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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产阶层正在变成 “三明治夹层”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从人口占比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仅占成年总人口的10.7%，大大低于全球水平的14%，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发达国家较高的中产阶层比例。 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经历了产业革命，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而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权利意识的觉醒，复杂的社会矛盾也逐渐突出。 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带来了外部地缘政治的一系列改变。在国内国际如此错综的环境下找到正确的方向，推进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经济基础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很重要 多数人谈论一个国家的治理，通常会从政治体制着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然而我认为，一个国家是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来调整政治制度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制度，判断一个制度的好坏，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治理。 在当前的整个世界版图中，有效治理已成为一个难题。欧美的民主制度曾经在有效治理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这一制度目前也出现了问题。美国等多党派的民主政治已经逐步由精英民主走向大众民主，并演变成党派的互相否决制，造成民主社会“空转政府”的现象。 而更多的国家，如中东、泰国、乌克兰也出现了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水土不服。现在看来，让整个世界都建立像西方一样的民主秩序很难，中国也面临如何建立自己的秩序的问题。 与政治制度相比，经济其实对于维持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更加重要。任何一个政权、社会，乃至企业，只要经济搞得好，无论民主还是专制大家日子都好过，如果经济搞不好，不管什么政治制度，大家都很难过。 与美国通过内部制度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得益于良好的政策，即善政。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进入高速增长，良好的政策带动了经济发展，释放改革红利，但社会制度仍然缺失，消费社会仍未建立。中国的中产阶层还远远不够 从“善政”向“善治”转变，完善社会制度，推动中产阶层。 在任何政治体制中，中产阶层都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根基，有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即使其他因素仍有所缺失，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状态。 2015年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近4万亿美元的201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案，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推动21世纪中产阶层经济发展的理念。同样，新加坡政府向国会提出的财政预算案中推出多项措施，突出了扶持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从2014年12月提出的“四个全面”的第一项，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的概念，与“中产阶层”的思路不谋而合。 根据瑞士信贷银行2015年10月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在2015年达到1.09亿，从绝对值上排在全球首位。但是从人口占比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仅占成年总人口的10.7%，大大低于全球水平的14%。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发达国家较高的中产阶层比例，其中澳大利亚最高为66%，新加坡、日本均有六成以上的成年人口进入中产，而美国、韩国则占到四成左右，甚至连南非的中产阶层都达到14.8%。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比亚洲四小龙都要迅速，但中产阶层仍然捉襟见肘。中国产生了很高的GDP，但收入分配并不公平。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也正因如此，中国所倡导的消费社会迟迟无法实现。人民的收入虽然增加了，但没有好的制度保障。生一场大病就可以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去消费。 从历史上看，要维持一个国家的良性运转，中产阶层是关键的力量。近代国家统一之后，商人成为主导阶级，西方各国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19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的工厂和生产方式，产生了新兴的工人阶层，他们靠出卖劳动力维生。这是西方资本快速积累的黄金时期，但同时也是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20世纪初，意识到自己受到剥削的工人阶层爆发大规模暴力的社会自由运动，经过漫长的斗争，他们获得了工资的提升，并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保障，从而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过程，通过将部分资本注入社会，造就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这是保持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中国应借鉴东亚各国经验，建立橄榄形社会 能否建立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考验着执政者的职责与能力。与西方通过暴力运动造就中产阶层相比，中国应该借鉴东亚国家治理发展的经验。亚洲四小龙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在二三十年内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 亚洲四小龙接受了欧洲早期暴力的工人阶层运动的经验教训，由政府主动制定社会政策：如日本60年代经济起飞时提出的工资倍增计划；台湾和香港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实现收入再分配。