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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未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的发明，而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以其自身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并在此基础上将处在“远东”的中国列入“东方专制主义”。 一、应思考如何把西方文明整合进来 要想预见中国的未来，只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年是不够的，加上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也看不清楚，即使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来看也未必能看得清。预测未来，要从文明的角度去分析历史。 中国文明是一个整体，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个时期的背景是“百家争鸣”，是中国本土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后对中国文明产生冲击。两种文明之间对话，但佛教文明占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居次要地位。第三个阶段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个时期是以朱熹为主要代表的“新儒学”，重新将中国文明转化成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第四个阶段即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后直到现在，我们需要新的文明整合。这种整合不是排斥西方文明，而应思考如何把西方文明整合进来。 说到中西关系，梳理亚洲价值观很有必要。“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的发明，而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以其自身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并在此基础上将处在“远东”的中国列入“东方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延续了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看法，亚洲国家之前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亚洲价值观”的产生。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现代化的国家，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习西方非常成功，但后来犯了致命错误，没能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道路。日本走错方向导致失败之后，没人再提亚洲价值观。1980年代，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又提出亚洲价值观。但这一概念遭到西方围攻，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不仅遭到西方国家围堵，还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 我个人认为亚洲价值是存在的，只是当时新加坡力量太小，难以引领这个价值观走向。现在中国崛起了，正如多年前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的说法，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有多强大，而是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 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和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观这一背景里来考量，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是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又没把自己变成西方。因为一旦把自己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比如当年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台湾。相反，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在政治选举上模仿西方。新加坡做得也很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价值。 二、中国的一大挑战是文明转型 实际上，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理念都具普世性。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同时又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但如何传播这些价值观并据此塑造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有难度的。 塑造中国价值观有三个传统，即几千年来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以及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当然还要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有知识担当，任何文明的核心都是它的知识体系。现在对外宣传很困难，因为西方媒体很强大，但这种强大并不在于媒体本身。媒体只是技术和形式，强大的真正原因在于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我们现在弱就弱在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知识分子要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才能支撑中国崛起。 我们要塑造的价值观不是现在所说的儒家和国学。现在的国学比较狭隘，不能帮助中国恢复传统价值观。如同最初抵制佛教进入中国一样，现在一些人想用国学作为抵制西方的工具。实际上不用抵抗，而应以自己为主，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西方价值观和体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来自中国：一个是文官体制，二是“有教无类”思想。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没有这两样东西就很难支撑。没有相对中立的官僚体制，民主政治很难运作;没有“有教无类”思想，就没教育普及，民主同样生存不下去。因此，包容西方文明、把它化解后体现在中国自身制度上并非完全不可行。 建设价值观过程中首先就涉及社会价值观问题。虽然中国崛起了，但社会价值观却有陷落的迹象，因为我们缺少一个价值体系。尽管有过“五四运动”那样的反传统文化运动，但中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民间仍然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发掘这个社会已有的价值观，这比推行一个完全不存在的新东西要好得多。 另外，所有文明价值观都有转型问题，西方文明如此，中国文明也一样。当下中国真正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文明转型。这个转型是统合式，而非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精华已经流失，希望我们能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把它们找回来，同时还要把西方文明中好的东西接纳进来。只有经历这种整合过程，未来发展道路才能顺利走下去。 中国的价值观映射出来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亚洲价值观。亚洲的经贸水平不比北美或欧洲低，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共同价值体系。明明东北亚是有共同价值的，但我们没把握好。现在有人提出要开展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共同价值基础就成不了共同体，尽管可以做贸易，但做不到更深层次的交流融合。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4月15日
2016年4月18日 -
老“天使”徐小平的投资大冒险
