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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国家治理框架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挑战与机遇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也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使得中国在享受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是社会利益分化，价值观念多元。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现实是高度统一的社会。现在中国的社会利益分化得很厉害，价值观念也更加多元。其次，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快速多元地发展。 从总体来看，社会组织虽然数量增加很快，但能力提升还比较缓慢。现代社会更具创新活力，公众公平参与的意识也更强。但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结构的两极化、碎片化的现象比较突出，社会心理失衡也比较严重，个体暴力冲突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多发。 传统的社会资本不断消耗，而新的社会资本补充乏力。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失灵，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正在构建过程中。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 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特别提到要创新社会治理，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家安全有序。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分析框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但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框架，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一）基本政治制度 国家治理权力的产生方式和运行模式，在中国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特别提到，总目标实际上讲的是两句话，是两位一体的，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三个最核心的要素，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这是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 （二）治理价值体系 治理价值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没有明确提，但始终贯穿在整个改革文件中，其实质就是在特定政治制度下的基本执政理念。任何一个国家治理体系都有主导性的价值理念，对政府的行为、规范、结构确定了基调和方向。如效率、公平、正义、法治、参与，等等，其背后隐含着主流价值观。 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转型，也促使国家主导的治理价值体系不断调整。改革开放之初，注重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近几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公平问题愈加关注，把公平放到了更高的地位。当前，要构建稳定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必须要梳理重构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 （三）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是指各类国家治理机构的结构设计、功能定位、相互关联及运行机制的集合。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应当包括各类群体组织和社会组织，一些特定的市场主体也有可能参与到国家治理的事务当中。这些主体之间的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需要在治理体系中梳理清楚。例如，治理主体中相关机构的职能定位和组织模式，中央地方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横向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政府跟行业协会的关系等，都属于治理体系的问题。 （四）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是指国家拥有的各种知识信息资源、财力物力资源、人力资源等，其配置方式和有效使用能力的总和。资源的多少很重要，同时这些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样重要。 目前，我国比较突出的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中央和地方财权可能各占一半，但是事权百分之七八十在地方，所以中央就需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这种不匹配问题，而转移支付可能存在效率损失。 此外，紧急状态下如何有效动员和使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政府是否能够调动各种资源来有效应对，甚至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基本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四个要素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这四个核心要素密切相关，又各有特点。首先，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传统、历史和人民的意愿所决定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其次，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的选择有密切关系。政治制度的选择往往确定了治理价值的选择范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核心要素，有一定的工具理性特征，即便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下仍然有一定的可比性，如不同的国家都要有政府机构、军队、警察等。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是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 中国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在保持政治制度渐进改革的前提下理清治理价值，尽快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一）对市场、社会、政府的相对功能和定位把握不准 对于哪些公共事务属于社会治理范畴，哪些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哪些是属于政府管理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完全梳理清楚。从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视角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都依靠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作用。但当出现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手段来解决。像公共产品、外部性、资源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情况，都需要政府通过不同政策手段来矫正。然而，政府也不是万能的，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有时可能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存在。在这些情况下，社会往往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包括范围不同的特定群体或社区。 一般而言，特定群体对一些基于共同信仰、兴趣及需求的“共益型”产品有较强的需求。而这种局部性的“共益型”产品由政府来提供可能成本很高，通过社会机制来提供更为合适。因此，社会机制在一个价值多元，需求多样的社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社会也不是万能的，如果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同时并存怎么办？这个时候到底先由政府来做，先由市场来做还是先由社会来做？按照正当性原则，如何确定优先顺序？