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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分享人才红利
本刊讯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落实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帮助天津市广大人才工作者了解国际人才动态和最新理念，2016年6月21日上午，由天津市人才办、市人力社保局、市外专局联合举办，天津市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与《求贤》杂志联合承办的“引智引才名师大讲堂”正式开讲。 此次活动，围绕“大力引进海外人才的历史契机和对策建议”这一主题，邀请了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博士生导师王辉耀教授，为与会的230余名在津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人才工作相关负责同志作了一场旁征博引、内容丰富的讲座。 王辉耀教授在讲座中深刻剖析了当前国际人才竞争的背景趋势，并就当前我国海外引才引智情况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同时，他还充分肯定了当前天津市在五大历史机遇叠加之下的发展基础与优势，认为天津具有深厚的开发开放文化与良好的海外引才机制。为了进一步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脱颖而出，吸引更多优秀海外人才来津创新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美丽天津，王辉耀教授提出了以下几点对策建议。全球人才流速加快 各国出招吸引人才 目前，全球人才流速加快。在2.44亿国际移民中，72.5%为20岁至64岁工作年龄段的移民，留学生群体跨境流速加快，全球留学生增速高于全球总体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速，青年人才流动成为全球性现象。 人才全球化令发达国家享受红利。外国出生的人口获得的美国创新专利占了三分之一；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四分之一是移民；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移民创建了美国四分之一的高科技公司。 人才移民依然是主要模式。2014年，据CNN报道，美国发放的绿卡数量约100万张；2013年，美国发放990553张绿卡，虽然较2012年下滑，但职业技术移民人数较2012年和2011年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数达161110。 德国吸收技术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移民还只有人口总量的1%左右。20世纪末，德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等现象，政府开始有条件地引进高科技人才移民。 创业签证吸引“创业型人才”。比如日本在“国家战略特区”新设窗口，把外来移民创业手续的办理时间从以前的2-3周压缩到1周；加拿大推出创业签证（Start-Up Visa）；2013年11月，美国设立“企业家居留”计划；英国推出“全球创业者计划 ”。 文化输出吸引人才。国家和地区“营销”，树立品牌至关重要。一位美国学者在《华盛顿邮报》曾这样解释移民的“美国梦”说：“一直以来，美国是许多人才的移居之地。他们都在追求‘美国梦’--赴美求学，创造财富。过去40年，数以十万计的海外人才流入美国，给印度及中国造成极大损失。” “联系新加坡”的主管David Tan就说：“我们出售梦想。我们的研究显示新加坡以世界一流的效率而闻名。因此，需要出售软实力--实现梦想的地方。” 在教育国际化方面，全球招聘优秀教师，吸引海归进入教师队伍。目前，新加坡高等院校中近40%的教授和讲师为外国人，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数据储存研究院的雇员中，我国清华、北大毕业的硕士、博士占50%以上，哈佛肯尼迪学院在120名左右教师职位中只设立了30名固定终身教授职位，其他职位均为聘任制；由院长组成的五人聘评委员会，专门审评外聘教师，一般聘期为五年，最长为十年。 以色列2012年新建30个研究中心，锁定了300位顶尖科研精英，并计划一共引进2400名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裔知名科学家。我国完善人才政策 天津大力引才用才 目前，国际间人才竞争异常激烈。我国引进国外人才的政策环境与法律体系建设有待完善；签证、永久居留权及移民制度需要进一步突破、简化和落实；外国人才在中国创新创业发展的社会环境需要不断提高；法律保障尤其是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水平；外国人才应享有的社会福利、待遇与保障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近期人才政策取得的突破：1.加快落实简政放权，人才管理 “市场化、社会化”；2. 降低外国人永久居留的门槛；3. 完善人才法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制度；4. 吸引、留住外国留学生；5.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建立国际人才组织；6. 成立移民局等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7. 破除人才流动的壁垒。 其中有三个重点突破：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有关出入境政策；中国申请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天津增强国际竞争力引才用才的几点建议】在天津港口特区试点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中关村已经开始）。 将中关村、上海经验总结提升、推广，降低绿卡门槛，允许外国留学生创新创业，吸引海外创业团队及人才，进一步降低海外华人申请绿卡、长期居留的门槛，允许华人硕士以上获得长期工作居留许可、华人名校硕士以上获得申请绿卡资格。进一步延伸北京现有的政策，比如天津机场144小时对所有外国旅客过境免签，允许外国人从北京入、天津出。 实施新的人才引进计划，吸引外籍留学生、访问学者，比如实施资深海归计划、外国技能人才来津计划，将招收外国留学生、访问学者权利下放至天津高校；来华留学、访问只通过签证管理，提高效率；发起“访问天津计划”、“世界青年教师访问天津高校计划”；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学者和学生来津学习交流；允许来津留学生实习、就业、创业，发起“实习天津计划”。增加天津教育体系内的外籍教师比例。在欧美发达国家，大部分学校的外籍教师比例是10%以上，比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名校外籍教师超过30％，但在中国高校任职的外籍教师为11287人（2010年），占高校教师总数不到1%。试点放开中外合作办学的限制。最新数据，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计2056个，但其中超过90%是合作项目，真正的合作机构很少，质量高的大学就更少了。设立大学港，开展中外合作创业教育。全美约1250个“企业孵化器”中，大约三分之一存在于大学中；到2012年，每年有超过40万学生选修9000名老师教授的这方面课程。打破体制内外人才流动的壁垒，发挥智库人才蓄水池、培养场的作用。选自《求贤》，记者：冷珊珊、蓝芳
