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东：中国制造升级关键在数控机床
▼路东，欧盟数字城市OASC中国区首席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4.0时代是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工厂、数字工业、数字技术覆盖了整个产业链，过去的数字技术只控制机床，现在控制到整个产业链。 工业制造最重要的就是工艺和工差，而提升工艺、减少工差的关键在于机床。工业2.0时期是靠人，人操作机床，看图纸操作，用卡尺来检测加工部件。如果出了问题，人再重新上去修改。工业3.0使用数控机床，制造过程中人不用去做，由数控程序控制。不过，检测时还需要人操作三维监测仪，并在发现误差后，人工调整加工数据。因此工业3.0还得要用人。 工业4.0的突破在于用数控机床，加上全自动化的生产线，检测用机器人，通过激光扫描系统扫描工件，实时通信实时调整。调整后的信息会被传送给机床，机床将不断再循环，再检测。按照这种方式实时调整加工数据，在理论上工差可以做到很小。我们都知道奔驰宝马好，正是因为它们工差控制得非常好，一般在一毫米之内。国产车的工差控制没那么精准，可能有时候两三毫米，甚至六七毫米。 中国的机床工业从2.0时代一直落后到现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用服装、袜子、纺织品等在全世界挣到几万亿美元，按理说有足够的钱做全面数字化升级。但在2001年至2009年间中国机床业并没有注重研发，还是在买各种西方控制系统。当时一些地方政府和国企也不重视，认为低人工成本是我们的优势，所以只抓招商引资，不抓技术升级。直到2009年，在国家的推动下，机床业才开始重视这个事情，此时中国工业水平大大落后了。 尽管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数控机床仍然是我国制造业水平提升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当前，我们研发的重心应该放在数控机床的核心控制系统PLC上。这个系统欧洲人研究了60年：从数控机床开始一段一段地发展，从机床控制系统到数控生产，再到数控工厂和数控产业链。我国才研究了五六年数控机床，急不得但也等不得，因为市场认可和完善还需要时间。当前最关键的是迅速吃透西方已有的技术成果，完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研制。 更重要的是，我们亟需认识到工业4.0是数字制造技术的延伸，即工业3.0的延伸。4.0时代是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工厂、数字工业、数字技术覆盖了整个产业链，过去的数字技术只控制机床，现在控制到整个产业链，包括订单乃至整个市场，几乎覆盖整个社会活动。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1月20日
2016年1月21日 -
金灿荣：中国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近日在武汉召开的“全球治理与国家责任”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金灿荣教授在主题演讲《全球治理赤字与中国未来作用》中表示，2015年世界的形势比较灰暗，出现了“全球治理赤字”，中国未来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金灿荣教授介绍，目前世界形势出现三大特点：一是世界经济继续低靡，二是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更加严重，三是恐怖袭击的威胁比以前严重。他认为，造成如此灰暗基调的原因，就是“全球治理赤字。”恐怖袭击、难民增多、气候问题凸显、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这些问题日益突出导致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产生。 “现在对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中国是参与者，但是不是领导者。”金灿荣教授指出，目前两大全球治理的领导者都遇到了困难，欧洲“有心无力”，美国是“有力无心”。 在金灿荣教授看来，尽管目前中国的全球治理哲学和全球治理政策还未形成，但未来中国肯定会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金灿荣认为，中国推动的全球治理将呈现四个中国特点，中国的全球治理将以联合国为轴心，强调发展优先，强调全球伙伴关系，同时中国全球治理的政策以不干涉内政为原则。本文刊于荆楚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18日 -
汤敏：一名经济学者的公平教育梦想
嘉宾简介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我来给大家讲个小故事……”这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经常用到的一个开场白。他说的，是一个乡村学校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共同完成课堂教学的故事；或者是，一位高职学生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上创业课程的故事。 从经济跨界教育的这些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并践行着一个概念：慕课（MOOC）。它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简称，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课程的全程网络参与：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上课、讨论、做作业、考试、拿到证书。 慕课风暴始于2011年秋，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2013年被称为中国“慕课元年”。2015年初，汤敏出版了《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一书。作为国内较早关注慕课的学者，他全面阐述并践行着慕课理念。 还是2015年，他的慕课实践终于影响到政府决策，获得一个重大突破。11月18日，广西教育厅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区74个县（市）的148所农村中小学，开展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人大附中共同发起的创新式教育扶贫项目“双师教学”项目试点。 汤敏总是面带微笑，戴着眼镜，温文尔雅。他是一位时刻观察、思考着的经济学家、教育学者；他还是拥有782万微博粉丝的“大V”，不时发表着自己对慕课、对经济、社会现象的看法，还会转发些冷笑话。 他的公益创业，正在改变着中国很多农村孩子的命运。大概没有什么比《慕课革命》一书的后记，更能说明他跨界的理由与初衷：“通过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用扶贫专业的视角，用互联网的思维，在慕课中我看到许多能解决中国教育众多死结的希望，也看到了在这场悄悄的革命中，一个民族落后的危险。”城乡老师的联合课堂 “4x2－10x－14”，一个因式被写在黑板上。特别的是，黑板左边是一块电子白板，播放着另一个课堂的录像。那里，穿着红白相间校服的学生们走上讲台，分解着同一个因式。校服后背，是四个大字：人大附中。 “好，人大附中同学开始做题了，我们试着与他们PK一下好吗？”数学老师覃海礼向台下学生们发出邀请。他笑容满面，地方口音稍显浓厚，把“附”字发成了“hu”音。很快，一男一女两位同学走到黑板前，开始计算。 这是广西南宁市三里中学的一堂数学课。覃老师采用了“双师教学”法，即在课堂上适时播放人大附中数学课堂的录像，讲授一样的教学内容。于是，一位在远程的城市优秀老师，一位当地的乡村现场老师，配合着共同上课。 2015年12月7日下午，汤敏坐在这教室后方，专注地听着。