理事简介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天使投资人徐小平最近心情很不错，由他创办的真格基金越来越受创业者追捧，而他本人也已被视为圈内名人，3月24日，他还首度入围了“2016年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名列第94位。这是他第二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和俞敏洪、王强创办新东方，那个故事已经被陈可辛导演在2013年搬上了大银幕，影片叫《中国合伙人》，其中邓超饰演的角色即以徐小平为原型。与上一次创业不同，这一次他不再是追随型创业，而是领导型创业，他是真格基金的老大，老二则是新东方原来的老三王强，也就是《中国合伙人》中佟大为饰演角色的原型。如今徐小平60岁了，但依然保持着年轻人般的活力，平时又唱又跳又讲笑话，表情和动作也是极度夸张，活像一个老顽童。许多人都觉得，他的气质跟一般投资人的气质太过违和，简直就像把郭德纲想象成一名经济学家。那么，这样一个充满喜感而且功成名就的人物，是怎么想起做天使投资的呢？天使投资：抑郁症的解药2006年9月7日，徐小平迎来了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由俞敏洪、他和王强等人创办的新东方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上市之后，他作为联合创始人突然发了大财，而且这种财富受人尊敬。一时间，他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屌丝逆袭”的故事，尤其强调他38岁还在加拿大给人送披萨外卖。成为财富英雄后，徐小平在新东方又待了一段时间，从前线退居管理层。不过，他很快就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地方真正需要他了。唯一需要他的是新东方文化研究院，他是那里的院长，负责每年做一两百场演讲。但这项工作对他而言失去了挑战性，变成了例行公事。环顾四周，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在新东方已经没有梦想和空间了，于是他选择了离开。那一年他50岁，觉得上天在跟他开一个恶意的玩笑：假如新东方早5年上市，他45岁，可以像雷军那样二次创业；而假如晚5年上市，他55岁，就可以安心退休抱孙子了。但偏偏不早不晚整了个50岁，他拿到了一大笔钱却失去了工作，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写书嘛，没意思！拍电影嘛，没意思！周游世界嘛，没意思！他过往的人生太过丰富，让他对当下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更找不到奋斗的目标。此时，他就像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却被突然告知——战争结束了。“那段时间我得了抑郁症，我一生得过两次抑郁症，第一次是在加拿大拿到硕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他回忆。为了摆脱这种萎靡不振的状态，他热切地寻找新的事业出路，甚至有一点急不可耐。2006年下半年，河北的一位企业家邀请他帮忙做包装上市方面的工作。徐小平高高兴兴地答应了，然后非常认真地帮那个人做各种事情，干了三四个月。怎料那个人后来通知他，“对不起，不跟你合作了。”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瞬间就把他击倒了。“站在窗口看着万家灯火，心里无限凄凉，恨不得跳下去。当一个人为一件事，为一个目标付出了你全部的激情和努力以后，无缘无故地失败了，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难以承受的一种挑战。”他后来如此描述当时的心情。遭此打击，他的内心更加绝望。不过，他体内的激情依然澎湃，迫切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这时候，一帮同样怀有澎湃激情的创业者出现了。最早找到他的是一个杭州小伙子，向他申请100万元投资，说要做“中国的Facebook”。他没有做过多考察就投了，并在那人把钱“烧”光后又追投了100万元，结果项目还是失败了。第一次投资虽然不成功，但却点燃了他内心的激情，而他决定投那个小伙子也是被其迸发的激情所感染。后来，创业者们一拨接一拨地到来，都以“海归”为主。徐小平接待了这些人，听他们讲述各种各样的抱负和理想，情到深处就忍不住投一下。这些年轻的创业者不但跟他要投资，还跟他要经验，尤其是在遭遇挫折时。而这让他非常受用，感觉自己又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老大哥。在这个过程中，徐小平慢慢走出抑郁症，开始了一场投资大冒险。另类投资哲学徐小平是学音乐出身的，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在加拿大留学期间修读的也是音乐，回国后从事的则是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在开启天使投资事业之前，他从来没有做过投资，也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培训，就连进入这一行也是被年轻人“拖下水”的。那么，这样一个非专业、甚至有点感性的人，在选择投资时看什么呢？徐小平的回答是看人，而不是看项目。他的解释是，天使投资人要在一个公司什么都没有而只有创始人的一个构想时就介入，所以，除了人之外，没有什么可考察的。这种投资哲学在圈内非常另类，而且有点被视为“不专业”，就连创业者都常以此调侃他。一些创业者在社交平台上这样评论道：“和徐小平先生聊业务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大部分时候他是看面相的。想聊业务，基本上和他底下投资经理聊得就差不多了。”“他比较喜欢听故事，如果你是休学、退学或者毅然辞去很好的工作，他会很激动、很开心，像一个老小孩，然后给你满满的鸡血。和他聊天的时候，是处于一个‘相谈甚欢’的状态，但是聊的内容大多数只是政治正确的废话。”“徐老师投人比较多，非常看重创始人的素质，相对不是特别懂业务本身。”听上去，这是一种非常不靠谱的投资哲学，但其市场效果似乎还不错——有几家徐小平投资的公司还成了明星上市公司，比如聚美优品、世纪佳缘和兰亭集势。而这种成功又让徐小平对自己的投资哲学建立了信心，同时还完善其理论体系，并一直应用至今。那么，徐小平看人都看什么呢，怎么才能从他手里拿到投资呢？大体包括三点，即学习力、工作力和影响力。所谓“学习力”其实就是聪明，一般都要是高材生，最好还在海外名校留过学。徐小平自己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在北大教过书，去美国和加拿大留过学，回国创办新东方时接触的又全是青年精英，因此有强烈的精英情结。在他投资的三家明星上市公司中，有两家的创始人是海归——聚美优品的陈欧，先后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兰亭集势的郭去疾，先后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还有一家的创始人是国内名校生——世纪佳缘的龚海燕，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徐小平之所以把学习力看得那么重要，是因为一次创业成功的几率极低，许多创业者都是在二次、三次创业时才获得大成，雷军就是一个多次创业才有大成的例子。因此，一个创业者一定要能快速地学习新东西，并迅速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工作力则是指做事情的能力，并不一定要有工作经验，因为很多留学生是刚刚毕业的。徐小平要求创业者一定要告诉他之前做成过什么事，可以与商业无关，比如在校园里组织过活动。他则根据创业者的描述，判断其是否具备做成一件事的能力或潜质。影响力包含的面则比较广泛，也是徐小平最为看重的，大体包括魅力、资源和胸怀。徐小平所说的“魅力”主要指感染他人的能力，他称之为“忽悠力”。他常戏言自己以前在新东方干的就是“忽悠人”的活儿，是这方面的高手，一般人忽悠不了他。如果一个年轻人能把他“忽悠”得热血沸腾，那这个人一定是营销奇才，也一定能“忽悠”来一大批追随者和用户。他投马佳佳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直到今天，那位以“马佳佳”之名闻名全国的90后性感女郎，也没有折腾出什么像样的事业，但这并不妨碍徐小平将她视为一个“成功”案例。他解释说，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大的思想误区，就是从心底还相信“好酒不怕巷子深”。其实，这种观念早就不合时宜了。现在是一个什么都过剩的年代，营销是每一家公司和每一个创业者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而马佳佳恰恰是这方面的急先锋。马佳佳敢于亲自上阵为自己的产品——情趣用品拍摄宣传海报，而且敢于用刺激性的图片和言论挑逗公众的神经，引发全社会对她的关注。在徐小平看来，这种敢于大胆营销的精神值得鼓励和弘扬，而他愿意为此买单。▲马佳佳代言的广告至于“资源”，则是指创业者应该具备广泛的人脉，或者至少知道能从哪里获得有效的帮助。对于这一点，他曾举过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是他因为某些创业者“忽悠力”强大而投了对方，但很快发现投错了，因为对方除了能忽悠，什么都不会，连找人都不会，还来问他——去哪找人啊？他气得都快背过气去，指着创业者吼道：“同事没有吗？