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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赓：创业教育首先须构建创业生态系统
2015年9月23日，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为了加强中美人文、教育交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在京举办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以创业教育为主题的国际化高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政府代表、学者、商界人士共同研讨国内创业教育发展方向，并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创业教育先进经验。
2015年9月29日 -
【FT中文网】王辉耀：中美合作大有可为
编 语随着中美两国各个方面的频繁交流，中美两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动国，建议在中美之间建立人才交流组织，人才流动的WTO（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引领国际人才流动新秩序。 中美两国将成为最大贸易伙伴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在摩擦和曲折中不断加强，中美两国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未来中美两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贸易伙伴。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世界500强公司在华落户日益增加，据2015年最新统计数据，超过60%的美国商会企业将中国作为全球首选投资地之一；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更是呈逐年递增趋势，中国公司对美年度直接投资额从2008年以前的不到1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140亿美元。今年9月17日，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透露，2014年中国赴美投资金额已经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融互通局面。中美两国人文交流日益频繁 此外，中美之间的交流体现在日益频繁的人文交流、移民留学、大学合作与旅游等方面。 就留学层面来看，2009年，中国首次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之后连续五年，中国一直保持着美国最大留学生来源国的位置；而美国来华留学生也呈逐年递增局势，2015年更是达到24,203人，在外国留学生来源国中位居第二，仅次于韩国。 文化交流层面，作为新时期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重要抓手的孔子学院，过去10多年，在126个国家建立了近500所学院、其中在美国成立学院的数量最多，达到100所，而其中的汉语桥项目从2006年成立至今，已累计邀请3000余名美国主流中小学校长和教育官员等教育高层人士来华访问。同时，美国对华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进：2010年，美国杜克大学昆山分校正式落户江苏昆山；2011年，上海纽约大学成立，成为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之间的大学合作今年以来更是大幅度迈进：今年6月，清华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微软公司合作创建的全球创新学院（GIX学院）在西雅图正式宣布启动。这是中国高校第一次到美国办学，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的自信。 旅游方面，自2014年11月起中美执行为对方公民颁发10年多次入境签证的互惠安排以来，中美商务旅游往来人员数量都有了大幅增长。可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 中国的一带一路愿景和政策为中美双方在许多领域提供了合作机遇。中美投资不仅局限于双方本土，在共同开发第三国市场上亦大有可为。譬如近日国机集团与通用电气（GE）公司在京签署战略协议，联手推动凯佩托风电项目，共同致力于非洲地区的清洁能源工程。这项工程是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和美国政府“电力非洲”计划在中国、美国、与肯尼亚三国国家战略交汇的成果。而肯尼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非洲大陆的桥头堡，已成为中、美两国国家战略在非洲的交汇地点，此举具有经济利益与国家战略双重意义，同时造福于非洲人民。中美在第三国投资合作上还有更大空间。期待中美合作达到新的高度 随着中美两国各个方面的频繁交流，中美两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动国，建议在中美之间建立人才交流组织，人才流动的WTO（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引领国际人才流动新秩序，进一步履行大国责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美国从上世纪60-70年代即已经开始发展的创业教育，可以为中国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来国际化前沿经验，中国可以适时借鉴美国经验，积极引入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创办国际化的创业教育体系；同时建议进一步放开政策，加大美国来华留学、来华办学数量，推进中美之间教育、人文交流。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与最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共同治理方面，如朝核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拥有广泛合作空间，中美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首当其冲理应担负起大国责任。而在共同开发第三国合作方面，类似肯尼亚的三国合作机遇能够被扩大到全球各个项目中去，同时也可适时开展中美省州之间的贸易文化往来。 中美之间的交流不仅有利于双方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助于推进全球经济稳定发展。随着中美两国建交35周年，两国关系走到了新的历史起点。期待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能够为中美合作带来新的高度，中美双方应把握住这良好的机遇，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让两国合作成为全球安全、和平的重要保障。
2015年9月29日 -
王辉耀：发展创业教育，培育国际化创业型人才
