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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人工智能不会导致大量失业2017年7月5日
编者按: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第四次科技革命成为会议的主题,而“人工智能”无疑是其中的主角。从语音交互到无人驾驶,从Master横空出世撬动围棋界冰山一角,到AlphaGo所向披靡击败棋王柯洁。人工智能将给人类带来什么改变?对此,创新工场创始人兼CEO、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李开复和携程网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两位科技界大佬最近因为观点的不一,展开隔空论战。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创新往往涉及审美以及口味的判断,与创新相关的工作都必须由人类完成。如果人类失去了探索的欲望,将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衰落。近日,李开复在《纽约时报》专栏发布了一篇题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文章,第一财经获授权发布,引起重大反响。李开复在文章中认为,人工智能将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人类大规模失业和贫富差距;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鉴于中美两个人工智能的发展,世界不少国家将最终成为中美两国的经济依附体,这样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将重塑当今的地缘政治版图。对于李开复发观点,梁建章不以为然,发文反驳。首先,梁建章认为,人工智能不会带来大量失业,至少到30年后,现在一半的工作才会被机器人取代。而届时,教育、医疗、旅游和其他高端服务会产生巨大的服务业工作需求,完全可以吸收工作被AI取代的劳动力。其次,梁建章表示,人工智能不会带来贫富差距大幅上升。只要市场上存在3家以上的接近竞争对手,企业就赚取不到大额利润。这样的经济规律,与李开复所言的大公司因为人工智能提升效率从而赚取巨大利润的观点相违背。因此,虽然中美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的超级大国,但人工智能公司也不会有钱影响到国际关系。最后,梁建章称,创新往往涉及审美以及口味的判断,与创新相关的工作都必须由人类完成。如果人类失去了探索的欲望,将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衰落,这可能是比贫富差距更值得人警惕的问题。以下为梁建章本次发布的内容全文:李开复博士是一位著名的人工智能科学家,最近他在纽约时报上预测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景和其对经济的影响。 我的观点是他对技术的前瞻是一如既往的敏锐,但是对经济影响的预测却有待商榷。首先李开复博士预测人工智能会带来大量失业。事实上,人工智能现在还远远不能取代大多数服务工作, 因为机械手还远不如人手灵活。AlphaGo可以击败世界上最好的围棋手,但是还是要靠一个工作人员的手把棋子放到棋盘上。据估计,机器人技术至少要30年才能取代人的清扫、空姐、保姆等工作。麦肯锡估计到2050年,现在一半的工作将被机器人取代。取代一半的工作,从经济上来讲,就是把生产率和每天的薪资提高一倍。这意味着在工作量不变的情况下,平均一个美国人每年收入大约十万美元。在这个收入水平,人们会减少工作吗? 有些人会每周工作3~4天,但是还会有很多人每周还是工作5天,然后把10万美元去消费更好的教育、医疗、旅游和其他高端服务。这就会产生巨大的服务业工作需求,完全可以吸收工作被AI取代的劳动力。李开复博士的另一个预测是贫富差距会大幅上升,因为大公司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效率提升,从而赚取巨大的利润。问题是,历史上有很多革命性的技术也带来了巨大的效率提升和社会效益,但是发明或使用技术的公司并没有赚到巨大的利润。谁还记得哪个公司发明了蒸汽机、计算机或者机器人,并且赚了多少钱?一开始发明和使用新技术的公司能够赚不错的利润,但超额利润往往会很快消失在激烈的竞争中,最后消费者得到了低价和高质的产品服务,成为最大的得益者。的确,人工智能技术需要大量的数据,这有利于大公司。但是世界上有不少有大量数据的大公司,举例来说,在无人驾驶领域,Google, Tesla, Uber 还有几家中国公司都有足够的数据成为有力的竞争者。一般的规律是,只有要3个以上接近的竞争对手,就赚不到太多的利润,所以虽然中国和美国会成为人工智能的超级大国,但是其人工智能的公司不会有钱到可以影响国际关系。最后,我认为与创新有关的工作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主要由人类完成。一方面,让电脑来做创新可能是太危险。另一方面,创新往往涉及审美和口味的判断。例如,如果任务是评估一段音乐、一部电影,或者一种新菜,人类可能永远比机器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有人说,创新只需要少数天才,不需要大量人口。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趋势。人类在创新方面正在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本和人力资源。这种趋势现在并没有放缓的迹象。将来会更多人具备能力和意愿来参与某种形式的创新活动,既包括高技能工作(例如人工智能编程),也包括低技能工作(例如游戏测试和电影评论)。更多的人将具备这种能力,这部分归功于人工智能帮助他们提高分析能力。更多的人将具备这种意愿,因为参与创造是富有乐趣和满足感。即使是像电影评论这种轻松的工作,也是某种形式的创造性活动。所以我们不必担心现在的研发工程师会变穷或者没有工作。真正要担心的是程序员和数据分析员的收入远高于清洁工的收入,正如李开复博士指出的那样。但是贫富差距加大不是一个新问题,解决办法还是要提高基本的社会保障和普及教育。AI技术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教育智能化可以反而帮助政府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总之,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服务业工作机会出现,而创新相关的工作会不断增加。长远来看,创新不光是解决一个问题,更多的是探索未知的事物。人类对更多食物和住房的需求很容易饱和,然而人类总是有兴趣探索新的器具、新的故事、新的游戏,以及探索太空。如果人类不再有探索的欲望,那么人类文明将开始衰落。这是一个比“贫富差距”难得多的问题。 【附】李开复在《纽约时报》的“观点”栏目发表专栏文章《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中文全文:《李开复:人工智能将重塑当今地缘政治版图》面对呼之欲出的人工智能时代,你最担心什么?通常,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像各类科幻片中的惊悚情节。他们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带来所谓的“奇点”,即在人类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人工智能会完全超越人类智慧,继而将人类社会带入一场无法想象的变革当中。人们甚至开始怀疑,人工智能是否最终会控制人类,使人类沦为所谓的“机械人”。这些问题值得探讨,但并非亟待解决。先不论这些问题是否会发生,即使哪天真的出现,也是数百年以后。