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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最有希望的是民营企业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从家世渊源上讲，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算是“红三代”，祖父黄负生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之一。在学术观点上，黄亚生注重实证分析，而不是崇拜简单的意识形态和观念。这可以说是MIT的学风。他对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不乏批判性思考，对美国的制度，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拜金倾向，也有尖锐的批评。他并不迷信市场经济。从“行胜于言”来说，他从2008年起主持“中国实验室”，致力于帮助中国中小企业。1月26日，在《创新的创新》发布之际，正和岛独家专访黄亚生教授，就中国GDP增速、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制造业转型、双创热潮等话题展开讨论，全文如下。现在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一场考验正和岛：您2003年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之后引发“龙象之争”的讨论。您现在对中印两国的经济走势怎么看？黄亚生：中印两国的经济走势跟我的预言还是比较吻合的。现在印度已经进入到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良性循环。你可以批评印度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够，但它的投资没有浪费，每分钱都能产生价值。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需求驱动，其建设也是采取经济手段进行的，就不可能由政府出面来强拆。建设方想从农民手里拿地，必须以市场水平价格来购买；这个价格在印度是相当高的，这样，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利就回到民间，刺激消费，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随后又会刺激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这样就构成一个良性循环。中国是提前建，并不是需求拉动的，里面可能有很多是根本不该建的。中国GDP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消费占GDP的比例还远远低于印度。投资建了很多空房子，又没有购买能力，那中国就会债台高筑；一旦不能承受这个债务，泡沫就会破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中印两国的股市。从1998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印度GDP每年增长5%左右的水平，孟买指数从5000点上下增长到20000点上下，股票市场的市值翻了四倍。中国的上证指数2003年差不多就是2000点，GDP每年增长10%、9%的水平，经历过2007年的6000点，现在又回到2700点的水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这说明，中国经济能够创造出很漂亮的GDP指数，但并没有真正创造由竞争力提升所带来的财富。一般来讲，股票市场被认为是财富增加的象征，股市里的企业应该是有竞争力的公司，但中国股市并没有体现出来。毫无疑问，印度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一旦走入良性循环，很多问题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尖锐了。印度政治上也在走入良性循环。过去印度有个问题是，政府官员经济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投你的票，因为他们关注一些其他的标准。现在有个巨大的转变，印度的选民开始考虑用经济指标来投票，政府领导者做得好可以连任，来继续推进他们的经济规划。民主制度就是这样的，它的变化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改变，就很难走回头路了。正和岛：为什么中国股市无法反映实体经济的增长？您对2016年的中国股市乐观吗？黄亚生：中国股市的发展是非常不正常的。第一，中国证监会应该更相信市场，应该监管的是披露信息是否完备，披露手续是否合理，不是评估企业是否可以上市。公司能否上市，该由证券承销商来解决。第二，除了新三板、创业板这些，中国上市公司很多是垄断企业，是（从经济利润上讲）不盈利的公司，是低效率的，是在毁灭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的企业。印度没有这些，他们的上市公司是真正做出业绩的，经过市场认可的；这样，股票市场帮助企业融资，企业发展又促进了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国的垄断公司是也在提供服务，但是通常，我们付出的价格是竞争市场的好几倍，本应归属民间的财富就被聚拢到某几家公司里；垄断公司是也在做投资，但是他们犯错的成本可能也是全民承担的。很多国有企业账面上看是赚钱的，但是你把土地补贴考虑进去，把优惠的融资成本考虑进去，他们是整体亏损的。账面算法是不考虑价格的扭曲的，但即使只看账面算法，国有企业的盈利也是远远低于私有企业的。把资源都给到低效率的企业，想一想这个损失是多大呢！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股市反映经济的增长，而中国股市不能的原因。在中国预测股市，可能更需要敏锐的政治嗅觉，大于经济嗅觉的作用。我并不是中国政府体制里面的，所以具体的不好预测。从现在的情况看，很多股民当然是被套牢了。中国股市要想好，必须有大的改变。股市里是没有效率的企业，股民只能去投机；当然美国股市也有投机的，但是更多的企业是靠新产品、新技术赢得市场和股民的肯定的。正和岛：1月21日，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公开表示，全球面临通缩压力，中国经济硬着陆几乎不可避免。随后，新华社发文称“恶意做空人民币将面临法律严惩”。您对此怎么看？黄亚生：我没有看到索罗斯的发言，并不确信他是不是真的要“恶意做空人民币”。（“做空人民币将面临法律严惩”）像小孩子说的话。要想避免做空，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事情做好。中国股市本来就是不健康的，这两年政府是用行政行为而非市场行为把股市做起来。从长久来讲，如果不做根本性的改变，股市肯定是支撑不住的。做好自己的事，再去批评人家做空不做空的言论。正和岛：1月2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GDP增速为6.9%，自1991年以来首次低于7%。有评论员认为实际增速可能是更低的，您怎么看这个数据？黄亚生：我对前些年中国的经济数据做过研究。统计学里有个本福德法则（Benford's law），任何一组随机数据，第一位数字是“1”的概率是30%。有人用这个定律去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我在做中国的研究。我们并不是直接测量GDP，而是检验工业生产总值。结果显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有作假的嫌疑，但是国有企业有可能是夸大他们的工业生产总值，而私营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似乎在缩小数据，而夸大的程度大于缩小的程度，因此整体来讲应该是夸大的。我们无从得知是企业在作假，还是政府在作假，但之前年份的数据应该是比实际水平高的。我们没有测算2015年的数据，可能中国2015年的GDP增速就是6.9%，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而且会往低里猜，这是个大问题。在经济增速往下走的时候，政府公信力特别重要。多年来，人们对中国GDP数字都有疑问。我在MIT讲一门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的课，每年都会问我的学生“你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信心还是对印度经济发展有信心？”