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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中国大外交
“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 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正式实施，中国形成了包括“两条腿”（“新型大国关系”与“一带一路”）和“一个圈”（周边外交）的大外交。“一带一路”彰显了和平、尊重、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其国际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突破国家间安全困境，二是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在国际社会上的软实力。“两条腿、一个圈”的中国大外交 中国形成了“两条腿、一个圈”的大外交。其中，“两条腿”包括了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一个圈”则指的是针对亚洲邻国的周边外交；三者互相交接、相辅相成。 一、新型大国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是当前中国发展同大国关系的外交。“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互为依托。只有构建良好的新型大国关系，才能确保“一带一路”顺利推进；而“一带一路”的实施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战略“大后方”。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这个理念是针对中美关系提出的，但它同样适用于中国同俄罗斯、印度以及欧洲等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而这些国家也大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大国。从地缘政治上看，能够对中国的发展和“一带一路”构成致命的外在威胁和挑战的也正是这些大国。只有处理好同这些大国的关系，才能确保“一带一路”顺利实施。今天，中国与这些大国交往，要解决的不仅是经贸问题，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于中国而言，同美、俄、印、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保持国内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持国际和平的需要。 在中美关系上，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相对衰落，中美之间的博弈有所升温。虽然双方都希望博弈能够导致双赢而非“零和”的结果，但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大国之间的博弈很容易受非理性因素影响，其结果不见得就是博弈者所预期的，甚至可能相反。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崛起中的大国经常挑战守成大国，而后者往往对前者产生恐惧和戒备，从而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导致一波又一波的战争和冲突。 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早在2013年，中国就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目的就在于避免历史上一再上演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争霸而导致战争的悲剧。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同美方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提出，美中两国都有能力管控分歧，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或多或少表明，当前中美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朝着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努力，这也是两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出路所在。 在中俄关系上，“一带一路”经过中亚、东欧的广大地区通往欧洲，而这一带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利益的核心。因此，中国必须在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同时，注重与俄罗斯的合作。在这方面已经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机制，即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是针对有关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恐怖主义，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它可以为“一带一路”提供助力。目前，俄支持“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这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与中亚国家拓展合作。 在中印关系上，“一带一路”经过东南亚，到达印度洋和非洲，因而也涉及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近年来，无论在中东还是非洲，印度已在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快速崛起和“走出去”已经引起印度高度关注。中印之间还存在领土主权纠纷，但如果处理得好，两国就能够克服地缘政治利益纠纷，实现合作。毕竟，中印相处数千年都没有大的冲突，今天两国间的纠纷是西方帝国主义遗留的问题。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过程中，如果能考量到印度的地缘政治利益，两国就可以找到巨大的合作空间。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它也延伸至欧洲一些发达国家，但沿线的60多个国家大都是中小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关系的经验上讲，中国仅有新型大国关系是不足以立足国际政治舞台的；而通过“一带一路”大力拓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为中国开辟国际战略的“大后方”。只有这个“大后方”巩固了，才能具备更强的实力和基础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二、“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可以看作中国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包括经贸、金融、基础设施、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素呈现很强的互补性，如果能够有效结合，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沿线国家多半拥有丰沛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但普遍缺乏资金、人才、技术，且面临基础设施不足、市场规模过小、治理能力不佳等瓶颈。而中国所具备的三大优势可以协助这些国家克服瓶颈，激发经济发展动力。 