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道炯：亚洲价值观最终要落实在提高亚洲人民生活水平上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查道炯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主持。 国内这些年提出TPP不符合中国价值观，离中国较远，其中一个核心点，就是TPP里要求集体谈判。回想一下，2009年，国内批判TPP的声音里说这是动摇了我们社会主义执政的根基，怎么可能在工会之外允许工人另立工会。特别是劳工，这岂不是要另立新党，弄得很严肃。经历这么些年我们的认识也在变化，价值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它是经书里来的，特别是宗教里头。刚才金老师讲的国际政治，人为什么而活，经书里是有的，也不可能由一个宗教来统一所有其他的宗教。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 第二，不进入经书也不进入学者的讨论，大家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比如一些中国游客到香港，在国内妈妈让孩子在马路边上方便大家也就最多捂着鼻子，但香港不接受，这就有价值观。泰国的寺庙里不允许随便洗手洗脚，这就是价值观。这存在不同社会里，不管他说什么语言，不管什么政治体制约定俗成的。 第三，作为一种决策的指导，决策的指导里分内政和外交，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或者为了证明自我文明或执政道路是正确的。我来之前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跟踪。1994年，新加坡把一个美国青年，14岁打了鞭型，因为这个青年偷了新加坡的公共设施，而且在一个汽车上涂鸦了，给他鞭刑了六下，当时这是新加坡和美国之间的一大争议，因为这个事儿在美国不是个什么事儿。体现下来就是价值观。今年3月7号，有两个德国的青年在新加坡的城铁车里涂鸦了，新加坡把这两个追捕了，这两个德国青年住在澳大利亚，追到马来西亚把他追回来了，一个21岁，一个22岁，还是给他判了监刑和鞭刑，没有引起很大的国际上的争议。当然对新加坡来说，这是它的价值观，一以贯之。我们的意思是有争议，但看看争议是什么，在多大范围内。 第四，不管你的价值观怎么说，怎么做？刚才邱老师说的，中国是不是要扛这个大旗，外交上所谓奋发作为，来个新的模式，亚洲新模式，亚洲价值观，我想他们讲的是这个意思，回答也是一样的，不要举这个旗，尽管不举这个旗，海外也会有它的评论。因为原本他对文明的理解、对交往的理解就是不一样。 对我个人来说，看亚洲价值观基本上是三个结论。 第一，亚洲价值观，要不要在之前把它简化为中国模式、外国模式，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或者在后面有一种洋洋得意，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或者一种复仇。 第二，对内对外都需要解释，但这个解释的时候往往会引起误解，比如说“亲诚惠容”这四个字，周边的国家不是一般的害怕。什么叫“亲诚惠容”？你要跟我亲就亲，你说你有诚意我就非得接受？我们是平等的，凭什么要你来优惠？你容忍我，你容纳我？这回到了朝贡体系，我本人做的调研更多的是在东南亚这些国家。我们讲的另外一点，远亲不如近邻，在博鳌的会上就有同事问我，什么意思？你离我远一点，就有点亚洲成了亚洲人的了，跟我没事儿了。这种解释，可能中国人的用词，是有道理的。但在另一个语境是容易引起误解的。 第三，终究价值观作为一个话题，它会是众多的国际事务里或者治国理政里会有上升会有下降。但现代工资集体协商（我们不叫集体谈判，名词有所变化），更多的是把这个落到实处，让农民工开始集体协商工资，远远比由各级官员当官为民做主去给农民工讨薪要钱要好。所以，价值观的讨论不能停留在外交官的你说我、我说你，落在学者说的层次上，最终要落在行动上。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好，来华工作人员的待遇搞好，到国外经商，把我们老百姓的利益在大家都认可的平台上更好地交流，落到实处。 最后，利益共同体到底是什么，还说不清楚，而且不科学。共同体不是说说而已，欧盟、东盟叫共同体，共同体必须可操作。亚信会议的讲话引起国外那么多的评论，就是因为有些话说过头了，或者很容易引起误解，这不是外国人蓄意的。这不能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奋发有为的方针指导之下创一些新词，自己内部动员。 第二句话，现在的局面没有那么糟糕，也就是说亚洲的安全，坚持一条底线，不要把亚洲、东亚搞成中东和阿拉伯的翻版，相互之间打或在外面找代理人来打，这个底线说清楚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也就是不要在中国家门口生事儿。说白一点，亚洲不可能成为中东、阿拉伯地区。 第三句话，我自己看，“一带一路”的论证下提出这五个相通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后面能不能做成事情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总之，有一种担忧。作为学者，我们现在太急于创造新名词，新表述。我觉得建设共同体把这几个相通做好了，而且这几个相通也是外国人能听懂，大家认同的东西。（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23日 -
郑永年：中国智库的九大问题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导语智库需要有影响力，但是有影响力不是第一要务，而应该是说真话，不管听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在3月19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直言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着知识道德化、金钱化、娱乐化等九大问题。 在这节题为“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智库”的讨论中，郑永年详细分析了中国智库存在的九种现象： 一是知识道德化。做政策不强调可行性，而是单纯强调道德制高点。 二是知识权力化，有权力就有知识； 三是知识金钱化； 四是知识名誉化，“研究成果都希望领导批示一下”。 五是知识神秘化，出现巫术崇拜。“在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出现解释不通的现象，就会说是阴谋。