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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用互联网助推公益金融发展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原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整个中国正在进行两个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会产生颠覆，产生一场革命。第二个大的变化就是人类社会正在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一个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的时代。 2015年9月7日，第二届中国公益金融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600多位政府官员、金融精英、公益领袖济济一堂，共同探寻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公益金融（Social Finance）。澳大利亚前联邦总理陆克文，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汤敏，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等三十多位嘉宾分享了观点和经验，重点就金融环境进步带来的新机遇、公益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与推动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为公益金融领域资深专家，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汤敏出席论坛并发表了题为“释放金融力量，支持社会创新”的主题演讲。 以下是汤敏主题演讲全文： 我发言的题目是如何用互联网来做公益金融。大家今天来参与这个会议，是大家都对公益金融有兴趣。 现在我们谈互联网+，怎么样把互联网加到公益金融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今天我来抛砖引玉。 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扶贫电商是下一步农村扶贫的一个好抓手；第二，如何用互联网金融的方式来支持扶贫电商。 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做出庄严的承诺，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也就是我们要基本上摆脱贫困，把绝对贫困在中国基本上消灭。这里面最难的就是如何让农村特别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现在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很多的措施来克服这一难题。 按照官方的数据，现在还有7、8000万的贫困人口在农村。如果按照国际标准的话，扶贫标准人数会达到上亿之多。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而且我们只有5年的时间。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利用电商来扶贫。电商大家都知道，就是通过互联网买卖。而我们特别提出的是扶贫电商，就是让贫困的地区农产品能够进入电商这个领域。 这个如果我们不去做，很可能电商这个措施会造成更大的马太效应，所以让贫困地区率先做电商是一个非常紧迫，非常重要，应该来说也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大家知道，在城市里面，农产品的价格并不便宜。对比来看，国外相较于国内很多农产品的价格差不太多，有些甚至更贵。一方面城市花了大量的钱买农产品，另一方面真正的农业生产者，真正在农村的生产这些农产品的人，并没有得到很多的收入。因为中间环节太多，很多的成本叠加到整个过程中来。 如果我们通过电商的方式，直接卖给消费者，这里面就会减少很多的中间环节，那么在不提高城市人消费价格的情况下，农村生产者的收入将可以加倍，甚至加两倍、三倍。 但是对于贫困地区来说，电商自有它的缺陷： 第一，贫困地区往往交通不是很方便，物流成本会比较高；第二，他的产品批量性、标准性不够，产品品相也不会像大规模生产的那样漂亮；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贫困地区农民的电商的意识不够。 所以这个就需要公益界，需要大家来帮助他，也需要政府来帮助他。帮助这些贫困地区率先建立物流系统，对愿意做电商的人给予培训，率先解决他们的问题。 另外，我们想把城市的消费者动员起来，把他们变为城市的消费志愿者。过去，人们帮助贫困地区主要是捐钱捐物，未来就是优先去买贫困地区的产品。在城市消费志愿者看来，我反正要吃饭，我反正要购买一些农产品，我每次买的时候优先到贫困地区的电商，到他的网站去买他的。因为我是一个扶贫志愿者，所以我可能对于他的物流要求不高。不像一般的产品一样要求24小时到，而是有可能72小时、甚至更长一点时间我也可以接受。可能一开始果子长得没那么漂亮，但是只要能吃，只要味道好，我也愿意买。 如果我们能把城市的居民和热心人士发动起来，优先到贫困地区买一些东西，这样我们就把城市的消费者和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村生产者连接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现在的市场加快扶贫的速度。这样的项目，友成基金会正在农村地区实验，很快就要进行较大规模的推广。我们专门到贫困地区去，在每个村子中培养一个电商的人员，这样就等于在每个村子里面开一个1号店。培养一个人，给他一个计算机，给他接上互联网，他就可以在村子里帮助村民买卖，甚至给村民培训，这些细节我就不多讲了。这个项目正在快速发展。 第二个问题，这和咱们的公益金融有什么关系呢？公益金融在这里能起什么作用呢？当我们城市的消费志愿者买了贫困地区的农产品以后，觉得味道不错，觉得农药、化肥比较少。大家建立这种信任以后，第二年就有可能给他一些投资。比如说我现在需要辣椒，你能不能专门给我种点辣椒，或者我需要把你的果树包下来，这个果树今年的产品我全帮你卖掉，等等。这些情况下，可能年初的时候就给他一些投资，年末的时候就以稍微低一点的价格买农产品回来，这样消费者也不吃亏。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金融，因为我们消费者跟生产者本身是已经结成了比较紧密的关系了，所以整体风险也比较小。 每个星期可能你订货的那个农民就给你拍个照片说：你要的辣椒现在发芽了，你看现在长叶了，你看挂果了，你看现在已经发红了，你看我们现在收割了，送到你那里。这样就不仅是购买农产品，甚至是购买体验。你可以让孩子每个星期看一些照片，看这些农产品是怎么长起来的，这些都可以做到。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大，把互联网金融，把众筹的方式结合进去。现在在农村贫困地区，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但我们很难进去，因为成本太高。