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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发：创新教育要有国际化视野
腾讯教育讯 3月19日，“翼展未来”腾讯网国际教育展——2016年国际学校推介会在北京千禧酒店举行。王府学校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王广发接受专访称，创新教育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涉及到我们的科技、学术、科研以及成果转化，甚至涉及到我们国家在未来大国崛起、强国、强军、强国防、强教育的时代，势必要为我们的未来创新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宽松的体制、机制。 王广发：创新预示着变革，变革预示着与时俱进，教育应当结束传统应试教育的体制，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创新教育机制和体制，这是培养未来国际化人才所必须进行的变革，所以说刚才一开始我提到创新就是变革。 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直创新变革，在产业转型的变革、人才培养的变革、制度创新的变革、国家治理的变革等等，最终被人认为应当跳跃在教育的变革。因为教育是未来，人才科技是明天，经济发展是过去。我们必须掌握好过去、明天和未来的各个阶段的重要关系。因此，创新教育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涉及到我们的科技、学术、科研以及成果转化，甚至涉及到我们国家在未来大国崛起、强国、强军、强国防、强教育的时代，势必要为我们的未来创新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宽松的体制、机制。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谈一谈创新教育，我们的克强总理提出认真积极开展“双创”活动，对于创业、创新，产业转型势必给人才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应当高度认识到人才来自何方，应当来自教育，来自我们的常规基础教育，来自娃娃教育，来自幼教，来自学前班，让他们从小就享受到快乐教育。因此，我们单一的在高等教育去实现创新是远远不能满足未来创新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所以说，刚才也是鄙人的一点建议。 至于创新教育怎么去创新，我想光我们国家的教育，用我们自己的创新思维还不够，要走出去、引进来，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先进教育资源、先进教育课程、先进教学方法、先进教考分离、先进测评标准考试标准，与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机制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样就可以结合发达国家的教育去把我们的教育带动一下、促进一下，甚至刺激一下，让他们在教育的变革当中去改变自己、挑战自己、完善自己。首先要从我们的教育体制机制去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以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思想来改变自己。我们通过人才培养的标准，就可以感觉到创新教育是“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只有创新教育才能培养创新人才，只有创新人才才能满足我们国家各个地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对于国家产业转型的创新需求。文章选自腾讯教育，2016年3月19日
2016年4月5日 -
郑永年：对中国经济基本面有信心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访谈动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应从哪些方面寻找发展动力，应如何为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托，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话题。其中，中国政府力推的“供给侧改革”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海外学者如何看待供给侧改革？了解相关情况，这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一政策提供更加广阔的视角。为此，《国际先驱导报》专访郑永年教授，请他阐述自己对“供给侧改革”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供给侧改革并不意味政府退出市场 《国际先驱导报》：您如何理解“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以及其对当前中国经济的意义？ 郑永年：首先来谈谈“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从字面上来说，是来源于西方的“供给学派”。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它成为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具体体现在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政策上。供给学派在理论上极为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在实际政策中，它只是对过去政府作用过大的矫正。它在减税、实体经济领域的私有化和减少政府规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领域并未成功。 以我个人的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源于中国政府转型的需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不仅需要支持企业的成长，也需要培养市场的发育。但在企业成长起来和市场逐渐成熟后，政府本身就要转型，从经济活动的主体转型成为规则制定者。而就政府与经济关系来说，存在如下变化： 第一，经济规模变大，政府的经济治理变得极其困难。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可以根据需要管理经济。在改革初期经济规模较小时，政府也可以用各种方法有效地干预经济。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传统的办法不会有过去那般有效。 第二，项目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过去，政府可以采用项目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像港口、机场、公路、高铁等基础设施，但现在却很难。一方面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基数已经完全不同。 第三，国有企业“平准经济”功能弱化，国有企业已经更加接近于企业，无论其是营利性质的，或是公共服务性质的。 第四，中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巨大，但政府很难干预国际经济。对于国际经济的变化，政府只能做出反应，并没有控制能力。 但应当强调的是，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可以退出市场。以上这些变化恰恰要求中国政府拿出干预经济的新形式，而非退出市场。虽然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制度供给不足等，都有政府过度干预的背景，但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要取消政府的作用，在很多领域，政府的管理反而需要加强。金融和互联网领域需“去产能” Q：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有哪些空间？ A：从供给角度说，主要可以分为“经济”和“政策”两个领域。在经济领域，有如下这些方面： 首先，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消化库存和产能。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仍然很大，比如“城市品质”就还有诸多欠缺——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建设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城市品质方面。这包括城市绿地、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治理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等。良好的规划和建设，可以提高城市的品质，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在此方面均有需求。 其次，要重视生产性社会投资，而且应为民营资本提供这方面的空间。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的“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很多地方，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都还不足。以体育设施建设为例，在新加坡，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大批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喜爱锻炼的生活方式，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减轻政府的医保负担。 第三，要重视农村现代化。即使中国的城市化达到很高水平，也仍会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农村。在一些地方的农村，缺乏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和空调设施。 在农村问题上，还应当考虑解决土地的流转问题。目前对城镇化仍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推动农民进城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应仅仅是农民，还应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要重视建设内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服装鞋包到马桶盖、电饭煲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这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一方面是价格的问题，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与对实体经济重视不足有关。