大部分学生还是对中国经济更有信心的。我再问“你们相信他们的经济数据吗？”很少有人说不相信印度的数据，但是至少一半的学生不相信中国的数据。现在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一场考验，包括这种不信任感带来的考验。正和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发声称：“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也不要指望中国经济会V型复苏；相反，可能出现长期的L型增长态势。”有分析师认为，这个L的底部，GDP增速可能是5%。您怎么看？黄亚生：L型在我看来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像美国、英国这些现代发达国家，从高增速到稳定下来，都是L型；但是也有很多国家，从高增速直接垮下来，拉美国家、东南亚有些国家是连续二三十年没有增长的，甚至是负增长的。中国GDP有一半还在投资，投资对GDP的增长刺激是最大的，但负债也是最多的。我觉得能稳定在5%的增幅就不错了，毕竟中国有很多债务要消化；消化债务的一个办法就是经济增速慢下来，广场协议后的日本和次贷危机后的美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基本要素条件还是不错的。中国人基础教育水平高，有苦干精神，还有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灵活性，都比印度要强。如果有合理的政策和体制，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很好的。所以我老说，印度什么地方都不如中国，除了它的制度；中国什么地方都比印度强，除了它的制度。正和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哪些要素条件？黄亚生：最好的例子是韩国，过去是大政府主导的封闭性的经济体，后来转变成市场主导、政治开放的经济体。基尼系数是表征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的，一般30左右是比较正常的水平，但中国大概是40多，收入还是非常不平等的。拉美国家就是收入设计没有解决好，收入不平等，体制僵化，债台高筑，国家权力过大，政治危机与经济衰退互相影响。这是最失败的，是掠夺式的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正和岛：您是否关注新三板？黄亚生：没有太关注。不过，这个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机会，削弱了体制本身对中小企业的歧视，肯定有好的作用。当然监管和治理是不是到位，有人会提出质疑；但我的观点是，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中小企业能够有多一个融资渠道，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正和岛：您有个观察说，在东莞打工十多年的人，连一些基本的家具、家电都没有配置；但是印度贫民窟的人都会去配置一些小家电，来提高生活质量。为什么这个细节会打动你？黄亚生：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小事可能反映了两个国家的制度不同。印度没有户口管制，人民有迁徙的自由。不管他们从什么地方搬到孟买，有长期居住的打算就去配置家具。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打工者是没有长期的期望值的。我们做过农民工的调查，很多人在城市打工二三十年都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认为将来还是要回农村老家。这是非常不人性的制度。有一种说法是政府要限制人口流动因为它的城市管理能力有限。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政府应该提高他们的城市管理能力，而不要把自己管理能力低的成本转嫁到中国农民的身上。在户籍这个事上，政府又管得太多了。允许人口自由流动，本身也会调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穷的地方，人都离开的话，土地就便宜了，自然就变富了。户口管制我是坚决反对的，就像我过去反对计划生育一样。中国最有希望的就是民营企业正和岛：今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一个有关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座谈会时举例说，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比如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您怎么看中国制造业的现状？黄亚生：我觉得最值得悲伤的是，多少人早就说过这种话，必须得等总理说出这种话，网络上才会注意、争论这个话题。所以在中国这种体制下，大家都看着领导的脸色走，是比较可悲的。话说回来，当他做出这个评论后，有没有人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在2003年出的一本书里讲过这个问题。正和岛：我看到您有做过一个家电行业跟汽车行业的对比。黄亚生：对。汽车行业是国营企业占大头儿的，家电行业就是民营企业稍微占大头儿的。中国的汽车行业和中国的金融行业一样，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了桑塔纳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换回的是欧洲共同体在1978年就淘汰的技术。与汽车行业不同，中国的家电产业很早就对非传统国营企业开放，这样才有了海尔、2000年前的科龙等优秀企业。有个研究是1960年代的，我一直在找这个研究的原件还没找到。当时日本一个机械代表团访问中国，然后出了报告说，中国和日本机械行业的技术能力差不多要差5年。你看中国当时很穷，但是人很聪明，能力相当强，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把资源都给了没有活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有动力创新却没有足够的资源。这个资源和企业活力的错位，是中国企业长时间没能发展自己核心能力的最大原因。正和岛：在制造业方面，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德国提出工业4.0，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两国工业基础不同。您如何看待二者的前景？黄亚生：我觉得最主要的差异是体制上的差异，不是水平上的差异。我们在东莞参观了一家企业，机器之间可以通过联网传递信息，并不会受制于机械加工的水平，只跟信息技术有关系。德国的信息技术是不是比中国先进的呢？我是有疑问的。中国在信息技术方面应该是很强的，东莞已经有企业在做了。正和岛：您前几天在广东调研企业，有什么发现？黄亚生：中国最有希望的就是民营企业，不光是广东，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地区我都很看好。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确实到了求知欲非常强烈的阶段，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非常有活力。所以刚才也提到，这么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多年受歧视，是巨大的损失。我在跟地方上的政府领导人座谈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我对广东很有信心。你放心好了，只要是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一定是社会最稳定的地区。我相信广东会比东北稳定，民营经济比例高的地区更稳定。正和岛：民营企业因政策对国企、外资的偏爱而受到挤压，创新不足，市场又在收紧，面临着一些转型困境。怎么办？黄亚生：很多企业习惯了过去粗放性的增长方式，碰到GDP增速下降，整个市场下滑，确实比较难。但是只要坚持市场经济，有的倒下来有的站起来，有的退出有的进入，总的来讲还是会往前面发展的。伸缩性很强恰恰是中小企业的优势，虽然很多企业要关闭，但是中小企业也容易复生，整个经济的活力还是很不错的。