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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新常态下企业、企业家如何做慈善公益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一、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概况 毋庸置疑，近20年来，中国的慈善事业始终呈现相对较快的发展态势，且国家扶持、社会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说，从2004年起，民政部将每年的4月和10月确定为“扶贫济困送温暖月”，进一步调整、扩充社会捐助接受站点与推广建立“慈善超市”，形成制度化的社会捐助活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项目，因其对特定目标群体需求的精确把握，成为大型公募基金会中最负盛名的品牌。紧随其后，其他各大型公募基金会，甚至企业慈善基金会，都在寻求建立自己的品牌慈善项目，催生并发展了一大批知名度高的慈善品牌，如“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等。尤其在近几年，中国慈善事业迎来新的发展和变化：各种私募慈善基金会成功建立，各种各样的民间慈善组织也快速孵化成长起来；在社会监督意识不断增强、舆论监督压力不断增大的基础上，大型公募基金会的行为也开始转变，资金与物资的运用更趋合理透明；以汶川地震救援为代表的互联网时代的多场全民救灾行动，以及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全国性慈善活动，越来越受国民关注，新兴慈善活动的行为模式渐被认可。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社会捐赠总量预计突破1100亿元，这是继2008年和2010年后第三次突破千亿大关，比2012年社会捐赠总额889亿元有将近1/4的大幅度增长。其中，慈善会系统约为370 亿元，民政系统接受的社会捐赠款物合计226.16亿元，慈善会和民政系统的捐赠均比2012 年有大幅度增长。 中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民众财富的增加密不可分，同时也得益于政府在慈善组织注册、慈善税收激励等方面政策和法律的突破。如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等类型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登记，为解除慈善组织的双重登记制度困扰奠定了基础。2013年2 月，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发布《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第21 条规定：“落实并完善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 的部分，允许结转以后年度扣除。这一条款提升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税前扣除额度，使得慈善组织获取免税资格将更加便利。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以国发〔2014〕61 号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意见》提出的“新政”，将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带来积极变化。 但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与国际社会相比差距还十分巨大。英国慈善援助基金2013年发布的《全球捐助指数2013报告》显示，在全球被调查的160个国家和地区总排名中，中国慈善捐助总体比例为16%，排名全球第133位，位列倒数第3位。其中，志愿者捐赠时间比例是4%，与波西尼亚、希腊、突尼斯、也门等国并列倒数第一。背后的原因，与我国慈善捐赠以慈善组织为主有密切关系（美国慈善捐款中，约有80% 来自个人。而我国的捐款80% 来自于慈善组织）。我国慈善组织一直以来的双重登记制度，制约了慈善组织的发展；而免税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基金会充分发展的养分不足（2013年，3496个基金会中，只有4.3%（149个）具有免税资格）；与此同时，监管机制的混乱，进一步影响了慈善发展的生态环境。 自2005年民政部正式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提出起草《慈善事业促进法》的立法建议以来，经过十年酝酿和各个部门的艰苦努力，慈善立法终于有突破性进展。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慈善法草案起草领导小组，当年年底完成《慈善法》草案，并将于2015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不管是对于热切希望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机构和人们还是对于法律界人士而言，都是非常振奋人心之事。二、公益慈善的社会化发展：公益3.0 如果说公益慈善也有进化论一说，总体上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过去由机构和企业搭台，老百姓只能“看热闹”的公益，应该是公益1.0时代；随后老百姓通过相关机构参与公益，可以称得上是公益2.0时代；到当下由机构和企业合作搭建互联网平台，利用“互联网+”带动普通老百姓来推动和发展公益进行的时代，则可以称之为公益3.0时代。公益3.0时代由于“互联网+”的嵌入，而让公益有了大众参与、联手创造的新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随着全民对互联网公益活动的日益关注，近两年网络公益机构的数量持续保持20%的增速。公益组织纷纷通过门户网站公益频道、垂直公益网站、公益社区、论坛公益板块、爱心QQ群、公益微博等途径，在互联网上构建起完善、多元的公益渠道，互联网已成为公益事业的新沃土。以腾讯公司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互联网公益3.0平台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借助活动交互性、触媒影响力以及活动创意优化等方面优势，为企业履行CSR、开展在线公益活动, 提供了适宜的互联网环境，也为用户的实践公益行为的需求，提供了便利、可行的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9月9日，由腾讯公益发起并联合全球数十家知名企业、上百个公益组织、中国最顶尖的创意机构、名人明星以及数亿网友一起，首次提出了一年一度的全民公益活动——“99公益日”，将互联网公益推向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标志着“互联网+ 公益3.0”时代的到来。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指出：“‘99公益日’希望通过社交化、互动化的方式，倡导随时随地、便捷无负担的公益氛围，让‘随手公益’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我们希望公益是一件像喝水一样平常，像玩游戏一样充满快乐的事情。”不仅仅是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等互联网公司，也纷纷搭建起网络公益平台，让公众参与的体验日益丰富。腾讯公益、阿里巴巴公益和新浪微公益已成为我国最主流的网络捐赠平台，筹款额占据网络捐赠第三方平台筹款总额的九成以上。三、公益3.0时代下的企业与企业家 与“互联网+”的思维一样，公益3.0强调的也是人人参与，在这种思维下，企业和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事务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并完善利益相关方参与和管理制度。首次明确提出利益相关方管理理论的是1984 年弗里曼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方管理的分析与方法》。利益相关方管理理论是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综合平衡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要求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在公益3.0时代下，利益相关方参与与管理显得更为重要。识别出公益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并甄别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以此为依据规划公益项目，对其利益作出响应，并增加公益项目的透明性，听取利益相关方对公益项目绩效的反馈，形成公益项目PDCA 管理的良性循环，是人人参与公益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其次，公益项目的选择要与企业的核心战略相结合。公益项目的选择和实施既要考虑到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也要综合企业的核心战略，才能达到双方的共同发展和利益最大化。企业的时间有限，可投入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只有与企业的核心战略相结合，企业才能够匹配足够的人力和物力等资源，做到物尽其用，才能在可控的时间范围内把公益项目做好。 再次，企业和企业家要注重创造共享价值。