同学没有吗？同乡没有吗？笨蛋！”正面的例子则是毛大庆，他经常举毛大庆的例子，而且每次提起这个名字都笑得合不拢嘴。毛大庆是原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分管集团的商用地产业务，同时任北京万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3月毛大庆从万科离职，之后创办优客工场，旨在打造全国最具规模的联合办公空间，为创业者构建创业办公、人脉社交与服务生态圈。最让徐小平感到兴奋的还不是这个项目的前景，而是毛大庆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毛大庆毛大庆先后毕业于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还在清华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和中科院任客座教授，在万科工作期间更是把房地产圈摸透了。此外，毛大庆还和投资圈的人过从甚密，已在今年3月14日完成了规模为2亿元的A轮融资，公司估值接近40亿元。投资方除了真格基金（投资3000万元），还包括红杉资本、创新工场、亿润投资、清创科控、诺亚财富等机构。徐小平说，“这样的人，给他钱就可以了。”除了魅力和资源外，徐小平认为胸怀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着创业的深入会越来越重要。他所说的“胸怀”主要指股权结构，他希望看到一个合伙人型股权结构，而不是一个独裁者型股权结构。对此，他解释说，“很多人感叹新东方的成功，羡慕阿里巴巴的地位，惊讶小米的爆发力，但鲜有人意识到这点——如果背后没有联合创始人无论高峰还是低谷的不离不弃，很难说企业会有现在的辉煌。对于初创团队而言，合伙人比商业模式重要得多。”他还以自己为例做进一步阐释。在新东方，俞敏洪的股份是50%，他和王强的股份分别是10%。他爱俞敏洪，但如果不是为了那10%的股份，他干嘛要拼死拼活呢。如果是为了培养人才，他可以去团中央啊。为了佐证“利益捆绑”的重要性，他还时常引用丘吉尔的名言——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此外，他还常举两个反例来做补充说明。第一个例子是一位女性创业者。这位女士有很好的产品、较强的忽悠力，本来是一个不错的投资对象，但徐小平最终没有投她，因为他发现这位女士是一个100%的股东。起先他还问那位女士，“你为什么一个合伙人都没有呢？”而那位女士回答，“我不需要啊，我有重要的员工。”听完这句话，他就彻底失去了投资兴趣，还丢给那位女士一句话：“我绝不会投你，我认为你一定成功不了，这是已经被多次反复证明了的东西。”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一类人的。许多创业型公司看上去有创业合伙人，但仔细一分析却发现，所谓的“合伙人”几乎没有什么股权，他们的股权是按加盟年数来算的，每年增加0.25%。徐小平尖锐地指出，这不是“合伙人”，而是“伙计”、“打工的”。他还决绝地预言，这样的创业注定会失败，因为创业者从出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同盟军，没有伙伴，不会有人跟他爬雪山、过草地，创业者完全是一个人在战斗。以上就是徐小平的看人投资哲学，他还为这种哲学取了一个名字——“真格”，而他的基金也因此得名——真格基金。徐老师“喊”你去创业“人人都可以创业吗？”主持人艾诚针对“创业”话题发起过一次采访，访问对象是熊晓鸽、李开复、汪潮涌、阎焱，以及徐新、蔡文胜及徐小平等十三位顶级投资人。当她把这个问题抛给以上投资人时，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认为创业只是少数人的事情；而当徐小平听到这个问题时，他不假思索且情绪激动地说：“当然！当然人人都可以创业。”不过他又紧接着补充，“关键是你要提供一个人们需要的东西。”徐小平对创业的支持已经达到了某种宗教般的热忱。他利用一切场合声援创业者，并呼吁还没有创业的年轻人赶紧加入创业大军。在他看来，创业最终也许不会成功，但绝对会比从未创业要强。因为，创业者会因为这段经历而在市场上更值钱，即便回去找工作也可以成为大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那么，徐小平为什么如此力挺创业呢，是为了赚更多钱或者找更多乐子吗？实际情况好像并非如此。就赚钱来说，很难说多“忽悠”一批人创业，多投资几个项目，就会多赚一些，也许还是赔呢。徐小平也承认，创业成功的几率大约只有5%。换言之，他赚钱的几率也只有5%，其余95%的几率都是不怎么赚钱（并购）或者亏损（清盘）。“忽悠”更多年轻人投入创业大军，对于徐小平和真格基金而言，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使许多不合格的创业者涌入市场，会消耗掉他们的时间和资金。而目前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徐小平投资的聚美优品CEO陈欧，在谈话类节目《老友记》中，就曾当面向徐小平吐槽，说有一天，一个男孩闯入他的办公室，扑通就跪在他面前，要求他帮忙引荐徐小平，并以死相要挟。因为这个男孩觉得，只要见到徐小平就能拿到钱，就能像陈欧一样飞黄腾达。徐小平听完这段描述也是哭笑不得，也觉得这种创业没有任何合理性。看上去徐小平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而他越是高调地“忽悠”年轻人创业，他所遭遇的类似麻烦就会越多。徐小平的本意是“忽悠”出几个马云那样的创业黑马。但事实上，马云那样的创业者是不需要你去“忽悠”的，而“忽悠”出来的创业者也是很难成为马云的。当然，徐小平这种高调鼓吹创业的行为，可以增加他和真格基金的曝光度和影响力，让更多优秀的创业者看到他的诚意，并愿意在选择天使投资时更多地考虑他。另一个疑问是，他如此力挺创业是不是为了找更多乐子呢？事实上也不是，徐小平的投资事业一开始并不顺利。前面提到，他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失败的，200万元打了水漂。后来他还常以此自嘲，说，本想投一个“Facebook”，结果变成了“非死不可”。而在最初的几年，这样的挫折还有很多很多，有时竟然连人都投错了——对方要么不是创业的料，要么是在“烧”完钱后溜了。这让他倍受打击，常有一种被人蒙骗的感觉。那几年的春节，他每次回家与家人团聚时都发誓——今后不再投资任何项目了。他太太对此也持相同态度，很不看好他的天使投资事业。他第一次转运是在2008年年初。当时，由他于2006年投资的跨境电商平台“兰亭集势”（Lightinthebox）获得了两轮VC（即“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的下家，追投天使投资投的优质公司）融资，公司整体估值增长了20倍。同时，这个投资也是他“看人投资哲学”的一次胜利。因为，他当初并没有听懂项目，只是相信创始人郭去疾——一个从谷歌中国出来的，拿有美国斯坦福大学MBA学位的高材生。▲郭去疾第二次赚大钱是在2011年5月。当时，由他于2007年投资的严肃婚恋交友网站“世纪佳缘”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而这次成功也同样验证了他的“看人投资哲学”——世纪佳缘创始人龚海燕先是在工厂打工，接着通过复读考入北大，后来又读了复旦的研究生，之后因为要给自己找对象而做了一个婚恋网站，结果获得了巨大反响，因此决定融资做大。龚海燕是一个认真、勤奋而且有点严肃的人，徐小平相信这样的人能做出一家优秀公司，他赌赢了。▲龚海燕这两次赚大钱的经历，让徐小平建立起了对天使投资事业的信心，他决定以专业化的方式继续做大。2011年，他联合红杉资本创立真格基金，并邀请自己新东方的合伙人王强加盟。正规化运作后，徐小平又收获了一次巨大成功，这次更为传奇。2014年5月，由他于2007年投资的化妆品限时特卖商城“聚美优品”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他当初投下的38万美元在上市当天价值3.4亿美元，即便是在聚美优品于今年2月启动私有化退市的情况下，这笔投资也仍为徐小平带来了240多倍的盈利。▲徐小平（右三）出席聚美优品上市仪式然而，这样的神话毕竟仅此一例，世纪佳缘和兰亭集势那样的成功案例也屈指可数，大部分项目都不那么令人兴奋。更何况，即便是聚美优品这样的神话项目，在成为神话的过程中也不断遭遇挫折，甚至是关乎兴衰的重大挫折，绝谈不上是多么令人愉悦的体验。然而，徐小平就喜欢这样的体验，喜欢那种与合伙人同舟共济、克艰历险、创造伟业的奋斗状态。如果说他做天使投资是为了找“乐子”的话，那么这个“乐子”就是，支持下一个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帮助那些一无所有的有志青年打出一片自己的天下。他甚至对媒体夸口说，他的目标是投出下一个马云。对于徐小平而言，这件事具有宗教般的意义，也是他之所以如此力挺创业、为“创业”代言的原动力。徐小平1956年出生于江苏泰兴，青年时期是在“文革”中度过的，22岁才上大学，32岁才出国，混到38岁仍然是一个送披萨的小店员，笑称自己是一个“有知识无资产阶级”。那时，他是一个让妻子失望、让父母犯愁的角色，整个人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在这时候，新东方的俞敏洪出现了，“喊”他回国合伙创业，他的命运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合伙人”——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回顾过往，他感慨不已，若是没有这一次创业，他将作为一个无名的“失败者”湮灭于历史之中，就像筷子兄弟在《老男孩》中所唱的那样：“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她来过。”