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教育的“第三本护照”，和学术教育、职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新时期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在此情况下，我国应大力发展创业教育，开展国际化的创业教育，这样一方面可以在国内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业人才；另一方面，也可吸引国际上优秀青年来中国创业；当前，是时机以创业教育为抓手，提高我国创业创新的国际化水平。加强创业教育在新时期的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大学生创业水平较低，创业缓解就业压力。根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4届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为2.9%，较2008年的1%有着较大幅度的上升，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创业率相比，我国仍存在很大差距。提高大学生创业比例，不仅可以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还可以为毕业生寻找实现价值的新路径。 其次，发展创业教育，有利于促进创新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创业也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尤其是大学生创业风险很高。目前我国青年首次创业的成功率不足10%，创业教育包含的创业风险教育，创业技巧、创业精神、商业管理知识的训练，也有助于提高创业成功率。 再次，国际化是目前阻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打造世界卓越的创业教育体系，将是留住本土优秀人才、吸引国际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 人类历史上数次重大经济发展都与技术革命和创新创业分不开。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兴起带动了创业风潮涌动。也正是大众创业风潮兴起的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高校出现了创业教育。到2012年，每年有超过40万学生选修、将近9000名老师教授这方面的课程；全美约1250个"企业孵化器"中，大约三分之一存在于大学中。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应该发展创业教育的阶段 目前，我国出现了明显的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势头。中关村2014年新增创业企业数量再创新高，达到9000家，并且出现了高校大三学生休学创业的“21岁现象”。在大学生创业需求增加和政策鼓励下，创业教育的需求将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开始重视来华留学和吸引国际外来人才。如果能够构建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环境，则可以对外国优秀学生产生更大吸引力。 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便已有高校开始举办创业教育。2002年，教育部在9所大学开展创业教育试点；2012年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把创业教育教学纳入学校改革发展规划。但是，我国创业教育依然处在 “初级”阶段。对于中国的创业教育，以下建议可能值得借鉴和改进。 首先，应鼓励高校与国际名校合办创业教育课程和项目。如在重点省份酌情创立创业教育二级学院，在全国开设推广创业课程；允许试点颁发创业文凭，吸引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力量加入；政府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加大高校开办创业教育的积极性；吸引社会组织加入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创业信息和实践机会。 其次，可创办中外合资创业大学。要实现创业人才的集中培养，单独设立“创业大学”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创业大学联通师资、教学、实习与实践，甚至早期风险投资，实现创业人才的“全链条”培育。这方面可以借鉴德国等的经验，应用科技型大学可以作为开办创业教育的主体。目前，我国青岛市已经开始建设应用科技型创业大学的实践。 最后，应中外联合培养更多创业教育教师人才。美国巴步森学院拥有世界级的创业教育教师，68%的专职教师拥有博士学位，但目前，我国创业教育还缺乏美国创业大学里的专业创业教育教师。这方面可以商学院师资力量为基础，从商学院选拔若干批教师人员，赴海外进修、培训，或直接与外国创业大学、创业学院、培训项目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培养创业教育高级教育人才。 总之，创新创业对于国家是发展之根，对于民族是振兴之要。大力推动创新创业不仅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而且将加强民族创新精神，激发国民的创造性。然而，创新创业的基础是大力发展创业教育。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率先推广创业教育，由此向全国其他地区辐射，将为进一步传播创新创业文化，培育创新创业精神，带动并指导更多青年人成功创业，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实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根据演讲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2015年9月29日 -
郑永年：中东难民悲剧也可能在亚洲国家重演
在谈到中东难民悲剧时，郑永年撰文指出，尽管程度不同，亚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重返亚洲”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目的，这并不难理解。亚洲国家的问题在于，亚洲国家之间对区域秩序和外部势力的影响没有很多共识。中东很多国家尽管并不认同和配合美国和欧洲，但因为没有共识，很容易被美国和西方所分化。现在这个趋势在亚洲也是存在着的，并且越来越明显。即使具体到难民潮，亚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这个问题。朝鲜问题、缅甸等地方也一直在出现不同规模的难民潮。如果因为亚洲国内的内部政治变革失控，例如人们一直所担心的朝鲜政权解体，或者缅甸等国家的民主化激进化，各种矛盾（宗教、民族、宗族等）就会很快浮上台面，无政府必然导致难民潮。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欧洲国家正在经历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难民来自中东国家，源源不断，不仅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很多因素更会导致危机的恶化。德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出于人道主义，开始接受相当规模的难民，很多国家担心这种做法会“鼓励”更多的难民涌入。黑社会组织(人蛇等)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通过人口走私来谋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中东很多国家要不已经成为失败国家，要不处于失败国家的边缘。很难想象，这些国家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有效的国内治理机制。无论是内战或者类似的冲突，都会不时地推动难民潮的到来。 迄今为止，世界的焦点在于欧洲国家如何应付危机，很少有人去探究危机的起源。但如果不能明了危机的最终根源，就很难有效预防和管控危机的发生和恶化。