一是基建优势。今天，中国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堪称世界第一，有能力同时在多国承建水库、电厂、超高压输电网、深水港、机场、工业区、传统铁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移动通信网络等项目。中国也有能力协助整个地区（如东南亚）建设跨国基础设施网络，让各国克服国内市场规模过小的障碍，并能够在地区内发展产业分工，形成跨国产业集群。 二是智力优势。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培养了大量经济发展、公共治理、城市规划等领域的人才，并自行摸索出有效并用“市场”与“政府”的独特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可以与沿线国家分享这些经验，提供管理与技术支援，并协助培养人才。 三是金融优势。中国同时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丰沛的国内储蓄，并已建立独立的全球支付系统，中国和许多国家都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日益普及。随着人民币即将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并占10.92%的权重，人民币将加快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并位列美元（41.73%）、欧元（30.93%）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因此，中国有能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融资平台与信贷机制。 三、周边外交 周边外交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核心和前沿，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决定的；而“一带一路”的起点就是中国周边地区。 在世界大国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特殊。同英国相比，英伦三岛孤悬于大西洋，英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而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同美国相比，美国周边只有两个国家，即北面的加拿大和南面的墨西哥，地缘环境非常简单，且这两个国家的实力与美国不可相提并论，并都需依赖美国发展；而中国则不同，周边有十几个国家，包括了俄、日、印等强国。所以，中国外交不能机械地模仿英美，必须根据自己所处地缘政治环境，制定务实可行的外交战略。 当今国际安全领域的多数热点问题都发生在中国周边，其中很多是和中国直接相关的，包括朝鲜核问题、东海主权纠纷、台湾问题、南海主权纠纷、缅甸问题、中印边界问题、阿富汗问题等。近年来，旧的问题和矛盾依然存在甚至加剧，新的问题也正在出现，随时都可能转化成重大危机。 周边地区是中国国际秩序的基础。中国要塑造有利于己的国际秩序，就必须把战略重点放在周边。未来中国要面对的危机更可能直接来自周边的中小国家。而如果周边发生重大危机或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出现重大危机，就会对中国国际秩序造成直接和严重的冲击，甚至可能导致中国崛起的根基不稳。 几乎所有周边国家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目标，而“一带一路”则是将这些理念付诸行动、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好途径。 此外，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压力仍然来自美国。但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纠纷，且两国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中美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更可能是中国和周边美国盟友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这就意味着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和周边外交也是密不可分的，必须齐头并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的国际意义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有助于突破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二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双赢，更好地承担大国责任；三是形成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一、突破安全困境 “一带一路”通过发展和强化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有助于突破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并为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动力。 第一，“一带一路”是中国应对美国战略挤压的必然选择。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在亚洲的外交空间受到挤压。但中国并没有挑战美国的外交战略和国家意图。无论从中国的文化精神还是实际能力看，中国都不会和美国“硬碰硬”。而与此同时，美国“重返亚太”迫使其把战略资源从其他地区调动至东亚，这必将导致美国的战略能力在这些地区相对下降。因此，今天在中东、非洲、中亚等地区，美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声望已大不如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然走向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的地区。“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种战略选择，其主轴当然是经贸，但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中国面对美国战略挤压而“向西看”的外交政策考量。 第二，“一带一路”可以为突破中日在东亚的安全困境创造条件。近年来，中日关系因东海主权纠纷尤其是钓鱼岛争端而停滞不前，两国地缘战略竞争有所上升。而“一带一路”的实施可以把中日之间的竞争延伸到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去，从而降低中日在东亚竞争的激烈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一定优势。实际上，一国在海外的竞争优势就是其内部优势的延续。当前，日本国内的经济发展优势已基本用尽，很难再如往日那样在国际社会扮演经济发展的“领头雁”角色。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优势决定了中国有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扮演这种领导角色。 第三，“一带一路”能够产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从而缓解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客观上讲，无论有没有“一带一路”，南海主权纠纷都是存在的。但有了“一带一路”，就可以把蛋糕做大，在地区国家间催生更多的共同利益以及合作的必要性，从而缓解紧张局势。 