像唐总他们宜信的宜农贷，那是花了很大的成本，同时，我们各位爱心人士不要求高回报，这样我们才能做下去。因为你要了解每一个农户的信誉，他不还钱怎么样，有什么能够制约等等，这个成本非常。全世界的小额信贷机构为什么利率下不来，就是因为信息的成本太高。但是一旦我们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起来了，他们建立起联系。那这些信息通过互联网，甚至通过移动互联网，通过手机的成本几乎为零。现在每个贫困村，国家派了一些干部，两三个贫困村派一个工作队。他们在这里面再起一些作用，帮助大家来做一些工作，很可能农村的金融这种过去认为成本太高，现在就可以结合扶贫电商做起来。这个将会有巨大的市场。 刚才我们说的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而富裕一些的农村，中等收入的农村，就完全可以通过商业的方式来做。这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被开发的几亿人市场。我们现在城市的居民，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拿2、3%的利息；农民要贷款，可能10%、15%的利息，中间有巨大的差价，这个差价就是信息的差价。一旦把互联网金融做起来的，一旦把信誉建立起来，一旦把成本非常高的信用问题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解决了，很可能就变为城市居民以举手之劳，直接给生产者进行贷款。这些就是未来互联网加金融里面，甚至互联网加扶贫里面巨大的市场。 整个中国正在进行两个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会产生颠覆，产生一场革命。 第二个大的变化就是人类社会正在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一个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的时代。未来的社会是个私人定制式的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联系起来，生产者给你定制产品。在这个时候，金融也要发生大的变化。既然消费者和生产者个人都对接起来了，都可以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金融还是过去的金融模式吗？还是大银行，大政治公司这种模式吗？还是股票市场这种模式吗？可能这个本身也要发生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早晚要来的，而且很快就要来的。 如果在座的各位要做扶贫，我们先在这些贫困地区实验一下这种个人对个人的金融这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摸索出一些经验。如果我们连在贫困地区最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做好的话，稍微好的地方做成商业也将完全没有问题。这种金融方式的核心是跟我们现在网店一样的。为什么网店可以用60%的价格，70%的价格把产品卖给你，就是因为它把中间环节去掉了，农村电商未来也是要去掉中间环节，未来的互联网金融也是把这些金融的中间环节去掉，那么我们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广阔的市场。 所以参与这种新型的公益金融，它不仅是我们为了献爱心，为了帮助穷人，为了做点好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面试水，在这里面找到新的机遇。本文选自公益中国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22日 -
徐小平：唤醒中国社会潜藏的创业创新力量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12月12日，2005委员会主办第五届“未来三十年”海归使命论坛——创业与创新，这是一场投资界、教育界、商业界牛人云集的一次思想盛宴。我们在这里精选论坛重要发言，将这些经验和“干货”传播出去，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启迪。 2005委员会是欧美同学会旗下一个海归组织，由一群在各自领域领先的海归人士组成的精英组织，现任理事长王石、现任秘书长是在下徐小平。2005委员会的宗旨是联谊海归精英、汇聚东西智慧，推动社会进步。我们结合社会重大热点问题，组织各种演讲、研讨和联谊活动。“未来三十年海归使命论坛”是2005委员会的一个年度大型活动。历届的发言嘉宾、李彦宏、杨元庆、沈南鹏、李开复等著名企业家、投资人、社会活动家。本次的主题是：创业与创新。这个看似已经被人掘地三尺、谈得体无完肤的话题，我相信今天的论坛能找到新的亮点，产生新的火花。 2005委员会的理事们几乎各个都是创业者，人人都是创新家，王石理事长、邓锋前任理事长、王维嘉前前任理事长、王波明前前前任理事长，以及王辉耀前前前前任（第一任）理事长，他们都是创业强者，都是创新大家。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我自己的创业故事，来说明我们的论坛为什么要以创业与创新为主题，以及我期待从今天的论坛上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迪。 1996年1月，当我结束在海外六年的留学生涯回到北京，加入俞敏洪的新东方之时，我心中没有创业的概念，只有挣钱、谋生、养家、成功这样的迫切需求。但是作为前北大教师的我，以及王强、俞敏洪这些人，虽然各自挣钱养家，发家致富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在某种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召唤下，我们尽一切努力，来满足我们的客户，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人生发展核心诉求，保证他们学习进步的根本利益。十年如一日，我们定义了一代青年的人生梦想，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品牌，我们自己也成就了一次伟大的创业。 现实生活的逼迫，个人成功的渴望，社会责任的自觉，理想主义的召唤，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俞敏洪和新东方，也顺便造就了我自己。 回守往事，我在新东方以及真格资金所做的一些，都是这些因素和力量的综合，成为我人生发展的助推火箭。从最卑微的谋生需求，和最高尚的理想主义，我们的创业原动力里边包含了这些因素。而这些因素的综合，才能引领或者驱使一个创业者、创新者走在世界的前头，走到世界的尽头。 先说为了谋生和成功的创业，仅仅为了谋生而创业，你可能做成一个成功的饺子铺，但是一旦得到了成功，你的动力就会衰竭，仅仅为了个人成功而创业你能做成饺子连锁店，也许100家、200家、甚至3—500家，但是一定规模后你的热情就会冷却，你会唱着信天游问自己：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一年又一年，人生难道只有饺子连锁店？