创造共享价值是迈克尔波特近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在“企业社会责任”思维模式中，社会议题被边缘化，应当用创造共享价值的原则来弥补企业所缺失的整体性引导框架：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应对社会挑战，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这是一种超越“零和”的模式。这一观点引入到公益项目中也是成立的，公益3.0 时代也是共享经济模式的时代，企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参与让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做到最大化，因此创造共享价值的原则是企业和企业家操作公益项目可持续性运营的基本原则。 最后，还需要关注公益人才的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全面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越来越多的机构在开展公益人才培养，建设公益领域后备军。两三年前，安利公益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已经在公益人才领域布局。2015年，启动公益人才培养的机构越来越多：4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正式成立；7 月，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银杏计划”独立成为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支持优秀公益人才和组织发展；9月，北大光华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项目举行开学典礼，北大光华银泰公益管理研究中心正式揭牌；11月，中国首个国际公益学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立。预计未来会有更多机构关注公益人才培养，这对行业发展是重大利好。（本文系作者在“2015-2016 中国CSR 贡献榜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2016年4月11日 -
王强：VC的未来在哪里？
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在王强那双饱读诗书的俊眼看来，投资的商业世界的逻辑早已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被无数次应证。低入尘土的姿态与谦卑的内心与包容可不是诗学大师的文艺中年装逼术，真格的五年，每一天都书写着对创业者的信任，对中国创业浪潮的肯定与对人才魅力的跪伏。今天VC的战争不是扫街与前瞻性的战争，而是人文关怀与人性的战争，商业逻辑的战争，与独具慧眼的战争。中国合伙人的故事，其实正是中国前进步伐中血泪生动的自发图强的写照，而不断超越自己的基金，才会相信奇迹相信未来，相信创造的灵魂。王强此文，当为真格基金近年来灵魂研究院的学术成果，孤独的研究员还会给VC创投带来何种理论风暴？请拭目以待。我和徐小平老师也在办公室想真格的未来在哪儿。做企业、做基金、做投资，万变不离其宗的两个东西：第一坚韧不拔，第二持续忍耐。掌握这两点，最后可能会跑出不同的东西。傲慢的资本难再生存这几年中国投资界在发生什么变化？围绕投资，世界简单分为两面：一方面需要钱，另一方面提供钱，供需两侧。创始人需要钱，基金可以给出钱，这个东西千百年来没变。只不过，由于移动互联网让创业平台或创业门槛变得极低，变得几乎零成本，使得商业各个层次产生前所未有各种新的形式。 从资金的聚集方式来说，这些年各种尝试都诞生了，无论我们称之为众筹还是P2P，最后聚集一批资金池再去投，还是私募还是个人拿出钱来，资金汇集的方式已经发生多元化的转变。回到投资机构的未来。我们正处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节点，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公司，这对于持有基金者的投资判断其实就变得异常的严苛。所以，VC的未来将会在哪里？ 什么意思？回到三四年前。任何一个基金，面对一个创业者，都是强势对弱势的状态；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投资者少，要钱的人也不多，但要想得到匹配也不容易。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资本是非常傲慢的，无论是什么层次的资本，个人资本还是机构资本都是比较傲慢，因为他们认为我非常重要，我是稀缺资源，我才能决定你的命运。但这三四年来，我们认为资本现在面对风起云涌的创业氛围、千变万化的商业形态，任何一个资本他要活下去，他就必须发生本质的内部变革——必须撕开你资本傲慢的面纱，必须至少站在和创始人同一个起跑线上。创业者和资本需要双向挑选真格宣称：我们要成为创业者的垫脚石！这不是口号，是我们真正非常卑微希望尽全力企及的一件事情。从服务态度上做到这一点，可能有些真正的项目源才会逐渐向你倾斜。随着市场资本膨胀，总体资金池的扩大，创业者获得的理性启蒙越来越快。以前任何一个创始人，只要谁给钱就允许他进入，现在创始人正在走入比较成熟的状态，他们必须通过理性分析谁的钱我才需要拿。在我看来，资本，虽然一块等于一块，但从对创始人最后把他引向一个目标甚至终点来说，这个一块和一块不是等值的。这里背后有价值观的匹配，有经验的匹配，有资源整合的匹配，还有思维方式启迪的匹配。那真格是怎么做的呢？真正爱创始人，爱创业者。这个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所有基金都说我爱创业者，但创业中真正关键的节点和时刻，才能分辨这是真爱还是什么。我和小平有一点，我们对人充满着盲爱。资本从投资角度看，它是非常反人性的。街上走来一个人，陈述点东西，我决定掏一百万美金，他走了。三年以后过来说玩完了，或三年以后说上市或被并购了，皆大欢喜。但这钱即使你给你老婆，她两天不回来，你就担心了，更不用说投资人。真正的投资人真得视金钱如粪土。当创业者离开办公室时，我们就忘掉他，除非他来找我们需要我们帮助，任何事任何层次上的帮助。我们无条件帮助他，直到把接力棒交到A轮、B轮。即便交到A轮、B轮，仍然需要真格提供帮助，我们就提供帮助。信任创业者，才能找到好的创业者VC未来除了撕掉傲慢的面纱，能不能有创业者心态，自己也在创业，将心比心，同呼吸共命运，作为资本才有存活的概率，只有优质的VC会逐渐成为品牌。像现在网红一样。虽然你的资本非常大，但最后创始人会非常理性地知道他选择什么调性、什么价值观和什么经验的资本，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如何与创业者同呼吸共命运？真格基金做了几件很好的事，在中国投资市场做了几件事，也算搅了点局，必要地“搅局”。真格基金第一次把所有不利于创始人的条目全都扔掉，把投资协议从几十页缩短到两页。这也引起华尔街和硅谷同行的敬佩，因为他们不敢做。美国人说大家相信法律，但他做不到投资协议不足两页。如果对创始人没有信任甚至信念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所有优先清算条款都扔掉了。这样，创始人心态得到释放得到解放，才能把全部精力用在经营他最应该经营的东西。在我看，VC唯一的未来就是，不仅要撕掉自己傲慢面纱，一定要跟创始人同呼吸共命运。同时，真正从自己投资行为和投资后的管理行为上，真正做到展示你价值观的东西。这样的话你会在众多的VC机构中，众多的投资者迅速脱颖而出。关于资本，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如果机构型VC要有未来，他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无论你的钱有多少，第一个你所要全力倾注的是，无论你的方法是什么，能不能第一时间有效获得真正值得投的那些项目？不是所有项目都值得投。但是VC们首先面临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市场上尽可能优秀的项目，都在你的雷达上来发现？所以，第一，VC必须成为一个品牌性质的平台，只有这样，大量优质的创业项目才会在第一时间里，得到你的优先筛选。因为这点是对后面你能不能投中，你能不能回报非常大，是直接相关的，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一个VC如果在现在这种创投生态情况下，还只是闭门造车，还只是用非常传统的生产方式，来一个一个去寻找项目来源，首先在这个雷达上你所能看到的就非常非常少。企业的生存是最长远的回报我始终认为，投资，如果从出资者心理来说，每个人都希望出点钱最后得到大的回报。但是如果你这个出资，投的不是二级市场不是买股票，是投一个企业。期望企业最后给你带来回报，千百年来，从人类有商业活动以来，一个没变的东西就是，这个企业它必须活着，必须带来有用性有效性和提供真实价值，最后市场才会给它一个资本的定价。换句话说它才能带来回报，这点根本没有改变。你可以一夜之间爆红，如果你红不了十天，红不了一年，红不了五年，红不了十年，最后结局和你不红是一样的。利用弯路的时间烧了钱善终而已或不善终而已，从尘土最后归于尘土，做了一场空梦。企业最终能不能生存是最关键的。对VC来说，VC所有未来在于，无论现实商业方式怎么变，你怎么获得资本，你怎么获得项目源都不重要；关键在于你投入了以后，是不是能够和创业团体或创业者，真正就这个企业在市场上精心的运营，你有足够有质量的时间来跟他们分享。前一段时间，我看在圈里包凡发了一篇文章，估计会得罪很多要投资的人。但他说得实在。他说，投资不是一般的人能玩的。这个话说的好像很霸气。为什么不让我玩？因为投资真正能赚钱的其实不多，跟二级市场一样。二级市场是零和游戏。股票市场能量不变，就那么多，有赚的就有亏的，赚的是赚亏的人的钱，亏的把钱给了赚的人，不产生任何价值。股市大家亏的一塌糊涂肯定有人大赚，不然钱到哪儿去了？美国市场一样，香港市场一样。资本市场本身不产生额外价值。投资接近这样一个玩法。不是因为你投的越来越多，就能回报越来越大。因为独角兽首先就那么多。