第四，“一带一路”有助于突破中国与西方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安全困境。当前，西方经济复苏乏力，仅靠美国与欧洲央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无力解决失业、产业流失、民族矛盾等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同时，西方国家经常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等理由将中国的资本和产品拒之门外。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很难得到根本改变。因此，中国要在继续努力和西方打交道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自己的优势，寻找新的贸易和投资空间。换句话说，中国在经济上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条腿在西方国家，另一条腿在发展中国家。而“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找到这些新的投资和贸易空间，从而减少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贸摩擦及其引发的其他问题。 二、承担大国责任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全面发掘与沿线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互补互利机会，与这些国家实现双赢，从而承担更多大国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向国际、承担国际责任之路。 一方面，“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对此，国内的深化改革自然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可以充分发挥外部经济要素的作用。这样既可以促进国内改革，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改革的压力。历史上，西方发达国家在成长为经济大国（从低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无一不充分利用了外部经济要素。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伴随着对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中国当然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须找到一条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今天，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国家变为资本过剩国家，具备了庞大的资本积累（包括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如此庞大的资本大都存在银行，不仅没有增值，而且面临贬值的风险。不可否认，国内仍有很大投资空间，中国也会继续在国内投资；但同时，中国资本在加快“走出去”，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大量资本积累转化为投资，从而实现保值增值；而沿线发展中国家要做的就是利用中国的资本来加快国内建设、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眼下中国经济规模空前庞大，在主要工业部门均拥有巨大产能。“一带一路”不仅有助于为中国企业成熟的产品找到广阔的海外新市场，而且有助于将中国国内富余的产能有秩序地向外移转，转化为沿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要素，在促进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也可以得到全面提高。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可以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沿线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一带一路”通过将外部经济要素（资本和技术）引入这些国家，同其内部要素（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相结合，从而大大激发它们的经济发展动力，并带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国家经济伙伴关系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今天，西方国家虽然发达，但也面临继续发展的瓶颈，在相当程度上缺乏发展动力，更无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即使那些具备援助能力的国家，也往往对援助和投资附加了民主、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前提条件，使很多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反而严重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则不一样，对外投资和援助比较务实，没有附加条件。中国在过去对外投资和援助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所以，今后中国会更加关注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但不会像西方那样附加前提条件。中国的做法是提供沿线国家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让它们同中国一起发展起来。只有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富裕起来，中国自身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三、形成在国际上的软实力 “一带一路”为中国在国际上建设软实力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平台。它有助于把中国发展的宝贵经验传播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的独特发展经验。这样既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也可以实现中国软实力在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今天，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上仍面临巨大压力。二战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虽然殖民统治模式促成了宗主国的发展，但被殖民国家的发展则失败了。二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独立，但独立后继续依赖西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仍是最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是由于原先的宗主国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新独立国家的发展。显然，这种发展模式也失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但“华盛顿共识”主要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总结，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 而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是由多方面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的发展成就。