谁的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也应纳入优先顺序的考虑，如此等等。所以，对于市场、社会、政府相对的功能定位，还有很多问题亟待梳理清楚。 （二）对社会机制运行的规律掌握不够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机制像市场或政府一样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挑战，那么就需要明确目前社会机制存在的各种问题是什么，哪些是发展中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或者还有一些可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又或者还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中国目前很多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能力不够，需要大大加强。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这些组织今后的发展就会比较顺利。或许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还有一些问题是社会机制内在的问题，可能经过很长时间，做出很多努力，都难以解决。前者是社会机制发育不成熟，后者是社会失灵。关于社会机制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目前相关的理论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如何纳入公共治理的框架，还需要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 （三）对良性社会运行及发展的基础条件认识不清 如前所述，国家治理的核心是要梳理清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关系。在这种和谐共治的关系中，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提供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是社会机制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基础。 首先，要建立社会机制运行的基本法律体系，也就是确定各类社会机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的法律法规。近年来，这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中国在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方面，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进步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例如，早在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并在2000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修改通过），为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经营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然而，直到201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开始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比《外资企业法》晚了28年。这个草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各方的激烈争议，但这种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来得太迟。 其次，保证社会良性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被摒弃之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新的主流社会价值体系仍在形成过程中。 再次，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方面还有很多基本制度需明晰。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及如何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都需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 三、推进以完善现代社会组织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是社会组织。完善社会机制运行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中，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推动中国现有各类社会组织的改革和转型。 中国的社会组织中，除了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的各类草根型的社会组织，还有很多具有悠久传统或带有特定历史痕迹的社会组织，如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团组织，以及公立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虽然这些组织千差万别，但其改革方向都是要建立一个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一致的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有三个核心要素：组织的使命定位、组织的运行模式和组织的治理结构。 组织的使命定位明确了组织的核心发展目标和方向，是组织机构的根本存在价值。使命定位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和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断调整。运行模式是一个组织有效组合各种资源（或生产要素），创造经济或社会价值，从而实现其使命定位的具体方式。治理结构是指一个组织的控制/权力机构的功能、结构及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一个社会组织的良好运行需要确保使命定位、运行定位和治理体系之间的有机契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个要求体现了国家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形势下对社会组织的期待，也为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功能定位拓展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从中国各类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来看，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各类组织的使命定位、运行模式和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错位。因此，当前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推进现代社会组织治理制度的建立。 很多草根型的社会组织，其创建的缘由往往就是看到了某种社会需求，这样使命定位会比较清楚，但其运行模式往往存在很多问题，包括这类组织的资金来源，人力资源等都很不稳定，治理结构上也存在很多缺陷。很多组织没有理事会或相应的机构，基本上就是创始人说了算。对于这类组织来说，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组织成长的环境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例如，政府可以推出一系列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但应对申请的社会组织设立制度建设门槛。没有明确的运作模式，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就不能享受这些特殊政策。 对于事业单位类的社会组织来说，这些组织在成立时的很多使命定位现在已经发生变化，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思考组织的使命定位。这些组织的运行模式问题尤其突出。虽然是公立机构，但改革开放之后，多次的各种改革和精简，政府都大大削减了对这些机构的财政性拨款，因此这些机构都不得不另辟财源，以谋生计。很多机构只要有利可图就去挣钱维持生存，与国家所确定的职能往往相距甚远。这些机构的公共组织定性使其无法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因此，最后形成了“行政商业化”的一类怪胎。此外，这些机构的治理结构基本上是完全缺失的。这些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综合性的改革，建立与其社会分工及职能转变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组织治理制度。 对于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性组织，最大的挑战是使命定位问题。这些组织机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清晰的治理结构，有比较充足的各类资源。但其使命定位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新的挑战，需要重新思考。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有明确表述：“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 如果上述这几类主要的社会组织能够在“使命定位-运行模式-治理结构”这个框架下，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建立健全新型社会组织的现代化治理制度，中国的社会治理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快的进步，出现更新的局面。文章刊于《社会治理》，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25日 -