知识领域没有阴谋，只有阳谋”； 六是世俗主义宗教化，“很多主义都是需要加以分析的，但现实是无条件崇拜”； 七是社会讨论意识形态化。“比如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很多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所有东西都绑在一起讨论”； 八是知识娱乐化，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确实是好的工具，但是导致人们越来越不能深入、理性地思考； 九是知识虚假化。 郑永年认为，智库需要有影响力，但是有影响力不是第一要务，而应该是说真话，不管听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附录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最新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对中国学界的现状及发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讨。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然需要大量的智库，而且现在好像有几千家的机构自称为智库。但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这个智库，还是因为我们想做个新型智库，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 郑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谈到：“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 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 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 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 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 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 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文章选自财新网、共识网
2016年3月22日 -
王辉耀：吸引访问学者来华交流，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
发展新动能需要集聚创新型人才。要发挥人才的创新潜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需要吸引更多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学者来华访问、交流与合作。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 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回答中外记者问题。在记者会上，总理强调了“发展‘新经济’需要培育新动能”来适应产业革命的趋势。当前我国产能结构不能适应持续发展的需要，需要发展以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创新型产业。李克强总理还提到，发展新动能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积极性。他提到韩国棋手和AlphaGo进行围棋人机大战，提倡发展国际科技合作。 我认为，发展新动能需要集聚创新型人才。要发挥人才的创新潜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需要吸引更多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学者来华访问、交流与合作。 2016年2月，两办出台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外国人申请中国永久居留的条件更灵活务实。这为外国高层次人才来华创造了制度便利。 在国际上，吸引访问学者，也是吸引外国人才的主要方式。与吸引留学生相比，访问学者一般较为资深、学术层次高，可以带来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部分访问学者也可以收费，形成教育服务产业的一部分收入。 我国实施来华留学政策以来，便开放学术交流领域，欢迎高层次访问学者来华交流。但目前，外国访问学者吸引力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所以，在加大吸引来华留学生的同时，吸引高层次访问学者。为此，我建议: 第一，出台我国自己的访问学者计划，如“国际学者中国访问计划”“‘一带一路’访问学者项目”等。计划可以嵌入“留学中国计划”，也可以融入现有的千人计划等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吸引访问学者来校进行合作研究，有助于提升本土教师国际研究水平。 第二，完善访问学者出入境政策，将吸引访问学者的权力更多下放给高校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做法，直接用出入境制度管理和吸引访问学者。只要拿到高校的访问学者邀请，都可以申请交流访问类签证（我国是F字签证）。国家教育部门也可以只审核高校的访问学者项目，审核通过的项目，高校可在一定时期内自行招收访问学者。允许优秀的访问学者转换成工作签证、留学签证等。并建立信息管理系统，统一管理访问学者信息。 第三，扩大访问学者的范围，也注重吸引社科类学者来华 从我国访问学者资助制度可以看出，来华访问学者的领域集中在自然科学。在我国软实力提升的背景下，也需要吸引社科类访问学者来华。建议在社科类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参加和设立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多发起以英语为研究语言的国际项目，吸引发达国家优秀社科类学者来华。 第四，设立多层次奖学金资助制度，吸引企业设立访问学者基金 美国交流访问学者是多种类型的，资金来源也各有不同，比如“十万强计划”(100,000 Strong Initiative)，虽然由美国政府发起，但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民间机构以及慈善家，而非联邦预算。 我国的访问学者计划可以采取财政资金为主，建立基金会，吸引一部分企业和社会捐款的形式。文章选自国务院参事室网站，2016年3月21日