而新加坡虽然不倡导高福利的政策，但是在李光耀时代，政府为底层20%的穷人提供保护，为他们提供就业和培训，鼓励他们通过劳动改善生活，并通过“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制度，以及低福利的中央公积金体系等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层。 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动做社会政策，使得东亚模式比西方更成功。中国应该更多地借鉴东亚各国的经验，由政府主导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从而建立起最有利于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橄榄形社会。中产阶层正在变成“三明治夹层” 不过，在贸易全球化的冲击下，各经济体的中产阶层也在近年来面临再次被挤压的危险。 瑞银的报告指出，全球财富在2013年增加了8.3%，达到创纪录的263万亿美元，但是贫富差距却在进一步加大，1%的人拥有近50%的财富。尽管全球个人财富的平均值达到创纪录的5.6万美元，但是个人财富的中位数却从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下降了14%。报告指出，自2008年以来，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趋势在加深，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中尤为突出。 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流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转移到人力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国家，资本拥有者与工人工资的差距不断加大。资本是可以流动的，政府和选民却不能。政府失去了就业和税收，造成中产阶层面临压缩。 在全球化状态下，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都是由资本引起。但是，社会运动的反政府性质，更使得政府难以在资本、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状态。 今天，很多政府都处于一种困境：“亲商”会招致选票的流失，而“亲民”会造成资本的流失。越来越多的政府难以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平衡。小米、华为等企业纷纷走出去，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全球化的问题——不在技术所在国创造税收及工作岗位，而这，同样也是作为廉价劳动力提供者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济飞速发展中所面临的现状。 尽管苹果富士康等跨国企业为中国带来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但却无法产生适合中产阶层的岗位。而这些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并没有办法成长为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正在变成社会中的“三明治夹层”，这是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的难题。一个企业不在自己的国家创造就业和税收，这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本文选自新华网思客，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25日 -
田溯宁：中国互联网园丁
田溯宁，1963年生于北京，1987年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得州理工大学资源管理专业并获博士学位。1994年在美国创办亚信公司，并于次年将公司移到国内，先后承建了CHINANET、上海热线、中国金融数据网等重要网络工程。亚信是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的第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田溯宁现任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联想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美国哈佛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等。1995年，我开始在国内创业。刚回国时，完全不懂什么叫业务，什么叫公司，就是一种简单的热情在支持着我要将互联网带到中国来。看到远方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就会想，要怎样把这个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形式带回祖国，这便是我们那一代人共有的价值观。留学与迷惘 我是1981年上的大学，那一届人都想出国。出国，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时髦。 到了美国之后，感觉就像到了新大陆，那里有许多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出国之前，我没坐过飞机，飞机落到旧金山时看到那种万家灯火的景象，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时的北京还没有那么多汽车，那么大的机场，在那里的每一天都很震撼。1987年，我研究生毕业时一个月工资53元，还吃不饱饭，为了吃个大米饭都要打仗，而到美国后的奖学金是一个月700美元，简直是天文数字。 几年后，我拿到了博士学位，也能用英文交流，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但在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自己做这些事跟中国有什么关系。而研究草类生态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草类全世界只有得克萨斯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可预见到的研究粮农草，一辈子在得州生存的前景让我非常难受。 遭遇互联网 就是在那个时候，互联网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博士的最后两年，我在计算机上花费了大把时间，也通过网络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就包括我后来创业时的伙伴丁健。但当时还没有在这一领域创业的想法，真正开始思考将互联网与中国联系起来是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 当时，我正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他是学校民主党党支部的联络人，他们请戈尔来做竞选演说的那天我正好没事，他就领我去了。当时戈尔讲了20分钟的信息高速公路，听完之后我觉得挺有意思，也开始思索互联网可能会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之后，我又看了《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得到一些启发。于是我就结合两者写了一篇文章--《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阐述计算机和互联网会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文章后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其实，很多当时在外留学的人都意识到了互联网对中国的意义，也想要把它带回中国。