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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中美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回顾2014年中美关系发展，基本呈先抑后扬的态势，上半年不太好，下半年好一些。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特征来看，两国关系出现波动并不奇怪。中国是新兴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两国关系的基本面实际上是对抗性的，双方的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但是，中美关系遭遇逆风仍然引起了舆论的消极猜测，人们担心中美两国关系将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是两个超大型国家，两国关系对世界稳定与繁荣具有重大的影响，人们对中美关系表示担心是很正常的。那么，人们担心的中美两国到底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怎样才能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本文打算从分析中美两国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入手对此进行探讨。一、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都是世界上超大型的国家，两国关系非常复杂。从结构性特征来看，中美两国目前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两国的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和冲突性。但是，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又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美两国不一定成为好朋友，但中美之间并不必然走向战争，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开放性的。 1.中美关系很复杂，不能简单化定义为非敌即友 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中上半年不是太好，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宣布防空识别区，美国对此坚决反对。在2013年11月23日中国正式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副总统拜登12月4日访华，与习近平主席进行长时间会谈，防空识别区问题是双方会谈的主要内容。虽然之后美国批评中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调门有所降低，但继续批评中国设置防空识别区是“挑衅行为”，是“错误方向上的严重一步”，强调“既不承认也不接受中国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二是奥巴马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再次接见达赖。2月21日，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第三次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严正抗议。三是贸易摩擦继续加剧。在2014年最初两个月，美国对中国发起了两起“双反”调查，对5起涉及中国的贸易摩擦案件作出了复审裁决，贸易摩擦非常密集。四是网络安全吵得很凶，美国司法部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了中国5名军官，中方终止了中美网络安全工作组的活动。还有就是中国对美国在南海、东海问题上拉偏架不太满意，美国又觉得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咄咄逼人，所以2014年上半年中美关系不好，但是到下半年情况发生改变。 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2014年度两国关系的转折点。对话前夕，奥巴马发表讲话称，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我们致力于共同的目标，与中国发展扩大务实合作和建设性地管理分歧的“新型”关系。国务卿克里在与习近平主席会见时表示，美国欢迎和需要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无意遏制中国或与中国对抗。对话之后，中国海军第一次组团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当然，中美关系的高潮是2014年下半年。APEC会议之后奥巴马访问中国，两国元首举行赢台会，就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新的共识。所以，从2014年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在结构上是有问题的，否则两国关系上半年不会那么差，但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很有韧性，否则下半年也不会弹回来。这是中美关系的总特点，里面有问题，但又有支撑它发展的条件。 进入2015年，中美关系总体上说比较稳定，还是既竞争又合作的正常大国关系，其中既有矛盾也有合作。一方面，中美两国问的既有矛盾并未消失。1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终裁结果，认定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光伏产品存在补贴和倾销行为。这意味着美国将对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2月5日，美国邀请达赖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并安排其与奥巴马总统的高级顾问贾勒特同桌，坐在奥巴马总统对面的桌上。虽然国家祈祷早餐会属于民间行为，是一年一度的活动，但仍然具有政治意义。对此，中国当然表示不满并反对。不仅如此，奥巴马此次虽然没有专门会见达赖，但在讲话中对其表示特别欢迎，并宣称达赖是“好朋友”，是“以慈悲为怀并鼓励我们为全人类自由和尊严而努力的伟大榜样”。另一方面，中美关系正在朝积极的方向发展。第一，2014年两国交流互访频繁。2月初，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邀请习近平主席年内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已经接受了邀请，并决定于9月份访美。美国刚上任一个多月的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就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与中国交换看法。3月底，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两年多来第5次访华，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有关问题取得了共识。第二，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再次转向积极。2月初，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其任内第二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尽管仍然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坚决反对以任何恐吓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但与中国合作的范围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明确指出，美国一定要避免与中国冲突，尽可能多地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可见，中美关系很复杂，既竞争又合作，问题很多，合作面也很多。中美关系不能进行简单化的定义，说两者是敌人或者是朋友。中美关系未来的前途是开放的，它存在多种可能性，不能说必有一战，这肯定不对，或者说必定成为朋友，这也不对。 2.