2016年3月22日 -
王伯庆：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3月11日，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中国高等教育供需跟踪评估系统（CHEFS）创始人、CCG常务理事王伯庆做客演播室，就两会热议的职业人才培养和高校教育改革等议题展开对话。加强对具有工匠精神技能人才的培养 许海玉：各位网友大家好。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高端系列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事。在此期间，我们会邀请著名的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麦可思公司的创始人、总裁王伯庆先生，他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供需跟踪评估系统的创始人和西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欢迎王先生。现在两会正在进行，教育和就业永远是两会热点话题，今年的代表、委员也带来很多关于教育和就业的提案。请问王教授对今年两会最关注的是哪方面？ 王伯庆：我比较关注教育，也看到了各方面人士有关教育的提案，有些提案非常好。目前我个人最关注的，是在教育扶贫方面。比如说，我们应该增加对职业高校的投入，因为职业高校中农民和农民工孩子的比例比较高，帮助一个农民和农民工家庭的下一代接受高等教育，并且能够脱贫，这是比较有效的扶贫措施，也防止了贫穷隔代传递。 许海玉：刚才讲到职业教育，今年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是要“建设中国的制造业品牌”，同时“工匠精神”也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很多企业，现在都非常需要技能型人才，但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可能也需要高等教育去做一些改变。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王伯庆：从教育本身和学校培养来看，现在的高校，包括职业学校都应该提倡一种工匠精神，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灌输这种忠于职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要防止学生过于浮躁，或不太愿意专注于一个职业几十年，这可能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产业本身需要升级，才能提出对工匠的需求，而这个需求的增加，会自动拉动工匠的待遇，也就是技工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待遇，从也提高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所以这是两方面，一是需求方的拉动，一是培养方对工匠精神的灌输。 许海玉：可能之前大家对职业教育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它和高校相比，在专业上不占优势，或者说社会的认可度没有那么高。那您觉得现在大家这方面的意识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王伯庆：这方面肯定有误区，越是职业教育越接地气，它的就业应该越好，这是肯定的。至于社会认可度比较低，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本科的专业比专科的好，专科的专业比中等职业学校的好。但是我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拉动待遇提升以后，这一观念会逐渐转变。这一观念的转变，不是靠我们去进行思想上的一些更正，而是要靠社会文明的逐渐进步、劳动平等和待遇的提升，来逐渐改变大家对这方面的认知。 许海玉：我之前也看到有观点说要分层，意思是在本科、研究生、博士阶段要培养不同的人才。您觉得对于技能型人才，高等教育本科阶段能做哪些贡献，做怎样的培养？ 王伯庆：我们现在一提到职业教育，就会想到专科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这种职业教育，其实职业教育也包括一些应用型本科。严格来说，哪个本科人才又不是职业教育呢？例如，在人民大学学法学专业，最后拿到法学硕士，这其实就是做律师的职业人才，做医生的也是职业人才。实际上社会包括了各种类型的职业人才，他们其实没有高低，也不能够完全以薪资来判断。可能一个薪资较低的文学类职业人才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水暖工人，但这里面不应该存在较大的社会劳动的歧视和差别。 许海玉：“中国制造2025”也是被国家重点推进的一个项目，您觉得在推进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做怎样的贡献。 王伯庆：中国的高等教育现在已经开始紧密地配合中国的制造计划，调整专业，改善课程设置，改善教学方式，强调教学质量，配合做中国的产业升级。因为产业升级要求有科技支持，科技要求有人才，人才要求有教育。所以教育能否迅速跟上，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高等教育承担的国家建设的一个伟大任务，也是它存在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国家建设需要，我们也并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所以从这个价值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是在全面地讨论如何满足产业升级和中国工业的制造计划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这种需求不光是数量上要增加，还有质量上的各种要求，从而推动和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在未来若干年的发展。加强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 许海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去年两会就已成为热门词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及。