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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如何实现东亚持久和平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作为本区域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责任就是追求这个“非常态”。追求这个“非常态”，要求中国不能对环境作出简单本能的反应，而是要用大历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来处理。 很多研究发现，区域内军事化的速度正在加速。实际上，在过去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东亚地区既是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也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区域。上世纪90年代初起，中东开始陷入乱局，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失败国家，恐怖主义力量迅速崛起，危害到世界各国。欧洲经历了从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政治剧变，到东欧地区局部战争，再到今天的难民潮，而日益加剧的恐怖主义活动(无论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使得往日世界民主典范的区域今非昔比。非洲和拉丁美洲不时发生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冲突，而社会经济发展更是停滞不前，充满危机。 东亚地区是如何实现和平的呢？这个问题是西方主流社会一直回避的问题。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界、政策界和政治界尽管表面上对东亚稳定表示了高度的关切，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来回答东亚和平的问题。但对东亚社会来说，必须回答“东亚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这个问题，因为通过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意识到和平的来之不易和今天东亚所处的危险局面。至少如下几个因素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和平。 中国崛起产生巨大影响 第一，全球化。1980年代开始，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波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其中大力推动。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本来就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自然成为东亚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第二，自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内在部分，而且中国也通过改革自己的体制和世界体系“接轨”。第三，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本区域内部各国政府都聚焦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四，在这段时间里，经贸话语是本区域的主流话语，战略话语居于次要位置。 在安全方面，在这段时间，中国不仅和平地解决了同俄罗斯、越南等国家的陆地边界问题，还形成了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六方会谈”等区域多边组织，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多边协议。这些都有利于区域的安全。在经贸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谈判和缔结，带动了整个东北亚和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形成了东北亚三国和东盟之间的三个“10+1”体系及其“10+3”体系；同时中国和美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飞跃发展，形成了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美国”。 为什么没有多少年东亚局势就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这里也有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这是一种自然而非人为的结果。传统上，东亚社会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即所谓的“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一个和平贸易体系。 不管这个体系的利弊如何，它毕竟存在了数百年。这一事实至少说明了一点，大国和小国之间尽管事实上不平等，但是可以和平相处的。中国周边那么多小国，没有一个成为中国的“殖民地”，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东亚的局势变化是否是因为中国的外交从“韬光养晦”走向了“有所作为”，或者如西方所说的从“温和”到“咄咄逼人”甚至具有“侵略性”了？也不见得。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对区域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和中国领导层的意向没有多大的关联。从很大程度上说，本区域的现存秩序是近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向东亚的一个“延伸”。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打败，失去了其大量的地缘政治利益；现在中国崛起了，又自然会影响其地缘政治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之上的秩序的形成。 中国领导层所能做的就在于如何理性地管理自己的崛起过程。这方面，中国的领导层也一直是有高度意识的，早期提出了“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道路，近年又提出了意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随着中国的崛起，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一直高涨，但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毫无责任地鼓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也一直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直到最近才变得主动一些。 当然，中国的一些做法是否最佳是可以继续检讨的。国际社会一直紧盯着中国行为的每一细节。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也是好的压力，可以促成中国避免犯不必要的战略错误。不过，域外国家和区域内一些国家的行为更需要检讨，而这样的检讨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出现。美日等国缺乏自我检讨 在中国被普遍视为“威胁”的情况下，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其他国家的行为，往往在不被检讨的情况下被视为“正当的”甚至是“正义的”。实际上，东亚局面的出现是各国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果域外大国和本区域国家不能检讨自己的行为，就会犯重大的战略错误。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检讨。 首先是美国的战略误判。东亚局势在没有美国和有美国、美国是持中立的立场还是“选边站”的立场的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美国，或者美国持中立的态度，本区域国家就自然会知道如何向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进行政策调适，形成一个比较自然的区域秩序。 尽管中国在崛起，但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中国要挑战美国。中国并没有自己版本的“门罗主义”，没有想着把美国赶出东亚。恰恰相反，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当世界警察，希望美国当一个好警察。