但当时中国并没有互联网，把它带回来的前路困难重重。很多人因此放弃了，而我则决定试一试，去找丁健商量创业，结果一拍即合，亚信公司也由此产生。亚信成立之时，美国的互联网市场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留下的空间也不多了，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所以，亚信的创业元老决定先将Internet技术带回中国，建好中国的Internet主干网，我提出的宣传口号是“把@带回家”。看到远方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就会想，要怎样把这个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形式带回祖国，这便是我们那一代人共有的价值观。亚信、网通到云计算 1995年，亚信回国成立亚信科技，我开始在国内创业。刚回国时，完全不懂什么叫业务，什么叫公司，就是一种简单的热情在支持着我要将互联网带到中国来。 我记得特别清楚，回到北京时，我只拿了护照，没有美国的绿卡，没有美国的护照，身份证也没了。刚开始注册公司时完全不知道怎么做，也搞不清楚公司是中资还是外资，期权、股权也都是特别遥远的概念，最后光注册就花了三个月时间。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拿到合同时，我们开不了银行账号，科技部底下的信息中心就给我们借了一个账号。当时就有人跟我说：田总，你胆子真大，还能让你的客户汇款到另一个公司账号上，而且还能拿出来。我们确实这样做了，他们也没有收我们的管理费。当时的状况虽然有些混乱，但充满着热情，遇到的人也特别好。创业时期的那段时光，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很美好。 1999年，离开亚信到新成立的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就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当时环境有点特殊：邮电部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在那个体系里很难找新的电信公司去跟中国电信竞争，而且要去竞争还必须做新的技术、新的产业形态。我扮演推动者的角色，当时政府需要一个公司、一群人来打破垄断市场，我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电信很难招到人才，我就相当于一个活广告，别人看到了我的成功，知道跟着老田就能成功，就能赚钱。经过一段时间准备，我们确实招到了人，有的是海归，有的不是。我有意识地在各方面进行协调与权衡，希望团体的力量可以互补，可以最大化。 在网通，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最后几年，我从邮电部的老同事身上吸取了很多的营养和宝贵的财富。促使我最终决定离开网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网通上市了，我扮演的角色的使命和阶段性奉献已经完成；其次，网通路演时，遇到杨致远和在硅谷创业时认识的人，从中看到了新浪潮的到来。与我之前接触的互联网相比，现在的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一种全新的力量，成为知识生产的组织者，而不再仅仅是个工具。 现在，通过这七八年的重新探索，我发现互联网正开始进入另一个辉煌的时期--产业互联网的时代。云计算或产业互联网成为我最想做的事。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运营商只能给客户提供打电话的服务，而不能提供计算和存储服务？云计算时代，网络就是一个超级大规模的计算机，它就像云一样无处不在，我们随时在上面存储资源。后台有一个无所不在、巨大的存储力量，像我们的大脑一样帮助我们记忆，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我一直在思考怎么能用三句话把云说明白。其实挺简单，原始社会时，人类在湖泊旁边生活，他们离不开水源。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村落兴起，每家有了水井，这就像现在的计算机，每人都有一台。再后来，社会发展到城市出现，每家就不需要水井了，而是用自来水，这就相当于网络，相当于未来的云计算。那时候，每个人将不需要个人计算机，只要打开屏幕，计算的源头就开启了。 身边很多人劝我说：你快50岁了，应该学会享受生活。我觉得人是有很多东西驱动才不断前行的，对我来说，最根本的动力是好奇心。这可能跟我年轻时受到的科学训练有关，以前学生物学时，往往花一天或一个学期去研究一种草，记住它的分类，而我的一个导师一辈子就研究蚂蚁。这种时候必须得有好奇心，对未来世界的向往和好奇是驱动人在这种看似枯燥的研究中继续下去的动力。在我看来，去美国留学的经历开阔了我的眼界，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互联网，认识了电子邮件，知道了原来在读书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职业生涯叫创业。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一个人即使没有钱，只要有梦想，就能够像苹果、戴尔那样创造出非常好的、能改变人类生活的伟大工具。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王辉耀/苗绿，中译出版社
2016年1月25日 -
徐小平：信念的力量
徐小平，1956年出生于江苏泰兴。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著名留学、签证、职业规划和人生发展咨询专家，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曾任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新东方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现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不太平坦的留学路，充满坎坷的学生时代，造就了我坚忍不拔的性格。从准备留学申请文书，到在美国刷盘子打工，再到创立新东方，成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我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的前半生，一路荆棘，一路春光。留学，我年轻时的梦 我们那代人是在精神食粮相对匮乏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对知识和文明有强烈的求知欲。改革开放前，我只能从有限的资源，如《唐诗三百首》《离骚》等中汲取知识。那时，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回乡，其中有我的音乐启蒙老师何冰和其他一些中学老师，虽然书籍匮乏，他们仍给我们讲述了不少的名著和典故。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强烈的求知欲构成了我们那代人独特的人格--对知识、文明、外部世界、新鲜事物都充满渴望。1978年恢复高考，我们欣喜若狂，压抑了多年的求知欲似井喷海啸般迸发。我如愿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 五年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大学艺术教研室当了一名教师。在北大期间，我和俞敏洪、王强关系最密切。一起吃饭，一起过节，相互照顾。