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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核安全峰会迫使各路冤家坐在一起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如果恐怖分子控制了核设施会怎样？朝鲜核问题会不会进一步恶化？普京不去核安全峰会所为哪般？奥巴马即将卸任，这会是最后一届核安全峰会吗？观察者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听听他对这些问题的评价吧。 观察者网：这已经是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了，从2010年首届到现在，您怎么评价核安全峰会在维护世界核安全方面的作用？ 金灿荣：对于核安全峰会的作用，美国方面有一个具体的评估，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在核安全峰会的影响下，14个国家以及台湾放弃了一批武器级的核材料，这些核材料大概可以造1500枚原子弹。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从常识上讲，有这个峰会总比没有好。这个由世界主要大国组成的核安全峰会，总归会让大家重视核安全的意义，也会有一些政策协调，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观察者网：但尽管如此，世界范围内面临的核威胁仍然存在。您认为全球目前面临的核威胁有哪些？ 金灿荣：现在最突出的核威胁就是核安保问题，担心恐怖分子袭击核设施，近期发生在比利时的恐怖袭击，就有消息称恐怖分子原计划是袭击和破坏核电站，这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第二个核威胁就是核扩散，这和朝核问题有关。第三是核事故，和日本的福岛核泄漏有关。日本福岛核事故已经五年了，但仍旧有30几万老百姓没有着落。第四是核裁军，美俄现在依然拥有几千枚核弹头，根据核裁军新约应该进一步减少，但目前进展比较缓慢。 观察者网：核安全峰会是2010年由奥巴马发起，这次也是他任内最后一届核峰会。那么奥巴马卸任后，核安全峰会还会继续举行吗？相关核安保合作行动将如何继续推进？ 金灿荣：这个非常有可能，因为美国人走政亡的情况非常严重。奥巴马本人有一点理想主义，对这个问题又非常重视，如果换个人比如特朗普，我估计是肯定不会做这个事。希拉里做不做也没有把握，因为她是个极端现实主义的人，算账算的极其精明，核安全峰会可谓是命运未卜吧。 但相关核安保合作行动和协议可能还会继续推行下去，因为一般来讲，大国之间的承诺还是严肃的，原来的承诺还会执行，只不过说新总统缺乏热情，不会再去搞新的项目。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我们中国估量核安全峰会还有价值，我们可以接过来办。以往只要是中国肯承办，一个死过去的会差不多就救活了，包括APEC会议、亚信峰会，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没有国家像我们国家这样国力也强、意志也强，举大国之力办一个会，肯定会办得很炫目。而且对于中国来说，承办核安全峰会的意义不仅仅是维护国际核安全，对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都会有很大的提升。当然，如果中国要接手，估计美国也急了，美国人就说我不干你也不能干，中国要干的话它又会抢回去。但可以看出，中国还是能够对核安峰会的前途施加一定影响的。 观察者网：这次核安全峰会前夕，日本归还了约331公斤的“钚”，算是履行2014年在核安全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这意味着日本就此放弃核武器研究了吗？特别是日本新安保法刚刚开始实行，如果日本拥有核武器或者准备研发核武器，带给世界安全的威胁恐怕是无法估量的。 金灿荣：这件事情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日本过去开发核能，积攒了很强的开发核武器的能力和条件。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贫瘠国家，它有理由去发展核能，加上它又是美国的盟友，会得到美国的支持。有一段时间日本的核能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最多的时候有59座核电站同时运作。这导致它的核材料非常多，核技术也非常好，核工艺水平也很高，所以它的能力确实让大家有一点担忧。 但另一方面，美国对日本实现核武化还是比较警惕的，否则也不会压它把这一批材料还回去。我认为美国对日本的军事能力会有所利用，但也不至于放开手让它搞核武器，因为这对美国本身也是一种威胁。目前最有能力限制日本核武器发展的可能还是美国，美国对日本还是管用的。 日美关系其实还是很微妙的，它们有非常好的合作，但是也有定位的，所以在军事上美国要利用日本，但又加以限制，比如美国绝对不会让日本发展航母、核潜艇。美国允许日本发展都是它自身有所欠缺的，比如在东北亚美国潜艇能力是不足的，就会让日本去重点发展反潜力量。 从这也可以看出，美日关系还是主从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在军事上讲，我认为日本自卫队其实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西南军事区。我们对日本对外用兵的可能性要注意，包括对美国的支持也要注意，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日本有它的局限，在70年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日本军力发展并不是很均衡，不具备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讲美国对它还是有限制的，这应该是很清楚的事实。 观察者网：作为核大国，俄罗斯这次拒绝出席核安全峰会，这是比较罕见的。您认为俄罗斯拒绝出席的原因是什么？ 金灿荣：俄罗斯给出的直接理由是希望能参加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年会，说那个更实在，你们这个是空谈。但一般认为这是个借口，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美俄关系有问题。普京还是害怕受到羞辱，2014年在澳大利亚开G20峰会，当时好像出现这么一个情况，G20领导人在一个大桌子吃饭，把普京放到一个小桌子吃饭，那次普京就愤而离席提起回国了。我估计他是怕再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他觉得自己又有筹码，目前最强大的两个核国家还是美俄两家，可能美国也没有给它特殊待遇，本身关系就不好，又存在这种羞辱的危险，所以他就不去了。 至于如何缓和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双方可能还会在其他方面寻找机会吧，比如叙利亚和平谈判，我估计现在这个是美国寻求和俄国合作的重点。最近普京宣称从叙利亚撤军，紧接着克里又访问俄罗斯，看得出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还是挺好的。从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普京应该去参加核安全峰会，这个事儿总归对世界是好事，他的缺席是有问题的，但是从俄国角度看，他们应该也是精算过，去这一趟会给奥巴马很大的面子，但是实际上又没有什么回报，还存在被羞辱的风险，想想还是算了。 观察者网：这样来看，参会的几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俄罗斯拒绝参加，奥巴马拒绝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中日关系也很尴尬，美日韩怎么谈也不清楚。这些会不会影响此次核安全峰会的效果？ 金灿荣：核安全问题是跨国界的，现在各大国之间的怀疑在加深，某种意义上讲恰恰需要这种跨国界的峰会，迫使一对一对的冤家坐到一块。越吵架的时候可能越需要这种会，就是那种国际政治对抗性不是很强的会，像气候变化、摆脱贫困、防止自然灾害、制止疾病传播，在国际关系很紧张的时候开一点这种会，可能有一点效果，迫使剑拔弩张的各方坐到一块谈判。现在大国之间的矛盾比以前多一些，但这个和核安全峰会是没有关系的，是前面很多矛盾积累起来的，也可能对核安峰会造成一点麻烦。但反过来讲，恰恰这个时候核安全峰会把这些人能安排在一个会议室里，要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习主席根本不愿意和安倍待在一个房间里。 核安峰会是一个契机，有些国家会抓住这个契机解决，有些国家不会。比如习主席会见朴槿惠，朝核问题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冲击，这应该是缓和关系的契机。