这种悲剧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他在人生最低落的时刻选择了创业，选择以勇气、热情和勤奋应对人生所有挑战。他赢了，比当初想象的赢得还要多。他感谢40岁勇敢迈出征程的自己，感谢“喊”他回国创业的俞敏洪，更感谢这个朝气蓬勃的壮丽时代。而如今，他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财力和资源，可以像俞敏洪当初“喊”醒他一样地去“喊”醒广大“有知识无资产阶级”，告诉大家：资源就在身边，命运就在手中，而创业就在当下，也许你就是下一个《中国合伙人》中的“成东青”（以俞敏洪为原型）。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理想，徐小平愿意冒险，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热情和金钱。在真格基金，他简化了创业者申请资金的流程，你只需要跟他见一次面，然后填个1～2页的简单表格。而且，他的搭档王强还在2015年3月发表了题为《撕开资本的傲慢》的演讲，表达了反对“大爷型”VC（风险投资），坚决与创业者生死与共的立场。与一般的天使投资不同，真格基金并没有明确限定行业，只要看上了创业者，做什么他们都支持。比如，他们2014年7月投资支持北大法学硕士张天一做大他的“伏牛堂”米粉店；2015年9月他们又投资上千万支持一批清华毕业生做“3D煎饼打印机”项目。另外，真格基金也不像一般天使投资那样，只投资50万美元或最低200万元人民币的项目，有时为了鼓励创业者，他们也会投一些很小的项目，比如投资6000元支持一个高中肄业生做创客群租项目。“谁知道你成不成功，谁知道市场需不需要，你试一试又怎么样呢？创业者怕什么，反正你烧的是我的钱。”徐小平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创业者最坏的结局，是回到他原点的最高处，成为职场上的炙手可热的人。有什么不好呢，拿着我的钱试了一把，证明了自己，看清了自己的长板短板，然后再重新出发。这是这个时代的伟大，是一次社会试验，这个试验每天都在发生着。”▲真格基金主题曲--査可欣MV《异想天开》徐小平还特别强调，与一般的天使投资人不同，他在做天使投资之前是一名成功的创业者，与创业者是同行，知道在创业过程中会发生些什么，应该怎么应对。因此，他将自己定义为创业者的“合伙人”，并且强调，自己不是那种谨小慎微的投资人，他宁可投错也不愿错过。如今，这位“合伙人”正坐在他北京的家里，每天乐此不疲地接待最多8～10拨创业者。而面对甚嚣尘上的“资本寒冬论”，他也没有缩减投资的计划，说当下资本的确没有往年多，但影响的主要是那些千万美元级别的大项目，而不是50万～100万美元级别的天使投资。所以，他今后仍会像一位团支书或一个拉拉队长一样,大张旗鼓地“喊”年轻人去创业。同学们，徐老师已经准备好出钱了，而你准备好敲他家的门了吗文章选自真格基金，2016年3月24日
2016年4月18日 -
李彦宏：百度在路上
理事简介李彦宏，百度董事长兼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从创立百度至今，先后经历互联网泡沫破灭、商业模式调整、与Google对决，李彦宏在一波三折之中慢慢走来，总是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带领百度一直在路上，让百度于惊险中脱颖而出，以强者面貌示人。在他这里，要做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不跟风，不动摇。李彦宏说：“一旦你想清楚做一件事情，不管外界有多少人在质疑你，不要管他。你是可以蔑视一切怀疑你、质疑你的力量，认准了，就去做。”从守得云开到转型在路上，再到投资璞玉，一起来看李彦宏的创业故事。读书、工作、寻找方向 1968年，李彦宏出生在山西阳泉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84年，李彦宏考入山西“高考大户”--阳泉一中。当时，阳泉一中作为省重点中学，拥有一个其他学校想也不敢想的电脑教室--“苹果II机房”。正是在这里，李彦宏开始接触他之后一生事业的起点。1987年，李彦宏走进北京大学，就读图书情报系，还经常去计算机系蹭课。 1991年的圣诞节，李彦宏踏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他要去布法罗大学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1994年，李彦宏收到道·琼斯子公司的聘书，做了一名工程师。1997年，李彦宏进入当时美国主流搜索引擎公司Infoseek（搜信）。硅谷的商战气氛让他心中升起一股躁动，李彦宏切实地感觉到：“原来技术本身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商战策略才是真正决胜千里的因素。”终于，在妻子的鼓励下，李彦宏决定利用自身的技术回国创业。守得云开见月明 1999年底，李彦宏与合作伙伴徐勇带着融到的120万美元回到北京。 2000年，两位“大老板”终于招到五个“兵”。人少工作也还是要做的。那段时间，办公室里整夜亮着灯，谁困了就在椅子上将就着休息一下，或去洗把脸，回来继续工作。百度便这样诞生了，名字取自李彦宏最爱的一句宋词“众里寻他千百度”。 2000年5月，百度找到第一个客户，一家名为硅谷动力的网站。李彦宏赶紧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却在现场遭遇尴尬：无法接通网络，他精心准备的应用展示毫无用武之地。李彦宏用嘴皮子代替电脑完成了既定演示。演示结束，没人举手向他提问，大家还没弄明白李彦宏究竟是干什么的，百度的业务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面对挫折，李彦宏意外地平和，他不急不躁、不急功近利、不随波逐流地接受了这一切，专注地在中文搜索的一亩三分地里经营着，拼搏着。“守得云开待月明”说的大概就是他吧。 2000年6月，李彦宏和百度终于迎来了“春天”，在互联网寒冬里拿下新浪、搜狐、网易和TOM的技术委托大单。 2001年，百度运行已有一年时间，公司没赚到多少钱，在业界也没有多少名声。李彦宏不禁思考是不是百度的商业模式出了问题。思虑再三之后，他决定率领百度转型，引入搜索竞价排名机制，在国内首创按效果付费的网络推广方式，以少量投入为企业带来大量的潜在客户，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销售额。 2002年时，在访问率、访问速度、文章库等多项搜索引擎标准中，百度虽然已经在大部分指标上表现优异，但在公众口碑中，却是Google更胜一筹。当然，其中不乏公众推崇国际品牌的因素。 2002年2月，百度成立了15人组成的“闪电计划”小组，实行第二次技术升级，目标是：在9个月内让百度在日访问页面上比原来多10倍，日下载数据库内容比Google多30%，页面反应速度与Google一样快，内容更新频率全面超过Google。计划运行到8月，效果却不理想。李彦宏亲自上阵，带领小组搞研发。他在搜索引擎方面有深厚积累，对世界前沿技术十分了解，让“闪电计划”如虎添翼。 2002年12月，北京进入初冬，“闪电计划”大功告成。2003年5月28日，中国电脑教育报发起了一场万人公测活动--“Google vs. Baidu--两大搜索引擎对决搜索之巅”。10015名普通用户参加测评：55%的人选择“百度比Google好”，10%的人选择“百度、Google差不多”，35%的人选择了“Google比百度好”。这一串数字证明了百度，也驱动着百度走向更高更远的目标。 2004年6月，百度又迎来新节点：超过3亿的中文网页链接，超过6000万的日流量，宣布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此时，百度真可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上市也适时地被提上日程。 2005年8月，百度上市的钟声敲响，开盘价格66美元，首日收盘于122.54美元，涨幅达358.85%，成为美国历史上上市首日表现最出色的十大股票之一。 敲响NASDQ的钟声，是百度新纪元的开始。李彦宏常说：“百度离破产永远只有30天”，以此激励自己和员工一直保持“在路上”的心态，永远走在时代最前沿。转型在路上 2012年，百度看起来波澜不惊。 中国宏观经济低迷。用户的搜索行为开始从PC端转向移动端。11月13日，百度股价两年来首次跌破100美元，第四财季的收入预计在61.55亿～63.45亿人民币，低于市场预期。 资本市场开始担心：“百度在中国互联网搜索引擎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但在移动端市场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战，并且很难复制自身的传统优势”。 李彦宏思考后，诊断百度患了“恐龙病”。自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市场后，百度一家独大，少了竞争压力，也少了发展动力。针对“恐龙病”反应钝化、创新活跃度降低的症状，李彦宏开出的处方是“狼性之说”，在百度内部“鼓励狼性，淘汰小资”，“要让所有员工更明确如果想找一个稳定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请现在就离开，否则我们这一艘大船就要被拖垮”。 唤起员工的创业热情后，李彦宏开始布局移动互联网，搭建以移动搜索为核心的百度移动互联网生态。为此，他提出了百度要实行从“连接人和信息”到“连接人和服务”战略的转变，改变百度的商业模式，并延续了以往的技术追求，重视技术投入，以积累雄厚的技术储备，在技术研发上，单是2014年，每个季度都要投入十几亿，在研发投入上的增幅为70%，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Google和Facebook。 