2016年6月24日 -
王辉耀：新型城镇化不妨鼓励城里人往农村去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现在一方面有很多“鬼城”无人居住，另一方面两三亿进城务工者住在城中村。若能放开宅基地流转，就能把宅基地集中起来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或让城市人口去建设新农村。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黄艳主持召开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座谈会，部署2016年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工作。关于城镇化问题，我有一点意见想说一下。 中国城镇化以来三十年，基本上是农村人往城市走，却很少有城市人往农村走。我认为，新型的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未来十年、三十年的特色可能会与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吸引大量城市人口到农村去、到新型城镇去、到乡间田园去。这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否则中国的大城市病会不断蔓延。 怎样疏散城市人口，是中国未来几十年要做的。我认为，打造中国特色城镇建设，打造好乡村建设，甚至开放宅基地、土地流转，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红利来促进，供给侧政策的利好，或者要提供一个新的思路。现在中国的经济面临关键转折，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际贸易也在放缓，很多企业面临经济下滑。今年第一季度，民营企业投资第一次下降了5%。中国现在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什么样的供给侧新政策能把中国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过去37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有几次大的政策非常及时并且到位。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联产承包，让农民承包土地，释放了中国农民的积极性。上世纪90年代，城市住房的私有化又是一个大的进程，我们可以自己买房，这样就释放了后来几十年房地产发展的巨大潜力。第三个就是2001年加入WTO，给中国带来全球化的福利。加入WTO到今年已经15年，这15年中，GDP和国际贸易翻了8倍。可以说，每十年就有一个政策红利。 我认为中国下一个政策红利，可能会出现在新型城镇化。农村的城镇化和三亿多进城务工人员的红利要释放出来，进一步要解放市场，包括在政策上的突破，例如，放开宅基地的流转。现在一方面有很多“鬼城”无人居住，另一方面两三亿的进城务工人员居住在城中村，因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没有能够启动的资金。如果能够放开宅基地流转，释放这部分红利，就能把宅基地集中起来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或者让城市人口去建设新农村、新田园，这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政策红利。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党国英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分析，中国村庄空置面积超过1亿亩，现在很多农田都荒废了无人打理，这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一方面城市在不断地膨胀，另一方面城里的人又无处可去。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双向的城乡流动，城市既能进去也能出去，但我们现在是只能进城不能出城，而且进城务工人员也享受不了城市里的待遇，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形的社会问题。90后的进城务工人员住在城市，天天为城市人口服务做建设，却不能享受城市里的待遇，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认为需要有一个新的政策来推动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土地流转和农村闲置田地流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让他们真正享受到政策的红利。选自《新京报》，2016年6月20日
2016年6月23日 -
郑永年：外交事务启蒙者吴建民
郑永年 |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6月18日早晨，得知吴建民大使不幸罹难的消息，很是悲痛。吴大使已经退休多年，但仍然活跃在国内国际舞台上。至少从海外观察来说，吴大使是少有的能够向外国朋友解释中国的中国人。现在，他以这种方式过世了，自然难以接受。 近年来，吴大使每每讨论中国内政外交的发展，直言其内心的担忧之处。他的言论都能引发社会的讨论。吴大使去世之后，人们对他的观点众说纷纭。就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大使的了解，他对这些都不会太在意，正如他生前对待各种社会反应一样。对其褒扬的，他不会有多大的得意；而对他的批评甚至恶语，他也可能只是一笑置之。大使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观的人，他相信很多事情需要时间来检验，历史自然会对其观点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介。更为重要的是，大使是一个能够自己评介自己的人。 认识大使已经多年。他是长者，是老师，在认识他之前已经接触了他的很多观点。近年来，和吴大使接触的次数多了起来，一般都是国内国际的各种论坛上。每次论坛之后，大使总要找到一个时间和我交流一下对内政外交形势的变化的看法。他每次到新加坡出差，也都会找到我交流意见。他是一位极其谦卑的长者，每次见面，我希望他多讲一些。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从他的讲述中，经常能发现很多新的观点。而他则希望我多讲，听听我作为一位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学者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时间久了，我也经常忘了他是长辈，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总是听得很仔细，还经常做笔记。我接触过很多国内外外交官，象大使这样谦卑的人很少。 我感觉得到，他是一位对事物的变化极其敏感的人。起先，我想这或许和他作为外交官的经验有关吧。如果对环境的变化不能保持敏感，那么很难成为一位好外交官。但慢慢地，我发现，在大使关切事物变化的背后就是他对国家发展和进步的至为关切。