美国经济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的中小企业特别多。虽然中小企业的目标是变成大企业，但作为政府来讲，是不应该扶植大企业的，应该保护中小企业。现在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的心态要做一些调整。经济有起伏和波动，在任何国家都是正常的现象，不可能总是维持过去每年10%的增长。企业做投资，要看到将来的经济波动，要去做更详细的市场调查，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这次在东莞还是看了一些很好的企业的，我还没有掌握较全面的数据。正和岛：现在很多企业家辅导机构很受欢迎，他们会组织企业家去硅谷、去以色列、去德国工业城市游学。您觉得企业家如何避免只是走马观花，而真正地学到一些东西呢？黄亚生：所有的事情都得用渐进的眼光去看，走马观花总比你固步自封要好。我以前接触有些民营企业家，真的是非常自我。2007年，国内某高校EMBA班的学生跟MIT有合作，我们负责接待，我给他们上课，讲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后来该校老师跟我反馈说，这堂课引起了中国企业家的不满，觉得你一个中国人到海外还在说我们中国的缺点，问我以后能不能讲得更温和一些。那我再也不教了，我在中国你干涉我的自由也就算了，到美国还干涉我的自由。我还听说，也就三四年前，长江商学院有个班到哈佛商学院上课，有教授也讲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有些老总站起身就走，“你还来教训我，我比你们成功多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这么骄傲、自满的话，就说明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从这么自我、这么傲慢，到他觉得外国有些东西可看，这是很大的进步。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转变。过去中国企业家、政府官员到美国去，经常会发表感想，觉得美国机场怎么这么旧，五星饭店也不起眼；现在呢，他们到硅谷去，到德国去，知道人家有比自己先进的地方，是很大的进步。有个中国政府官员跟我讲，过去都是去华盛顿参观政府机构，这次来MIT参观媒体实验室，参观后感觉非常震撼，觉得在技术方面，中国20年、30年、40年也难以赶上美国。我自己在中国公司也做过独立董事，一年要开几次会，每次开会讨论的很多是政府的批文拿到了之类的话题。现在我在一家MIT背景的公司做独立董事，每次开会听到都是，技术又有新突破了。这个对比让我感触很深。我们国内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实际上也很有才能和智慧，但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他们把很多时间都浪费在寻租上，美国企业是把时间花在创造技术，创造新价值上，那差别还是很大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花10个小时寻租，就减少了10个小时去创新。所以中国政府要检讨这个问题，要减少管制，这样企业家自然而然就会把时间花在创新上。正和岛：您昨天提到，以色列比美国、新加坡更值得中国学习，因为这是一个大政府背景下的创新创业型国家。在具体的层面上，哪些做法值得学习呢？黄亚生：由于历史的原因，以色列政府占有很多资源，政府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企业决策是完全由市场主导的。因为政府知道，政府的见解不见得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不见得是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当企业决定投资新项目时，政府投资支持，即使股份占大头儿，也不行使发言权，让企业自己拥有百分之百的管理决策权。这是第一条。第二，以色列跟美国很像的是，整个环境很自由，甚至更具有自由挑战精神，挑战学术权威、政治权威。没有挑战、没有自由，就根本谈不上创新。我在以色列，亲眼看见年轻懂技术的小伙子说“技术方面，将军什么也不懂的”，而旁边的老将军也很认同，哈哈一笑赞同他。创新不仅仅是从0到1正和岛：中国企业总体应该还是缺乏创新的，但我们的阅读中，“创新”这两个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该怎么定义创新？在中美语境里，“创新”是否有不同的含义？黄亚生：创新本身是很模糊的概念，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中国肯定是有创新的。我们现在能够衡量的是中国的基础科研，就是学术创新，比如中国科学家出版的书籍、论文。原创的东西还是比美国少。诺贝尔奖是一个比较粗略的比较，仅MIT一所大学就有80位诺奖得主；从这一点讲，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不过，中国的商业创新还是很多的。当然，在任何国家，本土企业应该更了解本土的情况，能够做出更多市场创新。正和岛：MIT在让渡高校知识产权，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化方面做得很好。看中国的情况，到底是高校的创新成果少，还是产业转化率低呢？黄亚生：中国高校还是有创新的，这肯定是有的，每年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中国高校的很多创新不能转成生产力，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另外，中国高校的创新，应该能做得比现在更好，如果制度上能够设计得再合理一点的话。 正和岛：从数据（见表1）上看，中关村成绩斐然。但是跟硅谷比，还缺少什么？表1 中关村与硅谷、麻州创新集群主要指标对比黄亚生：用于对比的统计指标或许能够体现出一些成果，但是却无法衡量中关村和硅谷之间的本质区别。李开复说，“中关村不必处处模仿硅谷，”但这恰恰是问题症结所在。我们认为更准确的表达不是“中关村不必处处模仿硅谷”，而是“中关村能否不必处处模仿硅谷？”当中关村已经不是“处处模仿硅谷”时，我们才能说中关村真正地赶上了硅谷。我们衡量硅谷和中关村的相对实力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做一个“思想试验”(“thought experiment”)。你来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１）如果没有硅谷还会不会有现在的中关村？2）如果没有中关村还会不会有现在的硅谷？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百分之百是肯定的。所以正确地解读表1里的指标不是简单地把中关村和硅谷的两组数据简单地横向比较，而是要问“如果所有的硅谷的指标都是零那么中关村的指标会是什么？”我们可以用类此的方法论来分析硅谷和麻州128的关系。硅谷和麻州128是完全不同的创新模式，它们占据不同的技术空间。如果没有硅谷照样会有麻州128；没有麻州128也会照样有硅谷。这才是原创的基本定义。中关村的巨大优势其实是中国飞速发展的市场。比如一位美国作者写了本好书，中国作者翻译过来，可能在美国卖3万本就是畅销了，在中国完全可能卖30万本。你能说卖得多的是最有创意的吗？正和岛：您昨天提到《从0到1》这本书没有任何学术价值。黄亚生：我是这样讲的。彼得·蒂尔讲得有点绝对，认为创新就是从0到1。我们在《创新的创新》里也会给出一些学者对创新本质的解读，当然是学术性的，不是畅销书性质。然后我们有个共识，创新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组合，而不只是从0到1的过程。从0到1是纵向的，这个技术出来之后还会发展，会从1到100，会不断改善，这个也是创新。微信就是一个例子，推出来之后还一直在改善，或者平移到别的市场进行再创造。你看我们用的微信，这个原本是韩国人发明的，但在中国的大市场里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也用微信，觉得微信很好，比美国的很多APP都好。为什么韩国人能发明这种APP呢？美国人是一个APP做一件事，所以需要打开很多APP；韩国人喜欢用一个APP做很多事，可以记PDF，可以分享照片、听音乐、看电影，可以付款。这可能跟文化、生活习惯有关。但是韩国和美国还有一个区别是，韩国的宽带非常发达，这种APP在美国可能宽带支撑不了，但在韩国就可以。微信从韩国到中国，被不断地改善，本身也是一种发明。从0到1过于戏剧化了。很多原创技术可能在美国在以色列，但是中国有这么大的应用市场，而这个应用市场又会促进技术的改善，我觉得中国可能这方面会有更多的发明。