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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全球化永远不会见顶
搜狐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政要、知名学者和工商界翘楚等领域嘉宾，聚首博鳌小镇，共同探讨亚洲未来发展，传递亚洲开放、活力、思变的“亚洲声音”。龙永图，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 3月24日下午，中国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在“贸易失速：全球化“见顶”了吗？”分论坛上表示，关于国际贸易量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完全看成是坏事。中国的贸易的量下降了，实际上反映了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种动向。中国的加工贸易的减少导致了中国整个国际贸易量的减少，这对中国来讲是好事，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是一件好事。全球化永远不会见顶，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趋势。以下是现场实录： 国际贸易量下降对中国来讲是好事 关于国际贸易量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完全看成是坏事。中国的贸易的量下降了，实际上反映了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一种动向，中国过去的贸易当中，有很多是所谓加工贸易。就是进口零部件、原材料，然后在中国加工组装以后，然后再出口，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然后出口都是贸易。 现在中国国内中国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前很多大的制成品的零部件，比如说汽车，都是要从全世界进口，现在国内生产。这样的话，我们的加工贸易进口以后再复出口就大大蒋少，这样就出现很多制造业和零部件本土化的趋势。其实对于中国和很多新型国家来说是好事情，但是反映在国际贸易上并不是坏事。 很多国家的产业链过去是很长很长，现在产业链变得比较短了。这样的话在国际贸易上的量就少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新型国家随着制造业的升级，他的这种加工贸易量会减少。过去加工贸易曾经全球国际贸易的主流。所以国际贸易非常活跃。现在的话，这方面就减少了很多的零部件原材料的进口和付出。这种贸易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当然，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使国际贸易量大量减少的还有一些大宗的原材料，大宗产品的价格下降。比如说石油价格降了那么多。中国进口同样量的石油一下子反映到国际贸易上就很少，铁矿石也是很多，而且铁矿石产业链也下降。这样反映再进口上也少了。很多事情既有结构性，也有周期性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看国际贸易量减少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的关注和特别的关切，好像这个天下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实际上中国的加工贸易的减少导致了中国整个国际贸易量的减少，这对中国来讲是好事，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是一件好事。全球化永远不会见顶 不能说“一带一路”就是从过去以海岸为主的全球化走向大的范围走向的话，没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整个全球化就是既通过海洋也经过大陆，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所以“一带一路”既要利用海上的通道，也要利用陆上的通道，全球互联互通，实现更大范围的全球化。 因为贸易速度下降了，全球化是不是“见顶了”呢？我觉得全球化永远不会见顶，全球化出现了新的趋势。昨天谈到的电子商务，特别是报警电子商务在全球的迅猛发展，这个可能对于全球贸易的格局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跨境电子商务从量上，会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新的引擎。这一点国际贸易从来没有失速。国际贸易只不过从一种形式为主转变到另外一种形式为主。 比如说中国过去以加工贸易为主，比如说会转移到以正常的贸易为主，这些都是和一个国家的阶段相联系。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非洲和拉美，他们过去都有出口自己的自然资源，大宗产品和矿产，以后他们会成为全球工业化的一部分，这样他们也会改变整个全球贸易的格局。所以我觉得不应该简单看看国际贸易在一个短的时间内量上减少了就说全球化已经见顶了，全球化不仅仅是包括国际贸易，还包括国际投资。 过去几十年来，国际化对于全球贸易的推动是最大的话，我有这么一种看法，可能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国际投资可能会成为经济全球化更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个是完全可能的。 因为刚才我们马来西亚的王部长已经讲过了，在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他们就希望从美国、欧洲、中国、日本和一些比较发达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能够向全世界进行投资。中国去年全世界海外投资比前面还多。中国今年海外投资会逐渐大幅度增加，成为一个重要的海外投资大国。这样的话我觉得全球的投资当美国、中国这样一个主要的经济体成为欧洲、日本这样的经济体，成为真正的投资来源地以后，接受投资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从而提高他们人民生活的福利。这个全球化会更加有利于更多的老百姓。是一种普惠的全球化。本文选自搜狐财经，2016年3月24日
2016年3月28日 -
郑永年：资本在城市和农村间的双向流动将进一步转化经济潜力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委员会主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博鳌论坛上接受了凤凰的采访。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过剩形成于2008年以后的四万亿，行政干预的方式产生的过剩，如果再用行政干预去库存，就会导致很多的负面效果，去年的股票市场已经使中国的中产阶级牺牲了一大批，如果这次房地产市场搞不好，又会牺牲一大批中产阶级。以下为采访摘要。 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过剩于2008年以后，2008年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其他国家可能需要50年做完的事情，中国两三年就做完了，这还是一种行政干预的方式。2008年以后四万亿，行政干预的方式产生的过剩。我们现在如果再次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去库存，就会导致很多的负面效果。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善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说通过这次强制或者什么行为，地方政府也好，这种行政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个出路不是很好。 