮食的开发，源头就是因为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他也只是跟风于欧美日本，我是希望我们中国应该有人去做这样的一些基础的探讨。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这方面的举动，否则我们中国跟世界上的接轨就越来拉越大。 2012年，宗馥莉捐资7000万和浙江大学合作建立馥莉食品研究院，试图通过培养人才的方式来改善中国食品业的现况。 馥莉食品研究院院长马克沃尔克维斯特：我们学院的关键作用就是培养人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能力培养，也就是对高校学生和毕业生的教育，因为他们将会是中国食品行业的未来领袖。 选择背后的泪与汗 北京798艺术区，中国文化产业的能量聚集地。大部分设计师选在每年的3、4月来发布当年的秋冬成衣，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T台秀的上演。张娜也决定试水新环境，把发布会地点从上海移至北京。 模特是赋于服装灵性的活动衣架，模特的现场表现力直接关系到整场发布会的展现效果，为达到服装设计最理想的穿着效果，张娜必须找到最合适的模特，为此，她委托经济公司请来了上百位来自国内外的模特。 独立女装设计师张娜：我们这一季叫暖，日头旁边升出的爱意就是暖，所以我们用了非常多的手工面料，扩形上面我用了特别多的其实减法，尽量不要太多的去用力，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破他的一些线条，为什么用手工，因为手工的背后其实就是人，人就是情感，我觉得这个一直是跟我们关注人有很多关系 这一季，张娜共有60款新衣发布，她需要选取18位模特来承载她的设计。姿势、体型、表情举止、表现力是她挑选模特的几个关键因素。 一整天下来，张娜只选中了12位模特，她还得委托经济公司请来更多的模特。 很幸运，董亮的个人魔术秀得到了母校宁波大学的支持，提供了校园内条件最好的演出场所。开阔的舞台，上千个座位，灯光音响一应俱全。这样的规模对董亮而言并不陌生，他期待着能在这里将多年所学尽情展现。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我想我做这么一个专场远远没有我去给企业做一个定制活动来的赚钱，那为什么我还要做它，那我觉得终究要有人去做，这个东西如果你也不做，他也不做，所有魔术师都去做商演，那对整个艺术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为保持诺心在蛋糕市场的占有量，每个季度，张岚会根据每款蛋糕的销售情况，做出推陈出新的调整，她规定公司每年要保证有20款以上新蛋糕的推出，而每一款蛋糕的研发，她都会亲自参与。 张岚：我希望蛋糕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个生日蛋糕，或者不只是一件蛋糕这么简单。实际上产品是我的核心，通过不断地开发，我要令我的团队，不论是工厂也好，或者是其他部门也好，让他不断地进步，因为每一次的开发都会遇到新的问题，要解决新的问题，实际上大家在解决问题里面就是在进步。 结束北京的模特挑选，张娜当天就赶回了上海。年迈的父亲眼睛动手术正在住院，但为了不打搅她准备时装秀，一家人都对她隐瞒了消息。 张娜无暇在父亲身边停留太多时间，工作室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她去解决，而最让人头疼的是，这一季的一块主打面料，自下单以后，迟迟没有到货，这严重拖延了整个成衣制作的进度。接连几天高强度的工作，让张娜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烦躁。 选择会带来蜕变，但蜕变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国内外环境、规则的差异，个人能力的限制，周遭的质疑，都会铸成理想与现实间的高墙。有的人知难而退，有的人则勇敢进击。选择的背后，必有泪与汗的痕迹。 出生于教育世家的高晓松曾在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就读，在大学时期，他便选择辍学投奔音乐与影视，但家人从未对他的选择表示过支持。 著名艺人高晓松：我们家好像也并没觉得有什么，也没人来看，就觉得好象这人，清华里头有一次讨论说读书无用论，当着我们家人的面就有教授提出来，说就包括他们家孩子，高晓松，就是读书无用论的典型代表，现在混的还挺好的。 在欧美游历多年后，高晓松开始稳步发展他的演艺事业。国外开放的环境和高水平的职业历练，让他有了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扎实的功底。在音乐、电影、综艺等领域取得的成功，也让他彻底摆脱了从前的种种非议和不屑的眼光。 高晓松：他提供了融合交流，科技本身需要融合和交流，文化就更需要，因为你多一种语言，多一种文化，多一个圈子，多一个行业，多一个国家你就会多一分辽阔。 不断践行中改变 从加拿大回国后，信心满满的董亮注册了魔术演绎公司，他迫不及待地想去开发国内市场，但开局却屡屡碰壁。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问题真的是好多好多，一个没有上过班的人，虽然我可能认为我从业时间很长，真正这个行业很长，但是你从1200加币一场演出，回到800块钱人民币一场演出的时候，你的心理落差是有的，而且初期你必然自己会要演很多的演出，这种东西心理的落差，收入水平的缩水，很现实的钱少了，前期可以说前三个月都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很煎熬。 公司发展停滞不前，董亮却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2011年，董亮经朋友推荐参加了一个电视魔术比赛，经过几轮比拼，获得了金奖，从此，他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演出邀请也大幅增多。初期举步维艰的魔术演艺公司，在迅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很多客户资源。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全国金奖拿了以后，大量的媒体节目开始不停的做，慢慢的价格一点一点往上提，单量也还可以，我就可以靠个人的一些东西带动这个公司往上走，我觉得整体的效果会好很多，整个收入水平好很多 今天，是公司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张岚起了一个大早，在送完女儿上学之后，她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公司。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她要亲自为这三年积累下来的新老客户配送蛋糕。 张娜还是有惊无险的赶在发布会之前完成了所有的30套成衣，她将这一季的主题纹在了自己的手臂上，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发布会很快就要开始，18位模特都已经到位进行最后的试装和排练，事无巨细的张娜，把所有衣服细节又全部检查了一遍，并发现了问题。 距离发布会开始只剩一个小时，张娜在进行最后一轮排练，空荡荡的嘉宾席，有个人已坐着等候多时，她是洪晃，作为一名著名时尚杂志出版人，她一直默默关注着像张娜这样的独立时装设计师。 著名时尚杂志出版人洪晃：她也是中国设计师里头我觉得非常专心的在树立自己品牌的，她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她的价值观念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在中国设计师里头潜力非常大的一个年轻设计师 和张娜一样，洪晃也是一位海归。上世纪70年代，中国派出了一批小留学生赴美求学，年仅12岁的洪晃位列其中。在美国念完中学后，她考上著名的瓦萨学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1996年，洪晃辞去外企职位回国发展，开始涉猎服装设计，时尚出版。 洪晃：人的留学经历会是一个对你眼界的一个开阔，也至于(让我)从一个特别会死记硬背的当老师的乖孩子，变成了一个天天问那个让人讨厌的问题，让权威讨厌问题的一个不乖的孩子，是这么一个过程。 如今，洪晃已是国内著名时尚杂志出版人，并且一直在关注并支持着像张娜这样的新锐时装设计师，将他们的设计通过出版的方式传递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化。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一个漫长的递进过程，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当下中国的年轻海归们，正活跃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留学，已成为他们的回忆，但却铭刻于心。留学为他们的生命增添了一份特殊的经历，也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更多选择。在对选择不断践行的过程中，他们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自己所影响的每一个人。(编导 施聪) 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独家智库支持，并与上海文广集团联合策划，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连续播出了由SMG电视新闻中心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受到了海归精英、国际人士、留学生、大学生和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填补了首部描写正在活跃的海归精英的纪录片空白。 第5集：激荡。 本集重点关注制度创新的试验者。本集重点关注制度创新的试验者，案例包括：中国证券市场奠基人高西庆，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的探索者李山，“控烟斗士”杨功焕，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等。 当传统理念遭遇国际思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百年之前，留学精英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除旧布新，启动国家转型；百年之后，新时期的海归仍在坚持以自身行动，寻找推动政策进步的空间。由此而引发的理念交锋，观点激荡，势必更加广泛地回响在中国当下，也势必影响着中国未来。 一块多米诺骨牌 4月的云南宣威，正值农忙季节。53岁的徐聪菊在自家农田为水稻育苗，不远处的田埂上，一辆运煤卡车奔驰而过，打破了乡野农耕的恬静。 宣威是全国重点产煤地之一。比它的矿藏更为人所知的是，这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是云南的肺癌高发地区，其中女性肺癌死亡率居全国首位。天天在家烧煤做饭的徐聪菊，就是当地比较普遍的女性肺癌患者之一。 云南省宣威市来宾镇后夸村村民徐聪菊:免费检查出来的，就是得癌三年了。 为了给肺癌高发找到准确原因，2014年4月，当地政府从北京请来专家组实地调查，带队的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现年65岁的杨功焕。 退休之前，杨功焕以官员身份主持完成了历时八年的淮河流域癌症调查，引发舆论关注。这次宣威课题，她和团队将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危险因素，包括工业发展、大气环流、地质构造、以及个人习惯。 一进徐聪菊家，杨功焕就注意到了桌上的烟盒。在所有可能引发肺癌的因素中，杨功焕首要关注的，就是烟草。这不仅覆盖了本次宣威调查，也贯穿了杨功焕职业生涯的全部。