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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关注年轻一代住房与就业问题
宗庆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现在城市里的“80后”和“90后”，多是高学历人群，他们的生活成本太高，但工资不高，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靠这代人。如果这批人不能安居乐业，他怎么去奋斗？ 作为浙江的明星企业家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的建议一直受人关注。 记者获悉，今年宗庆后带了“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强与欧洲企业合作加快转型升级”、“帮助年轻一代解决住房与就业困难”、“推进质量品牌建设、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等9条建议赴全国两会。其中，他提出应“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 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 宗庆后表示，当前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安居难、乐业亦难。有调查统计显示，当前超过半数的80后月收入在3000-5999元之间，月薪超过1万元的80后不到两成，而与收入水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大部分城市房价普遍偏高，按目前的收入和房价水平，很多年轻人一辈子都买不起房。 “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解决其基本需求问题。”这是宗庆后的心声。他建议通过“开发商降低房价”、“银行对无房户首套房降低房贷利息”、“将土地出让金亦就是楼面价从房屋价格中剥离出来”、“免除无房户和刚需人群购房时的税费”等方式改善年轻人的住房问题。 此外，解决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是宗庆后今年的关注点。 当前大学生、特别是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亦非常突出，很多人往往是一毕业就失业。而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宗庆后表示，农村和县级城市的就业机会少，迫使大量农村大学生拼命往大城市挤，结果激烈的竞争、微薄的收入以及城市的高成本生活，促使农村大学生真正要在城市扎根亦非常困难。 对此，宗庆后建议结合经济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建设等工作进行统筹考虑。一方面要加快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向中小城市和县级城市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便于农村大学生在本地就业。另一方面国家亦要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和县级城市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最后，国家亦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保障和提高大学生收入，鼓励他们回家乡就业。 将东部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 此外，宗庆后还将目光聚集到了新型城镇化的问题上，他建议将东部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让2.9亿务工人员回家乡打工，一方面企业实现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降低成本，同时农民工可在当地就业生活，安居乐业，加速实现城镇化。 宗庆后表示，现在很多农民工赚了钱后不回农村老家造房子，而是在县城买房子，但是买了房后在县城又无就业机会，只能又回到东部沿海城市打工。而沿海城市生活成本高，竞争激烈，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待遇，同时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就带来了招工难、找工作难的问题。 他认为，应制定优惠政策，通过一定的财政、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鼓励东部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县镇发展，同时，在规划产业布局时，将日用消费品和制造业产业链向中西部县城转移，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向中西部集中，引导就业主体回到中西部县城，实现农民工就近就业。 宗庆后表示，农民工在当地县城就业有了固定收入、社保后，国家就可以将这部分农民的土地与农居屋收回予以一定补偿，让他们在城镇买房，安心生活工作，实现市民化，同时国家把流转出来的土地租给农业大户，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农民收入。 我国品牌实力亟需“补短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的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市场竞争越来越多体现为品牌的竞争。 宗庆后认为，我国品牌实力与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我国品牌在国际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经济贡献率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短板。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旺盛，有效供给难以满足高端需求问题日益突出，近些年来中国游客出国抢购国外品牌商品的现象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对于企业质量品牌建设、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他建议，要加强品牌发展的顶层设计，将实施品牌发展与质量强国战略纳入“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布局，同时，营造品牌发展的良好环境，创新品牌发展的培育手段。设立质量强国建设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开展以提升质量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活动。此外，还要提升中国品牌的文化内涵，为中国品牌“走出去”积累口碑、树立形象。本文选自浙江在线，2016年3月2日
2016年3月14日 -
毛大庆：启动数据立法，使大数据资产促进创业创新