人生不只饺子连锁店，我见过不少创业者，在初步的功成名就之后，就不知道姓谁名谁，忘记自己之所以成功的社会因素。一个人把自己的谋生与成功，与他人的生活与成功，社会的繁荣与成功联系在一起，你就会在饺子铺开到1000家的时候越开越兴奋，你会仰望天空，你看到银河系的每一颗星星都以你的饺子店命名。你会看到1万、2万家，甚至更多万家。麦当劳已经拥有有4万多家店铺，星巴克有2万多家店铺，你会把自己的成功，跟你店员的温饱，店长的成长，加盟店主的成功连续在一起，你会在他人的成功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在社会财富的积累中为自己积累更强烈的人生激情，更充沛的奋斗力量，这叫做社会责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你的日常工作中加入一点理想主义的海盐，你做的饺子就不是饺子，你满足的需求就不是食欲了，你做的就是五千年中华美食文化在当代的复兴与繁荣，你做的就是中华民族在全球的光荣与梦想。你做的就是征服美国，征服日本，征服全球的中国味道，中国魅力和中国力量。 再说一遍，什么是饺子里的理想主义？饺子里出政权，饺子里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样你无论是做饺子还是新东方，无论你是做无人机还是纳米，我相信你就会成就大业，你会成了大业之后走的更远，直到永远。美国的汉堡、炸鸡、比萨、咖啡、薯片、啤酒、可乐，不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吗？而反过来继承了5000年文明的中国味道、中华美食、中国创造、中国生活方式，乃至中国形象、中国力量还没有成为世界欢呼拥抱的标志，还没有成为照亮全球的灯塔，这个灯塔，点燃它的燃料就叫理想主义。 各位理事长、各位朋友，要让中国产业升级，文化崛起，科技领先，制造尖端，我们需要创业创新，我们需要优秀的人才投入到创业创新的浪潮中来，同时我们需要更新、更深、更有指导意义的创新创业思想和理论和指引我们创业创新的大军。 提到思想观念，理论者，我想说一件事，不久前举办的新媒体、知识分子的创刊发布会上，2005委员会理事，著名科学大家饶毅教授说：他的非常优秀学生在科学上展现了罕见的天才，但是毕业后可惜做了投行。他表示最优秀的人应该做科学，而不是投行。搞生意，现在太多的人从事商业活动，这不好。饶毅是新媒体知识分子的主编，我是他的铁粉、崇拜者，以及知识分子卑微的投资人，但是我听了他的话，心中暗暗叫苦，如果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是反对最优秀人才，进入创新创业或金融商业领域的话，那怎么办？也许饶毅教授的话没有错，只是当时时间仓促，他没有强调硬币的另外一面，科学家最高的使命是发现未知的自然规律，但是科学家还有一个伟大的使命是把科学发现用于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就像屠呦呦那样，用她的科学知识，发明了青蒿素。但是在我这个投资人看来，科学这枚硬币是三轨的：发现、创新、还有一个纬度是创业制造。 屠呦呦的创新，如果没有制造企业来接手，让它作为商业品的药物，依然不能让人类获益，依然不能让这个伟大的发明发挥应有的价值。幸运的屠呦呦的发明最终被生产成了人人可以用的药物。但是不幸的是，把屠呦呦的发明制成商品药物的是不是中国的厂子，而是外国的公司，中国自己的企业家在哪里？那个时代他们还在沉睡。 这就是我期待2005委员会这个论坛要达到的效果。我们要唤醒中国社会潜藏的创业创新力量，点燃一代青年创业创新的意识，提升创业者们创业创新的素质，改善创业创新的辅导和孵化环境，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改善围绕创业创新的观念的、意识的、价值观的、思想的环境。 真格基金有一句口号是：创业即自由。我们首先要去除束缚了创业者，青年人心灵深处的那些清规规律，陈规陋习，耳塞眼罩，让他们步履更轻，眼界更高，心灵更远，直达自由王国。 最后，我要向最尊敬和热爱的饶毅教授隔空喊话，今后，你对最优秀的学生，应该鼓励他们三分之一去做铺言，三分之一的人去搞创新，三分之一的人创业。至少当有学生希望弃学从商时，你要鼓励，而不是劝阻他们。这样，中国的创业创新环境才能迎来万紫千红的春天，中国青年一代的聪明才智和齐思异想才能被彻底释放和升华，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和物质的重要力量。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5年12月16日
2015年12月21日 -
饶毅：科学精神的缺乏，是我们文化中的重大缺陷
专家简介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在科学上一定要允许、支持争议 ■用总分衡量一个人，并不是真的公平 ■有思想、有内容、有道理的“说”，常常就是很重要的“做” 记者：量化的指标与硬性的规定似乎并没有奏效，相反，人们对科学评价体系越来越心生疑窦。比如院士制度，就曾一度让很多人质疑。 饶毅：发生这样的问题，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院士制度不能从荣誉制度异化成利益制度。如果当上院士，就有特别的待遇，掌握着评审项目和分配科研经费的权力，就会导致有些人削尖了脑袋想当院士。 还有一点我总觉得比较可笑，那就是开会时院士坐主席台。其实在很多国家，院士该排队还得排队，学术会议上根本就不设主席台，无论多大牌的科学家，都规规矩矩地坐在台下。 记者：如何防止院士评审制度从荣誉制度异化为利益制度？ 饶毅：院士制度是国家科研评价体系的“塔尖”，具有风向标作用。我们应该让院士的头衔回归到一种荣誉的表彰上，而且仅是表彰一个阶段的原创性工作。曾有一位美国科学院院士，刚刚因为多年前的研究得了诺贝尔奖，却被资助他的某家研究所告知，他不能继续得到该所的资助，因为他近几年的工作做得不好。显然，这样的事情很难发生在中国的院士身上。 既要去利益化，又要坚持原创性贡献为评审核心依据，这样才能让院士制度与院士评审回归科学的本义。 记者：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与创新力之间的冲突，又是如何在现实中演绎的？ 饶毅：我讲个真实的故事。某大学曾有三位青年科学家竞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结果，最优秀的人在第一轮函评中就出局了。经过第二轮评审，差的那个也被淘汰了，走到最后的是那个中等的。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中国时有发生。评委来自各家单位，他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先砍掉最好的？因为淘汰别人单位最好的，而后自己单位中不溜秋的就有了胜出的希望。如果这样的事情反复发生，我们的社会也会变成一个中不溜秋的社会，优秀就被“有效”地扼杀了。 记者：一个中不溜秋的社会，是难有创新涌动的。 饶毅：培养创造性人才关键要在四个方面做努力：发现特色、保护争议、支持青年、坚持理性。 发现特色是前提。我们的教育是以总分选学生，但有些人就是偏科，总分没戏，却在某一方面有天赋。而这种四平八稳的总分选拔制，是发现不了特色人才的。如果不懂发现特色，那么，当年就出不了孟德尔，也出不了华罗庚、钱锺书。用总分衡量一个人，并不是真的公平。 保护争议也一样，越是超前性的工作，越有可能引发争议，而中庸文化是希望争议越少越好，最好没有，争议没有了，突破性发现的概率也就降低了。