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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观点】跨国并购：人才大会战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在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人才挑战”分论坛上介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各个阶段需要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谈到国际人才的作用时，陶景洲表示，作为国际化人才，你要脚踏实地，就像一个桥一样，在岸的一边立的比较稳，同时要把手伸出去，把在外面的事物接进来。 陶景洲：我是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的，一直在做跨境兼并收购。最早十几年主要做外国企业在中国兼并收购，建立合资、独资企业，比如麦当劳、家乐福、欧莱雅等。过去十几年又一直代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参与过中海石油管道、油气田的项目和工业项目等。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一个新课题。1991年时，我就帮助中远、北方工业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在法国建公司，这也是走出去。只是那时大家都不太重视此事。最近这些年，中国成了跨境并购的主力军，大家开始真正关注这个领域。在国际兼并收购中，人才到底发挥什么作用？我认为国际兼并收购就是一场人才大会战。这里需要很多专业人才，比如审计师、会计师要为目标公司做评估；媒体联络、游说集团关系到未来项目政治上的风险和大众接受的程度；技术评估告诉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技术，在全世界受保护的程度如何，收购后能否消化；知识产权、专利商标注册权需要有人告诉你有没有侵权，在哪些国家有侵权的可能性，这需要法律和技术人才才能做到；并购中投行对作价、交易安排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税务规划需要有人告诉你到底是直接从中国收购还是通过毛里求斯收购好，哪种在税收安排上可以减轻你的税负。简言之，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有了各类人才，还需要将他们有机整合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库。所以，我认为“人才大会战”是国际兼并收购的一大特色。 国际兼并收购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人才需求。 第一个阶段，收购开始到签订合同。收购阶段需要具备批评眼光的人，需要那些能站出来告诉老总这个项目不能做的人。可实际情况是很多国企老总都把兼并收购看作志在必得的东西，认为花了那么多时间，而且律师、兼并师、投行都请了，最后又说不做了。做到此点非常困难。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签了数以百计的无底洞交易，签完后亏得一塌糊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购阶段没有人敢跟老总说“不”。在交易阶段，需要具有桥梁作用的人才，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具备两种文化以上背景的人，把中国的精神和国外的做法相结合。 第二个阶段，收购后的整合阶段。在此阶段，如何实现“1+1=2”或“1+1=3”的效果，需要看整个团队的运作。整合过程中还需要思考如何能留住当地人才。过去，很多大公司的高管不太愿意为中国企业服务。如何增加中国企业的吸引力，这当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第三个阶段，发生争议需要退出或卖掉的阶段。现在，全世界有40%～50%的交易不成功。有20%～30%的交易要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这不是中国企业做得差，而是交易本身就这样，在其他国家投资就会遇到风险，你要做好未来打架的准备，你需要在签订合同时把相应事项写清楚。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国际化的、需要各种专业知识的社会，需要不同的专家组成一个队伍，真正为我们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保驾护航。本文选自《出海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主编王辉耀、苗绿，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11月19日 -
俞敏洪：教育改革需要关注钻研精神和思考能力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从英语教育，到现在的天使投资，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总爱和年轻人打交道。正在北京参会的俞敏洪谈及高考英语改革时，认为英语学习确实不必均等化。谈及大学生创业，俞敏洪直言大学生创业项目95%没有创新。谈高考改革：降低英语分值合理 最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对英语这门学科“大动干戈”，明确英语一年多考，并降低分值。中国英语培训的开拓者俞敏洪认为，全球化时代，英语是否重要并不会因为高考难度和分值降低而改变。 不过，俞敏洪坦言，“英语本身并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学得那么难，也不需要让每个人都花那么多的时间。当后来孩子们有机会觉得英语很重要的时候，他们还是来得及补的。”他回忆称，自己学英语的时候已经16岁，“到18岁已经考到北京大学，所以还是能够追上的。高考英语分数的下调和英语难度的降低，从整体上来说是合理的。” 高考英语考试调整，学习英语的方法是否要变化？俞敏洪认为英语的学习，万变不离其宗，“听说读写多花时间，熟能生巧，也就是这些方式。我认为英语考试方式的调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应该更加偏重于听说的水平上，因为只有听说水平是真正在未来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是能够用到的。” 对于高考改革的总体方案，“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本身太过狭隘，“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因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年轻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已经不是考试成绩，他们需要的是综合素质，是一个完整的学业水平和特长，以及他们的钻研精神和思考能力。” 