现在大家说去产能，去库存，还有一个去杠杆，我是觉得中国杠杆是太高，房地产市场当然对中国非常重要，房地产解决不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如何化解房地产库存和产能过剩，我是觉得这个还是要好好考虑。最近一线城市房地产飙涨，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非常不正常，去年的股票市场已经使中国的中产阶级牺牲了一大批，如果这次房地产市场搞不好，又会牺牲一大批中产阶级。因为地方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动力推动房地产，但是房地产实际已经过剩了，尤其一线城市，因为房地产很简单，如果一线城市无限可以扩张，房地产价格可以上去，问题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已经是巨大超巨大的城市，已经过大了，要限制。中国现在房地产的目标不应当是，绝对不应当是一线城市，而应该是二线、三线城市。 我觉得房地产现在还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我最近在研究中国房地产实际上从放开农村的不说，中国的城市居民完全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市场，我总觉得真正我们要进行一个大的社会改革应该从房地产开始，真正做居者有其屋，一旦做到居者有其屋，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就会加大，今天讲年轻人为什么激进化，跟年轻人对资金的期望有关，如果房地产做好了，那中国政治稳定几十年毫无问题了，我们可以像新加坡学习，而且现在的客观条件已经是房地产过量，怎么样通过政府的干预，把房地产压到一定程度的话，甚至政府可以回购回来，创造市场买卖，政府控制价格卖给年轻人，包括刚刚创业的年轻人，帮助穷人。 我本身也是农村出来的，上大学之前一直当农民，现在农村的问题就是思想不够解放，就是一个土地的问题，我写过中国的三个群体，城市居民、农民工、农民，这三个群体的核心问题都是土地的问题，农村现在就是说为什么不发展，与现在的政策有关系，我觉得上一届政策，温家宝总理废了农业税，是一个很大的功劳，但是农村怎么可持续发展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即使像OECD这样的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城镇化达到70%的水平，中国农村人口还是很大一大批，我们根本变不了美国、变不了欧洲这样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什么呢?农民土地不能流转，尤其宅基地，宅基地不能流转，农民基本上单向的流动，劳动力、有知识的人都流走了，去了城市了，搬到城市了，即使没有户口也住在城里。那么有钱的人走了，但是呢，社会的资本又进入不到农村，现在农民唯一的依靠所谓就是一个政府的补助，但是政府的政策对农民所带来的利益是极其有限的，现在农业税已经废掉了，下面能做什么?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应当更解放一下思想，就是说至少让宅基地给流动起来，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如果社会资本进入不了农村，还是靠政府的一点资助的话，中国农村的衰败是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宅基地的流转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做起来为什么还是困难?因为我们很清楚，如果第一代农民工出身在农村，他可能会回到农村，但是对于第二代，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成长起来了，他们都出身在城市，对农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叫他们回去也是回不去，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流向，所谓的城市化，光是农村，什么资本、人才、劳动力，都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个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要改变这个，就必须允许城市的资本、社会的资本流向农村，这是双向的流动，农村才有希望。现在如果光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农村以后问题会越来越多。 我最近对中国的经济比较乐观，我最近跑了很多省份，现在中国经济条件比发展中国家要好，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也好，因为你去看中国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中国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的话，不仅比发展国家好，甚至比发达国家还好，像高铁、航空各个方面，博鳌现在这个机场，还有中国一些大规模的教育，中国的人力资源都是很好的，中国经济方面不是很担心。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经济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这就是要回到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潜力少，而是需要有经济体把这些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实际上无论习近平也好，李克强总理也好，他们一直提行政权下放，审批权下放，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彻底一些，更快一点。文章选自凤凰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3月28日 -
王广发：国际学校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3月18日，CCG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对话法政集团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CCG副主席王广发，共同探讨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和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话题。十三五纲要释放社会资本进入教育事业的积极信号 苗绿：各位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的“奔跑--国计大势”系列高端访谈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著名的国际教育的专家、北京王府学校的校长王广发先生。王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王广发：大家好。 苗绿：王校长是著名的王府学校的创办人，同时也兼任校长。王府学校在国际学校里面赫赫有名，不管是从师资力量、还是他们学生的走向，都是非常的国际化。两会刚刚结束，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教育的多元化、精细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您怎么看待十三五规划中提到非国有的资本和力量，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这一点，同时这也是属于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向，您怎么看这个方向？ 