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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大庆：真正的创业创新是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
有人说：见过许多创业者、也从事投资工作、基本上就是互相欺骗和赌，或者是权贵利益套现和寻租。真正创业的、做投资的靠谱的都少之有少，再加上体制的原因，某些人说的万众创业、创新根本就是一个中国梦，误导和助长了浮躁风，最后天上飞的都是猪，只不过许多是要摔下来了无踪影的。 我刚在美国呆了8天，走访美国共享经济创新模式。这次到美国是这么多次去美国中人生感触最深的一回。我是作为一个创业者去走访美国的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当然我也是作为一个从美国引进的美国模式在中国落地的执行者，返回去再看看美国的这些创新模式给我们带来什么作用和启发。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他们分分钟、一天到晚都在研究和制造未来需求和消费场景，用场景革命在创造着新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大群年轻人一天到晚都在滋生新点子、新概念、新领域、新方式。世界上这样的氛围和群体，每个人做创业的过程中都在前瞻制造消费和发现未来的模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优步、看到苹果这样的事情在美国诞生。而我们过去呢？我们的状态经常是跟着人家后面学习、复制，变成我们天天的一群人和创业者去发现国外新的发展模式和产品。 最近哈佛大学对什么叫幸福、什么叫智慧和什么叫人性做了三个新的定义，其中关于智慧的定义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前瞻掌握世界万物的规律。我们是不是能把这样的态度、这种原创的精神和对未来前瞻模式的领悟能够引到国内的市场和企业里面来，因为不管你是创业还是就业，今天的传统行业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时都面临重大変革，各种企业都在做与创业有关的事。新三板的问题在于企业质量不高 这次我专门拜访了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专门跟这两个交易平台主要负责人做了相当深入地探讨。过去的一年里面，有一个非常让纳斯达克困扰的说法，中国的新三板就是未来的纳斯达克，很不幸这句话话音未落，新三板交易量萎缩到3个亿。新三板是国家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但是，新三板能否真的繁荣，关键在于创业创新的质量，看有没有好项目。 我问美国的交易所最看重什么样的企业?如何让新三板再一次蓬勃起来？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真实资本选择的交易平台，我想没有人会往里面注水，一定会投资到可以引领未来市场的模式上。今年美国几个企业非常热门，都希望他们去上市。一个是大家现在己经很熟悉的WeWork，我问他们这类企业估值为什么这么好？他们说所有的这些被交易平台看好创新类的公司，代表社会或者未来大家生活方式上的、有前瞻性、颠覆性的东西。 互联网时代，颠覆不是一个时髦的东西，而是一个扎扎实实再造生意模式的方式。为什么大家特别推崇这些模式创新？模式创新的本意是在创造、改变未来生活的变化。 所以，中国新三板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也充满好的创业项目？是不是能够有真的值得资本市场追逐的项目？新三板是不是真正支持创业创新的股权交易平台？这个平台能不能发展篷勃起来，根本在于是否有好的投资项目。 目前新三板里创业创新的企业质量不够好，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围绕创业有关的教育培训会非常有前途 说海归创业和海归创业培训教育的问题。我走访美国发现一个明确的现象，教育培训在帮助创业创新以及教育培训本身就是个创业项目领域，而且非常地蓬勃。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里面，有很多都是跟围绕创业有关的教育培训的行业。所以他们也很有前途。 我专门走访了一个服务美国众创空间进行培训的机构，非常受欢迎，非常务实，内容极其有前瞻性。办这些课程的人他首先就是对未来的社会规律、人的生活、互联网+等等产生种种变化情况下先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未来是什么。他迈到创业者前面几公里的地方等着创业者、帮助创业者。这个创业领域的教育平台给我刺激非常地大。办教育机构的人本身都是创业者，非常懂得现代科技、未来互联网+等等，他们自己创业也错不了，但是他们自己做创业培训者也非常好。创业不应该被时髦化、英雄化 也有人对创业失败很恐惧，我看有两个方面需要改善，第一个是社会环境。我们社会氛围什么时候像可以美国社会那样，认为创业这件事就是家常便饭？人人都在创业。创业是个什么事儿？非常正常的平凡事儿，大家对创业恐惧感以及创业的包容性都提高了。如果宣传舆论上过度的把创业时髦化、热门化甚至妖魔化都是对创业创新健康发展极大的损害。让创业平和一点，社会对创业者包容一点。我觉得为什么对一个东西不能容忍一点？犯点错误又怎么样？第二个方面是创业者心态也有一定问题，创业者把自己时髦化、英雄化。真正的创业创新是民族精神的重塑 创业就创，就业就就，都非常正常。全世界创业平均5%的成功率，你凭什么是那5%，你很有可能是95%。今天毛大庆47岁出来创业，我认为我还没走出那95%呢，你凭什么认为你必须是5%？创业者应该踏踏实实创业，失败了爬起来再创。你认为创业是生活方式，创业是人生追求，就没有失败不失败。有些创业项目看得见未来，看不清现在。一件事情现在也许亏本，但是又觉得未来这件事肯定是一个大产业，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能力，耐不耐得住为那个时候到来而孵化。 如果你能够耐得住，那也许就不了得。我在美国见过一个17次创业的人，他成功了5次，12次是失败的，这个人现在62岁还在创业。第18次了，怎么了？没有人觉得他很神奇，也没有报纸写他。他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有价值。创业是人生一种过法。我什么时候这样了，中国的创业创新就是社会正常经营行为，国家经济才真的能够转型。 今年中国经济社会一件大事就是创新创业，从习总书记、克強总理开始推动这个事。我想，领导想的不是每个人都形式主义去创业，都辞职不干了，开一个小饭馆叫创新。真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核心主题，在于改变和刺激产生新的发展动力，特别是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这是核心要素。 这一次改革重新出发，一定要有一大批人，像上一次改革那样具有创业和创新精神，这个不在于你在岗位上工作还是自己开家公司创业，形式主义的创业要不得。如果在今天企业里面工作，能够带有创业者的精神，创业家的态度，公司都会非常欢迎你。真正的创业创新的最好效果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重塑。（本文根据作者在CCG承办的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文章选自长江商业评论，2015年8月
2015年9月14日 -
李成谈习近平访美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作为中国2015年度重大活动之一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已经结束，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下一个重大动作“习近平出访美国”，对于中美关系走向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相关问题，美国知华派专家近日作出了精确分析。 综合媒体9月9日报道，金秋9月，北京令全球瞩目，数十国政要参加一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9月下旬，舞台切换到华盛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是中国外交的又一大手笔。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看来，最近这一两个月习近平面临过去两年半以来最大的挑战。李成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远超过1979年邓小平的访美。但李成表示，“只有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一个领导人的魄力。” 李成成长于上海，于上世纪80年代赴美国留学深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后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李成自2007年以来在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并从2009年开始担任该中心研究主任。他的专业领域包括中国中产阶级、精英政治、公共卫生与控烟、美中教育交流、智库的运作和中国电信行业。他同时还领衔编纂桑顿中心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该丛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杰出思想家的专著。在中国外交学院2015年1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李成被列为近十年来最著名的“美国知华派专家”之一。 李成在接受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要求“重新定位”中美关系的论调时表示，一些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自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来美国推行的战略性通融政策不再可行。美国应该接受一种以对抗为主、合作为辅的中美关系。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会挫伤美中关系，也不符合美国利益，更与世界大潮相违背。 李成表示，对于中国，美国有两种极端的分析。一种是夸大中国的成功和强大，好像中国马上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马上就将在海外进行扩张，在南海、东海或其他领域进行一连串的挑战，而且威胁美国，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 另外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非常衰弱，无论是经济状况、治理能力，还是环境保护、军事实力好像已经差不多不行了。因此，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想把美国的对华政策引入歧途。 在谈到美国主流的学者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时，李成表示，美国白宫、政府决策者并没有发生政策性的变化，但他们也要对美国学者、媒体、利益集团做出反应。由于种种原因，眼下美国不少学者对中国有不安、焦虑和批评。但这些看法是可以改变的，并非一成不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许多对中国的分析是充满矛盾的，同时主流学者仍然抱有希望。 