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色西装，皮鞋裂了点口子。他的行程异常紧张：上午刚在附近县城参加完另一个艺术教室项目的挂牌仪式，中午赶到三里中学，晚上还要返回南宁，为第二天参加广西自治区教育厅组织的一次研讨会。 双师教学是友成基金会与人大附中合作的成果，自2013年秋季学期起试点，如今已扩展到了中西部22个省（区）的20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三里中学所在的上林县，距离南宁不过100多公里，但仍属国家级贫困县。 三里中学附近有一所小学，汤敏和同事们曾去调研。走进教室，看见的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木桌子。他问同学们想要什么体育器材，孩子们回答，排球和足球。他有些感慨，对同事苗青说：“你看，就这些东西，对小孩子来说也是宝贝呢。” 他去了另一所河北赞皇的初中。老师告诉他， 刚入学的初一班上有些同学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这些本该是在小学就掌握的内容，老师不得不在初中加班补上。如此种种，不断提醒着汤敏，在当下中国，教育差距几乎无处不在。 听课这一天，汤敏很兴奋。他看到，在黑板上做题的那位女生，第一步便将因式“4x2－10x－14”中的公因数2提取出来，正确地分解为“2（2x－7）（x＋1）”。这是覃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过的方法。 随后播放的人大附中课堂视频中，也有一位人大附中学生如此解答，得到了数学老师的极力表扬。汤敏觉得，乡村学生一点也不比人大附中的孩子差。 “23分22秒、29分08秒、33分20秒”，这是覃海礼老师写在教学简案上的精确时间点。这一节课上，他选择这几个时间点播放视频。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数字，是他前些天反复研究人大附中的授课视频后，根据项目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对人大附中的录像，我是看得越来越多，用得越来越少。”下课后，覃海礼告诉汤敏。汤敏又激动了，这正是他期待中的双师教学成果：不只教会学生，更在培训老师：“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课课示范、天天培训，它是对乡村教师进行了一次全程培训。” 试点第一学期结束时，友成基金会常青义教项目组统计了试点学校的期末成绩。他们惊喜地发现，大部分“双师教学”班级的平均数学成绩高于年级平均分。比如，内蒙古和林二中，年级平均分是39.5分，试点班则为59.7分；广西阳朔朝板山中学，年级平均分是56.6分，试点班的平均分则高达92.7分。教育改变命运 汤敏曾是一位中学数学老师。1953年，他出生于北京；5岁时，随家人迁居广西南宁。高中毕业后，被挑选进入南宁师范学院短期培训班，随后被分配到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他上的第一堂课，内容是有理数。他上得异常费劲，至今印象深刻：“备了好几个星期的课，几乎每一个字都要写下来，写了好多页纸，上完课时一头大汗。”他暗暗担心，一堂课就这么操心，以后天天上课，可怎么办？ 那时，他有些心虚。中学时碰上文革，高中一年还在学工学农学军，几乎没怎么认真上过课。高中毕业后，他插队去了一个公社，后又抽调去修防洪堤，回来只在南宁师范学院学习了一个月。虽然说是“知识青年”，但他戏称自己是“无知识的青年”。 汤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里有个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汤敏就每天搬个凳子在他的班上听课，第二天轮到自己上课时，便模仿着讲。如此“偷师”，汤敏硬是听了一个多学期。 后来，他还成为数学教研组的副组长。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只要跟着好老师，哪怕只是模仿，也是一条捷径，“开始就走对一条路，会受益一辈子”——这也是他发起双师教学实验的信心所在。 双师教学模式的直接启发，来源于神十宇航员的一次“太空授课”。2013年6月，航天员王亚平从太空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展示了单摆、陀螺，还用一个水球做出了一颗“红宝石”。 受此启发，汤敏开始筹划一个新型远程网络教育项目。他想将全国最好学校的课程，送到最差的那些乡村学校中去。当他把这个想法向一些教育人士咨询，得到的却是，“几乎所有做教育的人都不太相信这种办法有用。” 一位教育局官员甚至当着他的面说，“教育，还是校长来搞比较好。”这句话的潜台词在于，因材施教，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人大附中与乡村学校，两端师生基础差距太大，不可能对接。 汤敏夫人左小蕾是个急性子，因此有些愠怒。汤敏却正好相反，耐心且温和，就连左小蕾也几乎从没见他生气过。他是这样说服对方的：“第一，我们得试。第二，我们相信，同样的学生，有好的老师会比差的老师要好。第三，不需要跟人大附中的学生比，我们跟自己比。比原来好，不就可以吗？” 汤敏几次找到同是国务院参事的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问能不能把老师的课拿到全国让大家都听。最终，刘校长同意合作。两人共同商定，选择教材版本更通用、更容易讲解且提升较快的数学课堂作为试点。 人大附中的数学课堂，让汤敏自己都受益颇丰。他当老师时，讲究“师道尊严”，要板着脸，不能和学生太亲近。人大附中的老师们，则亲切地俯下身，称呼学生为“孩子们”。第一堂课，人大附中老师讲的是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历史上的数学名人。这不在教纲里，是他们自己补充的。一位南宁退休教师因此感叹，他们当时想都不会这么想。 “他做这件事情，是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来提高教育的劳动生产率，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左小蕾说。两人是武汉大学数学系同学，可以说是教育公平的受益者。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汤敏从南宁考入武汉大学，同时攻读数学和经济。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当了5年中学教师的汤敏参加了高考。那时，广西市规定25岁以下考生才有资格报考，这意味着，这是汤敏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考上大学，这位中学教师的人生从此转向。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获得国际金融与贸易、计量经济学博士。随后，他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2010年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2011年4月，他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可以说，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身为经济学家的汤敏，一直对教育念念不忘。早期的创业课程 2011年夏天，还在英国伦敦留学的女学生彭天，在一个地铁站出口见到了汤敏。他穿着简单的西装外套，朴素而正式。两人走到附近一家小小的中餐馆，只有四五个细长条沙发。汤敏出钱，请彭天吃了龙抄手和其他中式小吃。 汤敏向彭天提起“创业咖啡”的想法。他在美国参观创业大街，发现投资人和年轻学生们一起在咖啡馆里讨论创业。他还在广西师范大学参观过一家咖啡馆，学生自己集资创业，贫困的女学生担任服务员。但学校没有创业课程。 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年轻的汤敏也进行过小小的创业实验。那时候，图书馆杂志少，看的学生多，总是供不应求。他们一帮同学自己出钱，订《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再租借给学生，两分钱一天。他们甚至买了一台洗衣机，洗一桶衣服五分钱。 