“一带一路”与中国大外交
“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 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形成了包括“两条腿”（“新型大国关系”与“一带一路”）和“一个圈”（周边外交）的大外交。“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两条腿、一个圈”的中国大外交 中国形成了“两条腿、一个圈”的大外交。其中，“两条腿”包括了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一个圈”则指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周边外交；三者互相交接、相辅相成。 一、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中国发展同大国关系的外交。“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互为依托。只有构建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才能确保“一带一路”顺利推进；而“一带一路”的实施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这个理念是针对中美关系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中国同俄罗斯、印度以及欧洲等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而这些国家也大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大国。从地缘政治上看，能够对中国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构成致命的外在威胁和挑战的也正是这些大国。只有处理好同这些大国的关系，才能确保“一带一路”顺利实施。今天，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经贸问题，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于中国而言，同美、俄、印、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保持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持国际和平的需要。 在中美关系上，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相对衰落，中美之间的博弈有所升温。虽然双方都希望博弈能够导致双赢而非“零和”的结果，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大国之间的博弈很容易受非理性因素影响，其结果不见得就是博弈者所预期的，甚至可能相反。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守成大国，而后者往往对前者产生恐惧和戒备，从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战争和冲突。 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早在2013年，中国就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目的就在于避免历史上一再上演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争霸而导致战争的悲剧。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出，美中两国都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或多或少表明，当前中美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朝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努力，这也是两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出路所在。 在中俄关系上，“一带一路”经过中亚、东欧的广大地区通往欧洲，而这一带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的核心。因此，中国必须在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同时，注重与俄罗斯的合作。在这方面已经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是针对有关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恐怖主义，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它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助力。目前，俄支持“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拓展合作。 在中印关系上，“一带一路”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洋和非洲，因而也涉及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近年来，无论在中东还是非洲，印度已在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走出去”已经引起印度高度关注。中印之间还存在领土主权纠纷，但如果处理得好，两国就能够克服地缘政治利益纠纷，实现合作。毕竟，中印相处数千年都没有大的冲突，今天两国间的纠纷是西方帝国主义遗留的问题。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如果能考量到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两国就可以找到巨大的合作空间。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也延伸至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但沿线的60多个国家大都是中小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关系的经验上讲，中国仅有新型大国关系是不足以立足国际政治舞台的；而通过“一带一路”大力拓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为中国开辟国际战略的“大后方”。只有这个“大后方”巩固了，才能具备更强的实力和基础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二、“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可以看作中国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包括经贸、金融、基础设施、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素呈现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能够有效结合，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沿线国家多半拥有丰沛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但普遍缺乏资金、人才、技术，且面临基础设施不足、市场规模过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颈。而中国所具备的三大优势可以协助这些国家克服瓶颈，激发经济发展动力。 一是基建优势。今天，中国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堪称世界第一，有能力同时在多国承建水库、电厂、超高压输电网、深水港、机场、工业区、传统铁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移动通信网络等项目。中国也有能力协助整个地区（如东南亚）建设跨国基础设施网络，让各国克服国内市场规模过小的障碍，并能够在地区内发展产业分工，形成跨国产业集群。 二是智力优势。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培养了大量经济发展、公共治理、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人才，并自行摸索出有效并用“市场”与“政府”的独特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可以与沿线国家分享这些经验，提供管理与技术支援，并协助培养人才。 