中国人经常把危机归结为“内忧外患”，即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而外因是通过内因发生作用的。中东的危机也具有内外部因素。从一个侧面看，难民危机是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秩序危机和外部国际秩序危机交互影响的产物。 中东国家的危机首先是内部政治秩序危机。在历史上，这个地区的国家经历了很多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包括宗教帝国、神权政治、军人政权和比较世俗的穆斯林宪政(西方的称谓)等等。尽管中东国家一直在寻找比较能够符合其宗教文化需求的政体形式，但迄今为止似乎没有能够为国内的大多数民众所接受而稳定下来。如果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是以欧洲产生的近代世俗主权国家为标本，中东穆斯林国家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顺利适应这种世俗化为导向的政治变化。即使那些变得比较世俗化的国家，也是出于应对强势的西方国家的需要。就是说，政治变化的动力在于回应外部环境变迁，而不是出于内部的变革动力。 在中东，宗教和现代世俗政治之间的不相适应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直到今天，尽管主流世界已经变得如此物质主义，中东的各种政治势力仍然在探索建立于宗教之上的政体。近年来崛起的“伊斯兰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伊斯兰国”要建立的不仅是基于宗教之上的国家，而且是没有主权概念的国家组织。如果成功，就会类似于中东传统那种基于宗教之上的帝国。对“伊斯兰国”这样的激进宗教组织来说，实现其所认同的“国家”形式就是实现“真主”的意志，而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并不重要。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东国家与区域秩序或者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形式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其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从形式而言也扩张到世界各个角落，包括中东地区。从形式上看，中东地区也接受了西方的主权国家形式，因为不管怎么说，中东地区也发展出了具有主权国家形式的国家。不过，在实际层面，中东地区对西方式主权国家的认同一直是具有问题的，不同的力量一旦有机会，总是会尝试建立基于宗教之上的“真正”的区域和国际秩序。“伊斯兰国”就是例子。 中东主权国家秩序三大变化 内部的宗教派系纠纷、部落争斗、对现代化的不适等因素，使得中东国家充满“内忧”，而包括国家之间宗教冲突，对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区域和国际秩序不适等因素，也同样为这些国家制造很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不过，从外部环境来看，主要的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 近代以来，无论是中东国家的内部政治秩序，还是外部区域或者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变化，都和西方国家分不开。近代主权国家概念和国家形式在欧洲崛起，尔后扩展到世界各地。主权国家概念就是说国内政治要留给各国内部处理，外国不能干预;所有主权国家，不管大小，在国际社会一律平等。尽管欧洲和后来的西方比较成功地建立了主权国家体系，但总体上看，这个体系似乎在西方国家内部(包括归依西方的非西方的国家)的成功概率，远远大于在非西方国家地区。在非西方地区，主权国家及其建立在主权国家概念之上的区域或者国际秩序，更多的只是理想，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就中东地区来说，主权国家秩序经历了三波大的变化，这三波变化都给这个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波是欧洲殖民地主义期间。法国和英国等对中东国家进行殖民统治。殖民地主义者为了自己的便利，或者根据欧洲国家的主权概念“确立”其统治方式，往往不顾宗教、文化、地缘等因素，对被殖民的国家实行“分而治之”。殖民统治对中东地区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负面的遗绪。 第二波是冷战期间的美国苏联对峙局面。美国和苏联在中东竞争地缘政治影响力，中东的国内秩序和区域秩序随着美苏力量的消涨而变化。为了对抗其对手，美苏两国都纷纷培养自己的支持力量，甚至对支持自己的力量进行军事化。这些军事化或者半军事化的力量，尤其是美国培养的力量，在进入后冷战之后发生了演变，很多就变成反西方(和美国)的力量。直到今天，很多力量仍然很活跃。 第三波是后冷战秩序的“去主权化”。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成为赢家，美国更是成为唯一的世界霸权。前苏联和苏联阵营的解体，也导致了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很多在冷战期间被政治强权压制下去的社会力量(往往是国内的地方民族主义力量)迅速崛起，演变成为各种各样的内部冲突。这个时候，西方开始盛行“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这个理论改变了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原则，即外国不能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而使得外部力量干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合法化。 但在后冷战时代，对中东局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使美国的“眼中钉”萨达姆成为阶下囚，而且促使一向与美唱反调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主动放弃核发展计划。美国更进一步筹划中东的总体政治变革，提出一项在中东推行西方式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大中东民主计划”。 “大中东民主计划”使用了广义上的中东地区定义，除了阿盟22个成员国之外，还将以色列、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纳入其中。“大中东民主计划”触及到所有中东国家的切身利益。如果美国的政治改革方案得以实施，中东地区绝大部分国家领导人的执政地位将受到威胁。中东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实行世袭制，虽然不合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但传统上被老百姓接受。 正因为这样，阿拉伯联盟(阿盟)、一些阿拉伯国家组织，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对美国的计划表示强烈反对。同时，“大中东民主计划”也没有获得阿拉伯国家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共鸣。尽管中东地区国家的知识分子时常发出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但他们也认识到，改革必须符合中东国家的国情。如果不顾中东地区的现状，强行推行西方式民主，其结果可能就是非洲大陆的翻版。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与中东地区相近，美国在那里推行民主使非洲大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内战频繁，这是阿拉伯国家各阶层都不愿看到的。 