于是，他想将咖啡馆打造成创业孵化器——让咖啡馆里发生好的创业课程，分享给其他地方的咖啡馆。那时，大学里几乎没有创业课程。想创业的学生们，可以在咖啡馆里学习、商谈，将理想变为现实。 如果非要追根溯源，启发他的是原来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发展基金会的工作经历。正值世界金融危机时，他参与了很多国际远程视频会，以传递、分享信息。在他看来，基于互联网的远程视频技术已非常成熟，潜力巨大。 他邀请彭天回国执行这个项目。理由有许多，其中一条带着“诱导”性，“你看，印度人普遍会说英语，能通过互联网分享最好的内容，多少年后，我们怎么和他们竞争？” 那时候，彭天不是太感兴趣。她本科在北京大学，课程资源应有尽有，很难想象其他高校的贫乏状况。不过，她被汤敏言语间流露出的紧迫感打动了：“他真的在为国家和下一代人的未来感到‘捉急’。” 第一次创业咖啡课程，启动于2011年10月。地点设在北京大学一间教室，连接上不同大学的咖啡馆。第二年，这个社团活动提升为北京大学承认的通选学分课——友成得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章政副院长的支持，改造了一门原有课程《社会企业家精神培养实验》。 友成请来的师资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教授；新东方的徐小平、王强；宜信公司的唐宁等等。期末考试时，学生们分组拿出自己设计的创业项目计划书，由学校请来当地的企业家评分。优秀者，可获得友成基金会提供的“社会企业创业实践种子基金”。 如今，已有约100所大学引入了这门课程，包括许多教育资源不那么丰富的二类、三类本科和高职高专——那些彭天之前都不曾听说过的学校。 有一次，彭天为各地学生创业社团报销开支时发现，一所学校的海报打印费用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她追问，对方回答说，校园里只能打印A3黑白海报，如果要打印友成提供的A2彩色海报，要骑着摩托车到镇上去打印——这是她第一次对于创业课程在不发达地区的覆盖面有了认知。 2012年前后，汤敏开始关注“慕课”。那一年被《纽约时报》命名为“慕课元年”。由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创立的Coursera在线免费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手的edX网络在线教学计划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慕课平台。 那时，创业咖啡课程已创办一年。不过，与高大上的世界慕课潮流不同，汤敏认为，中国慕课应该走另外一条路，即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中国慕课应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也是他开办创业课程、试点双师教学的初衷之一。 “从汤老师身上，我能感觉到，在技术和意识无限开明的时代，我们确实可以求仁得仁。我们所追求的，确实有路径去实现或无限接近。”彭天说。她负责的创业咖啡，计划进一步扩展课程，将网店店主、微商店主等也邀请上讲台。差距与公平 “假如印度10年后有几千万哈佛、麻省理工，或世界最好的职教慕课毕业生，我们怎么办？”这是汤敏总拿来说服旁人的口头禅、撒手锏之一。凡是谈到慕课，他言必拿印度这个体量、规模与中国相当的国家作比较。 汤敏曾看到哈佛大学edX的一个统计数据，中国学生仅仅是印度学生的一半，拿到毕业证的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在Coursera中，印度学生占比约为10％，仅次于美国学生比例。还有一位17岁的印度男孩阿莫尔·巴韦，因为在edX《电路与电子学》课程中的考试得分在前3％之列，被麻省理工学院破格录取。 他非常担心，在这一轮教育革命中，中国将被印度抛在后面。 从美国毕业后，汤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亚洲开发银行。这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宗旨是通过发展援助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消除贫困，因此，他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 他曾负责孟加拉国工作，分析该国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他看到，很多人家里只是一个草棚，没有床，没有炉子，就搭起一口锅。有铁皮屋顶的，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 孟加拉国还常有“罢工”，往往是示威游行、罢工罢市、打砸抢烧一起上。“看得多了，就会思考，如何不让自己的国家变得这么动荡、这么贫困？” 他也曾被中国农村的贫苦当头打了一棒。他在南宁市区长大，父母是知识分子，没怎么受过苦。直到插队时，才发现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床板、蚊帐、席子，没有什么家具。农活不忙时，只能喝玉米粥。粥喝不了多少，撒两泡尿后就没了，却还要连续干好几个小时的活。 偏偏，温和的他同时还是个倔强的人。一位与他一起插队、修防洪堤的同学至今记得，有一次，汤敏走路都摇摇晃晃，还坚持在堤上挑土。被连队指导员发现，押着去了卫生院，一查体温，40度。打完一瓶点滴后，他又回到大堤上。 到了武汉大学，汤敏第一次看到展示现代化社会的外国电影。启程去美国留学，他被洛杉矶机场里的厕所震撼了，“那时候中国的厕所都脏得不得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干净、漂亮的厕所。” 整个前半生，他行走在美国、中国与孟加拉、越南等国之间。所见所闻越多，越发感到差距、平等这些词语的涵义。作为一位经济学者，他的博客中充满了创业、融资、通胀、中小企业等关键词；他还和几位经济学家一起，仿效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小额信贷模式，在山西一个小山村搞起试点。 他也越来越坚信，一个国家的进步，核心在于教育。1998年，他因一封建言高校扩招的信被国家采纳，被称为“扩招之父”，从此介入教育问题，亦因此毁誉参半。最近5年，他以创业咖啡、双师教学等项目，正式跨界教育。学者的“野心” “听说，您打算支持基金会50万块钱？”12月8日下午，在广西南宁一处古色古香的办公室，汤敏与一位有意资助的企业家喝茶、商谈。他似乎不太适应这类对话，说到50万时，声音略微轻了一些。 这位企业家很年轻，发型吹得高高的。他一口答应下来，但提出了若干条件：共同冠名、挂牌、请政府相关部门背书等等。汤敏和同事苗青，仔细听着、略微点着头，大致了解后便起身告辞。 “我自己不太会去找钱。”汤敏笑着说自己不太会“忽悠”企业家。不过，在苗青看来，这天已经是汤老师很大的突破了，以前他从来不会说到具体数额，为此汤敏还曾向她抱怨，“怎么办？我总是不好意思跟人家张口要钱。” 目前，中国公益界常常还是“看眼泪资助”，捐助能亲眼所见的校舍、硬件比较容易，培训师资这种不可评估量化的事儿，很多人犹豫。还有企业家说，培训老师应该是国家的事情。汤敏总是回答：“大规模推广，一定是国家的事情。但前面这些试验、探索得由公益组织来做，所以，需要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改革。” 一旦捐助有戏了，他就开心地给下属发信息，“咱们有钱了！快来写方案！” 汤敏好说话，常有企业家们冲他和夫人左小蕾的名声而来。有人问企业困难怎么融资，有人想上市向他请教，还有人要规避风险。汤敏的原则通常是，先谈慕课，再说经济。 “我的强项是，有很多新的想法和主意，有能够融合各界的资源；但我不是执行管理型人才。”汤敏如此评价自己。加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5年来，他从一个学者变成半个企业家、半个公益人，开始学会怎么把一个理想、乌托邦，慢慢变成一个现实。 他毕竟是一位经济学家，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天真。曾有同事提议，双师教学应该设置一些门槛，比如，项目学校也应该出一部分钱，或是请当地教委、企业家配套一些资金。汤敏很为难，表示反对，都是贫困县了，哪里还能让别人出钱？ 双师教学项目推进时，汤敏曾雄心勃勃地提出“百校计划”“千校计划”，希望尽快达到成百上千个项目校。