正因为如此，杨功焕的身份除了官员、专家之外，更广为人知的，就是控烟斗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杨功焕：如果你是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人，一般就是这种医学的公共卫生的专家都会清楚吸烟跟肺癌的关系。 杨功焕在国外所受的训练，始于27年前。当时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的杨功焕，被公派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 此时的中国，经历了十年改革开放，经济、科教事业显著发展，社会内在的活力得到释放，但公共卫生领域，始终没有建立专业、规范的研究体系，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走出国门的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学子们，为了缩小与国外的落差，如海绵般拼命学习吸取养分，训练与国际对话的思路。此后，他们进入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和管理部门，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标准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学会了怎么能够严谨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而且还是努力地，刻苦地去做这个工作，把这个科学问题要严谨，要不放过，能够按照科学的规律去刻苦探索。 杨功焕:这种标准我觉得学到了以后，它是可以回头来指导中国的一些公共卫生的发展，把它从简单的经验工作，转化成用科学证据支持的这种东西。 1990年到2000年，杨功焕回国后的十年间，负责建立和运转了覆盖全国145个监测点、涉及一千万人口的疾病监测系统，将死因登记、传染病登记等标准化方法推广到全国。透过这套系统，中国人群的死亡情况、传染病发病率、危险因素流行等面貌逐渐清晰起来。杨功焕的目光也越加聚焦到肺癌和引发它的危险因素上来。 关于肺癌和吸烟的关系研究，全球范围内早在1912年就已经开始。1950年9月，英国医学期刊发表文章证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此后越来越多的国际流行病学研究都为这样的结论提供证据支持。这些研究成为杨功焕回国后进行相关调查的参照。 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海归派来说，让国际通行方法在本土调查研究中得到应用和推广，是他们的重要职责，但这只是第一步。如何从源头上阻断疾病影响，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的实现，要依靠政策层面的立法，杨功焕他们所做的，就是不停地影响、推动。 三年前，杨功焕因质疑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卷入舆论中心。杨功焕提出，谢剑平所做的烟草低焦油低危害研究，早被国际科学界否认。 三年间，杨功焕组织学术讨论、联名致信中国工程院、要求重审“烟草院士”资格。但种种举动并未产生明显效果，她仍然回归到用科学研究搜集本土证据，来让她的发声更有力量。 留学经历赋予她的方法论，让杨功焕在任何场合的大声疾呼都充满底气，也让她不惧怕任何压力和阻碍。 2011年1月，在被卷入烟草院士事件前一年，杨功焕牵头发布了《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报告对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五年的情况进行了科学评估，结论是得分仅为37.3分。通过白纸黑字，杨功焕将中国履约不合格的结果昭告天下。尽管她以专家身份发表了这份报告，但仍然遭受到相关部门施加的压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有些官员有些顾虑，怕这些数据或者用数据反映的这些实际的情况现实出来之后，会引起社会很大的不安定，负面的影响太大或者是反响太大。 杨功焕:我就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而且当时的目的就是想推动社会，推动政府能够感受到我们控烟落后了。 杨功焕屡次硬碰硬，源于她对中国控烟现实无比清醒的认识，这和她第二次出国经历直接相关。1999年，杨功焕前往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参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起草准备工作，而后以专家身份，加入中国参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工作。这段经历，让她从纯粹的科研工作者，向政策倡导者过渡，同时她也意识到，当控烟落实到政策立法层面时，面临巨大阻力。 杨功焕:好像说你们这么坚持控烟就是卖国，因为你们十分之一的工资都是我们烟草的，确确实实当时在谈判团的成员里头有人说这个话。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陈冯富珍作为世界卫生的总干事说了，说让烟草企业控烟，就像(让)披着羊皮的狼，(或)狐狸陪小鸡一样的，因为它往往站在利益部门的利益上。 2005年，杨功焕出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她一面促进控烟履约，一面呼吁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可惜的是，这两方面工作都没有起色。 执着的杨功焕开始尝试从地方推动立法，希望自下而上地影响国家层面。2013年9月1日，《青岛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杨功焕的团队为当地法制办、人大、疾控中心等提供了国内外立法的经验，双方也合作进行了试点研究，这些成为青岛立法的有力支撑。 山东省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逄淑涛：公共卫生政策的出台，就需要相应的技术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我想，公共卫生专家，正是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的一个很好的支撑。 在云南宣威的调查过程中，见到当地的村干部手上夹着香烟，杨功焕用自己的方式批评了他。无论自己的身份是官员还是学者，无论面对的是政府还是平民，只要发现人们对控烟工作的忽略和轻视，她就会立即发声。年过六旬、身材瘦弱、表达温和的杨功焕，无处不透着“斗士”的果敢和坚毅。 杨功焕：可能好多事情我都可以不管，我会活得轻松一点，但是好象我觉得在我和我的很多同事基本上就是觉得这个事情那就是可以说出来，会推动社会上对控烟的支持，对政府的推动，所以当时就想着我就要给它说出来。 杨功焕希望，自己和团队的每次努力，都能成为多米诺骨牌上的一环，最终推导决策出台。通过影响政策，引导人们的行为，使每一个人的健康得到保障，这对杨功焕这样公共卫生领域的海归派来说，是最大诉求，也是最高褒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14年3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十周年院庆之际，往届的校友们，重聚经管学院。 发言者叫李山，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顾问。他出国留学、学成回国的经历，都与经管学院师长有着密切关系。 1986年7月，李山作为经管学院应届毕业生参加了学院的毕业典礼，典礼上李山向当时的经管学院院长朱镕基汇报了自己被公派留学的情况，朱镕基听完，在李山的毕业留言簿上提笔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顾问李山：他说什么都要学，不光要学美国的，也要学欧洲的，也要学日本的，方方面面这些先进的知识，先进的经验学了，回到国内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而来。恢复高考、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人才政策，让莘莘学子得到游历世界，放眼全球的机会。李山这个从四川大山走出的年轻人，凭借勤勉和机遇成为家乡第一位走进清华校园的学子，随后又得以走出国门赴美深造。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顾问李山：我觉得中国要搞市场经济，有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真正地理解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我觉得对于我今后对报效国家也许能够更大的贡献。 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怎样从当时的现状向一个完善的市场体制去运行，这种转型，我想需要我们有一批懂得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一代人，那么如果说是一代人，那就要从教育着手。 八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金融膨胀的繁荣、浮躁之中。198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华尔街》，就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喧闹，透过曼哈顿区的一条窄小街道表现出来。每天在华尔街上演的，是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下，资本的逐利本色与市场的瞬息万变。留美学习市场经济理论的中国学子，大多以进入华尔街工作来收获实战经验。 在李山赴美留学的1986年，比李山年长十岁的高西庆刚刚获得了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学位，进入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他的人生经历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央说要求了解美国的金融危机会对中国有什么样影响，我听了以后非常震惊，我以为中国跟它离得太远，可不像今天，今天中国在美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了这个程度，那个时候离得非常远，所以我们想这个是对我们很震动的。 1987年美国金融危机，让高西庆意识到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已经不再遥远。中国对国际股票市场的波动开始关注，股份公司、证券公司依次在国内诞生，股票开始公开发行，股份制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当时，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易所，股票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监管。看到这些制度空白的高西庆，萌发了一个念头。 1992年，高西庆在北京城西的灵境胡同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讲述自己的回国经历，一同在场的，还有同为留美学生的王波明，和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李青原。回国四年间，高西庆常常和这帮精力旺盛的青年人聚在灵境胡同，为建立证券交易所而争论不休。 此时的中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拉开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开放的讨论也此起彼伏。