我们渴望留学并付诸行动，王强学过英文写作，帮我打国际长途，但那个学校并没录取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文化部曾有公派出国名额，但我没得到机会。 有两年时间，我日夜想着出国，做梦都跟出国有关，曾梦见在国外泳池游泳。我赴美之路充满艰辛，不仅有护照签证问题，也有政府间的人为隔阂，阻力很大。因此当克服重重困难，来到美国的一瞬间，我非常激动，犹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出国实属不易，耗尽精力、时间、金钱和家人的期待，但这种经历为我日后在新东方做留学项目提供了经验。失败亦不妥协 说起来，我在美国从未真正立足过。那时，留学生梦想拿到学位，找到工作，买房买车，接父母出国，而这在当时是奢侈的。我太太硕士毕业得到一份年薪六万美元的工作，而我却屡屡受挫，压力很大。我曾到加拿大找过机会，也尝试回国发展，但都没有得到预想的效果。曾有人建议我做房产经纪或者考执照，找份工作，但我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之所以未在北美立足，我总结出了三个原因。一、专业问题。我是学音乐教育的，本就很难就业。二、我的梦想。太太曾建议我读法律，但我不感兴趣，我还是想读文学，读艺术。三、心存祖国。我觉得中国的机会多，我可以施展才能的天地也大，我想创建公司，想做电视节目，想做娱乐界的大腕，所以我才在1992年回国探索创业。 美国星河灿烂，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我并未为之所动，而是追求自己最喜欢、最擅长、市场需求最大之事。这个方向从未改变。比如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我被分到上海文化局，离家虽近，但我婉拒了。因为我被北大吸引，要矢志不渝追求喜欢之事。村上春树曾说：“作家写作时身上有毒素，排出毒素，小说才能成形。”于我，这不是毒素，而是灵魂中最甜蜜的东西。于是，我1992年回国，1993年创业。如今，我在创作《中国合伙人2》，表达三个人创业成功的过程，这让我很快乐，找到了生活的理由。我从未放弃自己，一直想回国，改变中国文化，希望成为启蒙式人物。不论一无所有还是腰缠万贯，无论是处于令人羡慕的留学生之位还是经历创业的惨败。即使众叛亲离，也未曾忘记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每个人都要怀疑自己究竟是谁，这能时刻提醒自己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1994年创业失败后，我回到加拿大，写剧本、传记，在所谓的文化界鬼混。准备回国前，俞敏洪到北美考察，他的到来为我回国提供了最完美的平台。他曾说，“这么多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如今想想二十年前的俞敏洪与现今相比，天差地别。1995年，他是个体户，如今新东方代表着中国民营企业万紫千红的春天。他接纳了我，在新东方，我的喜怒哀乐、挫折、渴望都得到了完美的释放。中国合伙人 在新东方，俞敏洪上课讲他的苦闷，王强上课讲他的成功--北大校园领袖和美国实验室，我讲学生的悲惨以及咨询我之后成功的过程。由于在国外多年，了解出国流程，我为新东方的学生提供留学服务，做得很精彩。其实，俞敏洪、王强和我三人就完美地构成了一个人奋斗的精神链条：首先要学好新概念、大学四六级等基础英语，再考托福、GRE出国。而我们三人，王强负责讲基础英语，俞敏洪教托福、GRE，我则提供出国服务。所以我们在产业链上也配合得很完美。 做留学要与众不同。我不会问对方是否能出国，而是考虑他该不该出国，出国将给他带来怎样的人生价值。有时，甚至有点刻意避开生意的目的，打造他的个人潜能。人生的选择和设计是新东方的精神，这奠定了新东方品牌里极其闪光的一部分。我们既做牌坊，也立牌坊。我的如是举措在于新东方给了我信任，我要对得起俞敏洪。 后来,新东方上市了。它变得和其他企业不一样，这让我们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正如松下说的：“要电器像自来水一样大批量生产”，松下每生产一个电吹风、一台电视机，便实现了一次突破。新东方的学生从一个到一百个也是一种突破。新东方上市后，突然闲下来，使我很有挫折感。我常批评俞敏洪，三驾马车本可以继续奔驰在祖国大地上，但上市后我们的工作转变了。如今，我每天谈项目，把所创造的财富打出去时，依然在播撒新东方的种子和梦想。我们并未摆脱从前的心态，充满好奇心、渴望、参与欲，希望证明自己，从未变过。回到彼岸，绽放精彩 随着新东方等留学机构雨后春笋般得在中华大地上萌芽，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呈几何倍数上升。留学生带来了普罗米修斯之火，他们用西方文明之光，照亮了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文明中某些未被现代文明照亮的角落。中华文明若能恢复当年的恢弘与辉煌，就能与世界最强的国家，在硬实力、软实力、吸引力上抗衡媲美甚至实现超越。 2009年，我首次到哈佛论坛做演讲，其中提到生长在中国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回中国寻找人生，但要认清怎样实现自我，你的能力在哪里能最大限度地放光。当时，我并没说这个地方是中国。但每年去做演讲，主题就一个：回到彼岸，寻找你的家。这个家毫无疑问是中国，即使雾霾笼罩着北京，但有远见的人能看到一个晴朗的明天。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王辉耀/苗绿，中译出版社
2016年1月25日 -
张红力：走出去要以国家利益作为底线思维
导语4月14日，以‘一带一路’、亚投行及人才战略”为主题的CCG圆桌会议第二讲举行。针对 “一带一路”战略及亚投行的人才缺口和培养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方案，来自政、学、企的多位精英人士从工作的实际出发，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嘉宾简介张红力，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CCG副主席。 整个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历史很短。在整个走出去的过程中，无论是社会、媒体、政府、企业都应该有更多包容宽容的心态。因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不太擅长走出去，父母在不远行。金好银好不如家里好。我们DNA里就不太愿意走出去，觉得家里是最好的。中国走出去的历史 特别是在过去的三百年间，我们衰落了一百年，到了1840年；然后我们抗争了一百年。从1949年起，我们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百年。党中央提出的两个一百年是很有意义的。 真正让中国人挺着胸板走出去的时候还是最近的事，承包公司出去可能有几十年的历史，投资也就最近十来年的历史。所以，这么短的历史，这么多成绩是相当大的，可观的，可喜可贺的。 来看看世界其他走出去的国家，现在说英语的国家远大于英国本土，说西班牙语的国家远大于西班牙，说葡萄牙语的国家也远大于葡萄牙。当我们为自己的祖的聪明智慧先感到骄傲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祖先真的没有过侵略或者走出去的这种DNA。所以，在我们走出去的过程中，我觉得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留下一笔的话，那就是中国现在是文明的、挺着腰板走出去。所以，我们对当地的文化、社会、机制、体制需要学习和理解的有很多，所以，要有一种包容的心态。民营企业是“走出去”的主力 我是做了几年南非标准银行的副董事长，我们投资南非标准银行20%，前几年我们工行把他们的网络和我们连上，连上以后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个月间突然有700多家公司在非洲当地与南非标准银行开帐号，这些公司都是中资公司，都是中国民营企业在那里投资的。这样的话，国内就可以通过全球联网的模式管理管到南非当地的帐号。 