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　　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根据我自己到中国各地考察的结果，我是觉得下行压力甚至比我们预期中的还大。我们把它称为“新常态”，当然是比较正常的。从一个高增长、高达两位数的增长，现在下行到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常态。那么为什么说中速呢？就是针对中国自己以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来说，是中速增长。但是如果中国跟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无论是欧美的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很高速的。　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是明确的目标　　　　我们对这个新常态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常态那就是稳定的增长，如果说我们以后十到十五年，能达到一个人均6%到7%的增长的话，那么我们有望进入一个高收入社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里面，大概只有十几个国家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还是中东石油、能源类型的国家。除了这些能源类型的国家之外，我们东亚，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韩国和新加坡，避免了这个陷阱。什么样的叫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　　东亚社会，日本、亚洲四小龙，是高收入社会，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这些国家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然，低发展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很多，像柬埔寨、老挝、缅甸，这样一些国家一对比就非常清楚，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困难大家也是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高收入社会往往是政治比较开明、开放、稳定，政府比较清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就是腐败非常流行，社会不稳定，经常出现暴力。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必须逃避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十八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要在五年之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很清楚，明确具体的规定，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是7800美金，五年之后要实现人均GDP12000美金。什么概念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年必须达到6.5%的增长，人均GDP才会达到12000美金。　　另外一方面就是扶贫，中国现在统计贫困人口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标准，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人均1.5美元/天的收入。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规模更大，因为根据国际标准是2美元/天，如果这样算，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所以从这个社会结构里看，中国现在的中产阶层还是很少的，社会底端群体还是太大。　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　　　　　　这个目标确定了，那么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人均GDP12000美金，从现在的7800美金到12000美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收入社会，我觉得那个阶段比较困难一点，比接下来五年还要困难一点。虽然现在经济下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很多的悲观，也有好的方面。　　举个例子，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这个非常重要。从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家如果去其他国家，哪怕是欧美发达国家去旅行的话，会发现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可能是世界上一流的。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大家一般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制造业基地，光是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样一个基地。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发现，包括印度，如果今天我们去印度看看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行，更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　　第三，中国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做得非常好了，人力资源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从文化上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有传统几千年的商业文化。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有这个讨论，为什么早期发展的发达国家，都是新教伦理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经济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五个经济体，成为高收入社会。中国当然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尽管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反文化的运动，但是随着中国文明的自觉，文明的复兴，中国越来越像传统的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的国家。文化的要素，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因为比较软，但是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　　从微观方面的一些经济形势来看，也有好的地方。中国已经很快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部消费的经济体的转型，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十八大反腐败以来，政府部门的消费，也就是“三公”消费，现在几乎是非常小。现在不仅政府部门自己消费减少了，政府跟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总体来说，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很快提高，这表明民间的消费增加得很快。　　第二方面，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以前人口基数很大，发展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甚至从各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就业市场是他们最担心的。温家宝总理那时候提出保8的口号，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会产生社会稳定的问题。现在尽管经济下行，但是就业市场还是有改善的。　　第三方面，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我们现在感到比较悲观的就是有些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不作为，尤其是房地产，因为以前房地产对中国的经济做了很大贡献，房地产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当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去了，所以造成了以前的钢铁、水泥等这些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大家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看看，会发现低端制造业发生了很大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很多产业开始从中国往周边其他国家转移，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还有农村这一块，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农村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农业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的。　　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是非常大的，什么潜能呢？习大大所说的从中国传统的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质量经济一说，中国的经济潜力非常大。中国的消费者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买大米等农业产品，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韩国、台湾农业产品的最大的外销市场。无论是电饭煲、马桶盖还是农业的技术，我们是有的，中国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当然如果要做欧美的那些名牌服装、名牌包包，可能需要很长的历史，但是技术类型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只是我们不够重视，是产业升级的问题。　“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提出来创新，怎么通过创新来触动下一步的改革。一般理解，好像创新只是一个技术的创新。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能把创新狭义理解为技术的创新，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讲到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他把制度创新也包含到创新里面，是创新的一个方面。　　最近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英文是Supply-side。供给侧改革，我的理解就是要提供新的制度供给，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理解的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当然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也很重要，我刚才举的例子，技术供给，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提供不了技术，所以通过技术的供给来发展经济。我觉得这个供给更需要制度的供给，制度供给非常重要。　　供给侧改革实际上跟邓小平早年提出来的，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的既得利益的阻碍，这样的思路是一样的。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老的利益就是既得利益。要是在没有新利益的情况下，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旧利益的阻碍，也是很难。你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旧的利益、旧的体制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供给侧改革的提法非常好，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　经济层面需要纠正的几个错误　　　　经济政策层面，也是有一些问题需要纠正，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我们金融自由化很重要，金融自由化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案，但是我们现在过度金融化。很多省的实体经济下行，但是金融经济在上升。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因为本来金融自由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实体经济，但是因为金融这个部门太能赚钱了，大量的钱反而从实体经济转向了金融经济，这个趋势我觉得是不健康的，是不好的。　　第二，我们有些领导对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困境判断不准。一般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因为缺少资本，当然很多中小企业发展确实是缺少资本，但是也有很多中小企业发展不是，主要是缺少投资空间，而不是金融。实际上，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的国家，即使在国有银行拿不到钱，但是如果这些民营企业能找到很好的投资空间，他们投资并不是很困难，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引入外资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还要深化，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自己不作为，但是大量的投资空间还是被国有企业占领着。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出来了，分成几种，一个是商业性的，就是竞争性的，一个是公共服务部门，一个是垄断方面。如果是公共服务部门和垄断方面，国有企业还可以继续大作为，要做强做大。我觉得竞争性方面，国有企业应当退出来，把大量的投资空间让给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方向。　　