熟悉市场经济理论，并在西方国家有过实践训练的海外留学生，第一时间感知到了国内外市场经济规则、体系之间的差距，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国际模式带回中国，填补空白。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改变中国，也是改变自己的机会。 2014年3月，李山重回故乡，为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们讲述自己的海归经历。 1993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李山进入华尔街工作，在高盛集团开创中国经济研究部。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出现大萧条，但高盛依然保持它世界顶尖投资银行的地位。在高盛的工作经历，催生了李山回国创办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的想法。他组织一批立志回国服务的投资银行家，共同准备《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 星展银行首席执行官、行长葛甘牛：后来当这个建议书被国务院领导引起重视之后，让开发银行和李山来筹备投行的时候，事实上有20多个类似我们这样背景在香港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加入这个活动。 1997年初的中国，香港即将回归，大型国企中国移动正为海外上市做准备。为了拿下中国移动海外上市承销权，2月，李山陪同高盛总裁，在北京拜访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两人有了自清华毕业典礼之后的第二次交流机会。 一年后的4月，李山被紧急召回北京，参与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筹备工作。这趟北京之行，李山连件正式西装都没来得及准备，却是他理想照进现实的开始。 尽己之力救“市”济民 对于高西庆来说，为中国资本市场开疆拓土的过程，更像是一场与时间进行的赛跑。当年，他与王波明做了约定：五年内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如果干不成，就各找营生养家糊口。 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你开你的包子铺，我修我的自行车，但是五年一定得够。他(王波明)说没问题，我说好，击掌为号，我说说好了。事实发现根本没有到五年就办成了这件事，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而是因为整个中国改革大潮。 1988年4月，高西庆、王波明等人共同撰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最早提案——《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1990年底，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高西庆等人战胜了“股票交易所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将股票市场有序运作和资金有效配置的平台搭建在中国。 此后，高西庆经历了二进证监会的坎坷仕途，与传统监管体制开始绵延近十年的纠葛。 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你证监会到今天仍然有这样大的资源分配职能，任何一个普通人他都不可能说我是圣人，我把脑子分两半，这一半分配资源，这一半抓坏人，谁也不干扰谁，不可能的事，大家的聪明才智，精力智慧统统花在分配资源上，为什么，分配资源多好，我往那儿一坐，所有大官小官，有钱人没钱人都跑来求我，磕头的作揖的送礼的。 1992年，高西庆任第一届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由于寻租情况的越发复杂，三年后他主动请辞。1999年，他再一次回到了证监会，成为证监会副主席。此时的证监会，海归数量占证监会总人数的两成。他们将西方市场的许多成熟举措用于中国，但是却遭到抵制与质疑。 高西庆：我们要拿出来的并不是说要有一个固定某一个模式拿出来就能套到今天，你必须要不断地根据情况改变，但是改变的过程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不可改变的，市场化的原则。市场化它事实上是跟整个社会的进步，民主化和整个人民的福祉，和整个社会的更加公平平等是相关的。 1999年，从高盛辞职投入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筹备工作的李山，事业也遭遇了危机，新颁布的《证券法》，严格禁止银行直接从事证券业务，这导致筹备一年半的国开行投资银行宣告搁浅。 带着一腔热血无处释放的无奈，李山经历了几次创业，2001年，他被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邀请加入国有投资银行中银国际，这里是他最初梦想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地方。在中银国际，李山把国开行投资银行未完成的改革实施开展。但是在2005年，李山仍然选择递交辞呈，开始自己创业。 李山：在中国银行整个大的环境，就是它是个商业银行的环境之下，而且它是个国有的商业银行环境之下，能够做到这一步，基本上还是极致了，我感觉还是功成身退。 李山离开中银国际后，成立了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他希望依靠市场的力量做成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2013年，借由千人计划的平台，李山再次回到国家开发银行，做大做强国开行投资银行业务。 而卸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先后转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他从律师、投资者到监管者的蜕变。 这些充满理想主义而不失书生意气的海归学子，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情怀感召，尽己之力，救世济民，朝理想不断前行。 李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士大夫的人生或者一个书生的人生。 高西庆：一个人能做一点事不容易，能够在这个机制里面应该觉得很幸运了。这个机制最后能变成什么样，这取决于大势，取决于大局，这个不是一个个人可以左右得了的。 培养国际化创新人才 2014年3 月8日傍晚，上海君丽酒店聚集了上百个高三学生，他们拍照、游戏、唱歌、聊天，玩得不亦乐乎。这群相互之间毫无陌生感的学生，其实刚刚相处了不到一个小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天下午才抵达上海。 这一百个学生来自全国29个城市，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一场特殊的测试。这场测试，将很大程度决定他们能否成为上海纽约大学新一届的大一学生。 报到这天，学生们见到的除校方工作人员之外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就是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不夸张地说，俞校长目光所及的大多数学生，都和他有了简短交流。从这时起，校方的测试已经悄然开始：能否适应全英语环境，表达能力如何，更重要的是，是否具备良好的沟通、互动能力。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我们要的学生肯定不是那种喜欢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那种，他要有这种创新的意识和愿望，而且他要敢于去冒风险，敢于去探索一些新的事物，这样的学生他才会积极的去认识世界的不同的文化，它的多元文化。 上海纽约大学于2012年8月挂牌成立，并在2013年迎来了它的首批本科生。这所学校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它的中美合作办学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创新之处，从它招考选拔学生的方式上就可见一斑。 前一晚抵达上海的学生们，在第二天接受上纽大的正式测试——校园日活动。不同于严肃的考场、静态的笔试，这里气氛高涨、声音也有些嘈杂。学生们通过完成一项团队游戏，各展才能。 学生：不会那么令人胆战，那么令人恐惧。乐观的性格展现出来就可以了，就做你自己就很好了。做一个先驱者，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努力尝试做一个国际化的学生。） 持续一天的校园日活动，学生们通过团队合作、一对一面试、模拟课堂等环节，充分展现自己的综合素质，俞立中和老师们也在一旁安静的观察和记录，寻找适合上纽大的学生。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上海纽约大学的定位我们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创新人才，针对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我们在选拔学生设定的标准和要求，以及我们整个培养模式，都要围绕这个目标去努力。 校园日举办前夕，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专程来到了上海。由于合作办学，两位老朋友不时会在上海或纽约碰面。两位中美高校的灵魂人物，从认识到成为老友，恰恰印证了上海纽约大学从雏形到正式诞生的过程。 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我们清楚华东师范大学有着十分特别的领导人，不论是它的校长还是副校长。我们开始了解他们，而他们也能很快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变得容易起来，去建立起一个学习中心。 纽约大学是世界排名前五十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也是美国唯一一座坐落于纽约心脏地带的大学。2006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俞立中，将纽约大学引进了华师大，正式建立纽约大学上海中心，这成为上海纽约大学的前身。 俞立中上任之初，就召开了华师大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场会议，青年教师工作会议与推进学校国际化进程会议。如此重视国际视野的管理思路，和俞立中本人的经历不无关系。 俞立中的求学之路曾一度被文革中断，期间他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农场务农，恢复高考后，他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之后又被学校推荐到国外留学。1985年，俞立中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进行博士和博士后课程学习，这段经历发展了他的专业能力，拓宽了他的视野。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我的人生当中的两段最重要的经历，一段是土插队，一段是洋插队。对我了解中国社会，对我了解世界，培养自己思维的方式，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这个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我的工作态度和我的工作视野上面来。） 