不管中国存在多大问题，在三十多年里从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深感兴趣。其次，中国在很多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如通过发展来减少贫困、通过融入世界来谋求发展、通过发展来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等。第三，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其实，中国的经验并非和西方的经验完全相悖。在市场建设等诸多方面，中国吸收了很多西方经验。但中国并非机械地照抄照搬西方经验，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实际状况，不断修正西方经验。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今后，中国可以一边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一边通过“一带一路”，根据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提供帮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强国。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要求中国既要“走出去”，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也要承担起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无论“走出去”还是承担大国责任，都将面临巨大挑战，都需要大外交战略来推动。“一带一路”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全面走向世界的开端，也是中国崛起必须通过的重要“考试”。 （《当代世界》2016年2月刊 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张弛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2016年4月22日 -
王柏年：亚洲价值观的智慧是慈悲，利人利己
理事简介王柏年，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常务理事。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柏年基金会主席、CCG常务理事王柏年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亚洲的价值观是圆，有轮回，而非西方的直线。以下是嘉宾发言实录 我觉得亚洲价值也包容了许多中国理念。亚洲价值是一个圆圈，因为我们相信轮回。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死，所以成立一个基金会把钱捐走，因为我死之后钱对我没用。西方人到90岁还是要努力挣钱，他们的价值观是一条直线。 我们亚洲价值相信慈悲，我觉得最大的智慧是慈悲，利人利己。现在我放下生意，也不追求名誉，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以前在加拿大管工程，800人搞施工，他们都比我高大，谈工作我跟他们是直來直往，一点也不客气！但是下班后还是很谦卑。所以我觉得亚洲人的谦卑、慈悲、关怀，这些都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是加籍华人，对国情，对体制都不甚了解，但我在中国找到了五千年文明的根基，这五千年文明根基有禅宗、有佛教。我跟所有的人，欧洲，美国人介绍亚洲价值，沟通没有认何问题！许多国际友人都认可亚洲价值。 （根据嘉宾在CCG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4月22日 -
李文：用“混序”思想来创业和管理
理事简介李文，企业项目化管理创立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微博上的李文像是“愤青”，总是操心天下大事。然而，在谈到企业管理时，就能深深感受到他的“术业有专攻”。多年来，他的丰富实践、潜心思考和冷静观察，使其对如今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中的企业管理有着独到的洞察和深刻的见解。◎ “‘混序’管理是科层制管理和项目化管理的共存 “混序”是李文管理思想的核心，概念来源于一位美国银行家，李文将其追根溯源，丰富发展。顾名思义，混序就是“混”和“序”并存，“混”是“混沌”，“序”是“秩序”，混序管理是一个组织体系里面同时存在混沌和秩序两个方面，也可以简单地理解成金字塔式的科层制管理与扁平灵活的项目化管理的结合。 混序管理的产生，与传统管理方法的诸多弊端有关。传统的管理方法为金字塔型结构，其严格的流程、规定、内部的官僚制、领导的地盘意识和小团体的观念，很挫伤员工积极性。项目制管理则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与活力，具体做法是把员工从各个岗位、部门抽调出来，成立团队，以项目为单位，大家相互协同和配合。“层级式的或金字塔式的组织采取严格的命令控制，要求令行禁止，下级完全地服从上级，而项目化的小团队要求平等、合作、共享，自发管理，团队没有中心，不是看谁官大就听谁的，而是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共同决定。” 与传统管理方法相比，“混序”管理最根本的是改变了分配机制。“这种机制下，其实团队成员每次创新都相当于一次创业，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内部项目成员的地位，这种机制好过任何传统的激励、考核。”因为员工的身份和心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项目团队机制里最关键的是把员工的身份改变了，员工不再是打工仔，而是合伙人，是内部的创业家或创客，最关键的是员工变成了一个合伙人，能够参与项目成果的分配，这种激励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 “创业也分为‘混’和‘序’两个阶段 “混序”思想同样适合于创业企业的发展阶段，创业企业从0 到1、从1 到Ｎ的阶段也是从“混”到“序”的过程，用“混”来创生，用“序”来发展。“‘混’解决的是从0 到1 的问题，在一个混沌的模式进行多元化的混合和碰撞里，不要用权力去控制或干涉，让创意自由地产生，主要特点是开放、透明、平等和共享。‘序’解决的是从1 到N 的问题，使创造出来的产品快速地成长及规模化运营，需要强有力的有秩序的组织和机制来使其落地，通过标准化的生产不断去复制，不断去扩大产量。” 这就需要创业者根据不同的阶段来调整自身的管理思想，不断去改变自己，调整公司的企业文化。“‘混’的阶段一定要放开心态，放下姿态，给创业伙伴充分的自由，让他们各抒己见，广泛地吸纳大家的意见，直接采取很简便的、很灵活的小团队的方式，不要那么多的层级，不要设那么多的部门”，通过放任自流产生创意和想法后，“就迅速进入序的阶段，这时候要用纪律、制度、流程规范大家的行为。有些创业者后期疏于管理，没有标准，没有制度化，没有进行规范化管理，弄得最后越来越乱。”◎“混序其实是根据员工的不同来选择管理方式 在“混序”的管理机制下，创业者需要根据员工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地安排工作。“有些人适合序的形式，他们不爱冒险，只喜欢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专业工作，不太爱交际，喜欢由上级拿主意自己去做，不喜欢自己作决策。这类人比较适合在传统组织里、在固定的岗位工作。”项目制管理具有创新性强、挑战性高的特点，需要员工有很强的自信心、很高的情商和爱冒险、抗打压的性格。“项目制管理下员工要能够承压，善于应对变化，不能太脆弱，要经得起打压，抗摔打，最关键的是要有很高的自我管理能力和高度的成就欲望，一个没有那么高的成就欲望的人，很可能遇到困难就退缩。”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混”的阶段或者是项目制管理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但去的是权力的中心化，而不是影响力的中心化，“虽然去除了权力领袖，谁也不是谁的上级，但必须存在一个精神领袖，需要一个权威和领导者”。他的领导力来源不是上级授权，而是自身的能力、魅力和人品。“未来的创新创业可能不需要传统的领导、老板或者高级的官员，但是一定需要这样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他是团队凝聚的核心，是团队在遇到困难还能不退缩的精神支柱，这一点是必须要强调的。”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21日 -