但是现在很遗憾的就是，大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些想法不正确。企业就是企业，国有企业就要赚钱，不赚钱就要倒闭。现在有一些思想不解放的，或者比较左的人，往往把国有企业跟国家命运、跟执政党命运绑架起来，这不是好现象。一家、两家、三家国有企业倒了，国家不会倒的，执政党也不会倒的。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个东西不要过分的意识形态化。　　另外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是，大家一直在谈互联网+的问题，我觉得互联网+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领域确实是互联网+，像马云、马化腾、百度，他们是互联网企业，他们通过互联网要加一些什么。更多的企业就是什么东西加互联网，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这几年我们强调互联网没有问题，但是好像已经被创造出一个互联网乌托邦经济，我个人不认为互联网真正能成为中国的经济体，一个乌托邦式的经济体。它只是一个工具。包括马云他们在做的东西，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只是一种销售，本身技术含量并不是很大，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互联网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实体经济，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下一步要从中等收入走到全面小康、走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更重要的还是要继续发展实体经济，这一点大家不要被误导。本文发表于新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金灿荣：反制朝鲜核爆应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朝鲜核爆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显示国家意志和决心，这次是再一次显示其有核国家的立场。这已经写到朝鲜的宪法和党章里去了，最近朝鲜领导人在视察时宣布拥有氢弹技术，现在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去做这件事，首先是展示国家意志。　　其次，朝鲜可能认为现在大国之间矛盾很重，对核爆而言是个不错的时机。围绕中东问题，美欧关系不太好，而中美、中日、美俄之间都有矛盾，朝鲜认为大国之间难以协调立场的局面对朝鲜有利。　　对朝鲜核爆，国际社会肯定会做出某种反应。我个人推测安理会会有某种动作，但是会反应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太清楚，但对南北关系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冲击。去年南北双方多次有缓和的姿态，也有老人见面等安排，但核爆之间，南北关系应会冷一段时间。　　中朝关系也会受到某种波及。这几个月以来，中朝关系实际上有和好或者缓解的努力，但现在看起来，中朝之间的第一大矛盾不仅没解决还在升化，对中朝关系来说影响非常消极。　　对这件事的解决，眼前能看到的应该就是提交安理会讨论，然后形成新的决议。对朝鲜核爆问题的反应，还是应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来进行。本文选自环球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王石：没有后悔的人生

　　他是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掌门人，创立并领导着公司，但他本人却并非公司的所有者；他也是登山家，是运动员，是极限运动爱好者；他做生意、写书，也做代言、环游世界……从“企业家”到“登山者”，再到“环保主义者”，王石的身边不断转变，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身份的局限。在他看来，人生从来就不是静水深流，多彩的人生协奏曲，才是他最好的写照。从蠢蠢欲动的商业梦，到万科一步走来做大做专，一起来看王石的创业故事。蠢蠢欲动的商业梦　　　1951年，王石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1968年，王石进入空军汽车三团服役，成为一名运输兵。　　1974年，王石复员到郑州铁路局当工人，被推荐到兰州铁道学院攻读排水专业。大学期间，他自修完《政治经济学》，这本书算是他的商业启蒙。　　1977年，王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作中，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对铁路工作并不太感兴趣，大学时种下的经商种子正悄然萌芽。　　1980年，王石进入广东省外经委，负责招商引资，算是迈入“商业圈”。在外经委，王石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商业运作，也积累了大量商业经验，为日后的“单飞”打下良好基础。　　1983年，王石32岁，他辞去政府公职到深圳经济特区做中间商倒卖玉米，“单飞”之行正式启程。次年，他的生意几经起落，渐趋稳定，收入也不断增多，有了300多万元资产。　　1984年1月24日，王石正在不亦乐乎地倒卖着玉米，经过深圳国贸大厦时看到了很多聚集的人群，原来是邓小平来此视察，俯瞰特区全貌，这一下击中了王石，“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凭借倒卖饲料赚到的300多万元，王石注册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并出任总经理。企业成立之初，王石涉足多个领域，销售日本进口电器、仪器，还搞服装厂、手表厂、饮料厂、印刷厂等。“我那时是投机高手，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基本万科都涉及到了。”把蛋糕做大　　　1988年，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进行股改，改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同年12月，万科发行中国内地第一份《招股通函》，发行股票2800万股，集资2800万元，这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份按照国际惯例面向社会公众在报纸上刊登的《招股通函》，是万科发展史上的关键一步，为后来万科上市打下基础。　　发行股票之后，王石一改创业初期锱铢必较的作风，洒脱地放弃了个人股份。“把蛋糕做大，分一点就不得了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如何才能“把蛋糕做大”？王石盯上从未涉足过的房地产行业。　　1987年，深圳市政府划出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土地进行有偿出让拍卖，使用年限为50年，这是建国以后，土地首次作为商品拍卖。王石敏感地注意到，这将意味着房地产业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事业。然而此时进入房地产市场，已经算不得占据先机。何况，非房地产公司只能靠投标竞价来拿到土地。王石却没有因为重重阻碍而退缩半分，在首次投标中，万科这个“初生牛犊”以高出市场价10倍以上的价格拿到第一块地。当时深圳市规划局局长都不禁感慨：“你们怎么出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瞎胡闹，不过，还是祝贺你们。”万科职工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年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至是去抢饭吃。　　正是这次“猛打猛杀”让王石“杀”进房地产行业。高于25%的利润不做　　　1992年，随着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开始升温，一度出现房价虚高的泡沫。此时，国内的地产商都陶醉于眼前的“大好时光”，不断圈地圈钱，将业内“低于40%的利润不做”的说法奉为圭臬。此时王石却没有沉迷于当下的泡沫，他破天荒地提出，对万科来讲，“高于25%的利润不做”。　　舆论一片哗然，房地产商们也纷纷质疑。王石却坚持自己的观点，“万科不是不想赚钱，而是从长远来看，市场必然向平均利润率回归。”　　事实证明，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虽然利润率不及同行公司，万科却在大家囤地来增长利润的时候，坚持快速开发，这也让万科躲过了危机，以至于在之后一路稳健，挺过了金融整顿之后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居有万科　　　1995年，王石已经为万科树立了明确的企业架构，在很多企业都在搞“多元化”的时候，王石果断卖掉万科蒸馏水公司、零售公司、电影公司、广告公司，一门心思将万科打造成一个专业房地产公司。1998年，在金融风暴影响下，为了释放消费能力，朱镕基决定催热房地产，还由此询问了王石对网地产市场走势的看法。　　万科开始了攻城略地，步步发展。2000年，万科投资深圳、上海及北京的住宅项目和零售业务，公司实力增强；两年后，万科进入了广州、中山、大连、鞍山的房地产市场，初步形成了“3+X”的区域发展模式；2005年，万科进入了江浙市场，实现了十年前的期望。　　2008年，万科实现了31个城市，超过15万户家庭的居住梦想。“放养”万科　　　在万科高速发展的同时，王石逐渐和管理层拉开距离，开始采取“放养”的方法管理万科。1999年，他辞去总经理职务，转任董事长。　　2001年，万科再次对旗下公司进行股份转让，全面完成战略化转型，成为单一业务的房地产集团。此时，王石通过锻炼已达到“健将”的身体水平。　　2003年，52岁的王石成功登顶珠峰。紧接着，铺天盖地的质疑砸来，“你登珠峰的做法令人佩服，但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做对股东负责吗？”王石的回答非常洒脱：“我认为，不能因为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就没有个人生活。我的行为会尽量透明，让广大中小股东在我登山之前了解情况。有的人认为王石登山可能遇难，应该在他登山之前把万科的股票卖掉；另一种判断是，即使万科董事长遇难，公司也会正常运转，否则他不会去登山，这正说明公司运行良好。”　　这番自信的言论真的料中了万科一路向好的走势。随着王石不断“攀登”，万科业绩也一路向上。　　2010年，万科回款突破千亿。　　2014年，万科回款突破2000亿。“+互联网”与绿色建筑　　　敢对企业“大胆放手”的王石，丝毫没有放松对万科未来走向的把握。作为行业领跑者，他要求万科率先结合互联网进行发展。在他看来，既然身处传统行业，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万科应该考虑怎样利用好互联网，不是“互联网+”，而是“＋互联网”。“传统行业要把这个工具用上，否则就会被淘汰掉。”　　2015年，万科推出了“万科云”，这是基于“跨界聚集”和“行业重构”的“不动产+服务”的产品，目的在于打造“+互联网”的线下工作云平台，通过产业聚集和专业产业服务来帮助小微企业的发展，用资源共享的方式来降低创新企业合作的成本。　　同时，王石也督促万科要加大在环保产业方面的关注。“万科规模已经这么大了，等到未来政府说你必须搞绿色建筑的时候再动手，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打提前量，冒一些风险。”万科在绿色建筑领域不断探索，2013年，根据国家绿色建筑认证标准，2013年万科绿色建筑的认证面积为596.4万平方米，其中绿色三星住宅为141万平方米，占全国34%。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饶毅：中国未来与科学的隐患

专家简介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误传的原因含有善良的成分。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来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便鼓励自己。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基米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是否西方科学在两千多年前达到的程度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可能都未达到？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后果。最近几百年，人类才有共识——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显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来作为例子。而中国人很多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的模式和内容，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当有少数翻译翻译得比较好，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1949年以前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它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在同时拥有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景润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不能说一定出现过，以后应该会出现。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他们的研究所的一些房子建立好不久以后，抗战就开始了，所以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我在我们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第一个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好不了很多，总体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对中国科学是一个很大的带动，当然与民国政府时代成立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曾经定位科学院做研究，高校做教育，出现争议。热情最高的年代经费局限。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当时国家并不是特别支持他的情况下，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袁隆平于1930年出生于协和医院，他的出生证现在还存有，有他的小脚丫，更有趣的是负责的医生是林巧稚，所以袁隆平远非一般人认为的是农民出身，他实际上是民国政府的官二代，他报考重庆的大学也是因为那时重庆是“国统区”。袁隆平是自己一个人开始做研究，后来才得到支持。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1960年开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今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参加的523计划，早期由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参加，以后主要直接主持的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领导和卫生部的局级领导人作为行政主管，协调了全国比较多的单位。