谈大学生创业：不用那么着急 去年年底，俞敏洪创立天使投资基金，什么样的创业者会被他选中？“作为一个创业项目，我们看重的第一要素是人，这个人本身做事情靠不靠谱，有没有尝试，常常大家说要挑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当然有个性很好，但是有个性没有尝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俞敏洪把创业者自身的素质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项目。 在成为天使投资人后，他曾“刻薄”地评价大学生95%的创业项目无创新。对于这个说法，俞敏洪再度扩充，“其实不仅仅是大学生，大学毕业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创业者，其创业项目依然还是95%没有创新。”不过，俞敏洪承认拷贝在中国仍有市场，但自己仍希望有更多相对独特的创新项目出现并获得关注。 至于教育部下文允许大学生休学创业，俞敏洪说自己“不反对、不鼓励”，他鼓励有很好的创新项目的学生出来创业，但也认为创业需谨慎。 俞敏洪认为，中国未来30年都是创业的机会，创业不是那么着急的一件事情。他鼓励想创业的大学生们要多吸收各类学科的知识，“实际上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大学创业成功的人还是蛮多的。这不是因为北大的学生素质要高，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在这些做事情成功的人中间，北大的文科的学生还占了不少。而文科学的东西，比如学英语、文学、哲学，好像跟创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创业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各种学问学多了联合起来，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融会贯通的思维状态。”文章选自《新快报》，2015年3月
2015年11月17日 -
陈启宗：我们应该多担心一下美国
理事简介陈启宗，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精彩观点：我们应该多担心一下美国。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美国会成为一个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从小香港的老师告诉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中国地大吗？大，但是丘陵多，山多。物博吗？一点不物博，除了稀有金属之外，其他没有太多东西了，水都不够。所以大家的地理老师一直告诉大家中国地大物博，其实就是在撒谎，老师讲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大家要记住这一点。我问基辛格，欧洲会怎么样呢？他说没什么希望，基本上他不太喜欢欧洲，他觉得欧洲没什么希望。我觉得欧洲是在等待一个很强势的领导，没有这个领导的话是不行的。我认识日本海军的一个将军，他到中国来参观了中国的海军之后，觉得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中国，我知道说了这个话你们不开心，应该不开心，说明你们有爱国精神。但是你们知道日本的将军说什么了吗？能打败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国的海军士兵把衣服就挂在甲板上。陈启宗：我总是在这些场合里愿意用英文，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要成功，中国要成功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去的时候是不能讲中文的，在家里讲中文没问题，中文是非常美丽的语言，那在家里讲讲好了，你要出去打天下的时候不能不用英文。那么来用英文，其实给我的题目是中文题目，我没有选这个题目，是主办方的院长来选择这个题目给我的，其实这个全球大蓝图用英文解释也不是那么容易，未来商业的趋势，来讲讲这个话题。创新和毅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明白创新的意义，但是大家是不是都了解毅力呢？针对正确的方向要有毅力，要持之以恒。Gary还有刘教授，面对着你们，我也要多讲一讲持之以恒，我觉得选了这样一个标题还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创新和持之以恒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要点，在这里我先讲一下全球商业的一个大趋势。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讲讲全球经济发展的情况，再讲一下很重要的两点——创新和持之以恒。我觉得在过去一到两年世界并没有改变的这么快，很多人说世界在发生飞速变化，在现在这个时代，技术发展得很快，但是看一下政治层面和经济时局，在过去几年当中确实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我说的一些内容可能对大家来说是新的信息，希望我讲的内容大家能够理解。我们应该多担心一下美国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美国呢？我每年都受邀请到墨西哥做演讲，针对它的商界做演讲，我基本上三年去一次，不会每年都去。三年前我告诉大家，我知道为什么墨西哥人每年要请我回来，因为你们很担忧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以后就会把你们的午餐抢走，他们会把你们的工作机会都抢走。你们和美国很近，但是中国现在有很多优势，像交通、技术发展都会让中国比较便宜的劳动力有优势，比在墨西哥生产再出口到美国合适很多，很多人愿意在中国进行廉价的生产再运到美国，不愿意在墨西哥生产。你们都很担忧中国的崛起，所以你们每年请我来讲话。但是你们这个担忧是毫无根据的，你们不应该担忧中国的崛起，你们应该担忧美国。中国其实不担心墨西哥的发展，但是我们应该多担心一下美国。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美国会成为一个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制造必须要有技术，美国就有很多制造的技术，资本美国也有，管理经验美国也有，能源也有，全球最便宜的天然气就在美国，还有什么呢？劳动力？