这些年，中国对互联网谈得太多，对实体经济反而谈的太少，搞虚的东西太多。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 第六，发掘新的经济空间和技术空间。以医疗和药品行业为例，最近一家温州医疗企业在香港上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中国的医药行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有大量的病例供医生参考，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 在经济方面，还要注意“过度金融化”和“过度互联网化”的投机问题。目前有很多资金都涌入了这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恰恰需要“去产能”。 过度金融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不言自明。金融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但现实刚好相反，金融经济是在蚕食实体经济。为了追求金融业的高回报，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很多短时间内拔地而起的金融保险业高调炒卖实体企业，它们炒卖企业就如同它们炒卖股票那样。这样下去，今后可能会出现潜在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互联网业又与金融业相结合，成为投机资本的重要去处。例如一些所谓的P2P企业甚至已经深入农村。一个连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都搞不明白的东西，如何让农民搞得明白？这会演变为一场“强者”加害“弱者”的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行业的虚火导致投机盛行而实干精神急剧衰落，大量的年轻人转入互联网和金融。即使是“富二代”大部分也是在玩互联网和金融，根本没有其父辈开创实体经济体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今后要极为注意的。重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 Q：在经济领域之外，政策方面的供给侧改革空间主要有哪些？ A：是的，供给侧改革也有政策改革的一面。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弥补供给不足，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比如，中国经济一向是由五个主要角色支撑的：中央政府为首，下面是我常说的“四条腿”——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但目前，企业的活力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以企业家的角度来考量，可以看看供给侧改革应当如何设计： 首先，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中国政府多年所努力要实现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企业家提供稳定而有利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和法治。 其次，重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企业家就没有活动空间。在这方面，企业家面临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场空间的垄断状态。一些国企或大型民企实现垄断后，只是简单地扩张市场，并非提升已有市场的质量。在缺乏反垄断体系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很难发育。二是行政干预。政府行政权力仍然过大，不仅没有把很多权力下放给企业和市场，而且随意干预市场。 再次，制度化的政商关系。企业的长远发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非企业和政府官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政商关系既不可避免，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企业面对的必须是作为组织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个政府官员，官员只应是政府的代表。企业所需要的是可以继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关系，而不是不能继承的人（企业家）与人（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 第四，金融的平等。国企与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金融条件不平等，这就要求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服务的地方性银行。 第五，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条件。在任何社会，中小企业的发展至为重要，尽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太大，但它们是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包括税收、投资空间、咨询提供、人才培养、市场关联等方面的服务。 第六，税赋的平等。不同的税种要维持在合理水平，企业不能承担高过其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税赋。对企业要减税，减税才能扩大企业的投资动机，而企业经济活动的扩大才能扩大税基。实际上，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发展是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之一。 最后，合理的社会负担。企业要承担社会负担，但应当是合理的社会负担。今天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值得认真评估。一般来看，当前社会负担在企业总体负担中大概占五分之一甚至更多。如果税负过重，就会刺激企业逃税；如果社会负担过重，也会刺激企业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觉不安全的情况下转移财产，避免日后被政府追责甚至“清算”。发挥中国经济基本面的优势 Q：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目前国际上有各种说法，您持何种评估？ A：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挺好的，现在关键是要发挥基本面的优势。 第一，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3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的基础设施水平可算是世界一流的。 第二，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很少能够看到这样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 第三，中国有很好的基础教育体系，有相对较好的人力资源基础。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也许因为这些都是东亚文化圈的经济体，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经济学家是不太重视文化的要素，因为比较“软”，但我觉得还是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发生长远的影响。 第四，中国已经开始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向内部消费经济体的转型。在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等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是提高很快，这表明民间消费在快速增加。 最后，新兴产业也在兴起，尤其是服务业最近几年兴起得非常快。这也对就业形成了利好，虽然经济减速，但就业还是不错的。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还有很大潜能，现在就是要通过有效地改革，将这些潜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对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应当有信心。文章刊于《国际先驱导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5日 -
饶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饶毅，1962年生于江西，1991年取得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细胞迁移的分子机理、及其在控制肿瘤转移的应用，曾主持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支持的Gordon国际会议。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现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学术副所长，美国西北大学神经内科学Elsa Swanson讲席教授、Feinberg临床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主任。在北京大学，我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从开始回来，我就认识到回来的意义不是帮我做什么东西，而是我做下来的东西是一个实在的、值得推广的、对这个单位有好处的东西。留学路上的故国情 对我们这代人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在那以前，中国正规的高等教育停止了11年。我是78届，也是第一届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的，当时国家很重视科学，从科学教育出发推动国家进入新时代，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的人生规划跟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都有关系。