再比如习主席和奥巴马有一个半小时会谈，这是数十位与会外国领导人当中，奥巴马总统举行的唯一一场双边会谈，这对中美关系就挺好的。现在中美关系确实矛盾很多，他们两个人协调一下，至少控制下矛盾不让进一步发展。今年至少有三次峰会，一次是核安全峰会，一次是9月4日的杭州G20，还有一次是11月的秘鲁APEC会议。这三次峰会对稳定今年内的中美关系应该有好处的。如果没有这次核安全峰会，今年习主席和奥巴马的碰面就会少一次，双方也就少了一次缓和关系的机会。 观察者网：这次核安全峰会召开的另一个背景是朝核问题。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史上最严制裁之后，朝鲜半岛局势依然紧张。这次峰会的召开，对于解决朝核问题有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金灿荣：应该讲没有什么直接的作用，因为朝鲜不参会，但它会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核安峰会做出的任何表态进行反驳。我前面将朝鲜核爆导致核扩散列为第二大核威胁，所以这次肯定会提到核扩散，提到朝鲜核问题。而且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朴槿惠总统一大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谴责朝鲜核试验写入公报中去。朝鲜被谴责应该是逃不了，但朝鲜一定会抵制，你爱说说吧，我该干嘛干嘛，所以应该没有直接影响。 但还是会有点间接影响。比如说习主席见过朴槿惠之后，中韩关系恢复了一点热度，这个对朝鲜有一点间接的压力。另外奥巴马和习主席肯定要谈朝核问题，这对朝鲜又有一定压力。中韩、中美都对朝核问题表态，最后在整个峰会的联合声明再提一下，两个双边、一个多边声明，朝鲜或多或少有点压力。直接影响没有，间接影响有一点，但会导致什么结果，现在还看不清楚。 所以这次峰会对朝鲜应该不会造成太大刺激，它现在已经被刺激的差不多了。真正对朝鲜有所触动的，我个人觉得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的2270号决议，这里面规定禁止向朝鲜运送航空燃油。我估计再用半年朝鲜就没有航空油了，那个时候半岛可能就面临着抉择，一个抉择是朝鲜能够冷静下来，回到谈判桌上，这是中国最希望的，中国也在给美国做工作，要求美国承诺跟朝鲜签订和平条约，谈判轨道有所启动，朝鲜冻核，然后利益交换，朝鲜慢慢弃核，这是最理想的，通过制裁让它回到谈判桌，但是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第二个可能性是半年后朝鲜很困难，但是又不让步，反而脾气更大了，甚至攻打韩国，韩美就会对它进行局部打击，这就比较麻烦。第三个可能性是，半年以后朝鲜很难受，但又不让步，又有基本理性不去冒险打韩国，就跟老百姓号召第二次“艰难行军”，每个月捐一公斤粮食，死憋着，也不打也不投降。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 观察者网：四届核安全峰会，中国最高领导人都有到场参加，在上届荷兰核安全峰会上，还提出了中国“核安全观”。您觉得这些年来，中国为国际核安全治理领域做出了哪些贡献？ 金灿荣：第一个贡献还是理念吧，中国应该是核大国里最早承诺永远不用核威胁别国，对非核国家提都不提核，对核国家永远不首先动核，这种理念我们最早提，而且坚持到了今天。奥巴马只是稍微仿效了下中国，就得了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应该给我们，原创是我们，是毛主席提出的，今天我们还在坚持，不过用了很多新的说法来表述。第二个贡献，中国现在积极地防止核扩散，朝核就是个例子。第三，中国在积极参加反恐，包括在核安全领域的反恐。第四，在核事故方面，中国在积极发展第三代核电，它的安全性要比第二代好。 观察者网：2015年9月访美期间，习近平就提出中美将在核安全问题上深化合作。您觉得中美两国之间应该如何深化合作？ 金灿荣：目前核安保是最迫切的问题，在这方面中美已经展开了一些合作。3月18日，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与美国能源部共同建设的核安保示范中心在北京市房山区投入运行，这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规模最大、设备最全、设施最先进的核安保交流与培训中心，用各种技术手段确保核设施不会受到外部的渗透和袭击，也是中美合作一个很具体的成果，对世界核安全有意义，对中美关系也有意义。 在核扩散方面，中国积极促成朝核问题的解决，强调制裁的目的是让它回到谈判桌上，我们现在在按照这个方向推这个事情。 在核能开发上，中美有一些合作，我们还在开发核能，但是需要安全性更好的核反应堆。中国现在试验的第三代核反应堆，这方面美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技术。在下一代核能开发上，中美正在基于市场合作，这应该是双赢。 可以看出中美合作还是蛮全面的，习总讲深化合作，完全没有就不会讲深化，这说明前面还是有一些合作的。本文选自观察者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8日 -
王俊峰： 让中国法律人赢得国际尊重
王俊峰，CCG 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法学博士。现兼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第十八届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顾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辑部/文 2016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京开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主席王俊峰，第九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并带来多个提案及发言，继续为推动中国法治进步和律师行业发展积极发声。作为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他打破了国际法律服务领域由外国律师垄断的局面，金杜已成为中国律师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掌门人”，在他的引领下，中国律师积极参与“走出去”战略，向国际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而作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他积极参与到中国智库建设，并为中国智库发展建言。多重身份下的王俊峰，以实践者的姿态不断耕耘，并以思考者的姿态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智库发展不懈努力。王俊峰1995年到荷兰浩托富律师事务所访问创立金杜 剑指国际法律服务 1986年，王俊峰在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后来被分配到贸促会法律顾问处独立成立的我国最早的一家专门做国际和涉外法律服务的事务所——中国环球律师事务所。 1993年，恰逢国务院发文推动法律事务、律师职业的改革与市场化，王俊峰与三个心怀同样理想的同事一起“下海”，创办金杜律师事务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 创立金杜律师事务所时，王俊峰希望推动中国在国际和涉外方面法律服务的发展，所以创立伊始就确定开展针对国际方面的、涉外领域的法律服务，而这一定位决定了金杜从来没有把任何一家国内律师事务所当作真正的竞争对手，给金杜带来了很多特殊的发展机遇和生命力。“土生土长”的金杜团队虽然在经验和国际化上与国际同行略逊一筹，但也有着自身无可比拟的长处。凭借对我国政策法律法规的准确了解，金杜能够提供比外国人更加行之有效的法律建议，其优势也逐渐被客户所认可。 跟国际社会打交道就需要了解国际社会的发展情况，需要自身不断地转型和提升。创业前十年，王俊峰有很长时间是在海外度过，不停地去考察，去学习，去交流，去了解海外律师业的发展。1994年，他赴荷兰的律师事务所做访问律师，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律师事务所的运作理念。1996年，他走访了英国、美国，与两地同行进行交流。1998年，他到剑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访问学者。 1999年，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攻读法学硕士、博士。一边是律所，一边是大学，王俊峰努力平衡着自己的事业和学业，直到2007年才最终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在他看来，过程虽然辛苦，但是很值得。 