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当前，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创业创新的发展离不开可靠的数据系统的支撑。在3月5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正式出炉，“国家大数据战略”被写进了备受关注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并将于本次两会期间经代表和委员审议。 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而基础数据往往又来源于不同的部门或机构所，但法律法规的缺位，导致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仍未明晰，政府部门职能权责仍未明确，很多数据有意公开但不敢公开，从而产生‘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致使得我国很多数据资源往往以“保密”为由被束之高阁，信息缺乏共享、系统缺乏整合、数据缺乏加工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大量重复劳动而浪费社会资源，反过来使数据可信度与准确性下降，也影响了创新性研究甚至决策的精确性。 共享经济时代，大数据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和信息资源，对创业创新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大数据共享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作用。因此，我建议： 1、加强有关大数据的各类法律法规建设，将大数据定义为知识产权的表达形式； 共享的前提是保护。大数据立法的要旨，是要在技术利用与价值保护之间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一方面，需要保障数据的主权。目前我们已有较为完善的针对国家秘密的国家保密法以及一些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一些部门的法规，但缺少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专门法律，但尚没有涉及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专门的法律，因而总体来说，约束力不足。这些在宏观层面上直接关系到大数据应用以及大数据的数据安全。因此需要制定专项条款，保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的数据资源。还应弥补关于数据所有、数据采集、存储、使用权责方面法律的空白，一方面为政府开放数据扫清政策障碍，另一方面还可推动商业数据交易走向规范。 2、在立法的同时，尝试大数据的分阶段、分类别共享 保护的目的是共享。对于公共数据，建立不能公开的负面清单以及开放标准，从数据源头上划出底线，从而形成开放的数据共享文化，并使其制度化，引导各部门制定自身的数据开放计划。并由政府牵头大数据专家建立专项小组，确定数据公开的优先级，评估数据开放工作的指标，建立定期反馈机制，并对民众的数据共享诉求及时回应。 3、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建立与完善数据开放门户网站与云服务平台 这方面美国政府的”一站式数据下载网站“Data.gov”和“一站式云计算服务门户“Apps.gov”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之前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大多设有各自的网站（总数约2.4万个），使用者为了找到所需信息，首先要了解政府机构的职能，然后再逐个寻找，最终找到所需信息非常困难，而且信息支离破碎，内容不完整。此外，不同机构、网站发布的数据格式各异，使用极其不便。为解决上述难题，美国政府于2009年5月21日宣布实施“开放政府计划“（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同时开通了旗舰级项目--”一站式“政府数据下载网站Data.gov以及“一站式云计算服务门户“Apps.gov”。只要不涉及隐私和国家安全的相关数据，均需全部在该网站公开发布。Data.gov的上线意味着美国政府数据仓库的正式建立，通过几年的运营，目前之两个平台已成为运行稳定、更新及时的整体开放网络平台，在公开政府信息、工作程序和决策过程的同时，积极鼓励公众交流和评估。在增进政府信息的可及性，强化政府责任的同时，也增进企业与各级政府间的合作，最终推动政府大数据管理向开放、协同、合作迈进。 综合，我们应针对各类领域的大数据，加大政府支撑力度，完善各方法律体系，加强国内国际交流合作，逐步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完善立法的前提下实现大数据资源共享，最终实现促进我国创新资源共享发展的目的。
2016年3月14日 -
曹德旺：慈善除要自身立法，还需税法保障
理事简介曹德旺，全国政协委员、福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慈善法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慈善立法的一个巨大进展。每个中国人都应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就慈善立法只有在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发生。比如美国1894年推出慈善立法，而1900年美国农业人口比例在60%左右，与中国现在基本相似。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初次分配、二次分配有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时通过慈善手段进行调节就是比较好的选项之一。慈善立法不是强制捐款，而是要有效保证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有效制止利用慈善名义进行的欺骗行为，平息民众的不满。 在为慈善立法骄傲的同时，我们也要明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再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894年就慈善立法后，相当长时间里政府对于慈善的现实发展状况感到失望，美国民众对一些披着慈善外衣的欺骗行为也有不满。后来真正解决美国慈善的问题、使其健康发展起来的，是1969年美国税收改革法案的推动。而这已是完成慈善立法7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慈善立法固然重要，但对保证慈善事业发展来说还不够，还要有税收立法的进一步保障。既然事关私人捐赠，那就存在捐赠是否需要交税的问题。按照美国税改后的规定，不管企业法人还是自然法人，捐赠首先须是合法收入。捐赠人如果在未交税前捐给指定慈善机构或科研机构，报税时填上规定的税号就可免税。也就是说，只要确实是捐给国家法律规定的慈善公益机构去做善事，就可免去所得税。但如果把钱捐到营利性机构后再申报免税，那就是欺骗国家，会被追究法律责任。通过这种配套税收改革，美国才得以约束不正当行为，推动了慈善事业发展。 立法本质上是为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慈善事业还有不少问题亟须通过法律得到清晰规定，比如捐赠涉及资产定价，捐赠者捐出资产后还有责任划分、所得税等问题。美国慈善立法后并未立即解决慈善的问题，直到税务改革法案实施后才解决了问题。这也提醒我们，中国要保障慈善事业顺利发展，也还需要税收立法等方面的配套推进。(作者是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3月11日
2016年3月14日 -