不过，各方面的反对并不能阻止美国推行其计划。中东国家内部面临的各种“内忧”，很容易使得外部力量找到影响内部发展的方法和工具。正如人们后来所看到的，中东国家发生了一波“阿拉伯之春”，即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是内外力量结合的产物，导致了中东政治的巨变。 对美国来说，“大中东民主计划”具有十足的地缘政治理性。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唯一的霸权，一个小国臣服一个大国，并非是真正的臣服，而仅是因为小国没有能力挑战大国，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冷战之后，美国想通过推行民主的方式，使得中东国家真正成为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把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内部政治和国际秩序扩展到中东地区。美国这样做，除了实际的地缘政治需要，也是其使命感文化扩张的需要。和穆斯林文化一样，西方的宗教文化也同样具有扩张性。 “大中东民主计划”走向反面 不过，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很快走向了反面。无论通过军事手段还是和平手段推翻政权的国家，在原来政权解体后，所出现的并非是美国所希望的民主政权和资本主义;恰恰相反，一些国家演变成失败国家，一些国家处于失败国家的边缘，更多的国家政权失去了统治能力，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今天，整个中东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无政府状态为类似“伊斯兰国”那样的极端宗教组织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伊斯兰国”要建立自己版本的内部和世界秩序。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努力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一旦有机会就会重新出现。“伊斯兰国”现象并不足为奇。 各种冲突（内战、宗教、民族等）连绵不断，人民的家园被摧毁，基本生存环境不存。这便是难民潮的根源。在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过程中，欧洲国家也参与其中。美国因为地缘位置避免了难民潮，但和中东连接的欧洲国家则没有这个幸运，现在需要承担难民潮的后果。 欧洲难民潮在很多方面，指向了现代中东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正在解体的事实。如果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秩序不能确立，而外部力量继续干预中东内部事务，就不会出现一个能够基本稳定的局面，难民潮会继续恶化。 中东已经乱了。亚洲会怎么样呢？尽管程度不同，亚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美国“重返亚洲”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目的，这并不难理解。亚洲国家的问题在于，亚洲国家之间对区域秩序和外部势力的影响没有很多共识。中东很多国家尽管并不认同和配合美国和欧洲，但因为没有共识，很容易被美国和西方所分化。现在这个趋势在亚洲也是存在着的，并且越来越明显。即使具体到难民潮，亚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这个问题。朝鲜问题、缅甸等地方也一直在出现不同规模的难民潮。如果因为亚洲国内的内部政治变革失控，例如人们一直所担心的朝鲜政权解体，或者缅甸等国家的民主化激进化，各种矛盾（宗教、民族、宗族等）就会很快浮上台面，无政府必然导致难民潮。 如何避免类似中东的悲剧在亚洲重演？这也应当是亚洲国家所需要认真思考的。本文选自和讯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9月18日 -
李成：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再思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下旬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并应奥巴马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由于当前中美两国在海洋、网络、人权等问题上的摩擦有所升温，各方对这次访问更加关注与期待。近日，就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中美两国应如何看待对方，以及对习主席本次访美成果有何期待等问题，《北京周报》记者黄卫在华盛顿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进行了专访。 《北京周报》：当前，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噪音，有美国学者甚至悲观地认为，中美关系已然到达一个临界点。您最近提出，中美两国都应对双边关系进行“战略再思考”，请诠释一下其涵义是什么？ 李成：“战略再思考”是当前中美两国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从中国的角度讲，“战略再思考”是指围绕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战略判断的思考。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基于当时的国际战略形势发展提出了这一判断，该判断是否还适应当今变化万端的世界？如果不适应的话，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是否是必然的，如果不是必然的，那么应如何去避免？第三，对中国来说，当前解决国内矛盾与外部世界的问题，哪一个是当务之急？是先解决国内的问题与矛盾，还是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国际关系层面？ 对于美国来说，如何看待中国，目前存在两种极端的评估，一种是认为中国非常强势，习近平是第二个“毛泽东”；另一种是认为中国政府无力应对当前国内出现的腐败问题和经济下滑。两种看法得出的结论都是必须防范和遏制中国。所以从美国的角度看，“战略再思考”是指：到底是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还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混乱的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同时，对中美关系未来如何发展，美国到底能有多少选择？ 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太多选择，如果一定要选择，那么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对于一个在国际上已经树敌众多的美国来说，再以中国为敌，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任何政治家面对这个问题都需要三思而行。同样，在美国的两党竞选中，批评中国好像是大家都乐于做的事情，但事实上，批评过度反而彰显出你自己本身的缺陷。 因此，如果你是冷静的、有理性的学者，你很容易就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什么，那就是避免冲突。我认为在这点上，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和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看法是一致的。