中国和美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相反，中美两国之间至少在经济上高度互相依赖；并且在众多的区域和国际层面，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美国的问题在于其同盟战略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同盟战略，反而开始把中国视为其竞争者甚至“敌人”，也就是同盟的对象。 其次是日本统治精英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也就是把国内问题的困难转化成为外部问题。例如，小泉在其任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现在的安倍也是如此。日本一直在指责中国1990年代初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认为这是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日本的政治人物从来没有检讨，自己的行为是如何恶化中日关系的。 其三，区域内一些小国家任意“挟持”美国，随意挑战中国。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些小国家也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或者主动地或者受其他国家的鼓动，而挑战中国的事实。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尽管中国和这些国家一样，一直在主权问题上不让步，但自邓小平开始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持开放和灵活的态度来处理主权问题。但所有声索国并不理会中国的倡议，转而寻求域外大国的帮助来制衡中国。这不是问题的解决，而是问题的开始。 其四，从外交政策的话语看，本区域的主流外交话语已经从以经贸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转变成为以军事防卫为中心的体系，这种转变也在深刻影响着各国的军事外交战略。 避免冲突需理性和耐心 现在各国似乎已经走上了预防战争的阶段。当日本等本区域大国陷入西方战争逻辑的时候，中国则在拒绝和抵制，尽力避免陷入战争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所显示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作为本区域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责任就是追求这个“非常态”。追求这个“非常态”，要求中国不能对环境作出简单本能的反应，而是要用大历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来处理。 对待美国，中国既不能学苏联，也不能学今天的俄罗斯。中国具有来自其文明传统的足够耐心。美国相对衰落已经很多年了，也很难挽回这个趋势。如果美国不改变今天这样的战略，其衰落的速度会更快。只要中国不直接挑战美国，美国就很难找到一个真实的“敌人”，其“重返亚洲”除了浪费巨大的人财力资源之外，不会有其他更实在的收获。中国所需要的仅是加快和强化国防现代化，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 崛起到今天，中国更没有必要在意一些小国家的挑战，因为这些挑战构不成对中国的致命威胁。举个比喻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大河上的一条大船了，大船就不能随意改变方向；如果随意改变方向，其他小船就不可能行驶了，搞不好会弄翻小船。中国这条大船应当稳步前行，让其他小船来逐渐向自己调适。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会是和平的崛起，也是东亚地区持久和平的保障。本文发表于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2月25日 -
王辉耀：春运压力背后是农民工留城难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截至2月15日，我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送旅客已达13.8亿人次。虽然我国高铁里程建设已经达1.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面对春运期间巨大客流依然力不从心。 解决春运忙问题，根本上是解决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问题。春运集中体现了农民工回家团聚的奔波疲态。如果说春运是我国人口红利特殊历史时代的产物，那“人口红利”是否必然产生如此巨大的“人口洪流”？答案应是否定的。春运洪流的产生，多数能从制度层面找到原因。农民工需返城再返乡，主要因为无法获得城镇户籍、无法购买城镇住房，在制度束缚下“被漂泊”。 依据全国多数地方现行户籍制度，人才落户和买房落户是获取城镇户籍的两种主要形式。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缺乏房产购买力的农民工显然被排除在外。土地制度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另一障碍。我国宅基地为集体所有制，除极少数地区外，土地获取以分配为主，不允许流转。没有交易市场，宅基地便没有价值。农民与市民不同，没有名下增值的房产可变现，也就没有在城镇买房的购买力。孱弱的老人和留守儿童构成农村生活的主要群体，衍生的民生、文化问题触目惊心。 以更宽角度看，我国应探索更人性化的人口管理方式，让农民工春节时在城市中与家人团聚。政府新近提出的“农民市民化”和“减少留守儿童”等政策指向表明城镇化趋势不可逆，要从细微制度上开始改革。我认为可以从三点着手： 第一，放开农村宅基地流转限制，让农民享受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分离，允许长期不在农村居住的家庭出让宅基地所有权。取消对集体所有制土地只能卖给农村的规定。 第二，可大幅度放宽农民工落户限制。建议直接放开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农民工落户。只要农民工有稳定就业单位满1-3年，即可办理城镇落户、允许父母投靠落户。 第三，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城乡一体医疗保险，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很多城市允许农民工子女就读，但不少硬性条件农民工无法满足。比如提供连续社保证明。农民工工作连续性差、福利待遇低是很普遍的状况，建议全面取消这些规定，对连续工作满一年的农民工子女无条件接收，享受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 第四，二三线城市积极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吸纳农民工劳动力转移，促进房产去库存。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2月17日
2016年2月22日 -
陶景洲：由“误会”开始的人生 | 理事风采
▼陶景洲，1958年生于安徽。1982年留学法国，1984年在巴黎第一大学深造，1991年取得法国执业律师资格。曾担任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律所美国高特兄弟的亚洲区执行合伙人和全球董事会成员，曾被《钱伯斯全球2010》《钱伯斯亚洲2010》《钱伯斯全球2009》等评为“卓越和倍受尊重的职业律师”以及“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2011年开始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我上大学是一场“误会”，读法律是一场历史误会，当律师也是一场历史误会。 三个误会 我上大学是一场“误会”，读法律是一场历史误会，当律师也是一场历史误会。 我本来应该下乡两年，而父母非要我考学。当时可以报三个志愿，我报了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后来，我妈妈偷偷到县教育局把我的第一志愿改成了安徽大学。之后某天我到教育局长家玩，他跟我提起说我妈把我的志愿给改了。我说：“不行，这是我的志愿，我要再改回来。”于是，我改回来，上了北京大学。 我当时报的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接到通知却变成了北京大学政治法律系。政治法律系听都没听过，到了学校才知道，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必须根正苗红才能读。 大学毕业后，我父母想让我回安徽，我却要考研究生。当时有出国预备研究生和在国内读的研究生。我觉得出国研究生可能比较难一点，就考了出国研究生。 我是1982年7月14日到巴黎，到了就被派到外地学了一个多月的法语。加上出国之前培训的三四个月，总共也不到六个月，进了大学很多课都听不懂。 当时，我买了一个收音机和一个磁带机，把法国电台里的法语节目录下来，反复听，听不懂的就去找同学帮我听一下。那时我也得到了贵人相助，一个传教士总希望我能够信基督教，一天到晚来跟我说话。我就听他说，而且他每次都会给我讲解法语，分析怎么断句之类的，帮助我提高了语言。还有就是扎在法国学生堆里，一天到晚跟着他们，听他们说话。