正和岛：您在《创新的创新》中提到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带来解决方案，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说机器人会带来蓝领工人的失业。黄亚生：这个是应该多讨论的，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中国底层的蓝领工人。我一直对中国担心的是失业，而不是工资增长。工资增长是好事，但我担心失业问题。正和岛：中国实验室项目自2008年创办以来，相信每年都有新进展。最近的变化是什么？黄亚生：中国GDP增速比较快的时期，我们做的项目更多集中于市场调查、市场扩张方向；这两年的项目，更多关注企业内部管理能力的提升，包括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融资等。这可以反映中国经济的变化；当竞争变得更激烈时，企业更需要提升自身管理水平。这是最近五年发生的变化，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正和岛：中国实验室如何选择合作企业？黄亚生：我们侧重的是中小企业。中国实验室首先是个教育项目，虽然我们的MBA同学来自波士顿、麦肯锡这种咨询公司，毕业了可能还会回到这些公司工作，但他们要同时兼顾MIT的学习，不是全职工作。第二，我们为企业服务，更像NGO，因为收费很低，只是覆盖一些差旅费之类的直接成本。我们做一个项目，会派出4个学生，他们的飞机票、住宿差不多一万美元。其余的成本来自MIT的校友捐赠，现在也有来自中国企业家的捐赠。中国实验室每年做20~30个项目，每年差不多要花40万美元的经费，因为我聘请了七、八位专业的导师来和MBA同学一起做项目。这些导师不像我只有纯学术背景，更多是企业高管、创业成功者、咨询师，他们花一定的时间在中国实验室的项目上，我得付工资。我们差不多每年10月开始征集企业申请，11月份开始选企业，次年1月份组建团队，2月份开始做项目，3月中旬来中国做实地调研两周，到5月中旬结束。这些在我们的网站（http://mitsloan.mit.edu/actionlearning/labs/china-lab.php）都可以看到。本文选自正和岛，2016年2月2日
2016年2月29日 -
毛大庆：我这样定义我自己
2016年2月24日，由财视传媒、传播达人汇、搜狗共同主办的“明星企业家引力波”主题沙龙暨“TOP50明星企业家热搜榜”发布会在京举办，优客工场创始人及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毛大庆出席并表示“我既然当了网红就把引力波的正能量发挥下去。”演讲一开始，毛大庆就表示很惊讶自己能入围“TOP50明星企业家热搜榜”。当然，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原万科高级副总裁毛大庆的离职与创业动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他所创办的优客工场，亦拉开了国内众创空间蜂拥而起的序幕。共享经济时代，个体的价值会被放大，甚至是无限放大。毛大庆认为这恰恰是引力波的概念，一个量子或者一个粒子与其他发生反应，两个广义相对论之后会引起一个巨大的波，这个波又会影响到其他。这也就能解释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现象，比如去年以来，一个普通的个体竟能突然间变成网红。毛大庆认为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恰恰反映着当下这个时代的导向，而作为意见领袖，还需要思考如何定义自己，也就是希望自己被传播成何种形象，他给自己定义了四点：首先是“15派”代言人。过去的2015年，创业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话题之一，而今年热度依然不减。毛大庆介绍说，今年第一季度他身边40多岁依然选择创业的不下百人，其中包括企业高管以及政府官员。这一群体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15派”。其次，毛大庆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中国共享经济时代某一个微小领域的推动者和引领者。这或许也就是毛大庆选择在这个节点自主创业的初衷。第三，作为企业界人士，毛大庆更希望把自己定义为商界的学者。在毛大庆看来，这个时代变化太快，需要思考，更需要创新。所以毛大庆经常在个人公众账号发表看法，要求自己不再像以前草莽阶段的企业家，身上带有更多学者的气质。最后，毛大庆还希望自己做一个传播社会正能量的马拉松跑者。“好多人不知道我什么职业，但大家都知道我在跑马拉松。”毛大庆调侃说自己跑马拉松的知名度可能远远高过创业的知名度，而之所以在四十六七岁的年纪登上体育界最高奖，不是因为跑得快，而是因为很多人因为他而跑步。毛大庆显然非常喜欢“马拉松跑者”的身份，他自豪地介绍自己在过去两三年影响了上千人参与马拉松、上百个抑郁症患者愿意接受治疗。毛大庆坦言自己每天都很累，但是每天都坚持在微信上与抑郁症患者互动，他愿意传播引力波的正能量，他调侃说“我既然当了网红，就把这个引力波发挥下去，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以下为毛大庆演讲实录，经财视media编辑整理：完全没有准备，那天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我变成搜狗的前50位，我也很惊讶，但是也不太惊讶。因为过去一年应该被搜的蛮多的。来之前给我准备了一个让我回答的话题，我想围绕着这个话题说说，主办方希望我说说关于自己的传播形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共享经济时代一个很大的特征，我觉得就是个体的价值会被非常非常大的放大，甚至是无限的放大。个体的价值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个体。所以这就是引力波很重要的来源。一个量子或者一个粒子跟其他之间的，两个广义相对论之后会引起一个巨大的波，这个波又会影响到其他的。在现在共享经济时代，尤其是意见领袖们更加重视，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形象去传播。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想我到底希望传播成什么样的形象，我给自己定义了四条。第一，之所以被搜的比较多，确实我们是碰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大时代，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我想我们都在进入到非常复合型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今天看起来可能都是雾里看花，我想在未来的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之后看这个时代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我讲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闪现了几个好玩儿的事跟大家分享。去年十月份我在美国见了爱迪生的曾孙子，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们知道爱迪生是很伟大的发明家，但是他没有什么伟大。我问了一个话题，我说，你觉得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和你的曾祖父发明灯泡的电时代之间有没有什么样有趣的可以参照的？他说非常值得参照。他认为，今天的互联网出现，在人类社会等于当代电在当代社会出现一样。他说1821年和1831年法拉力发现了电磁波，电磁波产生电的闭环的电力场。之后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这个时间相隔半个世纪。其实今天一会儿可以看作一大堆年轻人围着一个不靠谱的新的电磁波的发现在进行创业，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时候电磁波的出现在宗教体系是被摒弃的，认为极度不靠谱，电在宗教领域认为是邪恶的东西，像电能把人电死等等。但是那时候就一帮人围绕电创业。就跟今天互联网创业差不多的，于是乎出现了爱迪生。今天的互联网是在1967年、1968年被美国军方按照军事传播的工具被发现出来的一个新的技术。也恰恰是在半个多世纪，我们迎来了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包括今天各种创业。所以我想在这样大的变革时代，有各种各样的原来传统的逻辑都会失本，也包括我们的传播和个人的塑造。