2006年，俞立中走马上任华师大校长之时，正逢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转型期。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七八年间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精英格局，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此时，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点，从学生数量向办学质量、办学模式转移。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我们要从单纯地在国内搞排名，国内的竞争变成一个国际的有国际视野和其他的世界一流大学比较的国际竞争，但最重要的我们认识到我们要从以前的物本思维的模式，变成一个人本思维的模式。 如何明确大学的定位和发展目标，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俞立中在实践中找到了答案。推进学校国际化进程，把青年教师送出去，再把国外一流大学的资源引进来，建设国际教育园区。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华师大是把国际化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战略来考虑的，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面来思考国际化的问题。 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我和俞立中开始探讨在上海做得更多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一个学习中心，而是在这里建立起第三个门户校园，隶属于全球教育体系。 经过三年的筹备，上海纽约大学在2012年闪亮登场，俞立中成为了上纽大的首任校长。 俞立中在2013年新生开学典礼上的短短几句发言，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这所大学拥有中美双重血统，这里欢迎爱交朋友的学生。 上海纽约大学是教育部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第一个获准成立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它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它的学生能够得到纽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的双重学位，也能够享受中美两种不同类型学校的所有资源。 俞立中的国际化培养思路在上海纽约大学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呈现。而他本人更身体力行实践这种思路，成为世界各地学生的朋友。 大一学生董梦岩，正参加学生会举办的交友活动。这个女孩去年通过校园日活动的测试，以优异的表现被上海纽约大学录取。在校一年，梦岩每周都会参加类似的活动，与跨越国别、种族的同学交朋友，主动或被动参与到不同文化的交流中。 上海纽约大学学生董梦岩：你在参加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可以认识很多朋友，也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而且并不是在一个校园里纯跟我们自己同校的同学一起活动，你在社会上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经历。 如同人才选拔标准和方式的创新，上海纽约大学在学生培养模式上也进行了改革，不局限于课堂教学，而集文化体验，社会观察，研究实践为一体。针对寝室设计，校方就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安排在一起，创造24小时的多文化多语言交流环境。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我们为什么让学生有一到三个学期可以在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点上面选课去学习，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利用世界这个课堂来真正的体验多元文化。 教育的多元化、国际化，是俞立中和上海纽约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尝试和探索，他们借鉴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教育体系，为自身改革找到方向，也为全球化时代下的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思路。 为了教育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部在世纪之交启动985工程。985工程的大学校长中，无论本土学者，或是海归精英，皆是学贯中西，胸怀天下，他们正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教育格局。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我们觉得要想过渡成一种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从制度上我们要通过一种科学的管理，逐渐地过渡成一种文化的管理。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更注重一所大学真正它的核心的东西，比如本科教育，真正的教师的质量等等，而不是简单地看文章。 1872年之后的百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不过13万；1978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09万。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学成之后回到祖国，投身创业浪潮、关心社会建设、完善制度设计，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部讲座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崔大伟：我认为他们正在影响政府，影响科技界，影响教育部门。他们的影响还在持续增长。 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我觉得海归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管理的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思维的方式。 原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原中国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2014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与外国专家座谈时指出，对外开放要着眼于人、着力于人，推动人们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走向开放，通过学习和应用世界先进知识和技术，进而不断把整个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尚贤爱才的优良传统。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 书写开放历史，引领风气之先，留学海归人员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起一座座沟通的桥梁。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只要广大留学人员同人民站立在一起、同人民奋斗在一起，就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绚丽篇章。（编导 赵菲菲）
2014年7月9日 -
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纪录片 《海归中国》大型媒体行动圆满成功
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2014年5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上海文广集团（SMG）联合策划，并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提供独家智库支持，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全程拍摄的纪录片——《海归中国》，历时5个月时间的筹备与拍摄，顺利摄制完成。上海文广集团与CCG特别选定从6月23日起，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连续播出了由SMG电视新闻中心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受到了海归精英、国际人士、留学生、大学生和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填补了首部描写正在活跃的海归精英的纪录片空白。 《海归中国》记录片通过讲述几代海归如何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社会与留学人才的变迁互动与海归社会影响力。本片聚焦大时代背景，跟踪中国进入全球化人才流动的大循环变化。将“海归改变中国”的理念置身于世界体系之中，在全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CCG向该片先后协助采访了龙永图、林毅夫、章新胜、高西庆、沈南鹏、徐小平、王俊峰、张磊、田溯宁、张亚勤、陶景洲、施一公、饶毅、莫天全等知名海归代表人物，填补了当代精英海归群体的历史性记录。 另外，《海归中国》纪录片大型线下媒体活动——海归精英专场论坛5月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揭幕。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亲自主持论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著名律师陶景洲进行了主题演讲，并与大学生和记者们嘉宾进行互动，分享了中国海归的精彩故事和观点。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与“快播上海”微信公共平台均播放了《海归中国》纪录片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园行”推广活动12个演讲现场的精彩海归演讲场面，有效地为《海归中国》五集电视纪录片从6月23日登陆上海东方卫视，“预热”成功，反响热烈！ 1978年6月23日，成为改革开放后留学生的重要纪念日。这天，邓小平发表了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6月22日下午13时，由上海文广集团（SMG）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大型媒体直播活动在上海文广集团（SMG）上海电视台新闻演播大厅拉开序幕，《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总顾问之一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受邀做客上海东方卫视直播间，与留英海归、著名主持人袁鸣，共同主持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节目，演播大厅先后展现了三场“海归中国”大型媒体系列特别报道节目。