我们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中国企业在南非，而且有的规模相当大，他们从事各种行业包括餐厅、贸易和矿产等。所以，走出去按数量来说民企已经做得相当好了，不要低估民企在走出去的力量。有些企业可能我们当地的使馆不一定知道。以平和的心态寻找“对接点” 中国目前人才肯定是缺乏的，而我们机制体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肯定的。但这里还要有一个心态，就是不要太着急。“一带一路”也好，亚投行也好，现在实实在在来讲不是十年、八年的事，可能是几十年的事。 “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不一样，每个国家的文化、法律、宗教都不一样，重要的是他们的诉求不一样，他们想要什么，和我们想给他们什么、做什么也不一样。走出去的话怎样找到一个对接点，可能要有一个长期的对接过程。需要沟通，需要相互了解，不要单相思。 在对接过程中，企业需要在‘’干‘’中培养人才，很多事课本是教不出来的，你得到现场去，到实践中去。我对国外情况已经很熟了，每次出去都有新的启发收获。中国“走出去”的优劣势 我们现在走出去有什么优势？我们有资金，有市场，我们有富裕的优势产能，我们有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我们有可能是世界上性价比最好的装备业，我们有比较好的资本市场投融资支持，我们有决心。 缺什么？缺人才。缺对当地的了解，特别政治制度的了解。缺金融布局，缺我们海外安保。如何怎样得到保护？ 物理保护是一方面，另外政当地权更替怎么办？特别在法律不健全情况下。对当地的把握和当地的影响都缺，等等这一切我认为都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才来做和来执行的。在“走出去”中需要发挥引领作用 在这里面金融能做的事也很多。人们往往认为金融都是贷款和项目支持，但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金融不应当仅仅是支持经济发展，更应该起到引领作用。 要完成这一目标，你要对整个投资环境进行评估统筹。包括政治，社会，文化，宗教，法律、项目，工程等。你要对环保机构、其它投融资机构等一系列领域的机构进行统筹。 引领的内涵，包括模式引领，经验引领，战略引领和能力引领。我们建国60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的经验，可能是沿路60多个国家最需要的，比需要我们的资金还需要。我们要有这种自信，说白了咱们这套摸索出来的最适合他们，因为在这期间我们也犯过错误，吸取了很多教训，消化了很多经验理论，也创造出很多。当然我一直觉得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发展理论。 我就一直不同意有人说的中国只有5个经济学家，5个经济学家怎么能够创造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几十年发展奇迹呢？我认为很多人，包括很多官员都是非常称职的的经济学家，只是我们对经济学家定义不一样，是实实在在可操作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为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做实事的经济学家。 我们的经验、能力、模式和战略都可以起到引领作用。但是要引领是要有内涵和载体的，还是那句话，做好这一切还是缺人。关于“人才短缺”的建议 一是小语种人才，想招点小语种人才特别费劲，找英文的都有几句，基本都能沟通。小语种的人，俄罗斯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泰语、等，我们要从学校这块就要开始。 二是鼓励更多企业家去试去做，而且要在实践中去捶打。我觉得要有一个长期心态，要坚持，要有打持久战的心态。就要允许犯错误，而且要鼓励创新容忍错误。历史会给我们这代人，特别是走出去的这批人浓浓的记上一笔的。 要有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我们的继续改革开放，来自于我们自己发展，来自于我们国内的数不胜数的世界级经济学家领导的中国经济发展。 三是保持开放的心态。中国人是最擅长学习的。我们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一路学习，我们还要继续学习国际适用的经验和做法，继续改革开放。我们保持一个淡定的心态对待这个事情。 最终国家利益是一切的核心，是我们国家安全的核心、是走出去的核心，把握住国家利益这种底线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做什么事都要有一个底线思维，把利益把握住，这种利益不仅是我们的经济利益，还包括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利益等。国家安全的核心就是利益，要有大安全观思维。CCG智库圆桌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系列圆桌活动，针对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慈善研究、国际问题等话题，汇集政策制定者、学者、CCG理事、相关产业精英等召开的经常性的圆桌研讨会。讨论内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2016年1月22日 -
路东：中国制造升级关键在数控机床
▼路东，欧盟数字城市OASC中国区首席代表、欧洲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4.0时代是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工厂、数字工业、数字技术覆盖了整个产业链，过去的数字技术只控制机床，现在控制到整个产业链。 工业制造最重要的就是工艺和工差，而提升工艺、减少工差的关键在于机床。工业2.0时期是靠人，人操作机床，看图纸操作，用卡尺来检测加工部件。如果出了问题，人再重新上去修改。工业3.0使用数控机床，制造过程中人不用去做，由数控程序控制。不过，检测时还需要人操作三维监测仪，并在发现误差后，人工调整加工数据。因此工业3.0还得要用人。 工业4.0的突破在于用数控机床，加上全自动化的生产线，检测用机器人，通过激光扫描系统扫描工件，实时通信实时调整。调整后的信息会被传送给机床，机床将不断再循环，再检测。按照这种方式实时调整加工数据，在理论上工差可以做到很小。我们都知道奔驰宝马好，正是因为它们工差控制得非常好，一般在一毫米之内。国产车的工差控制没那么精准，可能有时候两三毫米，甚至六七毫米。 中国的机床工业从2.0时代一直落后到现在。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用服装、袜子、纺织品等在全世界挣到几万亿美元，按理说有足够的钱做全面数字化升级。但在2001年至2009年间中国机床业并没有注重研发，还是在买各种西方控制系统。当时一些地方政府和国企也不重视，认为低人工成本是我们的优势，所以只抓招商引资，不抓技术升级。直到2009年，在国家的推动下，机床业才开始重视这个事情，此时中国工业水平大大落后了。 尽管存在如此大的差距，数控机床仍然是我国制造业水平提升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当前，我们研发的重心应该放在数控机床的核心控制系统PLC上。这个系统欧洲人研究了60年：从数控机床开始一段一段地发展，从机床控制系统到数控生产，再到数控工厂和数控产业链。我国才研究了五六年数控机床，急不得但也等不得，因为市场认可和完善还需要时间。当前最关键的是迅速吃透西方已有的技术成果，完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研制。 更重要的是，我们亟需认识到工业4.0是数字制造技术的延伸，即工业3.0的延伸。4.0时代是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工厂、数字工业、数字技术覆盖了整个产业链，过去的数字技术只控制机床，现在控制到整个产业链，包括订单乃至整个市场，几乎覆盖整个社会活动。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1月20日