在此期间，王俊峰在美国反复考察、沟通，最终使金杜在美国硅谷拥有了第一家海外办公室，成功打造了一个沟通国内外的窗口、桥梁，能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能帮助美国的企业进入中国。 随着金杜日渐走上国际舞台，王俊峰不再仅着眼于律所本身的发展，而是开始寻求更大的社会价值，让金杜承担起更重要的社会责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无数商机和挑战同时涌来，金杜加强反倾销、反垄断领域工作，维护了国家和企业利益。2002年，北京奥组委面向海内外公开招标法律顾问机构，有100多家国际律所提交了项目建议书。最终，金杜和美富律所分别受聘，为北京奥组委提供国内和国际的总体法律服务。之后，王俊峰和金杜团队精益求精的工作感动了奥组委，从而承担起更大、更重要的任务，本来是“配角”的金杜直到奥运会闭幕，一直承担着80%甚至更多的法律事务。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王俊峰开始积极开拓海外市场。2008年，金杜纽约分所正式开业，由此成为在美国东西两岸均设立分所的唯一一家中国律师事务所。2012年，金杜与澳大利亚万盛国际律师事务所结成紧密联盟，初步形成了今天的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2013年，金杜宣布与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SJ Berwin 结成首个全球法律联盟，并沿用原有名称“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至此，金杜成为唯一一家总部设在亚太地区的全球律师事务所。目前，金杜律师事务所在全球拥有超过30个办公室，遍布亚洲、澳洲、欧洲、中东和北美。王俊峰2010年11月27日赴欧洲考察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每一个律师的进步 2011年，王俊峰当选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他开始更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每一个律师的进步。他说，“在中国，任何一个律师取得成绩，都让我开心。” 王俊峰介绍，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以来，中国律师人数逐年增长，到2015年底已接近30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进步，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这30 万律师还远远不够。他强调，律师是一个国家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律师是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力量，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深入，律师发挥作用的空间会更大。他认为推动和维护律师行业的发展进步既是行业的事也是整个社会的事，也更加不懈地为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今年王俊峰的提案之一，是尽快修订《律师法》。随着国家的发展、法治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领导的系列讲话提出很多新的要求，律师行业从定位到发展等很多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2012 年律师法的修订，主要针对社会律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两公律师等；还有一些跟律师行业的职业权益相关的内容，所有这些新的变化需要通过立法反映出来。法律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要跟上社会发展变革不断地去完善。《律师法》是律师制度的基本法，在规范律师的职业行为、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师法》的完善对律师行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除了提案，今年王俊峰还有一个提交大会发言，题目是《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核心是强调律师在依法治国和司法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强调，律师的作用是通过执业过程来体现的，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是法律获得准确实施，实现公平正义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总书记提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很多条件和基础，但是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实现，应该是这一目标的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律师的执业权利，代表的是委托人、代理人的利益，也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这个意义怎么说它重要都不为过，因为这也是司法改革的核心方向。 司法部在2013年7月出台《关于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的问题的意见》。作为会长，王俊峰带领全国律协，认真落实司法部部署，积极组织协调，采取多种措施，解决174个县无律师的问题。通过组织安排规模较大、社会形象好的律师事务所到没有律师事务所的县（市、区）设立分所，指导没有律师的县（市、区）的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创造条件，组建国资律师事务所，深入开展“1+1”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选派法律援助志愿者律师到没有律师和律师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服务等措施，至2014 年6 月，全国174个县无律师问题已全部解决，第一次实现了律师法律服务县域的全覆盖，对于实现律师行业均衡发展，充分发挥律师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职能作用，满足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的法律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律协一直以来也在积极推动律师行业带有专业独立性的法律服务能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价值，能够有更多发挥律师作用的机会。王俊峰多年呼吁政府购买法律服务。他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包括要普遍设立律师顾问。在依法行政方面，政府使用法律顾问越来越多，但是购买法律服务还是缺少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有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来推动的话，政府能得到更好的高品质的法律服务，也会有更多的律师愿意去参加这些法律服务。如果政府真正地把购买法律服务作为一个稳定的、可操作的技术安排，那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对我国的法治文明水平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律师行业的从业人员，不管是从事哪一方面的业务，也不管所在律所大或者小，都是在专业的基础上提供专业服务。他强调应重视律师的专业服务，并形成制度性的安排。尽管律师行业乐于关注公益、参与公益，并且这已经是律师行业本身的一种素质甚至是血统，包括大量对政府的公益法律服务，但是真正的专业独立性服务应该得到尊重，要去购买。通过购买法律服务，让律师和法律顾问在政府依法行政以及社会管理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势必对推动整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有特殊的意义，也是政府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王俊峰作为嘉宾参加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的两会特别节目“奔跑 国计大势”录制促进法治文明与司法公正 法治文明是当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基础，王俊峰的一些提案围绕促进法治文明与司法公正展开。