而目前,人类还没有任何已知的途径和方法能够将当前最卓越的人工智能系统——比如刚刚战胜了最出色的人类棋手柯洁的围棋计算机程序AlphaGo,转化为通用的人工智能,即具有自我意识、可进行常识性推理、能够自觉地从多领域获取知识、并具有感知、表达和理解等能力的电脑程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恰恰相反,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的发展速度之快大大超出我们的认识和预期,人工智能技术注定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并不完全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人工智能是工具,不是一种智慧形式。但它注定会重新定义工作的意义以及财富的创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因此,当务之急,让我们先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予以关注。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粗略来讲,人工智能技术指的是获取某一领域(比如贷款偿还记录)的海量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对具体案例(是否应给某人贷款)做出判断,以达成某一特定目标(贷方利益最大化)的技术。这些技术在给定任务中所展现出的工作能力已经被证明可以完全超越人类的表现。今天,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对就业造成冲击。很多岗位和职业会逐步消失,例如银行出纳员、客户服务代表、电话销售员、股票和债券交易员等;甚至律师助理和放射科医生这样的工作也会被这类软件所取代。假以时日,人工智能技术还会学会控制如无人驾驶汽车和机器人这类半自主或全自主硬件设施,逐步取代工厂工人、建筑工人、司机、快递及许多其他职业。与工业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并非单纯指向某些特定岗位和职业,如传统制造业中的手工艺者被流水线工人所取代;或只会使用纸张和打字机的秘书被精通电脑的个人助理所替代等;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是对现有职业和工作版图大规模地颠覆。毋庸讳言,其中大部分为低薪工作,但某些高薪岗位也将面临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变革将会为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及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公司和企业带来巨额利润。试想,如果优步能全面利用无人驾驶车进行运营;苹果公司能够省却大量人力生产其产品;全年满足超过三千万笔贷款请求却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的借贷公司;可以想见,这些企业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造何等惊人的利润和收益!而这一切已经是现在进行时。创新工场最近就在国内投资支持了一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借贷的初创企业。诚如你所看到的,人类正面临着很难妥善共存的两个发展前景: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仅用少量人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也将因此而下岗和失业。各种权衡,何去何从?答案之一当然是教育,即要对人工智能所不擅长的领域进行有针对性的人员教育和再培训。具体来说,人工智能并不擅长需要创造力、规划能力以及“跨领域”思考能力等类型的工作——比如辩护律师。这些能力也是目前很多高端职位所要求的,问题是通过短期培训来传授和获取这些能力和技能的可能行较低。另一个方向则是弥补人工智能系统所欠缺的“人际交往能力”,发展出更多类似社会工作者、酒保、按摩技师等需要人际间微妙互动的岗位。即便如此,另一个问题随之出现:我们的社会对酒保或类似岗位又有多大需求呢?按照我的个人推测,要解决人工智能变革所带来的大规模失业问题,需要的是更多我所说的所谓“关爱服务”。 这是人工智能无法完成,而社会又大量需要的服务;更不用讲你我生而为人所赖以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此类服务岗位不胜枚举,例如:陪伴老人就医的志工、孤儿院的教导员、戒酒互助社的志愿者,甚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帮助那些沉迷于电脑虚拟现实刺激中的“平行人”重返人生现实的热心人。换言之,当下的很多所谓志愿服务工作未来都可能成为真正的职业。其中一些服务甚至会转变为高薪职业并趋于专业化,例如可协助和配合“人工智能癌症诊断程序”工作的、具有专业医疗知识、同时又富有同情心和极强沟通技巧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总体而言,人们可以选择比现在更短的工作时间。那么,谁会为这些工作买单呢?文章开始时我提到的那些集中于相对少数企业手中的巨额财富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所创造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会不可避免的转移到那些工作被取代了的人们那里去。而这一过程似乎只能是通过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即提高政府相关领域的开销,及增加高利润公司的税收来加以实现。至于那样状况下的社会福利是何种形式,我认为可能是一种有条件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即社会福利将面向有经济需求并符合条件的人群。所谓“条件”,是指福利申请者必须努力参与就业或再就业培训,或保证参与一定工时的“关爱服务”。当然,为了给这类社会福利提供资金,提高税率可能在所难免。政府不仅要补贴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工作,还要设法对此前大量下岗员工无法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进行弥补。这就带来了关于人工智能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我所描绘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或许在美国和中国是可行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通过其规模巨大且成功的人工智能企业来获取税收,并以此支撑其高昂的社会福利方案。但是其它国家又当如何呢?相较而言,其他国家会面临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大部分人工智能所创造的财富会流入美国和中国。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在这个良性循环里,中美两国目前已经汇聚了大量人才、市场份额以及能够调动的数据。举例来说,中国的语音识别企业科大讯飞以及人脸识别公司如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等就市值来讲,都已经成为行业翘楚。在谷歌、特斯拉及优步等企业的引领下,美国的无人驾驶技术也是首屈一指。而在消费互联网领域,中美七家企业——谷歌、脸书、微软、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都已在其现有产品和服务中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并正快速将其运营版图扩展到全球范围内,尽可能占据更大份额的人工智能市场。