整个直播报道由CCG发布《中国海归发展报告》及《海归中国》纪录片开播仪式、海归创业就业行动及海归精英主题音乐会组成。 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先生，6月22日也受邀做客上海东方卫视直播间，与主持人袁鸣一起回顾了与CCG联合策划出版《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一书的编著出版历程，对上海文广集团在短时间内，以媒体极高的敬业精神，高质量地成功拍摄完成五集《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与由衷的致谢。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接受专访时认为：中国海归发展史一般都追溯到1872年，当时容闳组织了120个留美幼童去美国，第一批人里面出来了很 多有著名的人物，比如我们大家知道的，像第一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他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发起人，像第一个民国的交通总长梁敦彦，第一个清华大学（北洋大学） 的校长蔡绍基，也包括第一任民国的总理唐绍仪，这个对中国的现代化和近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可能是在近代中国很有幸有这么样一个伟大有远见卓识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这种务实的精神，他的这种国际视野和他当时在欧洲包括在苏联留学这五六年的经历完全是密不可分，改革开放的政策里面，第一个政策就是恢复高考，这个直接跟人才有关， 开放这个政策他第一个提出来就是派遣留学生。 该纪录片共分为五集，每集46分钟。全部采用高清技术拍摄，多维度运用纪实手法，体现所拍摄的人物主体的留学、归来、创业经历，并配以人物访谈、后期特效制作等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力争打造成一部海归创业的电视记录片精品力作。 《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共分为五集： 第1集：风起。 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国与世界从未如此亲近，海量而多元的世界文化随着人的自由流动而竞相绽放，在碰撞中熠熠生辉。曾习惯于旁观的中国人，自在自信，大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开放，使中国参与全球化从一马当先，到万马奔腾。 本集重点关注现代观念的启蒙者。案例包括：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放弃海外优厚条件，回国工作的一流科学家施一公、饶毅等。 第2集：潮涌。 国外有个雅虎，中国有个搜狐，国外有个亚马逊，中国有个当当，国外有个谷歌，中国有个百度，海归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力军。伴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步伐，这批企业家把理念带回故土，让想法变成了产品与服务，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以前人无法理解的速度，创造出有形与无形的巨大财富。 本集重点关注风起云涌的海归创业潮和创业者。案例包括张亚勤、沈南鹏、田溯宁、于刚等海归创业家。 第3集：改变。 全球化带给中国的，远不止两位数的GDP增长。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广泛的社会领域进行。越来越多的概念被接受，越来越多的案例被引进，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找到新的创业契机。中国本土公益模式，早期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国际上的影响，海归回国后对于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本集重点关注改变中国环保、教育、医学的海归创业者。案例包括朱伟卿、廖晓义、吕朝、杜可名、蔡史印等海归人士。 第4集：选择。 当留学从精英转向大众，当海归褪去曾经的光环，游历他国的岁月或许只化为一种经历。但更广阔的视野，更多元的品味，更自信的表达，将赋予年轻的海归更多选择的可能。 本集重点关注多元生活方式的倡导者。案例包括：宗馥莉、高晓松、洪晃、朱玮卿、服装设计师张娜等。 第5集：激荡。 当传统理念遭遇国际思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百年之前，留学精英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除旧布新，启动国家转型；百年之后，新时期的海归仍在坚持以自身行动，寻找推动政策进步的空间。由此而引发的理念交锋，观点激荡，势必更加广泛地回响在中国当下，也势必影响着中国未来。 本集重点关注制度创新的试验者。案例包括：中国证券市场奠基人高西庆，“控烟斗士”杨功焕、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等。 《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开播后，引发媒体广泛关注与热评，《文汇报》头版以《大时代召唤“海归中国”》为题，对五集电视纪录片《海归中国》所讲述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回国创业发展的海归精英群体的“家国情怀”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次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海归中国》记录片，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继去年与新华社电视总台联合策划，并提供智库独家支持的《中国留学生》电视记录片之后的，又一个集中反映“中国留学海归潮”的电视版海归主题纪录片。
2014年7月9日 -
一道紧迫题的必答
王辉耀教授表示：“移民政策改革是奥巴马在他第二任期内最重视的施政重点。可以预见，美国的移民法案一旦经国会众议院通过，将对中国人才吸引产生巨大影响。”现今，中国如何放宽“绿卡”政策已成为——一道紧迫题的必答 之前与在美国留学的同学联络，问其当地是否有什么人才引进新举措，同学说美国政府最近在酝酿一个允许高技能人才配偶在美工作的草案。这个消息，我们从王教授口中得到了证实。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移民政策改革发表有关讲话，并动用行政手段推出两项移民政策新规，一是允许H1B 工作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在等待绿卡审批过程中在美国工作；二是更新现有法规，让来自一些国家的专业人士更便于在美国就业并永久居留。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人才”吸铁石，正在加紧自己的移民政策改革，以更大的力度引才引智。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新一轮的国际人才掠夺战已然展开。 记者：国际人才竞争的趋势是什么？ 王辉耀：第一，全球人才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有2 亿多人不是在他们的出生国工作和生活，这个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3%以上。其中接近1 亿是技术移民，主要是流向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能看出，人才的流动主要是高层次人才流动在大幅度发展。 第二，各个国家更加重视人才。人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短缺的。据研究，在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雇主雇不到合适的人才，所以说大家都在抢人才。各个国家都开始启动各种人才签证计划，包括人才签证，像英国这么传统的国家也开始启动了，加拿大在去年增加了1 万个加拿大联邦移民的名额，包括经验移民。澳大利亚也在增加技术移民。不光是人才，我们现在连农民工跟普通劳动力都是短缺的，比如说像东莞在过去这些年，农民工走掉了相当大一部分，我们沿海现在都面临着人才紧缺、人才短缺的问题，这个值得我们关注。 第三，移民制度已经成为竞争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比如说像美国每年移民达到了14 万到15 万，每年都这样。加拿大也有十几万，澳大利亚也有十几万，还不包括新加坡和欧洲的国家。俄罗斯、日本现在也都有了相应的移民制度，包括中国台湾也在4 年前成立了台湾移民署；就中国大陆来看，目前还没有这些移民制度。我觉得在移民竞争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这个顶层设计提上日程。 第四，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一个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人才竞争的一部分。我们发现，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向美国输出连续三年第一，不光是美国，像俄罗斯或者像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都是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我们现在人才流动，从中国角度来看，进入了一个人才大流动、大循环的时代。 第五，各个国家都在争夺高层次人才。根据OECD 统计，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在美国有62%，美国培养了40% 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美国聘用了70%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包括高科技创新，在1995 年到2005 年这10 年间，25% 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创办人来自国外，加州这个比例更高，超过了40%，硅谷超过了50%。像我们熟悉的谷歌、雅虎，它的创始人都不是出生在美国。这可以看出人才对于一个地方经济的重要性。中国现在也需要这样大量的引进性人才，比如说回来一个李彦宏，创造了百度，那么可能提供2 万个就业机会，而且都是大学生的就业。 第六，各个国家不断在出台一些新的吸引人才的举措。例如说，加拿大、北欧对人才提出税收减免，新加坡还给予财务补贴吸引外国人才，像英国、瑞士、印度还签订了双边人才协议，包括一些特殊的招聘等等。现在大学都办到国外去了，像新加坡，现在专门有国际大学去新加坡办学，韩国也是这样。还有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的，据商务部统计，现在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研发机构已经超过了1200 家。所以我们能够看出一种趋势，各个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引进人才了。 