今年他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提案，建议国家调整法庭庭审布局。他认为，目前的庭审布局是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下来的，多年未变。现在讲司法审判为中心，强调控辩双方平等，不能先入为主，应尊重当事人的权益。法庭审理的被告，在被定罪之前还是嫌疑人，还是应该有其相应的权益，不应在未审理之前就安排在那个位置，像已经定性了一样。希望庭审的位置能有所改变，例如嫌疑人能和辩护律师坐的更近一些，便于交流等。他表示这一提案还在完善, 但是这样的改变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很多学者和律师的共同看法。 王俊峰还有一个正在完善的提案，是关于检察院的司法监督。他指出，同级的检察院对同级的法官提起公诉，会对控辩审三方在法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司法活动的时候有一些影响。从保护法官独立公正审判案件的角度，应该把这种权利上移到上一级检察院，最好不要让同级的检察院来进行，可以通过上一级的检察院来提起，除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之外，下面的三级法院、检察院由上一级的检察院提起可能更好。他说这个提案还在论证中，但是表达的意思就是推动司法公正，更好地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包括对案件的审理，在程序各个方面能更公正、平衡，也就是实现总书记讲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建议设立国际性法治论坛 王俊峰经常参与国际法律界的交流活动，一直遗憾于中国没有一个与自身的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相匹配的国际性法治论坛，能够有力地传递出中国法治建设的声音，促进国际上对中国法治进步的了解。 今年两会，王俊峰的提案之一是建议国家发起设立国际性的法治论坛，这也是他做律师、担任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以来一个很大的愿望。中国过去3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法治的进步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影响深远。今年是全国律师协会成立30周年，也是律师法颁布2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发起设立国际性法治论坛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能设立这样一个国际性法治论坛，一个具有品牌效应的国际法治交流平台，将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法治文明的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法治进步，推动国际法学交流和律师行业发展，并且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还建议首届论坛明年在香港举办，因为明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仍然保持繁荣发展靠的是“一国两制”和法治建设。如果首届论坛在香港举办，同时中央领导能够出席，对世界而言无疑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谈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王俊峰认为，“一带一路”首先应该有法治思维，具备了法治保障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中国。所以他今年还有一个提案是关于加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法治保障，因为当今的国际社会是以法治为基础、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中国需要在法治文明方面与国际接轨，互相学习，并实现引领。 王俊峰还在另一个提案中建议向国际组织推荐法律人才，他表示这与中国的“走出去”有密切关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才众多，但是在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里面工作的中国人很少，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有那么多青年才俊，应该推动、鼓励、培养更多的人才直接参与到国际活动当中去，在国际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推动中国社会化智库发展 现在已经有众多企业界人士参与到中国智库的建设中，相比之下法律人士参与智库建设的还比较少。作为CCG的副主席，王俊峰是最早参与中国智库建设的法律人士，他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法律人，参与到智库建设的队伍中，共同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 在王俊峰看来，智库的“智”，并非一两个人的聪明智慧。“智”，要讲专业和科学性；“库”，则与大数据相连，如果没有数据，决策就会出现问题。国家的发展，特别需要智库的参与，特别是在当今的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所有决策通过科学论证非常重要。长远来看，中国智库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王俊峰一直为CCG探索、开拓社会智库创新发展模式的道路感到骄傲。今年两会，王俊峰还提出了推动体制内智库市场化的提案。目前国内体制内智库有很多人才，也有多年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沉淀，但是由于机制约束和社会化、市场化不够，智库资源不能有效利用，需要进行整合、转化，以充分释放沉淀已久的智慧。他认为中国未来十年，智库的发展一定是独立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这样智库才有生命力。同时，中国智库不仅仅要满足国内的需求，还要满足大量的国际投资人、国际组织、包括个人的需求，因为他们来中国发展，需要了解相关情况。现在很多在中国发展的外国智库，扮演着很多角色，实际上也占有很多国内的智库资源。 从国家机关到下海创业，从国际化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到中国律师行业的引领者，王俊峰始终怀着推动国家法治建设和律师行业发展的理想锐意进取，并将肩负这一责任继续执着前行，为中国法律人赢得国际尊重。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3月刊总56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4月7日 -
张亚勤：互联网的未来有三个维度
专家简介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互联网的未来是本届博鳌论坛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从一年前“互联网+”的口号，到博鳌开幕前一周机器人AlphaGo击败人类围棋冠军，对互联网各个层面的思考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在分别讨论了共享经济、O2O、智能城市、智能制造、可穿戴设备等话题后，论坛在最后一天索性就以“互联网的未来”为主题展开对话。百度总裁张亚勤认为，互联网的未来有三个维度，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13次来到博鳌论坛的张亚勤表示，过去30年，我们做的是确保物理世界能够成为虚拟的世界，把所有东西数字化，所有的工作量电子化。未来30年，我们则要把所有的虚拟世界再转化为物理世界。那么互联网的未来有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就是大家一直谈论的，互联性无所不在，物联网、万维网等所有的东西都会连接起来。只要有电就会有智能，就会有互联性。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虚拟世界在快速进步。