所以，在科学上一定要允许、支持争议。 支持青年的意思是说，不是谁年纪大谁就是权威，不是权威的观点就不能质疑、不能讨论、不能反对。如果什么都不能，年轻人怎么出得来？ 而实现前面这三点，都需要以坚持理性为保障，不然就会乱套。 记者：所以您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体制，而是文化。文化不变，体制怎么改都没用。多年来您持续发声，今年9月，还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共同创办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这些是否都可视为一种试图改变文化的努力？ 饶毅：是的。创办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就是希望在文化上带来一点点改变，让科学精神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在努力。 有时候，“说”就是一种“做”，有思想、有内容、有道理地“说”，常常就是很重要的“做”。文章选自央广网，2015年12月13日
2015年12月21日 -
隆国强：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专家简介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在2016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一带一路：荣耀与梦想》的论坛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隆国强认为，为什么中国要提出“一带一路”？因为它既符合全球的利益，符合区域所在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第一个，通过“一带一路”的合作，可以挖掘各国的潜力，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二个，会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对中国来说，推进“一带一路”短期应该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第二个重点是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园区篮球建设。 以下为文字实录： 在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说和“一带一路”密切配合相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业已经建立。除此之外，中国政府通过双边合作的方式，也推出了一大批早期收获的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会给沿线国家继续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来推进区域合作增强了信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倡议，是具有着良好的前景的。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我觉得它既符合全球的利益，符合区域所在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第一个，通过“一带一路”的合作，可以挖掘各国的潜力，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第二个，会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大家都知道，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陷入了低迷，全球经济可以说缺乏亮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在这个地区加速经济发展，不仅是有利于区内国家的发展，而且也会给区外的国家带来大量的机遇，所以它是为全球经济的增长能注入新的增长活力的。当然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倡导的以发展导向的这样一个新的区域合作理念，通过“一带一路”的实践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得到认可和接受。对我们自己来说，其实意义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可以深化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形成我们所说的三个共同体，就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第二个，有利于我们保障自己的资源安全和能源安全。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是我们人均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矿产资源的水平是很低的，中国的发展需要在全球来保障资源、能源的安全，而这个地区恰恰是资源、能源非常富集的地区。所以通过深化合作，在互利共盈的基础上，来保证中国的资源、能源安全，“一带一路”倡议在这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个，有利于我们开拓新的市场，扩大我们优势产能的出口，来提升我们的出口结构。 第四个，可以顺利的来推动跨境产业的转移。大家都知道，在过去30年，中国抓住了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的机遇，把外来的投资者他们所拥有的资金、技术、国际销售的渠道和品牌优势，和中国自身的基础设施的优势、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得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大国。当然，绝大部分的出口是劳动密集型的增值环境在中国产生，不论是我们看到的传统的消费品，还是IT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本土的增值是劳动密集的产业活动。 随着我们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有一部分低附加价值的劳动密集的增值活动将不得不向外转移，这是经济规律使然。这些企业转出去到底怎么转？是让它各自单兵作战，自己出去转，还是能够通过一系列政府间的安排，来有序的推动这些产业的转移，降低风险。后者当然对企业来说更加有利，有一些调查，那些单兵作战对外投资的成功率是30%，而抱团出海成功率能提高到60%，所以通过“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区域合作的倡议，通过在这个框架下政府间的协定、政府间的合作，来推动中国企业的这些产业的转移，我觉得对企业来说是可以打大的降低风险的。