可能他们一个晚上都在说话，而我一句话也插不上，但不停地练习自己的听力，也是一个提高法语的方法。 后来为了留下继续学业，我决定自己想办法赚钱。我去找了一个对我特别好、退了休的教授，跟他说了我的想法，说我想找工作。他答应帮忙。我就说了两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有一个他比较熟。于是，我就进了这个事务所实习。实习之后，我就爱上了律师这个行业，对原来学的行政法也不那么感兴趣了。因为行政法的具体实用价值太低，而律师相对来说实用价值更高一点，所以我就毅然转行到商法这个领域。 在事务所实习，接触的都是商法，我就自学了很多关于法国商法、公司法、民法的一些东西。做律师，一开始是生活所迫，之后则是自己的选择。这么多年来，许多地方曾经让我做这事那事，但我觉得我只会做律师。 与意大利时装界巨子贝纳通合作，帮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巧合。当时他们到我所在法国的事务所商谈他们在法国的投资，我就认识了他们。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想到中国投资，问我能不能帮忙联系。我答应后，他们就让我先去威尼斯见他们的总裁，说服他到中国投资。见过总裁之后，我就回来安排他们到中国做生意的事情。 当时，中国零售行业是不开放的，只允许外国在中国生产，不允许在国内销售。所以，要进口服装在中国卖几乎不可能。最早我们帮贝纳通联系驻华外交人员服务部，这是一个免税机构，只允许外交官和驻华外国人进去购物。我们就和中国免税品公司合作，让他们接受贝纳通的服装进店销售。 中国的零售业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逐步放开，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在经济上采取了更加开放的模式推动发展；二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造成苏联政治上的不稳定，降低了投资者对它的投资兴趣。 1991年初，我觉得到了应该回国发展的时候，因为柏林墙倒塌证明了未来的资金应该会流向像中国这样经济上开放的国家。 出去是为了回来 我出去时就觉得出去是为了回来，是为了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1991年，我回到中国，回来时的正式身份是一家美国保险公司的首席代表。因为当时中国在律师事务所这一块是不开放的。直到1992年5月，中国司法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才出了一个规定，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开业。 1991年，我回来时加入的高特在中国的办公室一共四个人，发展到最后，有六十多个人，都是我的团队。 当时回国也有个人发展方面的考虑。我们主要是代表外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如果我人在巴黎，对方要带我来中国谈判，就需要考虑成本问题，因为他要付我机票和酒店的费用。而如果我在北京，他们就没有这些开支了，只需要支付我的时间成本，我就能更容易介入到一些项目的谈判过程中。而且，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事务所很少，大家也刚刚开始了解中国，所以，不经意就可能会见到世界上最大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而如果在巴黎，可能永远见不到他们。到中国来，他们会找我们这些年轻律师直接谈一些问题，接触就会更多一点。另外，回来以后，一些世界上的政要到中国访问，可能都会和我们见面，但在当地，既见不到总理也见不到总统，回来以后比较容易见到这些高级官员。 回国后我接手的第一个比较有名的案子是麦当劳在中国北京饭店附近建的第一家店。这家店不是麦当劳自己所有，是与北京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合资的项目，因为当时国内要求必须合资。 我们的工作是负责起草合同。因为有中国企业参加合资，而且麦当劳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品牌，中国政府很重视，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个项目没建两年就出现了重大问题。建店之后，李嘉诚把这家店所在的那块地买了下来，让麦当劳搬走。我们主要处理该不该搬家，搬家应该给什么补偿的问题。 麦当劳是一个符号，只有在消费水平逐步上升，而且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快时，麦当劳才会进来。麦当劳进来时中国并不是那么开放，但这肯定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在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往前推进。 开放，需要技术上的革命。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了很多失败。造成这些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很多企业还没有学会走就想跑，有些企业是想一口吃个胖子，而有些企业则把走出去作为政绩。这些都是错误的指标。企业在决定走出去之前，要仔细衡量走出去的方方面面，要算一本经济帐，而不是说为了，在报纸上宣传一通，或者是国营企业老板会因为这个合同升一级，就盲目的想做大。 二是缺少管理国际跨国公司的人才。很多土生土长的企业领导者可能还无法管理一个跨国公司、一家跨文化的企业。他们虽然了解在中国的办事风格，却并不一定了解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有时候按照中国的办事方法去做国际上的事肯定要失败。另外，出国留学的一些海归也是半瓶子醋，在国外可能待了一年镀了一层金，就算出国留学回来了，但这个金镀得不够水平，随意擦一下就掉了，经不起风吹浪打。要把管理企业的担子交给他们，也有一定风险。 海归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他们无形中帮助中国和世界建立了一个高速公路。如果没有留学生，中国与世界可能就像两座高山之间没有桥一样，需要绕很弯的路，浪费很多人力物力。现在，我希望通过海归们能够发展起来。也希望社会能给他们一个特别发挥想象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地去发明、发现和创造，并能多容忍他们有特别多的失败。只有这样才能够发展起来一些新的技术革命。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王辉耀/苗绿，中译出版社
2016年2月22日 -
郑永年：中国必须要警惕和美国的经济战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经济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从积极面来看，迄今为止，美国维持了其经济制度的先进性。 最近美国金融家索罗斯一番做空亚洲货币（解读成“人民币”）的言论，引起中国国内的巨大反响。索罗斯在1992年大规模做空英镑而打败英格兰银行，1997年做空泰铢而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其言论一出就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实际上，即使他没有这样说，人们也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做空引起足够的注意。 这里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索罗斯会不会做空人民币？做空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一旦像索罗斯那样的金融炒家发现有机会，必然就会使用这种工具。想做空人民币的大有人在，并不存在一些人所描述的西方“阴谋论”。在市场经济里面，金融炒作没有阴谋。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些炒家会如何行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每一个个体都是根据自己的理性判断而行动。这些行为是否有“恶意”不是他们须要回答的问题，他们只关心做空是否可以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第二，索罗斯们能不能做空人民币？宣称要做空人民币等于有能力做空人民币。这些金融炒家也有输得很惨的时候，只是媒体关注的是其成功的时候。现在中国各界关切的就是索罗斯们能否在做空人民币方面取得成功。人们对索罗斯的言论群起攻之，认为其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输得很惨。 这个预判或许正确，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状态的错判。索罗斯和其他很多西方投资者或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是依靠媒体所提供的观点。索罗斯的言论的确反映了西方媒体最近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不过，正如很多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尽管下行但并不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第二是索罗斯们对中国经济体量的错判。