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高等教育，追求科学。我在大学四年以及在上海读研究生的两年里，在科学上是有相当程度的准备的。我家里很多人都在大学或科研单位工作。所以，我去美国做的也是基础科学，虽然后来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医学院读研究生，但我对行医并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在科学方面打下更好的基础，以后做研究。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绝大多数还是很关心中国的。1985到1991年，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但跟国内的导师、同事和一些科学家都有联系。中国科学院最早的《神经原》杂志还是我从美国这边的编辑部邮寄去的。后来，我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之后又开始做助理教授。有一次在多伦多开会碰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此后就跟中国科学院联系询问能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中国大规模的科研人员、自然科学人才流失，中国科学院很缺人。周光召先生很欢迎我们，就让当时负责生命科学的副院长许智宏、我和鲁白三个人在上海办一个联合实验室。 此外，我们后来还办一个国际会议，1998年开始在北京召开，2000年搬到了香港，现在是每两年开一次。1999年，我们跟蒲慕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后来德国科学家乌里?施瓦茨和我又共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我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是因为当时科技部和北京市在新加坡一些华人学者的提议下要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后来遇到一些问题就又重新开始招聘，王晓东和邓兴旺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后就让我来做学术副所长。所以，我在任何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都一直跟中国有联系。实验室之外 实验科学要花很多时间读文献、做实验、写文章。在学生和博士后阶段实验都得自己做，但从助理教授开始，有实验室了，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多半是学生做实验。做实验少了，时间会空出一部分，而且我读文献很快，这样空出来的时间又多了一部分。我原来就喜欢看科学史，到美国以后希望搞清楚中国历史遗留的问题，开始看一些中国史，再看一些美国史。所以，我想有时间就写一点科普文章。 我在美国，在维护华人权益方面做过一些事情。在美国做研究的华裔，做学生的要比做教授的多得多，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语言的问题，但有时候并非语言的问题。我看过这类事情，一个招聘委员会，主任是个白人，一个中国人的申请过来，他连申请资料都没翻开就以语言不好为由拒绝了申请人。申请人写的材料可以显示他语言不好吗？如果只是一个中国名字就假定他语言不好，岂不是有问题吗？实际上，最后在美国做教授的人语言都相当好，但因为很多东西被白人挑过一遍，所以在学术刊物、学会和其他行政机构获得的荣誉等也会相对少一点。在美国，永远是你有机会就要讲出来，但华人不敢讲。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写东西寄给各个学会、刊物。他们对这个很敏感，收到之后，有些刊物马上就改。 我不仅反对给华人设天花板，还反对过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会演讲。美国神经科学会开年会是很大的学术会议，当时他们请达赖喇嘛来讲。我说这不对，这里面存在欺负人的问题。美国社会是具有相当宗教性质的社会，但美国科学家一般主张科学和宗教分开。虽然宗教很强大，但他们是不会请教皇过来在科学学术会议上演讲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请一个跟中国、亚洲有关的宗教代表人物过来，这里面有歧视。不能说在自己这边，科学家就是自由派，要跟宗教划清，到了别人那边就不管了。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反对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会演讲，这次反对对我影响很大。美国的科学家同行都认为我这是帮中国政府说话，但事实并非如此。 回国与改革 我是2007年5月回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院长的，到2012年已经五年。当时学校认为我应该继续做下去，所以让我在院系领导的午餐会上讲一下过去五年的工作。我说不行，第一我得写下来，不能只说一下，要写一个材料，而且在吃饭的时候说太不正规了；第二我想不继续做了，在写的材料的最后一句就是我要辞掉院长的职务。 辞掉院长职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改革建立的体制里，对院长、教授、工作人员、学生都有相应的要求。理论上来说，应该由我的上级，也就是学校来规定院长怎么做。可中国的习惯是这样的，你搞改革，别人不对你这个职位的产生进行明确的规范，这也是很多改革最后改没了的原因之一。既然改革者要对自己的职位进行定义，那我要求自己肯定不做了，学校要通过像招聘我一样的模式，再招聘一个人。人选有了之后，给他的职权也要跟给我的一样，也就是说体制不是为我个人设计的，而是为这个职位设计的。后来，学校全部这样做了，院长产生和院长的职权也就制度化了，这样才算是做完了整个学院的体制改革。如果我这次不辞掉院长之职，那还要等我下次辞职的时候才能实现改革的制度化，这样改革就会被推迟。 在北京大学，我不仅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我一直希望招聘比自己好的人，所以我们大力引进了哈佛大学的谢晓亮教授。他是学化学的留学生中第一个做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他把化学、物理的技术用于生物。引进之后，我们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全面支持，他成立的生物动态成像中心挂靠在生科院，有很多东西要我签字。我每次签字就像图章一样，问都不问。既然请人来做事情，就要全力支持。一定要在文化上有所改变，支持那些做得好的人，包括比自己做得好的人，而不能做成武大郎开店，别人不能比自己好，比自己好的人就不要。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译出版社
2016年4月1日 -
毛大庆：我们不是双创的投机者
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毛大庆喜欢用大词——“生态”“赋能”“使命”，这些都是他在谈论自己目前所做的事业时，频繁提及的字眼。这位曾在6年内使得北京万科的销售额实现了从43亿元到200亿元跨越的万科集团前高级副总裁，如今的身份是创业者。 2015年4月，毛大庆推出了自己的创业项目——“优客工场”。 优客工场是一个联合办公空间，如果用更时兴的词语来定位，也可以被称为“众创空间”。 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企业和个人可以来优客工场租赁工位和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实现联合办公。在成立不到一年后，今年3月14日，优客工场得到了约2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估值近40亿元人民币，被称为准独角兽公司。联合办公是否供过于求 从很多维度来看，毛大庆所做的优客工场都站在了风口上。 去年开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确定了支持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措施，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今年开年，“分享经济”一词和“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新提法出现在了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3月24日，在一场宣布与国内另一家新锐联合办公空间——无界空间进行股权合作的媒体沟通会上，毛大庆说，优客工场和无界空间这样的项目，要做的就是“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的体验性场所。 但是，乘着双创的风，未必意味就能飞得高飞得远。近期，一些创业孵化器的陨落仿佛印证了这一点。主打联合办公的众创空间是否也会遭遇供过于求的尴尬？ 毛大庆似乎无此担忧。“联合办公空间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是相互投机的关系。”毛大庆说。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毛大庆常常对外将优客工场解释为“创业加速器”。现在，他跳出了创业和创业者的限定，提出了一个更为高远的目标——“我们要让联合办公成为中国职场的‘新惯例’”。 在毛大庆的看来，联合办公要成为成功的职场新惯例，需要包含5个要素：要有沉浸式的办公场景，打动人的空间设计，无边界、无障碍的沟通环境，伙伴式的合作关系以及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合作机会。 毛大庆认为，在未来，适应和需要联合办公这种新型职场惯例的客户，并不限定于创业者，而是适用于所有职场上的企业与人群，这样的客户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只是在现阶段，我们大量的服务对象是年轻的公司。有许多创业者，他们是最先接受联合办公这种新理念、新惯例的人群。”毛大庆解释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好地碰撞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应该说，双创帮助了中国联合办公行业的迅速成长。同时，我们又反过来服务了双创。”毛大庆继续用了一个大叙述——“这二者之间达成了非常好的历史默契。” “但是这并不是投机关系。没有双创，联合办公行业依然会蓬勃发展；有了双创，我们会更好地发展。”毛大庆强调。办公桌背后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毛大庆坚信一点，以联合办公为代表的众创空间行业，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行业。作为行业中的先行者之一，毛大庆觉得自己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一个布道者的角色。 培育市场是毛大庆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不仅要培育客户的职场习惯，还要培育行业的发展轨道。 