莫天全：创业路上要先行、专注和绝对领先
理事简介莫天全，搜房网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商界精英莫天全有一项鲜为人知的爱好--习武。在他看来，从商和习武有着共通之处，就算日理万机，他也要坚持练习散打、太极。现在，他创办的搜房网已成为国内排名第一的房地产家居网路平台，但他的雄心还不止于此，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中国做一个与道琼斯、麦肯锡、安德信齐名的信息咨询机构，目前的成就还只是一个开始和切入点。◆ “‘先行’，就是你一定要比其他人提早做事情。” 莫天全自认为是一个天生“创业者”，他喜欢新鲜事物，喜欢迎接挑战，坚信创业路上要比别人先行一步。 “如果说30% 的人或意见认为可以做某一件事，包括你自己也这么认为，此时我们就可能非常认真地思考，赶紧采取行动，付诸实施。如果50% 的人说这个事情可以做，我们还可能去做，但要更快地去做。如果60% 甚至70% 的人都说这个事情可以做，那时我们就不能再做了。简言之，我们一定要去做创新的东西、别人没做过的东西。这是把握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莫天全如是说。 从道琼斯回国后，他开始运营国内第一套房地产指数系统。当时，若只卖信息和数据库，很难做大一个公司，于是他抓住互联网兴起的机会，把公司业务嫁接到互联网平台上来，把传统公司转化成互联网公司，带领搜房网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我们一定要先行，即要有先发优势，我们的创业和运营队伍对此都有非常重要的体会。” 现在看来，莫天全当初无疑做了一个正确无比的决定，不过当时这个判断却蕴含了极大的风险。是时互联网出现尚不久，机会虽然大，但行业并不成熟，倒闭的互联网公司也不在少数。在当时的环境下，莫天全表现出胆量和远见，看准互联网的光明和宽广的未来，为公司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我们一辈子并不要做太多的事情，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好了。” 莫天全曾讲过，从毕业到工作创业，会有一个思想变化过程，刚开始觉得世界是我们的，后来发现世界不是我们的，仅仅有做大事的宽广胸怀是不够的，还需要踏实专注地去行动，去做事，实际上一辈子能做好一两件事情就已经很优秀了。“我们要专注才可以做好一件事情，如果整天只是出点子而不做事，就有可能一事无成。所以，我们要记住，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一定要专注。” 结合自身的创业经历， 莫天全认为搜房网的成功与秉持专注精神、扎根房地产市场密切相关。“ 我们有一句口号， 叫‘ Everything Home Online ’，即所有与‘家’有关的行业我们都要涉足，包括现在搜房上的装饰装修和建材领域，也是跟‘家’相关的产业。”目前，随着环境变化，搜房网也做出一些转型，但莫天全强调，“转型始终没有离开原始的方向，虽然具体策略和方向一直在改变，但目标和中心却始终不变，围绕着家和房子，始终没有脱离最初的目标。” 莫天全认为，创业过程中最看重的是坚持早已认定的方向，忌讳新想法太多，经常改变主意和创业方向，摇摆不定，不断做出新选择，最后反而会一事无成，一无所获。“从1999 年创办搜房到现在，七年了，总的方向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我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路子走下来。”事实上，莫天全也被媒体认为是国内互联网界里一直坚定不移的极少数人之一。◆“做事情要做到一定的地位，做绝对的领头羊。” 创业应以“在本领域内做到第一”为目标，因为“这个领域内，一个企业或一个网络媒体只能做老大，做老大很舒服，做老二则很辛苦，至于老三是基本不存在的”，莫天全甚至用极端的声音来表明立场，“我们做事情要做到一定的地位，做企业要做到垄断。我们做绝对的领头羊，最好后面连羊都没有，所以要做到绝对的典型。我常常对公司里的同事说，你一定不要有竞争对手，一定不要让对手长大。你要做强，做到只有你一家。” 这听起来的确是一个豪情万丈的宣言，可以作为创业者创的目标。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成为领头羊仅是一个结果，做到这点需要持之以恒，需要坚持和耐力。莫天全认为自己能在创业路上走到今天，将搜房网做到业界第一，依靠的正是永不言弃的精神，这对很多人而言是很难做到的，“在早期创业、守业过程中，你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没想过就此放弃，我们要永不言弃，这是我在工作和创业当中的一个深刻感受”。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20日 -
王广发校长参加教科文组织2016移动学习周活动
理事简介王广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北京王府学校董事长·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导 语 Lead 2016年3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法国巴黎总部召开2016移动学习周（Mobile Learning Week），UNESCO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出席专题讨论会开幕式并致辞，王广发校长作为中国移动教学项目的成功典范进行主旨演讲。在2016移动学习周的专题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教学、信息通讯技术支持等）参与到移动教学活动中的政府、企业和教育界的权威人士，以专题讨论会的形式将各自的收获与体会进行了分享。▲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作为中国移动教学项目的成功典范进行主旨演讲。王广发校长在此次专题讨论会上做主旨发言，他指出：“长期以来，在教科文组织引导下，移动信息技术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推广示范观摩经验，交流合作学习，探究未来发展战略，实现平等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共享，促进了全球移动信息化教育的持续特色科学发展。” “我们作为引领移动教育全球性发展的教育投资集团和学校，对移动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有深切的体会，希望在全世界播撒创新教育和移动学习的种子。”王广发校长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参加专题讨论会的开幕式并致辞。▲2016年3月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巴黎总部，王广发校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交流。 在专题讨论会进行的同时，王府学校优秀教师代表于瑶、刘红娟老师经过层层筛选，入围最终发言名单，在分会场和workshop做了精彩报告，引来到场的世界各地专家学者赞誉。