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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道炯：有必要对非洲的外援模式进行改革
2008年10月26日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暨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大会于10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搜狐财经为您带来现场网络直播，以下是文字报道： 查道烔：我首先要向各位道歉，因为我没有准备一个报告和PPT内容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实际上我来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下中国近些年对外援助的改革，特别是在过去当中30年改革开放的外援改革。我是政府关于外援制度的咨询专家当中非常少的当中的一位。我今年一月份去过非常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告诉我的东西我是不能够对外公布的，我想很多教授都已经提出了，实际上中国经验是不能够应用到其他国家当中里面去的。 我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首先我对中国外援的一些了解。第二点我要讲讲中国是和其他行业机构当中，促进非洲经济怎样的合作。 第一，关于对外援助，在中国实际上进行了很多的讨论。外援实际上最多占中国政府预算的1%或者不到。非洲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占了亚洲国家外援的40%，10%进了亚太地区，也有30%进入了南美州一些地区。实际上中国的外援数量并不是很大，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是一个秘密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政府只有一个机构，负责外援工作，过去60年代都是这样，因此有很多的官僚方面的问题，而且政府机构之间在谁决定外援分配方面有很多内部的争斗和讨论。所以在公开的场合是有这样不和谐的声音，在内部的地区有这样的不和谐。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斗争的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还有联合国的地位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和其他国家的问题，我们经常有这样的说法，他们都说中国都这样富了，为什么你的外援这么少呢？他们有对中国类似的需求。他们把中国的外援和日本其他的外援相比，说中国的外援太少，所以这样对中国来说构成了更多的麻烦。 第三就是能力的问题，很多中国政府官员在接受外援工作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得到政府的授权才进行外援的工作。实际上外援对中国不管是接受外援和提供外援来讲，作用都不是很大。中国外援进入国，是给了朝鲜和越南。这当然和政治密切相关。去年一月份我看了一个项目，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因为这个铁路建完以后就没有怎么用，所以这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我不认为还要继续这样一个的任务。 对于非洲来说，我们又重新关注了非洲，而日本1993年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在1995年的时候朱镕基认为向非洲投入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所以对外的外援进行了重新的调整。2002年的时候，中国明确表示，中国必须给非洲大陆提供一些贷款。我们只是给他们钱，像具体的比如说给他们用于教育和其他的方面。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第一我认为目前对非洲的外援并没有有效的促进非洲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二点，放手不干预，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要求非洲国家改变自由原则。因为中国开放银行提供了长期的利息贷款，而且要求中国参与这些项目。但这实际上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原因，或者说是外援。我认为可以找到有效途径，促进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非洲的复杂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其中有一点，非洲问题的最终解决到底是靠什么呢？那就是让非洲的国家进入全球的主流基础当中，一部分是给非洲一些施舍，或者是慈善，应该是让非洲实现国有化，这当然才是核心问题。否则的话非洲就有更多的问题，而且内战将会不断。因此不能是说给非洲一些施舍，让他喘一口气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就这种保持共识的话，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避免在解决非洲问题的时候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处理。我去过达尔福尔，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边界的存在，没有边界的概念，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中国欧洲和国际发展研究结构应该考虑采取联合的行动，尤其是处理脆弱国家的问题，这种愿景应该是与共同的立项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能把非洲作为生产力实现的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的共同利益就不能实现。