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并不是金融炒家可以随意做空的。第三是索罗斯们对中国政府决心的错判。中国政府和经济的关系绝非是西方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前者具有巨大动员能力来干预市场，并且，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共对中国经济所承担的责任，不是任何西方政府所能相比的。 不过，问题只是那么简单吗？在诸种讨论中，大家忽视了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为什么索罗斯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做空人民币？如果置于更大范围的当今地缘政治背景下来考量，就可以转化成为另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和美国发生一场经济战？在这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压力既来自像索罗斯那样的西方资本，也来自西方政府。这两方面有关联，但也有区别。 涉及整体经济安全 索罗斯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包括一、中国的崛起被西方世界广泛视为是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现存秩序的威胁；二、中国的外交行为被视为开始具有侵略性；三、近来中国经济下行，国内各方面的矛盾浮现；四、中国经济金融监管的很多方面（尤其是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失误。做空中国是在中国被视为对世界秩序具有威胁性，而中国经济本身又出现脆弱性的时候产生的。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机会。如果从这个视角看，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就不仅仅是如何防范金融风险了，而是涉及整体经济安全的问题。 资本趋利的本质促使其寻找各国经济金融监管的漏洞和脆弱的地方，通过做空等手段获利。但如果资本对哪一个国家的政府不满，这种炒作会更具冒险性（利益＋情绪）。西方政府对中国的不满，也会促使它们利用和动员其经济力量来挤压中国经济。资本和政府的力量有时各自行动，有时则会结合起来。当两者结合时，就可以对目标国家产生巨大的负能量。面对来自西方政府和资本两方面的力量，中国如果操之不当，就会酿成无穷的恶果。 美国和中国进行经济战的可能性，就在于美国必须具有足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即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维持其霸权地位，经济战只是其中一个有效工具。人们常以为，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美国的经济力量远较军事力量重要。首先，经济力量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在冷战期间，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也有能力和美国一较高下，但因为前苏联经济力量不足以支撑其庞大的军事力量，最终解体。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大的国家，这需要有效的经济力量的支持。 其次，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是两个互相关联和强化发展的过程。美国不存在国有企业，所有技术创新都在民营企业进行。政府庞大的军事投资都投向民营部门。军民技术之间的灵活转用使得两者同时进步。其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和庞大消费市场，在其他国家看来都是最强大的软实力。前苏联所以败北，主要是因为前苏联集团的经济势力不够，各国都实行计划经济，不仅各国内部经济依赖行政和政治力量来整合，各国间的关系更是依靠武力和意识形态来维系。美国则不一样。真正把西方集团维系在一起的不是民主，而是市场经济，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对很多国家尤其是小国家来说，接受了美国的经济力量或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接受了美国的领导地位。 经济是美国霸权的基础，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其经济霸权地位。从积极面来看，迄今为止，美国维持了其经济制度的先进性。尽管美国的资本主义也经常制造经济危机，或者不能避免重大的经济危机，但每次危机过后，美国的经济制度都能得到有效恢复。从负面来说，美国也经常使用不当的手段来大力打压那些具有实力挑战美国的经济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日本经济崛起，大有挑战美国的势头，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日本经济（例如迫使日元升值等）。美国打压来自其他经济体的挑战，其手段无所不有，无所不用。现在，美国再次面临中国经济崛起，其对付中国经济的手段也呼之欲出。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困局迫使其通过大量货币宽松政策，向世界其他经济体转移经济危机，致使欧元区经济体遭受严重打击。世界各国为了防止通缩为症状的经济萎缩，纷纷采用货币宽松政策，大量印发钞票并借入大量廉价、低息的美元。去年底，美国在其实体经济刚有起色时，即采取加息政策，再将全球资本吸引入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及推动科技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其他国家基本缺失还手之力，新兴经济体遭受的负面影响极其惨烈。 TPP针对中国 美国所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更是针对中国的。TPP从理论上说是为了创造比世界贸易组织更自由的自由贸易体制，但从今天的情况看，TPP俨然就是美苏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集团”，即排他性的贸易集团，贸易只向自己的盟友开放，而把所谓的“敌人”排挤在外。TPP通过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把中国排挤在外，而把像越南和马来西亚等远较中国落后的经济体包括在内，针对中国的性质不言自明。尽管TPP的实际效用仍不明朗，但美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说明的，TPP的目标是制定世界经济活动的新规则；如果美国不制订新的规则，中国就会制定。言下之意，TPP就是为了剥夺中国对世界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权。 更应当引起中国关切的是TPP背后的美国资本运作能量。美国资本从一开始就在TPP背后，尽管美国政府在前台活动，但主导TPP议程的从来就是美国资本。每次政府间TPP谈判遇到困难，资本总能运作推动下一波的谈判。这使得TPP谈判过程充满动力。就是说，TPP是美国资本动员起来对付中国的国有资本。在很多年里，美国资本对中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竞争感到压力，或者认为中国国有资本的不公平竞争，或者认为中国的竞争主要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经济考量。从这个角度看，也很容易理解TPP主要是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 中国更不能忽视资本和战争之间的关系。资本需要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不喜欢战争，但经济竞争经常导致冲突和战争。当资本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而自身不能对付时，就会借助国家能力来应付竞争对手。并且，一旦资本和国家权力（包括军事力量）结合起来时，冲突和战争更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的经济战，但面临三个巨大的挑战。第一，中国以何种方式和什么样的速度追求国际经济的领导权？第二，在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过程中，自身的经济金融管理水平如何跟上？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要追求国际经济领导权，就必须深度融入国际经济，而这个过程中如果管理水平跟不上，就会给美国或西方很多机会来“做空”中国经济。 这两方面的矛盾实际上已经显现。