在谈到面对极端批评，中国该如何做时，李成表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要更有力地澄清。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美方有很多观点会影响到中国，就如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负面情绪也会影响美国的学者。因此，要更多地去关注，要做更多的理性的探讨，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李成进一步指出，对于包括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内的很多东西，要进行客观的分析。中国经济现在体量很大，中国的股票市场影响很大，这方面如果有人有非议，是可以理解的。有误解就必须来澄清，有些恶意的攻击，必须针锋相对。同样，美国对中国的解读，不能只听一个退休的军官，或者一个知识分子的话，就将它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些推断都是非常有害的。 在谈到如何看待习近平访美时，李成表示，“美国的一些政客，如威斯康辛州的州长不久前攻击奥巴马，认为他对华太软弱，包括这次的访问都应该要取消。对美国的政客而言，无论是不是为了选举，批评中国太过火都不是聪明的举措。我是2008年希拉里竞选总统的顾问，以我的观察，总统候选人批评中国太厉害美国民众会有反弹。同样，如果中国有些人士把一切都归咎于美国，也会不得人心。同时，我认为这次访美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有人将它与1979年邓小平的访美联系起来。但我认为，这次习近平访美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超1979年邓小平访美。” 李成还表示，奥巴马应该会给予习近平足够的尊重。对习近平的尊重，不仅仅是对他本人，更重要的是对14亿中国人的一种尊重。中国是美国许多重要领域的合作伙伴，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全球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对美国来说，中美之间重要议题包括网络安全、东海南海和人权，奥巴马会强调这三个问题。尽管种种原因造成习近平访美面临诸多挑战，但一次成功的访问，能显示出习近平作为领袖的外交技巧。中国的外交团队需要对海外有清醒的认识，要和美国民众进行对话，进行良好的沟通。 李成进一步指出，“要成功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一些非常真诚的表达。我几天前接受一次采访，谈了习近平访美的日程，重点是和企业界互动，但如何与美国民众互动，还不清楚。当然，现在距离访美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习近平的团队还可以做一些调整。”关于这次访美的亮点，李成表示，“我觉得，就是要给人惊喜，但不是演戏。真正的亮点应该是一种感人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如果美国民众了解他的话，是会喜欢他的。” 在谈到两国领导人该如何弥合分歧时，李成表示，“尽管有很多沟通渠道，有很多种方法，但是互不了解、互疑的情况仍然存在。我认为，习近平到美国访问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必须要了解，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是不尽如人意的，这方面需要做好准备。” 李成还表示，现在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最后一两年，有人说，奥巴马变成了“跛脚鸭”，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奥巴马来说，这是他第二任期最后一两年，他可以抛开顾虑，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因此，他决定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热衷于解决伊朗核问题，2014年到中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而现在，奥巴马也不在乎别人的非议，希望通过习近平访美让美中关系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国在两年前做出了准确判断，认为要和奥巴马合作，而不是把眼光全放在下一任总统身上。这是对的，不能以为他只有一年多的任期就无能为力，他还能做出一些有建树性的东西。 在谈到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走向时，李成表示，从长远看，是非常乐观的，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年轻人。现在20岁左右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两国关系有新的阐述和见解，心态与四五十岁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处在信息化的时代，生活在中国走向强盛、中产阶级迅速发展的年代，他们的理念、价值观、对世界的看法，和前几代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问题在于，10年之内，怎样避免擦枪走火，避免被极端的观点左右，避免用噪音取代理性的声音。目前，两国都存在很多悖论：中国在很多领域成为世界性的强国，但在经济、政治、战略、外交方面面临不少的不确定性。美国一方面政府负债累累，但它的经济是全球领头羊，军事实力强大。中美两国都要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不要走极端，不要用简单化的看法来看各自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反腐问题时，李成表示，中国的民众支持反腐，但有些利益集团的反弹非常厉害。有的人认为反腐太过，实际上，现在反腐，不管在军队高层还是中央委员会，或副省部级以上官员中间，比例都在百分之三左右，并不能说是太多。整体来讲，反腐是一个五年计划，会更多通过司法途径来反腐。依法反腐的观点必须明确阐述，同时指明中国法治前进的方向。习近平也在不断探索，并不像有的人所认为的反腐过了头，反腐也不会影响了中国经济。但是，目前要警惕利益集团受到挫折后的反弹。 关于习近平执政理念，李成表示，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是非常清楚的，他提出了“四个全面”。经济方面发展私有企业，尤其是服务性行业，发展教育、医疗保险，发展清洁能源、环境保护，整体思路是正确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但问题在于，海外还是主要看中国的GDP增长。本文刊于《南方都市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9月14日 -
李成：如何发展中国智库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智库目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大约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接近。中国智库的发展，独立性也许并不能成为它的主要追求目标， 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而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 多元性首先应当是基于国际环境的多极化一一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身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能源、安全、气候环境等各个领域，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常多元。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怎样领导一个有247种奶酪的国家呢？在这种背景下，有时候决策者想的是一回事，而民众却是另外一种观点，两者之间的沟通，就需要智库来发挥作用。 此外，“旋转门”机制开始在中国智库里得到发展。在美国，伴随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很多卸任官员会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智库研究者也会去政府担任要职，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旋转门”机制，它让知识与权力得到了最有效的结合。在中国，目前多是一些退休官员去智库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一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 其实，中国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像王沪宁、刘鹤，都是在智库里做到了非常高的位置的，后来才去做了领导层的经济顾问，甚至政治顾问。所有这些因素都将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 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是：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我们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重要。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布鲁金斯花了很多精力来维护其独立性，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在两党选举的时候，不能以学会的名义站台，也不能够用学会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布鲁金斯邀请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再比如，在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的介绍中，以前引用了刘延东和希拉里的讲话，现在我们准备把希拉里的照片换掉，因为她又开始竞选了。我们一直保持这个敏感性，而且每年都要写一个保证，内容是不用学会的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 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发挥影响力，这两者并不矛盾。布鲁金斯的人员构成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派，但始终有共和党人士。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平衡准则，令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这样的智库，因为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很多人对我们的捐款是没有附设条件的。实际上，我们也拒绝接受有附加条件的捐款。