转型成果斐然，2013年，百度有13个app用户数过亿，包括手机百度、百度地图、百度云、百度手机输入法、百度魔图、百度视频、91桌面等。从搜索量来看，2014年第三季度，百度移动流量首超PC，百度移动端的搜索市场份额约为80%，超过了其在PC70%的流量，成为百度转型成功的标志，超过了阿里和腾讯。从收入来看，2014年第三季度，移动端收入就超过了36%，“2014年底时，百度的收入也有50%以上是来自移动端，是用户通过手机创造的。”至此，百度不仅成功实现了向移动端的转型，而且成果领先，李彦宏自己也表示，百度的转型成功，“这在主流的互联网公司是没有过的，我们是第一个。” 百度在开发新业务上也大力投入。2014年9月，李彦宏引进前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张亚勤，负责百度的新兴业务。张亚勤提倡“互联网的物理化”，提出了百度大脑、百度Eye、百度筷子、百度无人汽车、百度机器人、百度直达号等业务，百度大脑可预测世界杯、预测流行疾病、预测景点游客动向等，百度Eye有电视语音翻译和语音识别功能，而百度筷子更类似生活小帮手，可检测食物中是否有“地沟油”、糖分、酸碱度等情况。 2015年2月，李彦宏宣布百度组织架构调整，整合成三大事业群组：移动服务事业群组、新兴业务事业群组、搜索业务群组，其中新兴业务群组则肩负着百度“开疆辟土”的职责，这意味着百度搜索业务的权重下降，新业务成为了战略方向。 “技术控”李彦宏也一直重视研究工作，2011年建立了百度美国研究院第一个办公室，2013年，李彦宏建立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注重智能技术领域，这将为百度乃至互联网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投资璞玉 在自身发展的“狼性之说”以外，百度的投资业务也在不断发展，为了占领细分的移动O2O市场，李彦宏不惜重金。在2013年，百度就以18.5亿美元并购91无线，成为到目前为止中国互联网领域最大金额的并购案，对打造百度移动互联网入口战略举足轻重。2015年，李彦宏宣布在未来3年内对百度糯米追投200亿，大手笔参与O2O的市场竞争。 以旅游市场为例，2011年，发现去哪儿将成为旅游流量的入口之后，李彦宏果断决定投资收购了去哪儿。2015年10月，百度又出售去哪儿的绝大多数股份置换成携程的股份，这是百度在O2O上的胜利，对其拿下了旅游细分领域的第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人甚至评论“百度出了王炸”。 2014年百度对UBER的投资尤其深受李彦宏重视，这次举动不仅继续完善百度的O2O布局，赢得未来车联网的入手，更是百度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在百度走出国门的战略中迈出了重要一步。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15日 -
郑永年：媒体应引导社会力量，而非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的记者答问环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回答了国家的价值观何在、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对世界认识存在的误区和不足等热点问题。关于媒体在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舆论的世界观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媒体是引导社会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提问：大家谈中国价值观和中华文明，您提到只有老百姓接受了，才能成为国家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郑永年：关于传统的价值观，尽管我们有反传统文化的运动，但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在民间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文化生活是存在的。儒家既可以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就像西方的宗教既可以非常制度化地体现到教会，也可以是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有五四运动的影响，那么长历史时间形成的价值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抛弃的。社会层面价值观是存在的。问题是怎么整合各种不同的价值观。所有的文明价值观需要转型，没有一个文明不转型。 西方文艺复兴第一次大转型，不是说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如果这样认为，那就完全错了。古希腊文明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宗教时代已经消失差不多。文艺复兴重新把人文的东西从古希腊捡回来，从阿拉伯世界把科学拣回来，把东方的理性，中国的哲学，引进来，这是综合性的。 后来西方世界又经历了一个大转型，是价值转型。尼采说上帝死了，就是传统价值观已经不行了，需要一个新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发展过程中西方同样也进行了很多的转型。 没有一个文明是固定的，必须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转型。中国文明也是一样，但这个转型肯定是统合的，不是排他的文明。中国文明有效解决了政教关系，提到敬鬼神而远之。它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不要影响世俗的生活。中国还解决了政商分离。士农工商，商不能直接像西方这样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这些在当代社会怎么转型？尽管有人很困惑，但是历史经验是很丰富的。 提问：您认为我们应发掘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观推广下去，现在到底在技术上和实践上有没有可能性？ 郑永年：我们要从文明的方向来探讨中国未来，我觉得文明是一个方向。文明比任何的其他的因素是最恒定不变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是技术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东西毕竟要深入文明的层面的东西，这个制度就有效了。 现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要跟自己的文明对话，我们文明中游很多的好东西，现在都流失了，我希望还是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把已经流失的东西重新找回来，还要把西方的文明，好的东西引进来。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经历一个整合的过程。 现在我们明明很好的很稳定的，却有人担心受怕。所以我认为，是不是建立一种安静的文化，不要那么浮躁。 有人说中国是货币主义，我觉得这是实事求是的。现在我们是金钱至上，这也是一个临时的方面。中国从大方面来说很有挑战，和西方的文明转型一样。我们几千年来都是农业文明，现在真正遇到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 我们的文明转型，不是回避，不是空想。我们应发掘社会已经有了的价值，而且把我们传统的价值找回来，比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摆在前面要好得多。我是最乐观的一个。如果从五百年的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共产党，都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要对自己更有信心。 提问：您认为，亚洲的崛起面临什么挑战？ 郑永年：亚洲的经济贸易不比北美低，不比欧盟低，但是我们没有共同的价值体系。 现在大家提出来要亚洲文明对话非常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价值共同体就成不了共同体，光是做贸易，和谁都可以做贸易交往。 提问：中国当前整个舆论环境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哪些误区和不足？在影响和塑造整个世界舆论的世界观方面，媒体应该起怎么样作用，需要在什么方面改进，扮演什么角色？ 郑永年：对媒体的环境，我觉得现在的媒体问题是太迎合大众的口味，大众需要什么，媒体就写什么。我自己认识中的媒体是引导，而不是跟着大众。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什么是民意，70%是18到30岁的年轻人， 70%不是像我这样的具有固定职业的人士或者公务员，而是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因为他们有时间。 我想一个国家政策被这样的70%绑架的话，国家就没有希望。我觉得媒体太迎合民族主义是要小心的，媒体应该是社会的引导力量，而不是为了迎合社会大众。 对于整个社会，媒体要起作用。我们要意识到社会的基本面。我们现在若按人均1.25美金就有两亿多贫困人口。如果两美金可能四亿人口。我们的社会低端还是很大，但是我们社会要转型。媒体不单是为迎合底端的人的需要。 （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记者答问整理）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14日