同时对东道国来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动的转移也会带来就业，带来非农的就业机会，带来出口的竞争力，为当地的出口、就业以及税收做出贡献。当然最后，我觉得通过“一带一路”的合作，也有利于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所以“一带一路”的倡议应该说是一个符合区域国家的利益，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也符合去外国家的利益，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的倡议。 要推动这个倡议，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到，这里面机遇和风险是并存的，这个地区60多个国家，情况是非常复杂的，首先，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非常复杂，区内和区外的大国都在不同程度的以不同的方式发挥影响力，在区内，还有一些国家可能有政局不稳、政策不稳定，甚至还有正在爆发的战争。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比如说政治风险、政策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文化风险、生态风险等等，是有很多风险，但是同时，我们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有巨大的发展的机遇。大部分的政府都把发展作为，中国话叫第一要务，但是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发展、重视“一带一路”的区域合作。 在这里面无论是对我们的企业从供给侧来看，去获取更加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比如说资源能源的开发、农业开发、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以及获取一定的研发和技术资源等等，都是有机会的。另外一方面，从需求侧来看，有很多重要的市场机遇，比如说基础设施的建设、产能合作、金融合作、旅游、教育合作等等，所以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来看，都有大量的机遇。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同时，在行动上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能够好高骛远。所以短期来看，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这个地区的国家来说，它有着非常重要的外部性的意义，对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话改“要想富先修路”，我们有自身的体会。所以在这个地区，通过“一带一路”的合作来建设、完善、提升基础设施，对于东道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我们作基础设施的投资、设计、运营各方面以及社会的提供，都有着巨大的优势。在过去国内十几年的基础设施蓬勃发展的时期，锻炼了中国的企业，过去我们讲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可能单一的说工程承包，去建设、提供设计、提供设备，但是我觉得下一步，还可以适当的扩展，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工程承包，我们还可以做基础设施的投资商、运营商，这样就使得我们有更大的回旋的余地。 大家可能也会说，基础设施建设能赚钱吗？这么一投动辄几十亿，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发展的过程，在80年代、90年代，中国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说这个基础设施它有着一个明确的盈利模式的话，基础设施建设的风险是比较低的，收益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所以当年在中国建电厂、建高速路、建港口那些企业，应该说得到了非常好的回报。所以同样的经验，当我们到这些“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合作，投资运营这些基础设施的时候，也同样相对来说是风险比较低的。当然我们也要睁大眼睛去趋利避害。 第二，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园区篮球建设。我刚才讲过，我们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对外转移，通过政府间的这种合作，在有着比较好的比如说政局稳定、政策优惠、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地区，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的产业园区、出口加工区等等，可以大大的降低中国阶级对外转移的风险。这样也适应了东道国发展的需要，是真正能够实现互利共盈的。所以正像我们白皮书里面讲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优先领域，经贸合作是重点领域，在这两个方面，如果我们采取稳打稳扎的措施，是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是能够成为“一带一路”的建设的早期收获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将会给更多的国家来坚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区域合作的信心。本文选自网易财经，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21日 -
薛澜：五大发展理念对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可以看作是对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五大发展理念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社会各项建设上来。如何实现社会精细化治理，构建新的制度框架是在中国当前发展转型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化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最突出的亮点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这实际上总结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中国发展转型的基本理念，是一个综合全面的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可以看作是对2003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将是指导我们今后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发展的指导思想。