但是有了3D打印，有了材料工艺的发展，有了技术，劳动力可能在生产要素里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当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现在不断的缩小，所以你看一下美国的情况，它那边真的又有土地、又有能源，有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要做制造肯定能做，美国的国土也不比中国小多少，所以进行生产和制造的基本要素都有，同时它也有很多的自然资源，美国的自然资源比中国多，比很多其他国家都要多。而且我还要多加一点，关于中国的教育，我现在用中文再说一点，从小香港的老师告诉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你们听过这句话没有？中国地大吗？大，但是丘陵多，山多。物博吗？一点不物博，除了稀有金属之外，其他没有太多东西了，水都不够。所以大家的地理老师一直告诉大家中国地大物博，其实就是在撒谎，老师讲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大家要记住这一点。你现在看一下美国制造业所有的生产要素，他们都有，它以后可以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20年以前，中国想入关，美国和欧洲说不行，你们没资格，你要再过一段时间，朱镕基当时就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在2001年好不容易入关了，这是15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西方是逼着中国要走全球化的道路，中国说卧薪尝胆，现在15年以后，谁反对全球化？全球化当中中国是最大的一个玩家，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因为中国确实在其中也收获了很多优势，谁反对全球化？西方，他们都希望由美国制造，我有很多朋友在中国做制造业，他们给沃尔玛和美国的那些超市进行制造，但是这些制造业可能就要关门到美国去做制造工厂了。所以西方并不再鼓吹全球化，全球化反而现在中国说得比较多，不管大家是否请愿看到这样的情况，美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制造中心。我是上世纪50年代长大的，当时觉得美国货生产得非常好，质量也非常好，当时美国就是全球的制造中心，而且他们的货也的确拿得出手，但是之后劳动力上升了，价格上升了，向台湾、日本、新加坡、香港、中国大陆不断崛起，成为制造业新的重点地区，美国不再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但是现在想一想，所有制造业需要的生产要素，美国都有，能源、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力，什么都有。所以美国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国际的制造中心，再次成为这样一个中心。这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呢？大家都是崛起的新秀，我现在65岁，我当然没有刘教授年纪大，他比我大5岁，大家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就要遇到这个挑战了，美国崛起了，我们到底要不要做制造业，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美国很有可能成为制造业的霸主，就像过去1950、1960年代一样。欧洲：死气沉沉，在等待一个很强势的领导欧洲那边食物好吃，酒也好喝，美国那边旧金山、洛杉矶和纽约，只有这些地方东西还能吃吃，但是欧洲那边到哪里都有好酒喝，有好东西吃。但是那边也有问题，这里说三位绅士，我是很尊重他们的，尤其是地缘政治方面，他们都是专家。其中一位是基辛格、托马斯、李光耀。我问基辛格，欧洲会怎么样呢？他说没什么希望，基本上他不太喜欢欧洲，他觉得欧洲没什么希望。我觉得欧洲是在等待一个很强势的领导，没有这个领导的话是不行的。英国是比较好的国家，我对托马斯很尊重，我问过他，过去德国的总理确实非常理解地缘政治，我问他说欧洲怎么样，好像他根本不关系欧洲的情况，他说一战的时候毁了大半个欧洲，二战的时候把剩下的一半也毁掉了，欧洲现在就是不上不下死气沉沉，可能这是比较夸张的说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增长不会来自欧洲，中国当然和欧洲有很多的贸易往来，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我们要非常重视和欧洲的贸易，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很关注欧洲呢？你们再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在中国大陆进行投资呢？20年前我对中国大陆一无所知，但是我还是在这里投资了，因为我觉得这里有希望，这里有潜力，如果背后有东风，你就可以游得很远。但是欧洲没有这股东风的力量，也不能借力，你如何奋起搏击、逆水行舟，这个很难。亚洲、非洲和拉美欧洲讲完了，我们看一下亚洲。日本有一个非常固化的系统，除非他们允许一定的灵活性，否则日本的未来也没什么好说的。日本的人口也不断下降，一年的人口要下降50万到100万，人口数量下降，经济也不是特别好。韩国在过去20年间发展得很快，经济也发展得很好，但是是不是韩国以后的经济能够持续不断的增长呢？我也打个大大的问号，LG和三星做得很好，韩国的经济很依赖于这两个大企业的发展，现在谁在和它们竞争呢？华为和小米现在都是三星有力的竞争对手。我来说一下小米吧，不是说我是小米的股东，就在这里讲小米好，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亚洲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现在香港这边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大陆，东盟是香港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这是香港特首告诉我的。但是这个地区会不会成为全世界重要的贸易力量呢？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未必。我一个好朋友陈先生，他很聪明，如果你能像他一样聪明的话，你能够在印尼赚很多钱，如果和我一样资质平庸，就要好好想想，不要贸然投资。当然现在还有非洲、拉美市场，我前段时间刚刚去拉美，那边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也把它看作很重要的市场，所以必须要在那边进行贸易和制造。现在可以看到拉美那边有6.5亿人，非洲大概有10亿人，看人口是很多的，但是看经济实力还不如日本。所以我们要观察时局，必须要看这个小图，也要审视一个大的形势，要看全球大蓝图以后，就可以看出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自己应该下一步怎么做，把你的钱和未来投资在哪里，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大蓝图在心中。