2016年4月15日 -
王俊峰：智慧取舍，尽心尽力
理事简介王俊峰，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尽心尽力，无悔于事业；有舍有得，无愧于家国。从梦想成为外交官的法学院学生，到声名远播的国际法律人，王俊峰在“下海”、“留学”和“国际化”的几次转折中智慧选择，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创业之路。他秉信“凡事尽力而为”，终于将金杜律所从一个法律行业改革的试验田，打造成一个办公机构遍布全球的国际化律所，为中国法律事业开疆拓土，为中国的海外企业保驾护航。王俊峰说：“一个人的生命并不只是生存，他还要去改变很多。”从初入律师行业，到用优势突围到担当更大的责任，一起来看王俊峰的创业故事。律师不只是打官司 1962年，王俊峰生于吉林省长白山脚下的一个小城。1980年，王俊峰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时候，他就想去进军国际，“我那时候就对带‘国际’两个字的比较感兴趣，经常去国际法系听课。”1984年本科毕业后，王俊峰继续在吉林大学攻读法律专业的研究生。 1986年，王俊峰被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录用，在法律部做涉外法律服务工作。 虽然读了六年法律专业，但王俊峰真正了解“律师”这个职业，还是在工作之后。“律师不只是打官司而已，这是个综合性、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而且我的律师生涯不是从传统的代理民事、刑事诉讼开始的，我刚开始接触的就是比较高端的案件。”一下子进入一个专业平台，王俊峰压力倍增，国际谈判不仅内容专业，工作语言也全部是英文，他只好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压力很大，材料几乎都是英文的，遇到不认识的单词就利用晚上查词典。” “九十年代初，大陆的律师拿奖金就是几千元钱，香港的律师来了都是百万的。那时候心里就有点不服气，我看他个子也没有那么高，学历也不过如此，仅仅因为他们在外国工作过就比我们‘值钱’，心里有一种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这对王俊峰来说是一个刺激，他非常想尽自己所能，改变这一现状。用优势突围 1993年，司法部开始深化律师行业改革。在大潮流的鼓励和感召下，王俊峰和三个心怀同样理想的同事一起“下海”，金杜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开业。事务所成立了，客户寥寥，门可罗雀。王俊峰他们靠每天打电话、发传真来扩大宣传。他们不放弃任何一单业务，“只要是案子，不管是钱多钱少，我们都接，就算免费的公益活动我们都积极去做”。渐渐地，事务所成长起来，他们终于不必为律所的生计担忧了。 王俊峰始终没忘记自己创办律所的初衷是希望推动中国在国际和涉外方面法律服务的发展。所以，金杜一直主要面对国际方面的、涉外领域的法律服务。起初，他想让金杜和国际同行“硬碰硬”地直接竞争，但很快发现：不论经验还是人员上，都呈现出一种“敌强我弱”的局面。于是他迅速调整策略，“土生土长”的金杜团队虽然在经验和国际化上略逊一筹，但也有着自身无可比拟的长处。凭借对我国政策法律法规的准确了解，金杜能够提供比外国人更加行之有效的法律建议，其优势也逐渐被客户所认可。 金杜成立的第一年，王俊峰和团队就赚了200多万元。“市场机会多，总的来说还是很顺利。”虽然成果斐然，但年轻的金杜和发达国家的“百年老店”比起来，还存在着一定差距。“知己知彼”、“洋为中用”的古训提醒着王俊峰，要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到国外去考察和学习。担当更大的责任 夺取金杜律所“开门红”之后，王俊峰便将留学提上了日程。 1994年，他赴荷兰的律师事务所做访问律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律师事务所的运作理念。 1996年，他又走访了英国，期间也去过美国，和两地同行进行交流。 1998年，他再次回到英国，在剑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访问学者，这段经历给了他一个很强的印象--要回到校园里去学习、感受或充电。之后，他申请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但当他得知访问学者不必上课之后，便改变了主意。“既然是读书人，就应该认真地读一段时间的书。”于是，36岁的他开始正式申请去美国留学。 1999年，王俊峰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两家法学院同时录取，两个法学院都很著名，很难取舍。最后，内心向往文艺的王俊峰选择了“加州的阳光”，来到了伯克利。 1999年，王俊峰读完法学硕士又开始读法学博士。一边是律所，一边是大学，王俊峰努力平衡着自己的事业和学业，直到2007年才最终读完自己的博士学位。前后8年，王俊峰多次往返于北京与旧金山之间，在他看来，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很值得。 读博士期间，王俊峰花了一定时间去当地考察，接触社会。尽管身在学校，他却一直将律所的发展挂在心头。经过反复地考察和思考，他意识到，对金杜而言，在国外收购或拥有一家办公室是很重要的，这将是连接国内外的一个窗口。 之后，经过细致考察，当地的一家华人律师所被他锁定为重点对象。这家事务所在硅谷有三个办公室，业务与金杜的有很大的相关性。在沟通中，王俊峰向他们描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最终打动了该律所的合伙人。“我希望可以打造一个窗口、一个桥梁。希望通过几年的发展，伴随着中国走向国际的脚步，我们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也能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这是一个尝试，也是国际化、全球化环境下的一个应对。” 就这样，借留学的契机，金杜在美国硅谷拥有了第一家自己的海外办公室。 随着金杜日渐走上国际舞台，王俊峰不再仅着眼于律所本身的发展，而是开始寻求更大的社会价值，让金杜承担起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假如一个国家的会计体系、律师服务体系完全被外国的律师事务所控制了，那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时之间，无数商机和挑战涌来。金杜律所加强反倾销、反垄断领域工作，维护国家和企业利益。 2002年，北京奥组委“沙场点兵”，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法律顾问机构。有100多家国际律所提交了项目建议书。最终，金杜和美富律所分别受聘，为北京奥组委提供国内和国际的总体法律服务。据王俊峰回忆，最初奥组委把80%的业务交给美富处理。之后，自己和团队精益求精的工作感动了奥组委，从而承担起更大、更重要的任务。就这样，本来是“配角”的金杜直到奥运会闭幕，都一直承担着80%甚至更多的法律事务。 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中国企业也开始向着世界伸出触角。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挫折、碰壁、冲突在所难免，因为国家间的法制水平、观念、文化等都存在巨大差异。这时，就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服务作为支撑，帮助企业在“攻下山头”之后“守住山头”。 然而，中国整个律师行业在这方面并没有跟上节奏，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意识到此点，王俊峰开始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2008年，金杜纽约分所正式开业，由此成为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唯一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 2012年，金杜与澳大利亚领先的律师事务所Mallesons Stephen Jaques建立紧密联盟。 目前，金杜已经拥有超过30个办公机构，遍布亚洲、澳大利亚、欧洲、中东及北美等地区。 在金杜日益壮大的同时，王俊峰也开始关注起律师行业的未来。2011年，他当选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从律所掌门人到律师行业的掌舵人，王俊峰很关注青年律师的培养。展望未来，他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法律服务的互联网平台，尽快地给青年律师带来新变化和新希望，以此推动整个国家的法律服务行业的新变化。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14日 -