例如，美国在守株待兔式地等待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方面出现很多失误的机会，包括中国对外投资的阻击、人民币离岸业务及做空机制、离岸人民币与在岸人民币汇率差价的投机行为等。股市沪港通及深港通的开放程度和国际期货业务的开展，在客观上能够推进中国的金融发展，但由于中国专业人才结构和经验不足，管理及技术水平极其低下，出现了无穷的问题。从去年股灾及今年初的资本市场表现都说明了这一缺陷。对政策从预估、制定、实施、监督、反馈及反应机制，调整均无法满足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要求。中国不仅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更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来应付可能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及其国际化将可能是消耗国家财富的最大漏洞，更可能成为美国打击中国经济的突破口。 第三，中国单一的政府能力如何应付美国全方位的能力？美国可影响中国的力量是全方位的，包括政府、经济（国际资本）和社会力量（非政府组织）等。索罗斯们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力量，而是经济和社会力量。但中国只存在政府力量，经济和社会力量要不没有发展起来，要不被限制发展。这使得中国政府在回应外在力量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全球化时代，正如国际资本名正言顺地渗透到中国经济一样，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会不断渗透到中国社会。千千万万个索罗斯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并非单一的政府能力所能应付的。 因此，从短期看，中国政府的确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应付可能的经济战，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使用非常规手段。从长远来看，则必须考量改革的方向，调整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当市场和社会力量也成长壮大的时候，才能有效遏止和弱化国际资本或者非政府组织“做空”中国的动机和能力。本文发表于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2月22日 -
沈南鹏：望本港出政策 支持年轻人创业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13位「年度面孔」获选者的报道我们会在微信公号上陆续放送今天是第三篇，年度投资人，沈南鹏年度投资人 沈南鹏获选理由因为沈南鹏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坚持「价值投资」10年，关注企业的真实价值，帮助创业者成长, 专注用科技创新改造中国人的生活。《人物》2015「年度面孔」系列视频——沈南鹏拍摄现场拿起去年的《人物》年度面孔特刊，沈南鹏第一眼认出了艺术家蔡国强。在他的办公室挂着芒克和王琪博的油画，他很欣喜自己的艺术品位为人发觉。他的办公桌上摆着的书是《蒋勋说宋词》和《艺术的故事》。听说今年刘慈欣同样入选年度人物，他显得很高兴：你们约到了他！互联网圈都在读他的书。只要你还在创业，绕来绕去都会遇到红杉一身中式西装的沈南鹏先生走入办公室，他刚刚打完一个会议电话，姗姗来迟。为了保证采访时长，他将原本定在中午的另一个视频拍摄挪到下午3点。在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以下简称「红杉中国」），时间是一种比资本更稀缺的资源。「Return on capital（资本回报），这是所有基金（都看）的。但是我们也看另外一个词，就是return on time（时间回报）,」沈南鹏说，「hourly（按小时）。」沈南鹏很看重这种「职业精神」，尽管现在红杉中国已经有一百多人，他非常注重所有成员，无论是法律、财务、行业投资团队，都必须步调一致。「如果任何一个人没有很好地反映出整个红杉的投资文化的话，都会打低我们在创业者面前的分。」沈南鹏说。确保团队的纯度，是红杉中国这支为期10年的老牌基金在建立之初博得投资人信任的筹码。2005年，创业成功的沈南鹏离开自己担任总裁兼CFO、市值10亿美元的携程网，创立红杉资本中国基金, 首期募集两亿美元。两年后，红杉再筹7.5亿美元，主投信息科技、消费和医疗健康等行业，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数字。同年，百度市值仅36亿美元。募集这笔钱时，沈南鹏面临一定的挑战。现在名满天下的大众点评、奇虎360、诺亚财富、高德，在当时都还是商业模式尚在试水中的「小」公司。2007年时，360刚开始在杀毒上发力，还没进入浏览器和搜索市场；大众点评还只是Web2.0的一个餐饮评论社区。基金创立2年，红杉投资的企业都还处于企业发展早期。没有人相信评估报告上对它们的估值，即便这些报告以最保守的方法估算。现在回看，从个人电脑到软件、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道路清晰自然，但在这背后走上「岔路」而逐渐销声匿迹的基金和创业公司不在少数。事实上，在移动互联网出现前，大洋对岸，硅谷的一批风险投资家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接近尾声，清洁能源成为风投新宠儿。「风险投资家聚集在硅谷著名的沙丘路上，」《连线》杂志评论当时的情形，「那些曾使传媒业成功转型的企业家和科技投资者们准备把硅谷变成清洁能源版的沙特。」2005年，风险投资家们在清洁科技上投入数亿美元，次年，激增到17.5亿，到2008年，累计投资跃升至41亿美金。认准「新经济」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沈南鹏只能用团队去说服把钱再次投给红杉中国的人, 而且是既做VC,也做PE投资，红杉中国的团队成长极其迅速。红杉中国非常注重新人的培养，会给每一个新人配备导师，将红杉的投资理念输导给他。无论他们之前来自什么行业，每个「新人」经过几年的历练，都可能成为某个行业里投资的「专才」，秉承同一套研究方法论。「有人问我们说红杉基金里谁是做行业研究的，我说每个人都是研究员。」沈南鹏说，在办公室里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每隔十几秒沈南鹏就会对着镜头笑一笑，轻松地打消你的顾虑，他的眼神依次扫过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沈南鹏对「新经济」和互联网的坚信不久得到了回报。两年后，移动互联网开始爆发，它带来的所有红利都被在这个行业里不懈耕耘的公司捕捉到。据此前公开报道的交易推断，2007年成立的「红杉中国」二期基金年化净收益率近40%，这意味着，8年前给予红杉信任的投资人，收获了10倍以上的收益。而全世界投资到能源类企业的风投，在1995—2007年间，仅有1.8%的企业实现了上市，让投资者得到了明确的回报。2015年，美团和大众点评、赶集与58同城、携程与去哪儿合并，让红杉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更加稳固地占据市场主导。在美股，红杉中国投资的多家美股中概股公司在私有化过程中，包括360、博纳、陌陌，市场预计它们将在A股会有更多的追捧。把目光缩短到近几年，红杉中国的投资名单里也已不乏独角兽：无人机技术世界领先的DJI大疆科技、现象级流量的游戏直播平台斗鱼直播、达达物流、华大基因、深圳新产业等等。现在，大疆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级无人机制造商。媒体报道，有投资人跟踪4年都无缘入股，但红杉中国在2013年A轮时，就投资了如今估值百亿的大疆。就像美团CEO王兴所说：「只要你还在创业，只要你还在这个大的行业里面，我相信大家绕来绕去都会遇到红杉，因为红杉总在那里，而且总是冲在最前面。」今年几大合并背后都有红杉的影子连续创业者王兴的创业史几乎和红杉中国的历史同步。2005年12月18日，校内网上线10天后，上午10点左右，还在睡梦中的王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听说你们做了校内网，我们是一个风险投资基金，叫红杉资本。」王兴说：「红杉？没听过。」对方马上补充：「又叫Sequoia Capital。」留学过美国的王兴马上想起来，Sequoia是美国一家顶级的投资公司。2010年，美团正式上线两三天后，红杉合伙人就给王兴发来短信，接着就有专门的投资人从香港飞到北京与王兴见面。虽然后来红杉中国没有投资校内网，但王兴仍然十分敬佩红杉中国敏锐的眼光和极迅速的决策。红杉中国是王兴做美团后接触的第一家风投，沈南鹏也让他认识到，什么是顶级的投资人。让王兴惊讶的不只是红杉中国的速度，还有沈南鹏的态度。在三元桥红杉办公室见面后，沈南鹏没有让王兴说明美团的商业计划或业务数据，他在介绍自己和红杉中国。「滔滔不绝地讲为什么美团应该拿红杉的钱，所以那次我才知道这才是真正厉害的投资人。」5年后，在红杉10周年的庆典上，台下坐着周鸿祎、刘强东等等红杉中国被投企业CEO，王兴回忆说，「他们在前面可能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他对这种模式有非常清晰的看法，甚至比当时的创业者还有更清晰的判断。现在，10年之后，我相信再也不会有创业者接到红杉的电话的时候会说红杉我没有听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了。」今年，互联网圈几大合并背后都有红杉中国的影子，甚至有的合并双方都得到过红杉中国的投资。