创新和持之以恒下面讲一下创新和持之以恒，我在过去也是投了一些高科技公司，而且现在收获也很好，我在美国也投了一些高科技公司，在这里也是。我们以前投过搜狐、携程、焦点媒体，同时我们现在也投小米。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我要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19世纪讲化学，20世纪讲物理，大家说这个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你们觉得以后生物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领域呢？我在这个方面也投了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我的兄弟是哈佛读生物的，他也在这方面做了投资，我觉得生物科技你要进行投资的话是一个长期的投资，不像一般的信息科技的投资，很快就能见成效。我在大陆投了很多信息产业沟通这种科技，但是在生物科技，你要让资本和技术形成很好的联姻，让市场能够接受，这是我们拭目以待的。Ken和Gary，我希望你们能够介绍更多这方面的内容。坚守，坚守什么？最后一点，坚守，你到底要坚守什么呢？对你们来讲，肯定要在教育方面做好坚守的工作，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教授都拿到了博士学位，博士学位是什么呢？你要在这个领域不停的坚守，很专业的领域，你坚守个六七年，基本上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了，这当然很好，这是很棒的事。对年轻人来说，我要看全球大世界，我要看全球大蓝图，讲这个大的重要性，这个错了，我一方面会看大蓝图，同时也会看一些小的方面和细节。这是我的日记，我从1975年就开始写了，每个晚上我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写日记。你们有些人只有18、19岁，你们视力很好，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也看不清楚我写的是什么。我最近到以色列去，我其实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很了解的，我去了一个两千多年之前的一个景点，在那边有很多的密码，两千多年前画的画，很多人在用高科技在解码，我在那边还遇到了一些俄罗斯女性，俄罗斯女性很漂亮，但是很少微笑，我情愿带一个不太聪明，但是能够一直微笑的女孩出去。当时很多人看到我手写的日记，说你写的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小，比我们要研究的这些古迹还小，突然间我就变成一个英雄了。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从一个民族来讲，我们当然需要高科技，但是除了技术以外，还有一些东西是你们所有人都要去关注的，这是我非常坚信的，你们95%甚至99%的人都看不起一个东西，但是中国真正要变成一个强国，你就必须要拥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大国，但是不是一个强国，除非你能够拥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工艺精神与强国梦大家会觉得非常惊讶，工艺精神，工艺的传统，我知道大家可能看不起我了，你这个人真的太没有大格局了，这是我每天都会带着的一把扇子，最近我掉了一把扇子，我就跟我太太说，你要再给我买把扇子，她说这个东西我是从日本买回来的，我们住在香港，她说为什么不能在香港买呢？我所有的东西在香港买的话，其实都是中国大陆制造的，大家明白了吗？我其实从来没有看到过像这把在日本制造的扇子做得这么精美，中国人能不能做出这么漂亮、这么精美的扇子呢？很高兴你说了这一点，很久以前，中国今天还做不做得出这样的扇子，你可以很简单地说yes，面对现实比较困难，我就在中国找不到这样的扇子，如果你能帮我买到这样的扇子，我付加倍的钱给你们，这把扇子的价格比我在香港买的中国制造的扇子贵5到10倍，我还愿意付更多5到10倍的价格。这把扇子的价格贵5倍没关系，但是它体现的是工艺精神。再举个例子，我刚刚进来坐在那，我看到地上有一堆水，然后我就想，这是刘先生的座位，不是我的椅子，太棒了，然后Gary进来了，他是我的学长，我可不能让他坐在有水的椅子上，我就拿出了纸巾，把水擦干净了，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们的茶壶不行，从来没想过怎么能够把茶壶做得质量更好，因为倒茶的时候，边上还漏水。在香港我是一天到晚要说日本坏话的人，我经常指责和批评日本，在15、20年之前，每次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我都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我总是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扭曲历史，为什么你们要否认南京大屠杀，15到20年前我就在关注这个事，所以你不要认为我在讨好日本人，我做的事情你们可能都没有勇气去做。所以我并不是一定要讨好某一个国家的人，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你们为什么就做不出这么精美的扇子呢？为什么不能把茶壶做得好一点，不让它在倒水的时候会漏水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坚守，这样的坚守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讲，我们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在全社会，而不只是一小撮人，能够在全社会强调这样的工艺精神，为什么日本和德国这么强？查尔斯，我从来不买英国的茶壶，上次我买的时候，我也觉得体验非常差，我总是去买德国的东西，德国的车，为什么呢？也是因为工艺精神，从设计阶段到最后的生产制造，每一个阶段就是做得比人家好。我经常到上海来，因为我在上海有一些物产，恒隆等等，女士们，顺便说一下，你们可以经常去恒隆购购物，昨天我去远洋饭店，那边路的设计太可笑了，车都没办法转弯，这个就是城市规划的问题，做得不仔细，所以后来司机就不得不绕了个大圈子，往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往左走，再往左走。我发现这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这么简单的事如果都做不好，比如说茶壶以及扇子，以及道路的设计稍微合理一点，如果做不好这些，不要告诉我，你们是一个强国，不过是一个大国而已，我觉得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强国，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创新，需要坚守，去实现这一点。