王辉耀：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作为国务院参事列席本次两会，本期“奔跑——国计大势”节目邀请他做客演播室，分享两会感受，解读热点政策话题。人才新政有利于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在"两会"前的较短时间内，关于国际人才引进方面的指导意见和举措密集出台，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促使的呢？ 王辉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月份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不仅是这个文件，还包括3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包括前段时间上海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我们能看到最近半年来，在国际人才方面，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地有新的政策出台，同时我感觉到这也是这次"两会"很突出的一个特征。 在"两会"第一天的政协开幕大会上，俞正声主席多次地提到国际人才、留学人才、华人华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这方面，对华人华侨和人才工作的重视，创新人才，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也是这次工作报告一个重点。这实际上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在"两会"报告里面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这次的"十三五"规划草案里面，我们也看到专门有一个章节是关于人才工作的，同时还提出了很多的人才项目，提出了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最近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国际人才的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在不断地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主持人：那目前我国外籍人才的现状是怎样的？ 王辉耀：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在全球来看的话，按照联合国和有关的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非常低，前些年大约是60多万人，现在可能也就是80多万，这是在中国有合法身份能长期居留的。而平均来看，国际人口在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比例是3%，发达国家是10%以上，发展中国家是1.6%，包括印度的比例也达到0.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本身国际人才的流动和比例都是非常低的。 中国过去30年是全国人口的流动，全国农民工的流动，未来可能需要全球人才的流动。现在中国的货物流动做得最好，资本流动现在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多优势，中国也在迅速发展。人才流动方面，中国如果没有很好的一套机制，和新的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的话，会处在一个不利的局面。所以未来要建设创新性国家，像这次"两会"报告里面提到的，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模式，要提升经济，包括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就是更加关注人才特别是国际人才的吸引、使用，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渠道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主持人：那这些举措的实施，对于海外侨胞、留学生会有怎样的影响，对于整个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辉耀：这些政策的出台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现在中国跟国际上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比如说现在中美之间每天往返的人就达到两万人，中欧之间每天是1万5千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去的新移民达到了1千万，出去的留学生也达到了4、5百万，中间回来200万以上。中国在海外的国际人口群体越来越大，有6千万华人华侨，如果他们的二代、三代都算上，7、8千万都有可能。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与中国的合作和往来是越来越密切的，所以说要加强和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生的往来，这些政策都是非常受到关注的。 例如这次的政策中提到，海外华人的博士就可以申请绿卡，以前很多的限制都没有了。不仅是华人华侨，还包括外国人，外国留学生，如果在北京工作，年薪能达到50万、纳税达到10万，就可以申请中国的绿卡，在上海是年薪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这项政策实际上对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广大国际人才，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说明中国朝着真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迈进了一大步，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广受关注的。 主持人：那这些举措对于企业和普通民众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辉耀：这个影响会很大。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经济转型、创新经济，现在特别缺的就是人才。那么企业将吸引到一大批新的国际人才，会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优秀的来华留学生我们也可以把他留下来，为中国的企业使用，这是非常英明的一个举措。对于很多的事业单位来说，可以更好地吸引国外的人才。对于国际人才来讲，他们也有机会到中国来，或者留在中国为中国的发展出力，为中国的走出去做更多的帮助。 中国现在对外投资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更多的企业要走出去，如果没有国际化的团队和国际化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包括华为、万达、中兴、联想、阿里巴巴、小米等大量的企业走出去，首先要有一系列的国际人才支撑，不仅是中国人，也需要外国人，需要国际人才，需要海归留学生。这个政策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特别是像中关村的创新企业，也包括上海张江科技园区的创新企业，对于这些打造中国的硅谷、打造中国的创新引擎、带动中国创新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支撑来得非常及时、非常到位。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主持人：您认为新出台的人才政策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王辉耀：中国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虽然很早就有，但是一直在政策的力度、宽松度上有限，这次相对来说是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但是仍然有一些可以不断改进的地方。 对于华人来说，现在要求有博士学位，今后可以让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华人也可以申请绿卡，不一定非要有博士学位的限制。现在的很多政策还只是局限在了中关村等试点，希望可以尽快地向全国复制、推广。这次开放了投资移民，像边远地区，比如贵州、宁夏等地，可以各地因地制宜，出台当地吸引国际人才、吸引国际投资的政策。总的来说，政策还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地区性差异。