文革期间，以前的留学生很难参与科学研究工作，除了像张昌绍等含冤去世以外，有一些人被打进牛棚，另一些人靠边站。屠呦呦这一辈人的老师主要是西方留学生。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需要仔细知道的人，可以看我们写的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是参与青蒿素工作不同的、有争议的人共同公认的、比较客观的有关青蒿素历史的书。　　《辛酸和荣耀》这本书，我们不仅会介绍屠呦呦和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我们也会把张昌绍先生的工作加进去，所以至少是两代科学的传承，从一位放弃和平的国外生活，回到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他做了重要的科学工作，到他1967年去世；屠呦呦这辈科学家，重新寻找抗疟药，到成功找到，到屠呦呦获得诺奖。所以从自杀的科学家，到得诺奖的科学家，这个历程非常令人感怀。抗疟的523并非1970年代唯一的大项目。比如说参与过屠呦呦课题组工作，在屠呦呦以前注意到青蒿的余亚刚，他很快被调走是因为要他参加支气管炎研究，其目的是为毛泽东同志的疾患找到治疗办法。70年代受文革影响很严重，很多人不从事科研工作，很多人上班看报纸，大量才华被浪费。　　毛泽东主席去世之后，邓小平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首先非常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联合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所谓“985”计划，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但1998年高校和科学院都不清楚支持能持续多久，当时主要目的是救穷救急。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恐怕从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也可以说是这十几年。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以前做官的失去生命、富人被剥夺财产，就是做1950、1960年代的官员也很容易被批斗，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的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现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科学文化、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人比较幼稚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这个增是有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条件的上升曲线和人才的下降曲线将决定我们中国科学最后的高度，不一定是不断上升，而可能出现平台，而平台的高度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希望的高度。如果用简单的、容易记的、有点肤浅的诺贝尔奖的数字来说：遥远的人口小国瑞士是只有700多万人口，已经获得过20多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邻国日本从1949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奖至今也已获20多次诺贝尔奖，可以预计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也是日本获得诺奖100周年，我们几乎不可能在诺奖的数字达到日本的数字，当然是不是2049年中国总体科学超过日本，这个问题目前没有确定的肯定或者否定，我们仍需拭目以待；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的哈佛、耶鲁在全世界无足轻重，因为当时它们并没有很强的科研。美国在研究突出是霍普金斯大学，它在19世纪成立以后，学习德国的研究型大学，有教学、有研究。霍普金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培养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如遗传学的摩尔根是霍普金斯毕业生；卡耐基和梅隆支持大学，今天的卡耐基-梅隆是计算机很好的学校；美国的洛克菲勒出生中下阶层出身，他在每三个月只有25美元收入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不是在有钱以后才捐、是在穷的时候就开始捐款。他的捐款是很有特色的，效果非常好，他捐款资助的芝加哥大学，在经济学上成就非凡，他捐款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洛克菲勒大学）是一个只有研究生、没有本科的学校，这个学校今天只有70多个教授，一半是美国科学院院士，1/10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它历史上出现过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工作，1944年提出的DNA是遗传物质，洛克菲勒还捐资成立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还捐资成立黑人的女子学院，都很有远见，在很不同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基本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50年代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包括对生物医学投入的急速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其中还跟生物医学对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有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都还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机构。　　中国科学发展是比较晚。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可能主要是为我们培养人，为我们培养能够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的作用大于原创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是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我们能单纯通过金融或其他分配为主的模式走到前列，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一定是更重要、可能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文章选自爱思想网，2015年12月30日

郑永年：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

【年关将至，有关经济下滑的论调依旧不歇。12月18日-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会议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为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当日，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罗思义发布长文，深入分析供给侧改革。罗思义认为，供给经济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眼下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需要从供给侧入手，打破西方“凯恩斯主义”的困惑。在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要谨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眼下经济陷入困境主要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的不作为，无法将经济潜力释放出来。同时在经济层面要注意过度金融自由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发展中小型企业。提及经济学界热议的供给侧改革，郑永年认为，这种改革不仅指经济层面，还包括制度层面的供给和重新。尽管困难重重，郑永年对中国经济依旧充满信心，认为中国发展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本文是郑永年教授在2015年中信线上年会的分享，经授权观察者网全文刊发。更多详细内容见郑永年新作《中国模式》、《未来三十年》（中信出版社）。】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根据我自己到中国各地考察的结果，我是觉得下行压力甚至比我们预期中的还大。我们把它称为“新常态”，当然是比较正常的。从一个高达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下行到现在的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常态。那么为什么说中速呢？就是针对中国自己以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来说，是中速增长。但是如果跟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无论是欧美的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是很高速的。新常态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对这个新常态必须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所谓的常态，那就是稳定的增长，如果说我们以后十到十五年，能达到一个人均6%到7%的增长，那么我们有望进入一个高收入社会。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现在面临的困难，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里面，大概只有十几个国家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都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还是中东石油、能源类型的国家。除了这些能源类型的国家之外，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成功避免了这个陷阱。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呢？我举个例子就很清楚了。东亚社会中，日本、亚洲四小龙是高收入社会，而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这些国家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当然，低发展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很多，像柬埔寨、老挝、缅甸，这样一些国家一对比就非常清楚，这些经济体所面临的困难大家也是看得很清楚，不用多说。高收入社会往往是政治比较开明、开放、稳定，政府比较清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就是腐败非常流行，社会不稳定，经常出现暴力。所以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必须逃避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他最担心的就是两个陷阱，一个是国内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避免。一个是国际社会上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不要和世界大国搞竞赛，尤其是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要在五年之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概念很清楚，明确具体的规定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已经是7800美金，五年之后要实现人均GDP12000美金。这是什么概念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年必须达到6.5%的增长，人均GDP才会达到12000美金。另外一方面就是扶贫，中国现在统计贫困人口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标准，农村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城市还有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这是我们自己的标准，人均1.5美元/天的收入。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规模更大，因为根据国际标准是2美元/天，如果这样算，中国还有两亿多贫困人口。所以从这个社会结构里看，中国现在的中产阶级还是很少的，社会底端群体还是太大。我们提出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我自己的理解，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我们执政党的中产阶级社会的概念，因为中产阶级概念可能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全面小康，或者中等收入社会，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不能改变这个情况，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会像其他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面临社会的不稳定。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这个目标确定了，那么怎么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人均GDP从现在的7800美金到12000美金？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现在我们一直在讨论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第二个百年是到本世纪中叶，把自己提升到一个高收入社会，我觉得那个阶段比较困难一点，比接下来五年还要困难一点。虽然现在经济下行，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很的悲观，也有好的方面。