王广发：十三五规划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对非国有资本进入公益事业投资，参与公益事业建设非常好。中国以往大国办大教育，应当说过去都是依赖于财政，靠地方财政来办大教育。今天看来，尤其是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新三十六条》以及十三五规划，都给非国有资本投资办教育带来阳光、宽松的政策，反映了对多元、多样教育资源的时代需求，更加坚定了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积极信号。通过这样的政策，能够拉动非国有资本，在其他领域没有明确产能需求的状态下，积极参与到多样、多元需求的教育领域中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这将对国家财政投资教育形成重要的补充，而且这个力量越来越大，据我了解，非国有资本现在参与投资教育的比例接近30%。 苗绿：现在讲教育供给侧改革，您认为这30%的民办教育在缓解公办教育压力的同时本身有怎样的具体优势呢？社会资本投入教育以后，相比公办教育有怎样的优势？ 王广发：民办教育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用的是民间资本。国家出台政策鼓励非国有资本投资教育，实际上减轻了国家财政投资教育的负担。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是大势所趋，给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带来积极的信号。本次两会期间还有一个很好的积极信号，就是外资可以进入中国的教育领域投资，或者说进入中国教育领域进行合作，这些都对更多元素、更多投资进入教育领域带来积极的影响。充分利用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教育领域，对公办教育是极大地促进和推动。国际学校是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苗绿：您觉得像王府学校这样的国际学校，在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独特的作用？ 王广发：王府学校是首批中外合作办学的教育机构，目前在国际教育领域，在移动教育、信息化教育方面做的很好。我们用移动教育改变中国教育，推动教育资源公平。信息化教育是促进公平教育的一个手段，王府学校在这些方面比较领先。 苗绿：教育现代化还不只是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更多是软实力上的。比如王府学校学生的活动、课程配制、包括走向，也是很国际化、现代化的。您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王府学校是如何推动这方面工作的吗？以王府学校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力量进入以后，对教育现代化改革还有怎样的推动作用？ 王广发：王府学校国际化的特色体现在多方面。首先是执行两个纲要，2020教育纲要和2020人才纲要，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教育。主要是在信息化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通过卫星、光纤，IPAD、手机实际上可以是课堂的翻转，走班上课，分机教学，电子信息化，必修、选修，学分制，这些做的非常到位。 苗绿：王府学校的选修可以选修不同的课程，在不同的班级上课，遇到不同的同学，这在国内学校里非常少见。王府学校这样的社会资本投入可以更容易地带来现代的设备，同时也在软性课程设置上，带来更多现代化的气息。您觉得除此之外王府学校还有怎样的优势？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以后，还可以带来怎样的新气象？ 王广发：应该说在国际教育优质资源引进、师资队伍建设和对专业化教师的培养上，王府学校也做了很大的改革。 苗绿：王府学校现在海归老师有多少？外国教师有多少？ 王广发：王府学校现在有40%的外教，40%的海归，这对国际课程的教学质量非常有必要。另外我们对老师的培养也非常关注，为老师提供宽松的学习、培训、培养的环境，引导老师在这里发挥他们在教育、教学、教法、教学质量提升上的积极性。民办学校在引进教师资源、课程资源、教学法资源方面的机制体制比较灵活，这些都对王府学校形成国际化的架构非常有好处。 苗绿：王府学校的教师培训也是非常国际化的，除了他们本身国际化的背景，他们在学校工作一段以后的再培训也是非常国际化的，这可能在国内公办学校非常少见。所以像您这样的民间资本、社会力量进入教育领域以后，能够带来新的国际化的气息，也是整个教育体系比较承认的。非国有资源进入教育体系以后，民办教育的国际化，对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推动也是非常有利的。那国际学校有这么多优势，在发展当中，您作为一个思考者，认为在政策、体制、机制上还有哪些可以突破的地方或者可以进一步改进的？ 王广发：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放权，在国际化教育、国际化人才培养上，我们应当完全与国际接轨，要给予更宽松的办学政策。所谓更宽松，就是在引进教师资源、引进课程、引进考试等方面，中国的标准应当与国际标准接轨，作为一个新的改革的举措。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体现了这样积极的信号。加快培养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国际化人才 苗绿：现在国际化人才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角逐，教育要跟国际接轨，培养出真正国际化的人才，在国际化领域去竞争、去突破。您原来也讲到中国的人才应该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一些作用，这其实也是一个国际竞争的领域。我们刚才讲了教育改革的话题，您当下最关注的还有哪些话题？ 王广发：我很关注国际化人才培养标准的建设。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在全球发挥作用，参与设立国际机构和建设体现大国风范。在国际人才培养标准上，中国应当加快速度，因为现在国际机构中中国的人才少，就没有我们的话语权。我们想要有中国的声音，就应当有中国的人才在各个国际机构里面，让他们去发挥重要的作用。高等教育在培养人才的国际化标准上，要大力的推进改革。这样就能够把我们大学的人才与国际的思维意识、格局意识结合起来，让他们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如果他的知识结构、思维意识跟国际不能接轨，就不能适应国际机构的需要。所以在推动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的时候，首先要结合国际市场、国际标准、国际事务、国际领域对人才标准的需求，不能以传统的应试教育标准，要用开放性思维这样的标准去推动教育改革。教育不改革，人才国际化培养就不能达标，人才就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科学发展的需求。 苗绿：教育家总是想着培养人才，真正能够为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乃至整个族群在国际竞争当中所用。教育部刚出来的数据，今年留学达到52万多，这个数据非常惊人，过去留学的人远远低于这个数据。王府学校也送了很多优秀的学生出去留学。国际人才培养需要高瞻远瞩，尤其是在国际竞争领域。比如在国际组织任职的很多人，其实是很早就出去留学的，出去的比较早更能了解、适应国际的规则。王府学校有没有孩子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他们是怎么培养的？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王广发：这个当然有。