李成：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中美元首举行了双边会晤。这说明了中国的重要地位，美国珍视这种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谈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的会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李成表示，通过双边会晤，两国领导人在有关问题上相互阐明立场，以管控分歧，促进合作，规划两国关系的未来。“合作共赢、相互尊重，寻求合作而不是在分歧面前停滞不前，就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涵。它更多地强化了双方寻求合作的愿望与机制”。 “习近平主席6个月后再次访问华盛顿并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这是一件大事。” 李成说，习主席出席会议，表明美中两国愿意合作而不是对抗，注重在重要国际事务上的合作，比如核安全领域。习主席的这次来访，将促使美中关系朝着积极、健康、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又迈进一大步。 习主席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展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意愿。“作为世界大国，中国的声音应该被听到，中国的观点应该清晰地得到表达，国际社会将会充分尊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积极的作用”。 “习主席出席核安全峰会无疑将受到热烈欢迎。”李成认为，习主席去年访美时，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问题是两个重要议题。习主席这次到访华盛顿，核安全问题又成为重要议题，紧接着中国将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无论是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还是核安全、全球经济治理，中国都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李成认为，尽管中国比较低调，但中国的重要作用正日益突显。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也在逐渐增加，比如在缩小全球贫富差距、促进南南合作等方面。 关于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李成认为，两国领导人看到的是大局而不是眼前问题，更多是从长远来看，从美中关系的根本利益来看，从世界格局的变化来看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尽管美中关系中存在一些杂音，但两国在许多领域的合作远远超过了其他选择。从目前进展来看，美中两国在全球性问题上合作良好，虽然也存在一些分歧，“但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将产生溢出效应，促使双方更好地理解对方立场”。 关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李成深表乐观。他认为，美中之间有许多合作机制在运行，有许多共同利益，两国的对话非常重要。“美中关系还要看大局，看长远，不能被杂音所左右”。（作者：章念生）文章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3月31日
2016年4月13日 -
郑永年谈“亚洲价值观”：学习西方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
当今国际舆论认为发展的中国的不确定性很大，中国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往哪个方向走？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在京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阐述了他的思考与观点。他认为应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历程中来回答。从一个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一定不能把中国孤立看，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一定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面来看，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来看。中国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 开放、包容、改进的学习文明 文明的角度是什么？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基本价值形成时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基本上形成，这个时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争鸣，就是一个中国本土产生的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由对话而产生。 第二时期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冲击。中国文明与佛教之间的冲突不亚于现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击。历史上发生过很多的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对我们产生的冲击。佛教时代进入以后，中国刚开始是拒绝，非常怀疑、猜疑，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可是以后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达顶峰。唐朝是国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说是文明的崛起。 中国第三阶段文明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宋朝是一个转折点，就是“新儒学”，从二程开始，朱熹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对中国文明贡献的影响很大，他精通儒学。重新把中国文明转化成为一个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真正吸纳到中国自己的文明里面。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新儒学到了一个顶点。 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从四个阶段的发展来看中国文明以后怎么走呢？ 郑永年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学习文明，特点就是开放、包容、改进，不是通过拒绝使自己更强大，而是通过包容使自己更强大。宗教文明很难包容，因为宗教文明的基础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质。中国文明是包容性的。 中国文明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内部各种思想之间的对话，到了韩非子是一个顶点。第二个阶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但佛教文明是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处次要地位。从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个阶段。中国文明再次成为主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应当类似宋朝时代。 我们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着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应当思考怎么样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们的文明里面。“但我自己觉得，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来看，文明的对话必须像朱熹那个时代一样，中学为主，佛学为次，就是说今天仍然要以中学为主、西学为次。还是要有这个文明自信心。” 郑永年认为，中国下一阶段还是需要根据亚洲价值观的开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把这套价值体现在一套制度上。从政治上说也不复杂，把中国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结合起来就行了。 