有时候大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会退掉，比如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 实际上，中国有非常好的一流的学者，这些学者与我们有着良好的互动。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中出版了《中国思想家》丛书，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去。在中国的书店里可以看到很多已经被翻译成中文的西方学者的书，但是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出现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也是一种损失。 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 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追求独立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会帮助中国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目前，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处在低潮期。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如果过度强调特色，就会限制自己。 我认为，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智库如果想要长久发展，就要有个性，不管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都是不同的模式。布鲁金斯走的是大的模式，有些小的智库也能做得很成功。习近平主席提倡建设新型智库，会有很多新的智库诞生，这是好事情。在发展中，大浪淘沙必定会淘汰掉一些，不应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应该在发展过程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我相信，在未来10年、20年当中，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本文刊于《中国新闻周刊》，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9月14日 -
汪潮涌：“风投先锋”的 英雄浪漫主义情怀
6月1日下午，北京CBD千禧大酒店播放着两场激情澎湃的视频：美洲杯帆船赛中国队全球远征各个不同的港口；丝绸之路越野拉力赛中国伙伴们征战着广阔无垠的西部大沙漠与戈壁滩。激情澎湃的背景音乐下，汪潮涌宣布信中利与合作伙伴共同发起的8个新基金，将定向专注投资新三板企业，助中国的中小企业实现他们的梦想。在“风起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新三板投资项目及基金发布会”的现场，在铸就梦想的“新三板”资本盛宴之中，汪潮涌带领信中利资本集团参与了这场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变革。 在大海大浪中迎风搏击、在荒野无垠中坚毅前行，其中体现的勇者无畏、排除万难的精神，正印证了汪潮涌在创业过程中所经历的筚路蓝缕。这位从小被称为神童的清华才子，作为留美海归投资银行家，再次在风投领域写下重要一笔。 面前的汪潮涌文雅而睿智，清瘦的外表、温文尔雅的谈吐，使人很难把他和那个在帆船之上与大海激烈搏斗的男人联系起来。汪潮涌说，自己波澜不惊的外表下，住着汹涌澎湃的波涛。 在经历了数小时的发布会后，他仍然保持着敏捷的思维和充沛的精力。但这位叱咤于风投领域的风云人物仍然有着宝贵的谦逊品质，他更愿意让所投资的创业者有更多面对媒体的机会。唯有提到他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时，由衷生发的感慨让他更愿意向记者敞开心扉。参与新三板制度性变革 1999年，汪潮涌放弃了数百万美金的收入与跨国投行的金融家身份，创建了信中利资本集团，多年纵横国际投融资界的商海经验，使得汪潮涌很快推动信中利成为国内知名的最早一批从事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专注高科技民营企业的本土独立投资机构。信中利资本集团实施精品投资策略，重点关注“三高三大三新”高科技、高端制造、高品质服务与消费；大文化、大健康、大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模式。百度、搜狐、华谊兄弟、东田造型、龙文教育、美年大健康、网信理财……他所投资的企业都是细分行业内的隐形冠军。 28年游走跨国投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15年专注于中国的VC与PE投资，多年深耕中西方私募基金与风险投资领域的汪潮涌，对中西方整体金融产业格局，国内VC和PE的投资概览、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均具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兼具全景式深描的能力。“我们投资界很时髦的话是：请找大风口。因为巴菲特有句话曾说：大风来的时候猪都会飞。猪飞起来很重要，也很容易，但是怎么保持它不掉下来，我们就要给它插上两只翅膀，一只翅膀是品牌，一只翅膀是资本。”汪潮涌如是说。 新三板被很多中国的财经媒体叫做中国的纳斯达克，2015年成为中国创投界最大的风口。信中利作为中国最早从事VC和PE的独立机构，此次对于新三板的战略规划无疑是布局深远的。汪潮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新三板怎么火都不为过”。 他解释说，“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即将从新三板开始。新三板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将会是记入史册的制度性变革，可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经济特区。中国股市不能完全满足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发展需要、募资需要。新三板的推出是高层的高瞻远瞩，新三板的推出为海量的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募资渠道”。 此前把重心放在海外上市企业的信中利，去年开始把投资重点转向了新三板上市企业，甚至把过去以VIE结构投资的一些企业的VIE架构拆掉，让他们回归中国上市。关于信中利未来的投资热点，汪潮涌表示，新三板能够代表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吸引巨大的投资资金并让企业进行后续融资或并购重组，给创新性产品更多的融合度，因此新三板将会出现一批只要技术领先、模式领先、管理到位、市场规模足够大就会成长成参天大树的企业，也会为投资人带来巨大回报。海归创业的实践者和助推者 作为海归的杰出代表，汪潮涌的职业生涯分为三个阶段——从在跨国投行将中国企业引入国际上市、国外资本投到国内的初级阶段；到为海归企业家回国提供投资的创业阶段；再到帮助中国的投资者到海外投资的黄金阶段。汪潮涌28年来一直助力中国企业与海外投融资的积极整合推进，成为链接中西投融资界的重要桥梁。 过往的人生履历中，汪潮涌的海归身份、国际视野无疑助力了他的事业腾飞。而在他所投资的创业者中，海归也占了很大比重。最初创办信中利时，他便和张朝阳、李彦宏等早期的海归企业家联系密切，之后也成为他们的投资人。可以说，信中利的第一桶金便来自于对回国创业的海归企业家的投资。海归企业家们的创业梦想在他的帮助下实现，而信中利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关于海归创业，汪潮涌谈到，1999年至今，中国创业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整个社会对创业的鼓励、扶持、支持及对创业失败的容纳程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创业竞争过度、商业模式简单重复及同质化的竞争致使创业环境恶化，增加了海归人才创业的难度，当然也使得投资人的出手更为谨慎。 “15年前刚开始做风投时，信中利70%是投海归团队。现在有所降低，海归大概占到60%左右。因为中国本土经济的发展变化，要求创业团队必须有很强的落地对接本地资源市场的优势。尤其新三板推出后，很多本土品牌运用原创的商业模式解决消费者的痛点，迅速成为被消费者看好的企业。从这个角度讲，海归和本土企业各有优势。” 但站在老海归，也是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和欧美同学会海归创业学院副院长的立场上，汪潮涌说，他依然非常鼓励、看好、支持更多的海归回国创业。“相比国内的创业者，因为拥有国外留学的经验，海归创业者在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项目、新能源、环保、生物工程、医药、文化创意行业(包括动漫、时尚、奢侈品)仍然更具优势。” 2006年，信中利开始进行外向型的投资，作为具有海归背景的投资人，汪潮涌在海外有相当多的优势。例如，垂直基金的募集都是在海外，既有欧美大型的机构，又有家族的基金。信中利的第一个风险投资主要负责的便是欧洲家族债券，第二个外权基金则是公募的。 2013年信中利完成了一例境外人民币投资的项目，与意大利的投资机构联合控股全球最知名的豪车品牌——阿斯顿马丁。这次投资项目的成功与汪潮涌的国外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国际化投资理念以及在沟通中的文化和语言优势密不可分。 最近信中利又开始帮助中国的投资者到海外投资。中国企业投资海外，海归企业家和投资家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汪潮涌认为，现在正是中国海外投资的黄金时期。“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需要转化成有高回报的投资，而不是永远去不断买外国低回报的国债。同时，很多的资本和基金需要有经验、有能力、有资源和有团队的机构去管理。” 企业家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头顶“风投先锋”称号的汪潮涌坦言，自己最强烈的驱动力不仅在于商业价值，也在于社会责任。采访的前一周，汪潮涌刚刚作为理事第一次参加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全球理事会，而他也是目前唯一一位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任职的中国企业家，也是国内屈指可数在国际智库进入理事会的精英。在华盛顿卡内基基金总部在大厅看到美国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画像时，汪潮涌难抑心中的激动。 “卡内基是开启美国成功企业家慈善之路和智库之路的第一人，113年前他创办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其变成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那个年代，他作为美国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认为带着财富死去是一种耻辱。他关注社会以及世界，认为很多的东西方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会有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隐约感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于是出资研究世界和平的问题。” 