拥有创业成功经历的投资人直到今天，沈南鹏仍然保持着投行和创业时期的工作节奏。1992年，从耶鲁商学院毕业后，他来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工作主要内容是看着财务报表和公司CEO会谈，给企业设计融资战略、收购或上市方案。这种工作看上去光鲜，薪酬也非常体面，但沈南鹏却感到自己一直在企业边缘做事。大量的工作被放在说服企业相信和选择自己上。投行的业务架构决定了他只能靠几次会谈去了解一家公司。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投资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帮企业进行IPO上市或并购，赚取佣金。但至于上市过后长期表现如何，以及企业具体管理的细节，并不是投行最关心的。「假如我原来从投资银行直接变成了一个投资人，」沈南鹏说，「这样的转换会让人更多地去思考资本市场的套利，驾驭二级市场呈现的低潮和高潮。」（一级市场以发行证券为主，二级市场对已发行的证券进行公开交易）1999年，沈南鹏从投行辞职，和梁建章等三人一起创业，被称「携程四君子」。当时他们并不清楚做什么好，只知美国有个提供旅游信息和在线订票的Expedia，「中国也应该有一个」。做携程时，有媒体说沈南鹏之前的投行经历让融资信手拈来。「哪有那么容易，一些大的投资银行看不上小企业生意。」沈南鹏说，「最漂亮的计划书没有用，关键是把公司的远景解释给将信将疑的投资人」。在携程创业与他以前的投行的经历截然不同。在投行时，沈南鹏住5星级酒店、与公司高管会晤，现在，他要管理一家几百人的早期公司。他和另一位创始人梁建章有两张图画得最多：组织架构图、业务流程图。携程早期，为了推广品牌、获取用户，他们还派员工到各地机场休息室，发放纸质折扣卡。亲历创业最终帮他扩展了投行工作者的视野和格局，沈南鹏最为宝贵的发现是，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可能人事部的招聘的一些流程安排，也可能员工期权的设定……这些东西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你根本不会花时间去注意。」他感到，原来在投行时对企业具体执行的了解是那么肤浅。创业6年，从携程出来之后，掌舵红杉中国的沈南鹏已从一个拿佣金提成的「经纪人」，变成了亲力亲为的「负责人」。亲手做出一家10亿美金市值的企业，对沈南鹏后来理解和服务创业者非常有帮助。他会用自己的经验建议创业者，公司领导框架如何搭建，那些营销手段有用，平时的工作中，部门间如何合作。他会把组织架构图再画给被投公司的创业者看，比如建议他们CEO、分公司负责人和副总间如何优化内部汇报体系。沈南鹏也尊重被投企业CEO的领导权。王兴听说不少创业公司的投资人喜欢乱插手、代替CEO做决策，但沈南鹏从来没有这样过。「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如果企业需要帮助，那他们来提供；如果企业没提的话，他们不来指手画脚。这还挺重要的。」沈南鹏将红杉定位于最好的服务者，提到红杉的投后服务被业界同行称道时，他很高兴，说：「红杉在投资和投后服务上面有一套我们自己独特的做法，我们不见得在每一个项目上都能投对，但是至少我们这套方法看来是长期有效的。」这种远超一般投资人为创业者带来的帮助和指导，令红杉合伙人们远比同行更为忙碌和勤奋，王兴经常在深夜接到沈南鹏的电话或微信。沈不客套，每次都直奔主题，和王兴讨论业务。红杉中国对所投创业者提供「超预期」的帮助，既花费了他们大量时间，也令他们格外珍惜自己的选择，有人会介绍一些即将上新三板或者创业板的公司，承诺一年后价钱就能翻多少倍，但红杉合伙人们很清楚：他们愿意去把有限的时间交给更能帮助到的企业。相比外界所说的「狼性」，沈南鹏面对他所选择的创业者体现出的负责与聆听态度令人钦佩，在与创业者交流的一个小时里，他要求红杉的投资人们尽可能地不接打电话，不看微信。他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尽管没有事先说明，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沈南鹏没有拿起过手机。等到采访和拍照的空隙，他又马上打开手机，忙碌起来。很多创业公司抱怨红杉中国没能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讲清楚自己的创业计划，甚至连见一面都来不及。沈南鹏也非常遗憾，红杉合伙人们只能做到把每周一的时间留给几位「幸运」的来访创业者。这些都让红杉中国不同于中国资本市场上喜欢短期逐利、坐庄炒股的基金，不把股票波动当做赚差价的良机。在这个机会多、陷阱也多的新兴市场，坚守常识的路上，避开噪音比开辟新领域难得多。10年中，也有投资人反复邀请红杉中国去投矿业、房地产业等行业，但他们抵住了诱惑，在市场很多人赚快钱时，红杉中国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自己深入研究有独特见解的行业中。由点及面，先专注做好一件事再慢慢上下游延伸形成系统在携程时，沈南鹏还学会了将业务向旅游业的上下游延伸。携程团队发现，携程的顾客在订旅馆时找不到干净舒适又价廉的商务酒店，中国经济型酒店太少，而美国经济型酒店有6万家，占到酒店总数的88%。于是，他们又创办了如家快捷连锁酒店，面向中低端商业人士，保证舒适和卫生，但取消了传统酒店中诸如豪华大堂、浴缸等华而不实的设施，定价一般在120—300元之间。只用了5年时间，如家就成为同类市场第一名。2006年，即携程上市3年后，如家再度登陆纳斯达克。今天，并不享有太多媒体曝光的携程市值近150亿美元，事实上是BAT和京东后的中国第五大互联网公司。一位基金同行对《人物》记者说，红杉对于项目的参与和行业的判断往往很早，被投企业的协同效应也很强。「沈南鹏在谈判方面非常有技巧，他给公司很多建议，谈『投资』时都非常有优势。」以O2O为例，红杉中国投资的不仅仅是美团、大众点评这种连接商家和客户的公司，它们投资了整条O2O产业链，包括采购、物流、数据等等公司。这些公司犬牙交错，接连成壁。「你如果非常了解本地服务，这个知识和洞察力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资产。」沈南鹏说。所投行业之间的犬牙交错也让沈南鹏通过投资令它们以后形成了一个相互协同的「体系」，这种投资策略具有非常强大的递增能力，在互联网行业深耕越久，红杉中国品牌优势越明显。现在，许多基金会跟随红杉中国的投资方向和项目。有的投资项目被红杉中国获得，其他小的投资机构不怒反喜：红杉中国出手证明了自己的眼光，让创业者给自己留几个点跟投就行。尽管红杉中国取得相当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但在沈南鹏眼中，自己的初心却很简单，那就是坚持价值投资，专注做一件事，就像当年创业携程，其实只是专注做好了一件事：用互联网改造中国的旅游服务业，相信「only sky is the limit」。凭着优秀的品牌，沈南鹏避免了很多基金合伙人承受的短期业绩压力，红杉中国的期限是所有基金中最长的。一般基金合伙人需要在较短的规定年限里完成收益率，就不得不从事抄底、赚差价这种短期资本套利。但沈南鹏就可以从容地执行长线战略，他称之为「unfair advantage」（不公平优势）。在美国，红杉已经拥有40多年历史，投过苹果、甲骨文、思科、雅虎、谷歌等世界一流企业。红杉中国美元基金的第一批有限合作人来自美国，这些投资人因为信任红杉的品牌，也相信红杉中国的团队能力。业内将沈南鹏的投资风格归纳为「快准狠」，「准」是指他在早期能投到领域内的未来领导企业。2007年后，红杉在TMT中逐个选中了电商、娱乐、O2O和互联网金融这些领域，完成近200次投资。以电商为例，阿里巴巴、京东、唯品会、聚美优品、美丽说、蜜芽、乐蜂网等等知名电商，红杉全部参与投资。采访里，沈南鹏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enduringcompany（持续成长的公司）。作为一名价值投资者，沈南鹏关注企业的长期价值和持续的成长。在采访前一天，沈南鹏和同事聊了一家已经投资企业的近况，他们没有几句话提到这个企业何时上市，怎么资本运作。讨论的内容聚焦在几年后这家企业国际化拓展如何，收入会占到多少比例，它的产品跟竞争对手相比，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中国的市场天花板还有多少，产品定价和毛利率是否有压力。在电话里，王兴对《人物》记者说，尽管红杉是唯一一家从美团A到D轮就一直投资的基金，但沈南鹏从来没有催过他上市或者融资。让更多人改变观念，渴望投身创业说起明年期望，沈南鹏仍保持敬畏：他期盼能少犯点错。红杉中国每年都会反思今年犯了哪些错误，这个习惯已经保持了10年。红杉美国合伙人曾将40年的投资经历总结在一页纸上，写着39个犯过的错误。但沈南鹏也足够幸运，红杉和其他所有创投的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经济，尤其是新经济和互联网带来的发展红利。这10年，整个创业投资的生态圈已经建立起来，15年前还没有天使投资人，只有少数基金参与互联网投资。现在，从种子轮到上市，都有相应的资本能支持。过去6个月IPO停止，但好的创业公司仍然能获得融资持续发展。比钱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1999年创立携程时，沈南鹏去邀请旅游业大公司的高管加入。当时还处于互联网泡沫的高峰，还有不少怀疑者, 他们甚至反问：互联网能够持续多久啊？现在，从大公司高管跳槽创业已不会再让人惊讶，挑战、创新、乐趣，取代稳定、光鲜、安逸成为更多年轻人的择业标准。「今天，中国的主要大城市，我们看到的是跟硅谷一样的一种职业导向，每个人都是在想，我下一步应该参加到一个热爱的创新事业中去。」沈南鹏说。2016年愿望？每年我们都会做一个反思总结，不是说这一年当中又完成了几个IPO（上市），而是今年投错了哪几个项目，反思一下今年犯了哪些错误。