我去过很多非洲国家的首都，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财政部和外交部，实际上他们尽管是受到了很多各方面的援助，但是对他们并不是很满意。希望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能够有这样方面的例子供我们借鉴，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很少，特别是实现非洲这样的一个行业，这样通过一些成功的例子，让非洲真正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产业化的发展。 2006年11月份的时候，在北京我们有一个中非高层论坛，28个非洲国家领导都来到这里开会，其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大的研究项目，就是在五个非洲国家建立工业园区，其中一个是在埃及，很快就要上马了。之外，我可能说得有点太局限了，如果要让我做一个小结的话，我们可以考虑，要建立机制性的和其他的办法，使得各地相关方能够让非洲有一些积极的变化，而且让其他的一些非洲国家看到这一点，这样他们也愿意加入其中。这就像世界银行在1989年之后和中国合作一样，这样的话给非洲树立很好的样板。我在这里只是做了一个介绍，如果是大家坚持的话，我可以把我所讲的东西写成一篇论文提交给大会，如果你们坚持的话，谢谢！ 文章选自搜狐财经
2016年3月23日 -
查道炯：东盟可以既与美国结盟又与中国结盟吗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查道炯撰文指出，在安全关系方面，必须留意各国对局势评估的差别和不安全感的来源。有人认为，东盟国家既可以与美国结盟，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借此获得安全感；同时又可以为经济发展与中国结盟。这个理论听似聪明，而且可能极有吸引力，但却是错误的。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有意。 1991年7月，中国与东盟首次正式对话，当时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以磋商伙伴的身份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自此之后，中国与东盟之间已经发展出多层关系网络，覆盖安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所有范围。 2003年，双方在2003年发表《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标志双方的良好关系达到高峰。而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之时，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倡议与东盟携手建立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各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制订蓝图。 中国支持促进东盟和成员国更繁荣、更强大，并加强东盟在区域合作方面的核心地位。而2015年成立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协议又是另一个里程碑。 中国- 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早前于北京举行。这是各相关国首次举行此类会晤，也反映中国欣然接纳“东盟式”的安全对话与合作。由于防务安全可说是中国与东盟之间最后一个需要制度化的重要领域，所有11个国家应该借助此次机会，同意定期举行部长级防务磋商。 在安全关系方面，必须留意各国对局势评估的差别和不安全感的来源。有人认为，东盟国家既可以与美国结盟，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借此获得安全感；同时又可以为经济发展与中国结盟。这个理论听似聪明，而且可能极有吸引力，但却是错误的。 首先，这个理论贬低了东盟成员国的相对实力。例如，东盟成功让非区域性国家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当中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这就足以证明东盟拥有不容忽视的力量。换句话说，东盟拒绝任何国家为其作担保。 其次，东盟地区的和平对中国追求和睦的外在环境极为有利。双方都从冷战时期地缘战略的分界明白到一点，即建立军事或意识形态阵营根本不能带来安全感。有预测指中国将成为东盟地区的威胁，然而中国曾参与由联合国组织、解决柬埔寨和东帝汶内部冲突的调解行动，这应是反驳此说的有力依据。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项目日益增加，为中国带来显著的好处，包括不用再担心东盟会变成反华联盟。证明自己是个威胁，对中国有何好处？ 最后，东盟地区没有任何资产可以引致中美两国之间发生冲突。有人猜测，国际运输航线（尤其是马六甲海峡）的通行权会是例外。如果中美的竞争激化到需要拦截来回两国港口的商船，为何他们一定得选择马六甲海峡一带呢？此外，在那里进行任何行动可能会导致沿岸国家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采取自卫行动。最重要的是，该海峡连接了世界各地的经济体。如果把此区当成处理双边分歧的战区，没有国家担当得起后果。总之，中美两国基本上不可能把它变成“阻塞点”。 那么南海呢？领土主权的争议对中国和东盟来说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和所有成员国代表的确于2002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也已经同意与成员国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然而，各国的最基本共识是同意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而且不能让非相关国对领土主权的核心问题有发言权，以免争端变得更加复杂。 