持有极端看法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北京周报》：2013年夏季的“习奥会”后，中美两国元首就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两年多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取得了哪些进展？这次中国领导人访美，在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方面是否将有更深入的进展？ 李成：中美两国在环境问题、碳减排协议、气候变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在全球经济关系方面的举措与合作，以及中美经济关系的很多新的互利合作，这些都是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进展。 在理念上，我相信两国肯定会有更多的合作共赢的探讨，这些意图都将体现在这次习主席访美的活动与会谈中。“新型大国关系”是否能代替其他概念作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蓝图，我们可以期待，但也要实质内容与形式语言并重，因为美国人惯常更重视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两国都将会更加重视避免冲突，这也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性内容。 同时，“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一个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概念。对美国来说，接受这个概念会带来很多难题，包括如何向同盟国解释这个概念，对中国来说，“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的提出带出这样一个疑问，即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算不算大国？ 《北京周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经风风雨雨。中美两国应如何相处，从历史中我们能得到怎样的经验和教训？从您个人经历与研究的角度，您对此有何感受？ 李成：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上看，两国之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深入地交流--多层次、多方面、多领域。交流的范围从经济、教育到文化、军事，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领域。当前，除了网络安全方面的谈判没有恢复之外，在其他所有领域，官方的、非官方的交流从未中断过，这种交流和沟通是中美关系的常态。 过去100年中，中美很多时候是站在一起的，比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两国关系也有不少曲折和错失良机，比如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美国学界现在经常反思的一个问题。再比如早年的“排华”态度，美国学界和社会各界都进行了一定的反省，从历史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中国早期移民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美国各界认可。当前，华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也已有明显提高，华裔美国人正在成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一种正能量。 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应该警惕某些政客过分夸大分歧，夸大意识形态的不同；警惕某些利益集团故意制造噪音。 我认为，不管有很多猜疑、批评，中美两国民众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有一种互相的尊敬。我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年，之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一点感触非常深，那就是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友善和好感，同时对未来也往往抱有良好的愿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民众如何看待对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我在2007年和2008年做过的两次民调显示，美国29岁以下年轻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多至少20%，而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不管是否在美国接受过教育，都深受美国的通俗文化，包括电影、流行音乐、体育运动等的深刻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中美关系的未来，是中美两国友好的基石。 谈到中美两国友好的基石，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美国人最喜欢收养的小孩是中国的女孩 。 《北京周报》：9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您认为双方会谈的重点将是哪些？您对这次访问的成果有何期待？ 李成：习主席访问本身传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也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中美关系良好发展的愿望与身体力行。 对于会谈的内容，从战略层面来看，美国方面可能会有四个重要议题：网络安全、东海南海问题、人权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全球经济以及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包括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和市场准入）。而中国方面的重点应该是经济问题。这就意味着双方的谈判重点次序有所不同。 美中经济关系是互补的 。美国是消费太多、储蓄太少，中国是储蓄过高、消费太少。至于两国经济如何互补，这需要两国领导人的智慧，我相信习主席身边有世界上最好的金融人才在为他出谋献策。 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是西方对中国市场失去信心。中国的实体经济当前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变了，所谓“新常态”，“新”本身就意味着变化。而美国方面也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是正确的，比如鼓励中小型企业、私有企业、创新型企业、服务型企业的发展，以及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与调整将会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同时，我也非常期待通过这次访问，中美双方能够去掉互相的指责，在网络安全合作方面有所突破。这种突破并不是马上就建立机制，而是两国最高领导人有可能会就双方形成一些框架性的意见达成共识与承诺，比如不以对方的基础设施为目标，等等。有了这些框架和承诺之后，双方今后将会逐渐建立一些机制。 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有时候会带来灾难性的变化。