我们从10年以前就这么做，今年也会。我对2016年没有抱一个宏大的设想。能够期盼的就是我们在新的一年，犯更少的错误。比如几年以前, 碰到不熟悉的行业，我们也曾经想，这个公司看来不错，可以很快上市，赚取一二级市场差价，还是投一下吧。克服人性弱点，抵制诱惑，坚持我们的投资理念，是一路走来的领悟。说一件2015年让你比较满意的事？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企业走进来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去年投资了LinkedIn中国，发展非常好。我们一直在尝试做出一个模式，海外的优秀企业到中国，通过跟当地最优秀的团队合作合资，走出一条海外优秀产品植入中国的新商业模式。另外一个事情，我今年是亚布力的轮值主席，刚刚卸职。亚布力企业家访问团今年第二次去美国访问，60多位理事当中去了将近20多位，我们去了硅谷、洛杉矶、纽约, 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研讨。在硅谷，每十家成长起来的优秀的企业当中，可能五到六家是红杉投资的。我们不是Facebook，不是谷歌，但是红杉可能会扮演一个甚至比他们更加重要的角色，能够让代表了美国或者全世界最新科技的硅谷能够更好地连接中国的企业家们，所以这也是我今年感觉做的特别让人满意的事情。数字：近40%据此前公开报道的交易推断，「红杉中国」2007年的二期基金为投资人带来高达近40%年化净收益率，2010年的三期基金的年化净收益率也将近40%。今年，美团与大众点评，58同城与赶集，携程与去哪儿三次重大合并，以及360、博纳、如家酒店等美股中概股私有化背后，都看得到沈南鹏和红杉中国的身影，一个个新的行业巨头已隐约可见。本文选自《人物》，2015年12月22日
2016年2月22日 -
朱伟卿：用商业思维推动低碳生活 | 理事观点
▼朱伟卿，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像每个年轻的妈妈一样，在少有的闲暇时间里，她带着年幼的儿子在街上闲逛，在别人眼里，这只是一个衣着光鲜的漂亮辣妈，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妈妈是位超级能干的年轻女CEO，在过去的五年中一直孜孜不倦地推动着中国碳交易，并且成绩斐然，她，就是国内最大碳交易商上海宝碳的掌门人朱伟卿。从英国留学回来已经7年了，朱女士一直感恩在英国的学习和生活的宝贵时光。如果不是去了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了解到伦敦从“雾都”变成“生态之都”带来的震撼，并且学习到了策略、市场、管理、公关等一系列学科，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位优秀女CEO。去英国留学，为自己打开一扇窗朱伟卿是个很有事业心的女性，2006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创业。但当时创业环境并不好，对于年轻的伟卿来说，在资源、经验、知识层面都希望获得更多支持。她希望能出国深造，通过继续学习为以后创业打下更夯实的基础。有感于英国优雅、文明的社会形象，伟卿选择了英国，又在众多学府中选择了杜伦大学。在她看来，“杜伦大学是一所知名综合性大学，拥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当时第一个申请的就是这里。”在英国留学，对伟卿而言，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会了如何去学习，如何去研究。“任何一门新学科，不要有畏难情绪。首先要在理论上吃透，之后去寻找相关案例，然后再去找机会实践”，一次次试错的经历让伟卿更好地理解了理论联系实践的真谛。这种学习和研究的方式让她受益匪浅，也在她之后创立宝碳，从一个低碳行业一无所知的门外汉，变成了这一领域数一数二的专家。英国杜伦大学在一个小乡镇里。安静、纯粹的学习氛围中，伟卿学习了更独立的生活和思考，她也明确了以后要做什么。在学校里，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接触，大家一起讨论课题，激烈争辩，这些经历带给伟卿很大的冲击——“老外喜欢开门见山，一开始就点题说重点；我也是过了很久，才改变了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表达习惯——先是绕一大圈，最后再总结发言。”除此之外，伟卿还学习到了如何设定目标，确立商业模式和路径等，为以后的创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英国留学仅一年，但在伟卿看来，“一年的记忆超过本科四年的记忆”，可见英国留学经历对她触动之大。这一年，也让伟卿对学校、同学有很深的感情，毕业7年了，还和留英校友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现在还是校友会国际委员会理事成员之一。低碳路上坚持不懈，成绩斐然2008年，伟卿完成留学回国。心中仍有强烈的创业情结，她希望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一定是目前国内较少但将来会是趋势的朝阳产业。在英国，她接触到碳交易的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想，国内还很少讲低碳产业，而中国是碳排放大国，这既是一块市场空白，又可以促进国家宏观保护环境，就往这个方向发展吧！她用了一年时间做各种研究、探访，希望把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引入到国内，但当时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企业宁愿把钱放在发展企业上，也不愿意放在节能改造上，这种局面迫使伟卿只能从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把国外的金融碳资产理念带过来：“新能源企业把用清洁能源代替化石燃煤产生的发电量开发成为碳资产，这部分资产交易以后可以拿到额外的收入，使企业有额外的收入投入到新的清洁能源发展上去，从而形成良性循环。”2010年，朱伟卿创立了上海宝碳，希望专注于节能减排事业的推动。2013年12月，朱伟卿女士在香港设立宝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国际投资者了解大陆碳交易市场提供窗口和平台。到目前为止，在朱伟卿和团队的努力下，宝碳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碳市场开发商。 让世界看到中国在低碳减排上的努力内心带着推动环保低碳的使命，朱伟卿更像是一位低碳推广大使，她抓住重要场合，和重要决策人会晤，积极地推广她的低碳创新理念，促成碳交易，帮助企业进行碳资产管理能力建设。她一直与国内多个环境能源交易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中心、中国水泥行业协会、德国华人新能源协会、汤森路透中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机构保持良好合作，推动低碳观念、环境的改变。朱伟卿不仅在国内各大论坛会议上，发出了自己的创新低碳主张，她也努力把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行动告诉世界。2015年12月，朱伟卿女士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第21届缔约方大会，作为中国角专场活动“中国碳市场建设路径”的发言嘉宾，与来自国际、国内政府和企业界的专家共同探讨中国碳市场自试点始至今的发展历程。 现在，朱伟卿除了领导国内最大的碳商上海宝碳之外，还身兼数职。她是摩根斯坦利连续两年度的行业报告专家，被香港金融学院特聘为低碳智库专家。五年来，她从一个金融、市场背景的普通创业者，变成了在中国低碳领域有绝对话语权的专家，影响了决策者和一批批有意愿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专业人士，和她一起努力，共同助力中国环境保护、低碳减排。因朱伟卿在推动中国环保发展领域的杰出贡献和影响力，她已成为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的2016英国杰出校友大奖——“社会影响力奖”候选人。祝贺她！成为英国杰出校友大奖的候选人可绝对算得上是一项“高大上”的荣誉，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就曾参加了2015英国杰出校友大奖颁奖并亲自会见获奖校友！今年，英国杰出校友大奖的评选将扩大到中国、中国香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美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留英精英人才网络将被更好地搭建！这意味着候选人的杰出成就将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国际知名度也会得到提升，成为人生履历上最热烈的一次喝彩！接下来将为你精彩呈现“社会影响力奖”和“创业精神奖”的候选人故事。文章选自宝碳TC，2016年2月5日
2016年2月22日 -
饶毅：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的智慧，还有段距离