这并不代表海洋问题不能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认可议题。事实上，中国和东盟对确保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几乎意见一致，对海域和空域作非军事用途的规矩和准则也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因此，航行自由得到保障。 当航行自由的原则被应用到海上军事用途时，其实仍然具有争议。有些国家以“海上自由”来支持他们声称专属经济区（EEZ）是公海向内延伸的说法。与此相反，许多沿海国视专属经济区为各自领海向外的延伸。他们对于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出现纷争，而且也随着基线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各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达成协议：专属经济区既非公海，也非领海，而是自成一类。 中国与某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坚持有权管豁外国军队在其专属经济区和领域所进行的活动，但东亚国家对此没有统一立场。同样地，多年来中美之间的事宜一般都不牵涉军事行动，而是涉及在中国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美军测量船或侦察船。军事测量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即使情报活动可能只是为了军事目的，但这些数据可能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因此与其权利（资源）和责任（保护海洋环境）有关。 要解决东亚专属经济区内的权限问题，尤其当中涉及军事行动时，必须采取互惠互利的原则。依照国际法将此问题视为国际公共利益，这种做法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须的，但仍不足以维持良好秩序。 各方必须就法律问题达成协议，加强地区海上安全，但这个过程必然旷日持久。无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文有多少种解读，但无论如何，鲜有政府能够改变自己的公开立场。同时，我敢说，在东亚地区内，虽然各国也在海岸巡逻和扩充武器装备方面互争长短，但没有任何一方能承受首先开火的后果。换言之，避免冲突很可能继续成为游戏规则，我们评估亚洲地区海上安全的程度时也不应夸大危机。 因此，要拓展海上安全合作，应从加强非军事用途的安全领域入手。这应该包括长期合作打击抢掠和攻击船只的海盗，并合作起诉违法者。在打击海上跨国罪行方面，东亚国家应以打击非法贩毒的经验为先例：一个国家可行使司法权起诉罪犯（不论其国籍），而不会受到他国阻止。 商船穿梭于各个海域，其航行安全也是另一个可加强区域合作的范围。各国应视之为国际公共利益问题，互相敦促和协助，无论通过的船只挂着哪一国的旗帜，都为其提供安全航行措施。 商务客机大部分都需要飞越海洋上空，这同样是公共利益的问题。我建议东亚地区进一步合作，包括对所有越洋商务客机实行实时追踪机制。马航MH370灾难的初期搜索行动带出了一个教训，就是发生事故后国际间应自动合作进行搜救。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逐步建立，加上中国及其他区外经济体加强在东南亚的投资，可以预料航机载客量将不断增加，加强合作以提升区内的航空安全也事在必行。 渔获是大多数东亚人民的重要食物来源。出于习惯，渔民会随鱼群迁移而改变捕鱼地点。各国在其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执法，这毫无疑问是国家主权，必须受到尊重。因此，受影响的国家应该就地区安全达成共识，定下彼此均认同的底线，以人道立场处理涉嫌越界的渔民。 鼓励各国国内相关业界的合作也有助保育海洋天然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若有本地业界人士参与，国家间合作的条款和承诺会更为有效。事实上，本地业界人士和非政府持份者可以向外交政策机构提出合理又可行的合作建议。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事。推行国防合作建议的程序，一般是先提高关注，再提出新的机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制定双边援助机制，以提高处理能力。此外相关国家之间也必须保持友好关系，并推出一系列计划。东亚地区已经走过了漫漫长路，有能力维持总体安全水平。东盟的包容原则在过去起了不小作用，也应继续指引未来的发展，中国与东盟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背后的理据也在于此。本文选自和讯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3月23日 -
查道炯：亚洲价值观最终要落实在提高亚洲人民生活水平上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查道炯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主持。 国内这些年提出TPP不符合中国价值观，离中国较远，其中一个核心点，就是TPP里要求集体谈判。回想一下，2009年，国内批判TPP的声音里说这是动摇了我们社会主义执政的根基，怎么可能在工会之外允许工人另立工会。特别是劳工，这岂不是要另立新党，弄得很严肃。经历这么些年我们的认识也在变化，价值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它是经书里来的，特别是宗教里头。刚才金老师讲的国际政治，人为什么而活，经书里是有的，也不可能由一个宗教来统一所有其他的宗教。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 第二，不进入经书也不进入学者的讨论，大家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比如一些中国游客到香港，在国内妈妈让孩子在马路边上方便大家也就最多捂着鼻子，但香港不接受，这就有价值观。