▲2016年3月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巴黎总部与联合国教科文助理总干事唐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当日上午，联合国教科文巴黎总部，在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方副大使的见证下，王广发校长与联合国教科文助理总干事唐虔签署北京法政集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合作协议。此次战略合作是法政集团与教科文组织在移动教育领域多年共同实践的阶段性成果。协议规定由法政集团捐资，教科文和法政共同落实，将举办未来5年内的“移动学习大会”，以及共同引领全球范围内“最优移动教育实践研究”，旨在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平台，在移动教育领域使法政集团、王府学校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作用。 此次参会以及合作得到了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的高度重视和赞扬，王广发校长受总干事邀请共进午宴。次日，中国驻教科文大使张秀琴在会谈中，对法政集团的创举和王府学校的实力大加赞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事务的助理总干事唐虔主持专题讨论会的开幕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政策与终生学习部门执行长官David Atchoarena主持移动学习周专题讨论。 据悉，为了探讨移动技术对实现教育公平的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11年发起了移动学习周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探讨信息通讯技术作为一种创新手段如何提高教育品质，其他三个副主题分别是“普及高质量的教育”、“改善教法和学习针对性”与“强化管理、规划、评价”。文章选自北京王府学校，2016年3月17日
2016年4月18日 -
李成：一流智库如何运作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作者：李成，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戴闻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文章来源：《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核心位置马萨诸塞大道，与白宫、国会山相距不远。这家成立于1916年的智库，是不折不扣的“百年老店”。令许多人意外的是，其创始人、商人罗伯特•布鲁金斯（Robert Brookings）并没有上过大学。他创立的“政府研究所”，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私立公共政策研究所。在此后美国不断崛起为超级大国的过程中，这家更名为“布鲁金斯学会”的智库，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过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联合国创立等多项历史性决策。布鲁金斯学会还素有“美国政要储备池”之称。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Susan Rice），曾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目前正在这里任职。学会旗下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则拥有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等数位前美国政府中国政策“一把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和“美国十大智库”排名中，这家已经拥有3亿美元资产、20个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中心（中国、卡塔尔、印度）的全球性智库均名列榜首。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向本刊记者细述了其中的故事。美国智库的三种角色《瞭望东方周刊》：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智库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李成：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智库被称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在美国，媒体习惯上被称作“第四权力”）。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智库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严格意义上的智库，不同于民间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是营利的），也不同于游说机构（游说机构不作政策研究），同样不同于一般的基金会（智库研究本身实际上需要外界资金赞助）。其目的，在于引导政策。在美国，智库主要扮演三种角色：知识传播者、研究掮客、政要储备池。美国政府每4年换届一次，换届时，会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里的位置需要更替，其中，会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来自智库或高校。这就是俗称为“旋转门”的美国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应该说，智库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美国人内心深处对于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因此智库不但提供咨询，也批评政策。二战之后，美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增强，加上当时经济繁荣企业富裕，上世纪40年代，美国迎来了智库大发展的时期。布鲁金斯学会是最早成立的美国智库之一，又位于华府的核心位置，长期以来都在参与美国重大内政外交决策的过程，比如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新政、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和联合国成立等，对于美国税制改革、预算和福利政策，更是有过重大影响。《瞭望东方周刊》：成立100年来，布鲁金斯学会实现并保持了全球领先的影响力，其秘诀在哪里？李成：布鲁金斯学会有个“座右铭”：质量（Quality）、独立性（Independence）、影响力（Impact）。布鲁金斯学会至今仍然坚持非营利、非党派的原则。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与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其实在“非党派”这一点上要求严格。如果我们邀请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来演讲，也一定会同时邀请民主党的桑德斯或共和党的特朗普。研究人员每年都要签字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如果要去“站台”，须先离职。甚至在准备参与竞选的过程中，不可以使用工作时间，甚至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电话和复印机。