饶毅，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饶毅主要讲四点：1、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3、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4、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 从1949年到也许是2000年左右的50年间，因为做官发财成为高危职业，中国人愿意做自然科学的较多，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还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人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但出国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缺乏，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 中国投入自然科学的经费直到90年代都非常有限。经费的增加主要是“985”计划和同期中国科学院向国家提出“知识创新计划”，两个计划为高校和科学院带来了新的资源。 “985”和知识创新计划到2003年得以延续第二期，大家也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持续，所以我认为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能够真正、而非口头上考虑如何发展科学，恐怕要从2003年算起。在之前都是某个特殊计划按某个当时的情况投入，而2003年以后大家共同认识到中国可以稳定地发展科学，真正能摆脱当时的问题，用心思来想发展，也可以说是这十几年。 了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虽然有100多年可以算上去，但很多人有共识可以安心考虑发展的只有十几年。 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 是否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长期、稳定的发展？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这样希望。希望与现实的距离与第三点有关：华人是一个盛行实用主义的群体，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而实用主义可能促进科学，也可能促退科学。 “学好数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是实用主义的口号，从1950年到2000年可能让较多人对科学技术感兴趣。但那五十年的兴趣不是因为我们真正对真理有追求、对自然有好奇，而是1949年发现升官发财是非常危险的道路，高危职业朝不保夕。作为整体，我们中国很多人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实用主义。虽然当时口号也叫向科学进军，但恐怕实用才是中国人愿意做科学最大的原因。这个原因一旦消失，科学技术的人才就会出现问题。 经济发展很快的现在，升官发财再度成为中国人的追求。海外华人本质上也很实用主义。即使很多海外华人说不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创造性的教育比较差，影响孩子的教育，但仔细看海外的华人，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人是学实用的职业，按当地赚钱为标准，其中学医算高尚地有道德地赚钱，从事忽悠行业的华人比较普遍，学自然科学、以自然科学为职业的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比例相当低的，显示我们中国人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 即使有1950年到2000年左右50年的中国人表现对科学的较高兴趣，其实科学在中国、在华人里都相当弱，它没有成为文化。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科学经费和其他的环境条件对中国发展科学是越来越好，同时我们要考虑缺乏科学文化、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缺乏对自然的好奇的文化，实用主义对中国科学进一步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人比较幼稚认为，莫言得文学奖、屠呦呦得医学奖是中国要井喷诺贝尔奖。我们做出的重要科学工作会与日俱增，但这个增是有限的，限制之一是我们科学人才越来越少。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经常喜欢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我特别希望是这样，但智慧不是很容易衡量的，如果你要用自然科学来衡量，如果你要用诺贝尔奖衡量，那我们差得还是很远，如果犹太人号称自己是智慧的民族，那有数据支持，犹太人已获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中华民族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到2099年也不太可能在诺贝尔奖上再超过犹太民族。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证明自己有智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相当多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证明我们是有智慧的民族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而不是已经证明了、更不是举世公认。 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美国在19世纪末经济发展的同时，实际为其科学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美国一批企业家推动、支持建立了美国现代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二十世纪起了很大作用。一战、二战让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才流向美国是美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此前美国大学的发展为接纳科技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何况，犹太移民在美国发挥作用还需要他们在移民美国以后接受大学教育才具备以后的才华。 美国以国家经费支持科学研究基本是20世纪的事情。一方面是美国的军事相关的物理研究首先得到国家的支持，曼哈顿计划大大地影响了美国物质科学的发展。而二战之后，受苏联卫星上天的刺激，50年代美国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投入急速增加，包括对生物医学投入的急速增加，生物医学研究的增加其中还跟生物医学对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有关。美国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五十年代初期经费都还很少，以后不断增加经费才成为今天年度经费超过三百亿美元机构。 中国科学发展是比较晚。科学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可能迄今主要作用还是培养可以山寨国外成果的人员。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创性工作不多，能直接支撑产业的不多，可能主要是为我们培养人，为我们培养能够引进消化先进技术的作用大于原创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希望有朝一日走在世界的前列，应该是需要有科学技术支撑的原创性工作。如果我们的产出不能超过西方、不能超过美国，我们能单纯通过金融或其他分配为主的模式走到前列，人家做发明、你来分配，天底下恐怕没有这般好事。只有产出强的时候，才有分配的主导权。一个大国分配方法、商业模式虽然重要，产出一定是更重要、可能最重要。而产出的领先必需科学和技术支撑的原创性成果。科学技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中国的未来有密切关系。如果国家没有措施，按目前的趋势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才是令人担忧的，中国的前途也存在相当大的隐患，至少从与日俱减的自然科学人才来说。 我们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加上实用主义的文化，我们如何扭转科技人才质量下滑、人数减少，激励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人才加入科学技术，正面影响中国的未来，是很大的挑战。本文选自新华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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