他对国家的极其忠诚也是这些年他奔走四方宣讲中国的动力吧。 很多人总以为大使经常讲一些鲜明的观点，但实际上，大使所讲的都是一些内政外交的常识。他所讲的常识经常引出人们的讨论和争议。有些批评尽管不可接受，但大使觉得可以理解。在这个转型的大时代，人们缺少的倒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而是浅见易懂的常识。我自己把大使看成是中国内政外交事务的启蒙者，大使深以为然。对社会的各种评议，是任何一个启蒙者应当承受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连常识都搞不懂，那么发展和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大使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他奔走各地，宣讲常识。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他的责任感越重。 所以，我觉得，今天人们对大使的评介实际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关切大使所关切的问题。人们可以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国家要进步，就不能忽视这些问题。在最近几年和大使的交流中，我们都感觉到当今中国进步的两大敌人，那就是内部的民粹主义和外部的“民族主义”。 就内部民粹主义而言，大使有他自己的感想。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民粹主义浪潮，不想在新时代看到国家再次经历那样疯狂的民粹主义。大使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今天世界上，无论怎样的体制，是民主还是非民主，各国都在经历新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国也是这样的。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在经历着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比如社会分化、收入差异、产业调整等，同时中国社会的底层仍然过大，中产阶层过小。所有这些都是民粹主义的基础。我和他讨论过，在社交媒体时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会是怎样的问题，因为在社交媒体时代，民粹主义非常容易被动员和组织起来。如果决策者对民粹主义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么很容易影响国家政策，犯颠覆性错误。 有批评者误解大使有关全球化的观点。大使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进步是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下取得的。他不仅没有把全球化理想化，而是看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过，他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现实，人们思考问题的起点应当是全球化。并且，就中国而言，来自全球化的好处远远胜于负面影响。在大使看来，中国只有通过继续地融入国际社会，国家才会有继续的进步。一旦反全球化的情绪主导国家政策，那么国家发展的情况会糟糕得多。 外交是大使的专业。在这方面，大使担忧的是盲目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爱国主义是美德。大使呼吁理性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他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不时表露出来的非理性民族主义非常担忧。有一次，我说，中国社会的非理性民族主义实际上很难是民族主义，而是变相的义和团主义，因为它经常使得国家利益最小化，甚至是和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他非常赞同。他觉得，无论是外交人员还是爱国的社会成员，其责任是使国家的朋友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少。如果民族主义使得国家的敌人越来越多，而朋友越来越少，那么就不应当叫民族主义。他也认为，民族主义不应当影响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在国际社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我自己是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和大使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多。大使对此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如同民粹主义，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例如中国的义和团主义传统。不能说义和团不爱国，义和团也是爱国的。但义和团方式的民族主义抵制不了国际竞争，反而导致国家的封闭和落后。再如近代以来的耻辱感。尽管现在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但一些人仍然走不出耻辱感。又如一些人因为知识的限制，不能正确认识国际事务，而对外在的压力视为是另一些国家的“阴谋”。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往往是既得利益者）经常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搞非理性民族主义，损害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吴大使经常被视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平衡者。在各种国际性论坛上，香山论坛，博鳌论坛，或者读懂中国论坛，都有他的存在，他的理性声音。现在大使走了，但他担忧的民粹主义和义和团主义不会走。这也说明，国家实际上需要更多的象吴大使那样的人物来继续宣讲常识，不断努力克服来自极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困难，促成国家的进步。
2016年6月21日 -
高振东：企业转型更须精耕品牌