三是金融优势。中国同时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丰沛的国内储蓄，并已建立独立的全球支付系统，中国和许多国家都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日益普及。随着人民币即将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占10.92%的权重，人民币将加快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并位列美元（41.73%）、欧元（30.93%）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因此，中国有能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融资平台与信贷机制。 三、周边外交 周边外交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核心和前沿，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而“一带一路”的起点就是中国周边地区。 在世界大国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特殊。同英国相比，英伦三岛孤悬于大西洋，英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而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同美国相比，美国周边只有两个国家，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地缘环境非常简单，且这两个国家的实力与美国不可相提并论，并都需依赖美国发展；而中国则不同，周边有十几个国家，包括了俄、日、印等强国。所以，中国外交不能机械地模仿英美，必须根据自己所处地缘政治环境，制定务实可行的外交战略。 当今国际安全领域的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很多是和中国直接相关的，包括朝鲜核问题、东海主权纠纷、台湾问题、南海主权纠纷、缅甸问题、中印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等。近年来，旧的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加剧，新的问题也正在出现，随时都可能转化成重大危机。 周边地区是中国国际秩序的基础。中国要塑造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周边。未来中国要面对的危机更可能直接来自周边的中小国家。而如果周边发生重大危机或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出现重大危机，就会对中国国际秩序造成直接和严重的冲击，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崛起的根基不稳。 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目标，而“一带一路”则是将这些理念付诸行动、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途径。 此外，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压力仍然来自美国。但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纠纷，且两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更可能是中国和周边美国盟友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这就意味着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也是密不可分的，必须齐头并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的国际意义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有助于突破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二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双赢，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一、突破安全困境 “一带一路”通过发展和强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有助于突破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动力。 第一，“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挤压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在亚洲的外交空间受到挤压。但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国家意图。无论从中国的文化精神还是实际能力看，中国都不会和美国“硬碰硬”。而与此同时，美国“重返亚太”迫使其把战略资源从其他地区调动至东亚，这必将导致美国的战略能力在这些地区相对下降。因此，今天在中东、非洲、中亚等地区，美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声望已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走向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地区。“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战略选择，其主轴当然是经贸，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面对美国战略挤压而“向西看”的外交政策考量。 第二，“一带一路”可以为突破中日在东亚的安全困境创造条件。近年来，中日关系因东海主权纠纷尤其是钓鱼岛争端而停滞不前，两国地缘战略竞争有所上升。而“一带一路”的实施可以把中日之间的竞争延伸到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去，从而降低中日在东亚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一定优势。实际上，一国在海外的竞争优势就是其内部优势的延续。当前，日本国内的经济发展优势已基本用尽，很难再如往日那样在国际社会扮演经济发展的“领头雁”角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优势决定了中国有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扮演这种领导角色。 第三，“一带一路”能够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从而缓解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客观上讲，无论有没有“一带一路”，南海主权纠纷都是存在的。但有了“一带一路”，就可以把蛋糕做大，在地区国家间催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以及合作的必要性，从而缓解紧张局势。 第四，“一带一路”有助于突破中国与西方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安全困境。当前，西方经济复苏乏力，仅靠美国与欧洲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无力解决失业、产业流失、民族矛盾等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西方国家经常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等理由将中国的资本和产品拒之门外。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很难得到根本改变。因此，中国要在继续努力和西方打交道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自己的优势，寻找新的贸易和投资空间。换句话说，中国在经济上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西方国家，另一条腿在发展中国家。而“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找到这些新的投资和贸易空间，从而减少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摩擦及其引发的其他问题。 二、承担大国责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全面发掘与沿线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互补互利机会，与这些国家实现双赢，从而承担更多大国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向国际、承担国际责任之路。 一方面，“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对此，国内的深化改革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外部经济要素的作用。