3月24日，在宣布与无界空间的战略股权合作后，这两家平台宣布发起“万向空间联盟”，这是一个众创空间的行业协会。毛大庆将优客工场与无界空间的合作，定位为“呼吁中国众创空间行业向着更健康、更良性的生态去发展”而迈出的一步。 毛大庆说：“我们要一改在中国传统行业里，那种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在众创空间这个行业里，肯定是有你有我的，这是分享经济的重要特征。” 毛大庆拿此次与无界空间的合作举例说，“在这次的合作中，我们双方都被‘赋能’了。”毛大庆认为，众创空间行业中必须树立合作共赢的观念，才可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 布局生态是毛大庆着力做的另一件事情。用毛大庆的话说，他要做的绝不仅仅是出租桌子和工位的房东，而是要去实现“桌子背后无法估量的价值”。 在北京优客工场“阳光·100”旗舰店里，已经可以找到一丝“生态”的感觉了。许多场内服务都是由入驻企业提供的——一间早餐外送公司将中央厨房设在了这里，在场内开起了早餐窗口，方便了入驻企业的员工，自身也能盈利；一家开发远程会议系统的企业，将自己的产品放在了公共区域供其他入驻企业使用，方便他人的同时，也推广了自身的产品，还能方便地获得用户反馈；一间医疗众创平台入驻后，在场内开起了小诊所和保健按摩工作站…… 但毛大庆要的绝不仅是这种浅层次的共生。最近，优客工场与医疗众创平台优和维尔达成战略合作，这是优客工场在健康医疗产业探索的首次试水。毛大庆说，除了医疗产业，未来优客工场将进一步在不同产业进行布局。 对于行业布局后的下一步，他琢磨更多的是如何能“进一步实现入驻企业和入驻业态之间的结网式发展，实现生态叠加的效应”。简单来说，就是要想方设法让这些不同行业的入驻企业，碰撞和连接在一起后，产生出能迸发巨大能量的“化学反应”。“60后”携手“90后” 除了双创的热潮，在毛大庆看来，当今中国的另一个时代风口在于——“60后”和“90后”，这两代人都活跃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毛大庆说。3月24日，媒体沟通会这一天，1969年出生的毛大庆，开玩笑说自己基本上是“70后”，他穿着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单品“小白鞋”，气质颇为年轻。而坐在他右手边的合作伙伴、无界空间的创始人万柳朔，则是一位正宗的90后海归。 “60后和90后这两拨人现在可以在同一个战壕里携手作战，这样的机会，中国还有10年。”毛大庆的叙事角度依然宏大。 他提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论述，“发展的不竭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 “柳传志曾说，‘6090现象’是中国这轮改革中非常耀眼的标志。我很认同这一点。”毛大庆说。 “未来的事业一定是他们的。” 毛大庆看着自己身边与自己年龄相差20岁的合作伙伴说，“我们是中间过渡的一代人。在这个过渡期去帮助他们，我觉得我们是富于时代使命的。”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29日
2016年3月31日 -
王辉耀：建立国际人才组织，引导未来人才流动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特别提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引才用才机制”，“完善海外人才引进方式”，“扩大来华留学规模，优化外国留学生结构。”在人才管理制度立法中，也提到“完善外国人才来华工作、签证、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的法律法规”。《意见》还特别提到“完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机制”, 创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促进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 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按照联合国和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而从全球平均来看，国际人口在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比例是3%，发达国家是10%以上，发展中国家是1.6%，同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的比例也达到0.6%。 中国过去30年是全国人口的流动，未来需要全球人才的流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通过好的机制和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渠道来中国。此次《意见》对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广大国际人才，都是非常利好的消息，说明中国朝着真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迈进了一大步。 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经济转型、创新经济，现在特别缺的就是人才。更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如果没有国际化的团队和国际化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意见》的印发和近期人才新政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吸引到新的国际人才，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优秀的来华留学生，也可以留下来为中国企业所用。 随着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的不断展开，中国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吸引一个国际人才，往往涉及多个方面。例如，他不仅要办签证，也要办工作许可，有的还要办外国专家证，办家属的证件，以及一系列福利、便利。也就是说政策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涉及很多部门，有必要把具有国际人才管理经验的部门和人员汇集起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加强这方面工作。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也可以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国欢迎全世界的人才来落户、来发展、来寻找机会，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资本流动大国。在贸易流动领域，有WTO进行全球治理，在资本流动领域，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全球治理，但是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职业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都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些工作。 中国要从过去30年的注重吸引外资，转变到未来30年注重吸引境外人才。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人才WTO”，也就是世界人才组织很有必要。主动发起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在人员设置、机构设置等方面会像亚投行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中国发起了亚投行、“一带一路”、丝路基金，还有之前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这些都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本身就是个人口流动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贡献，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1979年中国出台了《中国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吸引外资、外商来华投资起到推动作用。现在，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也将对未来外国人到中国来发展、外国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起到决定性、推动性的作用。在国际治理方面，在国际人才流动、发展、使用，国际人才的学历认证、资格认证和留学生往来、人才互派、交流等方面，如果有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发挥作用，将是非常大的进展和极大创举。 现在国家很重视这方面工作，《意见》也提到了创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除了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从事国际人才组织的工作外，我们还需要联合一些国际人口大国，可以从双边交流开始，例如可以与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分别开展双边交流，逐渐形成一个多边的机制，建立国际人才组织，从而对未来人才流动起到引领和治理的作用。文章刊于《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29日
2016年3月30日 -