虽然许多产品和公司在发展初期已获得很多风投注资，但可能需要5年左右才能真正成为主流。整个生态系统还是需要进行细化的改善。 第二个维度，是要把虚拟世界的模式应用于实体经济，例如共享经济。在中国大家大都体验过O2O，从线上到线下，比如网上定餐、订票，或者看病约号，租车、订车。目前60%的中国人通过软件来叫车，而几年前这个数字可能只有5%到6%。整个医疗系统、物流，以及教育系统都会受到影响。中国的传统行业比较开放，欢迎这种互联网的改变，相比之下，美国的意愿度就没有很强。 第三点是一些技术上的突破，比如人工智能、深度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AlphaGo取得人机大战的胜利，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也是重要的里程碑。人工智能并不是那么神秘，已经存在60多年了。我们要不断地确保计算机像人一样具有智能。第一个层级，能像人一样说话，有像人一样的行为，能够学会各种各样的语言，能有视觉能力。第二个层面，能够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推理。AlphaGo就意味着这样进度的进展，特别是深度学习方面，能力表现出极大的增强。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第三个层面就是像人一样有感情和自我意识。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方面已取得很好的进展。在狭义方面，AlphaGo打败世界著名围棋手，而且围棋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游戏之一。但广义来说，很多技术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了。餐厅订座、搜索、机器翻译、无人驾驶等，已经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做过归纳，人工智能已经实实在在地来临。张亚勤认为，我们要了解这个趋势，不要害怕人工智能。它将改变互联网的未来，也将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以及社会的结构，没有什么恐怖的。他对于这场转型表示非常乐观。 面对关于人工智能的热烈讨论，尤其是机器人将人类取而代之的担忧，张亚勤认为，如果人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个物种，而且这个物种更聪明、更明智，那是自然发展的一个演化，是一件好事。短期他只关切三点。 第一，保持人工智能的可控制，就像核，既可以成为武器，也可以成为发电的能源。关键在于人类掌有控制权。 第二，技术本身将会完全地改变我们的社会架构，一些公司可能会消失，一些工作岗位可能不再存在。这些都是可能很快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教育要跟上发展的步伐。 第三，随着机器智能化水平提高，人们有可能会过度依赖于机器，人们的智能水平会有下降的风险。文章选自FT中文网，2016年3月29日
2016年4月6日 -
王辉耀：未来中国要转型，要开始考虑利用全球的人才红利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中国过去30多年之所以迅猛发展，是因为把全国的人才流动调动起来。每年毕业的700万大学生可以去全国各地，可以在任何城市工作，人才流动是非常自由的。农民工可以去全国任何地方打工，也是非常自由的。全国的人才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带来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辉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人口老化已经占到很大比例，沿海劳动力短缺已经让很多工厂停产。未来中国要转型，要开始考虑利用全球的人才红利。出台一系列政策，建立国家移民局，在国际上建立世界人才组织，可以让中国更好地在未来打下机构的基础和制度的优势，来吸引全球人才，让中国未来的软实力、创新转型得到更大的发挥。从过去的全国人口流动、人才流动，到未来的全球人才流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机遇。怎样抓住这个机遇，也就是要怎样抓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指中国人，也需要全球的人才参与进来。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对我们未来的转型、经济的增长，都会有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现在国家很重视这方面工作，中央也已经在考虑建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的建议。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进来，开展更多的国际人才比较、国际人才研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专门从事人才研究以及企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的研究工作，可以做很多这些领域前期的研究和准备工作。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从事国际人才组织的工作。我们还要联合一些国际人口大国，可以从双边交流开始，例如可以与澳大利亚开展双边的人才交流，可以和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分别开展双边交流，然后逐渐形成一个多边的机制，建立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就像与金砖国家有经济方面的组织，有亚投行是关于投资方面的组织，中国与其它国家也可以建立一个关于人才流动的组织，可以对未来人才流动起到引领和治理的作用。正如OECD这些国际组织对全球治理和发展，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中国来成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也是非常必要，而且中国非常重视人才，"人才"这个词汇本身也是中国的一个发明。 设立移民局和吸引国际人才并不矛盾，可以同步进行。中国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国际人才吸引工作，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办从国家层面出台的文件，意义非常重大。正如1979年中国出台了《中国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吸引外资、外商来华投资起到推动作用。现在中央和国务院出台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和服务管理的意见，也对未来外国人到中国来发展、外国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起到决定性、推动性的作用。如果设立国家移民局，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在这一方面建立制度优势。同时在国际治理方面，在国际人才流动、国际人才发展、国际人才使用和未来国际人才的学历认证、资格认证和留学生往来、人才互派、交流等方面，如果有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发挥作用，将是非常大的进展和极大创举。中国本身有巨大的人才基础、人才流动，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有必要来建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这对世界来说也是重要贡献。鼓励多元智库发展 推动形成政策采购市场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推动政策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CCG自2008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关注国际人才研究，也为中组部、统战部、科技部、教育部等与人才工作相关的部委做了大量的课题，提出很多建言献策。一直参与国际人才领域的研究和政策推动，CCG非常高兴看到中国在人才工作上迈出这么大的步伐，也看到中国的人才工作开始不断地迈向新的高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正在不断形成。 