在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标准建设上，我们认为应当从娃娃抓起。现在中国到国外留学生那么多，说明必须要推动我们国家高等教育人才标准培养的改革。他们出去是因为未来要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作用，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说明我们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培养人才、创业创新的标准与国际还不能完全接轨，因此有迅速成长为国际世界人才这样需求的家长和学生，他们现在走出去，也是为了让自己早日成为国际化人才。现在中国属于世界，世界也属于中国，二十年以后当我们国家经济、人才、科技、教育发展与国际接轨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都不会去国外了。现在我们只能说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把这些孩子留下来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教育是均衡的，信息化建设、科研学术、课程设置、考试标准等，这些是当前我们学生到国外学习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现在国内这些因素完全满足不了他，必须要出去。 苗绿：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这就是属于供给侧还没有他们想要的。现在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家长、精英、学校的学生他们还是需要更高质量的、更国际化的产品。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像您说的一样，最终目的是把国内的教育水平也提升到与国际上齐平甚至更高的水平，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引进国外好的教育资源在本土慢慢发展，最后成为一个好的方向。 王广发：这里还有几个事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点，美国大学与大学之间是允许学生申请转学就读，本科、研究生都可以，中国的大学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这一点，这是一个制约孩子流动的局面。第二点，我们的考试可能过去每年只给孩子一次，现在改革后给两次，而中国的学生参加国际的考试，每年有多次的机会。就像托福英语考试，一年有几十次机会。过去一次考试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时代应该结束。我们的教育模式、体制、机制应当快速地与国际接轨，这样人才就可以标准化地与国际接轨。在这里还可以把王府学校作为例子。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观念，中国家长主要考虑大学的排名，但是王府学校主要考虑专业排名。大学本科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专业，硕、博才能进入到名校、名专业，因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专业越是名校，它的专业越享有盛誉。所以我们在本科阶段让孩子选择一个好的专业，实际上他未来走的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宽、越来越多。王府学校的学生现在有就读哈佛心理学的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硕博、剑桥核能研究的硕博、新型材料的硕博，这些孩子我们给他的最大的鼓励就是你在本科的时候要有一个好的基础的专业。此外就是对孩子一定要有高端、顶层、规划设计。不光是学业，他的专业、创业，未来就业的机率要高。为国家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科研服务，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希望，要让王府的学生尽早成为中国青年科学家，这个任务我正在推进。从投资教育，从做一个校长的角度，我认为这个责任和使命也是为国家分担培养青年科学家的责任，为国家未来科研服务。而且，这些孩子没有用国家的财政去留学。我们应当积极支持，鼓励更多的孩子，用自己的财富去申请留学，他回国仍然是回馈社会，为祖国、科研、学术进一步发展而贡献。 苗绿：像您所说的，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其实很少，因为国际学校通常不占用公共教育资源。但是如果人才回流为中国社会大众所用的话，又是为中国公共服务的。 王广发：所以我就说，又减轻国家财政，又是自己承担所有费用，从高中开始，本科、硕士、博士完全自己去承担费用，这样的事情国家更应当鼓励。这为国家减轻了财政负担，而且是学生自己去承担财政压力，去学习深造。完成自己的学业回来以后还要参与到国家建设，甚至在国际事务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国家更应当鼓励，更应当支持。而且他们学成之后，或者在学习期间，更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照，关注他们的发展。 苗绿：而且我觉得政府在顶层设计上应该关注这批人群，怎么能够用好他们。CCG一直说致力于吸引国际人才回流，如果说能够真正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用较低的社会成本的把这些人更好的用好。像您提到，他们使用自己家庭的资源去培养一个人，最后能够为社会公共所用，更好地服务中国社会，这从社会成本来说是很合算的。 王广发：对于国家也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就有一个政策的问题。好的苗子，科学家的苗子，我们应当提前去发现，提前去培养。精英人才计划实施细则的培养，也应当纳入到国家人才培养战略里。这样对未来国际人才标准化建设的培养至关重要。不要等到大学你才关注，我们应当从小的时候、低龄的时候去关注孩子的培养，发现他的优点、优势，这是一个全社会、政府、国家、家庭甚至学生自身关心关注的大的课题。有的家庭或者有的家长对孩子的培养、未来的发展也许是渺茫的，也许不知道给孩子去规划高端设计，但是从政府角度代家庭去关注一下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孩子是用自己家庭的资本实现学业成功，我想这一点也应当进行关注。当然国家留学基金对大学生走出国门也给予了更多的支持，但我认为还不够，还要大力支持，而且这个支持要让它往下延伸。 苗绿：我属于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的受益者，但是我是读到博士了，国家才开始关注，送你出去留学。我就在想，如果年纪更小的时候，包括您说的小学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受到关注，然后着力培养一些有天赋的孩子更国际化，帮助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国际化人才。像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这方面，这方面也确实是有一些国际经验的，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关注它。而且我觉得您还有一点特殊的情况，您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个教育家。通常企业家和教育家很难兼容，因为搞教育的人是想教育的资源怎么分配，但是没有考虑资本不够的话难以把教育资源挑动起来。您既是企业家，又是教育家，亲力亲为，学校、学生管理的都非常顺畅。既撬动资本的力量，也把真正的国际化教育理念融合在一起，这一点是很难综合的，您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王广发：企业发展应当以盈利为目的，这是企业家的本性。