泰国的寺庙里不允许随便洗手洗脚，这就是价值观。这存在不同社会里，不管他说什么语言，不管什么政治体制约定俗成的。 第三，作为一种决策的指导，决策的指导里分内政和外交，这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或者为了证明自我文明或执政道路是正确的。我来之前做了一个有意思的跟踪。1994年，新加坡把一个美国青年，14岁打了鞭型，因为这个青年偷了新加坡的公共设施，而且在一个汽车上涂鸦了，给他鞭刑了六下，当时这是新加坡和美国之间的一大争议，因为这个事儿在美国不是个什么事儿。体现下来就是价值观。今年3月7号，有两个德国的青年在新加坡的城铁车里涂鸦了，新加坡把这两个追捕了，这两个德国青年住在澳大利亚，追到马来西亚把他追回来了，一个21岁，一个22岁，还是给他判了监刑和鞭刑，没有引起很大的国际上的争议。当然对新加坡来说，这是它的价值观，一以贯之。我们的意思是有争议，但看看争议是什么，在多大范围内。 第四，不管你的价值观怎么说，怎么做？刚才邱老师说的，中国是不是要扛这个大旗，外交上所谓奋发作为，来个新的模式，亚洲新模式，亚洲价值观，我想他们讲的是这个意思，回答也是一样的，不要举这个旗，尽管不举这个旗，海外也会有它的评论。因为原本他对文明的理解、对交往的理解就是不一样。 对我个人来说，看亚洲价值观基本上是三个结论。 第一，亚洲价值观，要不要在之前把它简化为中国模式、外国模式，东方文明、西方文明，或者在后面有一种洋洋得意，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或者一种复仇。 第二，对内对外都需要解释，但这个解释的时候往往会引起误解，比如说“亲诚惠容”这四个字，周边的国家不是一般的害怕。什么叫“亲诚惠容”？你要跟我亲就亲，你说你有诚意我就非得接受？我们是平等的，凭什么要你来优惠？你容忍我，你容纳我？这回到了朝贡体系，我本人做的调研更多的是在东南亚这些国家。我们讲的另外一点，远亲不如近邻，在博鳌的会上就有同事问我，什么意思？你离我远一点，就有点亚洲成了亚洲人的了，跟我没事儿了。这种解释，可能中国人的用词，是有道理的。但在另一个语境是容易引起误解的。 第三，终究价值观作为一个话题，它会是众多的国际事务里或者治国理政里会有上升会有下降。但现代工资集体协商（我们不叫集体谈判，名词有所变化），更多的是把这个落到实处，让农民工开始集体协商工资，远远比由各级官员当官为民做主去给农民工讨薪要钱要好。所以，价值观的讨论不能停留在外交官的你说我、我说你，落在学者说的层次上，最终要落在行动上。让老百姓的生活过好，来华工作人员的待遇搞好，到国外经商，把我们老百姓的利益在大家都认可的平台上更好地交流，落到实处。 最后，利益共同体到底是什么，还说不清楚，而且不科学。共同体不是说说而已，欧盟、东盟叫共同体，共同体必须可操作。亚信会议的讲话引起国外那么多的评论，就是因为有些话说过头了，或者很容易引起误解，这不是外国人蓄意的。这不能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奋发有为的方针指导之下创一些新词，自己内部动员。 第二句话，现在的局面没有那么糟糕，也就是说亚洲的安全，坚持一条底线，不要把亚洲、东亚搞成中东和阿拉伯的翻版，相互之间打或在外面找代理人来打，这个底线说清楚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也就是不要在中国家门口生事儿。说白一点，亚洲不可能成为中东、阿拉伯地区。 第三句话，我自己看，“一带一路”的论证下提出这五个相通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后面能不能做成事情是水到渠成的事儿。 总之，有一种担忧。作为学者，我们现在太急于创造新名词，新表述。我觉得建设共同体把这几个相通做好了，而且这几个相通也是外国人能听懂，大家认同的东西。（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23日 -
郑永年：中国智库的九大问题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导语智库需要有影响力，但是有影响力不是第一要务，而应该是说真话，不管听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在3月19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直言当前中国智库存在着知识道德化、金钱化、娱乐化等九大问题。 在这节题为“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智库”的讨论中，郑永年详细分析了中国智库存在的九种现象： 一是知识道德化。做政策不强调可行性，而是单纯强调道德制高点。 二是知识权力化，有权力就有知识； 三是知识金钱化； 四是知识名誉化，“研究成果都希望领导批示一下”。 五是知识神秘化，出现巫术崇拜。“在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出现解释不通的现象，就会说是阴谋。知识领域没有阴谋，只有阳谋”； 六是世俗主义宗教化，“很多主义都是需要加以分析的，但现实是无条件崇拜”； 七是社会讨论意识形态化。“比如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很多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所有东西都绑在一起讨论”； 八是知识娱乐化，过度依赖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确实是好的工具，但是导致人们越来越不能深入、理性地思考； 九是知识虚假化。 郑永年认为，智库需要有影响力，但是有影响力不是第一要务，而应该是说真话，不管听众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附录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最新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对中国学界的现状及发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讨。