中国体量巨大，中央和政府的影响力很大，从中央到地方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政策来讲，如果一个政策设计的好，可以带来很大的效果，这是政策红利，但如果一个政策设计的不好，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比别的国家更有需求建立智库体系。通过智库体系的建设，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加强民主协商。加强智库体系的建设，能够在各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政策竞争的市场，同时又能够帮助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体系，避免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出现偏差或者失误。中央提出加快智库建设，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是非常及时、到位的建议。中国体量巨大，任何决策都会牵一发动全身，需要多家智库参与政策，形成一个智库的政策采购市场，便于政府更好地优化决策，同时也能帮助中国打造力，对中国的思想走出去、智库走出去都将是非常好的载体。所以智库的建设对于现阶段中国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建国以来也有很多的官方智库，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鼓励多元化的智库。就像中央文件里面提到的，既要有国家的智库，也要有大学的智库，有企业的智库，更要有社会的智库，就是民间的智库，智库的多元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智库间应该有一些竞争，或者政府在政策采购方面，可以更多地选择各种不同的智库，有意识地让不同智库来参与决策，而不是说只依靠某个部委的研究院，或是依靠传统上的研究中心，那样时间长了后可能会有一些弊病。鼓励多元化，同时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民间智库是很有必要的。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经济市场，现在如果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民间智库，就能搞活中国的政策市场、思想市场。同时，就像当年发展民营经济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发展民营智库，也会带来中国智库的大发展。任何的市场里面，有一定的不同体系、不同载体的话，会加快、促进良性的循环，促进他们之间的共生和竞争，同时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多优化的机会，这是中国智库应该更多努力的方向。文章选自国务院参事室网站，2016年3月17日
2016年4月5日 -
张磊：真正的好公司是创造最大化的价值
张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2016年IT领袖峰会日前在深圳举行，腾讯科技在峰会现场对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张磊进行了专访。作为曾经成功投资腾讯和京东，如今掌管百亿美元的基金掌门人，张磊一直以长线投资著称。VR和人工智能会在未来绽放高瓴资本很少提及其投资项目或投资记录。不过，对于接下来有哪些值得长线投资的方向，张磊对腾讯科技表示，自己很看好人工智能和VR行业。“人工智能、VR以及行业应用长期来看都是大有可为的，VR和人工智能也很有希望把这些东西彻底绽放出来。”张磊透露，高瓴资本目前已经投了很多这方面的项目，很多这方面的科学家都做得不错。我们做金融，就希望把产业服务好张磊表示，自己也很看好京东近年来在金融领域的布局。“京东集团，也包括腾讯，在互联网公司中都是创新力很强的公司。”本届峰会的举办地深圳在最近半年迎来房价飞涨，这已经影响到了当地的不少创业公司。张磊认为，长期来说，经济的增长需要依靠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推动，没有科技、没有生产效率的提升，没有技术的提升，只是纯粹的虚拟经济是有风险的。“金融还是要为产业服务，我们做金融，就希望把产业服务好。”真正的好公司是创造最大化的价值近日，“十三五”规划草案中删除了“设立战略新兴产业板”的相应内容，外界有传言称“战略新兴版”可能会取消。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也明确表示，设立战略新兴产业板的具体问题，还要做深入研究论证。有不少IT业界人士指出，一旦战略新兴版取消，不少选择私有化的科技公司可能受到较大影响，因为一些科技公司正是准备回归国内登陆即将设立的“战略新兴版”。张磊则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为，真正的好公司是不会被这一点问题所阻挡的。“还是那句话——勿忘初心，看你能不能创造最大化的价值，中国的事情都是一扇门关了，另外一扇窗就打开了。”文章选自腾讯科技，2016年3月26日
2016年4月5日 -
王辉耀：人才新政有利于建立人才制度优势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月份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此外，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3月1号起正式实施，上海前段时间也出台了人才新政20条。我们能看到最近半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国际人才方面的新政策出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对人才工作的重视，创新人才，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这次工作报告一个重点。这实际上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这次的"十三五"规划草案里面，专门有一个章节是关于人才工作的，同时还提出了很多的人才项目，提出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最近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国际人才的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在不断地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按照联合国和有关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而在全球平均来看，国际人口在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比例是3%，发达国家是10%以上，发展中国家是1.6%，印度的比例也达到0.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本身国际人才的流动和比例都是非常低的。 中国过去30年是全国人口的流动，未来可能需要全球人才的流动。中国现在的货物流动做得最好，资本流动现在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多优势，中国也在迅速发展。人才流动方面，中国如果没有很好的机制和新的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的话，会处在一个不利的局面。未来建设创新性国家，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模式，提升经济，更加关注人才特别是国际人才的吸引和使用，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渠道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现在中国与国际上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现在中美之间每天往返的人数就达到两万人，中欧之间每天是1万5千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去的新移民达到了1千万，出去的留学生也达到了4、5百万。中国在海外的国际人口群体越来越大，约有6千万华人华侨。如果他们的二、三代都算上，可能有7、8千万。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与中国的合作与往来是越来越密切的，近期的国际人才政策非常受到关注。 例如这次的政策中提到，海外华人的博士就可以申请绿卡，以往的很多限制取消了。