而教育是公益事业，不应当以盈利为目的。我们投资教育主要是着眼于未来人才培养的结果，这样对孩子来讲是公平的，因为孩子需要这样一个环境。从我的角度来讲，首先先进的教育理念，培养未来人才的标准，奠定了我既是一个企业家，又亲临一线管理、投资、改革、发展教育。这样我对人才标准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对学生的需求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完全根据孩子需求、未来需求引进国际先进教育优质资源。他需要什么，我供给什么。所以我说王府学校是豪华教育超市，学生进来之后，选择教育的权利在学生。课程、考试、测评都用国际化的标准，用国际的标准去要求整体的成长过程，接受学习的过程，我想这是至关重要的。这里面还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要对孩子疏导、引导。中西合并的先进理念，无为而治的管理，放而不乱，管而不死，让学生在一种自我约束状态下去学习，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教育的环境必须要帮助孩子打造好，王府学校与其他公立学校相比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色在里面。 苗绿：这一点很难得，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国际教育领域，民办教育一般投资人和教育者是分离的，就是教育者按照教育的理念去管理这个学校，投资者按照资本的理念去管理这个学校，但您是真正结合在一起的，一个资本人同时也在亲力亲为参与管理教育，这可能真的是一种模式。 王广发：但是这种模式比较特殊，要懂得企业经营管理，创造财富的能力很强，但是他不一定能把教育管理好。我正好有企业经营的经验，也有办学的经验，能够把教育管理好，理念能够融汇一体，既做董事长，又做校长，而且把王府学校打造成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品牌，这是非常难得的。 苗绿：CCG也做人才研究，所以刚才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教育人才、教育管理人才是非常稀缺的。中国原来都是公有的体系，教育家、校长没有去找钱的压力的。现在非国有资本进入教育以后，怎么能够撬动资本和教育理念综合在一起，而且办出国际特色，这个是非常难得的。那做了这么多年国际教育，您觉得最核心的国际人才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王广发：我想应该是具有国际视野，国际责任担当，国际事务处理的能力，通晓国际游戏规则，为国家、为国际做出重大的贡献，应该是这样的国际标准化人才的培养。而且要培养孩子个性、兴趣发展，要让孩子人性。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行为、个性、兴趣应当让他自我发展，不要给他过多的限制。孩子的培养，尤其是中小学，必须允许学生个性兴趣化成长，在这样一个过程，会充分开发他的大脑。 苗绿：可能作为西方教育，尤其是现代西方教育特别提倡这一点，也确确实实培养很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人。因为只有自由生长才有创新的可能。如果过早的束缚以后可能就太规矩，不一定能创新。王府学校在培养这些人的时候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您刚才说的课程设置上，大家可以自由选课，可以自由流动，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种方式。 王广发：对，孩子如果在中学时代给他限制过多，不利于发挥个性兴趣化成长培养的因素，等到大学了之后他仍然还是循规蹈矩的一种模式，对于人才培养，也是不利的。像张扬个性，分级选择教育，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学生，不能让家长再去代替孩子选择而不符合他多兴趣发展的要求。 王广发：还有一点，我们国家现在提倡“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应当快速地培养更多适应文化差异、语言差异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的作用。现在要从大格局、大战略、大思维的角度去从高端顶层设计，让各个领域、各种人才、各种改革与国际完全接轨，不然教育跟不上、人才跟不上、科技跟不上，更谈不上经济发展、国防建设。所以说强国首先要强人才，强人才首先要强教育，强教育必须要推进与国际接轨的教育改革，改革传统的应试教育，适应国际人才培养。 （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25日 -
秦洪涛：互联网金融行业正呈现高端、多元化发展趋势
理事简介秦洪涛，恒昌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新华网海南博鳌3月22日电 以“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22日在海南博鳌开始举行。恒昌公司总裁秦洪涛在出席论坛间隙接受新华网记者专访时表示，除了BAT之外，JD、乐视、小米、万达，包括新成立的恒大金融，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纷纷跨界或转型涉足互联网金融领域，这将推动整个行业呈现高端、国际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金融如今的发展可谓是“痛并快乐着”。秦洪涛说，互联网金融行业面临最大的痛，实际上是规范的互联网受到了不规范互联网的冲击和影响，带来一些客户群体及监管机构的关注，甚至说是一些考核、考察，包括一些不良的口碑。 “我觉得，监管政策的及时出台将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成长。互联网金融还是需要有一个好的监管，而不是像其他行业那样‘一放就乱、一管就出问题’。” 任何创新都离不开人的推动。在秦洪涛看来，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一个是科技金融，一个是大数据金融，恒昌公司在这两块都有相应的布局，但是这条路需要走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的经济状况，以及征信市场的水平，我觉得还需要一段时间。”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5日 -
郑永年：中国要有开放心态 欢迎美加入亚投行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委员会主任。编者按：中国的影响力在最近数十年里不断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这一切，正在改变亚洲各经济体的角色地位,重建亚洲金融新秩序。自二战结束起，由美国精心设计的全球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存在了七十年。今天，这个曾经看似牢不可催的结构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中国正在建立新的影响力渠道来彰显雄心。 凤凰财经在2015亚洲博鳌论坛期间推出“撬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系列策划，采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凤凰财经：您之前谈到中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时，说中国有信心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但“仍然很困难”。为什么这么说？ 郑永年：前两年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争论非常多，今年高层发展论坛，李克强总理也强调了。