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然需要大量的智库，而且现在好像有几千家的机构自称为智库。但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这个智库，还是因为我们想做个新型智库，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 郑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谈到：“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 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 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 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 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 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 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文章选自财新网、共识网
2016年3月22日 -
王辉耀：吸引访问学者来华交流，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
发展新动能需要集聚创新型人才。要发挥人才的创新潜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需要吸引更多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学者来华访问、交流与合作。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 2016年3月16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李克强总理回答中外记者问题。在记者会上，总理强调了“发展‘新经济’需要培育新动能”来适应产业革命的趋势。当前我国产能结构不能适应持续发展的需要，需要发展以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创新型产业。李克强总理还提到，发展新动能需要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积极性。他提到韩国棋手和AlphaGo进行围棋人机大战，提倡发展国际科技合作。 我认为，发展新动能需要集聚创新型人才。要发挥人才的创新潜力，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需要吸引更多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学者来华访问、交流与合作。 2016年2月，两办出台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外国人申请中国永久居留的条件更灵活务实。这为外国高层次人才来华创造了制度便利。 在国际上，吸引访问学者，也是吸引外国人才的主要方式。与吸引留学生相比，访问学者一般较为资深、学术层次高，可以带来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成果。部分访问学者也可以收费，形成教育服务产业的一部分收入。 我国实施来华留学政策以来，便开放学术交流领域，欢迎高层次访问学者来华交流。但目前，外国访问学者吸引力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所以，在加大吸引来华留学生的同时，吸引高层次访问学者。为此，我建议: 第一，出台我国自己的访问学者计划，如“国际学者中国访问计划”“‘一带一路’访问学者项目”等。计划可以嵌入“留学中国计划”，也可以融入现有的千人计划等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吸引访问学者来校进行合作研究，有助于提升本土教师国际研究水平。 第二，完善访问学者出入境政策，将吸引访问学者的权力更多下放给高校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做法，直接用出入境制度管理和吸引访问学者。只要拿到高校的访问学者邀请，都可以申请交流访问类签证（我国是F字签证）。国家教育部门也可以只审核高校的访问学者项目，审核通过的项目，高校可在一定时期内自行招收访问学者。允许优秀的访问学者转换成工作签证、留学签证等。并建立信息管理系统，统一管理访问学者信息。 第三，扩大访问学者的范围，也注重吸引社科类学者来华 从我国访问学者资助制度可以看出，来华访问学者的领域集中在自然科学。在我国软实力提升的背景下，也需要吸引社科类访问学者来华。建议在社科类高校和科研机构，积极参加和设立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多发起以英语为研究语言的国际项目，吸引发达国家优秀社科类学者来华。 第四，设立多层次奖学金资助制度，吸引企业设立访问学者基金 美国交流访问学者是多种类型的，资金来源也各有不同，比如“十万强计划”(100,000 Strong Initiative)，虽然由美国政府发起，但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民间机构以及慈善家，而非联邦预算。 我国的访问学者计划可以采取财政资金为主，建立基金会，吸引一部分企业和社会捐款的形式。文章选自国务院参事室网站，2016年3月21日
2016年3月22日 -