从目前的情势看,美国似乎占据发达国家市场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而中国公司无疑赢得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对于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讲,另外一项挑战则在于许多国家还在日益增长的人口,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庞大的人口可以成为一种经济资本,就如同其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资本却可能成为经济负担,因为其中大部分人口将面临下岗失业。所以,如果很多国家不能通过向高额盈利的人工智能企业征税来补贴工人,他们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依我个人推论,为避免本国人民陷入贫困,这些国家会与提供最多人工智能软件的国家——中国或者美国——进行磋商和谈判,最后以特定人工智能企业在本地用户中的盈利来换取国家所需的社会福利补贴。从而最终成为中美两国的经济依附体,这样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将重塑当今的地缘政治版图。一言以蔽之,最大程度地缩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已是当下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差距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从乐观的角度看:人工智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打破全球经济失衡状态的机会,而挑战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将使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文章选自第一财经网,2017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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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中国不需要更多多元化公司2017年6月26日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 最近随着美团公司CEO王兴的采访,又掀起了公司多元化和专业化的话题的讨论。多元化和专业化当然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历史上肯定有很成功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公司。但我们还要看一下大的趋势,未来中国会有很多成功的多元化公司吗?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会培育更多多元化的公司或者专业化的公司呢? 首先,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市场规模会变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也会更加专业化。同样的逻辑,越是市场大,人口多的国家,产业的分工就会更细。 一个小国(如日本)最大的电商公司,可能又做旅游,还做金融。但像美国这样的大市场,分工很细。电商只做电商,旅游只做旅游,外卖只做外卖。中国未来的市场规模超过美国,分工可能比美国更细。 其次,专业化有利于创新。创新需要专注和企业家精神。所以,大部分创新都来自于某一个行业的某个初创公司。多元化公司从决策和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但是多元化公司往往有更多的财务资源可以通过模仿和投资来扩张业务板块。 举例来说,美团的点评业务是收购点评后获得的,美团的外卖业务就是模仿了“饿了么”公司。从社会效应来讲,多元化公司因为不是引领创新,所以对社会的贡献要比专业公司要小。同样也因为不是自主创新,多元化公司的资本回报比较低。 多元化公司虽然规模大,但是需要和其他资本竞价投资好的企业,或者需要靠烧钱追赶创新者,所以一般来说资金回报就会较低。在风险资本不发达的年代,多元化公司具备一定的金融资源的优势,所以还能取得不错的回报,例如日本,韩国过去的风险资本不发达,就出现了不少多元化的企业财团。 对比的,在美国,风险资本发达,多元化公司就很难获得很好的回报,美国的GE公司是美国最好的多元化公司,但是就连GE,近几年的业绩也不如人意。最近几十年,相对于日本,美国的专业化公司要比多元化公司发展要好的多,整体美国的创新力也更旺盛。 再次,还有一个因素是全球化。如果一个产业的全球化程度高,那么其潜在市场就是更大的全球市场,这样这个产业的分工更细,公司的专业化程度就更高,整体产业的效率也会更高。这是全球化给更具创造力的专业公司带来的机会。 很多美国公司当取得了本土市场的成功后,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化,把自己的创新扩展到全球市场,而很多中国公司却首先考虑多元化,去投资或者进入新的业务。这可能和中国公司的全球化能力不强,或者公司本身的优势就不是来自于创新有关。 但是这个现象正在发生变化,华为已经有一半的业务来自于海外,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在积极地推进全球化。例如,携程就有很好的全球化前景,携程的国际业务已经占了整体业务的20%,而且正在迅速成长。 所以,以上的分析,我认为总体来说,中国的企业更应考虑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发展,因为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还大,产业细分程度会超过美国。另外,中国经济还是处于快速发展期,很多行业还处于创新期,这有利于专业公司。中国的专业公司也不缺少资本支持,多元化公司的资金优势并不明显。最后,随着中国企业创新力的提升,全球化的成功率会提高,回报也会比多元化好的多。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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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经济发展根本动力在于人力资源和创新2017年5月19日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4月23日,携程执行董事会主席梁建章在2017年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表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在于人力资源和创新。梁建章呼吁,目前中国面临老龄化、生育意愿低,中国未来人口状况很不乐观,未来中国要和东亚国家采取类似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注重提高人口整体素质。 梁建章2006年卸任携程CEO,去斯坦福读博士,主攻人口,研究中国的人口,当时中国还是一胎政策,现在已经放开二胎。梁建章认为,未来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还是创新,归结到人力资源。 梁建章认为,中国高速发展得益于人口规模,携程有五千名工程师开发最好的旅游网站,而日本人口少,最好的在线旅游公司只有一千名工程师。中国互联网公司比美国规模还大,因为有最大的市场和人才优势。 在梁建章看来,现在职业女性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未来中国要和东亚国家采取类似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提升人口质量也是问题,中国短期在农村还有巨大的人力资源缺口,如何让农村小孩到城市接受教育,提高中国人口整体素质,是要思考的。梁建章建议,短期来看,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源投入,包括更多人生二胎,建立更多幼儿所、幼儿园。文章选自网易财经,2017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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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要让更多家庭敢生二孩2017年5月9日