王辉耀：一切为了创新——解读“十三五”规划纲要第九章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2016年3月，全国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本次“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首次加入了“创新驱动”，并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提出“人才优先发展战略”。 我国各个时期人才工作布局，均是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判断作出规划。20世纪初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急需培养集聚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国“十五”时期的人才工作以人才总量的增加作为主要目标。经过10年发展，我国人才工作按照人才强国战略的增总量、调结构、培养各类人才队伍的方向持续推进。 “十二五”时期，我国出台《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将人才工作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对内，我国GDP增速放缓，转型压力增大，需要发展科技创新，带动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动力的经济结构。对外，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来华直接投资，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人才战略，必将放眼于全球，不仅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更要辅助以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等措施。 在国际人才竞争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国际人才集聚能力依然落后，发达国家人才政策不断开放，国际人才竞争愈加激烈，将进一步影响我国国际人才的集聚和发展。2014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直接颁布行政令和移民改革计划，表示将会简化合法移民的步骤，为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外国留学生在毕业时附赠“绿卡”。奥巴马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还宣布，对中国公民开放10年赴美多次往返签证。2014年6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符合高级技术资格的外国人，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日本永久居留权，而不是以前需要住满10年的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宣布在日本设立“国家战略特区”，为外国创业者提供创业时所需的行政和民间所规定的手续的统一办理渠道。2014年8月11日，英国将实行专门针对中国的签证便利化措施--24小时超级优先服务签证，提交申请后可在24小时内得到受理并获得结果，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人才赴英国工作或开展商务合作。2014年2月6日，加拿大正式对中国公民单方面开放去加拿大可以申请为期10年的多次往返签证，每次可停留长达6个月；2015年初，又与中国签订互签10年有效签证，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信号：各国对于吸引外来人才的热情依然高涨，人才政策的开放度不断提升，而相比之下，我国人才政策开放程度还有更大提升空间。 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 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局，“十三五”期间，我国需要站在全球视野高度，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 分析“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可以看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举措，都围绕“创新”这一目标，以人才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转型、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与希望。我认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特点还包括如下几点：一、更强调人才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指出，我国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此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制度改革。以外国人才制度为例，过去的一年，我国人才制度改革力度非常大。重要的改革有如下几个：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了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2015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 同时，一些新的、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国试点。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向外国人才发放工作签证、永久居留证已经成为向移民发放的一种“福利”。像上海在2015年5月出台、北京在2016年1月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有很多制度已经与国际接轨了，很有国际竞争力。目前，在上海年薪60万元以上、北京年薪50万元以上即可被认定为人才，外籍博士毕业在京工作连续4年，就可以获得“绿卡”；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允许在这些地方就业、创业；甚至外国毕业的外籍学生都可以来北京实习。我国也开始通过签证“绿卡”向外国人发放“福利”。 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等中央部门推动下，预计今年和明年，全国各地对外国人才放松出入境和居留的限制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的人才市场中将有越来越多外国面孔。二、主基调更加开放。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才观，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调。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指出，我国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及“国际人才”，提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我曾经在2014--2015年向中央提交在“十三五”时期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扩大外国人才永久居留人群范围、降低“绿卡”门槛、吸引和留住外国留学生、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等建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不仅重提“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而且提出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党政人才”、“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扩大来华留学规模”、“培养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等”。这些新的观点被中央采纳，说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未来五年内，决心培养国际人才的决心。这些国际化制度的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人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三、重视打破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 鼓励和支持人才流向西部地区和基层岗位一直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提高人才“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保证人才上升通道，形成人才跨行业、跨地域流动自由态势。纲要中特别提出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单位”之间流动，暗指人才在体制内外的流动壁垒将会打破。目前，我国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才制度过于封闭，人员薪酬制度、科研管理制度滞后于社会发展，无法满足人才个体和单位集体的需求。“十三五”期间，推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将是重要的一项工作。四、重视“高精尖”人才的推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支撑力。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质上是寄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大希望于高层次人才。一方面，高层次人才需要在本土加大培养，同时也需要开发外来智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峻。2014年底，中科大发起的调查显示，36年来，中科大少年班培养的超过202位教授中，有185人仍然留在海外。据2011年美国能源部研究所一项数据调查，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依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博士毕业生2011年为85%，高居第一，比日本、韩国的滞留率高出一倍还多。同时，这部分人才是可以被吸引回国和集聚来华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蓝皮书研究数据指出，我国目前共有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400多万人。这部分海外人才大部分为高学历人才，本科以上学历的占80%，硕士以上学历的占44%。如何吸引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是我国人才政策面临的重大课题。 “十三五”规划中列出6项未来五年将要实施的重大人才工程，其中一项是关于高技能人才的“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2011年7月6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是中国第一个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但是出台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在五年规划中是首次提到。高技能人才是我国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据麦肯锡的预测，我国技能人才缺口约有2400万。2016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人民对消费品质量要求提升，要求增加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商品供应。德国、美国率先引领的工业4.0智能工业时代，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将成为未来主要的消费品。我国尚未在加工制造水平上赶超欧美，在智能化、个性化和定制化产品时代，更将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弘扬的“工匠精神”，实质也是“十三五”时期培养高技能人才、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的理念。选自《求贤》