不仅是华人华侨，还包括外国人、外国留学生，如果在北京工作，年薪能达到50万、纳税达到10万，就可以申请中国的绿卡，在上海是年薪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这项政策实际上对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广大国际人才，都是非常利好的消息，说明中国朝着真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迈进了一大步，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经济转型、创新经济，现在特别缺的就是人才。近期人才新政的实施，有助于企业吸引到大批新的国际人才，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优秀的来华留学生也可以留下来为中国企业所用。对于很多事业单位来说，也是可以更好地吸引国外人才。而对于国际人才来讲，他们也有机会到中国来，为中国的发展出力，为中国的走出去提供更多帮助。中国现在对外投资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更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如果没有国际化的团队和国际化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包括华为、万达、中兴、联想、阿里巴巴、小米等大量的企业走出去，首先要有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做支撑，不仅是中国人，也需要外国人，需要国际人才。人才新政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特别是像中关村的创新企业，对于这些要打造中国的硅谷、打造中国的创新引擎、带动中国创新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支撑来得非常及时、非常到位。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政策进一步放宽 中国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虽然很早就有，但是一直在政策的力度、宽松度上有限，这次相对来说是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但是仍然有一些可以不断改进的地方。对于华人来说，现在申请绿卡要求有博士学位，今后可以让具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华人也可以申请绿卡，不一定非要有博士学位的限制。现在的很多政策还只是局限在中关村等试点，希望可以尽快地向全国复制、推广。北京的政策开放了投资移民，边远省份可以因地制宜地出台当地吸引国际人才、吸引国际投资的政策。总的来说，政策还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地区性差异。 设立国家移民局 随着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的不断展开，工作量会慢慢上来，我们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项工作基本上各个国家、地区都有专门的机构。像中国的台湾地区，6、7年前也成立了移民署，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际人才。因为吸引一个国际人才，往往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例如，他不仅要办签证，也要办工作许可，有的还要办外国专家证，办家属的证件，还要提供很多福利便利，也就是说政策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涉及很多部门。前些年中国的绿卡政策，涉及了25个部门会签，所以有必要把具有国际人才管理经验的部门和人员汇集起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加强这方面工作。成立中国的国家移民局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时机也比较成熟。特别是在这次中办和国办发布的《意见》中专门提到了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从这个工作角度来讲也是有需求的。这方面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例如美国有专门的移民管理部门，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有类似的机构。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主要是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国欢迎全世界的人才来落户、来发展、来寻找机会，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作，原来是由不同的部门分别在做，如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协调，综合管理，会极大地提高效率，也简化了国际人才各种手续的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这方面的服务，包括政府的管理都要跟上。同时除了正常的移民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非正常的移民，甚至包括偷渡等特殊情况，需要参照国际标准来处理。包括未来有可能还会接纳部分国际难民，这都需要一个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来做。现在首次从国家层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文件，表明了中国要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那么建立一个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时机也比较成熟了。 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大国、资本流动大国。贸易流动领域有WTO进行全球治理，资本流动领域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现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工程师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的管理和提升。中国发起了亚投行，发起了“一带一路”，发起了丝路基金，还有之前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现在是人口流动大国，每年出去几十万的留学生、移民，现在又接纳外国人才到中国来，要从过去30年的吸引外资，到未来30年更多地去吸引外才。中国现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今年又举办G20峰会，建立一个“人才WTO”，也就是世界人才组织（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很有必要。而且中国主动发起一个国际组织的话，包括人员设置、机构等会像亚投行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中国本身就是个人才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同时能够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贡献，也是很有必要的。文章选自国务院参事室网站，2016年3月17日
2016年4月5日 -
孙立哲：没有道德法律约束，医疗系统将是地狱