汪潮涌表达了对于卡内基、洛克菲勒，包括现在的巴菲特、比尔·盖茨的社会责任感的景仰。5月2号，汪潮涌参加了巴菲特公司50周年庆典，再次为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社会责任感所动容。“比尔·盖茨把自己的300多亿捐出来到盖茨基金里，这种企业家情怀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而且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共同的信念，使得他们在巴菲特大庆50周年时形影不离，对于世界首富微软的创始人来讲，这是很重要的友谊。” 在今年3月CCG在北京银泰中心举办的名家午餐会上，汪潮涌也曾对香港企业家对于中外大学的捐赠表示敬重。“企业家的爱心捐赠在全球最高的学府，它的影响是全人类的。”而同时，他认为中国内地企业家应该学习国际上成功企业家在社会责任、慈善、智库方面的投入和建树。“最近我参加了全球最大的医疗公共捐赠基金GAVI(全球免疫与疫苗接种)联盟，这是一个全球超过100亿美金的公共捐赠基金，最大的捐赠人是盖茨基金。他们在中国开会的时候，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这个基金对中国做的贡献，你们给中国提供的免费乙肝疫苗挽救了25万生命。然而据我说知，这么大的基金里，没有一分钱是中国人捐的。”言谈中，汪潮涌流露惋惜之情。 汪潮涌和李亦菲的婚姻曾被评价为“两个优秀青年的结合”，而李亦菲同样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担任董事，两位海归精英在国际化机构中的活跃表现和共鸣更让人对“琴瑟合璧”的两人心生敬佩。 投身中国智库建设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之外，汪潮涌也投身于中国的智库建设，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副主席。采访中，他表达了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支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是中国非常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国际化智库，我非常愿意为中国的新型智库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CCG举办的活动上，汪潮涌多次带来极具国际化和建设性的观点。2013年10月21日，在由CCG主办的建言献策座谈会上，他曾就中国国际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他看来，中国需要拓宽吸引人才引进的类别。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不光需要科技人才和金融人才，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多的社科类人才。例如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人才。同时，还需要窄众人才，比如像设计、艺术、音乐、体育、文化传媒等领域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影响力和价值非常大，姚明在美国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超过几十个科技人才和企业家的价值，推动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下一阶段，中国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和创造世界品牌，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的品牌形象，窄众人才不可或缺。” 在今年5月CCG与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领先一步”研讨会上，汪潮涌再次对中国未来需要的人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要满足中国未来新经济的需求或经济升级的需求，需要四类人才。首先新一代的企业家具有创业精神，有很多好的想法来进行创造性的行业，特别是一些新兴的行业。第二，需要新一代的服务业的劳动力人才，他们有很好的技能、很好的培训，效率非常高。第三，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型的人才。 他更强调了具备全球化意识的人才，“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产品都在不断向海外扩展。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其他方面的促进，都需要精通外语、具备全球化思维的人才。” “风投先锋”的体育情 “风投先锋”之外，汪潮涌的另一个标签是“中国美洲杯帆船第一人”。1993年，当时还在美国的摩根大通银行工作的汪潮涌每到夏天都会透过办公楼的洁净窗户，看到落日余晖下的曼哈顿摩天大厦与自由女神雕像，另一边是桅杆矗立的白色帆船扬帆在大西洋蔚蓝广阔的海面。后来，他知道这道风景与100多年来的美洲杯帆船赛有关，并且得知，纽约很多金融机构的职员参加帆船运动。多年以后，汪潮涌回忆起创办美洲杯帆船赛中国队的初衷，这瑰丽壮美的景象，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难忘一幕。 美洲杯帆船赛，这项与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一级方程式赛车并称为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世界传统体育赛事，此前从未出现过中国人的身影。2005年，汪潮涌投入4亿重金创建美洲杯帆船赛中国队，在他的推动下，五星红旗终于第一次飘扬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在162年美洲杯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汪潮涌本人也被列入美洲杯帆船赛名人堂。 然而令人意料之外的是，这项投资不但赋予汪潮涌区别于其他投资人的显著标志，更成为他在投资过程中的重要枢纽。自从2004年创办美洲杯帆船赛中国队以来，汪潮涌率领的这支队伍，就和PRADA家族、路易威登家族以及瑞士的制药大王赞助的帆船队同台竞技。一方面为中国国际航海影响力做出贡献，也将中国的品牌推向乐海外。并且通过美洲杯帆船赛这一平台，他接触了国际上高端的投资机构和投资平台，信中利更在奢侈品品牌等领域开拓了市场，得到了很多回报。 汪潮涌坦言，做风险投资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素质，其实跟帆船运动有相似之处：要愿意接受挑战，很乐观，敢于面对风险，甚至有点诗人的浪漫气质。也许这正印证了汪潮涌这位商业奇才心中那份英雄且浪漫的情怀——笑傲江湖、侠义天下。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5年第7期，总49期
2015年9月14日 -
王辉耀：中国以大国姿态走向国际化 需要民间智库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关系应该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主要是互补。协助政府做某项政策研究，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政府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多方参考。它们的关系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同样的关系，都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家》：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归纳建设新型智库的意义，提出发展目标。有人就此认为民间智库的“黄金时代”来了，你认为这种判断准确吗？ 王辉耀：我觉得应该是迎来春天，“黄金”好像是在说商业机会。事实上近些年政府越来越重视智库发展和建设。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此次中办、国办印发这份《意见》是中宣部搞的，吸收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我觉得对未来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它提出的目标是，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其中社会智库就是指民间智库。 《中国慈善家》：现阶段中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如何？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辉耀：美国绝大多数智库都是民间智库，中国智库大致分为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三大类。官办智库在90%以上，民间智库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独立性”是民间智库的优势，但也正是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从总体生存状态来看，民间智库还很弱势，具体体现在人才不足、资金缺失、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方面。 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关系应该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主要是互补。协助政府做某项政策研究，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政府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多方参考。它们的关系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同样的关系，都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家》：根据你的观察，中国智库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位置？与整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怎样一种关系？ 王辉耀：相对于西方世界的知名智库，中国智库的世界影响力较小，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极不相称。美国《外交政策》曾登出的一份报告中列出了全球7大区域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的名单，北京上海都未列其中，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可见一斑。 先不谈像欧洲那样开展跨国研究，即便是在与中国有关或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如朝核六方会谈、成立超主权货币概念等议题中，中国智库也很少能进行及时、深入的思考，并与政府在国际上的声音相呼应，这实在令人忧虑。 