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非常重要。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家如果去其他国家，哪怕是欧美发达国家去旅行的话，会发现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可能是世界上一流的。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现在大家一般把中国看成是世界制造业基地，光是珠江三角洲就是这样一个基地。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化，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难发现，包括印度，如果今天我们去印度看看的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的基础设施不行，更没有大规模制造业的基础。第三，中国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做得非常好了，人力资源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从文化上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中国有传统几千年的商业文化。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还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也有这个讨论，为什么早期发展的发达国家都是新教伦理圈，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经济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五个经济体竟然也会成为高收入社会。中国当然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心。尽管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做了很多反文化的运动，但是随着中国文明的自觉，文明的复兴，中国越来越像传统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的国家。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文化的要素，因为比较软，但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从一些微观经济形势来看，也有好的地方。中国已经很快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向内部消费经济体的转型，一个明确的事实就是，习近平十八大反腐败以来，政府部门的消费，也就是“三公”消费，现在几乎是非常小。现在不仅政府部门自己消费减少了，政府跟企业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总体来说，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提高很快，这表明民间的消费增加的很快。第二方面，就业市场还是不错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以前人口基数很大，发展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甚至从各个地方政府的角度来说，就业市场是他们最担心的。温家宝总理那时候提出保8的口号，担心的就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会产生社会不稳定的问题。现在尽管经济下行，但就业市场还是有改善的。第三方面，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我们现在感到比较悲观的就是有些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不作为，特别是房地产，因为以前房地产对中国经济做了很大贡献，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当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过去了，所以造成了以前的钢铁、水泥等这些行业产能大量过剩。大家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看看，会发现低端制造业发生了很大问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很多产业开始从中国往周边其他国家转移，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还有农村这一块，待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农村新的发展动力在哪里，农业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但农业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好好考虑的。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增长潜能是非常大的。什么潜能呢？就是习大大所说的从中国传统的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质量经济一说，中国的经济潜力非常大。中国的消费者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甚至买大米等农业产品，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韩国、台湾农业产品的最大外销市场。无论是电饭煲、马桶盖还是农业技术，我们是有的，中国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当然如果要做欧美的那些名牌服装、名牌包包，可能需要很长的历史，但是技术类型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出来的，只是我们不够重视，这是产业升级的问题。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政府提出来创新，怎么通过创新来触动下一步的改革？一般理解，好像创新只是一个技术的创新。我自己觉得，我们不能把创新狭义理解为技术创新，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也讲到这一点，我也非常赞同，他把制度创新也包含到创新里面，是创新的一个方面。最近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英文是Supply-side。但是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仅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理解供给，当然这也很重要，我刚才举的技术供给例子，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提供不了技术，所以通过技术的供给来发展经济。不过我觉得，这个供给更需要制度的供给，要提供新的制度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供给侧改革实际上跟邓小平早年提出来的，通过培养新利益来克服老的既得利益的阻碍，这个思路是一样的。中国的改革从邓小平开始，都是通过培养新的利益来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老的利益就是既得利益。要是在没有新利益的情况下，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旧利益的阻碍，也是很难。你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谁来承担？所以在体制外培养新的体制，培养新的利益，对旧的利益和旧的体制构成压力了，这些旧利益、旧体制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同时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为改变老的利益而带来的成本。供给侧改革的提法非常好，就是要有新的制度供给。没人干活，潜力没法转化成实际增长具体来说，我们回到经济改革的领域，过去30多年，基本上中国改革的动力在于五个角色，我把它简单称之为一个中央政府加上四条腿，这四条腿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这非常重要，基本构成了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我是学政治学的，大家在讨论经济发展、经济改革的时候，不要太抽象，一定要看谁在做，这非常重要。很多人都不讲这一点，经济学家光是强调经济潜力，这是不够的，怎么样把经济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要有人来干活，没人干活，潜力还是潜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经济发展的潜力，哪怕是印尼、菲律宾，还有一些非常差的国家，经济发展潜力也是很大的，但是因为不同的制度，或者缺乏有效的制度，缺乏有效的经济角色、经济主体，他们很难把这些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中国今天出现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的？从中央的角度来说，用重新集权的方式进行了顶层设计，现在已经完成了。十八大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推出来的两个决议，加起来也有500多条改革方案。2015年年五中全会制定的“十三五”规划，我把它理解成行动纲领。但问题是，其他四条腿现在不太作为了，我们今天客观地看一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两条腿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民营企业除了互联网这一块还可以，其他方面也不是那么有作为。外资方面我们发展还是比较平稳，但是外资要有很大的增长也很困难。我们批评李嘉诚，实际上李嘉诚的心态也是很多外商普遍的心态。这四条腿现在不作为，就产生了很多问题。五大原因导致不作为为什么他们不作为呢？简单说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现在还没有从重新集权转型到重新分权的状态，因为经济的发展需要分权，十八大以后的集权完全有必要，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论述。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像习近平所说的好吃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就要有点权力。顶层设计需要权力，进行大规模的反腐败也需要权力。但是在这样一个集权目标已经基本达成的情况下，要重新分权，要把权力重新分配到那些经济角色、那些改革者手里面，地方政府也好，官僚机构也好，让他们去作为。如果他们没有权力的话，就很难作为，就需要分权。第二个原因，反腐败很重要，但是反腐败过程中，地方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反腐败到了地方，大家就演变成互相举报，很容易造成人人自危，不能专心于做他的事情。第三个原因，今天中国民粹主义的情绪有点高。民粹主义表现在民间社会仇富、仇官的心态，我发现现在政商关系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一个企业家需要找一个政府官员，要吃顿饭，谈点事情，非常困难，企业家、政府官员完全是两个群体。这需要我们正确的理解，因为政商关系做不好，就很难发展经济。因为国家经济还是靠企业家这个群体来发展的，如果政府不能处理好和企业家这个群体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随着形势的发展，政府越来越不是经济主体，而是治理的主体。第四个原因，政府方面本身也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比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前国有企业走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国有企业老总工资那么高。但是现在一下子把他们工资减得那么低，从以前的上千万减到不足一百万，那么就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国企也不能市场化，现在强调任何改革需要法律基础，但是从实践中看，我们任何改革都要突破现行法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法律基础，就很难干。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和地方政府很多官员交流的时候，说我们现在强调主要领导对重大事宜要负终身责任制，但是规定又不太清楚，终身责任制是什么意思？我不能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一百是能成功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很担心终身责任制，是不是我退休了以后，出了问题，还要重新把我抓回来，大家很担心，这就导致了大家不作为。经济层面需要纠正的几个错误经济政策层面，也是有一些问题需要纠正，有一些错误的认知。这是我自己的观察。第一，金融自由化很重要，金融自由化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方案，但是我们现在过度金融化。很多省的实体经济下行，但是金融经济在上升。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发展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因为本来金融自由化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实体经济，但是因为金融这个部门太能赚钱了，大量的钱反而从实体经济转向了金融经济，这个趋势我觉得是不健康的，是不好的。第二，我们有些领导对中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困境判断不准。一般认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因为缺少资本，当然很多中小企业发展确实是缺少资本，但也有很多中小企业发展不是，主要是缺少投资空间，而不是金融。实际上，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的国家，即使在国有银行拿不到钱，但是如果这些民营企业能找到很好的投资空间，他们投资并不是很困难，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通过引入外资来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有企业改革还要深化，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自己不作为，但大量的投资空间还是被国有企业占领着。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出来了，分成几种，一个是商业性的，就是竞争性的，一个是公共服务部门，一个是垄断方面。如果是公共服务部门和垄断方面，国有企业还可以继续大作为，要做强做大。我觉得竞争性方面，国有企业应当退出来，把大量的投资空间让给民营企业，这是一个需要改革的方向。但现在很遗憾的是，大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些想法不正确。