如果在全中国，去年衡量你的基金表现，要问你跟去年中国诞生的40几家独角兽你投中了多少？关于真格基金我非常骄傲地给大家分享一个数字，我们投了其中7个。这个概率非常大。如果7个还能活，在不同时间退出，真格基金四年全部基金就全部回来了，不仅回来还有极大回报。我始终对所谓企业靠众筹拿点钱，持非常保留的态度。因为我知道，企业最后经营来说钱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马云就做不成。马云他的话，当年到纽交所借二百万美金没人给，他现在借了多点。这是十五年以后。如果当初马云就有今天的钱呢？根本不可能。我现在感觉国内有两类VC：一类有主导性思维，他们该投不该投，面对资本市场波动有理性距离，不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拿真格来说，如果说今年是创业者的冬天，或资本的冬天，从真格投资频率看，我们没有减速。真格资本金也在扩大。这说明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敢逆潮流而动，大家不投我们敢投。No。我们要保证，越来越高质量项目能融汇到我们这里。投，不是无理性做一件事，而是更理性的推进。这种情况下，另一类VC是跟风的，比如现在很多项目大家抢，别人第一时间决定投他时，往往出现第二个基金、第三个基金把这个人拦截了，甚至堵到家门口。现在创始人有这样的体验：一回家，楼底下坐好几个人，吓一跳说干什么？回答说给你钱，大家比着给。这时作为创始人要非常理性，这个钱一旦拿进来，它稀释了你的股权，最后能不能达到你经营成长的目的这很难说。如果这个VC他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独立的判断，独特的思考方式和独特的服务方式，我觉得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入场之后，良币终将会驱逐劣币的。说到底，衡量VC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除了看你每年帐面的回报，更重要的是，看你投资存续期究竟表现怎么样。甚至投资存续期结束真正开始退出时，你的真正表现。只有这些数据才是你作为一个VC生存全部的生命特征，其他都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生命特征，意味着你作为一个VC，将来融钱也融不到了；你投资接续不了，因为你自己的生命不能够健康地存续。 所以如果让我跟大家分享，面对创始人和投资人，其实分享同样一个东西，就是：“做事一定要做最本质那件事，而不要为任何表面的东西所诱惑。因为人的精力、金钱和所有的能量其实是不变的，是守恒的。你在哪方面削弱一点，你再去做那件事的时候，就是减去了那一块儿，你就不能全力以赴专注于你最大的目标了。阶段性的退出也是一种成功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个光明的前景或者和大家分享一个心态。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了硅谷浦东银行的报告发布会，有个数字非常有意思：对比了中国、美国、英国三个国家的创业者心态，发现中国的创业者80%或者少一点70%多认为，我做企业，IPO上市是我唯一追求的目标，或者我最想追求的目标。20%左右的人，或10%左右的人认为，我在不同阶段被并购了，实际上是完成了我创业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英美正好和我们的数据相反，在美国这个非常成熟的创业环境里，或者在英国这个非常成熟的创业环境里，60%、70%的创业者认为并购是我应该追求的最佳结果，因为偶然性才能最终使我上市。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也期待着，如果哪一天，当中国的创始人创业者能够进入这样一个正常的理性的心态，把创业当成实现终极目标的不断尝试的阶段性探索；阶段性退出也算是一种成功时，中国的创业质量会大大提高。对投资人或机构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因为假如都盯着上市，最后达不到上市既算是死掉，作为投资人来说他的回报也会风险极大。我的心只比宇宙大一点点真格基金是个小基金，年轻的基金，我们才做了四年。很多东西我和小平以前没做过。我们当时并非专业投资者，虽然我们误投中了几个公司而且上市了。我们天天思考的其实和大家思考的一样，那就是，真格基金不是做四年、四十年，甚至我们不在时它如作为遗产继续存在下去，究竟要靠什么？我们只有不断学习、不断体悟、不断改变。敢于做出别人不敢尝试的东西。这是我们对真格基金的定位。当年我和小平启动真格基金时，我问徐老师一句话，我说小平，为什么市场需要我们一个真格基金呢？全世界不缺这么些钱。为什么我们要做？你的真格梦想是什么？小平说了两句话。他说，第一，我们成立真格基金是带着价值观的，这个基金不是光有钱光有价值，我们要有价值观。他说，第二，我的梦想是，在有生之年把真格做成世界上“最大的小基金”。“大”意味着你的思维方式、你的创造力、你的眼光，你的胸怀一定要超过所有的对手。这个“大”还真得有我刚才说的，对创业者真正的热爱甚至盲爱，你得真正把腰弯下来，和他们一起成长，而不仅仅是个姿态，还得在时间中顽强地延续这一点。任何一个要想得天下的人，你的胸怀要比其他想得天下的人的胸怀要大那么一点点。我说，那好，值得我们干。最后我还是以我最喜欢的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诗句来结束： “我的心只比宇宙大一点点。”你想要征服一个东西，你的心只要比它大一点点，也就构成了征服它的全部概率和逻辑。文章选自真格基金，2016年4月7日
2016年4月11日 -
黄亚生：社会创新让NASA尝到了甜头 中国可借鉴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领导一个全球化团队征战全球，没有人文底蕴是不行的，人文关怀是内功。 “创新像是打群架，为啥老美的群架目前来看更有效率一些？深圳的山寨们，什么时候可以过渡到群体创新而不是群体复制？” 在《创新的创新》一书的豆瓣条目下，一位名叫“坐看云起时”的群众这样留言。 和被议论、提及了无数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比，这样直白的提问似乎更贴地气一些。作为该书作者，黄亚生给出的答案是：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注重实证研究，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是最早提出讨论有关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即“龙象之争”的经济学家之一。在斯隆管理学院，他一手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国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在众创时代，创新已经不再是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的专属，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也能参与其中，由此逐渐兴起另一种创新模式—社会创新。不同于传统的机构式创新，社会创新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并且分工决策，这样能够有效利用丰富的社会创新资源，多样化的参与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提供更多的创新可能性，大大降低创新失败的风险，降低创新成本。同时，社会创新还能够更快地创新。”这就是黄亚生所说的“创新的创新”。 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解决太阳耀斑预测问题为例，黄亚生向时代周报记者说明了社会创新的重要性。 对太阳耀斑的准确预测曾一直困扰NASA。太阳耀斑的爆发会给太空、地球和人类尤其是太空空间站的工作人员造成重大影响，但经过30多年的数据积累，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2009年，NASA面临的这一难题被发布到一个名为InnoCentive的网络平台上。这是一个以“开源创新”模式专业解决科学难题的中介机构，有别于传统的创新机构，InnoCentive是“非认证主义”的倡导者，参与者不必具有博士学位，也不必在实验室工作，没有任何学科、领域的限制。 最后，解决NASA这一难题的，不是什么著名的航天物理学家，而是一位住在新罕布什尔州某小镇上的退休无线电频率工程师。这位名叫克拉金的工程师对磁重联理论有很深的研究，按他的方法，NASA对太阳粒子活动的预测能力，在8小时内的准确率达到了85%。 那次的“广撒网”让NASA尝到了社会创新的甜头。目前，NASA与包括InnoCentive在内的3个开放式创新平台展开合作，通过这种方式，NASA陆续解决了太空食物保鲜、预测太阳活动、人体颅内压无创测量等多项挑战性难题。 面对当下中国的双创热潮，黄亚生认为，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社会创新模式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新的重要途径。政府应该适当开放创新网络资源，鼓励创办多元主体的创新中介，并在创新体系上向体制外倾斜，以激发中国社会创新的活力。 在活动现场，面对诸多创业者和中小企业主，穿一身藏青色西装的黄亚生显得很有激情。但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黄亚生表现出担忧的一面，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大部分的所谓“创新”，其实是创业，“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都是不对的” 。美国悖论：创新发达但经济增速缓慢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美国的大多数科学家和企业家都有“科学执迷”情结，美国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技致富。