您觉得在政府的倡议和引导下，大学生从去年到今年的就业和创业比例、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您对今年大学生就业和创业的趋势有怎样的判断？ 王伯庆：从麦可思这些年的大学生就业研究来看，近几年创业的人数开始逐渐上升，虽然比例还不大，但这是一个持续的趋势。这批创业的人会把自己的就业岗位，留给那些单纯就业的人。从这方面来看，创业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就业的稳定性。目前相当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创业，集中在与专业无关的领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学生刚刚毕业，没有行业经验和职业经验，所从事的创业是因为发现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发现，在一毕业就创业的人群中间，有一批人会在三年之内退出创业，因为创业的失败率很高。但是在三年内，有更多工作经历和经验的大学生加入了创业，这批人的创业特点是对职业和行业有一定的认知，因此成功率会更高一些，而且他们所从事的创业方向与专业的相关度也会高一些。总的来讲，如果跟踪毕业生三年以后的创业，与一毕业就创业相比通常高了将近一倍。所以说虽然有人退出了，但有更多的人加入了。所以不能很功利地考评毕业时创不创业，有多少人创业，而应该看到创业教育和提倡创业这件事对我们所有的劳动者来说都是一生的活动，可以在人生任何一个阶段加入。像我就是52岁才加入到创业活动中来，那不能说以前的创业教育或创业认知对我没有帮助。 许海玉：那您觉得在创业的过程中，国家可以给大学生以及其他年轻人提供怎样的环境和扶持？ 王伯庆：首先要在大学里做好创业教育，这方面国家已经开始做了。政策方面，可以对刚毕业的大学生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税收、在青年创业基金方面给予扶持，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比较脆弱。在社会公信方面，当国家整体提倡创业的时候，要让这部分年轻人更愿意去承担风险。以前很多人规避创业、规避在民营企业就业，觉得在体制内工作更有安全感。其实现在创业精神的提倡，是要让年轻人有能够去承担风险的意识。 许海玉：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意创业的大学生和年轻人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 王伯庆：我认为不要追求一毕业就创业，但需要去认识一些机会，如果机会来了，你可以去尝试抓住这个机会，组建自己的团队去创业。创业期间，最重要的是在创业过程中的坚持。我自己也在做创业，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创业的时候尽量避免山寨，因为山寨之后进入的竞争是比较残酷的，而且如果不是自己擅长的，只是去山寨别人的商业机会，这样的公司通常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二点，在创业遇到瓶颈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我观察到，在创业过程中，哪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多创业失败者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继续坚持。所以在投入创业之前，一定要审视自己的性格是否坚强，是否可以抗住很多的压力或困难，如果不是，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人才，而不是创业者。有些时候作为创业人，最初看到的机会可能不是机会，由于自己持续地坚持，又发现一个转折点，最后把企业做成功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坚持。但投入创业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创业需要谨慎，特别是普通家庭的，如果创业失败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浪费了家里的资金，第二是浪费了该挣钱的时间，不能够带给自己和家庭回报，特别是贫穷家庭，这点一定要注意。大学生创业，不要轻易动用家里的钱，要去争取外来资金的支持。外来资金支持必然对创业者会有所挑剔，他必须要看到商业计划，必须要提很多问题，这个过程可以让创业者充分思考这是否是一个好的机会，也可以重新开始完善计划。如果是使用家里的资金，家人会无条件地支持你。所以如果在创业的时候找三类人群要钱，一般来说这个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一个叫做family，就是家庭成员，一个叫做friends，找朋友要钱，因为他们很愿意给你，一个叫做fool，就是傻瓜。这三种人给你创业资金，实际上没有对项目过分挑剔，从而给你的创业失败埋下了很大的可能性。如果这个项目真的是被投资人否定了，也要相信投资人还是有专业眼光的，也许这个项目不合适，那就先就业吧，或者另外再选一个项目。 许海玉：刚才我们提到了创业教育。创业热潮的兴起，确实让创业教育更多地被大家关注，现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社会机构也开始做这方面的实践。您觉得创业教育是不是培养创业者意识和能力的有效途径？怎样才能做好创业教育？ 王伯庆：在高校做创业教育首先是一个很好的教育途径。开展创业教育，千万不能沿用普通教育的模式，像做课堂教学，请没有创业经验的人照本宣科地讲。创业教育必须向医学院学习，请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也一定要把有实践经验的创业者请进来，分享自己失败的经验比分享成功经验更有用，这叫请进来。同时，医生会去医院实习，这是实践环节，创业教育一定要设计走出去的环节，让学生们在实习环节进入到各类型的创业企业中去。现在每个地区都有很多创业企业，这些创业企业也很愿意得到额外的帮手，而学生也能把它作为一项教学环节。创业教育一定要开门办学，就是请进来和走出去，一定要强调创业教育的实践性，像医学院一样。 许海玉：中国高等学校的管理条例将在今年发布并且实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对于弹性学制和休学创业做出明确的规定。您觉得弹性学制和休学创业，是不是一个鼓励创业的好的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伯庆：我认为这个制度是必要的。