2016年3月29日 -
陈启宗：中国经济复苏步伐蹒跚
理事简介陈启宗，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席主席。致恒隆地产股东函 如今，情况已每况愈下，本人怀疑可会有人仍持相反意见。中国的经济会否复苏？本人认为必定会。然而，监于今次衰退的结构性原因及其持久性，复苏步伐将会蹒跚。 业务回顾 过去四分一世纪以来，本人都会每年两次亲自撰写此份致股东函。自15年前开始，本人决定打破以往平铺直叙的汇报方式。事实上，董事长致股东函是一个合适的平台与股东和市场大众沟通，传达管理层对经济、地产业和集团策略的见解，我们应当竭力开诚布公。 近年，为免期末报告过长而中期报告过短，本人加强了后者的内容。这样读者每六个月便可从管理层获知更适时的资讯，本人相信股东欢迎此举。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上一份本人有史以来撰写得最长的中期报告，甫公布后迅即在内地网上疯传。本人不清楚个中原因，于我而言，评论中国经济乃本人的一贯做法。本人的看法当然并非每趟皆准，但无论其为乐观或悲观，至少都是实话实说。此外，本人想指出：本人的函件主要是为股东和潜在股东而写，而非普罗大众。我们从未忽略此点。 值得重提的，是本公司和母公司恒隆集团两份致股东函之分别。两者的长期读者都知道，本人在恒隆地产的致股东函多着墨于讨论整体经济和集团策略；而关于香港和内地地产业的分析，通常见诸另一份致股东函。 6个月前本人照旧如仪。虽然本人在此函的论述备受关注，但在另一份函件的地产业分析却未见如是；而近期本人对香港和内地住宅市场的看法，亦有别于市场大部分人士。由于这些看法对我们的业务至为重要，本人会在此重复当中部分论点。过去6个月来，本人对这些方面的观点并没有改变。 这带出本人撰写此函件时的另一考虑：当经济、地产业或本公司出现特别重大的发展时，本人自当加倍着墨。除此之外，本人尽可能于期末时挑选本公司一个要点作深入回顾，近数年的主题包括：公司管治、可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 在这些范畴里，本人一直避免旧调重弹，这亦是本人的一贯做法。然而，新股东或潜在股东可能不为意此等论述。其中一个做法是：请他们参考本人过往的函件，其在网上可供查阅。然而，监于管理层的想法与时俱进，每隔一段时间重温这些议题，乃是可取之道。 现在，让本人将话题转到年度回顾。当本人于2012年7月在致股东函内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已步入漫漫寒冬，少数人认同本人的看法，纵使到了6个月前本人上一份中期致股东函时，情况仍然如是。如今，情况已每况愈下，本人怀疑可会有人仍持相反意见。中国的经济会否复苏？本人认为必定会。然而，监于今次衰退的结构性原因及其持久性，复苏步伐将会蹒跚。 现时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关键在于必须多方面改革其体制。由于改革经已持续三十多年，这会是一个渐进的而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只消看看期间的中国，便无法不惊叹个中的结构性变化。然而，北京非常清楚，进一步改革实有必要，惟掣肘重重。如今种种威胁纵非生死攸关，亦必为当务之急，当可令领导人心专志坚。 就此而言，本人发觉某些西方专家的建议可笑。虽然他们许多都诊断正确，但其药方往往不切实际。当中有些专家认为中国领导人抱残守缺，但他们并不了解北京面对的内部困难。中国的复杂程度着实远非任何人所能想像，亦从未有人曾在偌大的国家面对如斯挑战，我们惟有寄盼中国官员饶具智慧，能因应中国国情制定所需的改革政策。 诚然，短期而言改革能否成功并无保证。但正如邓小平先生三十多年前所言，中国向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若以为有仙丹灵药，那是天真的想法。可行的做法是汲取过去三十年海外和国内的经验，规划出成功机会较高之路。 北京料会继续采用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但这有严重的局限性。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今天的经济基数已远远较大，同一笔投资金额带来的增长率会小得多。政府现在的债务较以往高，要作出大量新投资愈发困难。公私合营模式可能是一条出路。 在部分地区，基建项目纵非过量亦已充裕。然而，尚有其他项目有迫切需要，例如最近许多城市公布的地铁发展项目，而空气水土等改善环境项目，可带来短期及长期裨益。坦白说，政府必须在能力范围内竭尽全力刺激。 最近，香港举行了一个论坛，有约28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参加，在其中一个由本人主持的环节里，所有发言者—姑勿论是否来自中国政府体制—均一致认为，刺激私人消费是提振中国经济的最佳寄望；本人期望有更多这方面的政策举措。有谓政府数月前刺激股市是其中一着，想必冀创造财富效应以刺激消费。惟此乃错误之举，效果适得其反。然而，这不代表没有其他办法。 私人消费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持续城市化是实现这目标的其中一途。就私人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占比而言，中国比美国低很多；但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来看，中国约快三倍，而其工资增长远比美国为快。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之中产阶级规模已颇稳定，但中国的中产阶级正迅速扩大。该等国家的人民基本上已具备一切必需品，但中国则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中国人较喜欢在海外购买某些商品，倘能把部分此等市场带回中国，将可推动国内零售额。中国的服务业亦尤其不发达，特别是在一线和二线城市，我们预期服务业会有急剧增长，而该市场是无限的。 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热爱储蓄。中国可推出一些政策，协助推动部分个人储蓄转为消费。中国人固然不应沾染西方陋习—过度挥霍以致债台高筑，但亦不应处于另一极端，应从中找出合理的中庸之道。坦白说，监于社会目前的种种结构性问题，由不合理的医疗体制、有所欠缺的教育系统、有欠全面的社会保障，以至缺乏个人信贷等，中国人现时出现过度挥霍的可能性不大。 无论如何，随着改革递进，不管其进度多慢，我们亦几可肯定，可支配收入中有更大比重会转往消费。毕竟，在三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下，不少内地市民已累积了可观的财富；这从我们旗下一座位于二线城市的购物商场，其中一名汽车经销商据报去年售出逾二百辆欧洲贵价名车已可见一斑。财富非问题所在；占中国人口五成四的城市居民有能力消费，他们只需要多一点鼓励。 在目前的严峻市况下，人们总把坏消息挂在口边。但平情而论，现时中国社会有许多正面发展，对经济有利好作用。一些是短期的，另一些是长期的，其中一项是：在许多重点二线城市，其房地产市场总体而言都颇为健康，稍后本人会再作阐述。纵使没有政府鼓励，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充满活力，尤其在高科技行业更见壮旺。 近代历史说明，科技可以创造就业而非纯粹取代人手。一个世纪前，美国处于“强盗资本家”岁月，其时监管松散，许多企业百花齐放，得以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幸运的是，由于美国的社会文化与欧洲迥异，企业家精神得以在美国伸延。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同样满有活力。其“强盗资本家”年代或随着法规出台而有所制约，但距离完结为时尚远。与前人相比，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更年轻、教育水平更高、更为世故。他们的精明程度及学习能力之高，跟本人在世界各地所见者不遑多让。他们周游列国，学习最好的事物。在羊群心理下，国内的竞争势将激烈，逼使所有参与者提升标准。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情况。 中国的法律环境正缓缓地改善，但由于国家幅员辽阔，仍然有很多业务拓展的机会。一如其他地方，中国有许多初创公司会失败，但有好一些公司非但存活下来，而且将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有些则具有进军国际的雄心，更多的“阿里巴巴”将会涌现；彼等会为中国经济的下一轮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尚有其他正面因素。中国作为石油净进口国，油价显着下跌对其有百利而无一害。“一带一路”亦应可随着时间带来成果。现时拖累中国经济的一个因素，乃水泥和钢材等多项商品均供过于求及产能过剩，新丝绸之路的基建项目将有助消化这些过剩商品，为中国部署下一轮增长。 该项跨洲越洋的倡议涉及更重要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其一为确保中国获得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长期供应，有关战略亦为中国的庞大制造业打开新市场。 正如本人半年前撰述，新丝路着实是无可避免。此乃全球化的自然延伸。全球化始于约二千年前同一地方—原来的丝绸之路。该处位于中国西部与东欧之间，如今却可能是世界上最受全球化冷落的地区。今天是谁提出这概念已无关重要，反正二千年来，谁参与全球化，谁便繁荣昌盛。因此，无论我们从何着眼，“一带一路”对中国和所有参与者均利大于弊。 当回望历史时，所有地缘经济甚至地缘政治的考量均将无关痛痒。人们或许会记着两方面：所有人类终获纳入地球村，以及不同人种融合所带来的文化互长。最终而言，“一带一路”倡议给人最难忘的甚有可能是文化方面，这正正是旧丝绸之路的光辉所在。在罗列这些近期的正面发展之际，任何人都绝不应低估现时的经济困境。除美国外，环球经济普遍并不乐观，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不如过往殷切。多个竞争对手将货币贬值，令中国出口面对更大挑战。 然而，中国的内部问题更加令人不安。反腐行动固然需要，也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但它亦令政府步履蹒跚。官员为安全计不作出决定，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结果，原已放缓的经济进一步停滞。