2016年1月21日 -
金灿荣：中国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近日在武汉召开的“全球治理与国家责任”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金灿荣教授在主题演讲《全球治理赤字与中国未来作用》中表示，2015年世界的形势比较灰暗，出现了“全球治理赤字”，中国未来将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金灿荣教授介绍，目前世界形势出现三大特点：一是世界经济继续低靡，二是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更加严重，三是恐怖袭击的威胁比以前严重。他认为，造成如此灰暗基调的原因，就是“全球治理赤字。”恐怖袭击、难民增多、气候问题凸显、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这些问题日益突出导致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产生。 “现在对全球治理的领导者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中国是参与者，但是不是领导者。”金灿荣教授指出，目前两大全球治理的领导者都遇到了困难，欧洲“有心无力”，美国是“有力无心”。 在金灿荣教授看来，尽管目前中国的全球治理哲学和全球治理政策还未形成，但未来中国肯定会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参与者。 金灿荣认为，中国推动的全球治理将呈现四个中国特点，中国的全球治理将以联合国为轴心，强调发展优先，强调全球伙伴关系，同时中国全球治理的政策以不干涉内政为原则。本文刊于荆楚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18日 -
汤敏：一名经济学者的公平教育梦想
嘉宾简介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我来给大家讲个小故事……”这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经常用到的一个开场白。他说的，是一个乡村学校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共同完成课堂教学的故事；或者是，一位高职学生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上创业课程的故事。 从经济跨界教育的这些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并践行着一个概念：慕课（MOOC）。它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简称，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课程的全程网络参与：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上课、讨论、做作业、考试、拿到证书。 慕课风暴始于2011年秋，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2013年被称为中国“慕课元年”。2015年初，汤敏出版了《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一书。作为国内较早关注慕课的学者，他全面阐述并践行着慕课理念。 还是2015年，他的慕课实践终于影响到政府决策，获得一个重大突破。11月18日，广西教育厅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区74个县（市）的148所农村中小学，开展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人大附中共同发起的创新式教育扶贫项目“双师教学”项目试点。 汤敏总是面带微笑，戴着眼镜，温文尔雅。他是一位时刻观察、思考着的经济学家、教育学者；他还是拥有782万微博粉丝的“大V”，不时发表着自己对慕课、对经济、社会现象的看法，还会转发些冷笑话。 他的公益创业，正在改变着中国很多农村孩子的命运。大概没有什么比《慕课革命》一书的后记，更能说明他跨界的理由与初衷：“通过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用扶贫专业的视角，用互联网的思维，在慕课中我看到许多能解决中国教育众多死结的希望，也看到了在这场悄悄的革命中，一个民族落后的危险。”城乡老师的联合课堂 “4x2－10x－14”，一个因式被写在黑板上。特别的是，黑板左边是一块电子白板，播放着另一个课堂的录像。那里，穿着红白相间校服的学生们走上讲台，分解着同一个因式。校服后背，是四个大字：人大附中。 “好，人大附中同学开始做题了，我们试着与他们PK一下好吗？”数学老师覃海礼向台下学生们发出邀请。他笑容满面，地方口音稍显浓厚，把“附”字发成了“hu”音。很快，一男一女两位同学走到黑板前，开始计算。 这是广西南宁市三里中学的一堂数学课。覃老师采用了“双师教学”法，即在课堂上适时播放人大附中数学课堂的录像，讲授一样的教学内容。于是，一位在远程的城市优秀老师，一位当地的乡村现场老师，配合着共同上课。 2015年12月7日下午，汤敏坐在这教室后方，专注地听着。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色西装，皮鞋裂了点口子。他的行程异常紧张：上午刚在附近县城参加完另一个艺术教室项目的挂牌仪式，中午赶到三里中学，晚上还要返回南宁，为第二天参加广西自治区教育厅组织的一次研讨会。 双师教学是友成基金会与人大附中合作的成果，自2013年秋季学期起试点，如今已扩展到了中西部22个省（区）的20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三里中学所在的上林县，距离南宁不过100多公里，但仍属国家级贫困县。 三里中学附近有一所小学，汤敏和同事们曾去调研。走进教室，看见的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木桌子。他问同学们想要什么体育器材，孩子们回答，排球和足球。他有些感慨，对同事苗青说：“你看，就这些东西，对小孩子来说也是宝贝呢。” 他去了另一所河北赞皇的初中。老师告诉他， 刚入学的初一班上有些同学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这些本该是在小学就掌握的内容，老师不得不在初中加班补上。如此种种，不断提醒着汤敏，在当下中国，教育差距几乎无处不在。 听课这一天，汤敏很兴奋。他看到，在黑板上做题的那位女生，第一步便将因式“4x2－10x－14”中的公因数2提取出来，正确地分解为“2（2x－7）（x＋1）”。这是覃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过的方法。 随后播放的人大附中课堂视频中，也有一位人大附中学生如此解答，得到了数学老师的极力表扬。汤敏觉得，乡村学生一点也不比人大附中的孩子差。 “23分22秒、29分08秒、33分20秒”，这是覃海礼老师写在教学简案上的精确时间点。这一节课上，他选择这几个时间点播放视频。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数字，是他前些天反复研究人大附中的授课视频后，根据项目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对人大附中的录像，我是看得越来越多，用得越来越少。”下课后，覃海礼告诉汤敏。汤敏又激动了，这正是他期待中的双师教学成果：不只教会学生，更在培训老师：“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课课示范、天天培训，它是对乡村教师进行了一次全程培训。” 试点第一学期结束时，友成基金会常青义教项目组统计了试点学校的期末成绩。