这样既可以促进国内改革，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改革的压力。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在成长为经济大国（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无一不充分利用了外部经济要素。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对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国当然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须找到一条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今天，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国家变为资本过剩国家，具备了庞大的资本积累（包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如此庞大的资本大都存在银行，不仅没有增值，而且面临贬值的风险。不可否认，国内仍有很大投资空间，中国也会继续在国内投资；但同时，中国资本在加快“走出去”，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大量资本积累转化为投资，从而实现保值增值；而沿线发展中国家要做的就是利用中国的资本来加快国内建设、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眼下中国经济规模空前庞大，在主要工业部门均拥有巨大产能。“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为中国企业成熟的产品找到广阔的海外新市场，而且有助于将中国国内富余的产能有秩序地向外移转，转化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要素，在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也可以得到全面提高。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可以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沿线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一带一路”通过将外部经济要素（资本和技术）引入这些国家，同其内部要素（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相结合，从而大大激发它们的经济发展动力，并带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国家经济伙伴关系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今天，西方国家虽然发达，但也面临继续发展的瓶颈，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发展动力，更无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即使那些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也往往对援助和投资附加了民主、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反而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则不一样，对外投资和援助比较务实，没有附加条件。中国在过去对外投资和援助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所以，今后中国会更加关注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但不会像西方那样附加前提条件。中国的做法是提供沿线国家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让它们同中国一起发展起来。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富裕起来，中国自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三、形成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一带一路”为中国在国际上建设软实力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平台。它有助于把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的独特发展经验。这样既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可以实现中国软实力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仍面临巨大压力。二战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虽然殖民统治模式促成了宗主国的发展，但被殖民国家的发展则失败了。二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独立，但独立后继续依赖西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仍是最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原先的宗主国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显然，这种发展模式也失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但“华盛顿共识”主要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总结，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而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的发展成就。不管中国存在多大问题，在三十多年里从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深感兴趣。其次，中国在很多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如通过发展来减少贫困、通过融入世界来谋求发展、通过发展来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第三，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其实，中国的经验并非和西方的经验完全相悖。在市场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国吸收了很多西方经验。但中国并非机械地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状况，不断修正西方经验。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今后，中国可以一边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一边通过“一带一路”，根据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提供帮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要求中国既要“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无论“走出去”还是承担大国责任，都将面临巨大挑战，都需要大外交战略来推动。“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 （《当代世界》2016年2月刊 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张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2016年4月22日 -
王柏年：亚洲价值观的智慧是慈悲，利人利己
理事简介王柏年，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常务理事。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常务理事王柏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亚洲的价值观是圆，有轮回，而非西方的直线。以下是嘉宾发言实录 我觉得亚洲价值也包容了许多中国理念。亚洲价值是一个圆圈，因为我们相信轮回。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死，所以成立一个基金会把钱捐走，因为我死之后钱对我没用。西方人到90岁还是要努力挣钱，他们的价值观是一条直线。 我们亚洲价值相信慈悲，我觉得最大的智慧是慈悲，利人利己。现在我放下生意，也不追求名誉，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以前在加拿大管工程，800人搞施工，他们都比我高大，谈工作我跟他们是直來直往，一点也不客气！但是下班后还是很谦卑。所以我觉得亚洲人的谦卑、慈悲、关怀，这些都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是加籍华人，对国情，对体制都不甚了解，但我在中国找到了五千年文明的根基，这五千年文明根基有禅宗、有佛教。我跟所有的人，欧洲，美国人介绍亚洲价值，沟通没有认何问题！许多国际友人都认可亚洲价值。 （根据嘉宾在CCG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4月22日 -