相对于中国的崛起速度，中国软实力的输出相对落后，难以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寻求积极作用的努力相呼应。出现这种状况，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慈善家》：美国的智库比较发达，国际化程度很高，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国家大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有智库来支撑，这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和体现。美国智库之所以特别发达，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球关注，因此，它的政策要得到充分的研究论证。当然，还有一个是体制基础。美国是两党制，很多政府官员退下来后，会到智库里面养精蓄锐，积累跟现有政府的紧密关系，这使得他能在智库里永远保持超前瞻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总体上看，特别适合智库的发展。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为何近些年中国民间智库也出现了渐热的态势？ 王辉耀：中美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类似的地方是，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而大国崛起必有大国智库，所以，这是市场需要，这种需要是迫切的。第二个，美国有两党的机制，有反对党，有议会辩论，中国国情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协商民主，现在我们在不断加强民主建设，而智库成了新的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方面。相当于除了民主党派以外，对参政议政的协商、决策模式多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补充，这比较适合中国特色。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政策一杆子到底，一个决策下去以后影响很大，决策需要更多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论证，民间智库满足了这种长远需求。此外，无论是打造国家软实力，还是国际化人才需求，抑或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大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都需要民间智库建言献策，因此，也必须建立大国智库相应的体系。 《中国慈善家》：你所说的大国智库体系是怎样一种形态？ 王辉耀：从智库长期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民间智库应该大力发展，给出一些政策层面的和可发展的环境的支持，这取决于思想产品是不是一个竞争市场。如果思想市场形成，中国智库格局体系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局发展的态势。 《中国慈善家》：民间智库发展要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并走向国际，需要大环境做出哪些改变和调整，或者说，需要政策上给予哪些支持？ 王辉耀：首先需要支持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智库的优先发展。民间话语的兴起对中国在国际上夺取话语权至关重要，民间舆论可以扭转精英们单独作战的不利局面。代表民间智慧的中国民间智库将在中国决胜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着重培育智库的国际化力量，可以制定国际研究领域的智库优先扶持发展的政策方针。人才方面，政府可优先支持智库的国际化人才建设，例如将智库组织纳入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引才主体体系、放宽来华留学生毕业实习和工作的政策等。同时，打破人才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构架促进学界和政界之间良好交流的“旋转门”机制。 《中国慈善家》：资金来源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破解？也可以走向国际化吗？ 王辉耀：资金问题确实是民间智库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但解决办法并不是国际化，而是要多元化。政府可以进行更多购买服务的尝试。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比如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家做慈善会选择支持基金会或者智库，像布鲁金斯、洛克菲勒、卡内基都是这种情况，但我国企业家对公益慈善的认知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捐一个教学楼，或者抗震救灾捐款捐物等等。实际上，如果资助一项政策研究，可能惠及千千万万的人，这种影响力是深远的。当然，直接的救灾扶贫需要企业家们来参与，但我们也希望能出现更多有情怀有高度的企业家可以看到民间智库发展的意义。 《中国慈善家》：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民间智库自身需要做哪些建设？ 王辉耀：五个方面，包括研究领域的国际化、研究视角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影响力的国际化以及传播方式的开放性。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国际化方面做了哪些具体探索？ 王辉耀：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国际化视野”，提出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问题。我们有一个优势，我是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所以CCG有很多国际化人才。我们研究的都是国际化课题，比如国际人才的相关研究和政策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和推动。我们发布了两大蓝皮书，一个叫国际人才系列蓝皮书，一个叫国际企业系列蓝皮书。此外，我们一直有国际合作，比如我们跟亚洲协会，跟布鲁金斯等很多机构都有合作和长期交流。再有，CCG在研究方法、模式上也国际化了，这些都是智库国际化很重要的方面。文章选自《中国慈善家》，2015年9月
2015年9月10日 -
王辉耀：大外交战略下如何吸引留学生？
导 语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留学归国、来华留学人数均有大幅增加，留学人才开始呈现双向流动的趋势。留学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但我国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不平衡。根据OECD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在中国读学位的外国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增长空间巨大。 去年年底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了“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重视来华留学也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 纵观国际，各国纷纷允许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国内就业，是当前世界通用的全球揽才的做法，甚至被称为吸引国际人才“一本万利”的做法。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不光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留学生的挽留，同样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都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就业。如何能够更多更好地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 首先，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根据我国现行的留学政策，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应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 具体可参照国际做法，建立“世界优秀青年实习计划”。一是改革在华留学生实习的规定，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华期间，进行打工或实习，每周工作限制一定时间，持有学生证者，不需要另行申请工作签证。二是放开国际学生在学期间，到中国的实习签证，凡是教育部承认的著名大学学生，可以申请实习签证来华工作半年到一年，毕业后自动终止。 其次，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完善校长治校制度，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逐步将中国打造成世界性的学术科研中心及国际人才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培育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在国际，大学校长和教师全球招聘是很常见的现象，中国高校的领导者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 再次，增加国际语言授课课程、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教学语言国际化和教师队伍国际化是我国人才国际化培养的客观需要。我国不能吸引海外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 最后，实施吸引留学生的专项计划和示范工程。2010年，中国教育部实施了《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吸引留学生的计划。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中国吸收50万在华留学生的目标。在此计划框架下，可以仿照日本的Global30计划，挑选国内重点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工程，资助目标院校增加吸引留学生的教学和生活硬件设施、引进外籍教师、开设全英语教学课程等。文章选自新浪智库，2015年8月31日
2015年9月8日 -
张懿宸：中国黑石（中信资本的运作终极秘密）