你怎么看待如今美国科研创新发达但经济增速缓慢的现象？ 黄亚生：是的，现在研究美国经济的学者发现，美国技术革命的步伐在加快，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减少。美国生产率的提升，过去是2.3%、2.4%，现在则是1%左右，降得非常快。很多学者开始讨论，为什么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脱节？一种解释是说，信息革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到了大概2000年之后就不再释放；还有一种观点是，GDP的统计方法有缺陷。互联网的许多活动没有被现有的GDP统计体系算进去；还有一种解释是，虽然美国技术革命的步伐在加快，但是很多技术都没有马上应用于生产，而且在过去的20多年间，美国的制造业基本上都是在海外的。可能这三方面的原因都有，才能解释这种现象吧。 时代周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现在非常普及，你认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吗？ 黄亚生：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不过，有几个客观的指标表明，这次的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第一，这次革命造成的后果是赢者通吃。以前，比如汽车市场，是由几家大企业分享的，但是现在的IT产业，一个行业往往只有一个赢家—在中国，阿里巴巴所占的市场份额要远远大于京东。 第二，FACEBOOK、GOOGLE等企业，市值非常大，但是创造的就业非常少。同时，像UBER这类公司又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一个人用UBER开车赚钱的时候就是一个劳动者，离开车后，就不再是一个劳动者。 时代周报：相较于传统的机构式创新，你更强调社会创新。目前中国的社会创新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黄亚生：社会创新模式需要开放的平台和多元主体的参与。首先，社会创新要保护创新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利益；第二，要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目前有些社会创新的题目比较模糊。 再比如，怎么有效评估各种创新方案？怎么避免欺骗？比如说我得到了你提出的方案，我们之间就应该有一个排他的协议，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发明出来的，你可能就会不遵守这个协议。在传统的创新体制里是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的，但是在社会创新领域，这些问题操作起来都是非常难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一些众创空间，可能做得更多的还是一种房地产的概念，有一部分众创空间有配备一些创业指导，但这还是创业的范畴，不是创新的范畴。 时代周报：和一般大众认为的凭空创新不同，你认为创新其实是对已有东西的组合。这种组合要怎样操作才会更有成效？ 黄亚生：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只关心能不能建立一个平台，把已经存在的知识重新组合，再提供给社会。但至于其中哪些东西有商业价值，这是由企业家来决定的。 公开创新平台的发展和兴起，某种程度上确实会满足创业者的需求。过去的创业者想要创新，就必须建立一个研发部门。现在，如果把这个研发部门做成一种社会型的组织，那以后的创业者可能就不需要建造一个独立、封闭的部门了。 时代周报：社会创新要依靠群体智慧，但对于一些高新科技的创新或者基础性的理论突破来说，群体智慧的作用有那么重要吗？ 黄亚生：这同时就说明，传统的创新模式有其存在的必要。像斯坦福、MIT这种传统的科研性大学，很多重大项目需要做实验，需要大量的投入。再比如医药行业开发一种新药，前后投入可达10亿美元。再比如像“曼哈顿计划”，需要很强的协调和组织性。这些都是不能社会化的。 相比传统创新的投入，社会创新的投入可能要少得多。社会创新的优势可能在商业模式方面，或者对解决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角度，这往往是传统的创新模式所缺失的，因为传统模式讲究专业对口，往往不能从非本专业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有一个曲线显示，传统的创新模式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大部分是符合公司要求的，而社会创新模式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则大部分不符合要求，如果一旦符合要求，那些方案很可能是突破性的。社会创新能调动不同的思维方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太阳耀斑的例子就是这样。 现在有许多知识由于技术限制等各种原因没有被转化为成果，成了剩余知识。如果有一个社会创新的平台，剩余知识就有可能变成有价值的知识。 今天，社会创新的模式实际上已经被许多大学或企业所吸纳了，比如斯坦福、MIT这些学校，现在非常强调跨专业的合作。还有美国最近几年兴起的私人科学，由企业家投资科学研究，可以跟商业回报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传统的机构创新也可以结合社会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最重要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耸人听闻”地预言，15年内，一半美国大学将破产。随着社会创新模式的发展，作为传统科研机构的高校将扮演什么角色？ 黄亚生：对有些大学来讲，社会创新绝对是一种冲击。美国的顶尖大学是创造知识的，他们有非常强的实力。另外一种大学不创造知识，而是传授知识，很多小的学校，贴身教育做得非常好，传授能力很高。这两种高校不太会受社会创新的影响，但大部分的美国高校是夹在中间的，这些学校将来可能会受到慕课等新兴教学形式的猛烈冲击。 但从总体来讲，基础科学还是不能靠私人或企业家，仍要靠大学。像MIT这样的大学，可以做到科研创新和创业同时都很优秀，但要注意，创新和创业之间毕竟是有矛盾的，科研要求信息非常流畅，而且不能有技术交易在里面，而创业是要求技术保密的、要求回报的。很少有大学能做到像MIT这样两头兼顾。 时代周报：你认为在中国，要想推动创新的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 黄亚生：在中国，政府如果要支持创新，最重要的不是建工业园、建高新区，而是要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最为关键的，也是责无旁贷的。再就是为科研、创新提供更好、更自由的环境。 实际上，中国完全具备社会创新的基本条件，大学的力量、基本教育等相比很多国家来说都要先进得多。但目前观察看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创新”主要其实还是创业，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都需要转变。本文刊于《时代周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11日 -
汤敏：中国“草根”创业潜力巨大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中新网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 王恩博)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近日在北京表示，中国“草根”创业潜力巨大，加强对这一人群的教育培训，将有助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迈向新高度。 汤敏在由中国政府网、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第19次文津圆桌论坛上作如上表示。 国务院此前在《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强调，要形成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工信部部长毛伟明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上透露，当前中国小微企业数量已经达到6666万。 在汤敏看来，这一数字意味着潜力。“美国的小微企业现在是2700万个，以美国共3亿人口计算，约每10个人就有一个小微企业。”汤敏指出，目前中国人口约为美国的四倍，但小微企业数量只是美国的一倍多，这说明中国小微企业发展还有巨大空间。 汤敏进一步分析称，长远来看，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的时代，将以小规模生产为主，因此需要更多小微企业，也就随之带来了大量“草根”创业需求。 “所以这种‘草根’创业我们一定不能忽视，不能把创业都想成是高精尖的。”为此，汤敏认为，官方需要在政策方面给予“草根”创业创新者特别关注。 具体而言，汤敏指出，加强教育和培训是当务之急。他建议，应重点将创业创新培训对象放在复员军人、农民工、大学生以及中年以上白领四个人群，同时为创业创新者建立一个巨大的创业交流和培训平台。“有了这个平台以后，它就能把中国的创业创新推向另外一个高度。”本文选自中国新闻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11日 -
吴晓波：华为成功的种子，到底是何时埋下的？