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过去的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实施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波生育小高潮,在人口红利消减的今天成为利好。人口新政亦成为近年来最显著有力的改革措施之一。 过去的2016年,在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地实施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一波生育小高潮,在人口红利消减的今天成为利好。人口新政亦成为近年来最显著有力的改革措施之一。 不过,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一年多,效果未如有关部门预计中理想。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这在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此外,全面二孩放开,导致医疗、教育等社会资源供需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衡和紧缺。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托育资源缺乏和妇女的职业发展问题都影响着很多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因此卫计委下一步将推动建设标准化的母婴设施,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如完善延长产假、设立陪产假等措施。 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在此次采访里,他强调应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 呼吁尽早出台二孩配套政策 时代周报: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你就提出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现在有没有新的想法? 梁建章:放开二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开始,要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可以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具体来看,一方面,为育儿提供各种便利,尤其是教育、基础设施等规划更有前瞻性,未来可按城市整体规模来规划教育设施。另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在就业等方面充分保障她们的基本权益。 另外,我建议设立“双子节”,并在未来将之逐步扩展为系列性的“育子节”,这有助于倡导健康的生育观念,营造生育友善的社会氛围。例如可把每年1月1日定为“单子节”,2月2日定为“双子节”等。 时代周报:虽然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放开,但到现在你一直还坚持撰文呼吁国家积极采取鼓励生育政策,你认为目前的生育政策还存在什么问题?回过头看过去这些年的呼吁,是否达到你预期的目标? 梁建章:全面二孩政策面临着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的挑战,特别是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随着生育堆积释放结束,未来并不乐观。放开二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开始,要走出低生育率陷阱,还需要更多改革,并在教育、医疗、就业、税收方面切实减轻父母抚养孩子的压力,让普通家庭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2016年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5年增加100多万人。由于堆积生育效应弱化以及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的妇女数量锐减,中国人口大幅增长可能性不大。我们做的调研显示,70%-80%的受访者想生二孩,但真正敢生的人可能只有三成,养育成本高、计划生育对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因素都在抑制生育意愿。应尽早出台全面二孩的配套政策,让更多人敢生二孩。事实上,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得益于此,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生育率近年来都略有回升。 东亚文化圈共同面临的问题 时代周报:根据卫计委的统计,符合全面两孩政策的约9000万对夫妻中,60%以上女性在35-49岁。这部分女性虽然生育意愿较强,但已经处于生育年龄的晚期,时间窗口相当小,这是不是全面二孩实施后效果未如预期的原因? 梁建章: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这推高了育儿物品和服务的价格,而少子化又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规模效应,推高了平均养育费用。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负担的判断来自对孩子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若家庭普遍养育两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没有这么多顾虑。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抑制越强,形成恶性循环。 具体措施方面,可以向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减免税收,同时义务教育向下延伸,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并鼓励和扶助有条件的企业和单位试办托儿机构,以便切实减轻养育孩子家庭的负担。 另外,我认为还应该放开户籍限制,让更多外地人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生儿育女。