所以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大家看到很多事情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无论是一个个体，可能会突然间变成网红。我们也看见了很多新的传播利器。我在乌镇大会和马云在一起，他给我展示阿里投的传播利器。网红和个人的价值正在通过新的传播途径和媒介在被重新定义和放大。当然，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党才颁布了关于舆论的新的管理办法，新的导向。我想这些林林总总的可以看到时代的导向，我想意见领袖还需要思考如何定义自己，像我们还算15派的代言人。15派，我觉得中国喜欢弄个什么派，因为有了九二派，八四派，我把我们定为15派，这确实是一派。这无论从互联网时代还是中国进入共享经济时代，这群按照企业家选择的创业模式，我想这还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今年一季度以来，我周围40多岁选择创业的人，我知道的已经不下百人，各种各样的企业高管，包括政府的官员。第二，我给自己的定位，我希望作为中国共享经济时代某一个微小领域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当然我们在做的是共享的当中，共享空间的模式，向东在做共享教育的模式，我想我们都在推动资源共享和社会信息共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选择了在这样的节点上自主创业。我想我也希望作为中国共享经济推动者。第三，我希望作为企业界人士，更希望定义我是在做企业界、商界的学者型的人。我想这个时代需要思考，太多公司不懂，太多东西看不明白，太多东西天天在出现新知识，我们优客工场和纳什空间算是兄弟型的业态。我在我们那里天天跟85、90后在一起，每天看他们干的事情我基本不懂，但是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行业，正是因为不懂，天天让我学到新东西。如果我还在房地产，我可能永远不去懂他们，他们也不屑于让我们懂。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平行世界的人在一起交汇，我想我们一直在做不断思考，不断研究的学者型形象。所以我经常发表文章在我的公众帐号上发表我对共享经济和对新经济的探讨，我也希望塑造我自己，要求我自己，不再像以前草莽阶段的企业家，我更多希望带有学者气质的企业家。最后，我希望做一个传播社会正能量马拉松跑者。好多人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职业，大家都知道我在跑马拉松，我可能跑马拉松的知名度可能远远高过创业的知名度。我觉得这条挺好。我在四十六七岁能登上体育界最高奖，我想不是我跑的有多快，我在马拉松领域跑的相当慢的人，但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引起太多人跑步，这个倒是事实。在过去的一两年、两三年里我起码影响一千人投身到马拉松的跑道上；起码影响了上百个抑郁症患者，通过跑步在治疗抑郁症。跟我在微信上互动的抑郁症患者，平常活跃的全国抑郁症患者150多人。还经常回答一些问题，我明天想自杀，睡不着觉了，后天怎么怎么地了。我经常跟他们说不要自杀，自杀干吗？自杀了啥都没了，我说跑跑马拉松，跑完了还想杀就杀呗。我每天很累，但是还要回答抑郁症患者的问题，这就是引力波的问题，我觉得帮助到别人挺高兴的，我们有这个波干吗不用呢？所以我基本上讲完了，回答主办方问我的四个问题，给自己什么定义，给自己这四个定义。想不想当网红，我是不知道怎么当了网红，但是我希望既然当了网红，把这个引力波发挥下去，影响波类的人，越多人跟我互动，这个波就越大，这就是广义相对论所谈的问题。也希望我们在自媒体时代，互联网的新时代，每一个人都发挥一点正能量的引力波，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本文选自传播达人汇，2016年2月24日
2016年2月29日 -
徐涛：我所理解的葡萄酒
2016年1月29日，法国圣爱美侬鲁拉德中国骑士团成立两周年庆典在鸟巢文化中心成功举办。徐涛先生作为中国骑士团成员代表致辞。徐涛简介：2014年5月31日成为鲁拉德中国骑士团首届授勋骑士；威盛集团副总裁、中国区行政长；迦南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延怀河谷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联合会会长。“ 尊敬的崔兴海团长、Jurade骑士团的骑士们、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I【关于Jurade骑士团和Saint-Emilion】今晚高朋满座、美酒相伴，熠熠生辉。在这美妙灿烂的夜晚，我很荣幸有此机会作为Jurade中国骑士团的一员和大家共度良宵，分享此刻的心情与感受。一年半以前，2014年的5月31日，Jurade骑士团中国团成立，而我有幸成为第一批成员。加入Jurade中国骑士团，源于我和崔团长的熟识，我们对葡萄酒共同的爱好和激情，以及和副团长Nicolas先生多年的友谊。非常感谢崔总和Nicolas，因为他们的努力，Jurade中国骑士团才得以成立，成为具有800多年悠久历史的Jurade骑士团为数不多的海外团之一；更加感谢崔总和Nicolas，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Jurade骑士团、了解Saint-Emilion、了解Saint-Emilion的葡萄美酒。波尔多葡萄酒，特别是Saint-Emilion的美酒，一直是我的钟爱。每次前往波尔多，最喜欢、最愉悦的就是在Saint-Emilion四通八达的小路中，去寻访一座座或赫赫有名、或朴实精致的酒庄，而在寻访的过程中，每一处弯道、每一条小路、甚至每一个起伏的小丘后面，几乎都会带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当夕阳西下时，在古老小镇的广场边、石阶旁，历尽沧桑的古镇碉楼在夜色中慢慢隐去，此时若再享受一顿慵懒的烛光晚餐，美酒、美食、美景……真是无比惬意。加入骑士团之后，作为Jurade骑士团的成员，再次前往Saint-Emilion参访酒庄时，则又有了新的感受。驱车在Saint-Emilion的原野中，再次经过古老的城堡、再次登上古朴的碉楼，虽然眼前还是那些景象、还是那些树木、那些道路、和那些遗迹，感受则全然不同。现在，这些景象都有了鲜活的生命：阿基坦（Aquitaine）女公爵爱林亚诺（Eleanor）的传奇、英国的统治、十字军的出征、英法百年战争的战场……这些原本很遥远的故事，现在都和自己有了某种联系。Jurade骑士团是在英国统治下，由英国国王于1199年签署宪章创立的。而之后数百年来，骑士团成员都是高贵、英勇、智慧和荣誉的代表，在欧洲大陆几百年的征战中屡建功勋。1948年，复兴后的Jurade骑士团，虽不再具有军事功能，但他所代表的高贵精神依然延续，现在的骑士团成员包括欧洲王室成员、各国政要、取得突出成就的企业家、明星和各界知名人士，骑士团专注于对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对Saint-Emilion历史、文化及葡萄酒的推广，并促进这些文化传承在世界各地交流，同时积极参与世界公益事业。和骑士团的使命一样，葡萄酒带给我们的，除了感官的欢愉和回味，更有文化的传承和体验、是促进人际沟通和交流的桥梁。II 【我所理解的葡萄酒】在我的眼中，葡萄酒首先是一种饮料，但葡萄酒丰富的变化和内涵，却远远超出其他任何饮料：不同的品种会带来不同的葡萄酒；不同的地域、气候、土壤、风土，也会带来不同的葡萄酒；年份的差异，带来葡萄酒的差异；瓶中的葡萄酒每一年都在变化，会带来不同的感受；甚至，当你打开一瓶葡萄酒后，它的每一分钟也都在变化着，花香、果香层层绽放。葡萄酒多变，和女人一样，风情万种，迷人而又难以参透，有时温柔舒缓，有时坚强有力，有时可爱俏皮，有时高贵典雅，有时又如一夜风流、红袖添香般的撩拨心弦。葡萄酒敏感，也和女人一样。摇动、触摸、温度、光线、氧浓度、环境氛围、乃至和你一起分享这瓶酒的人，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因素，都在影响着这款酒的表现。葡萄酒备受岁月的青睐，这其实也和女人一样。很多人会说，对女人来说，岁月就像一把杀猪刀。其实，岁月从来都不是女人的敌人，岁月虽然会带走女人的青春，却赋予了她淡定、从容与优雅的气度。一瓶静置的葡萄酒经过岁月洗礼，变得不再澄清，色泽也开始变淡变黄，但口感却更加柔顺、香气也更加成熟、橡木桶的风格更加自然，原先可能略微突出的单宁涩味也被打磨得精致诱人。葡萄酒是有生命的，葡萄酒的生命之花丰富妖娆、变化多端、难以琢磨，就像一个设计精致、演变复杂的神秘花园，让人一旦进入其中，就止不住探索的脚步，流连忘返、无穷无尽。