另外随着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的不断展开，工作量会慢慢上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专门的机构，我记得您曾经提出中国需要设立移民局，原因是什么呢？ 王辉耀：实际这项工作基本上各个国家、地区都有专门的机构。像中国的台湾地区，6、7年前也成立了台湾的移民署，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际人才。因为吸引一个国际人才，往往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例如，他不仅要办签证，也要办工作许可，有的还要办外国专家证，办家属的证件，还要提供很多的福利便利，也就是说政策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涉及很多部门。像前些年中国的绿卡政策，就涉及了25个部门会签，所以有必要把具有国际人才管理经验的部门汇集起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加强这方面工作。成立中国的国家移民局，将来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时机也比较成熟。特别是在这次中办和国办发布的《意见》中专门提到了，要设置专门的协调处理移民管理工作的机构，从这个工作角度来讲也是有需求的，所以这是很正常的。 主持人：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哪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呢？ 王辉耀：这方面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例如美国有专门的移民管理部门，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有这种类似的设置。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主要是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国欢迎全世界的人才来落户、来发展、来寻找机会，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作，原来是由不同的部门分别在做这些工作，如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协调，综合地管理这项工作，会极大地提高效率，也简化了国际人才各种手续的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这方面的服务，包括政府的管理都要跟上。同时除了正常的移民，人才的移民，可能还有一些非正常的移民，甚至包括了偷渡等特殊情况，那就需要参照国际标准来处理。包括未来有可能还会接纳部分国际难民，这都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做。现在首次从国家层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文件，表明了中国要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那么建立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时机也比较成熟了。 主持人：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人才的WTO”，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王辉耀：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大国，是资本流动大国。贸易流动领域有WTO来进行全球治理，资本流动领域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现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工程师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的管理和提升。中国发起了亚投行，发起了“一带一路”，发起了丝路基金，还有之前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中国现在是人口流动大国，每年出去几十万的留学生、移民，现在又接纳外国人才到中国来。中国可能要从过去30年的吸引外资，到未来30年更多地去吸引外才。中国现在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今年又举办G20峰会，建立一个人才WTO，就是世界人才组织（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很有必要。而且中国积极主动发起一个国际组织的话，包括人员的设置、机构等会像亚投行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个人才大国，人才流动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同时能够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的贡献，也是很有必要的。 主持人：那么您作为国际人才领域的专家，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王辉耀：中国过去30多年之所以发展的这么好，是把全国的人才流动调动起来。例如每年毕业的700万大学生可以去全国各地，可以在任何城市工作，人才流动是非常自由的。两亿七的农民工可以去全国任何地方打工，也是非常自由的。全国的人才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带来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辉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比如人口老化已经占到很大的比例，沿海劳动力短缺已经让很多的工厂停产。未来我们要转型，要开始考虑利用全球的人才红利。像出台一系列政策，建立国家移民局，在国际上建立世界人才组织，让中国更好地在未来打下机构的基础和制度的优势，来吸引全球的国际人才，让中国未来的软实力、创新、转型得到更大的发挥。从过去的全国人口流动、人才流动，到未来的全球人才流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机遇，怎样抓住这个机遇，也就是克强总理在"两会"报告里面谈到的，就是要怎样抓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指中国人，也是要全球的人才参与进来。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对我们未来的转型、对经济的增长、对我们工作的支撑，都会有关键的作用，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那建立这样的国际人才组织我们还需要哪些努力，或者是还需要怎样的先决条件和后天的条件呢？ 王辉耀：现在国家已经很重视这方面工作了，像建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据我所知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建议了。我们要有更多的人才进来，做更多的国际人才比较，国际人才的研究。像我们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专门从事人才研究工作，以及企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研究，可以做很多的这些领域前期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另外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从事国际人才组织的工作。