记者：我国的国际人才战略是什么？ 王辉耀：我觉得，中国目前可以利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和一些机制、政策，要做的就是留住我国的人才不再大量流失，而且促使海外高层次人才大量回归，而且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大量吸引外籍人才。中国现在人才太单一，如果我们开放，则天下人才为我所用。我觉得中国在遏制人才流失、主动吸引和争夺外籍顶尖人才等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要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优势，这是第一次提出来。我们看其他国家，都是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我们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应该怎么办？这个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实际上，中国也有这个方面的战略，比如说2010 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我当时也参与了纲要的起草工作。而且中国现在也开始出台各种人才计划，比如说前几年的“ 千人计划”以及“青年千人计划”，还有“外国专家 千人计划”，包括也出台了人才特区的政策。我觉得人才特区这个概念挺好，前30 年我们是靠经济特区，未来30 年可能是靠人才特区，或者是人才改革实验区。当然，前面这些都是针对海外人才，去年出台了针对国内人才的“万人计划”，这些都具有中国特色。除了这些计划以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教育部、人力社保部、中科院的“长江学者计划”等。我国的人才计划还是相当见效的，比如说“千人计划”一共有3300 多人，其中正教授引进的数量是过去20 年的总和，这个数量还是很大的。包括我们现在也建立了全国160 多家留学生创业园，在国内创业的人也很多。还有一个值得注意，去年我们还出台了一个《出入境管理法》，我这里面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人才签证。我们通过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建言献策，在4 月份增加了这个概念，6 月份的时候就把这个概念写进了《出入境管理法》。因为我们认为《出入境管理法》不仅是怎么加强管理、怎么安全防范，还应该体现一个人才概念，我们要吸引人才。 记者：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掠夺竞争，中国需要完善哪些政策？ 王辉耀：第一，提升战略法制化的水平。我们有太多的计划，比如说《移民法》、《投资移民法》、《技术移民法》都应该出台。2003 年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召开，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跟我说，胡锦涛总书记问，我们的《人才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什么时候出台？10 年过去了，这些还没有出台。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升我们的法制化水平。 第二，绿卡发放的范围应该扩大。不光是在我们这个范围内，而且应该更多放宽，比如说印度发了1100 万张，中国现在才发了4000 多张，我觉得这个差距太大了。 第三，还要行政审批简化，包括外国人到中国来的待遇以及他们的工作签证等等，而且社保、医疗管理等等各个方面都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中国《国际法》应该考虑适当修改。1980 年通过的《国际法》规定，中国公民只要加入外国国籍就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这就等于把你开除了，就是取消你的户口、吊销你的身份证等等。美国是什么情况？你要放弃你的美国护照，对不起，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申请，要请律师或者是法官，或者是去使馆，还要看有没有付齐美国的税务和债务等等。你要放弃美国国籍非常难，美国也不取消你其他的证件，它实际上相当于默认。我认为这个方法是大部分国家采用的，也是值得中国参考的。 第五，政策的便利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觉得还应该提一些建议，比如说出入境管理政策刚出来的时候，提出外国人到中国来的签证是六个月，后来就减少到了三个月。结果《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上很多的外国人发表文章，说如果是三个月的签证，那么我就不来中国了，我来中国找房子也得找三个月，你得给我点时间才能适应这个地方，没有六个月的期限，我怎么到你这儿来？所以后来又恢复六个月。 第六，应加强人才库、智库的建设。这方面我们比较落后，像国内现在专门研究人才竞争、研究人才的智库是非常少的。第七，打开体制内、体制外的限制，提升现行的人才制度的国际化程度。现在我们人才利用主要局限在科技、教育，但是体制内、体制外我觉得开放得不够。最近中央统战部也在作新的调研，中国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这个也是中央统战部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就是怎么样来更好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我有一个建议，中央统战部实际上是作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为什么不可以让更多留学人员参与到政府部门来，提升政府国际化的运作水平。包括公务员的招聘，也可以专门为海外的这些留学生开放。我们现在有国内的硕士、博士到西部挂职，为什么不可以有海外的硕士、博士到国内挂职呢？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最后，实行普惠制的人才政策。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施行很多政策、推行很多计划，但是从长远来讲，还是要靠市场化，还是要有一个普惠制的人人都可以享受的政策，这样，人才流动才是一个自然的流动。来源：《求贤》杂志
2014年7月3日 -
《侨报》：中国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 全球排名第二
记者/杨早早 2014-6-27 在2014年6月27日于北京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行的“全球智库与中国国际化智库发展”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专家学者表示，中国智库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认为，思想领域的全球化竞争已经开始，而智库就是“思想产品”的创造者，为国家的全方位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目前，中国智库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智库组织被国际上所认可。在其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智库在数量上以426家排名全球智库“榜眼”位置，仅次于美国。 詹姆斯·麦甘指出，智库的作用是研究、分析和将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中国的智库在研究和分析上做得很好，但是在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上，还有待提升。 2013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等“硬实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而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更大进步，还应该包括“软实力”的发展，即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决策、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改革更是关键因素，这些都需要智库发挥积极的影响作用。 他提出，除了官方创立的智库，中国还需要民间智库。如果中国有大量真正独立的、高质量的民间智库产生，那么，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决策就能集聚各方面贤能的合理论证和声音，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014年7月2日 -
可持续发展需要新标准体系战略——第二届“战略思维高层论坛”发言辑要
2014年5月30日，第二届“战略思维高层论坛”暨第三届“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在中国科学院科研楼召开。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商可持续发展热点难点问题，务实提出和讨论对策方案。 段培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 当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经济转型的后续动力；二是某些环境负载达到极限状态，直接威胁国民健康；三是产品质量特别是某些关系国民健康和权利的产品质量挑战法律、道德底线，威胁国民的生存和公共生活。这三个方面都要求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标准体系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针对上述挑战，确立包含经济绩效指数、环境绩效指数和社会责任评估指数的新标准体系，改变评价体系或全或缺、畸重畸轻的局面，以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的综合评估。该体系应覆盖国家、区域、企业三个层面的行为主体。鉴于国家在推行绿色GDP评价体系中的经验教训，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复杂性系统模型尚未形成前，可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分别形成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的评估体系，由执行主体在实践中予以综合。 新标准体系战略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规范性治理的要求，要求法治进程的相向而行。不仅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而且需要评价主体、机制和运作的法定构架。 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和民众需要做好迎接中速增长的准备，更加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协调发展。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十五”至“十一五”时期是超高速的，“十二五”以来是高速。人们在发展社会经济时习惯于指数增长，但是指数增长具有欺骗性。