这样不仅能促进中国的创新和经济发展,还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时代周报:从日本、韩国等地区的经验来看,大部分鼓励生育的国家最终也没能让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这是鼓励生育的措施效果不佳,还是说低生育率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 梁建章:即便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 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 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下,东亚的生育率更低。可能原因是东亚文化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东亚社会的道德规范也不接受在西方越来越普遍的非婚生育。 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经让城市居民把一胎当成默认选择,而农村正在向城市看齐。综合过去20多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甚至还低于日本和韩国。文章选自《时代周报》,2017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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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人口流动能带来创新和降低贫富差距吗?2017年2月7日
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中国人口原来一直占到世界20%的人口,但1200万人口的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不到10%,而且人口剧烈老化,所以,放开二胎远远不够。穷人到城市来,如果能够成为市民,无论是开专车还是做服务业,收入肯定比在乡村高。如果来到城市工作,农村人口就少了。而留在农村的,无论是种地还是搞旅游,人均占用资源就多了,收入也会更好。所以人口流动是最好的降低贫富差距的一个手段,但中国现在限制人口流动。“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这个话题一直非常紧迫。人口、创新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活力,决定了中国经济是否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发达国家。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一是人口的规模,二是人口年龄结构,三是人口聚集,四是人口流速。▌人口的规模中国这些年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规模效应。在创新创业和一些新兴行业,规模效应的优势更大。在最有前景的新兴行业,无论是互联网行业、高端服务业、文化产业,本土市场的规模效应变得非常大。例如我所在的在线旅游行业,如果一家外国公司要为中国人提供这样的服务,需要和本土市场的客户、协作企业进行很深入的交流。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够把国外的公司都打败,就是得益于规模效应。美国过去也利用它是发达国家的最大市场,做出了很多服务性的品牌。无论电影、快餐、互联网,它在本土能够做到最大,最先达到规模效应,比其他人早半年或者一年就可以把产业做到全球去。中国也是这样,在创新的行业,人口多反而是个优势。▌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的年龄结构常常被人们忽略。我在做创新创业与人口关系的研究时就关注到了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近二三十年日本创新创业的活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年龄结构为什么这么重要?看起来很好理解——年轻人创新的想法比较多,精力充沛。其实不光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年轻人少了,社会活力也会下降,因为老人可能会阻挡年轻人冒出来。比如在大企业中,如果企业人口结构老化,年轻人的晋升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声音、想法和创新项目难以得到认可,企业的创新活力就会下降。日本就有这样的情况,随着企业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现有大企业的创新活力也在下降。如果年轻人在社会上的晋升比较慢,都在低级职位,没有经过历练,收入不高,也没有很多的积蓄,那么他的创业活力也会下降。创业公司也招不到特别好的人,因为没有特别资深的年轻人愿意或者能够加入创业公司。而且创业公司也不太容易和社会上其他的企业合作。年轻人少了,整个社会上年轻人的活力也会下降,社会会对年轻人有一种压抑作用。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政策也会随着人口的老化变得更加保守。英国脱欧就是这样的例子。英国脱欧中的选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选票完全不同,年轻人不希望脱欧,老年人希望脱欧,但没有办法,老年人占比高很多。▲ 街头上支持留欧的年轻人。根据YouGov 统计,18-24岁英国年轻人中,75%的人选择了留欧;超过65岁的老人中仅有39%的留欧。许多年轻人指责老年人决定了年轻人的未来,甚至呼吁不该给老年人投票权,代际之间充满撕裂与争议。 © The Financial Times日本的宏观政策,为什么二三十年里不愿意让企业破产?它就实行一种非常低的利率甚至于通缩的宏观政策,使得效率比较低的企业能够延续下去。这对一个四五十岁的员工来说是有利的,如果这些企业倒闭了,再换工作可能会非常辛苦。但对二三十岁的人来说,这是不利的,因为老企业还存活着,年轻人就缺乏创业的机会。同时,日本二三十年的通缩对年轻人非常不利。通缩使老年人的积蓄变得越来越值钱,年轻人去工作后的工资反而在下降,因为卖的东西越来越便宜。所以,老人变得越来越有钱,年轻人变得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这其实和日本的宏观政策有关。而宏观政策恰恰是因为日本整个社会的老化,及选民的老化相关。日本老年人人口指数从1991年后迅速增加,经济一下子不行了,延续到现在大概是二十多年。日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先进入老龄化的,因为它在二战后没有婴儿潮,而其他的发达国家在二战后都有或长或短的婴儿潮。日本的生育率在二战后快速下降,最早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一现象对我们很有借鉴作用。为什么难以看到日本的创业呢?专门研究全球创业的机构做了一个调查,按年龄分布来看,一般来说所有国家30岁左右的人是创业的最佳年龄。而日本创业年龄是四五十岁的人较多,这和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尤其是企业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有关。一九七几年,当时日本人口年龄结构还比较年轻,30%的人在35岁前可以做到经理,到了九十年代这个数字只有一半。如果看更高层的一些职位,45岁以下的部门经理占到20%多,到九十年代这一数字只有三分之一,45岁以下的部门经理只有7.60%,绝大部分部门经理都在50岁左右。▲ 日本与西方主要国家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图。 © mof.gov.cn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知道中国80后是很大的一个人群,80后正处在30岁左右,恰好是创业非常旺盛的时期,所以中国现在的创业很好。