我们还要联合一些国际人口大国，可以从双边的交流先开始，例如可以与澳大利亚开展双边的人才交流，可以和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分别开展双边交流，然后逐渐形成一个多边的机制，建立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就像与金砖国家有经济方面的组织，有亚投行是关于投资方面的，那我们与其它国家也可以建立一个关于人才流动的组织，可以对未来刺激人才流动，起到导向、引领和治理的作用。就像OECD一样，这些国际组织对全球的治理和全球的发展，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中国来成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也是非常的必要，而且中国很看重人才， "人才"这个词汇本身也是中国的一个发明。 主持人：刚才您讲到要设立移民局，那要在吸引国际人才之前设立移民局，还是在吸引国际人才之后，还是必须同步进行？ 王辉耀：这并不矛盾，可以同步进行。中国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国际人才吸引工作，就像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办从国家层面出台的文件，关于加强绿卡管理和外国人才吸引工作的文件，意义非常重大。正如1979年中国出台了《中国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吸引外资、外商来华投资起到推动性的作用。现在中央和国务院出台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和服务管理的意见，也对未来外国人到中国来发展、外国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起到决定性、推动性的作用。如果我们建立国家移民局，会使中国更好地在这个方面建立制度优势。同时在国际治理方面，在国际人才流动、国际人才发展、国际人才使用和未来国际人才的互相认证、资格互换，包括学历认证、资格认证和留学生往来、人才往来、人才互派、交流方面，如果有一个国际人才组织起作用，会是非常大的进展和非常大的创举。中国本身有这么大的人才基础，这么大的人才流动，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有需要，来建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同时对于世界也是贡献。鼓励多元智库发展 推动政策采购市场 主持人：您能介绍一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推动政策发展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王辉耀：CCG在推动政策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CCG自08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关注国际人才研究，出版了几十本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专著，包括每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四本权威的国际人才蓝皮书，同时也为中组部、统战部、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国侨办、国家外专局等与人才工作相关的部委做了大量的课题，提出很多建言献策。另一个方面，CCG也做了很多相关的调研，包括在欧美同学会和很多社团中也做了很多研究，所以掌握很多的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提出国很多政策建议，也看到政策不断地在完善。特别是最近中央出台的这些政策，我们都参与了很多课题。例如最近出台的中关村和北京的20条人才新政，CCG课题组进驻中关村几个月，参与了各个环节工作，包括实施细则的制定。所以CCG一直在参与国际人才领域的研究和政策推动，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在人才工作上迈出了这么大的步伐，也看到中国的人才工作开始不断地迈向新的高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正在不断形成。CCG作为国内领先的、专业研究最前沿国际人才的智库，能够对中国人才事业做出一些贡献，是非常值得欣慰的。 主持人：那您认为智库应该如何发挥智囊的作用，为国家建言献策？ 王辉耀：中国的体量很大，从中央到地方也是高度的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央和政府的影响力很大。从政策来讲，如果一个政策设计的好，可以带来很大的效果，这是政策红利，但如果一个政策设计的不好，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比别的国家更有需求建立智库体系。通过智库体系的建设，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可以加强民主建设，加强民主协商的建设。加强智库体系的建设，能够在各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政策竞争的市场，同时又能够帮助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体系，尽量避免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出现偏差或者失误，避免一些损失。中央提出加快智库建设，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是非常及时、到位的建议。中国现在体量很大，任何的决策都会牵一发动全身，就需要很多家智库来论证政策，形成一个智库的政策采购市场，便于政府更好地优化决策，同时也能帮助中国软实力的打造，包括中国的思想走出去，包括中国的智库走出去，都将是非常好的载体。所以智库的建设在现阶段来讲，对于中国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主持人：我看到最近的一个世界智库排名，咱们中国的智库体量还是比较大的，您觉得中国的智库需要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未来又会是怎样的？ 王辉耀：虽然建国以来也有很多的官方智库，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鼓励多元化的智库，就像中央文件里面提到的，我们既要有国家的智库，也要有大学的智库，也要有企业的智库，更要有社会的智库，就是民间的智库，智库的多元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智库应该有一些竞争，或者政府在政策采购方面，可以更多地偏向各种不同的智库，有意识地让不同的智库来参与决策，而不是说只依赖某个部委的研究院，或是依赖传统上的研究中心。几十年都是靠内部的研究单位，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弊病。鼓励多元化，同时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民间智库是很有必要的。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经济市场，现在如果我们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民间智库，就能搞活我们的政策市场，搞活我们的思想市场。同时，就像当年发展民营经济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发展民营智库，可能也会带来中国智库的大发展。任何的市场里面，有一定的不同体系、不同载体的话，会加快、加速或者说良性的循环，促进他们之间的共生和竞争，同时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多优化的机会，这是中国智库应该更多努力的方向。
2016年3月14日 -
汤敏：中国正处在“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