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我们真的要认认真真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为什么要创新，为什么要坚守，包括工艺方面的坚守。最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个故事，我今天来就是要激发大家的一些思想，我认识日本海军的一个将军，他到中国来参观了中国的海军之后，觉得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中国，我知道说了这个话你们不开心，应该不开心，说明你们有爱国精神。但是你们知道日本的将军说什么了吗？能打败中国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中国的海军士兵把衣服就挂在甲板上，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海军一定能打败中国的海军，我当然希望这不会成为现实，除非你愿意创新，除非你也愿意坚守，否则中国不过也就一直是一个大国，但不见得能成为一个强国，就看你们做什么样的选择。谢谢。文章选自陈启宗先生在2015“复旦全球领袖论坛”上的演讲
2015年11月16日 -
王辉耀：科技创新中心要广纳全球人才
解放日报：今年8月，上海市政府正式公布《关于服务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实施更加开放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办法（试行）》，今后上海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将向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和一线科研骨干倾斜，外籍人员在沪就业、办理居住证等将更简便、容易。这可否视为消除国际人才流动壁垒的一个起步？ 王辉耀：当然，我注意到了这个实施办法，它有针对性地降低了外国人申办“中国绿卡”的门槛。我还注意到，上海还启动了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留沪就业试点。今后，在上海地区高校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可凭上海自贸试验区、张江管委会出具的证明，到市人社局申请办理外国人就业手续。这一举措突破了外籍人员在沪就业需有两年工作经验的限制，很有魄力。 这些突破说明，上海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人才集聚方面的短板，开始寻求改变。当然实施办法只是个起步，还可以出台思想更解放的措施，如果上海能变成国际人才大本营的话，我觉得它既能带动上海的创新，也能带动全国的创新。其实我个人一直有个想法，上海可以在世博会旧址上建一个“世界各国科技城”，就像日本现在的筑波科学城，就是在1985年世博会旧址上建起来的，他们利用世博会的集纳效应把世博园转变成了吸引科技人才的中心。 解放日报：有观点认为，上海创新的步子迈得比较谨慎是上海特有的城市文化使然。 王辉耀：上海人比较谨小慎微，而且优越感比较强，危机感相对差一些，相对缺乏以色列那种绝地求生的创新驱动。 以色列之所以具备如此旺盛的创新活力，正是因为其文化传承中有一种不甘现状、勇于挑战的基因。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尊师重道，但在以色列文化中，质疑无处不在，大学教授经常受到来自学生的质疑。以色列文化还鼓励冒险，许多以色列年轻人在35岁之前就游历了至少12个国家。他们对失败也持宽容态度，不像中国文化，“成王败寇”的观念根深蒂固。 教育是造就不同文化的因素之一。以色列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公民可以在任何年龄学习知识，比如，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设有一种特殊课程，学生只要在智力测试中取得好成绩，就算他们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也能被录取。以色列的军队里也有类似的课程。 解放日报：文化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王辉耀：对，所以巴菲特曾说：“若来中东寻找石油，请别在以色列停留；但若是来寻找头脑、能量和正直，以色列是你的落脚处。”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也说过，外国人不是因为以色列的自然资源而投资，而是为了更加宝贵的人力资源。曾经负责收购一家以色列企业的 SAP 公司（全球性企业应用和解决方案供应商）前总裁孔翰宁说：“除了公司本身，我们购买的还是一个团队、一种以色列的精神状态。” 所以，除了人，还是人。建全球科创中心，重要的不是建园区，而是建起科技创新人才的队伍。文章选自《解放日报》，2015年11月11日
2015年11月12日 -
韩小红：身患癌症让我重新审视创业
理事简介韩小红，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我先简单讲一下健康行业的特点，这个行业的发展也就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是以预防为核心的一个产业。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是读书读了11年，到医学博士，这是一个基本的学历历程。然后当了七年的医生，然后创业，做了12年，12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其实我整个人生经历都是围绕医疗，医院，医疗健康产业来做的。癌症99.9%的死亡率让我没有任何成就感 什么样的机缘让我从一个以治疗为核心的医生开始走到以预防为核心的健康管理的路上？ 取决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原来在 301当医生的时候，我一直做肿瘤科的大夫，我毕业的时候就给我分到这样一个科室，以癌症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科室。我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其实有很多困惑，十年前的癌症99.9%都是晚期。所以，我们其实不是一个治疗病房，我们是一个临终关怀病房，来的人一定要走，癌症晚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治疗、用药、死亡，就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对一个年轻的医生来说，没有任何成就感，面对的是很多的困惑。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医生的职业生涯，但是那个时候成为一个心理的关怀医生，其实明明知道来的人要走，但是我们还要撒谎，不能跟病人说真话，那是那时候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我知道这样是错误的，应该跟病人说他真实的情况，让他了解病情，战胜困难，调整心态。