他想当然地以为，人大附中这么好的课程，老师们怎么可能不感兴趣呢？ 事实上，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当地老师的参与度多少，还是靠本人自觉性。友成发放的一些教师账号，发现有一部分压根没有后台活动。这意味着，有一些当地老师，只是慕名跟风要去了账号，却没有真正使用。 汤敏承认自己过于理想主义，他立刻建议步子放缓，并开始考虑从学校和制度层面如何给老师以激励。后来，友成也启动了项目学校的淘汰机制，对那些参与度低的老师，将适时收回账号。 “他是个很讲理的人。”彭天说。如果实在做不到，他也不生气，“嘟个嘴巴”而已。 汤敏和友成，正在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常青义教计划，请城市退休高级教师送教下乡；电商扶贫培训计划，将慕课理念引入农村电商培训；教室艺术普及教育，探索在乡村地区运用慕课进行大规模艺术教育普及；电子书包项目，为乡村学生配发平板电脑，实现提前预习、上课讨论模式的翻转式课堂；千千树幼儿园，面向打工子女和农村儿童的优质、示范性、平价幼儿园…… 他想做的还有更多。比如，办一个网上保姆学校，培训家政服务员；筹办一个网络大学，实现职业人的终身教育；他甚至还设想过与军队合作，给退伍转业军人提供创业培训。他也明白，目前的试点模式，与真正的慕课模式还有差距，需要再试验、再提升。 他颇有信心：“我心目中的教育理想状态是：第一，教育更公平；第二，教育更创新，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第三，教育真正惠及所有的人群，而不仅仅是在校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教育能做很多原来做不了的事情。”本文刊于《中国新闻周刊》，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18日 -
郑永年：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新定位、新调整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还是继续以和平为大局，积极和一些国家进行政治谈判，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道路。中国仍然应当继续发展和深化和东盟(亚细安)的经贸关系，避免被美日牵制而滑向军事安全方面的竞争。 在2015年里，中国外交呈现出新的局面。这个新局面不仅指中国在本年里所开拓的外交，更是指中国和外在世界互动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外交重心的变化。简单地说，中国和欧洲、非洲的外交取得了具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在两块中国一直在努力的领域则遇到了麻烦，即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在亚洲的周边外交。这个局面说明了什么?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在和美国、周边外交中改变了邓小平以来所秉持的“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姿态，走向了“有所作为”。中国的这种“有所作为”在美国和周边的一些国家看来，是“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了“侵略性”。这里所谓的“侵略性”指的是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纠纷。持这种观点的在中国国内也大有人在。当然，国内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即他们认为中国在改革发展的这个阶段，仍然需要“韬光养晦” 的政策，而不是去主动触动国际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海内外人们对中国为什么走向“有所作为”的内在理由并不那么了解。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很难说真正做到了“所有作为”，因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外交仅仅是有限的回应，只不过是从以往的息事宁人，转变到了比较主动的回应罢了。无论是在和日本的钓鱼岛问题还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主动去挑衅。钓鱼岛是日本主动挑动的，而南中国海岛礁的建设，早在中国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已经在进行了，并且这些国家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岛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叫中国不回应呢?如果领导层没有有效的回应，又如何保持其执政的合法性呢? 近代以来，领土问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谁在这个问题上作无理性的退让或者妥协，都会被赶下台。受尽帝国主义欺负的中国更是如此。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因为它是两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结合，即近代以来的民族羞耻和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对国家崛起的自发骄傲。这两种民族主义的结合，其所能产生的能量是谁也不可低估的。尽管亚洲一些国家担忧中国领导层是否过度受民族主义影响，甚至(如日本)认为是中国领导层在操纵民族主义，不过，和近代以来其它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反应来看，中国领导层的反应仍然是相当理性和克制的，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反应。 如果说中国的反应并没有过度，为什么美国和周边国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历史地看，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那就是无论美国还是周边国家不能适应中国崛起这个事实。当一个国家崛起之后，它必然会对国际环境尤其是其周边环境产生影响;崛起的国家越大，这种影响力就越大。这就要求周边国家甚至是其它大国向这个新崛起的大国做适当的调整。如果不能调适，冲突甚至战争会变得不可避免。人们注意到，大国之间的互相调适的重要性，即如果守成大国和新崛起大国之间不能互相调适，就会陷入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调适是有成本的 也就是说，目前的困难是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向中国调适过程中的困难。这种困难来自中国和这些国家的互动。就中国来说，崛起到今天这种程度，各种因素决定了不可能继续像改革开放的早期那样，方方面面通过自己和外在世界的主动调适和外在世界和平相处。今天的中国犹如一条河上的大船，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它小船就很难行走;中国只能是稳定前行，并且明确方向，其它小船方可调整自己的航向和速度。 就美国和周边国家来说，调适的困难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它们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向中国做出适当的调适，这是因为调适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它涉及到政府、政治人物和社会的互动。其次，调适是有成本的，这些国家觉得应当是中国继续向它们做出调适，而不是相反。这从美国和日本的很多动作可以看出。