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不同族群都有共同的利益，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中美两个大国在网络安全合作上迈出第一步的意义非同凡响，它将是我们共同寻找人类文明今后持续发展保障的关键性的一步。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主席这次的访问重要性不亚于1979年邓小平访美，那次访问“旋风九日”，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我想这种比较是大家对习主席访美将使美中关系的发展走向更加人情化的一种真实表露。 全球经济大萧条和中美两国大战，这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的两件事。我相信中美两国领导人和民众也都不会愿意看到这种结果，美中这两个世界经济第一和第二强国，他们的合作应该会带来世界经济的复苏与繁荣。 当前，在习主席即将访美之际，美国政坛出现不少噪音，我认为这并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误解，那么这次访美是一次消除误解的机会。在中美关系有很多噪音的背景下，习主席的访问本身就是勇气与责任感的体现，同时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我祝愿这将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有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源远流长 。本文刊于《北京周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9月18日 -
郑永年：解读新加坡模式
近期的新加坡大选引起了国内很多人对新加坡独特政治模式的关注，为什么在有反对党的情况下，人民行动党可以持续执政？选举为什么不会带来政权的更替？在多民族国家的新加坡，族群问题为什么在选举中不会成为引发分歧的政治议题？郑永年教授两年前撰写的《解读新加坡模式》非常清晰地分析了新加坡政治运作的独特模式，今天读来依然耳目一新。经著者授权重发此文。解读新加坡模式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 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就一直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习他们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总体来说，中国前期是学习新加坡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现在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及的。勿以国小而不学 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新加坡的改革进取精神。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大转型。新加坡从前是亚洲“四小龙”一员，现在其模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四小龙”。在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似乎表明新加坡经验较之其他国家，对中国更具相关性。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派遣了无数代表团去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人们不时会听到有中国地方官员问新加坡能不能学。有官员说新加坡太小，不能学;有的说新加坡好是好，但不能学，如果学，最多在市政管理方面。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描红”。说新加坡很小，不能学。他们的理解是不能“复制”和“描红”。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小国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不一定难治理。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能不能学，毫无道理。 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权威主义体系使权力有效集中我觉得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局限于一些具体经验，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理解其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制度从何而来。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很多美国学者称为帝王般的权力。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提。一是权力以什么方式集中;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和其他国家比较，新加坡权力是相当集中的，尽管新加坡有很多反对党。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在新加坡，权力集中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在新加坡，掌权者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推动着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的转型。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人才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政党融于社会是社会的精英部分权力集中能做好很多事情，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有组织结构。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政党是隐性的、融于社会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执政，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寻找优秀人才。在新加坡，政府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前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精英人才。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深远。第一，执政党干部来自社会，使得其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来自社会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保存权力不变质的一个有效方法。第二，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社会服务。在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担任公职的人经常出现“寻租”现象。但在新加坡，这种情况很少见。第三，培养的成本很低。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新加坡的一些官员在从政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是如何随时更新人才和政策在西方多党制政府，政府政策很容易转型。