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厚积薄发”是华为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必将催生更多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 华为人理解的“厚积薄发”本质而言有三重含义：即战略聚焦，战略投入，战略突破。 “华为2015年的销售收入超过100多个国家的GDP”、“华为与银联合作推出Huawei Pay”、“华为签约梅西”.......据有关数据显示，华为全球品牌知名度从2012年的25%上升到了2015年的76%。而如今，华为仍在持续进步。有人说，华为的成长故事更像是一段“屌丝”逆袭史。而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教授眼里，华为能成长为如今的参天大树，其成功的种子早就深埋在过去。 今天，华为已成名声大噪的全球高科技公司，它那成功的种子到底是何时埋下的? 诚然，我们的目光容易被当前的成功者吸引，对其堆砌大量浮华的词藻，找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来证明其领袖有多么的英明睿智。但是我们不禁要反思，成功难道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吗? 华为核心理念很重要的一点是“以奋斗者为本”，而奋斗者在做着的则是“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华为无数的奋斗者们每天都在专注做着专业的事情，正是他们用工匠精神在正确的战略指引下，使华为从一个并不完美优秀的公司成长为一个还是不完美但却被人们所尊重的明星公司。 华为能有今天，我相信华为的视野和起点不是那么小，那么低。二十多年前，华为的视野和起点就已经是相当高的，华为的眼光战略性地放在世界。二十多年来，华为一直遵循厚积薄发的理念，一步一个脚印，用乌龟精神加上针尖战略而追上龙飞船，摸索出了独特的创新发展模式。华为今天的崛起背后藏着昭然若揭的秘密。 领袖企业的成长有其必然性吗?是的!除了在摸爬滚打中裹着泥、忍着疼地历练，还得有科学与理性的阳光普照。仅凭企业的蛮力生长，虽耗费大量资源，终难成大器。 探究规律、建立规范、尊重规则、持续创新，才能健康成长。尽管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世界500强，但是世界创新100强呢?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还是太少、太少，领袖企业并不是追求规模的狂徒，但是持续的增长就是领袖的标志。除了艰苦奋斗和全球竞技，华为这样的领袖企业带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是那颗深埋在过去的“厚积薄发”的种子。 华为人理解的“厚积薄发”本质而言有三重含义：即战略聚焦，战略投入，战略突破。所以，这颗种子本身必须是一颗有精神、有气质的种子。这种精神就是华为的长期坚持、执着追求的精神，而这种气质是华为的超越追赶、突破创新的气质。 这必须是一颗敢于聚焦的种子。如果种子不能集中精力朝上萌生，而是朝向其他方向，必然走向迷失。当下的商业社会有太多的诱惑，太多的投机，华为聚焦在ICT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航道而不为其他所动，才有今天的成就。 这必须是一颗敢于投入的种子。如果种子不能尽力吸收水分，吸入氧气，就难以得到足够的能量去萌发，华为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以上，将近乎一半的员工投入研发，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砸”出了中国企业的地位和尊严。 这必须是一颗敢于突破的种子。厚积不一定薄发，只有破土蜕变，才能终见阳光雨露，才有可能成长为未来的参天大树。华为不断突破现有技术范式，从3G技术的追随者，到4G技术的紧跟者，到5G技术的领导者。华为深知唯有超越追赶，抓住下一条“S形曲线”方能冲出追赶陷阱，超越对手、竞争高端。 以对未来的认识，深埋下今天的种子。我们有理由相信，华为的未来会有持续的大树青葱勃发。“厚积薄发”是华为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必将催生更多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健康力量!本文选自MBA中国网讯，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11日 -
金灿荣：核安全峰会迫使各路冤家坐在一起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如果恐怖分子控制了核设施会怎样？朝鲜核问题会不会进一步恶化？普京不去核安全峰会所为哪般？奥巴马即将卸任，这会是最后一届核安全峰会吗？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听听他对这些问题的评价吧。 观察者网：这已经是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了，从2010年首届到现在，您怎么评价核安全峰会在维护世界核安全方面的作用？ 金灿荣：对于核安全峰会的作用，美国方面有一个具体的评估，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在核安全峰会的影响下，14个国家以及台湾放弃了一批武器级的核材料，这些核材料大概可以造1500枚原子弹。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从常识上讲，有这个峰会总比没有好。这个由世界主要大国组成的核安全峰会，总归会让大家重视核安全的意义，也会有一些政策协调，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观察者网：但尽管如此，世界范围内面临的核威胁仍然存在。您认为全球目前面临的核威胁有哪些？ 金灿荣：现在最突出的核威胁就是核安保问题，担心恐怖分子袭击核设施，近期发生在比利时的恐怖袭击，就有消息称恐怖分子原计划是袭击和破坏核电站，这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第二个核威胁就是核扩散，这和朝核问题有关。第三是核事故，和日本的福岛核泄漏有关。日本福岛核事故已经五年了，但仍旧有30几万老百姓没有着落。第四是核裁军，美俄现在依然拥有几千枚核弹头，根据核裁军新约应该进一步减少，但目前进展比较缓慢。 观察者网：核安全峰会是2010年由奥巴马发起，这次也是他任内最后一届核峰会。那么奥巴马卸任后，核安全峰会还会继续举行吗？相关核安保合作行动将如何继续推进？ 金灿荣：这个非常有可能，因为美国人走政亡的情况非常严重。奥巴马本人有一点理想主义，对这个问题又非常重视，如果换个人比如特朗普，我估计是肯定不会做这个事。希拉里做不做也没有把握，因为她是个极端现实主义的人，算账算的极其精明，核安全峰会可谓是命运未卜吧。 但相关核安保合作行动和协议可能还会继续推行下去，因为一般来讲，大国之间的承诺还是严肃的，原来的承诺还会执行，只不过说新总统缺乏热情，不会再去搞新的项目。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我们中国估量核安全峰会还有价值，我们可以接过来办。以往只要是中国肯承办，一个死过去的会差不多就救活了，包括APEC会议、亚信峰会，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没有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国力也强、意志也强，举大国之力办一个会，肯定会办得很炫目。而且对于中国来说，承办核安全峰会的意义不仅仅是维护国际核安全，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都会有很大的提升。当然，如果中国要接手，估计美国也急了，美国人就说我不干你也不能干，中国要干的话它又会抢回去。但可以看出，中国还是能够对核安峰会的前途施加一定影响的。 观察者网：这次核安全峰会前夕，日本归还了约331公斤的“钚”，算是履行2014年在核安全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这意味着日本就此放弃核武器研究了吗？特别是日本新安保法刚刚开始实行，如果日本拥有核武器或者准备研发核武器，带给世界安全的威胁恐怕是无法估量的。 金灿荣：这件事情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日本过去开发核能，积攒了很强的开发核武器的能力和条件。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国家，它有理由去发展核能，加上它又是美国的盟友，会得到美国的支持。有一段时间日本的核能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最多的时候有59座核电站同时运作。这导致它的核材料非常多，核技术也非常好，核工艺水平也很高，所以它的能力确实让大家有一点担忧。 但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实现核武化还是比较警惕的，否则也不会压它把这一批材料还回去。我认为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能力会有所利用，但也不至于放开手让它搞核武器，因为这对美国本身也是一种威胁。目前最有能力限制日本核武器发展的可能还是美国，美国对日本还是管用的。 日美关系其实还是很微妙的，它们有非常好的合作，但是也有定位的，所以在军事上美国要利用日本，但又加以限制，比如美国绝对不会让日本发展航母、核潜艇。美国允许日本发展都是它自身有所欠缺的，比如在东北亚美国潜艇能力是不足的，就会让日本去重点发展反潜力量。 从这也可以看出，美日关系还是主从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在军事上讲，我认为日本自卫队其实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西南军事区。