王伯庆：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才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3月11日，麦可思公司创始人、总裁，中国高等教育供需跟踪评估系统（CHEFS）创始人、CCG常务理事王伯庆做客演播室，就两会热议的职业人才培养和高校教育改革等议题展开对话。加强对具有工匠精神技能人才的培养 许海玉：各位网友大家好。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高端系列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事。在此期间，我们会邀请著名的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麦可思公司的创始人、总裁王伯庆先生，他也是中国高等教育供需跟踪评估系统的创始人和西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欢迎王先生。现在两会正在进行，教育和就业永远是两会热点话题，今年的代表、委员也带来很多关于教育和就业的提案。请问王教授对今年两会最关注的是哪方面？ 王伯庆：我比较关注教育，也看到了各方面人士有关教育的提案，有些提案非常好。目前我个人最关注的，是在教育扶贫方面。比如说，我们应该增加对职业高校的投入，因为职业高校中农民和农民工孩子的比例比较高，帮助一个农民和农民工家庭的下一代接受高等教育，并且能够脱贫，这是比较有效的扶贫措施，也防止了贫穷隔代传递。 许海玉：刚才讲到职业教育，今年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是要“建设中国的制造业品牌”，同时“工匠精神”也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实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很多企业，现在都非常需要技能型人才，但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可能也需要高等教育去做一些改变。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王伯庆：从教育本身和学校培养来看，现在的高校，包括职业学校都应该提倡一种工匠精神，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灌输这种忠于职守、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要防止学生过于浮躁，或不太愿意专注于一个职业几十年，这可能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产业本身需要升级，才能提出对工匠的需求，而这个需求的增加，会自动拉动工匠的待遇，也就是技工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的待遇，从也提高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所以这是两方面，一是需求方的拉动，一是培养方对工匠精神的灌输。 许海玉：可能之前大家对职业教育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它和高校相比，在专业上不占优势，或者说社会的认可度没有那么高。那您觉得现在大家这方面的意识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王伯庆：这方面肯定有误区，越是职业教育越接地气，它的就业应该越好，这是肯定的。至于社会认可度比较低，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本科的专业比专科的好，专科的专业比中等职业学校的好。但是我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拉动待遇提升以后，这一观念会逐渐转变。这一观念的转变，不是靠我们去进行思想上的一些更正，而是要靠社会文明的逐渐进步、劳动平等和待遇的提升，来逐渐改变大家对这方面的认知。 许海玉：我之前也看到有观点说要分层，意思是在本科、研究生、博士阶段要培养不同的人才。您觉得对于技能型人才，高等教育本科阶段能做哪些贡献，做怎样的培养？ 王伯庆：我们现在一提到职业教育，就会想到专科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这种职业教育，其实职业教育也包括一些应用型本科。严格来说，哪个本科人才又不是职业教育呢？例如，在人民大学学法学专业，最后拿到法学硕士，这其实就是做律师的职业人才，做医生的也是职业人才。实际上社会包括了各种类型的职业人才，他们其实没有高低，也不能够完全以薪资来判断。可能一个薪资较低的文学类职业人才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水暖工人，但这里面不应该存在较大的社会劳动的歧视和差别。 许海玉：“中国制造2025”也是被国家重点推进的一个项目，您觉得在推进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做怎样的贡献。 王伯庆：中国的高等教育现在已经开始紧密地配合中国的制造计划，调整专业，改善课程设置，改善教学方式，强调教学质量，配合做中国的产业升级。因为产业升级要求有科技支持，科技要求有人才，人才要求有教育。所以教育能否迅速跟上，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高等教育承担的国家建设的一个伟大任务，也是它存在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国家建设需要，我们也并不需要这么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所以从这个价值来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是在全面地讨论如何满足产业升级和中国工业的制造计划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这种需求不光是数量上要增加，还有质量上的各种要求，从而推动和引领中国高等教育在未来若干年的发展。加强创业教育和就业指导 许海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去年两会就已成为热门词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及。您觉得在政府的倡议和引导下，大学生从去年到今年的就业和创业比例、方向有没有什么变化？您对今年大学生就业和创业的趋势有怎样的判断？ 王伯庆：从麦可思这些年的大学生就业研究来看，近几年创业的人数开始逐渐上升，虽然比例还不大，但这是一个持续的趋势。这批创业的人会把自己的就业岗位，留给那些单纯就业的人。从这方面来看，创业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就业的稳定性。