李文：用“混序”思想来创业和管理
理事简介李文，企业项目化管理创立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微博上的李文像是“愤青”，总是操心天下大事。然而，在谈到企业管理时，就能深深感受到他的“术业有专攻”。多年来，他的丰富实践、潜心思考和冷静观察，使其对如今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中的企业管理有着独到的洞察和深刻的见解。◎ “‘混序’管理是科层制管理和项目化管理的共存 “混序”是李文管理思想的核心，概念来源于一位美国银行家，李文将其追根溯源，丰富发展。顾名思义，混序就是“混”和“序”并存，“混”是“混沌”，“序”是“秩序”，混序管理是一个组织体系里面同时存在混沌和秩序两个方面，也可以简单地理解成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管理与扁平灵活的项目化管理的结合。 混序管理的产生，与传统管理方法的诸多弊端有关。传统的管理方法为金字塔型结构，其严格的流程、规定、内部的官僚制、领导的地盘意识和小团体的观念，很挫伤员工积极性。项目制管理则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与活力，具体做法是把员工从各个岗位、部门抽调出来，成立团队，以项目为单位，大家相互协同和配合。“层级式的或金字塔式的组织采取严格的命令控制，要求令行禁止，下级完全地服从上级，而项目化的小团队要求平等、合作、共享，自发管理，团队没有中心，不是看谁官大就听谁的，而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共同决定。” 与传统管理方法相比，“混序”管理最根本的是改变了分配机制。“这种机制下，其实团队成员每次创新都相当于一次创业，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内部项目成员的地位，这种机制好过任何传统的激励、考核。”因为员工的身份和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项目团队机制里最关键的是把员工的身份改变了，员工不再是打工仔，而是合伙人，是内部的创业家或创客，最关键的是员工变成了一个合伙人，能够参与项目成果的分配，这种激励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 “创业也分为‘混’和‘序’两个阶段 “混序”思想同样适合于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创业企业从0 到1、从1 到Ｎ的阶段也是从“混”到“序”的过程，用“混”来创生，用“序”来发展。“‘混’解决的是从0 到1 的问题，在一个混沌的模式进行多元化的混合和碰撞里，不要用权力去控制或干涉，让创意自由地产生，主要特点是开放、透明、平等和共享。‘序’解决的是从1 到N 的问题，使创造出来的产品快速地成长及规模化运营，需要强有力的有秩序的组织和机制来使其落地，通过标准化的生产不断去复制，不断去扩大产量。” 这就需要创业者根据不同的阶段来调整自身的管理思想，不断去改变自己，调整公司的企业文化。“‘混’的阶段一定要放开心态，放下姿态，给创业伙伴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各抒己见，广泛地吸纳大家的意见，直接采取很简便的、很灵活的小团队的方式，不要那么多的层级，不要设那么多的部门”，通过放任自流产生创意和想法后，“就迅速进入序的阶段，这时候要用纪律、制度、流程规范大家的行为。有些创业者后期疏于管理，没有标准，没有制度化，没有进行规范化管理，弄得最后越来越乱。”◎“混序其实是根据员工的不同来选择管理方式 在“混序”的管理机制下，创业者需要根据员工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有些人适合序的形式，他们不爱冒险，只喜欢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专业工作，不太爱交际，喜欢由上级拿主意自己去做，不喜欢自己作决策。这类人比较适合在传统组织里、在固定的岗位工作。”项目制管理具有创新性强、挑战性高的特点，需要员工有很强的自信心、很高的情商和爱冒险、抗打压的性格。“项目制管理下员工要能够承压，善于应对变化，不能太脆弱，要经得起打压，抗摔打，最关键的是要有很高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高度的成就欲望，一个没有那么高的成就欲望的人，很可能遇到困难就退缩。”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混”的阶段或者是项目制管理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但去的是权力的中心化，而不是影响力的中心化，“虽然去除了权力领袖，谁也不是谁的上级，但必须存在一个精神领袖，需要一个权威和领导者”。他的领导力来源不是上级授权，而是自身的能力、魅力和人品。“未来的创新创业可能不需要传统的领导、老板或者高级的官员，但是一定需要这样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他是团队凝聚的核心，是团队在遇到困难还能不退缩的精神支柱，这一点是必须要强调的。”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21日 -
莫天全：创业路上要先行、专注和绝对领先
理事简介莫天全，搜房网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商界精英莫天全有一项鲜为人知的爱好--习武。在他看来，从商和习武有着共通之处，就算日理万机，他也要坚持练习散打、太极。现在，他创办的搜房网已成为国内排名第一的房地产家居网路平台，但他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中国做一个与道琼斯、麦肯锡、安德信齐名的信息咨询机构，目前的成就还只是一个开始和切入点。◆ “‘先行’，就是你一定要比其他人提早做事情。” 莫天全自认为是一个天生“创业者”，他喜欢新鲜事物，喜欢迎接挑战，坚信创业路上要比别人先行一步。 “如果说30% 的人或意见认为可以做某一件事，包括你自己也这么认为，此时我们就可能非常认真地思考，赶紧采取行动，付诸实施。如果50% 的人说这个事情可以做，我们还可能去做，但要更快地去做。如果60% 甚至70% 的人都说这个事情可以做，那时我们就不能再做了。简言之，我们一定要去做创新的东西、别人没做过的东西。这是把握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莫天全如是说。 从道琼斯回国后，他开始运营国内第一套房地产指数系统。当时，若只卖信息和数据库，很难做大一个公司，于是他抓住互联网兴起的机会，把公司业务嫁接到互联网平台上来，把传统公司转化成互联网公司，带领搜房网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我们一定要先行，即要有先发优势，我们的创业和运营队伍对此都有非常重要的体会。” 现在看来，莫天全当初无疑做了一个正确无比的决定，不过当时这个判断却蕴含了极大的风险。是时互联网出现尚不久，机会虽然大，但行业并不成熟，倒闭的互联网公司也不在少数。在当时的环境下，莫天全表现出胆量和远见，看准互联网的光明和宽广的未来，为公司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我们一辈子并不要做太多的事情，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好了。” 莫天全曾讲过，从毕业到工作创业，会有一个思想变化过程，刚开始觉得世界是我们的，后来发现世界不是我们的，仅仅有做大事的宽广胸怀是不够的，还需要踏实专注地去行动，去做事，实际上一辈子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已经很优秀了。“我们要专注才可以做好一件事情，如果整天只是出点子而不做事，就有可能一事无成。所以，我们要记住，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一定要专注。” 结合自身的创业经历， 莫天全认为搜房网的成功与秉持专注精神、扎根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 我们有一句口号， 叫‘ Everything Home Online ’，即所有与‘家’有关的行业我们都要涉足，包括现在搜房上的装饰装修和建材领域，也是跟‘家’相关的产业。”目前，随着环境变化，搜房网也做出一些转型，但莫天全强调，“转型始终没有离开原始的方向，虽然具体策略和方向一直在改变，但目标和中心却始终不变，围绕着家和房子，始终没有脱离最初的目标。” 莫天全认为，创业过程中最看重的是坚持早已认定的方向，忌讳新想法太多，经常改变主意和创业方向，摇摆不定，不断做出新选择，最后反而会一事无成，一无所获。“从1999 年创办搜房到现在，七年了，总的方向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路子走下来。”事实上，莫天全也被媒体认为是国内互联网界里一直坚定不移的极少数人之一。◆“做事情要做到一定的地位，做绝对的领头羊。” 创业应以“在本领域内做到第一”为目标，因为“这个领域内，一个企业或一个网络媒体只能做老大，做老大很舒服，做老二则很辛苦，至于老三是基本不存在的”，莫天全甚至用极端的声音来表明立场，“我们做事情要做到一定的地位，做企业要做到垄断。我们做绝对的领头羊，最好后面连羊都没有，所以要做到绝对的典型。我常常对公司里的同事说，你一定不要有竞争对手，一定不要让对手长大。你要做强，做到只有你一家。” 这听起来的确是一个豪情万丈的宣言，可以作为创业者创的目标。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成为领头羊仅是一个结果，做到这点需要持之以恒，需要坚持和耐力。莫天全认为自己能在创业路上走到今天，将搜房网做到业界第一，依靠的正是永不言弃的精神，这对很多人而言是很难做到的，“在早期创业、守业过程中，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没想过就此放弃，我们要永不言弃，这是我在工作和创业当中的一个深刻感受”。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20日 -