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二战后，一百三五十个国家就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里大部分都是石油国家，能源价格上去了，国家就富裕起来了。除了这些能源国家外，日本是西方阵营的一部分，整个西方市场基本向它开放，没什么阻力，加上日本人很勤劳，它的制造业非常发达。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是这个状态，西方基本没有对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是很好，西方对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13亿人口，从规模来看，这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去提升自己，但是不是很顺利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我觉得需要高度警惕，以防陷进去。很多陷入中等收入的国家，他们也很无奈，你可以想一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几十年不变，所以中国是特别小心的。 像林毅夫先生所说，中国增长的潜力是有的，但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潜力，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都有，怎么把这些潜力释放出来，这个非常重要。这届领导人一直在讲改革是红利，必须通过改革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一带一路”战略对外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过剩的产能、资本和基建技术都需要走出去。 凤凰财经：您之前讲在世界经济失衡的情况下，中国有能力维持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目前的形势来说，中国有哪些能力和优势？ 郑永年：从200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有很大的贡献。“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行，贡献会更明显，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能为发展中国家做些什么的最好表述。“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是经济考量 凤凰财经：外媒将 “一带一路”战略称作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我看您也是认同这个说法的。这样表述是否科学？毕竟一带一路不论从动机还是布局方式各方面，都不同于马歇尔计划。 郑永年：从我们搞学问，不从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来讲的话，马歇尔计划就是经济发展规划，它是美国实施复兴欧洲的一个经济项目，这没什么，当然你可以加上美国人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我说这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甚至可以说，中国可以比美国做的更好，这只是一个比喻，是中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一个经济发展项目，没什么意识形态的因素。好多人一定要将其意识形态化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必要，这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毫无意义。 凤凰财经：您此前说这次的“一带一路”的内涵比习近平提的“五通”要丰富很多，但“一带一路”一直也没有详细的内容，据说这次博鳌论坛会公开具体方案？ 郑永年：我不知道，猜想也没用。 中国很早就说要发布详细内容，但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希望此次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能发布，但我们也不知道。习主席所说的“五通”， “一带一路”是个经济发展的项目，但是意义远远超出经济意义，它能对亚洲经济、全球经济进行再平衡，又会使其他国家的安全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像中国一样进入全球化进程。 中国要有开放心态欢迎美国有朝一日加入亚投行 凤凰财经：亚投行是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欧洲几个国家纷纷转变原先态度，加入亚投行。您怎么看他们的态度转变，以及背后的动机和心理？ 郑永年：中国搞亚投行，资本是主体。如果中国像以前刚搞改革开放时一样，资本短缺，亚投行就推不出去。中国政府现在提走出去的口号，亚投行就是一种方式，因为中国资本够顺，中国有四百亿外汇，银行也有很多现金，现金放在银行里一直在贬值，就不叫资本了。 亚投行、“一带一路”是把中国现金转化为资本的有效机制。发展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那些民主国家经济好的时候，总统总理都很好，经济不好的时候也是很麻烦的。现在的希腊、西班牙、法国经济不好，发展对民主国家来说也是引导。这主要还是经济上的考量。 凤凰财经：但美国一直说亚投行是中国一家独大的机构，他绝对不会加入，而且为此表示担心。 郑永年：美国和日本是既得利益，容许他们怀疑。我觉得即便美国反对，中国也会做的，但是中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有朝一日美国想加入同样欢迎，就像以前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一样。对中国来说，心放平一点，自己要有信心，把它做起来。 凤凰财经：但是，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为了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而放弃了一票否决权。您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郑永年：这是外面的传说。我想中国是不会放弃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否决权，大家还是通过协商机制权重解决，这个东西有需要，否则大家觉得是死局，很难有有效的决策。实际上世界银行也好，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也好，各个国家的相互竞争导致了很多的决策无效。中国要学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成功经验，也要吸取他们失败的教训。 凤凰财经：楼继伟部长前几天在高层发展论坛期间说，现在的亚投行要改变目前亚洲金融秩序当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指的是IMF、世行、亚行的这种问题吗？ 郑永年：对，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对中国来说要怎么避免这些官僚主义，也是一个新课题，需要很多研究。中国是一个新的崛起中的大国，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学的。我觉得必须要以开放的态度，学习人家好的经验，不好的要吸取教训，这样我们才能做得更好。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6年3月26日
2016年3月25日 -
王辉耀：人才分享对中国最重要