目前相当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创业，集中在与专业无关的领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学生刚刚毕业，没有行业经验和职业经验，所从事的创业是因为发现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发现，在一毕业就创业的人群中间，有一批人会在三年之内退出创业，因为创业的失败率很高。但是在三年内，有更多工作经历和经验的大学生加入了创业，这批人的创业特点是对职业和行业有一定的认知，因此成功率会更高一些，而且他们所从事的创业方向与专业的相关度也会高一些。总的来讲，如果跟踪毕业生三年以后的创业，与一毕业就创业相比通常高了将近一倍。所以说虽然有人退出了，但有更多的人加入了。所以不能很功利地考评毕业时创不创业，有多少人创业，而应该看到创业教育和提倡创业这件事对我们所有的劳动者来说都是一生的活动，可以在人生任何一个阶段加入。像我就是52岁才加入到创业活动中来，那不能说以前的创业教育或创业认知对我没有帮助。 许海玉：那您觉得在创业的过程中，国家可以给大学生以及其他年轻人提供怎样的环境和扶持？ 王伯庆：首先要在大学里做好创业教育，这方面国家已经开始做了。政策方面，可以对刚毕业的大学生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税收、在青年创业基金方面给予扶持，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比较脆弱。在社会公信方面，当国家整体提倡创业的时候，要让这部分年轻人更愿意去承担风险。以前很多人规避创业、规避在民营企业就业，觉得在体制内工作更有安全感。其实现在创业精神的提倡，是要让年轻人有能够去承担风险的意识。 许海玉：那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意创业的大学生和年轻人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 王伯庆：我认为不要追求一毕业就创业，但需要去认识一些机会，如果机会来了，你可以去尝试抓住这个机会，组建自己的团队去创业。创业期间，最重要的是在创业过程中的坚持。我自己也在做创业，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创业的时候尽量避免山寨，因为山寨之后进入的竞争是比较残酷的，而且如果不是自己擅长的，只是去山寨别人的商业机会，这样的公司通常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二点，在创业遇到瓶颈的时候一定要坚持。我观察到，在创业过程中，哪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多创业失败者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继续坚持。所以在投入创业之前，一定要审视自己的性格是否坚强，是否可以抗住很多的压力或困难，如果不是，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人才，而不是创业者。有些时候作为创业人，最初看到的机会可能不是机会，由于自己持续地坚持，又发现一个转折点，最后把企业做成功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坚持。但投入创业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创业需要谨慎，特别是普通家庭的，如果创业失败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浪费了家里的资金，第二是浪费了该挣钱的时间，不能够带给自己和家庭回报，特别是贫穷家庭，这点一定要注意。大学生创业，不要轻易动用家里的钱，要去争取外来资金的支持。外来资金支持必然对创业者会有所挑剔，他必须要看到商业计划，必须要提很多问题，这个过程可以让创业者充分思考这是否是一个好的机会，也可以重新开始完善计划。如果是使用家里的资金，家人会无条件地支持你。所以如果在创业的时候找三类人群要钱，一般来说这个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一个叫做family，就是家庭成员，一个叫做friends，找朋友要钱，因为他们很愿意给你，一个叫做fool，就是傻瓜。这三种人给你创业资金，实际上没有对项目过分挑剔，从而给你的创业失败埋下了很大的可能性。如果这个项目真的是被投资人否定了，也要相信投资人还是有专业眼光的，也许这个项目不合适，那就先就业吧，或者另外再选一个项目。 许海玉：刚才我们提到了创业教育。创业热潮的兴起，确实让创业教育更多地被大家关注，现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社会机构也开始做这方面的实践。您觉得创业教育是不是培养创业者意识和能力的有效途径？怎样才能做好创业教育？ 王伯庆：在高校做创业教育首先是一个很好的教育途径。开展创业教育，千万不能沿用普通教育的模式，像做课堂教学，请没有创业经验的人照本宣科地讲。创业教育必须向医学院学习，请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也一定要把有实践经验的创业者请进来，分享自己失败的经验比分享成功经验更有用，这叫请进来。同时，医生会去医院实习，这是实践环节，创业教育一定要设计走出去的环节，让学生们在实习环节进入到各类型的创业企业中去。现在每个地区都有很多创业企业，这些创业企业也很愿意得到额外的帮手，而学生也能把它作为一项教学环节。创业教育一定要开门办学，就是请进来和走出去，一定要强调创业教育的实践性，像医学院一样。 许海玉：中国高等学校的管理条例将在今年发布并且实施，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对于弹性学制和休学创业做出明确的规定。您觉得弹性学制和休学创业，是不是一个鼓励创业的好的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伯庆：我认为这个制度是必要的。容许学生能够休学去创业，或者允许他们休学去做一些公益事业，又或者去进行短时间的休息，调整自己的心态，思考自己的专业选择，在制度上应该有许多这样的空间，我认为这个制度非常好。但是从学生角度来看，他们不能因为这个制度，遇到一个简单的机会就放弃学业去创业。