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价值，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社会，他们之间也具有共享价值。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吸纳西方为我所用 亚洲价值观是什么？东方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如何和西方发生关系的？如何和西方展开交流的？西方怎么回应亚洲价值观？ 郑永年认为，梳理亚洲价值观。首先，要清楚“亚洲”这个概念不是我们亚洲自己发明的，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也是一个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东方有东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已经开始谈论东方了。因为希腊文明东边就是波斯文明，他们就把波斯称为东方，波斯以东的都叫东方。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区分分为近东、中东、远东。西方人犯了很多错，他们把整个东方等同成同样一个文明。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儒家为核心文明与波斯文明是不一样的，他们完全没有区分开来。我认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中国定位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国家形象。真正把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化和概念化的是三个德国人。第一个是卡尔·马克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二个是马克斯·韦伯，第三个是卡尔·维特佛克，是50年代耶鲁大学的教授。但这三个人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东方专制主义一直延续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 东方专制主义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回应。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国家。日本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西方非常成功，但是日本后来犯了致命的错误。日本没有能够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明治维新把握得很好，后来日本西方做什么，它就学什么。日本的方向错了，日本失败之后，没有人提亚洲价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亚洲价值观。当时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找来了，研究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遭到西方的围攻。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一方面遭到不仅是西方国家的围堵，也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我自己觉得亚洲价值是存在的，中国变不了西方。 郑永年认为，首先，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中国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这样一个背景里来谈。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步，它们的成功确实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 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是把自己变成西方。一变成西方就犯会错误，日本犯了错误，台湾也犯错误。中国的香港以后如果照搬西方也会很麻烦。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选举上照搬西方，很多机制都是它们符合自己特点的体制。日本早期的发展没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会失败。尽管日本可以假装西方国家，但实际上变不了西方。台湾的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完全跟西方的多党制间的关系不一样。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样。新加坡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个做法，西方的东西都是作为工具来用，价值还是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还未完全塑造 媒体传播需要强大知识体系 一个综合中西方价值的体制是怎样的？中国那么大怎么搞民主？中国能不能把党的意识形态跟国家意识形态区各有所侧重？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务之急要树立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内容是什么？既要有中国的传统资源，还需要全球化背景下面向未来的传统。复兴国学、传统儒学，都不够。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意识形态本身就需要重造。我们现在的国家意识形态很简单。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两种，一种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种是共享的价值观。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跟其他国家有共享的价值观。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由这两部分组成。中国以前就是这样，“三教合一”，中国的文明是学习文明，包容其他文明好的东西，今天也是这样，也是要有开放的态度。 世界上最长的两个体制是什么体制，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公务员体制，西方是学我们的。以自己为主，把其它的西方文明包容进来，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意识形态不光是说说的，一定要表现在各种体制政策上。 “在经济意义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有经济主权。资本、政治、社会这三者之间严重失衡，西方现在发生的就是这样。”在郑永年看来，现在的危机是这样的，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总是可以找到适合其发展的地方。法国总统一上来说要多征富人的税，富人就都跑到伦敦去了。中国的企业家、资本照样会跑出去，道理也是一样的。 下一阶段怎么通过共享价值和核心价值的结合，塑造成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还是找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把它们作为核心价值，不要找没有的东西；没有的东西，没人相信，只能制造一些困惑。 郑永年说，塑造中国价值有三个传统，有几千年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的担当，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识体系。 怎么塑造软实力？郑永年认为，我们要塑造中国的软力量，就必须在讲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讲中国的故事就永远没有中国的故事。 现在西方的媒体很强大，但媒体只是一个技术和形式的东西。西方媒体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媒体只是把这个体系传播出来。西方媒体的强不是传播技术的强，是它后面知识体系的强。我们现在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从经验上说，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人做。我们要有担当，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人民网记者常红根据郑永年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人民网，2016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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