孙立哲，万国集团董事长兼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导语：医疗问题背后涉及的是人的生命权问题，而作为人第一权利的生命权却在当前医疗体制下被轻视甚至被践踏。做过传奇赤脚医生，又在国外接受专业医学知识的孙立哲，独家为搜狐文化提供了自己对于当前中国医疗体制问题的思考与担忧。“三明治”医疗结构：病人生命自主权的丧失 我先从这个医疗的本质说一下，看看什么叫医疗。现在一般的看法医疗是一个层面，也可以说是一种职业，也可以说是一种专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作为医生这个角度对它有一个定义。第二个就是它的地位，一般人认为医生是把医疗的产品，比如药、医疗器械，放到病人身上。这个药和器械都不能直接被别人所用，它必须通过中介系统。这和任何产品都不一样，任何产品都可以直接销售给用户。现在当然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没有毒的维生素可以买，但是真正的抗癌药、治疗药、麻药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自己去买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讲，它的中介性、中介系统面临着非常复杂的问题。 这个复杂的结构在于什么？在于它存在中介的人。这里头存在三个利益主体，一个叫医生。刚才说定义医生个人或者医疗机构，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个利益主体。第二个利益主体就是在医疗结构中产生药产生医疗器械、建造医院的这些人，背后的投资商。而最根本的利益主体是谁，是病人。那么在这样一个结构中，就是这样的三明治结构或者双重代理结构中，为什么会产生双重代理？这有一个中介医生，为什么存在？这是因为医疗的特点，它的医生和这个复杂的医药系统，存在一个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你要让老百姓全部懂医疗，然后使用这个医疗产品和药品，这不可能，发生不了。这个叫什么，叫信息不对称，医生所了解的信息、了解的知识，和病人了解的知识完全不同。这样的话，它的病人就缺乏自主性，当病人缺乏自主性，病人就对医生和医疗系统产生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就给医生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是道义上的责任，法律上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 这个社会责任让他决定什么，在几个利益中作出选择。一个就是对于个人的利益作出选择，是不是利益最大化。第二个是对于制造药品的商人，在医院的投资人。实际上可能的双重利益是什么利益呢？就是他给我回扣，我给他卖多少东西，这个现象是当前最大的。就是我为了实现我的利益最大化，那我和谁谈判呢？我和供应商谈判，就是我和他找到一个价值均衡，这个体系就可以运行。这时候忘了谁是病人。所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结构，造成了它的两个利益主体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病人真正地丧失了主权。我们说每个人的生命权是个人的一种根本主权。那么他就是丧失生命权的一个最根本的结构。那么这里头会产生多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无限的歧视。什么叫无限的歧视？就是完全是一种市场经济，叫做定价系统。什么叫定价系统？我问你一句话，你命值多少钱，你怎么回答我？ 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医疗系统将是地狱 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得衡量。当你严重痛苦的时候，或者生命即将丧失的时候，人们的支付意愿几乎可以到100%，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我把我的网上名字叫生命无价，因为想给生命定价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到危机的情况下，生命无价就是说我要用一切的办法。我不是一个人，我是我所有的资源背后的人，因为任何个体和它的社会关系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之间也有网络。而且社会对这种弱势——失去健康、失去生命的人，是有同情的，会有移情，所以说这个价值叫做情感价值。比如说我的母亲，我家里的亲戚、朋友都要来看，都要帮助你治病，帮助你找药等等，那么这个时候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谈判地位？就是绝对的谈判地位。换句话说，医生如果缺少这三个，一个道德责任，一个法律责任，一个社会责任，如果丧失这三个责任会出现什么？如果我丧失道德责任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我是为我服务的，我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是说我几乎可以让你有多少钱都花出来。 所以说没有法律，没有道德的人，或者道德沦丧的人，会通过这个信息不对称，取得一个极限的生命价值或者痛苦价值，然后夺取财富。那怎么办？就产生了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就是说在所有的行业里头，医生的政府干预和法律干预是最严重的，为什么最严重？如果它不严重，整个的体系，在没有道德约束的环境下，这是一个地狱。我们的医生在没有法治、没有道德的体系中间，医疗系统是个地狱。为什么是个地狱？因为它可以为了个人的利益，或者背后还有一个推波助澜的力量，把最好的药用在最不恰当的病人身上。为了夺取钱，扎针可以不要钱治病，你给我用了五万块钱给他，他也会买。只要有人买你就卖这个药，这就是整个系统失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医疗信息不对称：激发医生的欲望 医疗的问题叫产生外部性问题。因为你没法定义，一个人的价值，这种医疗价值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医疗价值不是输送医药，也不是看病，也不是开刀，医疗的本质是情感物品。它是产生情感的一种专业，所以说医院的产生不是因为药先产生的，医院是教堂、教会、死人关照出来的。所以说医院、医生这种体系跟药都没有关系，医院都是临终关怀出来的。 那它的这个外部性问题是什么？当一个人的医疗得不到很好照顾的时候，当他的分配不合理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第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跟他的亲人，比如说快死的人还会产生经济价值吗？这些人在商品社会中没有经济价值。但他不是经济和社会的一般性物品，不是用商品交换这样的体系来衡量的价值，他的价值完全是体现在情感上的。比如说，我母亲96岁，我不想让她死，她的存在就是我的一切。我的小孩是一切的一切，如果这样的话，都不能想像小孩生病的时候，会紧张到什么程度？ 如何来看人的外部性呢？外部性的意思就是怎么来定义健康问题。你拿一个框架定义你个人的健康，定义的同时它的意义又在这个定义之外，在人和其他人的关系之中。更大的问题是跟当事人无关的人，就是移情的问题，当这个问题出现不公平的时候，你会如何呢？比如天价药的出现。所以医生这个职业都是由于人的情感需求产生的一种衍生品。没有情感是没有一切的，因为情感是及他的，不是自我照顾的。否则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还能有情感吗？ 那么在所有的行业中，医疗行业是情感物品，这种结构叫双重代理结构。双重代理结构简单的就是，医生在结构中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把三个利益变成个人的利益、以及供应商的利益。那么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就是我不顾任何人的利益，我只顾我一个人的利益。他可以和两方谈判，一方就是你给我药，谁给我的回扣高我给谁药开，那就医药厂之间就会产生竞争。所以中国医疗的问题就是把医生的欲望激发出来了，而欲望是可以无限放大的。 如果医生不负责任，而且他又有决策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行使这个决策呢？他可以跟不同的制药厂谈判，最终大家争相来抢夺向他卖药。如果在一个没有道德，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他还会跟病人的要价约等于他的病痛生命价值。痛苦生命价值没有定价的，价格就是你的支付意愿。在那个极度痛苦的时候，任何东西对我没有意义，生命是唯一的意义。很多人说我还守着一个存折，多少钱我都要买，我都要活着。所以很严重的病，像肿瘤，但是病人仍会花大量的钱，他的支付意愿是最高的时候。在这个失去道德的时候，在这种没有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的时候，在社会中的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整个天平会向病人倾斜吗？孙立哲博士简介孙立哲，1951年生，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后经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文章选自搜狐文化，2016年1月21日
201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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