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没有成就感。这也是逼迫我不断的求学，我就去德国留学，寻找新的思路和方法，最后发现这是无解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诊断是唯一的路径。后来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听到卫生部长说过这样一句话，体检使这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增长了20岁，国外的很多体系是保险公司要求你做体检，因为只有体检才能早期发现疾病，做健康管理才能让你不生病，晚生病，这样保险公司的理赔少。这样的体制当时给我一些启发。体检让我救了自己一命 回国以后也是机缘巧合就开始进入这个行业。我当时干的时候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体系，也没有政策的支持和扶持，所以那个艰难可想而知。后来很多人说你是不是该信佛，你一定有灾有难，我每开一家店都有巨大的灾难发生，这把我的潜能巨大的激发起来了。现在回头想一想，那个过程其实我没有办法走第二次。但是，当时在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下，我觉得我倒下就没有今天了。我觉得人的潜能是巨大的，人的内心也是巨大的，坚强的，因为不可以倒下，你没有可以倒下的资本！刚开第二家分店的时候，非典来了，然后就停业了。所以，那个时候300多员工必须休息，你还要付工资，付房费，半年多不能开业，压力是很大的。到第三家的时候，我们装修好了，医生招完了，一下就火灾了，我没买财险，一夜之间就烧了。 开第五家的时候我自己得癌症了。当我自己发现疾病以后，我重新开始审视我所做的这个行业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不管政策上多么不支持，不管压力有多大，我觉得我所做的事情意义重大！因为我自己在体检当中发现了疾病，而且我自己救了我自己的命。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做的这个行业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还要做一件事，就是把体检做到真正有价值的体检，到底怎么做体检，什么样的体检才有意义，才能真正发现人的疾病。因为我自己的疾病不是在我自己的体检中心发现的，我是在国外考察，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我们所有的思想和理念刚开始在国内是没有的，我经常出去学。我无数次去日本、韩国、台湾、美国，我去看医院，看体检中心，看医疗流程，学习他们最先进的各种各样的角度。 所以，我去韩国学习的时候救了我自己，我05年在韩国做体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体检中心的体检费用最高两三千块钱，他们那时候是2000美金，我也觉得太贵了，为了走人家的流程，我也接受了，然后发现我得了胃癌。回来发现我们体检的全面度不够，深度不够。当我疾病开始初愈的时候，我做了手术，做了化疗，开始重新上班的时候，其实我半年也没有休息，我一直在幕后遥控。等到我重新能够投入到工作当中来上班的时候，我开始下定决心要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体检。文章选自腾讯财经，2015年5月20日
2015年11月9日 -
薛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即将提交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其核心内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将开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公共政策实验，成为联合国成立70年来全球发展与治理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国际社会对人类社会全面发展深刻认识的结果。维护和平、消除贫困、保障尊严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只有各国彻底消除战争的硝烟，只有全球每个角落都扫除贫困，只有不论种族和肤色的个人尊严都得到保障，人类社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国际社会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必要性沉痛反思的结果。随着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日益严重，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可持续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奢华的选择，而是我们对人类未来必须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国际社会对人类集体行动巨大潜力不断发现的结果。15年前的世纪之交，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消除贫穷、饥饿、疾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提出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今天，千年发展目标已取得很大成就，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实践基础。 但应看到，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是走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国际社会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积极推广新理念、形成新机制、建立新秩序，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贯彻落实。 推广新理念——不再把世界上的国家根据意识形态、历史纠纷或治理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派系或集团。几年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两位著名评论家的文章，把欧洲、日本等二战后在美国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看成同类和可以依靠的盟友，把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看成另类而加以排斥。