经济增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能源、矿产、淡水、国内外市场、环保设施等难以得到相应的增长，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就业率问题。目前经济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都使就业率增长受限。解决该问题应改善企业的规模结构，在发展大企业的同时尤其注重对中小企业的培育；改革教育体制，培养技术型人才及中高层次人才，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着重发展社区服务业，发挥服务业的就业优势；大力建设新农村，吸纳广大劳动力就近就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为保证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实行节约资源的全民行动和全民教育，适当降低城市人均用地标准，建立城镇用地经济密度指标和区域性国土开发强度指标。 艾博思（Robert G. Eccles，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国际可持续发展及报告标准协会主席）： 中国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应该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为此，可以实行三步走的方案。 第一步，中国企业应采用整合报告这种评价体系。简单来说，整合报告要求企业在报告经济状况时必须列出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整合报告评价体系是在2013年12月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宣布的“国际框架”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有几个原则，如战略重点和未来方向、信息的联通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重要性原则、简洁、可靠性和完备性、一致性和可比性。第二步，公司的董事会必须发布年度重大事项和公众影响说明。通过这个声明，企业展示出自己的产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人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企业支持了哪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三步，企业的高管们可以使用新型管理工具——“可持续发展价值模型”，来确保投资的正确性。这样既满足了企业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又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基于中国对可持续发展价值的认同，中国企业采取上述三步走的措施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并应在这一过程中寻求最好的实现形式。 张伯赓（Julian Chang，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副院长，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可持续发展必须放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解读。全球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核心挑战：经济发展已经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形成生态赤字，必须尽快做出真正转变。人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大量消耗全球自然资源并不断制造垃圾的基础上，消耗和污染的速率已经远超过地球生成资源和化解污染的速度。 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以下三步互动过程推进可持续发展。一是意识的警醒，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必须为全民所关注；二是在整合中改变，使国家、企业和社会融合于可持续的整体进程；三是评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际成效，形成发展机制。这三步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全球层面，各国要致力于为所有公民创造更好的环境；在企业层面，在盈利的基础上追求员工和顾客的满意度；在个人层面，每个人要增强对周围环境的意识，学会和唯一的地球和谐相处，以观念和行动来推进可持续发展。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人不仅是我们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因素。当前阻碍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人”的不可持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问题。首先，中国的高层次人才发展不可持续。中国的高层次人才面临着“出得去、回不来、留不住、不重用”的状况，使中国成为长期以来的人才输出国，形成巨大的人才赤字。其次，中国的教育发展不可持续。中国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与国际相比有很大差距。再次，中国的产业发展不可持续。老一代农民工难留城市，新一代农民工尚未真正形成。这导致低端制造业不可持续，但高端制造业又缺乏人才支撑，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任务艰巨。 我们至少要采取三方面的对策：其一，加紧制定完善中高层次人才具体政策，尤其是签证、移民等方面的政策。其二，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其三，逐步放开城乡二元体制，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提升产业层次。 诸大建（同济大学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基于生态限制原则的可持续发展的包含模型，以此确定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创新的目标、原则和路径。通过这一模型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六个五年规划中经济、社会、环境三类政策的比重和关系可以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中国单项政策倾斜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是发展的主要内容。1992年中国参与21世纪议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始在理论上注意到三个支柱的发展，并在2001年的“十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思想，在规划编制中逐步重视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2006年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普及与深化，中国的五年规划政策有了环境引导发展趋势，但是在理论上仍然停留在并列或者融合的论述上。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开展基于包含模型的政策理论、指标和工具研究，以便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真正能够走向有强可持续性特征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以此为基点，中国未来发展要努力实现两个意义的脱钩。一是在经济增长达到3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的成果应该更多地转化为社会福利；二是经济增长要注意与资源环境的消耗脱钩，即以较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未来基于可持续发展包含模型的政策创新方向。 （王甜甜 刘欣整理）
2014年6月30日 -
联合国贸发组织报告：中国今年有望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金融领域投资）将很可能在今年超过吸引外资的规模，中国有可能跻身净对外投资国。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24日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表示，中国对外投资（包括金融领域投资）将很可能在今年超过吸引外资的规模，中国有可能跻身净对外投资国。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全年吸引外资达123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3%，居全球第二位，与位居全球第一的美国的距离进一步缩小。同时，中国对外投资达101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5%，成为美日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13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达6136亿美元，全球排名从2011年第17位上升至2013年的第11位。UNCTAD高级官员梁国勇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这个转变显示出了积极的信号和意义。金融资源能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中国拥有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 能更有效地保值和增值，提高资产收益率；通过海外收购，中国企业能够提高竞争力。“唯一需要改善的，是在自然资源以及服务业领域。中国庞大国有企业为主的内资群体，在过去开放的竞争过程中，通过一定程度的垄断保护发展，如何可持续发展，并通过‘走出去’做强，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梁国勇告诉记者。对于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报告描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脱离国际投资体系；另一方面是深化和扩大谈判。UNCTAD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重点指出，大型自贸区协定的谈判就是一个例证。这些协定一经达成，会对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带来系统性的影响。显然，中国如何适应并主动介入这种影响，也是正在面临的重大命题。三大区域协议 影响全球投资规则重构今年的报告侧重对大型自贸区协定的分析。分析显示，三大区域协议正在影响全球投资规则的重构。从数据来看，目前正在谈判的三大区域协议之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所有成员对外直接投资（FDI）规模在全球大趋势中占到四分之一，甚至更多。