我们对日本对外用兵的可能性要注意，包括对美国的支持也要注意，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日本有它的局限，在70年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军力发展并不是很均衡，不具备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讲美国对它还是有限制的，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事实。 观察者网：作为核大国，俄罗斯这次拒绝出席核安全峰会，这是比较罕见的。您认为俄罗斯拒绝出席的原因是什么？ 金灿荣：俄罗斯给出的直接理由是希望能参加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年会，说那个更实在，你们这个是空谈。但一般认为这是个借口，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美俄关系有问题。普京还是害怕受到羞辱，2014年在澳大利亚开G20峰会，当时好像出现这么一个情况，G20领导人在一个大桌子吃饭，把普京放到一个小桌子吃饭，那次普京就愤而离席提起回国了。我估计他是怕再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觉得自己又有筹码，目前最强大的两个核国家还是美俄两家，可能美国也没有给它特殊待遇，本身关系就不好，又存在这种羞辱的危险，所以他就不去了。 至于如何缓和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双方可能还会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吧，比如叙利亚和平谈判，我估计现在这个是美国寻求和俄国合作的重点。最近普京宣称从叙利亚撤军，紧接着克里又访问俄罗斯，看得出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还是挺好的。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普京应该去参加核安全峰会，这个事儿总归对世界是好事，他的缺席是有问题的，但是从俄国角度看，他们应该也是精算过，去这一趟会给奥巴马很大的面子，但是实际上又没有什么回报，还存在被羞辱的风险，想想还是算了。 观察者网：这样来看，参会的几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俄罗斯拒绝参加，奥巴马拒绝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中日关系也很尴尬，美日韩怎么谈也不清楚。这些会不会影响此次核安全峰会的效果？ 金灿荣：核安全问题是跨国界的，现在各大国之间的怀疑在加深，某种意义上讲恰恰需要这种跨国界的峰会，迫使一对一对的冤家坐到一块。越吵架的时候可能越需要这种会，就是那种国际政治对抗性不是很强的会，像气候变化、摆脱贫困、防止自然灾害、制止疾病传播，在国际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开一点这种会，可能有一点效果，迫使剑拔弩张的各方坐到一块谈判。现在大国之间的矛盾比以前多一些，但这个和核安全峰会是没有关系的，是前面很多矛盾积累起来的，也可能对核安峰会造成一点麻烦。但反过来讲，恰恰这个时候核安全峰会把这些人能安排在一个会议室里，要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习主席根本不愿意和安倍待在一个房间里。 核安峰会是一个契机，有些国家会抓住这个契机解决，有些国家不会。比如习主席会见朴槿惠，朝核问题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冲击，这应该是缓和关系的契机。再比如习主席和奥巴马有一个半小时会谈，这是数十位与会外国领导人当中，奥巴马总统举行的唯一一场双边会谈，这对中美关系就挺好的。现在中美关系确实矛盾很多，他们两个人协调一下，至少控制下矛盾不让进一步发展。今年至少有三次峰会，一次是核安全峰会，一次是9月4日的杭州G20，还有一次是11月的秘鲁APEC会议。这三次峰会对稳定今年内的中美关系应该有好处的。如果没有这次核安全峰会，今年习主席和奥巴马的碰面就会少一次，双方也就少了一次缓和关系的机会。 观察者网：这次核安全峰会召开的另一个背景是朝核问题。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史上最严制裁之后，朝鲜半岛局势依然紧张。这次峰会的召开，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有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金灿荣：应该讲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因为朝鲜不参会，但它会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核安峰会做出的任何表态进行反驳。我前面将朝鲜核爆导致核扩散列为第二大核威胁，所以这次肯定会提到核扩散，提到朝鲜核问题。而且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朴槿惠总统一大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谴责朝鲜核试验写入公报中去。朝鲜被谴责应该是逃不了，但朝鲜一定会抵制，你爱说说吧，我该干嘛干嘛，所以应该没有直接影响。 但还是会有点间接影响。比如说习主席见过朴槿惠之后，中韩关系恢复了一点热度，这个对朝鲜有一点间接的压力。另外奥巴马和习主席肯定要谈朝核问题，这对朝鲜又有一定压力。中韩、中美都对朝核问题表态，最后在整个峰会的联合声明再提一下，两个双边、一个多边声明，朝鲜或多或少有点压力。直接影响没有，间接影响有一点，但会导致什么结果，现在还看不清楚。 所以这次峰会对朝鲜应该不会造成太大刺激，它现在已经被刺激的差不多了。真正对朝鲜有所触动的，我个人觉得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2270号决议，这里面规定禁止向朝鲜运送航空燃油。我估计再用半年朝鲜就没有航空油了，那个时候半岛可能就面临着抉择，一个抉择是朝鲜能够冷静下来，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中国最希望的，中国也在给美国做工作，要求美国承诺跟朝鲜签订和平条约，谈判轨道有所启动，朝鲜冻核，然后利益交换，朝鲜慢慢弃核，这是最理想的，通过制裁让它回到谈判桌，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第二个可能性是半年后朝鲜很困难，但是又不让步，反而脾气更大了，甚至攻打韩国，韩美就会对它进行局部打击，这就比较麻烦。第三个可能性是，半年以后朝鲜很难受，但又不让步，又有基本理性不去冒险打韩国，就跟老百姓号召第二次“艰难行军”，每个月捐一公斤粮食，死憋着，也不打也不投降。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 观察者网：四届核安全峰会，中国最高领导人都有到场参加，在上届荷兰核安全峰会上，还提出了中国“核安全观”。您觉得这些年来，中国为国际核安全治理领域做出了哪些贡献？ 金灿荣：第一个贡献还是理念吧，中国应该是核大国里最早承诺永远不用核威胁别国，对非核国家提都不提核，对核国家永远不首先动核，这种理念我们最早提，而且坚持到了今天。奥巴马只是稍微仿效了下中国，就得了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应该给我们，原创是我们，是毛主席提出的，今天我们还在坚持，不过用了很多新的说法来表述。第二个贡献，中国现在积极地防止核扩散，朝核就是个例子。第三，中国在积极参加反恐，包括在核安全领域的反恐。第四，在核事故方面，中国在积极发展第三代核电，它的安全性要比第二代好。 观察者网：2015年9月访美期间，习近平就提出中美将在核安全问题上深化合作。您觉得中美两国之间应该如何深化合作？ 金灿荣：目前核安保是最迫切的问题，在这方面中美已经展开了一些合作。3月18日，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与美国能源部共同建设的核安保示范中心在北京市房山区投入运行，这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规模最大、设备最全、设施最先进的核安保交流与培训中心，用各种技术手段确保核设施不会受到外部的渗透和袭击，也是中美合作一个很具体的成果，对世界核安全有意义，对中美关系也有意义。 在核扩散方面，中国积极促成朝核问题的解决，强调制裁的目的是让它回到谈判桌上，我们现在在按照这个方向推这个事情。 在核能开发上，中美有一些合作，我们还在开发核能，但是需要安全性更好的核反应堆。中国现在试验的第三代核反应堆，这方面美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技术。在下一代核能开发上，中美正在基于市场合作，这应该是双赢。 可以看出中美合作还是蛮全面的，习总讲深化合作，完全没有就不会讲深化，这说明前面还是有一些合作的。本文选自观察者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8日 -
王俊峰： 让中国法律人赢得国际尊重