同时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国为全世界人类发展作出的一个贡献。 《建议》在提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奋斗目标时，除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以外，特别提到了我们要实现更加稳定的制度安排，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方面有重大进展，这其实是拓展了小康的内涵。我们要实现的小康社会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概念、社会概念，它同时也是一个治理的概念。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衣食不愁的小康社会，公共服务却很差，依法治国水平却很低。我们国家治国理政的水平要随着社会发展一起进步。因此《建议》特别提出了必须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五大发展理念落实到五大发展中，首先就是创新发展。而且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创新、生产技术的创新，而是贯穿在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中，要体现在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发展理念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现在看来，创新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是党和国家所有工作的重心。精细化治理是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着力点 《建议》中提出，为了更好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一方面，我们前些年的改革虽然涉及到社会治理和公共治理方面，但更多的是侧重于大的方向上宏观上的把控和认识；到了今天我们对这些基本概念已经了如指掌，怎么让这些政策落地，让其很好的引导发展，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分析。另一方面，当今的社会风险在不断增加，这对我们从宏观上的概念落实到具体行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从细微之处着手，努力降低整个社会系统的风险系数。 我们党为了更好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工作，第一，加强了从严治党的力度，在反腐廉政方面推出相关的措施和规定。像最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两个党内法规的出台，其实是以往各种从严治党的条例的反馈和综合之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厘清了党政干部执政中需要遵循的规矩。这种以完整的制度建设去推动党的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第二，更加注重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即党具体制定的政策如何能回应公众所想。现在中国的特殊情况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公众的观念分化、利益多元。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怎么去把握百姓的需求，是共产党执政的民意基础，因此我们党一直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努力。 第三，提高执政的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更是要求科学执政，提高科学执政的水平。中国共产党必须做到牢牢把握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依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办事，而不是凭借自身的主观臆断处理事务。这其实对我们党政干部个人水平，对体制机制科学化合理化的安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好的体制机制，有高水平高素质的党政干部，这样结合起来才能使执政水平大大提高。要设计更加稳定的制度安排，形成新的制度框架 传统上为了更好的实现国家治理，整个社会实行单位制。通过这样一个制度可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从中央到基层能够全方位的落实。但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革。大量民营企业在涌现甚至远远超过国有企业的数量。社会上的各种组织也不再只有公共部门，还包括很多第三部门，如各种NGO（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在基层农村也存在村民自治中两委关系的协调。此外，如何缩短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距离，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是目前面临的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如何让最高层倾听到最基层的声音，怎样有一种更好的新的模式去反应问题并得到有效解决，也是各地方在积极探索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改变治理观念，随之就是不断探索治理方式。普适性的模式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创新的机会很大，另一方面探索的成本也不低。 五大发展理念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上来，因此，在今后五年的发展中有许多具体目标的展开。这次《建议》中特别提到了推进创新，指出了我们今后需要转变的方向。比如在经济环境上，之前我们总是强调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吸引技术，等等。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融入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环境中。