研究人员还要进行财产申报——除了工资以外，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收入都要告知，所从事的咨询活动也要申报，为美国政府进行的咨询活动要特别申报。还有，布鲁金斯学会不作指定课题的收费报告，主要接受不指定研究内容的捐款（unrestricted fund），且所有的报告，包括给美国总统的报告，都是公开的。不过，美国有些智库是营利性的，比如兰德公司；有些则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如传统基金会倾向于共和党。《瞭望东方周刊》：布鲁金斯学会目前的资金来源是怎样的？李成：以2013年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资产是3亿美元，年预算为95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约11％）来自于资产的拨款，大部分（84％）则来自于捐助。在得到的捐助中，大部分（80％左右）来自私人捐款。布鲁金斯学会目前60名董事会成员中，就包括了一些最为慷慨的捐助人，如董事会主席、中国中心主要捐助人约翰•桑顿先生。董事会不参与学会的具体管理，但指定其发展方向，并决定总裁人选。另外百分之十几来自各国政府捐款，如中东的阿联酋、欧洲的丹麦和挪威政府。但接受这些政府捐款是否会导致丧失“独立性”，目前有争议，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政策出台。为了保持独立性，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捐款尤为谨慎，目前只占接受捐款总额的不到1％。此外，还有约3％的收入来自职业教育与培训，2％来自于出版物。要“未来的专家”而非“过去的专家”《瞭望东方周刊》：学会座右铭中的“质量”是如何实现的？李成：研究质量，归根到底，来自于高质量的人才。所以，布鲁金斯学会对于研究员的要求极高，一般需要达到三个标准：是所在领域内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及在公共领域内的影响力。我们的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等顶尖高校非常相近。学会目前的全职研究员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员（即正教授级别），有90名，普通研究员（即助理教授级别）较少，只有20人。换言之，能够进入布鲁金斯学会的，基本已是各领域内的“领头羊”。同时，我们希望自己的专家不是“过去的专家”，而是“未来的专家”，有前瞻性思维和视野，能够影响未来政策的走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不能只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要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具有影响媒体和决策的能力。《瞭望东方周刊》：美国智库的影响力是如何打造起来的？李成：智库的影响力来源于很多渠道，比如通过“旋转门”机制“提供”政府官员，通过“二轨”对话影响决策，影响媒体，教育民众，以及为调节冲突提供非官方努力，等等。布鲁金斯学会被称为美国政要的“储备池”，每当政府换届，都会有前高官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也会有布鲁金斯学会成员进入政府。举个例子，桑顿中国中心的全职研究员中，杰弗里•贝德是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国政策负责人，李侃如是克林顿政府中国政策“一把手”，杜大伟（David Dollar）是前世界银行驻中国总代表和美国财政部对华事务专家。兼职研究员中，还包括了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事务部前主任、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主要执行人之一帕夫尼特•辛格（Pavneet Singh）等。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澳大利亚前总理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目前也在布鲁金斯学会任职。这样的“交流机制”，本身就是重要的影响力渠道。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还经常邀请领导人、政界高层和意见领袖举办演讲、研讨会和公众讲座，有时一天有几场。因此，预订报告厅成为学会里一件极有挑战性的任务。《瞭望东方周刊》：随着新媒体等变革，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正在变化。在下一个100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是否会面临挑战？李成：下一个100年的挑战，首先是如何维持布鲁金斯学会对独立性的重视和保持在美国高层决策中的影响力之间的平衡。其次，在媒体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代，传播观点和塑造影响力的手段都在改变中，我们该如何适应？出书和写报告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长项，但在阅读越发“短平快”的时代，我们是继续出书和报告，还是改变风格适应新媒体，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第三，目前世界格局处在剧烈的变化中，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未来10年的研究课题？第四，顶尖研究人员的聘用费用越来越昂贵，在美国经济并不特别景气的时候，怎样才能聘请到最好、最有前瞻性的人才？中国正迎来“智库的春天”《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中国智库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李成：如果追根溯源，智库在中国可能比在西方出现得更早。中国古代的“师爷”，就是智库的一种形式。2000多年前，孔子在曲阜讲学，与弟子论道，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为当时的王朝进行治国理念的研究和咨询。但现代概念的智库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仍然在西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排名中，前10位美国占了6个，英国有3个，亚洲还没有一家进入前10。中国的智库，目前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中国最高领导层近年来对智库发展特别重视，把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高度，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智库——包括美国在内——获得如此之高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智库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可以说是“智库的春天”。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智库目前还比较弱。这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很多使用中文研究的智库，在目前英文主导的国际学术圈，很难产生较大影响力。我觉得，中国智库如果想要提高影响力，首先要深入研究西方——特别是美国——是怎么来运作智库的，其学术声誉是如何获得的。智库发展会有个较长的过程，但我对中国智库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未来5至10年应该就可以看到比较大的进展。本文刊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戴闻名