但是，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日益活跃，为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金砖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世界在2008年源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后免于更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中国、印度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成为发展援助领域的新成员。南南合作激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很明显，只要转变观念、求同存异，不同国家的差异就可以变成发展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 形成新机制——鼓励不同社会主体在解决不同类型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可持续发展目标涉及困扰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问题，包括全球公共产品，如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控、网络安全、国际金融监管等；还包括具有明显国际外部性的各国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如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饥饿问题、热带疾病等。而传统的依赖政府间谈判的治理机制很难解决这些难题。因为，一些公共产品属性的复杂和不确定，决定了具有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政府从一开始就无法对一些问题形成明确一致的认识。例如，由于消除绝对贫困、消灭热带疾病的受益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他国家政府对于这类全球公共品的重要性就难以达成实质性共识。而一些全球公共品的提供不仅涉及国家间的政策协调，还涉及实质性的资金分担和责任分担，极大增加了谈判难度。因此，必须探索并形成新的治理机制，鼓励不同社会主体在解决不同类型的全球治理问题中积极发挥作用。例如，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让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更多地承担起全球性的行业标准制定工作。在科学发展领域，让国际科学共同体通过网络合作、行动倡议等方式规范科研体系内部的行为准则。同时，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等高度复杂的治理问题，应允许多种治理机制并存。 建立新秩序——携手推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应当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必须看到，这些国际治理体系设计从来就不是完全基于公平正义的理想，而更多的是当时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的反映，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和局限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重大决策的通过需要至少85%的支持率，而美国持有17.67%的投票权，实际上拥有了一票否决的权力。欧洲人和美国人分别推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人，也是这些组织的惯例。这些明规则或暗约定反映的就是当时欧美国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但恰恰是按照同样的逻辑，面对今天国际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些历史烙印和不合理的体系设计越来越落后于时代发展，这些国际治理机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越来越令人质疑，其有效性也日益削减。因此，推动改革，让新的国际秩序更好地反映国际经济发展现实、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需要，是当今时代的呼声。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认识到国际经济秩序有其内在惯性，其变革艰难复杂，需要坚韧与耐心；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需要转变观念、换位思考，以互相尊重与合作的态度同发展中国家携手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合理、稳定、有效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刊于《人民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9日 -
张剑炜：助推中国交通运输提速升级
理事简介张剑炜，庞巴迪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庞巴迪中国总裁兼国家首席代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庞巴迪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中国有巨大的市场，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庞巴迪具有丰富的国际市场经验和服务网络。庞巴迪把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这种伙伴关系是全方位的、深入的，既针对中国市场也面对全球市场。 近年来，中国轨道交通和航空领域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仅以铁路为例，目前，中国铁路的运营路程突破了10万公里，其中，高铁的运营里程已超过1万公里，占世界总里程的近50%。在这一“跨越式”发展的背后，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扮演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它们中的佼佼者——庞巴迪公司——在其中国区总裁张剑炜先生的领导下，既把握住了巨大商机，也为中国轨道交通提速升级做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的双赢共生。 张剑炜1957年出生于山东。高中毕业后,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担任公社团委书记兼党委常委。