如果不是非常好的机会，从时间的紧迫性来看，我不建议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即使在发达国家它也很少发生。事实证明，最后在过了若干年后，这类人还是很遗憾没有把学业完成。学历教育是人生应该在尽早的时候，特别是青春时期，完成的一个人生环节。从高校的角度来看，有责任替学生把关，而不是说只要学生申请就同意休学，那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应该与学生坐下来商谈，请专业的人士来帮他审查项目，是不是紧迫的、必须要通过休学才能够做的。所以就像学生请假，请假也需要经过家长签字和学校批准，学校对于休学制度留下的空间要设个门槛，这个门槛就是学校和专业人士来替学生多把关、考量。不能让休学制度成为学生失败的原因，因为学生毕竟有认识上的不足。甚至有些学生觉得读书心情不好，那就去做点什么事吧，虽然也不是很紧迫的事，他只是愿意做些实践。但这一走，再回到学校就很困难，实际上耽误了他终生的教育，也可能让他在中老年以后后悔，一定要帮助学生认识到这一点。 许海玉：可能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讲，他们最关心的就是2016年的就业和创业的形式，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麦可思是用数据来评估高校的教育，评估各个专业和就业情况。您对于今年的就业和创业形势有怎样的判断，能不能给大家做些分享和建议。 王伯庆：我从2006届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大学生就业，做到今年有十年了，我们每年都会发布一本就业蓝皮书，今年也不例外。从我的研究经验和这几年的跟踪报告分析，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比例是比较稳定的。另外由于现在研究生扩招，还有高职、高专升本的人数增加，比例增加，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应该比较稳定，不会有什么问题。青年人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是因为现在产业的快速发展，社会形态的变化，往往有时候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人，更适应于那些新生的产物、产业和就业机会。所以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从目前来看，今年不会有太大的就业问题，我的判断是就业是稳定的。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关注的是怎么样去找一个好的工作，强调就业质量。就业质量并不是看眼前的薪水，而是应该从长期来看，根据自己所学专业，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工作，这可能是家长、学生和学校需要加强的就业辅导工作。做好就业，就是做好学生求职方面的匹配度，人岗匹配度和自己的长期发展，这个很重要。 许海玉：这时候就要提到职业生涯规划这一概念，可能现在高校对于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教育，还会有一些欠缺，您感觉这方面学校可以再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王伯庆：高校的职业规划，过去做了职业测评等比较传统的工作，现在还会指导学生怎么样写简历，拓宽求职渠道，但是这也许还不够。我建议高校应该请更多的同专业的校友，有针对性地给本专业的毕业生讲自身专业的发展情况。把学校就业中占多数的职业的、有经验的HR或职业人才请进来，分享职业的选择和规划的经验，而不是说只根据相关专业的书籍做职业测评，在这方面可以加以丰富。（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8日 -
China eyes better education quality
Minister of Education, Yuan Guiren sai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s on the par with or even exceed with many medium high income countries, still reform to the countries' system are never easy. We here continue 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heavy burde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s, likeness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rising school violence and widening education gap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What being done and what could be done more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With the record of high number of student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college this year, how can they be helped to find proper jobs? Today I am joining the Beijing studio with Mr.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CCG) and Prof. Li Chenjian from Peking University.
201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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