企业就是企业，国有企业就要赚钱，不赚钱就要倒闭。现在有一些思想不解放的或者比较左的人，往往把国有企业跟国家命运、跟执政党命运绑架起来，这不是好现象。一家、两家、三家国有企业倒了，国家不会倒的，执政党也不会倒的。所以我们觉得把这个东西不要过分的意识形态化。另外一个需要纠正的错误是，大家一直在谈互联网+的问题，我觉得互联网+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领域确实是互联网+，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他们是互联网企业，要思考的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加一些什么。但更多企业是什么东西加互联网，这样是比较好的，因为互联网只是一个工具。这几年我们强调互联网没有问题，但是好像已经被创造出一个互联网乌托邦经济，我个人不认为互联网真正能成为中国的经济体。包括马云他们在做的东西，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一种销售，本身技术含量并不是很大，只是一种管理的方式。互联网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实体经济，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来说，下一步要从中等收入走到全面小康、走到高收入的经济体，更重要的还是要继续发展实体经济，这一点大家不要被误导。下一步应制定“改革促进法”，允许试错下一步怎么走呢？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其实也是很清楚的。我想提几条。第一条，我们要分权，要把权力分到改革者手里，要大规模分权。第二条，要节制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要少一点，大家要走向法治，反腐败也好，各方面也好，都走向法治。工资水平要走向市场化。第三条，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非常重要。我经常去广东，在广东比较一下深圳、东莞、广州这三个大城市。深圳是全国最能创新的城市，和上海比较也好，和北京比较也好，深圳是最强的。这些城市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大家都是一样的体制，为什么深圳能创新？就是靠地方政府的创新机制，这非常重要。另外，企业跟社会的创新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企业跟社会不能创新的话，光有政府创新，也不行。到深圳去考察一下，地方政府跟企业、社会，三者都是互赢的游戏，大家都充满了创新的动力，大家有机会应该好好去考察一下深圳的做法。我最近也在提倡中国能不能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或者改革推动法。改革缺乏法律基础，又要负终身责任制，那怎么样呢？使得好多人不敢作为了。我们应该制定一部改革促进法，把腐败跟改革过程中的试错分开来。因为改革一定要有试错，不让他试错，那怎么改革？人不是上帝，没有人可以保证我做的事情百分之百能成功。但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行政过程要公开透明，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错误，也不是腐败。把好多东西分开来，如果能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500多条改革，我们要改什么，这些改革需要哪些法律、法制条件，我们制定一个改革促进法或者推动法，下一步就可以把中央政府跟下面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重新调动起来。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这样五个角色合力，能把中国经济从现在的7800美元上升到五年以后的12000美元，再经过十来年时间能达到今天台湾、香港的水平。我相信，邓小平以前说的，要在下世纪中叶，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互动环节】您在采访中提到“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比如，波兰20年改革历程表明，短期内民主政治可能会给经济政策的制定造成很多困难。您认为，中国目前具备民主改革的条件吗？郑永年：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今天我讲经济，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专门就中国的民主化问题讲一下。我的书里面强调过，民主是有一定的条件。其实任何社会都可以民主化的，只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理性的民主，还是劣质的民主？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光看到了欧美比较好的民主，但是忘掉了拉丁美洲、亚洲好多国家的那些劣质民主，像菲律宾等的民主能怎么样？我一直主张中国改革三步走，先经济改革，接着是社会改革跟制度建设，然后再政治开放。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这一步，当然也可以像西方那样进行民主投票，这很简单。我一直强调，人均收入一千美金的投票，跟人均收入一万美金的投票，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均一千美金的投票，可能选票是不值钱，一块肥皂、一盒火柴就打发掉了，一万美金的话，这些方面的腐败就少。我自己觉得民主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想一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我为什么那么强调先经济改革，然后再社会改革，然后再政治开放呢？就是为了中国能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民主、优质的民主，而不是说像其他一些亚非拉国家那样比较劣质的民主。具体说来，东欧的历史其实也是很好的例子。你去看一下东欧民主的文献会发现，东欧刚刚开始民主化的时候，大家感觉到非常开心，但是看现在这几年的文献，现在他们谈论的右派激进主义，美国也好，法国也好，西班牙也好，东欧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情况，像匈牙利，中国20世纪80年代要学的榜样，现在民主化以后，右派的专制又开始了。以前我们非常熟悉的科尔奈，他的作品也讲了这个问题，可以供大家反思。当然像波兰抱怨西方答应得好好的，能给他们提供很大的经济援助发展，但是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还是把地缘政治看得远远比民主重要。所以民主要发展得好，还是要依靠内部的动力，如果要依靠一个外在的动力来推动民主，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案例。除了二战以后，美国占领日本、西德，这两个民主比较成功之外，还真的找不到能用外力来推动民主比较成功的例子。到最终他不会关注这个国家的内部怎么发展，而关注他自己的地缘政治，肯定是第一位的。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认识。您刚刚提到我们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我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就是一种依靠投资增长的发展阶段，这是发展的必然过程，超越就是要在投资增长边际效用下降后找到新的增长方式，您觉得是这样吗？郑永年：我们现在说投资、消费、外贸，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增长的所谓三驾马车。但是现在消费重要起来了，并不是说投资不重要，投资还是非常重要，只是说这三个方面，尤其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中国投资领先于消费，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就没有消费，先投资、后消费这是正确的。当投资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中国现在的程度，就要注重消费。因为投资过度了，产能过剩了，也会影响消费的问题。外贸也是一种消费，外贸只是说你生产的东西、投资的东西让外国人消费，不是本国人消费。现在外贸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只能是转向内需。中国投资还是很需要，但要看什么样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很大规模了，已经差不多了，大家不要再往这方面想。技术投资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中国下一步的投资，一定要从经济性投资转向社会性投资。社会性投资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投资这个概念，西方是有的。什么叫社会投资？社会投资就是对社会政策的投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都是社会投资。我们现在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决策界的很多人，还是把社会投资看成是消费，这不是消费。我们现在说消费，消费就要有中产阶级，在西方，消费跟中产阶级基本上是同义词，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中国为什么消费增加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中产阶级，为什么没有中产阶级呢？就是因为我们投资不够。我们现在的居民，大部分的钱都要花在小孩的教育上，花在住房上，都是房奴、孩奴。我们也缺少充分的医疗保障，一家人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可能会倾家荡产。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一是做不大，二是没有制度基础，这就是社会投资不够。下一波投资是什么？我们老龄化现在非常快，是可以看得见的，为什么我们不多造一点养老院、医院呢？我们现在改变二胎政策了，为什么不多造一点幼儿园、医院呢？这些方面的投资，实际上也会大量消耗产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产能过剩就讲“一带一路”，当然“一带一路”是当下很需要的。如果我们把很多产能用于社会投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下一阶段，中国不仅要搞社会建设，还要把很多社会投资做起来，这些社会投资就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我们在这方面还是要继续解放决策者的思想，我们基本上现在把社会政策简单地看成西方那样的福利社会。我觉得社会投资不是福利社会，现在很多领导干部还是把社会投资看成是福利社会。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到西方福利国家那一步，投资是必须的，没有社会投资，经济很难可持续发展。您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模式》的专著，在您看来，中国是否形成了独特的模式？您还写了一本书《未来三十年》，那么，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又是什么？郑永年：中国现在是有两个一百年。其中一个百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我是把这个一百年分成三个阶段。毛泽东的30年，主要是把我们国家整合起来，当然也不是完全整合，台湾还没有“解放”，但基本上是把国家整合起来了。第二个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35年。从现在到2049年，还有34年。所以我把这个一百年分成三个35年，第一个30年主要是国家统一，第二个35年主要是经济的发展，成就很大，以前那么穷的国家，现在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80年代初人均300美金到现在7800美金。第三个阶段，是今后的30多年，就是要搞社会建设、制度建设，尤其是以法治为中心的制度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这是我在《中国模式》这本书里面非常强调的。我有个观点，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一定要在民主化之前。我前面提到，为什么有优质民主跟劣质民主之分呢？优质民主都是在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好了以后，尤其是法治建设好了之后，开始有大众民主的。而劣质民主是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西方所谓的简单选举，一旦这个民主化开始以后，这些国家基本制度再也建立不起来了，这是我自己观察历史的结果，我相信这个是正确的，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把现在的社会建设、制度建设，称为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如果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建设的情况下就开始大众民主化，是很难。西方200多年民主的历史，实际上真正的大众民主也只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前面都是少数人的民主，精英的民主。在精英民主阶段，他们实现了经济的发展，成为高收入社会，进入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我们现在在做民主与法治的建设，从历史上看，首先必须有法治，再有民主。很多社会先发展了民主，但是没有能够发展出法治来。但是先有法治的话，就能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地发展出民主。我说的中国模式跟左右派所说的中国模式不一样。我把中国模式看成是中国一个客观的对象，供我自己研究、考察；不是左派所说的，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可以取代西方模式；也不是像右派所说的，中国模式根本不配，根本没有模式，中国改革就是要消灭中国模式。我对他们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争论一点不感兴趣。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模式，到底怎么来的，现在到什么程度了，未来会怎么演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确实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比如说，中国学市场经济、学西方，但是永远不会变成像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中国可以学西方，也可以引入西方式的选举，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永远不会成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我自己其实还在写一本比较大的书，我把中国模式称为内部多元主义，而西方基于多党制以上的模式称为外部多元主义。