葡萄酒带给人的愉悦，不仅是某一款酒的唇齿之香，更多的是不同地域、不同品种、不同年份、不同风格、不同年龄、不同韵味的葡萄酒，带给人的多样感受与满足。这种探索和满足，在与朋友分享时，才会更加酣畅。事实上，葡萄酒已经打破了国界、疆域的限制，成为了人际交往的媒介和文化传承的载体，搭建起交流沟通的桥梁，而这也正是Jurade骑士团的价值与魅力。III 【关于我的事业和葡萄酒界】正因为我对葡萄酒的由衷热爱，八年前，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建了迦南集团，在毗邻北京延庆的河北省怀来县，投资万亩葡萄种植园和迦南酒业、中法庄园两个酒庄，并且推动成立延怀河谷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联合会，荣幸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在朋友看来，徐涛从一个资深IT人士，成功跨界成为了葡萄酒达人，但于我自身而言，这其实更是回归，回归自我、回归本性。历经八年积淀，今天我们的酒庄已经成为中国葡萄酒业界翘楚，而酒庄的葡萄酒也可以媲美世界优秀葡萄酒，成为中国最好的葡萄酒。在我们带动下，酒庄所处延怀河谷葡萄酒产区也正在成为中国最优秀的葡萄酒产区。然而这一切，却丝毫不影响我对Saint-Emilion葡萄酒的热爱，反而更加促进了我和酒庄、以及延怀河谷产区，与Saint-Emilion、与Bordeaux、法国乃至全球其他产区，更为密切的来往、交流与合作，并在此过程中互相提升。很难想象，在其他行业，有像葡萄酒行业这样大量、这样公开、透明的技术交流与合作。葡萄酒界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互相帮助，从而共同造就了整个家庭的繁荣幸福。葡萄酒突出的地域和风土特征，使得每一款酒都不会成为另一款酒的完全替代品。每个产区的葡萄酒都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很多人一辈子或许只抽一种烟，但一辈子只喝一款葡萄酒的人却很少，这正是由于葡萄酒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随着众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突飞猛进的发展，像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智能机械和机器人、OtoO，等等等等，不仅引发和促进了包括葡萄酒产业在内的农业产业的技术革命，更给人们的消费习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也要求企业的经营模式要顺应发展，并且进行脱胎换骨的改变。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更加拓展，使得全球化的趋势更加势不可挡。今天，不仅有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才能喝到的本地酒，更有越来越多葡萄酒走向全球市场，互联网造就了这样一个时代：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选到任何一个其他地方出产的独具特色葡萄酒。Jurade骑士团推广Saint-Emilion葡萄酒、促进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充分彰显出葡萄酒和葡萄酒文化的魅力，这也正是我们骑士团成员的使命与荣耀。而在人均葡萄酒消费还很低的中国，全球的葡萄酒界人士正需要紧密合作、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对葡萄酒的认识和了解、对葡萄酒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让葡萄酒在中国不再仅仅是高端人士的高贵饮品，而能为越来越多普通中国人所喜爱，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欢，让葡萄酒出现在每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餐桌上。祝愿Jurade中国骑士团成为更多朋友分享合作的纽带，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古老Jurade的精神和传统在古老的中国绽放新的光芒。谢谢大家。本文选自鲁拉德中国骑士团，2016年2月17日
2016年2月29日 -
徐小平：科技创业是最伟大的创业
徐小平，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在未来论坛创始理事徐小平看来，未来论坛的创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而即将推出的科学大奖将会激励更多的人去追求科学，拥抱科学。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结合将促进科学传播和科技成果的市场化推广。科学家如果华丽转身，在创业领域也大有可为。未来论坛未来论坛您如何看待未来论坛成立的意义？徐小平：当未来论坛这个创意出来的一瞬间，我的眼睛就亮了，心也被点燃了。我一直认为所有创业中最伟大的就是科技创业。从苹果、微软到雅虎、谷歌和Facebook，这些都是科技创业的典范，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随着国家一步一步的开放，像科学传播这种本来应该由国家来做的事由民间来做了，我认为这是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我用自己的思考，结合自己的激情来支持未来论坛的创立。未来论坛很多人认为中国是缺乏科学精神的国家，您怎么看这种观点？徐小平：我当然不认同这种说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科学发明，但是近代以来发展显然落后于世界。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暴露了许多集体主义的弊端、中国机制和世界机制之间的不接轨。未来论坛的出现就是要填补这种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论坛是非做不可的。未来论坛未来论坛未来要推出科学大奖，奖金高达一百万美金，这种奖励的意义是什么？徐小平：简单地说就是要奖励科学家，传播科学知识，唤起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成果，让科学家和科学成果被全社会认同、拥抱和神往，激发民众对科学的追求。未来论坛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结合能不能使科学技术在研究、应用上有所突破？徐小平：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个伟大的、令人惊讶的转折：“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开始的时候，很多科学家并没有太多商业上的概念，但若干年后，大量的千人计划中的科学家开始创业了，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真格基金就投了好几个这样的项目。虽然企业家做不了科学家，但可以跟科学家合作，用科学技术创造伟大的产品和服务；科学家虽然不是企业家，但如果华丽转身，在创业领域也大有可为。未来论坛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创新热？徐小平：今天中国的创新、创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体现在政府、社会意识的转变。十年前，创业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现在春风得意马蹄疾。这将彻底地改变中国。 未来论坛创新创业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徐小平：我认为，创新有两种：一种是从0到1，有巨大原创力的创新，比如微信；另一种是从1到10，台阶式增长的创新。有时候这两种创新之间还有小数点式的不同阶段的创新。今天所有的创业、创新都包含了这三种，而几乎每个投资公司都有这样的组合。未来论坛但也有人说现在中国的全民创业有很大的泡沫，您怎么看这种质疑？徐小平：我不这样认为。全民创业是全民思想意识的解放，是颠覆等级和阶级的运动。任何人都可以有梦想。在梦想中你把自己养活了，你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何其伟大。西方有谚语，一个男人的房子是他的城堡，一个男人的公司是他的王国。中国的大地上有几千万独立的奋斗者，中国的转型还需要费时间吗？本文选自凤凰财经，2015年2月13日