新浪财经讯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中国与全球化的理事长王辉耀出席“新浪财经之夜-正和岛夜话”并发言，他表示，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辉耀：谢谢主持人，我觉得今天晚上月亮很皎洁，大家在这里海风吹拂，思想盛筵，我听了很长时间，觉得很受启发。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艾诚讲到分享，包括独食，我感觉是这样，现在中国在这几方面都做的很好，包括我们全球的货物分享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了，资本的分享现在中国也做的很大，这些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来到了中国，但是我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可以分享？或者风口在什么地方，我有一些思考。 比如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在人才的分享上还是没有做到最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有13亿人口，但是我们2亿的人口已经60岁以上，人口接近老化。未来人才的分享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最近，中国我们推定了一项政策，中国允许外国人到中国人来办绿卡，外国企业在中国，在北京是年薪达到50万、纳税10万就可以申请绿卡，在上海是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 在北京，外地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工作，包括中关村的企业可以向全世界招聘学生。未来可能有全球的人才分享到中国，我们已经分享了货物、分享了资本，但是人才还没有。就像新家坡前政要李光耀讲的，中国跟美国的差距是什么呢？中国人是在13亿人里选人才，美国是在70亿人里选人才。中国能够把全球的人才纳到中国的版图上，能够广纳天下英才为中国所用的时候，中国分享经济的辉煌就要到来。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6年3月23日
2016年3月25日 -
李曙光：《企业破产法》如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导语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 破产制度在我国长期失灵，造成市场难以正常出清，僵尸企业得以苟延残喘，占用信贷等宝贵资源，抬高企业杠杆率，加剧产能过剩，衍生大量信用垃圾，侵害债权人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限制了市场优胜劣汰作用的发挥。 有人说，需要再一次的政策性破产，这种看法不能同意。上世纪90年代，解决人员安置问题主要靠的是国有土地资源，解决债务危机主要靠的是银行呆坏账准备金及核销制度，现在，土地资产作为困境企业的隐性资产早已不再，而再搞银行债务简单核销是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的倒退。 清理僵尸企业，短期政策应对，应坚持以市场化手段为主、以行政化手段为辅的原则。中长期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修改破产法，成立破产管理局；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预期；推进破产案件的司法受理；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程序。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提到了议事日程。如何依据破产法律制度，处置僵尸企业，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破产法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吊销营业执照后的企业本应进行清算，并在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注销登记后方能退出市场，但是仍然有一些企业因为种种因素而未能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2014年，吊销后又注销的企业数量仅占全部企业吊销数量的11.03%。这也是产生“僵尸企业”现象的重要原因。 衡量“僵尸企业”的标准是什么？僵尸企业就是那些丧失偿付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经具备破产原因，达到破产法规定的申请破产的条件，但依靠借贷尚在持续运营的企业。 破产制度在我国长期失灵，造成市场难以正常出清，僵尸企业得以苟延残喘，占用信贷等宝贵资源，抬高企业杠杆率，加剧产能过剩，衍生大量信用垃圾，侵害债权人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限制了市场优胜劣汰的“创造性毁灭”作用的正常发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在于提供市场化的制度供给。这些市场化制度中，破产制度最为重要，是治愈当前经济中产能过剩顽疾的一剂治本良方。 但是，目前我国《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市场经济的《企业破产法》，这部法律自2007年6月1日开始实施。但在新破产法实施过程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全国破产案件受理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连续下降。 从数据分析来看，我国适用破产程序案件的数量不足美国的0.2%，西欧国家的1.16%。同时，我国2014年每千家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的数量仅为0.11户，显著低于西欧平均70户的数量。此外，美国2013年的个人破产案件占全部破产案件的30%以上。破产法难以实施的六个主要原因 在中国，企业破产难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的需要干预企业破产。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求或为了保持与主要信贷银行的所谓“优良信用”关系，对僵尸企业采取各种帮扶救治措施，“借新还旧”，财政输血，甚或以政府信用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 第二，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破产案件行政协调成本太高，特别是国企破产，出于债务、职工安置、维稳等考虑，涉及地方政府国资、人保、工商、银行、发改委等多部门，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很难协调；破产案件的专业性很强，且费时耗力，但办案效果往往显不出来，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很不利于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破产案件对债权的清偿难以执行。 第三，专业人员队伍的缺乏。尽管有的法院建立了破产管理人名录并从其中通过摇号方式选取破产管理人，但政府机构主导的清算组却是实践中的主要模式。政府的介入在个案中或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被大范围的采用却意味着破产法的非市场化运作，造成了破产程序的运转专业性不强，挤压了市场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空间。 第四，破产案件的处置没有市场化。实践中，破产法律服务市场没有形成，破产案件的收费很低，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没有积极性。 