张懿宸，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背靠中信集团这个大树，凭借多年的精耕细作，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异军突起，本文向你揭示了这位“红色PE贵族”的终极运作秘密。张懿宸的哲学1、择高而立，向宽而行，不单打独斗，亦不念独食；2、既利用“红色资本”标签，更强调国际化的团队及运作，这不就是黑石风格吗？3、管理理念是充分信任、充分放权、出事兜底；4、国企—民企—房地产基金—海外，这是张投资思路和布局；5、海外收购跨国制造业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上游配件供应商，还有在中国遇到麻烦的国外公司 张懿宸毫不掩饰对黑石的欣赏，他希望把中信资本做大，做到世界的顶级PE，“像黑石那样”。张懿宸说，如果哪一天再遇到斯瓦茨曼，他要请教三个问题：第一，黑石从最初单一业务线做PE，向其他领域拓展是业务规划的结果，还是人员推动的结果？从产品扩张上，黑石的整体策略是什么。第二，作为一个业务极其多元化的公司，黑石如何通过管理机制的运作将完全独立分散的业务单元有机地融合为一个公司。第三，如何在核心领导人更替，甚至是故去的情况下平稳过渡。 PE市场洗牌在即，国内IPO已停，一夜造富传奇再难重现。凭借多年的精耕细作，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开始异军突起，来瞧瞧这位“红色PE贵族”的终极运作秘密 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并非个性张扬之人。关于他的处世之道，看看他香港办公室所挂的一副对联就知道了。这幅对联乃晚清重臣左宗棠为无锡梅园所题，内容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亦是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座右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眼光，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故事，也不是这样的人。”张懿宸谦逊地对《环球企业家》说。 择高而立，向宽而行，张懿宸正是这么做的。2013年5月14日，他赶赴美国西雅图微软总部，参加一年一度的微软全球CEO峰会。这场年度性私密会议吸引了一百五十位全球顶级商界领袖参加。“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渣打银行首席执行官彼得·桑兹(Peter Sands)、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David M.Rubenstein)等均名列其中。 在峰会上，张懿宸遇见了他最期待见面的人，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后者主宰了21世纪头10年里的标志性行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两人首次会面中，张懿宸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黑石业绩的欣赏。在过去28年间，这家公司企业股权投资年回报率超过20%。上市5年间，其业绩年年飘红，如今旗下管理着超过2400亿美元资产。 在张懿宸看来，较之于其他同类型公司诸多业务表现参差不齐，黑石的每块业务均表现优异，例如其房地产基金堪称整个PE界翘楚，并购业务则堪与高盛匹敌?……除此之外，他格外欣赏黑石从不单打独斗，亦不念独食的行事风格。这与中信资本的行事风格如出一辙-通常，它所展开的企业股权收购均以“俱乐部式”交易完成，要么以牵头人的面孔出现，要么以主要参股者身份亮相。 张懿宸期待打造另一个黑石。尽管当下其45亿美元的资金管理规模距离黑石相去甚远，但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令人着迷，若假以时日，中信资本或将有能力成为与之匹敌的金融巨擘-它已悄然构筑起最为完整的产品线及最全的海外业务布局，在国际PE市场上，其投资业绩和行业声望国内罕有匹敌者。 但苦恼犹在。张懿宸的困惑在于如何整合中信资本的各业务单元，并使之服务于公司整体战略。“我很想请教施瓦茨曼如何将一个个完全分散的业务板块融合成一个整体，而又不必把利润都收上来又变成大锅饭。”张懿宸说。 入 局 很少有人的经历如张懿宸般传奇。他13岁丧父，做过建筑工人，之后差一点成为歌舞团的小提琴手，18岁以全省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被选送出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他一路闯荡华尔街，31岁则被中国财政部聘为高级顾问，主持设计中国国债市场结构，34岁成为美林银行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为中国进行数十亿美元的融资。 2000年，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力邀其加入中信。2002年3月，中信集团成立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中信集团旗下嘉华金融及嘉佳证券均纳入中信资本，张懿宸受命掌管上述业务。在初创阶段，其主流业务是IPO上市承销、股票经纪及自营交易等投行业务，而被黑石当作业务重心的私募股权基金（PE）业务却鲜有涉及。 这一领域最终在2005年得以涉及。当时，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证券正式获得证监会批准开展国际业务，香港成为其出海布局的首站。张懿宸便顺水推舟，主动提出将大多数传统投行业务转交给中信证券，仅保留了结构性融资、对冲基金等少数投行业务。如此PE直投及房地产基金业务则成为中信资本的业务主轴。即便按照当下的标准评判，张懿宸当时所移交给中信证券的大礼亦相当丰厚，包括规模已扩至400人的庞大团队，多数为投行业务人员，其投行客户数量亦十分可观。中信证券获其受让之后，一跃成为在港中资券商之翘楚。 张懿宸另有打算，彼时，他向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提交战略报告。在报告中，张将中信资本的对标机构设定为另类投资企业黑石，而非高盛、美林等投资银行。“为什么选黑石？它除了投资业务之外，还有投行业务。我强调的就是要做很多的投资。”张说。 2005年因此成为中信资本历史上的分水之年，自此之后，张懿宸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旅。如今，中信资本已涵盖国内外PE直投、房地产基金及创投业务，同时包含结构性融资、对冲基金及政府基金合资项目等业务。 如此广阔的战线对久经沙场的张懿宸来说亦堪称考验。作为一名出色的华尔街交易员，他曾长期负责开发按揭债券交易模型，并在格林威治资本市场公司、东京银行及美林证券掌管债券交易达十二年之久。即使如此，张亦罕有华尔街惯常的桀骜与自信。对此，他的解释是“特自信的都是年轻人，干久了你就知道，在交易中出错只是时间问题。你只能指望你之前赚的，要多于出错时输的”。 张懿宸堪称中信-这一由“红色贵族”荣毅仁所缔造的传奇品牌的守护者。较之于“红色资本”的标签，张更喜欢强调国际化的团队及运作。“我是最早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我们的管理也一直非常市场化，和国际公司没什么大的区别。”张表示。 他一直在为中国某些最为重大的交易穿针引线，成功秘诀你或许能从其北京办公室的布局中窥见-四把传统中式木椅一字排开，其寓意为“不谋独占”、“和气生财”。在中信资本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一面巨大的壁橱颇引人瞩目，大大小小的隔断中摆放着数十个水晶碑。这些形状各异的水晶碑乃是中信资本成立至今全部PE投资案例以及基金募集的凭证。每块上面均无一例外镌刻着所投公司的名称、Logo、投资金额和投资时间，形状亦与被投资公司的产业息息相关。例如作为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市场的标志性交易，入股哈药集团的水晶碑便被设计为一个蓝白合组的胶囊。 张懿宸希望这些都能成为不朽的经典。 PE生意的秘诀在于品牌与人的专业程度需做最完美结合。张懿宸仍会参与到每笔交易中-没经他同意任何投资都不能生效。他挖掘人才的手法与收购公司一样娴熟。他领导着超过200名员工，这支擅长交易的经营领导团队中，不少人的背景显赫，行业经验超过10年之久。例如中信资本执行总裁陶礼贤曾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公司纽约并购业务部及惠特尼基金（Whitney & Co.），负责创投业务的曾之杰曾在华登基金工作，负责房地产投资业务的高级董事总经理程骁远曾在汇丰集团、法国兴业银行任职。张渺则主管中信资本的结构融资业务，亦曾在澳洲联邦银行、法国兴业亚洲有限公司等任职。中信还吸纳了第一代中国基金管理人、原太平洋资本管理公司董事叶静儒…… 纵观中信资本11年的投资史，它的特性在于对网络及新能源等狂热领域熟视无睹，而坚持捕猎传统企业。在操作方式上，一般的中资PE机构会选择购买少数股权，等企业上市后套现获利，但中信资本更在意对“猎物”的长期控制，而用于下注的资金多为从欧美国际投资者手中募集来的美元。对于单独投资的PE项目，其PE基金坚持进行控股型投资，并参与企业内部治理，待治理完成实现增值后再转手出售，这也是全球buy-out基金的典型手法。其中，消费品行业、优质地方国企及传统制造业中具有技术壁垒的隐形冠军常受青睐，这些名单包括与其他机构联合投资的顺丰、阿里巴巴、新浪等项目，亦包括哈药集团、冠生园、环球租赁、桂发祥等项目。 中信资本负责国际直投业务的执行总裁陶礼贤（Brian J. Doyle）认为这正是欧美成熟市场最为主流的投资策略及操作手法，亦确保其PE投资的稳健安全。尤其在日本及美国的并购市场上，中信资本堪称最具知名度、投资业绩最佳的中资PE机构。但在新兴的中国市场上，中信资本却常被张懿宸诟病为“错失良机”-它错过了红筹股及草根民营企业的投资上市潮。他反思称若过去几年间，不执拗于改造国企，而是更为大胆地投身互联网热潮，抑或对优质民企不坚持控股型投资，业绩或更为可观。 如今，中信资本的投资方向已转向非国企、非银行金融、电信、传媒及物流等服务业领域，亚信联创私有化、分众传媒私有化等案例即是体现。这一转变的根源在于中国PE市场已陡然生变，以往通过短期投资上市、概念暴炒的造富传奇已难重现，而现未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优质企业已是凤毛麟角。但张懿宸并不悲观，他反而认为当下的窘境对于中信这样精耕细作且娴熟于全球化的“PE贵族”意味着更大的机会。 如此转型乃是基于大量调研和准备的结果。张懿宸会耗费大量时间研究细分行业以及待投企业。这得益于张懿宸早年所受的教育及从业经历-他曾经年累月地设计交易模型，为交易人士提供理论分析和交易咨询，告诉他们“该买什么，卖什么”。 较之于个人权威，张懿宸更坚信团队力量。在中信，他秉承的管理理念是充分信任、充分放权、出事兜底。在公司内部，不同业务部门的员工会交叉分享各自的专业知识，此举令整个公司变得更加聪明。除此之外，张还要求下属工作勤勉与脚踏实地。 通常张懿宸会如此观察一家被投公司。首先派驻专业团队，回来开会讨论。这一过程颇为严苛，为了对一家连锁幼儿教育企业进行尽职调查，中信资本的调查人员曾跑遍该公司旗下七十余家幼儿园中的六十余家，如此才提交报告。“更多的时候，我相信下属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最多从宏观趋势上把握一下，或者出面争取，如此而已。”张说。一般他只做宏观市场的行业判断，并直接否定掉特定行业，之后再对值得深挖的行业以及合作方做判断，所依据的并非“眼光”，而是基于事实的数据。在诸多数据中，他最看重利润率与增长速度，所做投资多为控股权投资，此外亦强调合作。“我从来都是主张和气生财，很少和人打起来，或抢项目，能一起做的就一起做。” 通常只有表现极其优异的公司才能获得其青睐。中信仿效黑石组成一个投资决策委员会，每一季度均会详细审议拟投公司业绩、经营状况以及可能的出手时机。