嘉宾简介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 （孙亚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6.5%至7.0%。国务院参事汤敏称，这一措施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大空间，保证新旧发展动能持续转换并抓住“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设置经济增长区间为改革创造更大空间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6.5%至7%。这是近2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而非一贯的单一数值。李克强指出，这一预期目标考虑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汤敏表示，“中国很长一段时期追求高增长速度，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应对结构调整阵痛短期内带来的下行压力时，将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有助于避免各方对于经济增速短期的波动过于敏感，确保宏观政策能够稳得住，从而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大空间。” “6.5%的经济增长目标下限也并不低。”汤敏提醒道。从世界范围看，201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2.4%，日本增长0.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计，欧元区增长1.5%，南非增长1.3%，俄罗斯下降3.7%，巴西下降3.8%。 除此之外，从此前召开的地方“两会”可以看出，区间增长目标已经成为常态。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广西、海南、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份均将今年GDP的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由两个数字构成的具体区间值。“新经济”首次加入政府工作报告 值得关注的是，“新经济”的提法也第一次走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 汤敏表示，“新经济”发生在全球背景下，中国正处在新工业革命的前期，这是“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纵观历史，每次工业革命都会使一些国家迅速崛起，后来者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很多高新技术并不站在世界最前沿。但是随着近两年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这一领域的部分相关技术已经可以比肩甚至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 另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带动作用明显增强。2013年至201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4%，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4个百分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本文选自新华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3月14日 -
毛大庆：解读“四众”平台和共享经济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本期节目嘉宾由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毛大庆先生担任，探讨本次两会热议的“共享经济”话题，同时还分享了他对大数据立法的建议。“四众平台”与“共享经济”有利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 苗绿：各位朋友大家好。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了“奔跑--国计大势”高端系列访谈节目，邀请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的企业家和学者一起探讨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优客工场的创始人、著名企业家、也是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毛大庆先生。 您是北京市的政协委员，这次两会期间多次提到“共享经济”一词，我个人理解“共享经济”的意思是个人拥有的对大家分享，也就是有钱大家赚，有资源大家共同分享。在我看来优客工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共享平台。 毛大庆：是的，这次两会的工作报告里有大量的新名词。李克强总理的报告归纳起来有十个新名词，很多都跟创业、创新和激活社会方方面面的基层力量，包括调动资源、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转型有密切的关系。有三个词对我们创业、创新的服务业，包括推进创业、创新也有很大的关联，一是“四众平台”，二是“共享经济”，三是“工匠精神”，这三个词跟“大众创业 万众创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苗绿：优客工场就是一个这样的平台，所有的创业者都可以到这个平台上，不管是办公的场地、对接的人、对接的资源，还有在未来得到投资和成功以后各种法务方面的问题。 毛大庆：投后服务法律服务，社会叫企业成长服务等等。其实这次的报告仔细读起来，有很多深意。例如“四众平台”的众创、众包、众扶、众筹，这几个词实际上跟现在的互联网经济包括共享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试着分析一下，众创是通过共享平台，把社会上各类创新资源集中调动起来，更加高效并集约化地进行服务；众筹是通过互联网手段，向社会筹集资金；众包是把原来由某个机构、企业或特定政府部门承担的一些工作，向社会开放，让有意或有能力承担这类工作的个人或企业，包括创业公司来承担；众扶是一个广泛的社会互助，例如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个人企业与个人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互助、互帮，使个人或企业的成长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我认为“四众”跟共享经济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四众”就是希望大家共享和打开各类资源之门和资源壁垒，重新整合资源，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苗绿：去年两会提到“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今年两会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概念，创业的具体化被推到这个程度，您觉得共享经济本身对创业有多大的推动？ 毛大庆：共享经济对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和个人成长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国家原来一直说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成长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过去很多届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多次集中地提到中小微企业成长困难，资源得不到，社会不关注。