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相信他们有能力要求中国继续做调适，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美日联盟和美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各种联盟。再次，无论是美国还是周边国家，它们对中国抱有很大的不信任。在没有足够的信任度的情况下，它们很不乐意向中国做调适;相反，它们恐惧中国的崛起，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消化中国的崛起对它们各自的影响。这些年来这些国家和美国、日本的关系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调整和美国及其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显示足够的耐心，让美国和周边国家有更长的时间来做调适，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显示自己和平崛起的决心和能力，逐渐培养中国和美国及其周边国家之间的信任感。具体说，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量。 首先是建设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这一战略的要义不是和美国争霸，而是和其和平共处。只要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帝国野心，中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美国已经开始衰落，已经在世界的各个地区感到力不从心。其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是有充分原因的，包括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心、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亚太的霸主、美国的盟友意识(也是包袱)等等。但即使这样，中国也不见得一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的。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浪费其庞大的战略资源。同时，中国强化国防现代化，具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自己，而在其它方面继续和美国发展经贸、文化等关系，维持高度互相依赖。 其次，即使对日本，中国也没有必要争锋相对。在很多方面，今天的日本已经是一个迷失外交大方向的国家。日本是亚洲近代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其真正强大的时候发生了战略误判，即学习西方帝国主义，发动了亚洲战争。尽管在日本看来，亚洲战争是为了挑战西方在亚洲的霸权地位，但战争不仅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伤害，最终日本本身再次被西方(即美国)所征服。现在日本已经没有能力成为大国了，充其量也是一个中等国家。如果能够和亚洲国家和好，尤其是其邻居中国和韩国，日本在亚洲有其重要的位置。不过，日本领导层再次犯了重大的战略误判，即挑战中国。日本的这一战略误判，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对中国的恐惧又在于日本试图通过把亚洲战争合法化，否定其侵略历史来获得所谓的“自信”。很显然，日本越要把这段历史合法化，其越会感到不安全，因为这种做法自然会导致中国(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一是取决于美日关系，二是取决于日本领导层的智慧。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今天具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在和日本的互动过程中，中国需要的只是危机管理。日本利用钓鱼岛等问题进行再军事化，但其内部的发展(尤其是老龄化)已经支撑不了这一战略，而且反而会继续恶化其和邻国的关系。中国更需要耐心 第三，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更需要耐心。大国很难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并非中国的特有现象。俄罗斯、印度和美国都是如此。美国和其直接的邻居加拿大和墨西哥关系不错，但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也一直没有处理好。如果没有美国的影响，周边国家可能会比较快地调适和中国的关系。但美国的存在是客观的现实，是中国考虑问题的起点。中国本来就没有计划把美国赶出亚洲，就没有必要因为要周边国家来向自己调适而“抱怨”美国的存在，更没有必要表现得似乎要迫使美国离开亚洲。 针对这种新格局，中国必须进行新的外交政策的调整。一些调整已经表现在近年的外交实践中了。 首先是周边外交。无论是在钓鱼岛问题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经过积极的回应，已经改变了从前非常被动的局面，开始掌握主动权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转向传统的“王道”精神，多做些有利于周边国家的事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还是继续以和平为大局，积极和一些国家进行政治谈判，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道路。中国仍然应当继续发展和深化和东盟(亚细安)的经贸关系，避免被美日牵制而滑向军事安全方面的竞争。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方面选择一些突破口，做一些真正让一些国家获利的项目。当然，无论是南中国海谈判还是经贸关系，中国必须有耐心。一旦失去耐心，这些国家就会感觉到压力从而误解中国，走向反面。容许东盟国家作自己的自由选择。中国做好了，这些国家自然会做有利于中国的选择。 其次，加强和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大国的关系。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对中国具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偏见，但它们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今天面临无穷的内部发展问题，中国的崛起对它们来说是巨大的经济机会。同时，它们和中国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和中国主要是经贸关系。英、法、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些国家大多是美国的盟友，中国和它们的关系突破了，就可以间接地对美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也往往为中国的民营部门所青睐。只要有投资等发展机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般都会选择这些国家。事实上，欧洲正在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一个重点很能说明问题。搞不好，“一带一路”在这些国家的成果，会远远好于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因为较之后者，这些国家具有包括法治在内的良好的治理制度，政治经济的风险比较低，中国的利益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 再次，继续和俄罗斯发展关系。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伙伴关系而非联盟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伙伴关系着眼于双方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联盟关系则是针对第三国，即“敌人”。前者导向和平，而后者往往是战争。 尽管中国的外交中心在于亚洲，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取决于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中国和非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有“远交近攻”一说，如果翻译成当代外交语言，就是，中国可以采用非亚洲的力量来增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和西方中等大国及俄罗斯等国的关系搞顺利了，就会对美国构成压力，产生有利于中国的因素。本文刊于《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18日 -