另两大正在谈判中的区域协议，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的所有成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是如此。此外，仔细剖析三大区域协议各自成员的对外引资模式，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正在开展TTIP谈判的美国和欧盟在吸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近乎减少了一半，从2008年危机前的56%降至2013年的30%。在TPP中，美国份额有所减少，但其中新兴经济体的扩张起到了弥补作用，因此TPP成员吸引外资的总体份额从2008年之前的24%提高至2013年的32%。RCEP成员近年来吸引全球直接外资的流入额占20%，基本达到了危机前的水平。梁国勇对本报记者说，谈判时间表确实有不确定性，但是这些正在进行的谈判本身，对于全球投资规则重构的影响依然存在。他说，首先，不论是学术界、各国政府，都对现存的问题有共识，对下一步规则走向，也依然在积极探讨的过程中。区域主义的崛起，也是对之前全球化进展的反思。这几个大型的区域谈判，由于有全球最重要经济体的参与，有两个作用：示范与共识建设，这些影响依然随着谈判进展在释放。比如，一个基本的共识是，目前的谈判内容都已经进展到了21世纪议题，从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到了准入前的国民待遇；投资贸易服务市场准入谈判，与知识产权传统相关问题相结合；国有企业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环境及劳工问题。《报告》分析了各国的投资鼓励措施。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体制运作及作用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改革呼声。4条改革道路日益明显，包括保持现状、脱离现有体系、有选择地调整、系统性的改革。UNCTAD认为，第四条路径是必要的和可取的，并建议采取多边途径推进一个全面的、协调一致并能更好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的改革。这也是应对复苏增长的全球外国投资的一种集体呼声。从整体来看，全球外国直接投资2013年增长9%，达到1.45万亿美元。包括发达国家集团、发展中国家集团和转型期经济体在内的所有主要经济集团的直接外资流入量均有所增加。全球直接外资存量也提高了9%，达到25.5万亿美元。贸发组织预测，全球直接外资流量2014年将增加至1.6万亿美元，2015年达到1.75万亿美元，2016年达到1.85万亿美元，资金流的增加主要受发达经济体投资的驱动。中国外资体制 如何变革适应国际趋势《报告》指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对外投资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推动和吸引外资的局面将发生重大转变。对外投资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梁国勇对本报记者表示，一些客观因素也在支撑中国对外投资数据的走高。一方面，人民币长期升值趋势并未改变。汇改一直是促进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汇率影响企业所持本币的海外购买力、成本和相对收益率。1月下旬以来，人民币贬值的总体幅度很小，长远来看，也没有改变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相对过剩的局面，短期内也不会改变。他发现，中国对外投资还有一些独特优势。比如中国制造业中的过剩产能，与对外投资结合，可以满足低收入国家对产能的需求。此外，一些适合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技术，比如高铁，可以在局部造成热点。同时，中国融资优势，可以与企业的对外投资优势相结合，尤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事实上，《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去年世贸组织巴厘岛会议期间了解到，由于金砖国家在面对美国QE退出时产生分化，中国一枝独秀的表现，客观上已经助推中国的投资政策正在更向西方靠拢。但改革的阻力也相当大。梁国勇重点提及了中国上海的自贸区，这是贸易、投资、金融三位一体的改革试验，国际上没有先例，顺应了新的规则形成，是与国内政策相互作用的积极尝试。但这个改革的过程，与进展艰难的区域谈判一样，尚需过程。以上海自贸区资本项下开放时间表为例，他认为，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是国家层面重要的金融决策，也是长期渐进改革过程。对上海自贸区来说，争议存在于，资本大进大出冲击下，如何建立安全阀，是否存在风险冲击等。詹晓宁建议，中国在改革外资管理体制的同时，也应推进对外投资体制的改革，制定新的对外投资战略。其核心是通过集群式、国际生产一体化的对外投资在更高层次上利用、整合国际资源，最终建立自己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
2014年6月26日 -
《海归中国》大型媒体直播行动特别报道
1978年6月23日，成为改革开放后留学生们的重要纪念日。这天，邓小平发表了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为纪念邓小平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6月22日下午13时，由上海文广集团（SMG）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大型媒体直播活动在上海文广集团（SMG）上海电视台新闻演播大厅拉开序幕，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里，先后展现了三场“海归中国”大型媒体系列特别报道节目。整个直播报道由CCG发布《海归发展报告》及《海归中国》纪录片开播仪式、海归创业就业行动及海归精英主题音乐会组成。 第一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现场发布2014《中国留学海归发展报告》。 直播首先由本次《海归中国》媒体大行动总主持人、留英知名海归袁鸣邀请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做客新闻直播大厅， 代表智库发布最新2014《中国留学海归发展报告》。 王辉耀博士在直播间与广大电视观众，共同回顾了中国留学百年历史，并代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了《中国留学海归发展报告》的研究成果，随后，袁鸣邀请王辉耀博士介绍了中国留学生主要的留学国家情况和数据分析，并预测未来五年，中国或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新历史拐点。 报告分析了五大方面成为很多留学生最终选择回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动力：一是留学潮带动了海归潮；二是中国经济稳定是留学人员回流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三是政府在不断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与政策驱动力；四是涉及到文化的因素，尤其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更趋于包容发展与尊重地域性的文化习俗等；五是因为中国留学生与生俱来的“家庭团聚情节”， 同时，近年来，中央及国家特别重视人才引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后，最近连续多次在众多场合谈到人才问题，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人才海外培养与引进政策，推动了中国“精英型”海归的回流大潮的到来。报告还分析了海归就业创业发展趋势等海归研究最新动态。 第二场：海归创业及就业招聘行动 在《海归中国》直播现场，同步举行了海归创业及就业招聘的线下主题活动。 第三场：“归来的星光”——“海归中国”主题的海归音乐会 6月22日下午，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由上海音乐学院一批先后走出国门，留学海外并载誉归来的音乐家，从世界各地汇集到上海，用声情并茂的演出，演绎出一场“海归中国”主题的中国海归音乐会。以千人计划”专家黄英为代表的一批在国际音乐节上荣获大奖的海归音乐家们，张建一、黄蒙拉、沈洋、张诚杰、宋思衡等用自己美妙的声乐与器乐演奏，唱响了整个《海归中国》主题音乐会——“归来的星光”的演播大厅。 本次直播活动中，负责《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一书出版的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先生，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受邀做客新闻直播大厅，与主持人袁鸣共同回顾起这部以“海归中国”为主题的图书的编著出版过程。 负责五集《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总导演的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首席编导刘晓清，和赴海外美国、法国参与跟踪拍摄徐小平、陶景洲故事的张艳艳编导，都谈起了他们对第五代海归，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走出国门，如今又回到国家创业发展的优秀海归代表们，表达了一种电视新闻工作者发自肺腑的敬重与感叹。在谈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的海归故事时，他们对我们国家能拥有这么一大批优秀的有时代感与使命感的“海归中国群体”，感到骄傲与自豪。“情满世界 爱满中国”——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注入了为了中国走向全球化的海归情怀，创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一页，才会如此波澜壮阔，海归中国，影响世界。 历时半年时间策划与拍摄完成的五集大型海归纪录片《海归中国》于6月23日在上海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晚间开播。6月23日—6月27日每晚22:30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推出，6月24日—6月28日每晚凌晨0:15在东方卫视播出，6月30日—7月4日每晚23:00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将集中讲述几代海归影响中国的壮阔情怀。此次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海归中国》记录片，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继去年与新华社电视总台联合策划，并提供智库独家支持的《中国留学生》电视记录片之后的，又一个集中反映“中国留学海归潮”的电视版海归主题纪录片和大型媒体行动。第一集预告片第二集预告片第三集预告片第四集预告片第五集预告片
2014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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