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样令人不安，稍后我会加以阐述。 让本人先提出我对中国经济去向的结论，然后再解释原因。我的最合理猜测是：经济于未来数年可勉强应付过去。北京领导人应有方法防止经济急挫，但其可刺激经济的政策选择则愈来愈有限，亦不容易找到快速的解决方法。 中国自1978年起展开改革长征。最危险的时期是1993年前，当时须要推翻旧有的意识形态，倘此举失败，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制定的整个改革便会付诸流水。此险象曾在1989年的乱子后出现，但邓先生一手力挽狂澜。 自1990年代初起，中国经济出现多次起跌。领导人没有任何路线图可以依循，法律都已过时或根本付之阙如；世界其他地方习以为常的法律和法规，在中国前所未见。那是真正艰苦的岁月，但我认为它仍不及1980年代之岌岌可危，当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须彻底改变。 踏入新千禧年，中国展开长期崛起的势头。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并未损及中国，而2008年至2009年的环球经济衰退亦没有对中国构成严重影响。前者乃因中国当时的经济仍未与邻国紧密结合，而后者则因中国采取果断措施。然而，一些以海外人士为主的专家确曾指出，中国除存在结构性缺陷外，政府于2008年时为对抗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行动亦埋下了经济问题的种子。惟当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可以控制，而北京亦似乎有能力克服大多数甚至所有困难。 其后所见，有欠完善的政策所累积的副作用于数年前开始浮现。中国今天面对的，乃是2000年代沸腾岁月里过度的挥霍及2008年投下药石所酿成的直接恶果。这些乃多年酿成的问题，需要多年时间方能改正。 以往北京予人的印象是半点都不会做错，如今人们认为她甚么都做不对。毫无疑问，西方媒体过去有意无意间夸大了中国的崛起。他们今天的悲观报道也许较接近真相，但其着眼点可能有误。举例说，数月前上海股市及其后人民币汇率波动所浮现的窘态令中国成为国际笑话。这些事件尽管令人尴尬，但不至于酿成大害，亦没有造成长期恶果。中国就像一个被推上国际舞台的农家少女，犯错是无可避免的，但中国监管机构自会从中汲取教训，所以这并非本人的主要关注点。反而，本人所担心的是另一些事情。 概念上，主要有两种方法管理任何社会体制诸如经济。简而言之，乃放任或操控。当今世界自由市场的主流做法属前者：让千百万人组成的市场选择所想，政府只负责透过法律和法规来维持秩序，并辅以社会标准作为规范。另一方式则是由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在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贯连的变奏。 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自由市场更有利于释放人类的生产力并创造财富。然而，倘其走向极端，无可避免会酿成纷乱。当财富不均时，政府须要采取措施以维持社会秩序；自由主义的方式必须有所制约。而由于近乎所有中央控制的经济体均以惨败告终，倘有理想的方式，其定必处于大大靠近自由市场那端的某一个中间点。 经过数十年的实验，中国在吃尽苦头后发现上述道理；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经济开放及改革便是明证。现在的关键是：她应该走多远多快。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明白，中国需要强大的中央政府方能脱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他东亚国家的崛起，充分证明了在发展经济的头数十年间，某种方式的政府领导近乎不可或缺，无一例外。这是日本及四小龙（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实况；其中，当时香港殖民政府的介入程度最轻。北京一直依循这条道路，并取得超乎想像的成果。 但大部分人均同意，随着经济发展，政府须要减少参与。北京深明此点，并已朝着这方向迈进。然而，这带来两项独特的挑战。 首先，中国人逾四千年来一直活在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由中央行使相当大的控制权。这在中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并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没有其他文明体系，能在单一管治原则下享有如此悠久的持续统治，并且如此成功。这固然有其长处，例如在效率和社会和谐方面，但亦有颇多弱点。欠缺司法及法制基础是其一，其次是中央政府所犯的错误容易愈酿愈大，并且不容易改正。 另一项挑战是：中国乃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国家。她的人口近14亿，当中约6.5亿为农民，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民人口之一；城市和农村的贫富差距巨大。一个地方所需的改革，在另一地方可能无用武之地；事实上，后者可能需要一个全然相反的政策！ 这些因素令改革之路复杂无比。而且，中国现正急速融入环球经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有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中国对进口能源的日益依赖。 今天的中国再非以往的中央操控经济体，她正朝着像新加坡的政府引导经济体迈进。事实上，与小岛国新加坡相比，中国国企在总体经济中的占比大概更小。然而，无可否认，在所有影响经济的重大决策上，北京仍扮演关键角色。这亦是本人对中国的主要关注所在—政府的措施无意间酿成的恶果。随着体制变得加倍复杂，风险亦加倍上升。 监于中国大概不可能（亦不见得应该）迅速发展成为如西方国家般的体制，她必须找到适合自身情况的融合模式。在她找到相对可行的最佳模式前，无可避免会出现周期性的失误。我们只能盼望这不会经常发生，而当发生时其影响不会太严重。坦白说，中国的经济能发展至今天的水平，而当中没有更大的灾难，是颇令人惊讶的。 然而，监于体制的复杂性日益倍增，在操作方面前路会变得更具挑战性。 目前，人们有时会问：现时中国经济的放缓是体制性还是周期性？前者意味着结构性的问题，需要长时间来解决，因此即使复苏，亦会十分缓慢。后者指的是正常的市场波动，在可预计的时间内经济便会好转。 尽管本人相信中国经济会再次腾升，但目前仍有很多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本人担心中国经济的复苏步伐蹒跚。正如本人早于2012年7月时所撰述，与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时经济急挫后急速复苏的情况不同，现时的放缓程度看来并非如斯严重，但却需要更长时间才可复原。管理层正就最坏的情况作出准备。 现在让本人转谈房地产本业。我会从内地住宅市场入手。虽然我们在内地兴建住宅物业不多，而且所兴建的均为毗邻我们购物商场的高端单位，但这个经济范畴确实影响我们的整体业务。本人在6个月前致恒隆集团股东函内已论及此点，现概述如下。 本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想法，跟我认识的行内人的普遍想法相反。本人认为，该市场现时颇为健康。说得夸张一点，这是中国数代以来最健康的楼市，尤以最主要的二线城市为然。主流观点（特别是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楼市会硬着陆，本人从来都不敢苟同。 且看以下分析：过去二十多年来，楼价飙升一直是问题所在。而当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时，无可避免地弄垮市场，直到下一个周期来临为止。我们很少看到一个较为理想的状况：价格不大上大落，交投量及土地销情均适度畅旺。今天的情况，在大部分二线城市，基本上是如此。大部分发展商负债仍高，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情况并非特别严重。许多发展商在债券市场集资，以换取稳定和长期的资金。 一线城市仍然炽热，但正如本人过往所述，这些市场乃最为抢手，资金来自四面八方。诚然，三、四线城市存在着严重的供过于求，可能需要四至五年的时间方能纾解。然而，以金额计算，迄今中国楼市的最大销量来自二线城市，而其整体供求情况远远较为平衡。以本人所知，部分发展商预期二零一六年的前景颇佳。观乎这些事实，本人看不到硬着陆会发生。 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零售物业。我们一直认为，中国部分城市有太多购物商场，优质购物商场则普遍太少；后者为我们提供巨大机遇。 一家主要的欧洲银行最近发表详尽报告，表示中国的零售面积是短缺而非过剩；其城市的人均零售面积仅为美国的七成。以同等质量的购物商场比较，中国的购物商场客流量远较欧美为高，但人均消费则低得多。这意味着，中国有很大空间容纳更多优质购物商场及人均消费增长。本人虽不认为该报告的结论完全正确，然而，这份研究值得我们思量。 我们迄今的经验证明，挑战主要并非来自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来自甚为疲弱的市场；这与上述报告的结论不谋而合。 从业绩来看，在内地方面，我们两座上海物业表现良好，主要原因是管理有方。它们有如两大支柱，抵销了集团在其他城市的业务放缓或倒退所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上海的恒隆广场现已开始进行全面的资产优化计划，预期港汇恒隆广场今年稍后亦会展开。我们会竭尽全力把相关的不利影响减至最小，但亦不能完全予以消除。事实上，市道放缓肯定是进行优化计划的良机，但这会令收入更难增长。 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现象。除上海以外，我们正面临租金下调的压力，甚至港汇恒隆广场亦如是。此外，除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外，我们其他内地零售物业于2015年度下半年的租金收入均较上半年为少。再者，除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外，我们的租户于下半年的生意额亦低于上半年。传统上，由于暑假及国庆日等长假期，下半年的业务表现会胜过上半年。今趟的数字强而有力地证明零售市道仍然疲弱。 按项目落成时序作分析，在我们的二线城市购物商场中，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的表现令人满意。济南的恒隆广场表现不俗；倘非经营环境极为困难，此项落成四年多的物业应已接近企稳。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和无锡的恒隆广场则面对强大挑战；这两个较新加入的购物商场，跟沈阳的皇城恒隆广场甚至济南的恒隆广场不同，须要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面对开业初期问题。 我们仍在观察天津的恒隆广场的表现。它可能逃不过新物业症候群所须受的折腾，但愿受影响程度不像上述两个购物商场般严重。 大连的恒隆广场于12月中试业。各项迹象显示，该物业迄今的表现可以接受，但现时下结论着实言之尚早。挑战不单来自疲弱的市场，还有来自政府有为或无为的举措。