能进入这一环节的公司少之又少。2011年，仅有50单项目进入尽职调查环节，只有5家公司被选中；2012年，这一数字攀升至60家，获胜者只有两家。 张懿宸对项目颇为挑剔，此前他曾希望布局物流行业，并已考察过数家业内知名企业，最后却都放弃。他开始了等待。在今年8月，在秘密获悉顺丰快递开始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张懿宸迅速展开战斗，由于时间匆忙，他在顺丰无法提供电子版公司核心资料的前提下就主动拜会顺丰董事长王卫。两人相谈甚欢，但王为其设定了不少苛刻的底线。例如短期内不能上市，不能有具体的上市时间表等，张都一一允诺。 在签署保密协议后，中信资本派六人进驻顺丰，耗费整整一个月时间人工输入完成所有纸质资料审核及数据处理，其最终做出的估值模型毫不逊色于另行聘请的专业咨询公司。 中信资本最终成为入局者。王卫决定在三家竞标者中挑选两家。令张懿宸备感意外的是王并没有借机哄抬报价。相反，王卫在与竞标者交流的过程中，已或多或少透露对公司的估值预期。即使如此，竞争仍颇为激烈，竞标者均怕落榜，最终不得不调高报价。“国内很多地方招标，你把信封交进去了，过几天对方再把你找去，告诉你怎么样。王卫则要求三家各派一个代表，带着信封，当着他的面拆开，然后给你看各家报的是什么价。全是公开的，他就主张这样。”张懿宸回忆?说。 除了业绩基本面，张懿宸尤为欣赏王卫的以下三点。其一在于王在香港生活多年，与国内草根民营企业家不同，他根深蒂固的是认同治理公司必须事无巨细地依靠法制。其二在于“刻意的低调，他觉得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其三是“非常坦诚，实事求是，是怎么回事就怎么说”。 在决策期间，张懿宸曾亲自前往顺风深圳包裹分拣车间实地查看作业情况。他尤为在意管理细节，但令其备感惊讶的是顺丰的“法治”。以张贴在车间的人事处罚单为例，顺丰都会注明哪个人哪天因为什么受过处分，依据公司规章制度是哪条，然后经过什么程序，员工委员会最后判定结果怎么样，每个细节都异常清楚。这次实地考察的结果令其非常满意，交易最终如愿以偿。 在张看来，此次交易还获益于中信的品牌及后台资源。“王卫本人希望有一些带着资源但非常市场化的资本入局。他很在意具体和谁打交道，而中信大概是有资源且最市场化的那一个。”张懿宸回忆说。中信资本被看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团队稳定。“很多投资人说十年前跟你们接触，你们是这帮人，十年后，你们还是，这很好。” 改 造 在入局诸多民营企业之后，张懿宸逐渐改变了投资策略。以往他更偏好押注问题重重的国有企业，2005年至今八年间，其近70%的PE项目均投向国有企业。这家红色PE对国企的偏爱不言自明-一家央企旗下PE机构，借助雄厚背景和资源，主导优质国企的整合改造并溢价出让，如此投资逻辑颇为顺理成章。 但在张懿宸现在看来，站在商业决策的角度，以往投资国企的经历纯属巧合。“投资优质的地方国企，关键是要与中信资本的体量相符。更关键的是，这些项目只有中信能做，倒不是我们用行政资源把竞争对手挤掉，而是地方政府根本就不敢把这些企业卖给民营PE，只好我们来做。” 张懿宸亲自参与了2005年之后国企股份制改造热潮，期间大量中型国企尤其是地方国企亟待外部投资者介入，而地方政府因担心遭遇贱卖国有资产的指责，始终对民营资金以PE形式进入国有企业心存芥蒂。“把国企控股权卖给中信资本，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是国资背景，政治上没有风险。”张解释说。 经历八年的摸爬滚打，中信资本已成为PE行业少有的“国企PE专家”，但从2011年起，中信资本显著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直接投资力度。无论是电讯业的亚信联创，还是快递业的顺丰，以及被中信资本重点关注的部分教育企业，均为不折不扣的民营企业。 如此转型乃是大势所趋。因为未来投资地方国企的机会将越来越少。“以前，很多国有企业都还行，但这五年下来，能符合我们投资条件的企业已不多。”另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真正让一个国企转型非常困难。即便以央企的身份推动，也是如此”。 关于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的国企改造，张懿宸感受颇多。在其看来，投资国企的第一要务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必须由内筛选优秀企业家管理公司。这迥异于国外。例如在美国市场进行PE直投，更多地看企业资产本身，因为“有太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一个干得不行，可以找到十个替换”。但在中国，职业经理人却很难有效衔接国有企业历史沿革及各方联系，只有国企自身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才能处理好内部盘根错节的关系和文化。 除此之外，在如此复杂的治理环境中，如何让PE机构所派驻的人员渐进式地融入被投资企业亦是难题。对此，张懿宸可谓教训深刻。中信资本曾数次向桂发祥派出财务总监，最终使负责国内直投业务的信跃升挫折颇多。“当时没有经验，我们这边派的第一个人，过去就当了财务总监，这个做法很不明智。”信跃升回忆说。此人空降至桂发祥后很快与既有管理团队格格不入。他出身外企，并无非工作日加班的习惯，但桂发祥这样的老国企却有周末加班的文化，财务总监因此频频缺席周末的工作。这名财务总监还希望凭借股东支持，全面上收并改革原有财务制度，此举最终引发了原国企管理团队的集体不满。最后，信跃升不得不撤换此人。“财务总监和董事长发生矛盾，我总不能把董事长换掉吧？”信跃升遗憾地说。 事后，中信资本复盘认为，优质国企尤其是有较长历史的老国企，通常不会信任外人，而借助PE机构的股东权威行事往往会触动其心结。于是，中信资本再向桂发祥派出第二位财务总监和销售高管时，这些人都会先以顾问身份入职。例如从百事挖来负责销售的高管，暂不任命为总监，而先帮桂发祥设计产品，策划活动，干出业绩后再进行任命。如此行事两者的融合自然水到渠成。类似的迂回战术在冠生园亦同样取得成功，甚至在中信资本出让冠生园控股权之后，两位中信背景高管亦被冠生园母公司上海光明所挽留。 这些经历使得中信资本在向被投资企业派出高管时慎之又慎。首先最好挑家乡和被投资企业所在地接近的人选，尽量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然后中信资本对其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如何与现有管理层建立信任关系，哪些人际关系需要维护等等。“这些东西，外资PE不会做，中资PE往往又做不好。”信跃升解释说。 改造国企另一个法宝是尽量利用中信的央企背景，帮助被投企业进行关系疏通及人员激励。例如一家地方国企曾试图在省会设立研发中心，以求吸引高端的技术人才。但该企业所在的地级市却出于狭隘的地方利益考量，对此横加阻挠。一来二去之间，其研发计划也陷入僵局。而中信资本在控股该地方国企后，便利用央企背景，最终帮助其摆脱当地国资委的干预，成功完成在省会城市的研发布局。此外，中信还发现较之于高薪、期权之类的经济激励，被投国企的管理层通常更看重行政级别。而如何将此纳入到激励机制中，正是中信资本所长。 但在貌似独享的国企猎场，丰厚的猎物却未必唾手可得。2005年6月，中信资本与华平资本各出资1.2亿美元，分别持有哈药集团22.5%的股份。这是迄今为止张懿宸压力最大的项目，亦是中信资本力图建立顶级口碑的首个直投案例，张懿宸很快意识到他严重低估了改造国有企业的难度。尽管时至今日哈药集团业绩已实现数倍增长，中信资本的账面投资收益亦颇佳，但时过八年以后，这笔投资仍未能套现退出。 谈及于此，张懿宸坦承这是对于退出时机的主观判断错误所致。最大的失误是中信对宏观形势出现误判。“在哈药集团盈利最高时，我们觉得不用那么着急的退。因为从2005年到2010年这六年的时间内，哈药的业绩翻了六倍，但是从那之后就开始下滑。” 如此转折令张懿宸始料未及。以哈药主打产品抗生素业务为例，张当时认为这一业务不会增长了。因为就人均抗生素使用量而言，中国在2003年至2004年貌似已达顶峰，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业务至今仍稳定增长。“我们有点冲昏头脑了，觉得后面还有机会。事后想，还是警觉性不够。”张懿宸说。 改造一家巨型国企实属不易。长期以来，哈药集团的营销完全依靠巨额的广告宣传拉动，营销人员仅仅是等着分销商上门拿货，毫无渠道管理意识。张懿宸曾去药店调研，发现哈药集团的药永远摆在货架最不显眼的地方，因为营销人员根本没有渠道概念，也根本没人管。为此，张懿宸重金聘请波士顿咨询公司为哈药设计解决方案。 但当咨询团队向哈药管理层讲解改进思路后，哈药的营销体制仍无起色。这一僵局持续到2011年。伴随着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抗生素滥用势头被遏制，哈药集团销售急转直下，张懿宸最终借势“逼迫”哈药实现营销转型。即使兵临城下，有关销售体制的转型仍持续了整整两年。究其原因在于利益。原来哈药产品好卖，营销人员均坐等药店上门求购，通过决定卖给谁或不卖给谁，就可从中渔利。 同样头痛的还有现金管理。在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和各子公司资金集中管理之前，哈药集团下属各子公司均各自为战，哈药六厂、哈药三精长期有大量资金闲置在账上，另一些分公司如中药二厂、中药三厂却要为扩大生产而拆借高息贷款，这一局面曾长期无法得到纠正。即使当中信资本派出的财务总监试图扭转时，各部门仍极力阻挠，甚至连哈药管理层也认为此事牵动利益太多而无法推行。无奈之下，一向温和的张懿宸不得不亲自出面，向哈药管理层撂下“不干就翻脸”的狠话。 为了推动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统一各子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力度，张懿宸曾严厉要求每天下午结算后将分公司账户上的资金强制划走，而非由分公司自主上缴，待到第二天上班前，再将当天所需资金转回分公司账户。即使如此力推，平台的搭建仍耗费半年之?久。 因为涉及利益众多，有时甚至连张懿宸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例如中信资本针对哈药集团采购系统及广告系统的整合至今仍未完成-同一时段，同样的广告时长，同一个电视台，不同分厂的采购价格仍很悬殊。 除了整合旧病难医的管理系统，国企的日常管理亦是顽疾。哈药集团地处东北，每年都要采购数万吨的煤炭用于生产和取暖。在此过程中，大量的煤炭被盗运出厂，燃煤购置金额长期高居不下。中信资本曾希望用电子化采购平台打击此类问题。但平台上线后，购煤成本并没有得到降低。疑窦丛生的张懿宸便派人前往购煤现场勘察。调查发现，驶入厂区的运煤车在过磅之后，竟只卸下半车煤就铺好伪装布匆匆离去。偷盗里应外合，手法之高明甚至连摄像头都无济于事。哈药集团管理层曾为此报警，但警方赶到现场时，所有嫌疑人早已胜利逃走，警方也表示此案无法找到确凿证据。 “有人通风报信。就算漏出去十分之一，你算算金额有多大。”在遭遇此类情形时，张懿宸痛感与体制抗争的无力，纵然中信资本背景强大，但面对国企的日常管理琐事时也是有心无力。他最为痛恨和痛惜的是无处不在的商业腐败。“大到采购燃煤的，小到处理煤灰的，他都能拿手里权力寻租。哈药集团一年的煤灰现在还能卖130多万，我们之前都不知道，还被忽悠要花钱请人来挖煤灰。可你抓着现行了，都处理不?了。” 如此纵然遭遇不少挫折, 但所换得的经验却相当宝贵, 张懿宸最终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企改造方法, 令整个PE的布局将更具生命力。中信资本最终对哈药三精、六厂的营销资源进行了整合，实施产销分离，营销协同平台、防窜货系统及移动数据管理系统亦最终上线。除此之外，张懿宸在哈药集团还大刀阔斧地执行事业部制，针对拳头产品，成立产品战略委员会，并推广落实从采购、生产、成本控制到销售策划全过程参与的产品经理负责制。 新 地 在其他领域，张懿宸亦希望觅得先机，房地产基金即是其一。中信资本是中资PE机构中较早开展房地产基金业务的公司，其业绩表现可圈可点。第一、第二支房地产基金已全部结束，投资收益率分别高达30.6%和21.7%。