2016年4月18日 -
郑永年：从文明的角度把握中国未来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的发明，而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以其自身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并在此基础上将处在“远东”的中国列入“东方专制主义”。 一、应思考如何把西方文明整合进来 要想预见中国的未来，只看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30年是不够的，加上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也看不清楚，即使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来看也未必能看得清。预测未来，要从文明的角度去分析历史。 中国文明是一个整体，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2世纪，这个时期的背景是“百家争鸣”，是中国本土多种思想之间的对话。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世纪到公元10世纪，佛教进来后对中国文明产生冲击。两种文明之间对话，但佛教文明占主体地位，中国文明居次要地位。第三个阶段是公元11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个时期是以朱熹为主要代表的“新儒学”，重新将中国文明转化成主体，把佛教容纳进来。第四个阶段即19世纪末西方文明进来后直到现在，我们需要新的文明整合。这种整合不是排斥西方文明，而应思考如何把西方文明整合进来。 说到中西关系，梳理亚洲价值观很有必要。“亚洲”这个概念不是亚洲自己的发明，而是西方给我们的。西方以其自身为中心的地理位置来区分近东、中东、远东，并在此基础上将处在“远东”的中国列入“东方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延续了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看法，亚洲国家之前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亚洲价值观”的产生。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现代化的国家，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学习西方非常成功，但后来犯了致命错误，没能正确解释亚洲价值观，而是假装成西方国家，尤其是二战期间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道路。日本走错方向导致失败之后，没人再提亚洲价值观。1980年代，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又提出亚洲价值观。但这一概念遭到西方围攻，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价值观不仅遭到西方国家围堵，还遭到亚洲一些开始民主化国家的批评。 我个人认为亚洲价值是存在的，只是当时新加坡力量太小，难以引领这个价值观走向。现在中国崛起了，正如多年前美国一些政治人物的说法，中国对西方的真正威胁不在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有多强大，而是这套体制所代表的价值。 我们可以把中国模式和发展经验放在亚洲价值观这一背景里来考量，我相信中国模式是亚洲东亚模式的一部分。东亚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东南亚一些国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功确实是跟西方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但它们不是拒绝西方，而是像中国文明一样包容了西方，把西方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又没把自己变成西方。因为一旦把自己变成西方就会犯错误，比如当年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台湾。相反，韩国没有照搬西方，只在政治选举上模仿西方。新加坡做得也很好，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价值。 二、中国的一大挑战是文明转型 实际上，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理念都具普世性。任何文明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同时又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但如何传播这些价值观并据此塑造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有难度的。 塑造中国价值观有三个传统，即几千年来的大传统、近代以来的中传统以及改革以来的小传统，当然还要加上全球化。知识分子应有知识担当，任何文明的核心都是它的知识体系。现在对外宣传很困难，因为西方媒体很强大，但这种强大并不在于媒体本身。媒体只是技术和形式，强大的真正原因在于它背后有一套知识体系。我们现在弱就弱在没有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知识分子要把这件大事情做起来，这样才能支撑中国崛起。 我们要塑造的价值观不是现在所说的儒家和国学。现在的国学比较狭隘，不能帮助中国恢复传统价值观。如同最初抵制佛教进入中国一样，现在一些人想用国学作为抵制西方的工具。实际上不用抵抗，而应以自己为主，把西方文明包容进来。西方价值观和体制中有两个重要方面来自中国：一个是文官体制，二是“有教无类”思想。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没有这两样东西就很难支撑。没有相对中立的官僚体制，民主政治很难运作;没有“有教无类”思想，就没教育普及，民主同样生存不下去。因此，包容西方文明、把它化解后体现在中国自身制度上并非完全不可行。 建设价值观过程中首先就涉及社会价值观问题。虽然中国崛起了，但社会价值观却有陷落的迹象，因为我们缺少一个价值体系。尽管有过“五四运动”那样的反传统文化运动，但中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在民间仍然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发掘这个社会已有的价值观，这比推行一个完全不存在的新东西要好得多。 另外，所有文明价值观都有转型问题，西方文明如此，中国文明也一样。当下中国真正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文明转型。这个转型是统合式，而非排斥其他文明。中国文明中的很多精华已经流失，希望我们能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把它们找回来，同时还要把西方文明中好的东西接纳进来。只有经历这种整合过程，未来发展道路才能顺利走下去。 中国的价值观映射出来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亚洲价值观。亚洲的经贸水平不比北美或欧洲低，亚洲崛起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共同价值体系。明明东北亚是有共同价值的，但我们没把握好。现在有人提出要开展亚洲文明对话，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塑造一个价值共同体。没有共同价值基础就成不了共同体，尽管可以做贸易，但做不到更深层次的交流融合。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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