上一次我在斯坦福大学跟福山他们交流，内部多元主义和外部多元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模式，大家都有各自的优势，怎么样通过互相学习来改进，而不是说谁取代谁。中国是文明型国家，就像美国是文明型国家一样，大家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我相信中国会往这个方向走下去，从客观层面来说，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一定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避免今天西方所犯的很多错误。西方大众民主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到今天，也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各个党派互相否决，从民主制度走向互相否决制，也是他们西方遇到的问题，西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产生不了有效政府，无论是社会的分化、收入的高度不平等、社会的不正义，还是恐怖主义，都不是西方政府所能对付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现在新一波右派又崛起的原因，我们也要看看西方的一些经验。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是竞争多还是合作多？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会有何影响？郑永年：我自己对中美关系是非常乐观的。因为首先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习近平关心的第二大陷阱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不要陷入中国跟美国的争霸战争。另外，中国跟美国两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国跟美国的冲突只是一种间接的冲突，比如中国跟美国的那些盟友像日本、菲律宾等的冲突。今天中美之间不知道有多少平台在互动。以前有一些教授把它称为中美国，说明互相之间的依赖程度在升高。中国成为消费社会，中国会比较好地改变，慢慢美国就会依附中国多一点。美国在做TPP，是排他性的区域经济集团，中国所做的像“一带一路”，是包容性的、开放性的，欢迎任何国家来做。我觉得中国往这个方向发展，继续执行开放性的区域主义，实行包容性的区域经济，这样的话，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如果大家抛开一些政治表面上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也没有多少冲突，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有政治考量，政治玩得比较多一点，其他实质性的冲突内容也没有多少。中国没有说把美国赶出亚洲去，中国也没有自己的门罗主义，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也欢迎美国待在亚洲，只是让美国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从美国方面来说，一方面美国习惯了当世界警察，要做下去。另一方面，它确实是基于同盟需要的考量，如果不做一些事情，美国的国际威信就会下降。美国现在在世界很多领域的威信下降很快，比如中东，现在美国基本上已经没能发挥比较有效的作用了。在非洲，中国的影响力可能比美国更大。而且美国后院本身也没做好。在欧洲，因为俄罗斯普京，还有乌克兰等的做法，美国也没能怎么样。所以美国现在留下的这一块，就是亚太地区了，如果这一块地区没有国家相信它的话，那么美国这个霸权地位就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如果双方真正从各自立场去看，没有很多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更多只是一种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只要是处理得当，就像习近平所说的，中美两个国家，各自不要对对方进行战略性的误判，这个世界的和平格局还是会持续下去的。实际就国家发展而言，中产阶级的力量不可小觑，像日本、德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一般都在80%左右，整个社会结构呈橄榄型结构，那么对如何壮大中国的中产阶级，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新加坡，能吸取到什么有益经验呢？郑永年：中产阶级的问题是中国今天社会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的第一个全面，怎么说都不过分。西方花了200年的时间，把中产阶级做成现在这样百分之七八十，亚洲社会日本、东亚四小龙，他们用30来年的时间把中产阶级做成百分之七八十，这是他们最成功的地方。以前我也强调过，世界银行把东亚奇迹称为经济奇迹，但我觉得东亚奇迹更是一个社会的奇迹，那就是说日本、亚洲四小龙，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中产阶级做大，这也就是东亚现在无论民主化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多么曲折，但是东亚的民主化、政治发展是最稳定的。大家看看西方的历史，或者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民主化充满了血腥跟暴力，而东亚这几个社会的民主化，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都是和平、稳定的。这一点是跟它的中产阶级有关，无论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稳定的和平的民主化。我们现在衡量政府有很多指标，实际上我觉得很多指标没有必要。如果我们在今后15年定一个中产阶级的指标，不管怎么做，不用太在意怎么样能把中产阶级做大，不用做到80%，做到70%、65%以上也可以。中国改革开放从1980年算起有36年了，但是我们的中产阶级有多大？大家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样，但是普遍认为我们现在中产阶级只有25%到30%，这就是为什么社会面临不稳定这样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必须改变，因为基本上社会结构决定了政治结构。那社会结构由什么来决定呢？由经济结构来决定，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对的，要怎么样通过改变经济结构来改变社会结构，通过改变你的社会结构，也就是把中产阶级做大的情况下，来实现政治开放。另外一个反例就西方不稳定。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数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研究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中产阶级从以前70%下降到现在的50%都不到。这就很容易理解奥巴马总统讲中产阶级是美国的北极星，中产阶级很重要。我觉得把中产阶级做大，实际上应当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要务。社会稳定、法治这些如果没有中产阶级就免谈，如果有了中产阶级，其他事情就好做得多。本文选自观察者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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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回顾2014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呈先抑后扬的态势，上半年不太好，下半年好一些。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特征来看，两国关系出现波动并不奇怪。中国是新兴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两国关系的基本面实际上是对抗性的，双方的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但是，中美关系遭遇逆风仍然引起了舆论的消极猜测，人们担心中美两国关系将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是两个超大型国家，两国关系对世界稳定与繁荣具有重大的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表示担心是很正常的。那么，人们担心的中美两国到底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怎样才能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本文打算从分析中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入手对此进行探讨。一、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都是世界上超大型的国家，两国关系非常复杂。从结构性特征来看，中美两国目前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两国的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和冲突性。但是，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又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美两国不一定成为好朋友，但中美之间并不必然走向战争，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开放性的。　　1.中美关系很复杂，不能简单化定义为非敌即友　　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中上半年不是太好，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宣布防空识别区，美国对此坚决反对。在2013年11月23日中国正式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副总统拜登12月4日访华，与习近平主席进行长时间会谈，防空识别区问题是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虽然之后美国批评中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调门有所降低，但继续批评中国设置防空识别区是“挑衅行为”，是“错误方向上的严重一步”，强调“既不承认也不接受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二是奥巴马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再次接见达赖。2月21日，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第三次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严正抗议。三是贸易摩擦继续加剧。在2014年最初两个月，美国对中国发起了两起“双反”调查，对5起涉及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作出了复审裁决，贸易摩擦非常密集。四是网络安全吵得很凶，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了中国5名军官，中方终止了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的活动。还有就是中国对美国在南海、东海问题上拉偏架不太满意，美国又觉得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咄咄逼人，所以2014年上半年中美关系不好，但是到下半年情况发生改变。　　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2014年度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对话前夕，奥巴马发表讲话称，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我们致力于共同的目标，与中国发展扩大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地管理分歧的“新型”关系。国务卿克里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表示，美国欢迎和需要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无意遏制中国或与中国对抗。对话之后，中国海军第一次组团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当然，中美关系的高潮是2014年下半年。APEC会议之后奥巴马访问中国，两国元首举行赢台会，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新的共识。所以，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在结构上是有问题的，否则两国关系上半年不会那么差，但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很有韧性，否则下半年也不会弹回来。这是中美关系的总特点，里面有问题，但又有支撑它发展的条件。　　进入2015年，中美关系总体上说比较稳定，还是既竞争又合作的正常大国关系，其中既有矛盾也有合作。一方面，中美两国问的既有矛盾并未消失。1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终裁结果，认定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光伏产品存在补贴和倾销行为。这意味着美国将对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2月5日，美国邀请达赖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并安排其与奥巴马总统的高级顾问贾勒特同桌，坐在奥巴马总统对面的桌上。虽然国家祈祷早餐会属于民间行为，是一年一度的活动，但仍然具有政治意义。对此，中国当然表示不满并反对。不仅如此，奥巴马此次虽然没有专门会见达赖，但在讲话中对其表示特别欢迎，并宣称达赖是“好朋友”，是“以慈悲为怀并鼓励我们为全人类自由和尊严而努力的伟大榜样”。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正在朝积极的方向发展。第一，2014年两国交流互访频繁。2月初，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邀请习近平主席年内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已经接受了邀请，并决定于9月份访美。美国刚上任一个多月的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就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与中国交换看法。3月底，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两年多来第5次访华，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有关问题取得了共识。