但这是非常不可持续的状态,因为到90后、00后,人口就少了很多,比80后少了40%左右,未来中国是迅速老化的过程。中国和日本相差35年左右,到2020年,中国的老龄化将与1990年左右的日本差不多。所以,要看以后中国人口政策有没有大的变动,如果维持现状的话这一情况将会更差,未来中国人口结构会很严峻。 放开二胎够吗?我这边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在2015年,按照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估算,平均每年有1600万出生人口,比起上个年代的生育高峰已经减少了30-40%。但现在很多人不生二胎,所以估计有一个200万左右的反弹,但这种补生是暂时的。现在生育年龄普遍在25岁到30岁,也是80后生育的末班车,以后还加上一些补生,所以现在是一个生育高峰期。但到2020年以后主要是90后这批人。现在生育率非常低,最多是1.5%,可能是1.3%、1.2%,有的时候会更低,人口将会下一个台阶,达到1200万人,这将比80年代少一半。中国人口原来一直占到世界20%的人口,但1200万人口的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不到10%,而且人口剧烈老化,所以,放开二胎远远不够。为什么说放开二胎远远不够呢?这很容易理解。大家现在在北京,生两个孩子是大家的理想,但理想距离现实非常遥远,无论是房价还是工作压力,还是女士念博士,理想和现实一般差到30%到40%,理想是生两个孩子,但最多生育1.5个,而且还有很多人不结婚。▲ 计划生育实施后,中国人口结构有所变化,生育率快速下降。 © theinitium.com如果对比同样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台湾、日本还是韩国,他们的自然生育率很低,虽然这些国家已经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但他们的生育率还维持在一点零几,中国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中国面临着推出至少和他们一样或者是超过他们的生育政策,才能维持住我们的新生人口而不会继续下降。▌人力资源投入不够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糟糕的状态,即教育投入不足,这里有很多原因。首先,中学教育。中国只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但和我们同等发展水平甚至比我们还穷的国家都提供12年的义务教育,所以这方面还是不够的。第二,高考。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对小孩升学非常注重,家长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孩子身上,导致不太愿意生太多的孩子,因为太累。同时高考对学习的效率会产生很大的负面的影响,高考前两年基本不学什么,都在复习,所以,高考加重了学习的负担,降低了学习的效率,对中国人才的培养也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教育体系如果不改革,可能会有更多人选择移民,也比较难以吸引到外国人才来中国,因为他们的小孩在中国首先会遇到受教育的问题。同时这些又和户籍制度连在一起,使得大量的外来人口孩子入学非常困难,还要到回户籍地上高中和高考,增加了入学的难度和负担,也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现在不光是入小学难,入幼儿园都很难。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都是政府提供了比较好的福利的部分,尤其是北欧国家,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只要不是太有钱的人,政府基本会提供免费幼儿园教育,政府会补贴绝大部分的幼儿园教育。包括托儿所,日本大力的新建很多的托儿所,使得职业女性不用全职带孩子,可以把孩子放在托儿所,而且是由政府提供绝大部分的费用,而不用家庭支出。这方面中国还有太大的差距,需要弥补。▲ 横滨的Byobugaura Harukaze托儿所。为了降低家庭主妇重返工作岗位的难度,日本政府加大了开设日托中心的力度,希望更多的妈妈摆脱家务束缚,早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 washingtonpost.com可以看到,如果这些措施做不到,中国的人口形势就会比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更加严峻。这些措施如果能够做到,离我们现在认知的人口状态还差非常远,所以,人口政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任重道远。 ▌人口集聚和创新前面讲了规模效应和年龄结构效应,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聚集效应与创新的关系,同样,这也牵扯到城市化的问题。世界上创新活力最旺盛的地方的分布很不均匀,基本集中在几个创新的地区,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基本集中在几个大城市。我们现在城市和人口的分布,完全是因为农业社会需要把人口分布在平原面积上,而非农业社会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现在的创新服务行业里,无论是互联网业还是文化产业,大城市都有人才集聚效应。现在的服务型行业和互联网行业都在跨界,我们要做旅游,和酒店、航空公司要建立联系,文化行业有更加的跨界的合作,所以需要在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也是与世界交流更方便的桥梁,因为这里才有比较方便的国际航班。▲ 2012年全球领先的风投中心。不同大小的圆形图案代表了风投的发达程度。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西欧,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大城市是全球风投最活跃的地区。美国的风险投资额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占全球风投总额的68.6%,而亚洲和欧洲分别占14.4%和13.5%。 ©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大城市控人的弊病现在城市规划的一个误区——认为大城市太大。大城市如果要控制甚至减少人口,将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首先就是影响创新,导致人才离开。把穷人赶走了,人才会不会更多呢?并不会。如果一个城市的规划是只能让固定数量的人口进去,必然造成生活成本高,学校特别难进,房价特别高。这将影响创新。抛开创新,它还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一是加剧贫富差距,二是不利于产业升级和环境改善。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官方数据说最近几年没有加剧的趋势,当然也没有下降的趋势。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贫富差距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中国主要是城乡差距的问题,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是3左右。而其他国家是多少呢?美国、日本的城乡收入比,在他们工业化的初期,经济起来的时候也是很大的。一百年前美国也很大,但随着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他们的城乡收入比迅速下降,现在到达了基本上没有差距的状态。