第五，破产法体系中缺乏个人破产和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我国目前的《企业破产法》只是“半部破产法”，尚缺个人破产制度。金融机构也是市场主体，同样会发生经营风险或债务危机，也需要相应的债务处置机制。如果对金融机构缺乏一个清晰的关闭破产和清算的法律框架，那么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很多做法不仅缺乏根据，更可能造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第六，文化传统与商业习惯因素。中国人“好面子”的文化与商业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是件不吉利的事情，人们会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而非破产程序解决债权债务问题。短期政策应对：市场化为主、行政化为辅 这一轮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产能过剩来势凶猛，其处置难度不亚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重点问题是要解决淘汰僵尸企业所要涉及的就业与债务问题，核心问题是要防范因结构调整与处置僵尸企业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同时还应在此过程中引导中国经济与国企改革步入稳健发展的市场经济新常态。 有人说，解决此轮困境需要再一次的政策性破产，这种看法不能同意。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国内市场社会体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上一轮困境国企危机中，解决人员安置问题主要靠的是国有土地资源，解决债务危机主要靠的是银行呆坏账准备金及核销制度，现在这两项制度红利已经用尽。土地资产作为困境企业的隐性资产早已不再，而今天银行债务的简单核销，是对商业银行20多年市场化改革的倒退。 短期政策应对，还是应坚持以市场化手段为主、以行政化手段为辅的原则，以利于后期改革对接。 一是应严格按照破产法来对僵尸企业实施市场退出。 绝不允许上世纪90年代那种通过让担保债权人让利受损的方式推动企业破产。不能由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干预破产程序或法院随意变更法意，以保证破产程序公正公平，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以及维护市场交易的信誉信用。对那些政府不得不救助的企业，应在符合破产法制度与程序的基础上进行融资支持、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或债务冲抵。 二是处理好僵尸企业失业人员安置问题。 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这次国家不仅要考虑到失业人口规模与社会稳定问题，还应考虑到如何使僵尸企业处置过程能更公正公平公开进行，保护企业雇员的合法权益，并建构一套社会保障供给、职业培训、创业或再就业体系。国家应考虑安排投入更多的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这笔资金主要用于退出过剩行业员工社保安置；同时应强制要求地方政府将原有支持补贴给僵尸企业的资金转移支付补贴给下岗职工。 三是要挖掘一批专家担当专业的管理人。 相关国资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汇集一批专家型企业家，更应以开放心态引进民企与战略投资企业家介入僵尸企业的拯救与处置中来。应放手让他们以市场化方式担任管理人，处理僵尸企业事务。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重整重组，就有CRO（首席重组官）这种角色。我国上世纪90年代的去产能过程中，也涌现了一批这样的企业家与专业人士，应重视发挥这些专业人士的作用。 四是要改变债权人债务人行为方式，使其真正自负其责。 监管机构这次不能简单核销银行的呆坏账，应按照责权利对等与市场化原则处理不良资产。 五是并购重组与破产清算相结合。 应在僵尸企业处置过程中引入庭外重组和预重整制度，将之与破产清算结合在一起以降低交易成本，保存企业资产的价值，实现债权债务关系的更优调整。庭外重组是陷入困境但有复兴可能的企业与其债权人之间以协议的方式，对企业进行债务调整和资产重构，以实现企业复兴和债务清偿的一种法庭外拯救手段。预重整的优势在于低成本和高效率，这在美国已是一成熟制度。中长期建议：做好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是修改破产法，成立破产管理局。 2006年的破产法已运行九年，与中国现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出现不适应的一面。建议借鉴英美等国及香港地区政府管理破产事务的经验，在我国设立破产管理局，作为国务院直属的一个政府部门来负责推动破产法的实施与修改，管理破产方面的行政事务。 二是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预期。 目前破产制度在运行中存在大量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政府干预破产市场化运作机制的程度较深。这些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认为当地的大中型企业如果破产会对其政绩造成不利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绩考核制度上做出调整，打破以往的政绩预期，引导地方政府从长远出发做出判断，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是推进破产案件的司法受理。 除了要阻遏地方政府在法院受理破产案件的干预外，应在法院体制与内部考核机制上进行改革，以改变法院在破产案件中权威式微的状况，还应建立一支专业化的破产案件审理队伍。可以借鉴美国的专门破产法院与破产法官制度，使破产法院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利益，独立而专业地受理审理涉及跨地跨界商业贸易与债权债务关系的破产案件。 四是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程序。 个人破产，是指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或者进行债务调整，对其债务进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则。为适应消费时代的来临，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合法权益，为更好发挥破产法的市场信用功能，全国人大应加快制定个人破产法。 我国自2001年起开始从法律角度思考解决金融机构退出问题。目前，国务院已制定《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存款保险条例》。在此基础上，若还有少量机构在风险处置完毕后需要退出市场，就可直接适用《企业破产法》相关清算程序，另行立法的必要性已不大。下一步，应进一步加强存款保险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职能，进一步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和保险保障基金的职能，与央行、监管机构一道形成风险处置合力，明确《企业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的适用程序，尽快完善各类金融机构的有序清算程序。文章选自财经网，2016年3月22日
2016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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