政党轮换，使得执政党不用背其他执政党的包袱。如何随时更新自己的人才和政策，这是一党长期执政的挑战。这就需要依靠党跟社会结合，体察社会，吸收社会精英。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独大执政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且有效的政府。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这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新加坡用民主制度来保证好政府。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他们很小，但也构成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执政党，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同时，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政府需要的是建设性人才。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都可以把你吸纳进来。如何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利益。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就是重视资本的作用。要发展就要重视资本，重视商人和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企业家、没有资本，发展就谈不上。在西方没有“亲商”这个概念。西方的发展是商人主导的。前面说过，新加坡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人才主导。这就提出了政府要“亲商”的问题。政府要为商人和资本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发挥很大的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吸收外资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如果没有政府的“亲商”政策导向，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但是，“亲商”和发展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亲民”。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目的。新加坡政府在提供基本政府服务方面是很多民主国家所不能相比的。“亲商”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很少有政府像新加坡政府那样能够解决普通人民的居住问题。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建国以来，政府围绕着住房这个平台出台了一系列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包括社区、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教育等等。这里尤其要提一下新加坡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每次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必须考虑到资方和工人的利益，在两者之间作一平衡。一方面要帮助资方度过危机，否则工人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工人。政府不会毫无目标地给穷人发钱，而是提供各种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选拔”和“选举”结合，民主的本质是竞争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权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在民主政治中，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党内竞争就是选拔，特别是一党执政制度，党内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精英妥协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竞争。当然，最理想的是党内投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党内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最后让老百姓去投票选择。英国的政党候选人的提名更是通过了变相的“选拔”制度。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 民主不一定是反对声音越大越好，关键是竞争，反对不一定是在外部，在内部也可以。新加坡的政治变革现在也很快，主要是有了更多的民主，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在提高。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强人政治，把理念转化为制度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会不会尝试君主制?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国父非常重要，李光耀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宪政跟华人文化传统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强人政治下，往往没有政治竞争，接班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强人。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政策，转换成一套制度，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李光耀学法律 ，他知道要长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转化成为制度。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那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制度保障，同时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这些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社会人才、真正的社会精英。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借鉴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改革的关键是确立改革的主体。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权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变成制度。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常常出现逆向淘汰。之所以产生逆向淘汰，主要是因为正式的竞争机制没有确立好。 在新加坡，竞争出来的都是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例如和政治与安全相关的领域很难开放，开放了以后也会出现问题。