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没有国内国外市场之分了，也不排除一个中国的企业主要开拓的就是国外市场的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具体的规划任务，还是要有很多调整。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作后盾，有一支优秀的党政干部队伍，国家的治理理念也一直走在前沿。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年取得的成果很多是依靠优秀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智慧决断，很多东西并没有制度化，成功背后存在着一定的偶然因素。我们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之外，如何将先进的观念、包括经验教训制度化，使偶然性的因素越来越小，必然性的因素越来越大，这就是我们之后进步的方向和挑战，这也是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所希望形成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架构。本文选自光明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21日 -
王辉耀：“海归群体，在创业领域做得最好”
五年前，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王辉耀表示“更大的人生目标是建设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智库”。如今，作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主任，他更多将关注点放在全球化和社会智库上面来。 2015年12月12日，王辉耀在接受《法治周末》专访时，就海归创业和社会智库的发展，分享了一些个人观察。海归创业能带动互联网企业走出去 《法治周末》：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中国创业领域进入到一个怎样的阶段？ 王辉耀：我认为，中国创业，特别是互联网创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期：中国互联网发展很快，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利用了国际互联网技术的溢出效应。我国一直坚持改革开放，紧跟世界科技发展步伐。 其中，移动互联网发展最快。中国跳过了固定电话时代，直接进入手机时代，经历了很短时期的2G和3G时代，又立刻进入4G时代。 风险投资在国外产生20余年后才被了解。众筹模式兴起仅4年时间，就被中国国内投资人采用。 《法治周末》：在新一轮创业热潮中，海归群体的重要性在哪里？ 王辉耀：现在，海归创业进入了一个热潮时期。 当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海归群体加入创业大潮，可以促进我国高科技企业走出去。我国的能源企业、制造业都走出去了，但高科技企业、如互联网企业还没有。 互联网企业具有规模小、高密度人才的特征，要走出去，更加灵活方便。然而现在，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走出去，还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同时，海归创业还能带动我国互联网行业加强与世界的接轨。互联网行业是一个更新换代极其迅速、淘汰率极高的行业。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在世界范围内称得上是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需要看到，我国互联网产业中，依然没有出现超越谷歌、微软等美国老牌产品领袖的企业。我国互联网产业还没有产生具有颠覆性的、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发明。我国要依靠互联网融合拉动经济增长，就需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与他国产业竞争。 《法治周末》：海归创业多为中小企业，在与政府的项目对接上，还有哪里需要完善？ 王辉耀：我认为推动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走出去，国家可以有一些扶持的政策。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现在很多大企业走出去了，也需要给中小企业走出去提供方便。 《法治周末》：海归创业已有十几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你是亲见的，有哪些感受？ 王辉耀：现在创业方便多了。我当初创业比较艰苦，注册一个公司就要半年；现在“三证合一”，方便很多。从2000年以后，海归创业的人开始多起来；当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领域，现在领域越来越广了，比如咨询、教育等。 海归群体，我觉得在创业这个领域做得最好。社会智库最大的瓶颈在资金 《法治周末》：你最近的关注点在哪里？ 王辉耀：比较关注全球化的发展，比如人才的国际化和企业的国际化等。 《法治周末》：对于你一直在身体力行推动的社会智库建设，是否也面临着人才国际化的挑战？ 王辉耀：我国的人才战略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目前智库机构的人才缺乏问题依然很严重。 我国智库人才发展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人才数量充足。我国每年高校毕业生700万人，回国留学人员接近40万。 而与国际一流智库的差距在于，我国社会智库的人才来源比较单一。国外智库拥有来自社会各界的人，比如兰德智库，其员工来自45个国家，共掌握世界上65种语言，他们多数是双语者和多语者。其他差距还有，比如缺乏专业的智库管理人才、领军人才；缺乏“旋转门”制度、对智库人才的限制过多、社会智库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国际化比较弱等。 《法治周末》：对于中国特色的智库人才培养，你认为可以从哪些方面做提升？ 王辉耀：我有以下建议——着力培养具有跨界工作经验的智库领军人才；建立智库旋转门，构建多元化的人才专家队伍；打破人才体质内外流动的限制；赋予智库独立的人才管理权；建立智库经费支持的渠道；鼓励大学毕业生从事智库公益事业；设立社会智库招收海外访问学者、外国留学生实习生等制度；明确社会智库非盈利性政策研究机构的法人地位等。 《法治周末》：在你看来，当前中国社会智库的建设发展，最大的瓶颈在哪里？ 王辉耀：社会智库发展最大的瓶颈，我觉得还是资金。如果没有资金，就没办法招到很好的人，也没法做很好的研究。官方智库有财政经费，但民间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 这是因为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建设智库的文化。国外有企业家捐赠资金建设智库的传统，中国的企业家还停留在扶贫、捐学校等方面。农村需要扶贫，政策研究也需要扶贫。捐一所希望小学可能改变几百个孩子的命运，但一个教育政策的改变可能惠及千千万万的人。文章选自《法治周末》，记者：高欣