王俊峰，CCG 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法学博士。现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第十八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顾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辑部/文 2016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主席王俊峰，第九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并带来多个提案及发言，继续为推动中国法治进步和律师行业发展积极发声。作为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他打破了国际法律服务领域由外国律师垄断的局面，金杜已成为中国律师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掌门人”，在他的引领下，中国律师积极参与“走出去”战略，向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而作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他积极参与到中国智库建设，并为中国智库发展建言。多重身份下的王俊峰，以实践者的姿态不断耕耘，并以思考者的姿态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智库发展不懈努力。王俊峰1995年到荷兰浩托富律师事务所访问创立金杜 剑指国际法律服务 1986年，王俊峰在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后来被分配到贸促会法律顾问处独立成立的我国最早的一家专门做国际和涉外法律服务的事务所——中国环球律师事务所。 1993年，恰逢国务院发文推动法律事务、律师职业的改革与市场化，王俊峰与三个心怀同样理想的同事一起“下海”，创办金杜律师事务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 创立金杜律师事务所时，王俊峰希望推动中国在国际和涉外方面法律服务的发展，所以创立伊始就确定开展针对国际方面的、涉外领域的法律服务，而这一定位决定了金杜从来没有把任何一家国内律师事务所当作真正的竞争对手，给金杜带来了很多特殊的发展机遇和生命力。“土生土长”的金杜团队虽然在经验和国际化上与国际同行略逊一筹，但也有着自身无可比拟的长处。凭借对我国政策法律法规的准确了解，金杜能够提供比外国人更加行之有效的法律建议，其优势也逐渐被客户所认可。 跟国际社会打交道就需要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情况，需要自身不断地转型和提升。创业前十年，王俊峰有很长时间是在海外度过，不停地去考察，去学习，去交流，去了解海外律师业的发展。1994年，他赴荷兰的律师事务所做访问律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律师事务所的运作理念。1996年，他走访了英国、美国，与两地同行进行交流。1998年，他到剑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访问学者。 1999年，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攻读法学硕士、博士。一边是律所，一边是大学，王俊峰努力平衡着自己的事业和学业，直到2007年才最终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在他看来，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很值得。 在此期间，王俊峰在美国反复考察、沟通，最终使金杜在美国硅谷拥有了第一家海外办公室，成功打造了一个沟通国内外的窗口、桥梁，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能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 随着金杜日渐走上国际舞台，王俊峰不再仅着眼于律所本身的发展，而是开始寻求更大的社会价值，让金杜承担起更重要的社会责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数商机和挑战同时涌来，金杜加强反倾销、反垄断领域工作，维护了国家和企业利益。2002年，北京奥组委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法律顾问机构，有100多家国际律所提交了项目建议书。最终，金杜和美富律所分别受聘，为北京奥组委提供国内和国际的总体法律服务。之后，王俊峰和金杜团队精益求精的工作感动了奥组委，从而承担起更大、更重要的任务，本来是“配角”的金杜直到奥运会闭幕，一直承担着80%甚至更多的法律事务。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王俊峰开始积极开拓海外市场。2008年，金杜纽约分所正式开业，由此成为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唯一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2012年，金杜与澳大利亚万盛国际律师事务所结成紧密联盟，初步形成了今天的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2013年，金杜宣布与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SJ Berwin 结成首个全球法律联盟，并沿用原有名称“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至此，金杜成为唯一一家总部设在亚太地区的全球律师事务所。目前，金杜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拥有超过30个办公室，遍布亚洲、澳洲、欧洲、中东和北美。王俊峰2010年11月27日赴欧洲考察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每一个律师的进步 2011年，王俊峰当选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他开始更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每一个律师的进步。他说，“在中国，任何一个律师取得成绩，都让我开心。” 王俊峰介绍，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以来，中国律师人数逐年增长，到2015年底已接近30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这30 万律师还远远不够。他强调，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律师是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力量，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深入，律师发挥作用的空间会更大。他认为推动和维护律师行业的发展进步既是行业的事也是整个社会的事，也更加不懈地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今年王俊峰的提案之一，是尽快修订《律师法》。随着国家的发展、法治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领导的系列讲话提出很多新的要求，律师行业从定位到发展等很多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2012 年律师法的修订，主要针对社会律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两公律师等；还有一些跟律师行业的职业权益相关的内容，所有这些新的变化需要通过立法反映出来。法律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要跟上社会发展变革不断地去完善。《律师法》是律师制度的基本法，在规范律师的职业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师法》的完善对律师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提案，今年王俊峰还有一个提交大会发言，题目是《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核心是强调律师在依法治国和司法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律师的作用是通过执业过程来体现的，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是法律获得准确实施，实现公平正义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很多条件和基础，但是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应该是这一目标的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律师的执业权利，代表的是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也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这个意义怎么说它重要都不为过，因为这也是司法改革的核心方向。 司法部在2013年7月出台《关于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的问题的意见》。作为会长，王俊峰带领全国律协，认真落实司法部部署，积极组织协调，采取多种措施，解决174个县无律师的问题。通过组织安排规模较大、社会形象好的律师事务所到没有律师事务所的县（市、区）设立分所，指导没有律师的县（市、区）的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创造条件，组建国资律师事务所，深入开展“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选派法律援助志愿者律师到没有律师和律师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服务等措施，至2014 年6 月，全国174个县无律师问题已全部解决，第一次实现了律师法律服务县域的全覆盖，对于实现律师行业均衡发展，充分发挥律师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职能作用，满足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律协一直以来也在积极推动律师行业带有专业独立性的法律服务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能够有更多发挥律师作用的机会。