汪潮涌：弹指制胜，吟诗作赋
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汪潮涌被誉为中国的“风投教父”，他慧眼独具，豪赌搜狐，击中百度，投资了华谊兄弟、北大青鸟和瑞星；他敢想敢为，独立出资4亿元组建中国帆船队，使150多年历史的“美洲杯”帆船赛事首次出现中国人的身影，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输向世界。他自比风险投资业的黄药师，喜欢“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不需短兵相接，弹指神功就已达制胜之境；也向往归园田居、吹笛弹琴、吟诗作赋的诗意生活。汪潮涌说：“创业者千万不要急着数钱算身价，未来还有变数，没有资本市场什么都是纸上的。”从华尔街到弹指制胜，再到投资“中国之队”，一起来看汪潮涌的创业故事。生命顺势而成潮涌 1965年，汪潮涌出生在大别山下的湖北蕲春。从七八岁起，汪潮涌每天放牛、砍柴、养猪，或去水田里干活。那时，他最大的理想是能学武术，尝百草，当一名“文武兼备”的医生，平日能为人接骨疗伤，逢年过节能舞狮表演。1980年，15岁的他考取了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工程系。进入大学后，他走起文青路线，最幸福的事是“读万卷书，神交古人”。当时，《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一类改革派文学作品风行中国，其中一篇报告文学的故事梗概是决策不慎导致宝钢多花了国家几十亿资金。它让汪潮涌认识到一个厂长、经理，可以创造出多少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创造的价值。受此影响，他报考研究生时，选择了清华大学管理专业。 1984年，19岁的汪潮涌迈入清华园。朱镕基当时担任经济管理学院院长，1985年去美国考察时，带回一个新泽西州州立大学的留学名额。这个名额便落在入学不到一年的汪潮涌的头上。 1985年，20岁的汪潮涌踏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开启一段新历程。那时，他便认定华尔街--那个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将是自己的下一个目的地。 1987年，汪潮涌放弃新泽西州立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和金融博士候选人资格，经过数轮面试进入摩根大通银行总部，从事不动产融资证券化方面工作，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第一批进入华尔街的专业人才。 1990年，标准普尔评级公司通过猎头找到汪潮涌，成功将其挖角到麾下，出任结构融资债券部副主任。汪潮涌由此成为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标准普尔高级职员。 1993年，摩根斯坦利进军中国市场，急需兼具东方文化背景与金融知识的人才来掌舵。汪潮涌成为不二人选。随后，他被派驻到香港亚洲有限公司出任高级经理，主管中国公司股票融资业务。 1995年，他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摩根斯坦利亚洲公司副总裁兼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1996年，汪潮涌在工作之余，内心充满迷茫：为什么已经回到了故土，却依然看不到应有的未来？“每个人的参照对象是不一样的，我的参照目标是杨致远、李泽楷、张朝阳、王志东这些人。在很长一个时期，我都是站在同辈人的前列。当新经济到来时，我想，自己同样应该成为排头兵。”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让他创业的想法更加强烈。同年，摩根斯坦利总裁约翰·麦克受到中国一位领导人的接见，而后兴奋地说：“中国市场大有可为，汪，你作为驻京首席代表前程远大。”汪潮涌却平静地说:“很抱歉，我正准备向您辞职，我有自己的想法。”投资中的弹指神通 1999年，汪潮涌注册成立信中利公司，担任总裁兼董事长。信中利的市场定位非常明晰，专司投资银行和风险投资业务，为在国内贷款难又没有与海外投资银行家沟通渠道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提供服务。 成立不到一年，信中利已经为15家硅谷和中国高科技公司提供了直接投资，还担任了近20家高科技公司的财务和融资顾问，募集到2亿多美元资金。 2000年，汪潮涌决定扩大主营业务范围，将风险投资纳入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中。这一年，他还改造了信中利公司内部信息网，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中华资本网。 网络经济的炽热与顶级金融机构的履历让汪潮涌在风投界一时无二。2000年和2001年，他连续两年被评选为“中国10大最活跃的风险投资人”。2001年，信中利获评中国最具实力的50家VC（创投公司）之一。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整个行业非常低迷。搜狐的股价滑到不到1美元。就在大家不看好搜狐时，汪潮涌却大量地收购搜狐股票。“尽管当时看起来风险很大，但直觉告诉我，这种模式肯定会赢。”这次投资得到的回报不亚于早期投资搜狐的VC，汪潮涌也就此写下个人风险投资史上颇为得意的一笔。 2004年，国内还没有创业板，华谊兄弟也看不到上市的可能性，汪潮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华谊的。“我觉得中国电影市场肯定会爆发，随着国民收入增加，年轻人看电影的兴趣提升，只要有好片子好的产品，肯定会引爆市场。”事实再次证明汪潮涌是对的。2009年，华谊上市，信中利从中获益良多。 2005年，百度在NASDAQ的成功上市带动中国概念股的飙升，汪潮涌也没有错过这次大事件。“我们对百度一直很关注，2001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非常关注。我们是2004年七八月份的时候第三轮投的资，正好是他们上市一年前。当然，当时也有风险，因为百度上市前的融资并不便宜，2004年的融资估值就两亿多美金，用市盈率来讲，可能都有好几百倍的市盈率，所以很多基金打退堂鼓，认为太贵，但我们认为还是有价值。” 此外，信中利还投了中诚信、长安保险、龙文教育等一些新兴产业，“新兴产业中与消费升级、服务升级、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相关的项目是我们长期专注的对象。”汪潮涌认为这些产业是反经济周期发展的，受宏观经济和投资环境的影响较小，长期投资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和波动。投资“中国之队” 2005年，一向精于投资的汪潮涌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很蠢的事情，砸4亿组织“中国之队”去参加美洲杯帆船赛，让这个运动项目第一次出现了中国身影。虽然西方媒体称赞说这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复兴和企业家的精神追求”，但也有很多人说他“砸4亿入大海连个响儿都没听见。”