实际上使用共享的逻辑后，很多资源变便宜了，门槛变低了，总成本降低了，效率提升了，资源也重新配置了。原来很多资源被垄断在一些机构和一些大单位手里，放着也没有用，而中小企业又得不到，这个壁垒也打不破。通过政府的推动，特别是包括互联网手段，我认为共享经济能够实现是人类技术进步的结果。例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上共享经济的典范，无论是像Uber、Airbnb这类的企业，还有国内的滴滴打车，这些其实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很大程度是因为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平台有物理平台，有互联网平台，这些平台化的东西用来整合资源，然后把资源重新再共享，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美国去年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plug and play”，有家企业也叫这个名字，但是它也是一个术语。“plug and play”的意思是平台或者说是一个平台体，是把各种资源plug在上面，让大家一起用这里的资源，其实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共享经济的术语。 苗绿：现在您的平台上已经驻扎了多少家企业？ 毛大庆：现在我们在五个城市，大概九个场点，有三四百家公司。大家在一起play，有四五千人，而且不包括我们的服务商，就是我们所谓的plug的这些资源，可能又有几千人，所以这个平台可以非常快地集结和凝聚资源。另外对于小企业来说，他们如果没有平台，没有互联网，单打独斗的时候，就特别难获得大企业的一些资源，有些资源和服务也找不到他们，或者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平台就使得大家都容易遇见，这个也很有意思。 苗绿：除了是共享经济，其实也是一种规模经济。 毛大庆：规模经济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词，叫社群经济。 苗绿：对，传统经济学也经常提起规模经济，我觉得现在像您所说的，技术的创新推动了生产模式的创新，也创新了各种各样的平台，像您的这种平台就是一种典型的范例。 毛大庆：所以我认为“四众”其实就是一种规模经济，它是把小公司、小企业集合起来后又重新形成了一种规模。原来我们说规模，都是指公司很大、经济总量很大、上市公司几万人。但其实成百上千个小微公司集结起来也是好几万人，他们的内涵可能比一家大公司要多很多，种类更加丰富。 苗绿：两会期间之所以那么重视共享经济，我个人的理解是，一旦创新就意味着创业，创业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税收和就业，像优客工场这样的平台创造了很多就业，这些人在平台上又创造了很多企业，之后就又会有许多就业。所以说对中国现在经济结构的转变和调整，都有非常好的促进。 毛大庆：是的。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成长，我们一直重视大规模的公司，像大品牌、大市场，特别是大机构，会格外重视，这是工业化时代的思维模式。在现在信息化时代下，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并不是大，而是深度，企业是不是能够小而美。例如北京这样的城市，一方面要疏解功能，还要把人口进一步疏解，同时又需要让这个城市成为世界文化中心跟创新中心。这两个问题如何去解决，其实很简单。在以色列和美国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小微企业，人数是中小微，但是市值非常大。例如Airbnb这家公司，员工一百人不到，但市值却是万科公司的两倍还要多。我认为中国通过创业创新和共享经济，能不能也培养出一批小而美同时又高精尖的公司。小而美变成高精尖，是城市进步、特别是社会进步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激活民间经济，创造大量的优秀的中小微企业，实际上是让整个社会的经济载体变得更为健康和更为稳固。 我们这种平台，特别能体现出引力波的作用，它其实就像刚才讲的“四众”，特别是“众扶”。在一个平台上，原来完全不相干的一些公司，大家可以在一个空间里办公。原来我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他们怎么能在一起，会不会有问题？后来发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业务也没有多少关联，但他们却产生了很多碰撞，包括互相的业务往来，可能互相帮忙，就像引力波。其实引力波就是一个个量子，像很多的个体、企业，如果当他们在一个平台上交互时，就会产生很多种交互方式，像很多化学反应，他们在交互时会引起周边跟他们有关的各种资源的反应，这就是引力波的作用。“工匠精神”是整个社会精益求精的态度 苗绿：今年的两会除了提到“共享经济”和“四众”外还提到了“工匠精神”。我认为工匠精神是每个人身上细微的、细小的精神，是把一个细小的事情如何做到极致。不知您是如何理解的？ 毛大庆：我觉得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工匠精神，其实是代表国家精神和国家意志的一种非常好的转变。原来我们往往只重视量、重视速度，很少有人重视细节或者追求一种高境界。《罗马人的故事》其实是王石先生推荐给大家看的。书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罗马是从修路而来，所以后来才会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回顾那个时代的罗马人，他们非常重视工匠，因为是工匠打造了一个帝国，也制造了一座城市，而且那种精细化、那种质量，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产。其实工匠精神是一种人类社会进步、历史进步中一直涌动的推动力，只有工匠精神才能够流芳百世，才能够流传下如此多的人类历史遗产。其实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工匠精神，很多品牌、很多的产品都是一个家族、一个企业几代人不停打磨出来的。德国和英国这些发达国家为了延续工匠精神，甚至在立法上、财税上有很多措施。例如一个家族愿意世代经营下去，国家将免除你各种遗产税，鼓励家族的手艺能够流传下去。这些方面都是今天中国社会到了现在这个时刻必须要特别关注的。我们为什么要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里边急需的就是工匠精神。今天经常看到日用品的采购，例如“双十一”的采购节，这么多的采购量和需求，但是最后的消费终端、消费去处，很多都贡献到了国外的产品上。这就说明我们自己的供给这一侧，不能够满足大家不断增长的对消费质量的需求，使得我们经济有很大的损失。所以工匠精神是能够真正改良中国人对产品打造的这种意识，包括一点一点把它磨下去、传下去、做细下去。工匠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种精神，才有可能保证创业创新的成功，才有可能让一个好的东西真正地走向世界，真正地让中国有好产品，这很关键。它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精益求精地追求质量的态度，而不是追求一夜成名，我想这是个整个社会的态度问题。建议对大数据立法 提供合理使用路径 苗绿：我知道您也是北京市的政协委员。现在正在开两会，如果说您现在参加两会，还有什么建议和提案？ 毛大庆：主要是关于国家大数据立法的问题。因为大数据在今天的社会中很重要，我们已经从IT时代走向DT时代，真正的DT时代才能够激发出更多的创新的元素，所以数据就是社会财富，数据也应该向社会开放。美国上一次创业创新的高速发展，靠的是美国大数据库免费向社会开放。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美国多个企业家联合不断推动美国国会和政府机构，同意把数据库以某种方式免费地向社会开放，此后涌现了一大批今天的独角兽企业，包括成功的这些企业。数据是做很多判断和各种分析最重要的依据和资源。要让数据能够高效、合理地配置给社会的需要，首先需要确立数据的权属和产权关系，另外是让数据在法治的框架下向社会有序开放。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数据就沉没在我们的数据库里边。我们看了国家大数据信息中心，实际上我们的基本建设是非常好的，数据包现在30多个，从农林牧副渔到各类科技、医疗、生命健康都有。但是这些东西今天没办法为创业者使用，缺乏一系列的使用路径。美国对数据的立法早已完成，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成型的跟数据有关的法案，所以我们建议人大尽快讨论，对数据立法。（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4日 -