理事简介高振东，宝时得集团创始人、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当下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基于原创技术的自有品牌是“皇冠上的明珠”，不是每个人都能去摘，摘得到。 品牌一般分消费品牌和中间品牌。消费品牌，顾名思义是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用于消费的产品。中间品牌则属于专注于某些生产环节的企业，市场更看重它们的技术能为下游客户带来多少价值。对于第一类企业，提升品牌知名度尤为关键。 做品牌是“自古华山一条道”。一旦开始，你所有旧客户都可能是竞争对手，供应商、合作伙伴会转瞬变敌人。贴牌生产的唯一核心竞争力是成本低，但世界那么大，今天你成本低，明天邻居可能成本更低，不断降价减质最终会损耗的是企业信誉。 中国经济早已不处于物资短缺的时代，从表面来看绝不缺任何一个品牌，更需要相关企业瞄准细分领域。比如，德国人在高端数控机床等大型机器设备领域有传统优势，产品性价比高，但这不代表中国企业无法在除草机等细分领域精益求精，打败德国企业，“田忌赛马”就是这个道理。 扎根细分领域一般需要花5至6年做研发团队组建、市场调研、客户摸底。这期间，企业还需通过贴牌生产维持正常运转。其中两点最为关键：一是生产流程严格国际化;二是组建全球化研发管理团队，一般科研支出应占企业销售额5%以上。 谈到团队组建，有企业容易陷入误区——想弯道超车，把对手核心人才挖过来就可以，中国本土汽车品牌的遭遇是最新教训。2005年后，一些有合资经验的中国品牌挖来欧美团队负责人，最终产品却由于缺乏整合能力或不符合中国消费习惯，不少沦为“高端拼装车”。究其原因，是这些企业发展定位不清晰，未让外国团队为我所用。(作者是宝时得机械中国有限公司创始人)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6月15日
2016年6月20日 -
王辉耀：为移民国际合作贡献中国智慧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中国本周一向国际移民组织(IOM)提交申请加入该组织的函,这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治理的信心和开放包容的精神。 IOM是处理国际移民事务的世界最大政府间组织,成立于1951年,拥有162个成员国,中国2001年起成为该组织观察员。IOM在此次欧洲难民潮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曾向受困于叙利亚、密克罗尼西亚等地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中方与IOM在移民管理能力建设、海外领事保护等方面已开展大量务实合作。 在各国协力解决移民问题的当下,申请加入IOM从移民管理与服务、全球治理等角度看,都将对我国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是有助加强移民服务与管理。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有2.32亿国际移民和7.4亿国内移民,中国是最大的移民国家。从2000到2013年间,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增长超过50%,2010年中国有超过2.2亿的国内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约1/6。同时,全球有超过6000万海外华人华侨。国际国内移民数量的持续增加,带来出入境、居留服务、城市户籍等一系列管理问题。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移民法律体系和管理机制,加入IOM有助加强移民问题国际合作。 二是有助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影响力。IOM是移民领域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我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还远远不够。例如,过去IOM每年举办国际移民大会,我国仅派出使馆外交官参会,其他国家都是由部长级官员领衔。 三是有助吸引国际人才。人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我国政府2016年连续颁布三个旨在推动国际人才引进的重要文件,包括公安部关于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条出入境政策、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这些政策有效促进了国际人才引进。加入IOM将有助我国更广泛高效地留住国际人才。 四是有助在国际场合分享中国国内移民服务管理经验,提升国家软实力。中国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移民数量和城市人口持续增长,庞大的流动人口占7.3亿城市总人口的1/3,在移民管理与城市治理方面有非常丰富的案例。比如,通过“农村—城市迁移”促进农村减贫,国际侨汇与国内汇款促进城镇快速发展,设立专门机构提升城市公民权等。 近30余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只有开放才可把握世界洪流。加入IOM,不仅将有助我国更好地与其他国家交流国内国际移民治理经验,更利于扩大国际组织参与,在全球移民事务管理中把握先机,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国际移民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真正为推动移民领域国际合作贡献中国智慧。(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6年6月15日
2016年6月16日 -
毛大庆：打造科技成果转化撮合平台
专家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作为首都科技服务业的一员,优客工场将进一步完善优客科技生态体系的建设,全方位提升企业服务能力,特别是服务科技企业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能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 这次大会上印象最深的话是“科技创新既要顶天,又要立地”“面向经济主战场”“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普及”。我从这几个印象最深的词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一是全国70%的顶尖投资机构都集中在北京,投资的前沿性的普惠科技项目林林总总。我们希望政府在关注高精尖的科技成果的同时,也能更多地关注和鼓励有条件有资源的这些服务良好的众创空间,逐渐建立市场化机制下的加速器和加速平台,真正搭载众多著名投资机构投资的前沿性的项目,集中进行投后的运行管理,加速企业成长。二是建议关注聚集北京市的优势,做精做强做专业创业服务和科技服务的生态体系,进一步细分孵化器、加速器、联合办公等科技服务平台的不同作用,分类支持、全面助力、科学引导,形成鲜明的北京特色,最好能形成一个拥有中国最好水平的中小企业服务群,成为北京市在全国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北京市的创新人才的引进一定要建立在国际视野上。任何一个有价值的城市,一定是人的价值,是人才的聚集,这需要有好的项目、好的政策,同时也需要好的创业的服务平台。四是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高校和研究所里有特别多的小型科技成果项目,怎么让他们走出高校院所、走向市场甚至成长为公司,都需要有经验的人的引导,北京市应该利用好众创空间这方面的能力;最后一个是科普,应该让中学生走进众创空间,让他们了解创业是什么。(此文为CCG常务理事、优客工场董事长毛大庆在首都科技界学习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座谈会上的发言)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6月13日
2016年6月15日 -
王辉耀：中国智库需进行全维度持续创新