待其于五月正式开业时，我们会有较佳头绪。 两项上海综合物业的办公楼项目基本上全部租出。恒隆广场两幢办公楼的表现再次较港汇恒隆广场的办公楼逊色；我们须牺牲一些租金，以保持彼等全部租出。 无锡的恒隆广场办公楼的承租面积逾七成，实际租用面积约为六成。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办公楼的承租面积仅为四成四，迁入之租户为四成。这些数字低于预期，主要原因当然与经济放缓有关；事实上，某些租户迁入不久便在自愿或非自愿情况下中止租约。换句话说，在少数情况下，我们须要求租户迁出。该两个项目的租金收入保持稳定。 一如所料，该等办公楼的租户素质非如我们上海办公楼那么高。然而，由于这些项目都是该些城市里地点和设计最好，并且施工最佳的高层办公楼，我们应可吸引到当地的最佳租户。我们在租金方面并不苛求，皆因我们认为租户的素质与短期的单位租金同样重要。 纵使香港的零售环境进一步恶化，但我们的物业仍有良好表现，租金收入和同比零售额均告上升；最近的物业优化计划令我们在艰困市道下仍能取得成果。办公楼的成绩同样令人欣喜。所有物业基本上保持全部租出，唯一例外的是住宅及服务式寓所，其表现与去年相若。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售出的已落成住宅单位远较一年前为少，因此收入下降88%；整体租金收入升幅为7%，绝对无法抵销售楼收入的跌幅。此外，监于重估收益甚少，股东应占纯利下降56%，股东应占基本纯利及每股基本盈利亦按同一百分比下跌。 本人应略谈货币走势，此乃适切之举。过去数年，我们持有大量人民币；而在2015年下半年内，人民币下跌约5%。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我们不作任何货币投机。我们过去购买人民币，是因为我们在内地有许多发展中项目，需要以人民币付费，施工费便是一例。这个可以理解为风险对冲。由于我们的业绩报告以港币结算，汇兑收益及亏损会在储备账中反映。 其次，随着中国寻求增加其货币兑换性，人民币的变动范围将随波动性增加而扩大，我们会谨慎行事，尽量把有关的风险减至最小。 第三，董事局及管理层认为，虽然人民币近期跌幅颇大，但我们对其长远前景并不看淡。我们并不认为其会进一步显着下跌，相对而言，中国经济仍远较大部分主要国家强劲。如无不可预见之情况发生，这应对人民币带来支持。 前 景 一位甚有智慧的投资者曾经表示，所有人都不应浪费熊市，但大部分人都把它白白浪费掉。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单要成功抵御熊市来袭，还要事先做好准备，否则只能眼巴巴看着机会溜走。惟有紧守岗位的人才能赢得权利，把握这些契机。现时许多西方人都知道，中文的“危机”同时意味着“危险”和“机会”。今天的中国经济无疑处于危机。 过去二十多年来，本公司藉着多次危机茁壮成长。其中主要的危机包括：中国在1989年几近崩溃的改革，及后于1991年重返正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科网泡沫；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环球经济衰退。因此，粗略计算，现时的经济放缓是约25年来第五趟严重危机。就恒隆而言，当中的共通点是：每一趟我们都能化险为夷，并在市场困境中掌握机遇。 1991年，当中国处于动荡之际，我们开始研究其经济。此举引领我们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并制定了一项至今依然奏效的策略—在经济蓬勃的内地城市，建造、持有和管理世界级商业物业。香港方面，我们把握当时市道放缓的机会，购入多幢投资物业，包括我们现时的总部渣打银行大厦。踏入1994年，我们开始在香港购置土地发展住宅项目，但一年后当我们认定市场行将见顶及无以为继时，我们便偃旗息鼓。我们把财政整理至最佳状况，然后静心等候。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该趟熊市有多凶猛。在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席卷东亚多国，我们其后趁危机深邃、竞争对手销声匿迹之际在香港购置土地。从1999年4月开始的21个月内，我们购入多幅土地以兴建君临天下和浪澄湾等各个项目。该等项目为我们带来超过港币260亿元的税前利润。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高科技股初始公司所掀起的强风从美国吹到香港。许多竞争对手都投身其中，置买地于不顾。我们也曾小试牛刀，但随即决定当时的最佳机会乃是专注本业及挹己之才。 然后，在2008年的环球经济衰退发生前，我们在2005年至2006年间，趁内地二线城市的优质土地无人问津之际，悄悄购入多幅同类土地。由于理财得宜，我们避开了随后的困境，进一步在市场平滞时购置土地。熊市着实眷顾我们。 如今市道再度疲弱。如本人以往撰述，今次与2008年不同，其时大市暴挫后急速反弹，今趟则是U形市况，会带来更大苦楚。但一如以往的经济衰退，我们今次亦已作好准备。过去十年，我们基本上并无负债，今天的净债务微不足道。 我们为熊市所作的准备并不限于财务方面。趁市道裹足不前，我们先后在香港和上海进行多项资产优化计划，这正好说明了为何在香港市道乏善可陈之际，我们仍能保持租金增长。某些人士质疑为何恒隆能在香港逆水行舟，我们并没有，我们只不过在跌市前早作准备而已。另有些市场人士预期我们的内地租金收入会像竞争对手般录得下降，我不以为然，最低限度这在本年度并没有出现。 有关如何抓紧熊市带来的机遇，本人过往已曾撰述，在此略作总结。 倘若资金充裕，如我们般财力雄厚，在艰困的市道下，最适宜为物业提升质素，这正是我们现正为两项上海物业所做的。此举会令生意轻微受损，但在淡市受损比在旺市时减少生意来得化算。大部分业主在市道低迷时停止斥资尤其是资本开支，我们则反其道而行；这让我们为下一个增长周期作好准备。 当时机合适时，我们可以低价增购土地。但监于经济不景气料将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我们并不着急。一如以往，我们将继续监察各个城市的状况。 我们会完成团队建设工作。当市道疲惫时，实力较弱的竞争者有可能裁员。我们尝试吸纳市场提供的最佳人才，重点主要放在租赁团队和商场营运团队。我们亦会继续构建一个合适的企业文化。 在董事局领导下，同事们经多年努力，现正完成一个关于企业风险管理的计划。 这是一个我们不时重新审视的范畴。 历来当本公司的股价偏软时，母公司恒隆集团便会购买我们的股份。本人期望，在条件合适下，同一举措会继续出现。我们亦会向行政人员发行股份期权，这些人士的数量近年锐增。我们应保持团队士气，市况低迷时更该如此。 趁市道放缓之际，我们亦会致力加强另一重要领域。本人过往只曾略提此点。具体地说，除了我们的B2B（企业对企业）模式外，我们还会为业务运作加入B2C（企业对消费者）元素。这计划于董事局最近举行的风险和策略工作坊上得到落实。 大部分业主以往认为彼等基本上只须与品牌和店主打交道。毕竟，莅临我们购物商场的顾客并非向恒隆购物，他们直接与香奈儿（Chanel）、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苹果（Apple）或商场内的餐厅进行交易。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和管理最佳的环境（包括设施和氛围），令顾客持续光临我们的购物商场。我们主要是面向租户，与顾客的接触不多。 然而，实情是，当一位女顾客想购买爱马仕（Hermès）或普拉达（Prada）的产品时，她不会吩咐司机送她到这些商店，相反上海的恒隆广场或沈阳的市府恒隆广场才是其目的地。我们一直致力为旗下购物商场吸引合适的顾客群，但这项工作需要深化和扩大。深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把自己视为一家市场营销及以客为先的公司，而非仅仅是一家物业租赁公司；我们必须改变思维。扩大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与购物者有更多的直接互动。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可与购物者直接及切实打交道的门径大幅增加。我们亦须与租户更密切地携手合作，尤其是那些主要租户，以达至双赢。 此乃为何本人两年前撰述有关集团推行的EST计划—体验（Experience）、服务（Service）和科技（Technology）。我们运用各类先进科技（包括最简单至最复杂的科技在内），而提供过去未能支援的服务，目的是提升和丰富购物者的经验，巩固长期忠诚的顾客群。短期而言，某些崭新服务可望直接增加租户的销售额。我们透过此举，不仅可吸引购物者前来旗下购物商场，亦可维系租户与我们的紧密关系。 我们已拥有行内数一数二的硬件，并希望可拥有最具效益的软件。诚然，地产业首要关键的成功因素是硬件，亦即本人称为“地产业基因”—地点、规模、设计和施工。倘付之阙如，要长远取胜近乎不可能。我们已拥有这些硬件，卓越的软件将进一步巩固我们在所选市场的领导地位。 很多人关注电子商务对实体店的影响。本人于两年前已曾就此详加评论。简而言之，前者肯定不会取缔后者，而少数像我们拥有良好“基因”的购物商场将继续兴旺。大部分人鲜有察觉，实体店正悄悄改变。购物者在一家购物商场的整体体验，也许在五年内便会与今天截然不同。我们希望为这场革命作好准备。当市道炽热时，我们未必有余力专注于这些变化。但现正值寒冬，是时候制定措施确保我们拥有长期的竞争优势。 监于此等变化，尤其是科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更年轻的思维。我们现已拥有一些三十余岁的优秀管理人员，彼等应能带领是项转型，并终有一日带领本公司。毕竟，婴儿潮一代现已处于退休年龄或临近退休，主要的消费力正移向与我们年轻同事岁数相近的后起之秀。因此，从各方面看来，培养年轻人才是我们持续成功的关键。我们奉此为圭臬，并正采取措施为未来做好准备。 六个月前，本人答应汇报我们所获的多个奖项。诚然，倘要一一枚举，数目实在太多。粗略计算，我们单在2015年已赢得超过20个由知名的国际及地方机构颁发的奖项。在此本人把它们大致归纳为三大类：可持续发展、公司管治和设计，部分奖项可归入多于一个类别。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以卓越的企业社会责任而知着。“持续发展”是一个广义词语，涵盖多个范畴，而我们在各个范畴都备受嘉许。环保意识是我们表现突出的范畴之一。举例说，我们所有已落成的内地购物商场均获美国绿色建筑协会颁发“能源及环境设计先锋奖（LEED）”的金奖认证。全球商业项目获此认证不多，但对我们而言此乃最低要求。 我们亦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屡夺殊荣。例子包括：最佳雇主、最佳员工培训和发展计划、卓越员工投入、最佳知识管理等。市场推广亦是我们获得赞誉的范畴。 在公司管治方面，我们被视为位居最佳之列，本函件的长期读者对此当非常了解。那些对香港上市公司尤其地产公司有点认识的人士都会认同，我们绝对鹤立鸡群，在透明度和问责方面均秉持最高标准，各项大奖和殊荣均为明证。在投资者关系方面，我们亦被公认为表现卓越，甚至年报亦获多项大奖。 在设计方面，曾莅临我们内地购物商场的人士，对我们获奖应不感意外。我们每个项目均夺得国际著名机构颁发的殊荣；每个购物商场都是一件令城市景观熠熠生辉的艺术品。在这个充满次级建筑设计的国土里，我们以提升市民对优质建筑的欣赏能力为己任。无庸赘言，我们总能成功地平衡美学与功能。 正如我们一贯宗旨，在所有事情上，我们都“只选好的只做对的”！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3月25日
2016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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