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天津大学内燃机专业。在校期间，1982年,张剑炜荣获“全国三好学生”的殊荣。此后，他获得海外留学的宝贵机会。1991年，张剑炜以优异成绩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毕业，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1996年，他又获蒙特利尔大学管理博士(Ph.D)学位。 在加拿大完成学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剑炜加入了庞巴迪公司，此后20多年的人生轨迹就此确定。“博士毕业后，我作为项目经理进入庞巴迪公司，先从成本分析做起，进而从事项目管理。本想获得一些实践经验，再回到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没想到一待就到现在了。”他回忆说。庞巴迪公司始创于1942年。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是一家世界领先的创新交通运输解决方案供应商，是世界上第三大飞机制造公司，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及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商。是世界500强企业，在全球拥有近8万名员工。 在庞巴迪这个高起点的职场舞台上，张剑炜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很快脱颖而出。1995年任项目经理,1997年提拔为项目及业务开发总监,1998年被提拔为集团副总裁,1999年被派驻中国，负责开发庞巴迪在中国的业务。他当时在北京是单枪匹马，没有雇员,没有办公室，他只能在家里办公。在这种情况下，张剑炜扎扎实实做好基本功，以极大的耐心去争取客户，逐步拓展庞巴迪中国的业务，不到一年功夫，庞巴迪与南车的合资公司青岛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BST）签订了第一份合同，为中国铁道部以及北京等铁路局生产338辆时速160公里、配置空调的高档城铁路客车。迄今为止，青岛BST已向铁道部交付了超过3000辆世界一流的铁路客运车辆，成为中国目前唯一制造铁路高速列车的中外合资企业。“我们的很多产品如高铁地铁牵引、总承包系统等都有一个逐步获得客户认可的发展历程，总体的说，庞巴迪在中国的市场拓展是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发展。”张剑炜表示。 2005年9月，他担任庞巴迪公司全球副总裁的同时，出任庞巴迪公司中国总裁兼国家首席代表，同时支持运输（集团）和宇航（集团）的业务。此时，庞巴迪在中国已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而这份光鲜的业绩背后，是张剑炜超出常人想象的勤奋与努力。张剑炜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最早甚至自己背着打印机和传真机出差），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不吃早点，靠烟和咖啡提神干活，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是他集中处理中国事务的时间。由于庞巴迪运输集团的业务总部在德国，下午2点到晚上11点，是他的欧洲时间，而晚上到第二天一大早，則是他的北美时间，因为庞巴迪公司总部和宇航集团总部都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张剑炜带领庞巴迪制胜的秘密武器就是诚信。“真诚待人，真诚做事。”张剑炜打造的是庞巴迪的品牌，希望用户看到火车或飞机，就想到专注而满怀诚意的庞巴迪和庞巴迪人。自开拓中国市场以来，张剑炜秉承“产品一样，价格比别人低；价格一样，技术比别人强；技术一样，服务比同行好”的朴素运营理念，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积累各方用户的赞誉与口碑。 在人才战略方面，庞巴迪建立了“LocalRoots”战略，即人才当地化。这不仅仅是从成本考虑，更重要的是中国团队对中国文化和市场需求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对市场的要求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因此庞巴迪在中国的团队都十分稳定和忠诚。庞巴迪的团队中除了个别技术高级工程师和部分从庞巴迪有关部门派来的总经理，其他的员工都是中国人。“人才当地化，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培养更多具有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经验的人才，理解并能够实施中西方的企业管理。”是张剑炜一直以来建立中国团队的理念并执行的人才战略。 在张剑炜筚路蓝缕地不懈开拓之下，10多年来，庞巴迪中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绩。目前，庞巴迪在中国拥有7家合资企业和8家独资企业，5000多名员工，包括高铁动车组车辆、地铁车辆、高铁和地铁牵引设备和系统、信号系统、青藏高原列车、电力机车、机场全自动无人驾驶列车系统、机场快轨等。在公务机和支线机市场，庞巴迪已经成为主要供应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庞巴迪中国与中国航空业、轨道制造业建立了多个不断深化的工业合作项目，发展后劲十足，市场空间广阔。上述成绩的取得并非偶然，用张剑炜的话来说：“成熟的产品、先进的技术、遵守承诺，这是成功的关键。” 张剑炜领导的庞巴迪公司，执着地秉承用户需求主导理念，融合中外市场文化差异，为中国轨道交通的发展和自主研发做出了卓越贡献，行事低调，仍难掩张剑炜作为领导者的个人魅力。2003年，张剑炜获评“百位爱国企业家”的荣誉称号，2012年，张剑炜荣获“影响中国改革20年20位企业家”的称号。2013年，张剑炜获得蒙特利尔大学高等商学院HEC授予“杰出毕业生”奖，同年被评为50位站在世界舞台的华人创新创意领袖。十七年前，他以庞巴迪运输集团副总裁的身份只身回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而不断奋进，今天，他依旧怀揣着对公司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带领5000多人的庞巴迪团队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一起，驾驶着世界上最高速的列车和自主研发的飞机，朝着梦想的方向全速前进。
2015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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