王俊峰多年呼吁政府购买法律服务。他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包括要普遍设立律师顾问。在依法行政方面，政府使用法律顾问越来越多，但是购买法律服务还是缺少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有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来推动的话，政府能得到更好的高品质的法律服务，也会有更多的律师愿意去参加这些法律服务。如果政府真正地把购买法律服务作为一个稳定的、可操作的技术安排，那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对我国的法治文明水平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律师行业的从业人员，不管是从事哪一方面的业务，也不管所在律所大或者小，都是在专业的基础上提供专业服务。他强调应重视律师的专业服务，并形成制度性的安排。尽管律师行业乐于关注公益、参与公益，并且这已经是律师行业本身的一种素质甚至是血统，包括大量对政府的公益法律服务，但是真正的专业独立性服务应该得到尊重，要去购买。通过购买法律服务，让律师和法律顾问在政府依法行政以及社会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势必对推动整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有特殊的意义，也是政府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王俊峰作为嘉宾参加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的两会特别节目“奔跑 国计大势”录制促进法治文明与司法公正 法治文明是当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基础，王俊峰的一些提案围绕促进法治文明与司法公正展开。今年他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提案，建议国家调整法庭庭审布局。他认为，目前的庭审布局是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下来的，多年未变。现在讲司法审判为中心，强调控辩双方平等，不能先入为主，应尊重当事人的权益。法庭审理的被告，在被定罪之前还是嫌疑人，还是应该有其相应的权益，不应在未审理之前就安排在那个位置，像已经定性了一样。希望庭审的位置能有所改变，例如嫌疑人能和辩护律师坐的更近一些，便于交流等。他表示这一提案还在完善, 但是这样的改变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很多学者和律师的共同看法。 王俊峰还有一个正在完善的提案，是关于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他指出，同级的检察院对同级的法官提起公诉，会对控辩审三方在法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司法活动的时候有一些影响。从保护法官独立公正审判案件的角度，应该把这种权利上移到上一级检察院，最好不要让同级的检察院来进行，可以通过上一级的检察院来提起，除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之外，下面的三级法院、检察院由上一级的检察院提起可能更好。他说这个提案还在论证中，但是表达的意思就是推动司法公正，更好地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包括对案件的审理，在程序各个方面能更公正、平衡，也就是实现总书记讲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建议设立国际性法治论坛 王俊峰经常参与国际法律界的交流活动，一直遗憾于中国没有一个与自身的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相匹配的国际性法治论坛，能够有力地传递出中国法治建设的声音，促进国际上对中国法治进步的了解。 今年两会，王俊峰的提案之一是建议国家发起设立国际性的法治论坛，这也是他做律师、担任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以来一个很大的愿望。中国过去3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法治的进步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影响深远。今年是全国律师协会成立30周年，也是律师法颁布2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发起设立国际性法治论坛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能设立这样一个国际性法治论坛，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国际法治交流平台，将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法治文明的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法治进步，推动国际法学交流和律师行业发展，并且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还建议首届论坛明年在香港举办，因为明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仍然保持繁荣发展靠的是“一国两制”和法治建设。如果首届论坛在香港举办，同时中央领导能够出席，对世界而言无疑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谈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王俊峰认为，“一带一路”首先应该有法治思维，具备了法治保障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中国。所以他今年还有一个提案是关于加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法治保障，因为当今的国际社会是以法治为基础、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中国需要在法治文明方面与国际接轨，互相学习，并实现引领。 王俊峰还在另一个提案中建议向国际组织推荐法律人才，他表示这与中国的“走出去”有密切关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才众多，但是在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里面工作的中国人很少，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有那么多青年才俊，应该推动、鼓励、培养更多的人才直接参与到国际活动当中去，在国际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推动中国社会化智库发展 现在已经有众多企业界人士参与到中国智库的建设中，相比之下法律人士参与智库建设的还比较少。作为CCG的副主席，王俊峰是最早参与中国智库建设的法律人士，他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法律人，参与到智库建设的队伍中，共同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 在王俊峰看来，智库的“智”，并非一两个人的聪明智慧。“智”，要讲专业和科学性；“库”，则与大数据相连，如果没有数据，决策就会出现问题。国家的发展，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特别是在当今的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所有决策通过科学论证非常重要。长远来看，中国智库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王俊峰一直为CCG探索、开拓社会智库创新发展模式的道路感到骄傲。今年两会，王俊峰还提出了推动体制内智库市场化的提案。目前国内体制内智库有很多人才，也有多年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沉淀，但是由于机制约束和社会化、市场化不够，智库资源不能有效利用，需要进行整合、转化，以充分释放沉淀已久的智慧。他认为中国未来十年，智库的发展一定是独立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这样智库才有生命力。同时，中国智库不仅仅要满足国内的需求，还要满足大量的国际投资人、国际组织、包括个人的需求，因为他们来中国发展，需要了解相关情况。现在很多在中国发展的外国智库，扮演着很多角色，实际上也占有很多国内的智库资源。 从国家机关到下海创业，从国际化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到中国律师行业的引领者，王俊峰始终怀着推动国家法治建设和律师行业发展的理想锐意进取，并将肩负这一责任继续执着前行，为中国法律人赢得国际尊重。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3月刊总56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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