容许学生能够休学去创业，或者允许他们休学去做一些公益事业，又或者去进行短时间的休息，调整自己的心态，思考自己的专业选择，在制度上应该有许多这样的空间，我认为这个制度非常好。但是从学生角度来看，他们不能因为这个制度，遇到一个简单的机会就放弃学业去创业。如果不是非常好的机会，从时间的紧迫性来看，我不建议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即使在发达国家它也很少发生。事实证明，最后在过了若干年后，这类人还是很遗憾没有把学业完成。学历教育是人生应该在尽早的时候，特别是青春时期，完成的一个人生环节。从高校的角度来看，有责任替学生把关，而不是说只要学生申请就同意休学，那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应该与学生坐下来商谈，请专业的人士来帮他审查项目，是不是紧迫的、必须要通过休学才能够做的。所以就像学生请假，请假也需要经过家长签字和学校批准，学校对于休学制度留下的空间要设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学校和专业人士来替学生多把关、考量。不能让休学制度成为学生失败的原因，因为学生毕竟有认识上的不足。甚至有些学生觉得读书心情不好，那就去做点什么事吧，虽然也不是很紧迫的事，他只是愿意做些实践。但这一走，再回到学校就很困难，实际上耽误了他终生的教育，也可能让他在中老年以后后悔，一定要帮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 许海玉：可能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讲，他们最关心的就是2016年的就业和创业的形式，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麦可思是用数据来评估高校的教育，评估各个专业和就业情况。您对于今年的就业和创业形势有怎样的判断，能不能给大家做些分享和建议。 王伯庆：我从2006届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大学生就业，做到今年有十年了，我们每年都会发布一本就业蓝皮书，今年也不例外。从我的研究经验和这几年的跟踪报告分析，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比例是比较稳定的。另外由于现在研究生扩招，还有高职、高专升本的人数增加，比例增加，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应该比较稳定，不会有什么问题。青年人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是因为现在产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形态的变化，往往有时候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人，更适应于那些新生的产物、产业和就业机会。所以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从目前来看，今年不会有太大的就业问题，我的判断是就业是稳定的。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关注的是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工作，强调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并不是看眼前的薪水，而是应该从长期来看，根据自己所学专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工作，这可能是家长、学生和学校需要加强的就业辅导工作。做好就业，就是做好学生求职方面的匹配度，人岗匹配度和自己的长期发展，这个很重要。 许海玉：这时候就要提到职业生涯规划这一概念，可能现在高校对于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教育，还会有一些欠缺，您感觉这方面学校可以再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王伯庆：高校的职业规划，过去做了职业测评等比较传统的工作，现在还会指导学生怎么样写简历，拓宽求职渠道，但是这也许还不够。我建议高校应该请更多的同专业的校友，有针对性地给本专业的毕业生讲自身专业的发展情况。把学校就业中占多数的职业的、有经验的HR或职业人才请进来，分享职业的选择和规划的经验，而不是说只根据相关专业的书籍做职业测评，在这方面可以加以丰富。（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8日 -
China eyes better education quali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Yuan Guiren sai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on the par with or even exceed with many medium high income countries, still reform to the countries' system are never easy. We here continue 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heavy burde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s, likeness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rising school violence and widening education gap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What being done and what could be done more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ith the record of high number of student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college this year, how can they be helped to find proper jobs? Today I am joining the Beijing studio with M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 and Prof. Li Chenjian from Peking University.