由中国最大的社会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近日在京举行。CCG主任王辉耀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智库必须通过研究内容、运营模式、人才建设以及理论支撑、体制机制改革等全维度的行业持续创新，提升质量、打造特色，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中国智库必须进行全维度持续创新 自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后，中国智库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高潮阶段。在中央高度重视、社会高度期待的良好氛围下，中国智库发展进入“黄金时代”。“十三五”规划已明确提出“重点建设50-100家国家高端智库”等内容。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了专门论述，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期望和要求。 智库，作为重要的智慧生产机构，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源泉，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标志。随着智库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程度正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新形势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变动和国内经济面临沉重转型任务，我国政策决策中的智库作用越发重要。同时，大数据、超级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出现、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带来的传播变革，让智库身处信息爆炸、更迭速度更快的竞争环境。 目前我国处于“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体量巨大，政府决策集中、高效、影响范围大，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尤为重要，更需要智库的广泛参与。中国智库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下，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存在一些隐患和问题，迫切需要创新发展。与来自国内外的智库专家一同探讨智库问题，交流借鉴国际经验，提升中国智库水平，促进中国智库对科学民主决策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面临国内外环境改变赋予智库的新任务、新起点和战略机遇，中国智库必须通过研究内容、运营模式、人才建设以及理论支撑、体制机制改革等全维度的行业持续创新，提升质量、打造特色，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 为更好地分析智库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发展建言献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举办国内首个专注于“智库创新”的会议--“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峰会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内外优秀智库代表和研究专家，围绕中国的智库创新进行意见与经验的介绍交流。峰会还邀请了国内主流权威媒体参与会议的讨论，对会上嘉宾的真知灼见进行深入广泛的传播。 作为峰会的主办方，我建议各位与会嘉宾能够畅所欲言，非常期待聆听各位的真知灼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愿意和国内外同行一道竭尽心力，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通过智库加强科学民主决策 本次会议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聚焦智库创新的峰会。中国智库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特别在中国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需要大家关注中国智库怎样走，下一步怎样发展。今天有三十多位参会嘉宾进行了发言和阐述，包括众多国内一流智库代表、媒体代表和官产学界代表，还有来自海外的智库领域代表。大家都很有使命感，认为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很有意义，不管在国家形象建设、话语权和思想力方面，能够出更多的成果。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头脑风暴，对未来中国智库建设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想说，智库还能为我国的科学民主决策，为我们的民主进程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六十多年来有建言献策渠道，有八大民主党派，有两会、政协、人大等各个渠道，包括部委的研究院。现在智库在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成长起来，扩大了各方面建言献策的渠道，特别是反映了来自基层和各行各业的声音，扩大了传统民主党派建言献策的渠道，扩大了中国社会参与式民主的范围，涌现出了更多更好的平台、更多的机制，这对中国科学和民主决策来说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在研究智库。大家知道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关于竞争的“五力模型”，那么我们把智库方面归纳成“政策影响力、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和国际输送力”，我们应该更多地打造智库的五力模型。 今天我们谈得很具体，智库的人才、智库的运营、智库的资金和智库的建设等。共享领导、文化塑造、战略设定、组织结构设置、信息网络运用等，都是我们需要不断面对、研究的一些新的课题。近期的“科技三会”上也重点强调了创新，智库的创新永远在路上，而且对于中国当下也是特别需要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比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执政党的决策是高度集中、有效的。一项成功的决策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一项错误的决策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智库来加强科学民主决策，加强智库建设就更加重要。 （根据王辉耀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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