王广发校长参加教科文组织2016移动学习周活动
理事简介王广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北京王府学校董事长·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导 语 Lead 2016年3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法国巴黎总部召开2016移动学习周（Mobile Learning Week），UNESCO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出席专题讨论会开幕式并致辞，王广发校长作为中国移动教学项目的成功典范进行主旨演讲。在2016移动学习周的专题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教学、信息通讯技术支持等）参与到移动教学活动中的政府、企业和教育界的权威人士，以专题讨论会的形式将各自的收获与体会进行了分享。▲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作为中国移动教学项目的成功典范进行主旨演讲。王广发校长在此次专题讨论会上做主旨发言，他指出：“长期以来，在教科文组织引导下，移动信息技术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推广示范观摩经验，交流合作学习，探究未来发展战略，实现平等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共享，促进了全球移动信息化教育的持续特色科学发展。” “我们作为引领移动教育全球性发展的教育投资集团和学校，对移动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深切的体会，希望在全世界播撒创新教育和移动学习的种子。”王广发校长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参加专题讨论会的开幕式并致辞。▲2016年3月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巴黎总部，王广发校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交流。 在专题讨论会进行的同时，王府学校优秀教师代表于瑶、刘红娟老师经过层层筛选，入围最终发言名单，在分会场和workshop做了精彩报告，引来到场的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赞誉。▲2016年3月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巴黎总部与联合国教科文助理总干事唐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当日上午，联合国教科文巴黎总部，在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方副大使的见证下，王广发校长与联合国教科文助理总干事唐虔签署北京法政集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合作协议。此次战略合作是法政集团与教科文组织在移动教育领域多年共同实践的阶段性成果。协议规定由法政集团捐资，教科文和法政共同落实，将举办未来5年内的“移动学习大会”，以及共同引领全球范围内“最优移动教育实践研究”，旨在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平台，在移动教育领域使法政集团、王府学校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 此次参会以及合作得到了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的高度重视和赞扬，王广发校长受总干事邀请共进午宴。次日，中国驻教科文大使张秀琴在会谈中，对法政集团的创举和王府学校的实力大加赞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唐虔主持专题讨论会的开幕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政策与终生学习部门执行长官David Atchoarena主持移动学习周专题讨论。 据悉，为了探讨移动技术对实现教育公平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11年发起了移动学习周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探讨信息通讯技术作为一种创新手段如何提高教育品质，其他三个副主题分别是“普及高质量的教育”、“改善教法和学习针对性”与“强化管理、规划、评价”。文章选自北京王府学校，2016年3月17日
2016年4月18日 -
李成：一流智库如何运作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作者：李成，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戴闻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文章来源：《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核心位置马萨诸塞大道，与白宫、国会山相距不远。这家成立于1916年的智库，是不折不扣的“百年老店”。令许多人意外的是，其创始人、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并没有上过大学。他创立的“政府研究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私立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此后美国不断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过程中，这家更名为“布鲁金斯学会”的智库，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过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创立等多项历史性决策。布鲁金斯学会还素有“美国政要储备池”之称。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Susan Rice），曾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目前正在这里任职。学会旗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则拥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等数位前美国政府中国政策“一把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和“美国十大智库”排名中，这家已经拥有3亿美元资产、20个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中心（中国、卡塔尔、印度）的全球性智库均名列榜首。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向本刊记者细述了其中的故事。美国智库的三种角色《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智库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李成：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智库被称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在美国，媒体习惯上被称作“第四权力”）。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智库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严格意义上的智库，不同于民间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是营利的），也不同于游说机构（游说机构不作政策研究），同样不同于一般的基金会（智库研究本身实际上需要外界资金赞助）。其目的，在于引导政策。在美国，智库主要扮演三种角色：知识传播者、研究掮客、政要储备池。美国政府每4年换届一次，换届时，会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里的位置需要更替，其中，会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来自智库或高校。这就是俗称为“旋转门”的美国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应该说，智库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美国人内心深处对于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因此智库不但提供咨询，也批评政策。二战之后，美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增强，加上当时经济繁荣企业富裕，上世纪40年代，美国迎来了智库大发展的时期。布鲁金斯学会是最早成立的美国智库之一，又位于华府的核心位置，长期以来都在参与美国重大内政外交决策的过程，比如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新政、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和联合国成立等，对于美国税制改革、预算和福利政策，更是有过重大影响。