汪潮涌却是宠辱不惊，“在我看来，投资帆船比赛已经完全不同于早期那些纯商业性的投资，这是对商业和社会双重效应选择的结果。虽然投资帆船运动可能有人不理解，但是建立‘中国之队’是我的一个投资路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投资中国水上运动和运动器材。并且通过组队参加这样的赛事来提高中国的国际品牌影响力，这样的一个契机是赞助商们所乐于见到的。” 目前，“中国之队”依靠赞助和广告已经能维持运营，对于这次投资，汪潮涌说“投资与回报能够打平，或者略微有些亏损，就算很成功了。这件事更大的回报在精神上。”“埃里森说，他再有钱，也不能创造美国历史上第一条参加美洲杯的船队。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历史。所以我说，就算我倾家荡产，每天喝稀粥，我也愿意。” 美帆赛点燃了汪潮涌的体育热情，之后他又在2013年携手中视体育娱乐有限公司创办了中视环球汽车赛事管理有限公司承办中国汽车越野拉力赛，正式涉足汽车文化产业。 2013年，汪潮涌还联合意大利私募基金Invest Industrial入股阿斯顿·马丁，成为这家著名跑车公司的中国主人。 入股阿斯顿·马丁是汪潮涌 “打造中国领先的跨境并购与重组外币基金”的其中一步。 2014年，欧洲私募股权基金A Capital与信中利合作成立欧洲科技与产业并购基金。汪潮涌计划通过“中欧科技与产业并购基金”将欧洲的一些注重品质、设计和文化内涵的品牌，以及欧洲在环保、食品、医疗、纳米新材料等领域的领先技术引入中国，他认为这是“中欧科技与产业并购基金”的历史使命。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11日 -
田溯宁：永不止步的好奇心
田溯宁，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田溯宁是天苍苍野茫茫中研究牧草的科学家，也是“中国互联网设计师”“宽带先生”，还是互联网后起之秀的强大后盾。20多年前，他第一个将互联网带回祖国；20多年后，他见证互联网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组织者。在他看来，人生的满足或者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在不确定中发现未来，参与改变未来。田溯宁说：“把握先机比商业计划更重要，当机会足够大的时候，就可以改变历史，但要在机会刚刚萌芽的时候就抓住它。成功=想象力+勇气+坚持。”从读书“放羊”与草为伴，到创办亚信和为国家创业，再到打造数字生态系统，一起来看田溯宁的创业故事。读书、“放羊”、与草为伴 1963年，田溯宁生于北京。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他，像父母一样看书、学习，朦胧中，长大做学者、搞研究似乎成了人生的固定路径。 1981年，田溯宁考入辽宁大学生物系，1985年又进入中科院攻读资源管理硕士学位，以“吴县东山乡胡杨的生态系统研究”为课题，花了一年半时间在江苏省吴县“放羊”。1987年，田溯宁赴美国德州理工大学攻读资源管理博士。在美国的四年，田溯宁天天与“草”为伴，研究进化论与良种草。枯燥的研究和重发的生活让他禁不住思考人生的意义，“我始终觉得，研究再好，也跟中国的进步没有关系。在一个商品化的社会里，一个国家的成功不仅在于科学家，也在于企业家。有时候，企业家比科学家更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改变这个世界。”中国互联网建筑师 1993年，田溯宁和丁健在美国成立了亚信公司，却在美国遇到政策阻力，在中国遇到有关部门的不信任，内外交困。1994年，亚信与中国联通合作，规划建设中国第一个商业互联网。1995年，田溯宁携亚信回国，成立亚信科技，开始在国内创业。 1995年，我国30个省市共31个节点的中国电信CHINANET骨干网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是首个以TCP/TP（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互联技术覆盖全国所有省份的大型数据通信网络，亚信承建了这一项目。这对于中国互联网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于亚信公司来说，这标志着它真正意义上成为中国互联网的设计师；对于田溯宁来说，他离自己的梦想又前进了一大步--亲手建设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指日可待。 1997年1月，亚信的创办者们在美国召开会议，展望未来三年的发展，并一致决定引入风险投资，引进职业经理人，尤其是财务总监，借此摆脱经营困境。 1997年6月，亚信邀请美国一家投资银行作为融资中介，从华平、中创、富达公司的共融来1800万美元。田溯宁并没有沉浸在成功融资的喜悦中，相反，他开始反思亚信过去几年的发展。 1997年，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顾问之一罗伯森·史蒂文曾问田溯宁：“亚信的商业模式是什么？”他这时才意识到，亚信虽然在高速发展，可发展模式不成章法，管理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这是从前被忽视的部分。 1998年，田溯宁开始着手改变亚信的管理现状。在这段时间内，他主要做了四件事情：首先，花了三个月从惠普公司挖来韩颖，担任公司的CFO，彻底重建了亚信的财务秩序；其次，他完善了向员工发放期权和股票的制度；第三，他收购了专门从事无线计费系统的德康公司，为提升亚信的软件费、开发能力打下基础；最后，便是对企业发展提出总体规划，筹备在纳斯达克上市。 1999年，田溯宁悄然退出亚信，不再参与具体经营。不久后，他受邀出任中国网通总裁。 2000年3月3日，亚信在纳斯达克上市，成功融资1.2亿美元，成为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彼时，田溯宁在电视机前热泪盈眶。当时，有媒体评论说，亚信的成功上市意味着“中国概念的技术公司”开始为国际资本市场所认可。这一成就背后，田溯宁功不可没。为国家创业 199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严义埙找到田溯宁，“亚信做得不错，我听说你的理想以前是把互联网带回中国，现在是要通过宽带和互联网推动整个中国的发展。国家准备成立网络通信公司，我们希望你来做掌舵人。” 1999年，田溯宁放下在亚信的职务，受邀出任中国网通，也就是小网通的总裁。小网通是由中科院、铁道部中铁通信中心、国家广电总局网络中心和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从此，田溯宁开始了自己在中国网通七年的“宽带之旅”。 最开始，田溯宁不仅想建立一条无处不在的信息高速公路，也想切实推进国企改制。然而，网通和亚信的情况截然不同，不仅是电信运营商和系统集成商的区别，更在于国企和西方现代企业的运作差异，因此，他面前的困难不言而喻。 面对董事会中的副部级官员，民企出身的田溯宁没有退缩，而是提出：给他一年时间，如果达到目标，他可以成为董事，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 立下“军令状”后，田溯宁马上开始行动，加强和股东沟通，着手进行融资，建设核心团队并且开始打造企业文化。 随后两年，在田溯宁的带领下，小网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轨道上：公司员工从最初的十几人，增加到快3000来人，分公司遍布全国各地，在全国范围内铺设了1.2万公里的光纤，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5个城市开通了城域网，IP业务则覆盖了全国的111个城市。 是时，国内四大电信运营商，除网通外，都已境外上市。这也使网通集团在资金调度、市场形象、治理结构等方面逊色于竞争对手。田溯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注销北方、南方和网通国际三大公司，为实现对各地分公司的集中管理奠定了基础。 2002年5月，中国网通集团（大网通）正式成立。之后，长达两年的整合与重组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股权融合、人事调整......然而，田溯宁没有被这些困难阻挡，他开始思考得失之间的平衡，“人们可以输掉一场战役，但是必须要赢得整个战争。”