他们惊喜地发现，大部分“双师教学”班级的平均数学成绩高于年级平均分。比如，内蒙古和林二中，年级平均分是39.5分，试点班则为59.7分；广西阳朔朝板山中学，年级平均分是56.6分，试点班的平均分则高达92.7分。教育改变命运 汤敏曾是一位中学数学老师。1953年，他出生于北京；5岁时，随家人迁居广西南宁。高中毕业后，被挑选进入南宁师范学院短期培训班，随后被分配到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他上的第一堂课，内容是有理数。他上得异常费劲，至今印象深刻：“备了好几个星期的课，几乎每一个字都要写下来，写了好多页纸，上完课时一头大汗。”他暗暗担心，一堂课就这么操心，以后天天上课，可怎么办？ 那时，他有些心虚。中学时碰上文革，高中一年还在学工学农学军，几乎没怎么认真上过课。高中毕业后，他插队去了一个公社，后又抽调去修防洪堤，回来只在南宁师范学院学习了一个月。虽然说是“知识青年”，但他戏称自己是“无知识的青年”。 汤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里有个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汤敏就每天搬个凳子在他的班上听课，第二天轮到自己上课时，便模仿着讲。如此“偷师”，汤敏硬是听了一个多学期。 后来，他还成为数学教研组的副组长。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只要跟着好老师，哪怕只是模仿，也是一条捷径，“开始就走对一条路，会受益一辈子”——这也是他发起双师教学实验的信心所在。 双师教学模式的直接启发，来源于神十宇航员的一次“太空授课”。2013年6月，航天员王亚平从太空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展示了单摆、陀螺，还用一个水球做出了一颗“红宝石”。 受此启发，汤敏开始筹划一个新型远程网络教育项目。他想将全国最好学校的课程，送到最差的那些乡村学校中去。当他把这个想法向一些教育人士咨询，得到的却是，“几乎所有做教育的人都不太相信这种办法有用。” 一位教育局官员甚至当着他的面说，“教育，还是校长来搞比较好。”这句话的潜台词在于，因材施教，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人大附中与乡村学校，两端师生基础差距太大，不可能对接。 汤敏夫人左小蕾是个急性子，因此有些愠怒。汤敏却正好相反，耐心且温和，就连左小蕾也几乎从没见他生气过。他是这样说服对方的：“第一，我们得试。第二，我们相信，同样的学生，有好的老师会比差的老师要好。第三，不需要跟人大附中的学生比，我们跟自己比。比原来好，不就可以吗？” 汤敏几次找到同是国务院参事的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问能不能把老师的课拿到全国让大家都听。最终，刘校长同意合作。两人共同商定，选择教材版本更通用、更容易讲解且提升较快的数学课堂作为试点。 人大附中的数学课堂，让汤敏自己都受益颇丰。他当老师时，讲究“师道尊严”，要板着脸，不能和学生太亲近。人大附中的老师们，则亲切地俯下身，称呼学生为“孩子们”。第一堂课，人大附中老师讲的是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历史上的数学名人。这不在教纲里，是他们自己补充的。一位南宁退休教师因此感叹，他们当时想都不会这么想。 “他做这件事情，是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来提高教育的劳动生产率，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左小蕾说。两人是武汉大学数学系同学，可以说是教育公平的受益者。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汤敏从南宁考入武汉大学，同时攻读数学和经济。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当了5年中学教师的汤敏参加了高考。那时，广西市规定25岁以下考生才有资格报考，这意味着，这是汤敏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考上大学，这位中学教师的人生从此转向。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获得国际金融与贸易、计量经济学博士。随后，他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2010年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2011年4月，他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可以说，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身为经济学家的汤敏，一直对教育念念不忘。早期的创业课程 2011年夏天，还在英国伦敦留学的女学生彭天，在一个地铁站出口见到了汤敏。他穿着简单的西装外套，朴素而正式。两人走到附近一家小小的中餐馆，只有四五个细长条沙发。汤敏出钱，请彭天吃了龙抄手和其他中式小吃。 汤敏向彭天提起“创业咖啡”的想法。他在美国参观创业大街，发现投资人和年轻学生们一起在咖啡馆里讨论创业。他还在广西师范大学参观过一家咖啡馆，学生自己集资创业，贫困的女学生担任服务员。但学校没有创业课程。 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年轻的汤敏也进行过小小的创业实验。那时候，图书馆杂志少，看的学生多，总是供不应求。他们一帮同学自己出钱，订《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再租借给学生，两分钱一天。他们甚至买了一台洗衣机，洗一桶衣服五分钱。 于是，他想将咖啡馆打造成创业孵化器——让咖啡馆里发生好的创业课程，分享给其他地方的咖啡馆。那时，大学里几乎没有创业课程。想创业的学生们，可以在咖啡馆里学习、商谈，将理想变为现实。 如果非要追根溯源，启发他的是原来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发展基金会的工作经历。正值世界金融危机时，他参与了很多国际远程视频会，以传递、分享信息。在他看来，基于互联网的远程视频技术已非常成熟，潜力巨大。 他邀请彭天回国执行这个项目。理由有许多，其中一条带着“诱导”性，“你看，印度人普遍会说英语，能通过互联网分享最好的内容，多少年后，我们怎么和他们竞争？” 那时候，彭天不是太感兴趣。她本科在北京大学，课程资源应有尽有，很难想象其他高校的贫乏状况。不过，她被汤敏言语间流露出的紧迫感打动了：“他真的在为国家和下一代人的未来感到‘捉急’。” 第一次创业咖啡课程，启动于2011年10月。地点设在北京大学一间教室，连接上不同大学的咖啡馆。第二年，这个社团活动提升为北京大学承认的通选学分课——友成得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章政副院长的支持，改造了一门原有课程《社会企业家精神培养实验》。 友成请来的师资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教授；新东方的徐小平、王强；宜信公司的唐宁等等。期末考试时，学生们分组拿出自己设计的创业项目计划书，由学校请来当地的企业家评分。优秀者，可获得友成基金会提供的“社会企业创业实践种子基金”。 如今，已有约100所大学引入了这门课程，包括许多教育资源不那么丰富的二类、三类本科和高职高专——那些彭天之前都不曾听说过的学校。 有一次，彭天为各地学生创业社团报销开支时发现，一所学校的海报打印费用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她追问，对方回答说，校园里只能打印A3黑白海报，如果要打印友成提供的A2彩色海报，要骑着摩托车到镇上去打印——这是她第一次对于创业课程在不发达地区的覆盖面有了认知。 2012年前后，汤敏开始关注“慕课”。那一年被《纽约时报》命名为“慕课元年”。