2016年3月18日 -
王俊峰：加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 设国际法治论坛
导语“一带一路”首先就应该有法治思维，由法治去保障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我们。文/王俊峰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全球管委会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推动修订《律师法》 随着国家的发展、法治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还有领导的系列讲话，对行业从定位到发展等很多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2012年律师法的修订，主要针对社会律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两公律师等;还有一些跟律师行业的律师职业权益相关的内容，这些新的变化需要再通过立法反映出来。法律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要跟上社会发展变革不断地去完善。《律师法》是律师制度的基本法，是核心，《律师法》的完善对律师行业发展的意义非常重大。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 除了提案之外，今年我还有一个提交大会发言，题目是《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核心是要强调律师在依法治国和我国司法工作中的重要性。律师发挥作用，是通过他她的执业过程来体现的。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是法律获得准确实施，或者是实现公平正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总书记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也应该是司法改革，或者是司法本身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公正是司法的本质，也是人民群众一个最大的诉求。 与此相连，“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有很多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应该是这一目标的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律师的执业权利，代表的是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也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这个意义怎么说它重要都不为过，因为这也是司法改革的核心方向。发起设立国际性的法治论坛 今年我的一个提案是建议国家发起设立“中国法治论坛”，或者“世界法治论坛”，这也是我做律师、担任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以来一个很大的愿望。中国参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多，国际上有很多与法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平台，也包括论坛。我们从了解的少到了解的多，再到参与的多，但是中国一直没有一个与国家的发展、法治的进步相匹配的法治论坛。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愿望，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论坛，有一个自己的平台，能发出我们的声音，因为国际上对中国法治进步的了解还是不够。 我有一个国外的朋友，也是很关注中国法学态度的一个专家。他说中国过去3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这10年、20年变化很大，但是世界各地的人谈论更多的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进步和创造的奇迹。他是一个法律教授，在他看来，中国过去这些年最大的奇迹是中国法治的进步。中国在以往的历史上是最富有的，物质经济是最发达的，但是现代法治、与现代文明相连的法律制度一直是缺欠的，过去30年中国法律、法治的进步，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意义都非常大。 今年是全国律师协会成立30周年，也是律师法颁布20周年。在这样一个结点，我们呼吁在中国发起设立一个“中国法治论坛”，或者“世界法治论坛”，而且我还建议首届论坛明年在香港举办。明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仍然这么繁荣发展，靠的是“一国两制”，靠的是法治。香港本身也是法治很发达的地方，首次论坛在香港举办，如果我们总书记、总理能出席，对世界而言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如果能设立这样一个论坛，也是一个品牌，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法治文化、文明的载体，甚至会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每年参加很多国外的论坛都是不同的，比如说俄罗斯的、欧洲的、美国的，中国一直缺一个这样的平台，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目标能够实现。未来一定会有一个中国的，能展示国家法治进步，能推动法学交流，包括律师行业发展的，这样一个交流的大平台，并且在国际上产生特殊的影响。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法治进步是必然的。加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 现在国家从顶层设计讲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首先就应该有法治思维，由法治去保障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我们。所以我今年还有一个提案是“一带一路”要加强法治保障，因为当今国际社会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法治为基础、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国际社会。我们今天听了总理的报告，也很振奋人心。虽然中国处于新常态，但是发展的速度还在，在这些主要国家里是最快的。我们势必要把文化、文明、软实力的东西跟国际接轨，去相互学习，去实现引领，所以意义非常重大。