《瞭望东方周刊》：成立100年来，布鲁金斯学会实现并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影响力，其秘诀在哪里？李成：布鲁金斯学会有个“座右铭”：质量（Quality）、独立性（Independence）、影响力（Impact）。布鲁金斯学会至今仍然坚持非营利、非党派的原则。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与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其实在“非党派”这一点上要求严格。如果我们邀请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来演讲，也一定会同时邀请民主党的桑德斯或共和党的特朗普。研究人员每年都要签字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如果要去“站台”，须先离职。甚至在准备参与竞选的过程中，不可以使用工作时间，甚至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电话和复印机。研究人员还要进行财产申报——除了工资以外，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收入都要告知，所从事的咨询活动也要申报，为美国政府进行的咨询活动要特别申报。还有，布鲁金斯学会不作指定课题的收费报告，主要接受不指定研究内容的捐款（unrestricted fund），且所有的报告，包括给美国总统的报告，都是公开的。不过，美国有些智库是营利性的，比如兰德公司；有些则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如传统基金会倾向于共和党。《瞭望东方周刊》：布鲁金斯学会目前的资金来源是怎样的？李成：以2013年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资产是3亿美元，年预算为95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约11％）来自于资产的拨款，大部分（84％）则来自于捐助。在得到的捐助中，大部分（80％左右）来自私人捐款。布鲁金斯学会目前60名董事会成员中，就包括了一些最为慷慨的捐助人，如董事会主席、中国中心主要捐助人约翰•桑顿先生。董事会不参与学会的具体管理，但指定其发展方向，并决定总裁人选。另外百分之十几来自各国政府捐款，如中东的阿联酋、欧洲的丹麦和挪威政府。但接受这些政府捐款是否会导致丧失“独立性”，目前有争议，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政策出台。为了保持独立性，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捐款尤为谨慎，目前只占接受捐款总额的不到1％。此外，还有约3％的收入来自职业教育与培训，2％来自于出版物。要“未来的专家”而非“过去的专家”《瞭望东方周刊》：学会座右铭中的“质量”是如何实现的？李成：研究质量，归根到底，来自于高质量的人才。所以，布鲁金斯学会对于研究员的要求极高，一般需要达到三个标准：是所在领域内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及在公共领域内的影响力。我们的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等顶尖高校非常相近。学会目前的全职研究员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员（即正教授级别），有90名，普通研究员（即助理教授级别）较少，只有20人。换言之，能够进入布鲁金斯学会的，基本已是各领域内的“领头羊”。同时，我们希望自己的专家不是“过去的专家”，而是“未来的专家”，有前瞻性思维和视野，能够影响未来政策的走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不能只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要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具有影响媒体和决策的能力。《瞭望东方周刊》：美国智库的影响力是如何打造起来的？李成：智库的影响力来源于很多渠道，比如通过“旋转门”机制“提供”政府官员，通过“二轨”对话影响决策，影响媒体，教育民众，以及为调节冲突提供非官方努力，等等。布鲁金斯学会被称为美国政要的“储备池”，每当政府换届，都会有前高官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也会有布鲁金斯学会成员进入政府。举个例子，桑顿中国中心的全职研究员中，杰弗里•贝德是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国政策负责人，李侃如是克林顿政府中国政策“一把手”，杜大伟（David Dollar）是前世界银行驻中国总代表和美国财政部对华事务专家。兼职研究员中，还包括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事务部前主任、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主要执行人之一帕夫尼特•辛格（Pavneet Singh）等。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澳大利亚前总理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目前也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这样的“交流机制”，本身就是重要的影响力渠道。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还经常邀请领导人、政界高层和意见领袖举办演讲、研讨会和公众讲座，有时一天有几场。因此，预订报告厅成为学会里一件极有挑战性的任务。《瞭望东方周刊》：随着新媒体等变革，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正在变化。在下一个100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是否会面临挑战？李成：下一个100年的挑战，首先是如何维持布鲁金斯学会对独立性的重视和保持在美国高层决策中的影响力之间的平衡。其次，在媒体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代，传播观点和塑造影响力的手段都在改变中，我们该如何适应？出书和写报告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长项，但在阅读越发“短平快”的时代，我们是继续出书和报告，还是改变风格适应新媒体，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第三，目前世界格局处在剧烈的变化中，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未来10年的研究课题？第四，顶尖研究人员的聘用费用越来越昂贵，在美国经济并不特别景气的时候，怎样才能聘请到最好、最有前瞻性的人才？中国正迎来“智库的春天”《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智库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李成：如果追根溯源，智库在中国可能比在西方出现得更早。中国古代的“师爷”，就是智库的一种形式。2000多年前，孔子在曲阜讲学，与弟子论道，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为当时的王朝进行治国理念的研究和咨询。但现代概念的智库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仍然在西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排名中，前10位美国占了6个，英国有3个，亚洲还没有一家进入前10。中国的智库，目前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中国最高领导层近年来对智库发展特别重视，把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高度，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智库——包括美国在内——获得如此之高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智库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可以说是“智库的春天”。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智库目前还比较弱。这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很多使用中文研究的智库，在目前英文主导的国际学术圈，很难产生较大影响力。我觉得，中国智库如果想要提高影响力，首先要深入研究西方——特别是美国——是怎么来运作智库的，其学术声誉是如何获得的。智库发展会有个较长的过程，但我对中国智库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未来5至10年应该就可以看到比较大的进展。本文刊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戴闻名
201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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