张红力：提高证券市场违法成本 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嘉宾简介张红力，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7日讯（记者 华青剑 专栏）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CCG副主席张红力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在我国大力推进证券市场改革的背景下，信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案件、市场操纵案件、“老鼠仓”以及大股东利用资本权力侵害中小股东利益事件、上市公司欺诈行为屡有发生,虽主管部门加大打击证券违法力度，但仍显不足。 “国家层面亟须在法律顶层设计、主管部门职能定位、行政与司法衔接、上市公司退出等方面完善监管处罚机制，提高证券市场违法成本，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张红力委员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 张红力委员指出，我国A股市场飞速发展已经在我国经济市场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但目前我国A股市场还不完善，各种证券违法违规现象大量出现，处罚力度不足。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不足，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对违法违规主体处罚措施较轻，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和震慑。对证券欺诈行为相关个人的处罚力度不足，责任落空现象严重。对证券违法行为处罚对象错位，导致证券造假行为频发。 因此，今年两会，张红力委员带来了关于强化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处罚法律制度的提案。他建议： （一）积极推进《证券法》修订和稳妥实施注册制，完善证券市场法律顶层设计。一是积极推动《证券法》修订，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该法的修订工作作为今年经济金融立法领域的重中之重加以推进。将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作为《证券法》修订的重要内容，切实维护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权益。二是稳妥推进注册制改革。要将维护金融稳定作为今年证券市场工作的首要任务，按照证监会确定的“循序渐进、稳步实施”的原则，在条件成熟时候适时加快注册制改革的步伐。 （二）明确中国证监会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证券市场的特殊性、证券活动的复杂性、市场失灵现象的广泛性和证券行业的专业性要求市场监管体制采取独立型的监管主体。建议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具体的行业立法来明确证监会的地位、职责以及职权，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机构序列之下，改变其事业单位的属性，明确界定为委员会制的独立行政机构；赋予证监会广泛的立法权和准司法权，明确其独立监管的职权；对于机构人员的任命要注意其专业性和独立性。 （三）加大处罚力度，完善处罚法律制度，建立健全处罚程序。一是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法律法规的震慑力，真正做到立法和执法之间的配套协调，促进证券监管处罚法制功能的实现；二是健全并完整行政处罚程序所必要的程序性规范，健全我国证券监管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对行政机关的约束；三是在特定证券市场违法案件借鉴集团诉讼模式，完善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四是对于部分证券犯罪类型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转移公诉机关的部分举证责任，解决证券犯罪行为“取证难”的问题；五是修改完善《证券法》中有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民事法律责任条款，增加对因违法违规而退市的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当主动、依法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及其他资产用于赔偿中小投资者等相关规定；六是探索在上海、深圳等地建立专业的证券法庭，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审判效率，破除对上市公司的地方保护主义。 （四）妥善解决证券监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适用衔接问题。一是全国人大对证券行政执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信息共享衔接机制进行专门的法律确认；二是细化证券领域违法犯罪案件移送的法律制度，制定明确统一的案件移送标准，真正做到使案件移送和监督工作有据可依；三是规范信息通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规范查处案件协作和配合的程序制度等，建立起规范的信息传播和沟通的渠道，推动证券领域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及时转入司法审查程序；四是明确证券行政执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案件线索移送的工作程序，完善行刑适用衔接的信息共享制度；五是建立有效的案件移送监督制度。 （五）注册制下亟须强有力的法律配套措施。一是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通过修订《证券法》,将证券监管的重点放到事后审查和事中审查之中。赋予证监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关规则的权力，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优势。尽快着手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制机构,参与市场竞争。对上市公司实行严格的信息披露监管,以增强本交易所市场融资的功能。二是建立以信用为导向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完善退市制度的相关法律条例，在《证券法》修订中增加违法的退市标准；引入公司治理的退市标准。当控股股东违背诚实守信原则、内部人控制非常严重时，可以暂停股票上市交易，危害特别大的可以强制使之退市；设立最小股票退市标准。将基于盈利能力的退市标准转变为最小股票价格的退市标准。本文选自中国经济网，2016年3月7日
2016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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