第二，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再次转向积极。2月初，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其任内第二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尽管仍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坚决反对以任何恐吓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但与中国合作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明确指出，美国一定要避免与中国冲突，尽可能多地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可见，中美关系很复杂，既竞争又合作，问题很多，合作面也很多。中美关系不能进行简单化的定义，说两者是敌人或者是朋友。中美关系未来的前途是开放的，它存在多种可能性，不能说必有一战，这肯定不对，或者说必定成为朋友，这也不对。　　2.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大国，既有大国也会主动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从而导致大国战争不可避免，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得出的一个历史性结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修昔底德专门研究了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问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根据修昔底德的结论，虽然目前中美关系比较好，但长期来看肯定有非常大的对抗。从结构上讲，中美现在实际上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　　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的霸主，属于守成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入世”推动下，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属于新兴大国，事实也是如此。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达到美国的39.6%，2014年上升到64.1%，仅4年时间就缩小了25个百分点。中美关系的结构很清楚，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得多。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两国还有意识形态冲突。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有根本区别。在美国看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剧变以后，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对手。另外，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问的根本文化差异显现出来。中国是典型的东方文明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文明的“聚集城”，两国在文明方面存在冲突。所以，从结构上讲，中美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并且比一般“修昔底德陷阱”更复杂，因为其中有两个额外因素。基于此，中美关系中不时发生摩擦、对抗是很正常的。　　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但是，中美两国合作也非常多，相互依存度非常高。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5906.8亿美元，占美国进出口额的14.9%，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这还不包括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额1200亿美元，如果加起来就有7000多亿美元。在人类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一年达到7000多亿美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最高的。不仅如此，中美双向投资存量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　　同时，中美民间人员交往也特别多，2014年，美国来华旅游入境人数209.32万人，中国赴美游客人数218.8万人。尤其是签证政策修改以后，中国公民旅美商务签证可达到十年，中国对美申请签证人数比例涨到60%以上，美国对中国的兴趣也在增加。此外，中美在经贸、环保、能源、气候、反恐、防扩散、全球金融稳定等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需求，“如果中美之问不进行高层合作，许多世界问题就无望得到解决”；反之，中美两国合作，“儿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谈论中美关系时表示，尽管两国企业在市场上是竞争对手，但中美彼此在对方健康的经济中拥有重大利益。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有紧张的一面，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两国关系存在对抗和摩擦，但也有与以往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的一面，这就是相互依存，中美两国问的经济依赖程度、相互来往程度确属罕见。二、中美两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反应　　　　在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有创新精神来塑造未来。坦率地讲，在创新精神方面，中国走在前面，中国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而美国还是比较传统的思维，它就是回归亚洲。对于美国来说，在世界上现在产生了一个新对手，它就要回到亚洲来围堵这个对手。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很有创意之举，但美国对此的态度是比较犹豫的，截至现在，美国虽没有否定这一概念但也没有爽快地接受这一概念。　　1.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　　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说，2010年是比较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这一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当然，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但按市场汇率计算，18年以后才实现超过日本的目标。不仅如此，2010年还有一个数字让美国人震撼更大。就是这一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外，中国的发电量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深知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力量的脊椎就是制造业。只有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才能拥有强大的军事，进而获得领导权、定价权、金融权。历史上，美国在20世纪曾经面临过三个竞争对手：德国、苏联和日本。对于这三个对手，当它们的工业生产总值即制造业总值达到美国70%的时候，美国就全民总动员来对付它们，直到将它们打垮。现在中国悄无声息地超过了它，而且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美国自然就会警觉起来。　　虽然中国舆论界贬低中国GDP世界第二的意义，但外界并不这么看。事实上，中国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怎么看。对于美国来说，盯对手就是盯它的制造业，一旦达到美国的2/3就将它整趴下。结果看中国没看准，一不小心让中国超过了，而且是关键指标超过了。美国战略家当然不高兴。自登上世界舞台以来，美国第一次面临一个新兴大国的竞争，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　　一些战略家还专门研究了美国没有盯住中国的原因，认为：一是美国人骄傲了，冷战结束，美国大获全胜，就得出一个结论-历史终结了，人类作为生物还存在，但人类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美国的多党民主加自由市场经济，忽略了潜在危险；二是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实施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不让美国发现；三是中国太复杂，所有的数字都对不上，就是给你看了，你也看不懂，但实际结果却很好；四是本·拉登的影响，2001年小布什已经认定中国是主要对手，但“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改变了这个判断；五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把美国人给误导了。在反思原因的基础上，美国两党战略精英形成了共识，即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潜在可能性取代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其他国家不可能。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是“心腹之患”，其他都是“不足为患”。　　基于历史经验，美国开始对付中国，提出“回归亚洲”，遏制中国崛起。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召开一年一度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没有与中国沟通的情况下就提出“回归亚洲”这一主张，而且第一个动作就是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领土领海纠纷。美国提出“回归亚洲”的方式特别不合适，中国非常震惊。希拉里·克林顿讲完话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立即要求发言，讲了七点，用一个小时来批驳她。在2010年提出“回归亚洲”以后，出于各种考虑，美国将它的名称变了一下，中间曾经用过一个词“转向”（pivoting），再后来又改成“亚洲再平衡” （Rebalancing in Asian)，但实际上是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战略。　　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后，有些做法在中国看来存在问题：一是突出军事性，有军事指标，宣称要把60%的海空军调到亚洲来；二是突出盟友体系，宣称要提升美国盟友的地位，如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三是发展新伙伴，如越南、印度等。这些新伙伴从中国的角度看起来也都是有争议性的伙伴。此外，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给中国在心理和政治上也造成了一些麻烦，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很多新的争端。中国认为这些争议是受美国的鼓动而出现的，因为这些问题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在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下成功地隔离了领土争议这个“病毒”，已经平静儿十年了，现在美国一“回归亚洲”，问题就又回来了。因此，中国对美国“回归亚洲”不满，而且用警惕的角度去看待。因为它的军事性以及针对中国提升其盟友关系，这个战略的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2010年后，中美战略互信就出现了一些麻烦，两国关系出现战略信任赤字。中国异军突起，美国做出负面反应，导致双方战略互信出现问题。　　美国“回归亚洲”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是比较原始、传统和现实主义的，实际上是在将中美两国往“修昔底德陷阱”里推。好在中国的反应总体得当，从而避免了两国问摩擦和对抗的激化。美国开始提出“回归亚洲”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整个指导思想仍然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美国“回归亚洲”没有做出明确反应。对此，香港媒体有一个总结，叫做“闷头发大财”，就是美国在中国家门口舞枪弄棒，满头大汗，而中国人不理会，在家里做冰激凌，做产品卖给他。美国属于脾气比较急躁的商业体，希望出招以后马上就得到回应，但没想到中国没有反应。虽然面对中国的反应美国很困惑，但是结果是好的，中美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中美关系还是和美国提出“回归亚洲”以前一样既竞争又合作。党的十八大以后，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主席上任以后对美国“回归亚洲”做出了反应。但是，他的反应也是美国所没有想到的，这个反应就是由中国来定义、主导中美关系。于是，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给中美关系提出一个积极的新方向，避免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　　2.中国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担忧，特别是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其霸主地位，重返亚太对中国进行遏制，中国则积极寻求与美国共同摆脱陷阱。在2010年5月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思路。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倡议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该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接着，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致辞中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此时差不多已经找到了与美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新范式，但“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中国没有明确阐述。　　