美国的城里人可能就比农村人多20%到30%的收入,在日本农村人和城市人的收入可能一样,甚至更多一些。中国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条非常奇怪的曲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而下降,反而上升了很多,我认为这直接是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进入大城市,限制人口流动导致的。为什么会这样?穷人到城市来,如果能够成为市民,无论是开专车还是做服务业,收入肯定比在乡村高。如果来到城市工作,农村人口就少了。而留在农村的,无论是种地还是搞旅游,人均占用资源就多了,收入也会更好。所以人口流动是最好的降低贫富差距的一个手段,但中国现在限制人口流动。中国的50%的城市化率在世界上偏低,与中国差不多收入的国家,比如巴西,能达到80%。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孩子不能在大城市念书,导致孩子留在农村。但农村最终要消亡,所以无论怎样投钱和鼓励——给农村办学校、让大学生到农村支教——都不可持续。▲ 全球城市化率对比(2010年) © 网易探索而且有的孩子和父母分离,爷爷奶奶的教育水平非常低,因为这种差别,加剧了下一代的教育不平等,这甚至会导致未来一代的贫富差距不能解决。本文由南都观察根据1月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系列圆桌研讨会之“梁建章: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整理,有删减。文章选自南都观察,2017年2月4日
理事观点 梁建章 -
梁建章:兑现”天才的彩票”2017年1月22日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 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摄从10年前开始,携程网(CTRP)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就开始为国家全面放开二胎而呼吁。如今除了成功的企业家以外,他更愿意被看作是人口学者。梁建章没有看过那部以天才少年为题材的电影《少年班》,但他的学生时代就如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启航得很早。他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13岁时以“电脑小诗人”闻名,在20岁的时候就获得乔治亚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硕士学位。之后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在硅谷工作多年之后,1999年梁建章回国与3位商业伙伴共同创建了“携程旅行网”。目前携程市值在全球OTA(在线旅游)排名第二,仅次于普利斯林(PCLN)。2016年11月16日,携程宣布任命孙洁为首席执行官,梁建章再次退居“幕后”,专注于公司的创新、国际化、技术、投资和战略联盟,当然还有他钟爱的人口学研究。2017年1月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系列圆桌研讨会之“梁建章: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CCG主任王辉耀为梁建章颁发了CCG副主席聘书。讲座开始前,梁建章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专访,畅谈携程的国际化发展以及其对人口学的思考。>> 从“归来”到再次“隐退”关注OTA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梁建章第一次退居“幕后”。时间倒退到1999年,梁建章、沈南鹏、季琦和范敏创立携程旅行网,以“鼠标+水泥”的方式开始提供机票、酒店、旅游度假、商旅产品预订。随后艺龙 (1999年)、同程旅游(2004年)、去哪儿(2005年)等后来的行业龙头纷纷建立,中国在线旅游的序幕正式拉开。2006年1月,将公司带入正轨的梁建章宣布退隐幕后,开始了他的赴美求学之路,而这一走就是7年。在这7年的时间里,他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爱德华•拉泽尔(Edward 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并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在7年时间里,彼时的“小弟们”发展迅猛,甚至逐渐有了逆袭之势。去哪儿网用垂直搜索开始分流携程的流量优势,尤其在机票和酒店业务上为用户提供了更多选择;“万年老二”艺龙似乎也找到了突破口,集中发力酒店预订和团购业务;同程旅游则发力景点门票业务,后劲和潜力都不容小视。2013年2月,梁建章回归携程担任携程董事会主席兼CEO。回归后的梁建章发起了向对手们的挑战。携程很快启动了成立12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低价促销。2013年与2014年,中国在线旅游业深陷价格战、口水战的硝烟中,尤其到了2014年第四季度,携程再次亏损,这也标志着行业内几大巨头全面进入亏损状态。携程2014年四季度财报显示,携程首次单季度亏损3600万美元,而同一季度去哪儿亏损超过了1亿美元。对于这段“暗无天日”的价格战历史,直到现在不少业内人士回想起来都仍然觉得“惊心动魄”。后来的故事还是以老大携程的态度转换成为后来故事发展的关键。2014年4月,同程旅游CEO吴志祥突然接到了梁建章的电话,希望到苏州一聚。这一聚的结果是,携程以2.2亿美元入股同程旅游。从兵戈相见到握手言和,携程与同程只用了一个晚上就结束了“双程大战”。在和同程握手的第二天,携程又与途牛达成协议,将在途牛IPO完成时以发行价收购途牛价值1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9080万元)的股份。2015年5月,携程宣布投入4亿美元以高额溢价战略投资艺龙,成为其最大股东。2015年10月携程又通过与百度的股权置换交易拥有了去哪儿45%的投票权。至此,轰轰烈烈的在线旅游价格补贴战告一段落。“老大”携程通过资本并购再次成为行业内无人撼动的第一。如今,谈起当年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并购和行业内流传着“感谢当年携程不杀之恩”的笑谈,梁建章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恶性竞争对行业不好,行业内比较健康的竞争还是寡头竞争,完全没有竞争企业也会自满,创新动力也会减弱。2017年1月8日,在携程2016年年会上,梁建章表示,国际化将成为携程未来的重要目标。过去一年,携程投资了美国的三大华人旅行社,还收购了欧洲领先的机票搜索网站Sky canner,同时,在出境游、国际机票和海外酒店等领域,也进行了全面布局。“未来还要把携程推到全球各个有前景的地方,这些地方有的可以通过自己去做,有的是通过收购国际品牌加速全局化发展。”梁建章说。新任CEO孙洁也表示:“希望在2018年之后的三年里,力争实现GMV 2万亿的目标。”>> 投入更多的时间研究人口学这次退隐后是不是又要去读书?梁建章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除了规划携程的国际化战略,如今他终于又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人口学的研究中来。2012年4月,梁建章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专著,从“中国会有多少亿人、人多耽误共富吗?日本经济的老年病、人口变迁与国力兴衰、全球化下的人口机遇以及中国人可以多生”等多个方面详解了他在人口学方面的思考。