2016年2月29日 -
王广发：成功的创业者具备战略思维，不断创新、转型
“中国人才50人论坛”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为国内顶尖人才理论研究专家，政府人才工作政策制定者和中国企业界精英人才搭建的国内高层次跨界交流平台。中国人才50人论坛定期举办，邀请国内一流的官产学人士参加，打造中国人才思想最高端的智库！ 近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中国人才50人圆桌论坛”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出席论坛并参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圆桌讨论。他表示，成功的创业者要具备战略思维，把握整体趋势，不断创新、转型，行动前调查充分、研究彻底，依法合规、持续、科学、稳定发展。发言实录： 我是从创业实践中走过来的，按照克强总理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指导思想，我理解为：具有创业能力 胆识的“能人” 识全面创业，但是大家一定准备好，创业预示着风险，这个因素必须要考虑到。你只要创业就有风险存在，因为市场风险是意志以外的因素，把握控制好风险，成功概率就高，把握不好创业就会失败。创办新企业三年，能健康成长持续稳定发展的不超过10%左右，可谓大浪淘沙。这样你的智慧、素质、抗压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市场应变能力、应对产品制造滞销等，所有元素要适应市场残酷的风险、面对挑战和考验。我们创业并不容易，法政集团创业至今成绩能够科学转型发展实属来之不易，过程面对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我创业的经验是转型，不断转型，发展不断发展，创新不断创新。 这些产业转型发展确实要有驾驭能力，同时体现团队决策者的自身素质，要全面评估创业战略定力思维。从地产到教育、国际教育、医疗、金融、建筑、传媒等确实需要胆识，但转型很顺。从九十年代的纯地产到教育地产，又转型医疗地产，整个开发的两平方公里王府大社区满足了多元需求，业主的子女就学难，业主及居民就医难都得到了全面解决。首先开发地产社区的城乡结合部公共配套，优先得到保障。20年后的今天完全符合北京提出公共配套功能疏解的规划要求。 创业，首先要把握，调查充分、研究彻底；不调查充分不决策，不研究彻底不行动，这点也是必须把握好的。创业难，发展更难，转型挑战市场难上加难，因此要正确面对，高度重视，完全是市场行为，不要总是责备政府政策。万众创新就预示着人人面对更大的风险，与时俱进创新，选择好破与立的关系，要敢于突破，敢于天下为先，持续、科学、稳定发展，不断的转型。 创业，我们要创新突破，科学创新突破，用人标准的创新突破，依法合规科学创新突破。我在教育论坛上讲过，一所学校关键校长要转型，引领带动老师转型，实现学生自我创新主动学习发展，能不能转的动这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引进高素质人才、先进理念、科学的新型教学法接轨国际的先进的教育资源、教育理念，改进传统的应试教学方法。用实际行动践行2020教育、人才两个“纲要”。 王府学校的教育为什么能够实现全面健康发展，关键是办学理念：“因材施教”“无为而治”“走班分级教学”“学分必修选修”“移动信息技术”“教考分离”，所有考试及国际考试题库，这些创意，得益于创业人的跨域超前国际视野思维。 大破大立，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改革，就是发展。 我作为校长，给高中生、初中生做党建工作、政府政策、国际关系、青年志向抱负、商务贸易活动、投资风险控制、做人做事、依法合规、双边多边外交关系、国防、经济、法律、国际视野人才标准等主题报告，用自己创业的发展经验、发展阅历去和师生分享。
2016年2月26日 -
沈南鹏：要吸引更多人才去学习基础科学 | 理事观点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凤凰财经讯1月17日，在未来论坛上，红杉资本全球投资合伙人，未来论坛创始理事沈南鹏着力讲述了科学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在就业市场决定专业选择时，最多最好的学生选择了计算机科学，但是要提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能力的话，恐怕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才去学习基础科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另一方面企业在招人时要认识到基础科学学生的优势。以下是演讲原文： 未来论坛是关注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和全世界顶级的基础科学的领先者。想要看到越来越多的华人成为顶级的科学家，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 80年代初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到了80年代中期，生物科学，或者说生命科学，变成了大家选项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热点。到了80年代末期，计算机科学成了大家选项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甚至取代了数理化这样最基础的科学。我是1985年进上海交大的，很荣幸是在全国第一个免试生的班，班里100多个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专业，最后40位学生选择了计算机科学，只有两位同学去了数学系，我是其中一位。 最知名的学生去了哪里？计算机科学。美国也是一样，前两天我看一个做学生信贷的公司，只给全国最好的博士生提供信贷，本科生也可以，但必须是学计算机科学的。为什么？就业决定专业选择。计算机科学是全世界最容易找工作的专业。当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计算机人才，但是要提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能力的话，恐怕需要吸引更多的人才去学习基础科学。 学习数学物理就一定需要最后成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吗？未必。这样的教育本身提供了个人职业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一些基础的培训。举个例子，基础科学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对个人成长有巨大帮助：一是逻辑思考能力；二是建立模型的能力。 我们发现建模能力是很多创业企业需要的能力，也是很多企业管理当中需要的能力。我们投资不少互联网公司，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和CEO的特征是他们懂得利用数据去建立自己的一套模式，建模，去比较自己和竞争对手的竞争差异化的，然后不断的去优化自己的产品。这就是那些最基础的工具手段发挥的作用。 我相信，要提高整体的人才的素质，应该引导更多人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专业。当然，考虑最后职业的选择是一项，计算机科学是最容易找工作的一个趋向，但是更多人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真正热爱这个专业，决定自己在四年重要的大学阶段去做什么。这样的一种选择，恐怕能够使我们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选择最基础科学。 企业社会也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有时候我们去学校招生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惯性的思维：去找那些计算机科学的人，因为那样的人可能很好用。但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公司，会从人文科学、基础科学，各个方面去寻找人才，因为这些基础科学所带来的良好的培训和视野，给这些人才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发展空间。本文选自凤凰财经，2016年1月17日
2016年2月26日 -