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4年11月，网通成功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田溯宁高兴得像个孩子，对着电视镜头竖起右手拇指： “我很高兴，因为是UP！” 之后，田溯宁的重要转移到两个方面：入股电讯盈科和引进海外投资者。在他的设想下，网通将成为中国四家传统运营商中最具国际化特色的一个。 2005年1月，中国网通成功入股电讯盈科；4个月后，顺利实现了与西班牙电信的合作。自此，中国网通这个“冰川下的幼鲸”，终于开始在国际资本市场搏击风浪，而田溯宁也收获了“中国的宽带先生”这一美誉。“宽带先生”再启航 2006年，田溯宁正式卸任在网通的一切职务。他决定离开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网通上市了，他的使命和阶段性贡献已经完成；其次，在网通路演时，他遇到杨致远和在硅谷创业时的伙伴，在交流中看到新浪潮的到来--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一种全新的力量，成为知识生产的组织者，而不再仅仅是个工具，“我开始思考，如果说十年之前，我还起了一点作用，把互联网带回中国，那十年之后我又能做什么？” 同年，田溯宁创办了宽带资本基金。是受达沃斯论坛的启发，也是田溯宁为“打造数字生态系统”这一理念所做出的实践。 田溯宁将重点主要放在投资电信、互联网、新媒体和宽带应用领域，具体分为三个方面：行业内的增长型企业、行业内的企业重组、帮助企业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他希望可以通过基金这个平台，把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联合起来，创造价值。于是，在私募基金和宽带的交汇处上，田溯宁又开始了新的长征。 从2006年投资时光网起，宽带资本投资了一系列广受好评的项目，尤其是近几年来。2012年，宽带资本与中金集团联合投资乐蜂网；2013年，宽带资本投资易到用车；2014年宽带资本投资了挖财、河狸家、喜马拉雅、面包旅行等；2015年，宽带资本投资的同盾科技、Skyroam斯凯荣等，潜力巨大。 除了在互联网投资行业大显身手以外，田溯宁也在推进“云计算”和“产业互联网”两个方面多有用心。“过去20年，早期亚信做系统集成，然后做软件，网通做网络，总是围绕着网络和计算机这一件事情，网络就是计算机。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运营商只能给客户提供打电话的服务，而不能提供计算和存储服务？” 2010年，北京云基地成立，采用“基金+基地”的创新运营模式，2012年投资额高达10亿元，产值达20亿元，已有20余家企业入驻，形成了一个覆盖云计算硬件、软件、服务、应用的完整的云计算生态链，在云基地内，企业几乎可以享受全方位的创业指导和服务。田溯宁也在这高密度的工作中，忙得不亦乐乎。 身边很多人劝田溯宁说：“你快50岁了，应该学会欣赏生活。”然而他认为，人是有很多东西驱动来不断前行的。对他来说，最根本的动力是好奇心。尤其在技术行业里。在互联网、宽带、云计算领域里，每天都发生新的东西，而这些，也都是推动他前进的动力。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11日 -
王伯庆：大学生创业应更强化风投的作用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为了加强中美人文、教育交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在京举办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以创业教育为主题的国际化高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政府代表、学者、商界人士共同研讨国内创业教育发展方向，并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创业教育先进经验。 麦可思公司创始人及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王伯庆在研讨会上发表以下观点： 我跟踪中国大学生就业和创业已经9年了，并且连续发布了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蓝皮书》。我们发现，连续三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比例持续上升，青岛的大学生创业比例达到了6%，比全国高了一倍，但我们的整体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关于大学生创业的动机，确实大学生创业80%以上是因为自己本身想创业，而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才去创业。这个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创造了工作的岗位，一方卖弄，他们把一些就业机会留给了其他人，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创业带动了其他人的就业，所以他们创造了就业。但这批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创新能力比一般大学生明显要高，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不同的群体，这是现在大学生创业方面的特点。 刚才提及大学生创业的效果，我觉得我们不能只看毕业时创业的比例。就全国而言，现在大学生毕业时创业比例都低于3%，但在三年后再去跟踪他们的创业情况可以发现，同一届毕业生有更多人投入了创业，大概是一毕业就创业的三倍左右，所以，创业的效果不要只看毕业时的创业，其实看他工作一段时间是否创业，这样的数据更有意义，也能更好地认识更好大学生创业的现状。 此外，毕业就创业的人，大概在三年后看，他们有超过一半已经退出了创业。这是正常现象。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有这么多比例的学生一毕业就创业，三年后又退出创业，那么对他们来讲创业是有风险的事。我们观察了毕业后创业的大学生创业一开始的资金来源，主要来源于家庭和朋友的资助，而我们创业的大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普通家庭。因此这方面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在大学生创业中要更加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而不是这么高的比例来自于家庭和朋友的资助，这会给普通家庭的孩子在创业的时候设立一个比较高的门槛，也让家庭承担了一些财务风险。如果有社会机构更多的介入到这方面来的话，可以让大学生自己家庭的财务风险被降低，并且让社会投资机构享受大学生创业所带来的一些收益。 总体来看，大学生创业还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它客观上确实促进了就业。但是这是一个创新能力比较高的群体，我们一直在观察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无论是就业还是不就业的，一般只有创新能力比较突出的学生才会更多地考虑创业。目前，大学生创业在中国国内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持续增长比较快，这也确实是一个好的机会，而且也让大家这些年养成了提高承担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本文根据演讲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2016年1月11日
© Copyrigh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08 — 2025 京ICP备0903046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7417 Site Designed by MONOK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