在这本书里他希望向人们解答的问题是人口数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力资源和国家竞争力的问题时,梁建章偶然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口正在迅速萎缩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他多年以来对中国人口问题和政策的兴趣。对于未来中国人口的预测,梁建章表示,随着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儿童的成本越来越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这些都影响并导致生育率下降。借鉴与中国文化相近的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的生育率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而且在今后10年内将会下降到1.5的水平。按照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人口预测报告,我国若保持生育率1.8左右的方案,100年后我国人口将降至9亿,若生育水平为不足1.5的低方案,我国人口将降至5亿,而届时,15岁以下年龄人口比例不足10%,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40%。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如果人口降至5亿,那是不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人多地少以及很多民众包括一些社会精英所说的“人多影响经济发展、耽误共富”等这些问题就得以解决呢?梁建章表示,少生并不能够带来人口红利。低生育率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交换,少一些小孩短期可以降低抚养比,增加人均GDP,但是长期却将减少工作人口,提高抚养比,减少人均收入。具体来说,人口和人均资产的负相关关系是短期的,因为资产最终是由人创造的。人口增长会在短期降低人均资产拥有量,但是从长期看,新的工作人口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和资产,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常听人说,公共汽车都这么挤了,还嫌人不多吗?但是如果交通的需求足够多,就应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来解决,多开几条线路或早建地铁。世界上一些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往往拥有最为便捷的公共交通。由于人口稀少,我想,夏威夷大岛的人们肯定羡慕正在建设环岛高铁的海南岛人。”梁建章举例。“二次退隐”后的梁建章,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在人口学研究的路上越走越远。>> “每个人都有一张天才的彩票”梁建章通过研究发现,年轻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年轻人适合创新创业,而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是阻碍创新创业乃至降低企业活力的主要因素。从宏观层面讲,也会导致经济政策保守化。他以自己身边的朋友为例,创业的朋友一般都是30多岁,40岁是一个分水岭,超过40岁创业的朋友要少得多。根据GEM (全球创业观察)的研究报告,45岁以后的创业活动锐减。邻国日本正深陷老龄化陷阱以及随之带来的“连续20年的经济萧条”。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动锐减,在新兴行业如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方面都被美国和中国抛在后面。“另外需要探讨的是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有人会说,创新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研发人员和企业家在总人口中可能也不会超过5%,所以并不需要庞大的人口技术,只要集中资源多培养一些精英即可。” 梁建章认为。“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哪个小孩是下一个乔布斯,天分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上帝可能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天才的彩票,而良好的教育相当于兑现彩票的能力,所以最后有多少天才冒出来,取决于有多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规模。”梁建章说,未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乎所有中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实际上有多少天才,根本上取决于年轻人的规模,基数越大,天才就越多。与此同时,人口基数对于中国培育世界级的大企业也有优势。梁建章表示,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近几年,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之所以能够在和思科这类跨国企业的竞争中快速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来看,就是利用了中国相对廉价的高科技人才。同样的成本,中国公司可以雇佣几倍于外国公司的研发人才,就有可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迫于竞争的压力,跨国企业也开始把一些研发项目外包到中国来做。文章选自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1月20日
理事观点 梁建章 -
【亚太日报网】梁建章:解决人口问题,全面二胎政策够吗?2017年1月12日
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
理事观点 梁建章 -
【人民网】梁建章:越是年轻的国家创新的活力越强2017年1月10日
人民网北京1月8日电 1月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京举办系列圆桌研讨会之“梁建章: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CCG 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就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的关系发表演讲。
梁建章 -
梁建章CCG演讲: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2017年1月9日
中国素来被认为是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依靠人口红利,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2016 年起,北京和广州等城市相继制订人口规划,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缓解大城市面临的种种挑战。但,中国人真的太多了吗?
理事动态 梁建章 -
梁建章:大公司变成小的创业公司更有创造力2016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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