2015年12月21日 -
李成：中美互联网关系并非“经济热安全冷”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网络安全对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新京报：这是你第一次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有什么期待？ 李成：我有很大的期待。互联网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对美中关系、美中安全和世界发展举足轻重。如今在乌镇有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年度国际会议，尤其是在网络科技和网络安全日益重要的年代，引人瞩目。 新京报：正如你所说，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在互联网方面取得积极成果，你如何看待他与中美互联网企业CEO的互动？ 李成：习主席与中美互联网公司CEO互动很有针对性。习主席与美国企业家会谈、合影并广为报道，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即中国愿意与海外互联网企业进行对话，中国企业也希望更多走出去，外国企业希望能进入中国市场。 新京报：你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中美构建新型互联网关系，有分析人士将这种关系定义为“经济热安全冷”，你是否赞同？ 李成：经济和安全是互动的，经济合作会带来安全上的一些变化，安全稳定的成果也会促进经济网络合作发展，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不认为会出现“经济合作很热、安全战略很冷”这个局面，这是不符合网络发展规律的。网络大国间应建立一定的准则和条约 新京报：制约中美在互联网问题上更进一步合作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李成：网络安全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民众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实体安全、金融安全、隐私权、通讯开放等等。很遗憾，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媒体一直认为中国是对美国造成威胁的罪魁祸首，这是有失公平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一些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是不够的。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做出积极措施，习主席访美时提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这是很好的迹象。 另外，对于网络安全，我们目前没有很好的途径来确保其有效性。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网络安全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发起网络进攻的人优势非常明显，只需用一台电脑这样的设备，就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或其他要害部门摧毁，我们却没有很有效的防范措施。因此，构建网络安全，首先网络大国之间要建立一定的准则和条约，科技上也要寻求有效保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新京报：中美已经就网络犯罪问题展开对话，此次会议应如何推动这种趋势？ 李成：明年6月，中美官方还会在北京就互联网问题举行会谈。中美双方现在更加有了紧迫感，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互动和突破性进展。但现在更多是防止网络犯罪层面上的，还需要将其他方面包括进来。 短时间内，大家可能对安全还比较谨慎，希望通过经济先打开一个缺口。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们需要知道，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最关注的还是安全问题，没有安全，哪来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希望无论中美还是其他国家政府，不只是无为、担忧或恐惧，而要更多采取积极措施。中国网购发展速度令人惊讶 新京报：网络安全是美国智库的热门研究话题吗？ 李成：美国各个主要智库都会关注这个问题，但真正意义上比较扎实的研究还并不是很多。硅谷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企业之间就技术问题上的研究很多，但并不一定公开发表，因为很多问题过于技术性，同时也并没有政治和宏观政策上的导向因素。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商业界、企业界之间的互动刚开始，但很多资源会随之而来，因为这个问题经济和战略意义都很大，有财力就会驱动一些学者向这方面发展，但需要一些时间。 布鲁金斯学会是比较早开始研究网络安全问题的。我有两个同事从2012年就开始研究网络安全和美中关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21世纪安全项目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探索与研究。在网络安全这个问题上，智库更多的是对制定政策给予咨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要不断进行研究和沟通。沟通并非关起门来，而是更多地去了解其他国家如何探讨这个问题，例如，中国民众、知识界、思想库、决策和政府部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新京报：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迅速崛起，但有声音担忧会发生“泡沫”，你怎么看？在互联网经济方面，你认为中国应向美国借鉴什么？ 李成：我不太同意互联网经济将会有新一轮泡沫这个说法。任何行业都会有大浪淘沙的过程，这很正常，这与房地产和股票泡沫是不一样的，互联网经济有很多是由科技和人的行为模式变化驱动的。 关于互联网经济，最初是美国起到领先作用，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商业模式变化很快，例如网络销售量令世人惊讶。但整个科技发展中，在新产品发展中，美国IT企业还是有很多值得中国企业借鉴的，在科技创新方面美国是领先的。本文刊于《新京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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