改变庭审布局 促进控辩平等 法治文明是当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基础。我的这些提案，也和很多朋友，包括法律界的人士、学者讨论过，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今年我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提案，建议国家能对法庭庭审的布局有所改变。目前的庭审布局是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下来的，这么多年没有变。但是现在国家讲到司法审判为中心，司改强调控辩双方平等，而且不能先入为主，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权益。法庭审理的被告，因为在被定罪之前，他她还是嫌疑人，还是应该有他她的权益，不应该在未审理之前，就把他她放在那个地方，好像是已经定性了一样。司改很多讲的是控辩平等，包括手铐这些都没有了，但是庭审的位置也希望能有所改变，例如能和辩护律师坐的更近一些，便于交流等。这个题目还在完善，但是应该有这样的改变，这也是很多学者和律师看法的反映。进一步完善司法监督 推动公正司法 我还有一个正在完善的提案，是关于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例如同级的检察院对同级的法官提起公诉，会对控辩审三方在法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司法活动的时候有一些影响。从保护法官独立公正审判案件的角度，应该把这种权利上移到上一级检察院，最好不要让同级的检察院来进行，可以通过上一级的检察院来提起，除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之外，下面的三级法院、检察院由上一级的检察院提起可能会好一点。这个提案还在论证，我也在思考，但是表达的意思就是怎样推动公正司法，怎样能够更好地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包括对案件的审理，在程序各个方面能更公正、平衡，也就是实现总书记讲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国家的发展变化大，很多提案的角度也不一样，都是朝着积极的、国家的发展进步方面、实现中国梦方面去推动的。推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 我的提案很多是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工作当中的认知去推动，也有一些是来自于调研，因为全国政协也有反映民情、民意，从不同角度建言献策的职责，所以很多也是从群众、从基层的了解。实际上我们呼吁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已经很多年了，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包括要普遍设立律师顾问，在依法行政方面，政府使用法律顾问的越来越多，但是购买法律服务还是缺少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来落地。有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的话，政府能得到更好的高品质的法律服务，也有更多的律师愿意去参加这些法律服务，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政府真正地把购买法律服务作为一个稳定的、可操作的技术安排，那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对我国的法治文明水平，意义都非常的重大。律师行业，因为都是专业人士，是非常平等的一个行业。不管你从事哪一方面的业务，也不管你的律所大或者小，大家都是在专业的基础上。我们希望重视律师的专业服务，去形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而且要形成这样的意识。尽管律师行业非常乐于关注公益、参与公益，并且这好像是律师行业本身的一种素质甚至是血统，包括大量的对政府的公益法律服务，但是真正的专业服务应该得到尊重，要去购买。推动体制内智库市场化 今年我还有一个提案，是推动体制内的一些智库市场化，CCG在这方面走得比较好，因为不是体制内的。国家的发展，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因为现在是一个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所有的决策通过科学的论证很重要。虽然体制内智库有很多人才，也有多年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沉淀，但是市场化的程度还是不够，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提案。向国际组织推荐人才 我的一个提案当中，包含了向国际组织推荐法律人才，这跟“走出去”有关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是人口大国，人才也是最多的，但是在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里面工作的中国人很少，这势必也会影响到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有那么多青年才俊，应该推动、鼓励、培养更多的人直接参与到国际活动当中去，在国际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3月14日
2016年3月18日 -
王辉耀：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今年的八项重点工作当中创新被列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增长动力之一。报告中强调要“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提高实体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如何才能通过管理体制改革、专利市场化和商业模式创新来释放社会的创新潜能？广东卫视全国两会报道组就以上问题采访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选自广东卫视，2016年3月15日
2016年3月17日
© Copyrigh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08 — 2025 京ICP备0903046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7417 Site Designed by MONOK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