张磊：人类进步不仅是技术创新 思维和模式创新更重要
张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凤凰财经讯 未来论坛2016年会于1月17日上午举行。未来论坛邀请全球科学、经济、教育、艺术、政治等各界精英及有识之士，共襄盛举，分享人类智慧成果，跨越思想和心灵的疆界，同时将创建首个中国由民间发起的诺贝尔级别奖项——“未来科学大奖”。 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未来论坛创始理事张磊先生在论坛上做了“创新人才”的主题演讲。他表示，人类的进步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思维和模式的创新更加重要。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也是当年爱因斯坦所讲的。因为解决问题是一个试验，是不断的一个试验的过程。而提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需要有创新性的想象力，这是一个标志科学的真正的进步。 以下为张磊演讲实录： 张磊：谢谢，刚才杨元庆和李彦宏精彩的演讲给大家展示了人类在没有居住的情况下创新在哪里会发生可能。今天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在下面，人在背后产生什么，每个人的梦想和创新怎么样进行连接。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也是爱因斯坦相对论一百周年，今天来看的话是这样创新只是刚刚开始，刚刚讲了，人因创新而生。 那么，一百年以前是牛顿的三定律为基础的当年的，可以说（英文）是已经发展得非常完美。今天来看只是刚刚开始。未来的创新刚刚改变，超乎大家的想象，刚才杨元庆讲了信息技术，我稍微花一点时间带大家看看生命科学和思维理念在创新上的发展。大家看在医学上让器官死而复生，肠道内的菌群的理解刚刚开始，我们和基因怎么样发生作用，纳米科技在体内像一个巡逻舰一样为人类的健康，免疫治疗让癌症成为可能，今天在座的科学家王晓东博士带领着中国的（被进音）马上要把中国的第一代PD1带到美国去，这样的基因生物的科学技术在中国我相信也是刚刚开始。 人类一步一步处于最早的心脏的疾病到癌症，对我们自己的器官的变异发生更好的理解的时候，下一步我觉得就是说最后的，下一步的大脑对神经疾病的理解，长久以来，人们对神经疾病的理解还是非常的少。我觉得未来领域很有可能在老年痴呆，在帕金森等各种老年性疾病所产生的取得历史性的疾病，基因治疗虽然有不少的难题，但是基因的理解和调控的方法有不少的进展。这里和我们中国的哲学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的时候提出了中医的理念，以己治己，治未病的理念。大家今天看到了饶毅博士跟我们一起在生命科学上进一步的分享，今天在这些领域将会对人类有很多的颠覆性的机会，从而使世界上，包括有很多的残疾人都能够有人，计算机和生命的生物科学的结合使残疾人能够有机会与钢铁，与血液结合在一起，让假肢变成真肢，变成钢铁侠一样的能够在现代和社会里面为他们的发展和自由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机会。 当这些都能成为可能了以后，未来新技术和知识与技术的突破，不但会延缓老化，而且将本质上有机会来逆转老化的过程，真正实现人类千年以来有可能想象寻找到长生不老。所以像大家说的，如果今天能活到80岁，就有机会活到120岁，能活到120岁，就有机会能到长生不老的科技，使大家能够有生命的永续产生可能。大家都要好好的活着等到那一天啊，当然人类的进步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思维和模式的创新更加重要，我们整合技术为思维经营合作。那么，我当然看到了这两个人，乔布斯和马斯克就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他们把别人从未联系的事情联系到了一起，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这也就是思维创新的力量。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这是当年爱因斯坦所讲的。因为解决问题是一个试验，是不断的一个试验的过程。而提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需要有创新性的想象力，这是一个标志科学的真正的进步。 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说在未来创新和人才的结合上，这两种力量就汇聚在一起，这种汇聚在一起的核心是人才，刚刚CES的时候，我特别为他们中间讲到了一个口号很感动，他们说是我们把一楼的最好的位置都留给创业者，留给企业家，留给创新的人才，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英文）中文讲就是说要你在企业家，你在，创新者。 所以说，我们生长的伟大的时代给我们一个机会，你在企业家，你在创新者，而我们今天的创新到了一个创新的不只是在技术上，设备上，原材料上的简单的创新，而能够把真正的进入到了（英文）。所以我想今天的中国的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以后，不仅仅是简单制造业的创新，而是说（英文）一定是需要（英文），科学的支持，基础科学的支持。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些当一年多以前我最早找到这个施一公，饶毅、王晓东的时候，在讨论怎么样把刚才讲的你在企业家，你在创新者，我们更要你在科学家，因为科学家是所有背后的创新的源泉，他们不断给我们创新的思维，所以我们找到武红一起讨论设立科学大奖的时候，当时我讲了一个一句话，我说真正的科学大奖，不应该只是一个严肃的科学殿堂上的皇冠，而是科学大奖让普通人有机会感觉到了科学是很好玩的事情。科学是有意思的事情，给每一个年轻人给每一个小孩儿都能感觉到他们不单是想当明星，也愿意去当科学家，科学很有趣，这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想是未来科学大奖的结果可以产生科学很有趣。今天的人才，大家都知道，十几之计莫过树木，终身之计莫过树人所以人才来讲有人说永远不需要投资，很多讲风险投资很多是需要退出，我告诉大家人才永远是不需要退出的投资。 首先说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发展我们需要目标程序，可持续完整的生态培训体系，这里有高校、企业家、政府，怎么样联系在一切，今天未来论坛尝试作一个虚拟的联系，把这些人放在一起，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的资本、科学家、资源去支持人才的培养。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些尝试，历史上除了这个高礼英才的培养计划等也联合了百度、腾讯、京东等创新企业来进行实习，下个礼拜李彦宏先生给我们新一期全球创新人才做演讲。因为有机会到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百度这样的企业去参观访问，给全球的留学生都有机会去体验中国的创新，只是又在引导，又在做一个全球的单极驱动和双极和多极驱动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进程。这个统一的人才培养计划我们叫做绽放计划，实际上把每个人的最好的正能量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来绽放。我很欣慰的是两年前我们培养的一个学生，那么只是毕业两年前，年纪只有二十几岁，就反向捐赠一千一百万人民币，可以说创造了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间最短，捐赠金额最高的一个记录。 为什么？他说了一句话，因为我当年只是一个（英文），但是我有机会，有这个培养计划以后我希望更多人，像我那样的人，当年还是非常的朦胧的对科学，对创新只有一点点理解的人有机会能够成为下一个李彦宏，下一个马化腾。 那么这个有盖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所以我说创新刚刚开始，science is fun，science is cool，不仅是科学殿堂的皇冠，也是在每个人身边，为个人创造价值，使每一个年轻人有梦想开始的地方，谢谢大家。本文选自凤凰财经，2016年1月17日
2016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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