但在另外一些并不那么敏感的领域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真正的社会精英。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界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碍人才的使用。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从人才方面来说，在新加坡分成两个领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新加坡文明的水平是因为专业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则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环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结合起来。另外，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国家的司法体系，甚至连美国，总统通过对法官的任命，政治对司法也有一定影响。但是，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社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会的信任。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进步了很多。横向比较也一样。党的执政能力是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的力量。改革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党不能和其他力量隔离开。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呈现出开放性。中国只能在这个结构之下寻求民主化的途径。本文刊于《联合早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9月16日 -
王辉耀：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国际人才竞争空前激烈 当下，国际人才的竞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际人才的流动越来越频繁，人才竞争空前激烈。并且现在的人才市场对于人才已是全球定价。国际上很多公司都在“虎视眈眈”，不仅是对于那些高层次的人才，对于青年人才他们同样求贤若渴，包括海外学生、实习生。 面对海外市场，中国已经流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主要是一些出国后便不再回来的人才。根据2013年美国的一则报道，大约有87%在美国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选择留在美国。这其中多数毕业超过五年而不回国，之后回国的几率则进一步降低。此外，仅在美国，每年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的数量已经从数十人增加到了数千人。去年，美国共批准了约10000个投资移民签证，其中有大约8500个来自于中国，这也反映出中国人才外流的严峻现状。 发达国家国际人口(即并不在本国出生的人口)的比例占到10%，这些人主要由留学生以及海外优秀人才、技术移民组成。据统计，目前世界居住在海外的国际总人口约为3%，且这个数据每年以3%的比例递增。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比例则是最低的，在中国的国际人口数量不到100万。 中国企业目前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并且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开疆拓土。而中国现在也正在进行许多重大项目，如“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有这些都需要充足的人才储备。 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 目前，能管理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中国企业的高级人才大概有5000人，而中国对人才的吸引力和保留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中国企业对于海外留学人员的需求与实际招聘成果也存在着较大的缺口。当前中国对于引进的人才的重点还放在具有美国或者一些其他西方国家背景的人才上，而其他的人才可能会因此觉得被低估了。我们有着很多好的规划，但在具体实施层面却有点难以推行。 中国应更多地参与培养世界人才，通过邀请更多的海外青年来中国学习，吸引发展中国家的高级管理人才，也欢迎更多的学者前来参观学习。他们都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企业和机构应该创造一个吸引和留住国际人才的环境。比如说，在重庆的西南财经大学中，有一个雇佣国际化人才的学院，专注于引进海外归国人才和外国专家一起工作，这会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使得他们能获得丰富的成果。中国的公司可以借鉴这样的做法，以使得国际化的人才能够留下来并且享受在中国的工作。中国的电子企业联想在企业邮件中一律使用英文，这会使得公司的海外职员表现得更好，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国际猎头作用不容小觑 中国的国际化人才招聘体系仍处于早期阶段，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猎头的作用不容小觑。 猎头在人才引进和人才储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猎头属于高端人才服务业，在人才选拔方面已具有较为成熟的考察流程和选拔体系。当下，人才的招聘应该变得更加专业化和系统化。猎头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针对人才的一系列测试和全面分析。猎头带来的不仅是人才本身，更是与人才相关的整体管理的流程与系统。 中国政府当前正在逐步推进猎头服务。不久之后，在有着中国的硅谷之称的北京中关村地区将建立起猎头大厦，而在上海和珠海等地区也可能突破传统的人才招聘体系以适应新时代人才竞争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一旦相关规定放宽，跨国性的猎头公司在中国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2015年可能成为猎头发展的黄金年。此外，中国还需要加大海外使馆吸引人才的功能，可专门设立相关的人才处等。一些海外国家如新加坡、以色列等设有专门的海外猎头办事处以引进国际优秀人才，这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当前猎头在中国的发展虽有所起色却仍面临瓶颈。中国的央企仍通过任命，中国大多数公司并不知道如何招聘职员，而部分大学等事业单位则还停留在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朋友等社交渠道或者面向海外以及参加招聘会等方式寻找高级人才。接下来，国企的全球招聘应该继续，国资委等部门也可适当放开国际猎头进入。中国企业、机构以及政府等需要培养使用猎头的习惯，改变原有的固化的人才招聘模式，进一步强化人才意识，通过猎头系统地寻找相关行业的顶尖人才。文章选自《学习时报》，2015年9月9日
201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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