第三支基金也已成功退出四个项目，出资人本金已经全部返还，投资收益率为19.9%。 中信资本房地产业务高级董事总经理程骁远，与陶礼贤、信跃升一样均为中信资本的创业元老。他早在1999年就加入了中信资本的前身嘉华金融。在2005年之前，他曾为SOHO中国等房地产企业提供过融资服务，并以此为中信房地产基金业务积累原始资本。2005年，上海卢湾区囊括公寓、酒店、写字楼综合体的永银大厦急售，中信资本择机购入，并募集首支总额为8600万美元的房地产基金。该项目在2007年推出后一售而空，中信资本在房地产领域藉此打出口碑。 “那个项目的资产确实非常好，如果当时我们运营能力和现在一样，内部收益率会超过30%。”程骁远回忆说。2006年，对房地产市场走势颇具信心的中信资本与万科地产合作，发行了总额为1.5亿美元的“中信资本-万科中国房地产开发基金”，凭借中信资本在海外市场的口碑及强劲的募资能力，大量机构投资者纷纷试水内地楼市，通用电气房地产部门更为此投出其在中国房地产领域的首笔投资1500万美元。 程骁远则开始要求其独具特色，即“对项目有足够控制力，不仅仅只做财务投资人，更要具备较强的项目持续跟进、运营管理的能力”。“房地产基金最大的风险都在于对项目的跟进管理。”程骁远感慨说。他曾数次担当“救火队员”，深知房地产合同即使写得再细致繁琐，施工方和投资方的执行理解也会有差异，任何疏漏均可能延误项目的整体进程。 程骁远开出的药方是组建专业的项目团队以掌握主动权。在项目交接前，项目组对机电安装、管网设置乃至楼宇工程设计等可能出现的施工问题和运营问题进行预警。此外，大量来自一线拥有土木工程、建筑学、建筑管理等专业背景的业内人士，为每个项目配备专门的项目开发团队，从设计、招商、建造到运营进行全程控制，一旦出现问题即可善后。 长沙悦方 ID Mall已成为中信房地产基金的代表作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它从一栋空壳大楼蜕变为现代化商业综合体只用了九个月时间。如此速度已和专业地产企业不分伯仲。2007年，出于对国内地产调控长期化的担心，中信资本第三支房地产发展基金在投资住宅项目的同时，也大量投资商业物业。而正在募集的第四支基金其投资重心已完全偏向商业物业。 中信资本在募资能力上也取得重大突破，除卡塔尔主权基金之外，包括欧洲最大退休基金及北美最大退休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也相继成为中信房地产基金的投资者。 张懿宸亦开始推动整体业务板块的融合。从第三支基金起，中信已开始对国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股权层面的投资，并在其需要结构性融资时为其提供专业建议。当业务团队推进乏力或是项目遭遇挫折的紧急时刻，张懿宸便会出面解决。“公司注册在香港。房地产调控开始后，我们的房地产基金在内地一些地方买楼时身份属于外资，受到很多限制。后来是靠张总出面，花了很大力气去帮忙，最终才顺利解决了问题。”程骁远说。 2011年，创投业务开始成为中信资本涉足的新领域，掌管该业务的是曾在华登国际工作8年之久，担任董事总经理一职的曾之杰。2009年下半年，曾开始一手组建中信资本的创投业务团队。“我们采取的是混合型投资策略。”曾之杰对《环球企业家》说。按照目前的团队和资金规模，其创投基金将重点投资体量相对有限、行业领先的高成长性中小企业以及技术领先的早期高科技企业，资金配比分别是8:2或7:3。在该基金现有的投资中，在国内汽车内饰市场占据最大份额的常熟汽配正是高成长性企业的代表，曾之杰近期还将投资一家做路由器芯片的半导体企业。目前这一市场80%都被美国企业控制，他希望所投企业能够打破这种垄断。 与张懿宸一样，曾之杰也是海归。他曾就读于日本长崎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商学院，并先后在中信泰富、日本三菱商事及美国华登国际工作。在其努力之下，中信资本创投基金虽在部分企业仅持有少数股权，但却往往能博取董事会席位或拥有话语权。“你真的帮到了人家，才能掌控住你的投资。”曾之杰说。为此，他会在深夜不时接到被投企业负责人的电话，有时与工作相关，有时则事关生活。“如果创始人是夫妻档，把你当朋友，两人吵架了也把电话打到你这里，你还得劝。”曾说。 虽然发展势头不错，但曾之杰和程骁远亦面临着不小的烦恼。对于创投基金而言，所投项目如何退出令曾之杰颇为头疼。首创投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完成的私人股本投资交易中，共有逾7500宗投资没有退出。私人股本集团投资的股权价值可能大幅增长，但它们很难卖出这些资产。 “在欧美市场上，微软、思科之类的行业巨头每年都会并购七十到八十家公司，这就能消化很多创投投资的企业。但国内没有这样的机制，”曾说。一旦所投项目不能被并购就只能选择上市，但因为会计监管以及中概股丑闻，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之路并不顺畅。雪上加霜的是国内IPO也被叫停，中信所投的数家企业只能在证监会排队等候。由于无法预知国内IPO重启时机，曾之杰已考虑在2013年年末以股权转让的形式退出部分所投项目。在其看来，中信创投资金强调投资效率，继续漫长等待并非上上之选。 相比之下，程骁远所面临的问题虽不那么迫切，但同样棘手。在中信资本房地产基金的业务布局中，悦方ID Mall已被选中作为中信的零售物业品牌。其品牌培育需经历漫长的过程，在万达、凯德等强敌环饲之下，中信商业地产如何实现突围并非易事。 海 外 除了上述业务之外，张懿宸还将目光投向海外PE业务。早在2004年，他即将中信海外PE业务的投资目标锁定为跟随跨国制造业巨头进入中国市场的上游配件供应商-一般，这类目标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应为20%至50%。 在其后几年，中信资本针对中国制造业细分市场中的短板，有目的筛选海外可供收购的企业。“所投企业的产品几乎都是国内企业还无法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并且是单个细分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现实就是如此-一旦国内同业已开始大规模推出同类产品，所投企业必然被成本竞争拖垮。”张懿宸说。 针对此类企业，中信资本有的放矢提升其业绩-借助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及其他招商优惠政策削减成本。近年来，张懿宸已觉察到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在投资策略上，他由“减成本”转而更强调“拓市场、增收入”。主要方法有二，一是国内设厂降低成本，二是开拓中国市场以获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赢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国外技术与国内市场进行对接。 以生产工业机械润滑装置的林肯工业为例，其主要客户囊括全球最顶尖的工业机械制造厂商。在被中信资本并购前，林肯工业在美国克利夫兰及德国杜塞尔多夫各有一间工厂。中信资本入主后立即关闭其在德国的工厂，转而在江苏常州开设新厂。除此之外，张懿宸看到国内的基建热潮，他意识到大批工程机械厂商将纷纷扩大在华生产规模，于是抓住这一契机，帮助林肯工业迅速扩展中国市场，中信资本最终将其转让给欧洲SKF公司的价格是初始价格的9倍多。 循此路径，2012年，一家美国大型洗煤设备生产厂商艾尔竞（EEG)被中信资本控股。而在专业洗煤领域，全球范围内仅有EEG和另一家德国企业具备大型洗煤设备的设计制造能力。这一细分市场在中国商机无限-中国政府为控制煤炭使用过程中产生过多有害气体，曾出台规定要求对特定指标超标的工业用煤进行洗煤处理。依此规定，国内六成的煤炭必须经过洗煤处理后才能使用，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煤炭企业洗煤的比例却仅有30%。 张懿宸由此看好EEG在中国的市场前景。但挑战在于竞争者已在中国捷足先登，建立制造工厂并取得相当的市场主导权。于是，中信资本便利用央企的资源优势，促成EEG与中煤设备集团在张家口设立合资企业，最终在渠道及客户资源上实现赶超。 除了技术领先的企业，张懿宸还看重另一类投资机会，即收购那些在中国遇到麻烦的优质外企。“这类企业技术产品都不错，但在中国出现困境。原因在于要么与合资伙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与当地政府出现纠纷。此时外资PE不可能过来解决，所以此类公司的股权报价也很低。对我们而言，这却是绝佳的机会。”张懿宸说。 对于此类机会，张通常会大快朵颐。中信资本控股美国华瑞集团（RAE System）即是如此。RAE是美国著名的安保装置生产商，其主要产品是一种信用卡大小的芯片探测仪。该探测仪不仅能探测瓦斯在内的有毒气体，亦能对核辐射预警。 数年前，国内矿难频发，RAE觅见商机，曾通过合资企业入华，将产品销往国内矿业企业。但在市场开发过程中，RAE的在华合资企业却出现商业贿赂的不法行为。而按照美国商业法规，此类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身为美国上市公司的RAE在公司自查中发现上述不端行为后，立即向美国证监会（SEC）进行汇报，并随即接受停牌调查。 如此折腾使得RAE业务基本暂停。面对拂袖而去的公众投资者，该公司不得不选择私有化退市以求摆脱困境。由于该公司涉及在中国的违法行为，外资PE对其私有化邀约毫无兴趣。得知此消息后，中信资本立即对该公司进行基本调查，并联手一家美国PE机构收购RAE股权。 “我们和美方PE机构约定，由我们去解决国内的问题，以确保SEC不会再控告这家公司。”张懿宸回忆说。中信在随后帮助其与中国各地矿务局进行谈判，以确保RAE产品销售不受影响，随后再将RAE中国合资公司股权转让，从而切断RAE与中国腐败行为的联系。如此一来，SEC便不会再对RAE提出指控。这一方案颇为完美，RAE的股东们则非常配合，中信资本对RAE的收购亦最终信手拈来，并在业绩回升后将其转售给霍尼韦尔。短短18个月内，中信资本就获利3倍。 除美国之外，中信资本在日本的表现亦可圈可点。2004年至今，中信资本在日本累计投资了8个项目，投资获益多在3倍以上。张懿宸认为高回报率得益于母公司中信集团与日本商界深厚的历史渊源。中信集团曾是最早进军日本市场的中国企业，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扮演着半官方角色，中信集团创始人荣毅仁在日本政商界均拥有广泛的人脉。“荣老访问日本时都直接住在野村证券董事长家中。常振明董事长也精通日文，对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这些都对日本业务的开展及人员招募帮助很大。”张懿宸说。 日本成功的另一因素在于本土化团队。目前中信资本的海外PE业务均由陶礼贤负责，日本团队则有十名成员，其中九人均为日本本土金融人才，剩余一位中国人亦在日本留学多年。本地化的人员配置能帮助其敏锐发掘细分市场中的隐形冠军。“我们的团队中有来自不同国家的精英，但在特定区域，我们仅会聘用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陶礼贤说。在其领导下，中信资本国际首期基金已完全退出，并实现5.7倍投资回报，51.4%的IRR收益率。 不过，这一切并不能令张懿宸感到满意，他仍希望更上一层楼。张懿宸向本刊坦言若有机会，他希望向斯瓦茨曼请教如下问题。第一，黑石从最初单一业务线做PE，向其他领域拓展是业务规划的结果，还是人员推动的结果？从产品扩张上，黑石的整体策略是什么。第二，作为一个业务极其多元化的公司，黑石如何通过管理机制的运作将完全独立分散的业务单元有机地融合为一个公司。第三，如何在核心领导人更替，甚至是故去的情况下平稳过渡。“我更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投了什么，而不是赚了多少钱。我不太习惯就这点成绩，我希望把它做大，像黑石那样。”张懿宸对《环球企业家》说。文章选自《环球企业家》，记者：沈旭文
201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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