事实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面对中美两个超大国家处在某种战略对抗的情况下，中国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战略思路，历史上没有先例。因此，这是一个不断充实的概念，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概念。明确和补充它的内容本身很难，而且主要是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实践优先，理论置后，要先做起来。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会晤，首次规范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三句话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2014年11月赢台会期问，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充实。显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有创意，三个方面的含义也非常正确，关键是落实到具体政策上，还存在一些障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这个关系的建构不是中国一家的事，必须是双边的事情，而且需要具体实践来补充。对此，美国的态度是犹豫的、变化的。美国官方有儿个场合正式使用过这个表述：一是2013年3月11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的讲话中使用了“中美构建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问的新型关系”，但他接着强调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增进交流和开展实际合作。二是2013年11月20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巴马的心腹苏珊·赖斯在华盛顿乔治城明确使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表示“美国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在用了习近平主席这个词后，她马上改用美国的方法来定义，说为做到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必须做到七点。还有一次比较正式使用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是2014年11月4日，奥巴马来中国之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也正式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所以克里也没有拒绝，个别时候使用一下，但多数情况下他不用这个词，或者语焉不详，总想找个别的什么词来应对。　　美国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很爽快地接受这个概念，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原因大概有以下儿个方面：一是美国习惯或者受过去的习惯使然。美国总是认为白己比其他国家强，总是由美国来定义和主导双边关系，是敌人、是朋友、还是非敌非友，由它来定义。现在中国提出概念，要美国来学习，美国很不习惯。美国素来不喜欢别国来主导白己的外交理念，中国很罕见地先抢了话语权，美国对此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二是在具体内容上美国有点犹豫。美国认为，以前中国定义核心利益，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同意了，此后中国又不断地扩大核心利益，这使得它觉得自己上当了。同理，对于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美国人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陷阱”，中国希望利用美国的认同，让美国为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背书。因此，在中国给出非常清晰的定义前，美国担心上当，不愿意给予积极回应。　　实际上，美国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比较清楚，就是要开展实际合作，而不是强调原则和框架，“新型关系要用行动来界定，而不是用语言来定义”。美国也比较赞成中美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型关系理念，美国官方也表示“美国决定选择一条和平、繁荣、合作甚至是竞争的道路，但不要冲突”。中美关系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特别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美国一定要避免与中国冲突，可以说，这实质上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基本原则做出了一个正面的回应，这也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态度。三、中美两国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从结构特征上看，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引起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波动起伏，而且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很大的不同，其中虽然有明显的对抗面和竞争性，但也有极为密切的合作面和依存性，从而为中美两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条件。中美两国必须共同努力，坚持底线，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控制利益分歧，拓展合作范围，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阴霆。　　1.中美要坚持底线，不能正而冲突　　与历史上所有国家相比，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在人口、领土面积上看都属于中型国家。中美两国的超大规模，决定了两国之问不能发生战争，否则人类就会濒临毁灭的危险。只有坚持政治底线，避免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冲突，才可能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赢得希望。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苏联领土面积大、军事实力强，属于超大型国家，所以当时美苏两国在核竞争和对抗中也达成了一定的默契，这就是两国不能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军事冲突，从而使人类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对峙中避免了被毁灭的后果。“正如核末日恐惧之于苏美战争，经济末日的幽灵也使中美战争不可想象”，中美两国不仅都是超大规模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远比苏联大，两国之间更加不能发生战争甚至对抗和冲突。中美关系未来的基调是紧张还是缓和，不仅关系这两个“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国家未来发展，更会因这两国于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无上地位而左右未来整个国际格局的和平与冲突。　　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原则，也是中美两国都认可的和平理念。从2014年中美关系的实践，特别是APEC会议后的首脑峰会，也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一些端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有一个前提：中美两国比较特别，与历史上的大国不一样，两国是超大型国家，之问不能发生强烈冲突，这是中美两国问的一个共识，双方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即中美两国绝对不能正面对抗。美国官方文件和讲话也多次宣称要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和对抗。在美印签订亚太与印度洋战略合作愿景后，本·罗兹宣称“没有人打算和中国对抗甚或遏制中国”。奥巴马政府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拒绝中美必然对抗”观念。正是在这种共识下，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发展状态。中美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就要坚持底线，绝对不能正面冲突。　　2.开展双边、地区以及全球层而合作　　合作共赢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强，都能够从与对方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商机和经济利益。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机会。在全球性议题上，如埃博拉公共疾病问题、全球贸易、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解决贫困、世界经济稳定、国际金融稳定、油价稳定等方面，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和商业领域，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问。没有中美两国的广泛合作，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危机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事实上，2014年赢台峰会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27点共识，其中有一个共识就是双方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双方通过脚踏实地的合作，展现出了两国联手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广阔前景。这是两国“新型”合作关系的真正黄金标准，开创了中美合作的新时代，标志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值得肯定的。　　奥巴马总统表示，即使在我们这样复杂的关系中，我们也要确保用合作来确定我们的全部关系务实合作是美国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优先考虑的事项。然而，推进务实合作也是中美双方的事情，不是中国单方面的事情。就当前情况来看，中美两国各自需要做好两件事：分担责任、分享权力。用美国方面的话语来讲，就是美国真正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中国则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合作要结合各自的国情，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就合作方向而言，中美两国虽然都是有全球影响的国家，但首先都是亚太国家，两国间合作在空间上应该首先从亚太地区起步，即中美合作的起点是亚太地区，在中国所在的地区先开展合作，然后慢慢向其他地区繁衍、扩展。实际上，这也是去年两国元首赢台峰会达成的一项共识。在议题上，双方尽量先在非政治性的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培养互信、积累经验，再从非政治性的全球问题到低端政治的全球问题蔓延拓展。　　3.积极管控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中美两国是明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加之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两国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两国关系中出现摩擦和分歧是正常的。中美两国可以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当两国在对待差异的时候，不能把它当作整体战略，它只是特殊选择的差异。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矛盾和分歧，“重要的是将分歧摆到桌面上开诚布公地讨论，加强管控并采取措施缩小分歧”，在问题出现后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渠道沟通磋商、政策协调，保障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坦率地讲，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最能依赖的路径就是双方通过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合作而首先建立起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然后在这些大规模、多层次的接触中共同探索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而机制化沟通将是这种合作的坚实基础。譬如，特别是在敏感的军事领域，中美两军间存在许多不同点和冲突，但是，在处理分歧上，保持沟通路线开放至关重要。　　2014年中美军机对峙事件表明，两军间增进互信、缩小分歧仍需两国尤其是美国做出积极的努力，补齐两国关系中的短板。去年赢台峰会后，中美在军事上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二是在公海上海空相遇，海空军要有约束的行为规则。这对避免中美两国军事领域的误解、增进两国军事互信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双方都需要更深程度的对话交流，以免相互猜忌和质疑越走越远，以致最终造成战略误判而酿成悲剧。目前，中美之间已经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与磋商机制，包括最高级别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和极为敏感的军事防务磋商。这些机制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频率和深度上应进一步大力加强。毕竞从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来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能从密切的交流沟通中发展而来，而不可能从其他任何途径得来。本文刊于《湖北大学学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