由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创立的Coursera在线免费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手的edX网络在线教学计划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慕课平台。 那时，创业咖啡课程已创办一年。不过，与高大上的世界慕课潮流不同，汤敏认为，中国慕课应该走另外一条路，即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中国慕课应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也是他开办创业课程、试点双师教学的初衷之一。 “从汤老师身上，我能感觉到，在技术和意识无限开明的时代，我们确实可以求仁得仁。我们所追求的，确实有路径去实现或无限接近。”彭天说。她负责的创业咖啡，计划进一步扩展课程，将网店店主、微商店主等也邀请上讲台。差距与公平 “假如印度10年后有几千万哈佛、麻省理工，或世界最好的职教慕课毕业生，我们怎么办？”这是汤敏总拿来说服旁人的口头禅、撒手锏之一。凡是谈到慕课，他言必拿印度这个体量、规模与中国相当的国家作比较。 汤敏曾看到哈佛大学edX的一个统计数据，中国学生仅仅是印度学生的一半，拿到毕业证的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在Coursera中，印度学生占比约为10％，仅次于美国学生比例。还有一位17岁的印度男孩阿莫尔·巴韦，因为在edX《电路与电子学》课程中的考试得分在前3％之列，被麻省理工学院破格录取。 他非常担心，在这一轮教育革命中，中国将被印度抛在后面。 从美国毕业后，汤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亚洲开发银行。这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宗旨是通过发展援助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消除贫困，因此，他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 他曾负责孟加拉国工作，分析该国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他看到，很多人家里只是一个草棚，没有床，没有炉子，就搭起一口锅。有铁皮屋顶的，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 孟加拉国还常有“罢工”，往往是示威游行、罢工罢市、打砸抢烧一起上。“看得多了，就会思考，如何不让自己的国家变得这么动荡、这么贫困？” 他也曾被中国农村的贫苦当头打了一棒。他在南宁市区长大，父母是知识分子，没怎么受过苦。直到插队时，才发现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床板、蚊帐、席子，没有什么家具。农活不忙时，只能喝玉米粥。粥喝不了多少，撒两泡尿后就没了，却还要连续干好几个小时的活。 偏偏，温和的他同时还是个倔强的人。一位与他一起插队、修防洪堤的同学至今记得，有一次，汤敏走路都摇摇晃晃，还坚持在堤上挑土。被连队指导员发现，押着去了卫生院，一查体温，40度。打完一瓶点滴后，他又回到大堤上。 到了武汉大学，汤敏第一次看到展示现代化社会的外国电影。启程去美国留学，他被洛杉矶机场里的厕所震撼了，“那时候中国的厕所都脏得不得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干净、漂亮的厕所。” 整个前半生，他行走在美国、中国与孟加拉、越南等国之间。所见所闻越多，越发感到差距、平等这些词语的涵义。作为一位经济学者，他的博客中充满了创业、融资、通胀、中小企业等关键词；他还和几位经济学家一起，仿效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小额信贷模式，在山西一个小山村搞起试点。 他也越来越坚信，一个国家的进步，核心在于教育。1998年，他因一封建言高校扩招的信被国家采纳，被称为“扩招之父”，从此介入教育问题，亦因此毁誉参半。最近5年，他以创业咖啡、双师教学等项目，正式跨界教育。学者的“野心” “听说，您打算支持基金会50万块钱？”12月8日下午，在广西南宁一处古色古香的办公室，汤敏与一位有意资助的企业家喝茶、商谈。他似乎不太适应这类对话，说到50万时，声音略微轻了一些。 这位企业家很年轻，发型吹得高高的。他一口答应下来，但提出了若干条件：共同冠名、挂牌、请政府相关部门背书等等。汤敏和同事苗青，仔细听着、略微点着头，大致了解后便起身告辞。 “我自己不太会去找钱。”汤敏笑着说自己不太会“忽悠”企业家。不过，在苗青看来，这天已经是汤老师很大的突破了，以前他从来不会说到具体数额，为此汤敏还曾向她抱怨，“怎么办？我总是不好意思跟人家张口要钱。” 目前，中国公益界常常还是“看眼泪资助”，捐助能亲眼所见的校舍、硬件比较容易，培训师资这种不可评估量化的事儿，很多人犹豫。还有企业家说，培训老师应该是国家的事情。汤敏总是回答：“大规模推广，一定是国家的事情。但前面这些试验、探索得由公益组织来做，所以，需要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改革。” 一旦捐助有戏了，他就开心地给下属发信息，“咱们有钱了！快来写方案！” 汤敏好说话，常有企业家们冲他和夫人左小蕾的名声而来。有人问企业困难怎么融资，有人想上市向他请教，还有人要规避风险。汤敏的原则通常是，先谈慕课，再说经济。 “我的强项是，有很多新的想法和主意，有能够融合各界的资源；但我不是执行管理型人才。”汤敏如此评价自己。加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5年来，他从一个学者变成半个企业家、半个公益人，开始学会怎么把一个理想、乌托邦，慢慢变成一个现实。 他毕竟是一位经济学家，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天真。曾有同事提议，双师教学应该设置一些门槛，比如，项目学校也应该出一部分钱，或是请当地教委、企业家配套一些资金。汤敏很为难，表示反对，都是贫困县了，哪里还能让别人出钱？ 双师教学项目推进时，汤敏曾雄心勃勃地提出“百校计划”“千校计划”，希望尽快达到成百上千个项目校。他想当然地以为，人大附中这么好的课程，老师们怎么可能不感兴趣呢？ 事实上，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当地老师的参与度多少，还是靠本人自觉性。友成发放的一些教师账号，发现有一部分压根没有后台活动。这意味着，有一些当地老师，只是慕名跟风要去了账号，却没有真正使用。 汤敏承认自己过于理想主义，他立刻建议步子放缓，并开始考虑从学校和制度层面如何给老师以激励。后来，友成也启动了项目学校的淘汰机制，对那些参与度低的老师，将适时收回账号。 “他是个很讲理的人。”彭天说。如果实在做不到，他也不生气，“嘟个嘴巴”而已。 汤敏和友成，正在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常青义教计划，请城市退休高级教师送教下乡；电商扶贫培训计划，将慕课理念引入农村电商培训；教室艺术普及教育，探索在乡村地区运用慕课进行大规模艺术教育普及；电子书包项目，为乡村学生配发平板电脑，实现提前预习、上课讨论模式的翻转式课堂；千千树幼儿园，面向打工子女和农村儿童的优质、示范性、平价幼儿园…… 他想做的还有更多。比如，办一个网上保姆学校，培训家政服务员；筹办一个网络大学，实现职业人的终身教育；他甚至还设想过与军队合作，给退伍转业军人提供创业培训。他也明白，目前的试点模式，与真正的慕课模式还有差距，需要再试验、再提升。 他颇有信心：“我心目中的教育理想状态是：第一，教育更公平；第二，教育更创新，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第三，教育真正惠及所有的人群，而不仅仅是在校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教育能做很多原来做不了的事情。”本文刊于《中国新闻周刊》，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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