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指一个新兴大国必然挑战既有大国，既有大国也会主动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从而导致大国战争不可避免，这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得出的一个历史性结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修昔底德专门研究了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问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根据修昔底德的结论，虽然目前中美关系比较好，但长期来看肯定有非常大的对抗。从结构上讲，中美现在实际上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 冷战结束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的霸主，属于守成大国。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入世”推动下，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属于新兴大国，事实也是如此。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达到美国的39.6%，2014年上升到64.1%，仅4年时间就缩小了25个百分点。中美关系的结构很清楚，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得多。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两国还有意识形态冲突。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有根本区别。在美国看来，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剧变以后，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对手。另外，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问的根本文化差异显现出来。中国是典型的东方文明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文明的“聚集城”，两国在文明方面存在冲突。所以，从结构上讲，中美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并且比一般“修昔底德陷阱”更复杂，因为其中有两个额外因素。基于此，中美关系中不时发生摩擦、对抗是很正常的。 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相比，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但是，中美两国合作也非常多，相互依存度非常高。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5906.8亿美元，占美国进出口额的14.9%，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这还不包括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额1200亿美元，如果加起来就有7000多亿美元。在人类贸易史上，双边贸易一年达到7000多亿美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是最高的。不仅如此，中美双向投资存量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 同时，中美民间人员交往也特别多，2014年，美国来华旅游入境人数209.32万人，中国赴美游客人数218.8万人。尤其是签证政策修改以后，中国公民旅美商务签证可达到十年，中国对美申请签证人数比例涨到60%以上，美国对中国的兴趣也在增加。此外，中美在经贸、环保、能源、气候、反恐、防扩散、全球金融稳定等双边、地区和全球性问题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需求，“如果中美之问不进行高层合作，许多世界问题就无望得到解决”；反之，中美两国合作，“儿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谈论中美关系时表示，尽管两国企业在市场上是竞争对手，但中美彼此在对方健康的经济中拥有重大利益。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有紧张的一面，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两国关系存在对抗和摩擦，但也有与以往的“修昔底德陷阱”不同的一面，这就是相互依存，中美两国问的经济依赖程度、相互来往程度确属罕见。二、中美两国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反应 在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有创新精神来塑造未来。坦率地讲，在创新精神方面，中国走在前面，中国提出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而美国还是比较传统的思维，它就是回归亚洲。对于美国来说，在世界上现在产生了一个新对手，它就要回到亚洲来围堵这个对手。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很有创意之举，但美国对此的态度是比较犹豫的，截至现在，美国虽没有否定这一概念但也没有爽快地接受这一概念。 1.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 从中国崛起的角度来说，2010年是比较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这一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当然，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1992年就超过了日本，但按市场汇率计算，18年以后才实现超过日本的目标。不仅如此，2010年还有一个数字让美国人震撼更大。就是这一年，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外，中国的发电量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深知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力量的脊椎就是制造业。只有拥有强大的制造业才能拥有强大的军事，进而获得领导权、定价权、金融权。历史上，美国在20世纪曾经面临过三个竞争对手：德国、苏联和日本。对于这三个对手，当它们的工业生产总值即制造业总值达到美国70%的时候，美国就全民总动员来对付它们，直到将它们打垮。现在中国悄无声息地超过了它，而且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美国自然就会警觉起来。 虽然中国舆论界贬低中国GDP世界第二的意义，但外界并不这么看。事实上，中国人怎么看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怎么看。对于美国来说，盯对手就是盯它的制造业，一旦达到美国的2/3就将它整趴下。结果看中国没看准，一不小心让中国超过了，而且是关键指标超过了。美国战略家当然不高兴。自登上世界舞台以来，美国第一次面临一个新兴大国的竞争，中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观。 一些战略家还专门研究了美国没有盯住中国的原因，认为：一是美国人骄傲了，冷战结束，美国大获全胜，就得出一个结论-历史终结了，人类作为生物还存在，但人类最好的治理方式就是美国的多党民主加自由市场经济，忽略了潜在危险；二是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实施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不让美国发现；三是中国太复杂，所有的数字都对不上，就是给你看了，你也看不懂，但实际结果却很好；四是本·拉登的影响，2001年小布什已经认定中国是主要对手，但“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改变了这个判断；五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把美国人给误导了。在反思原因的基础上，美国两党战略精英形成了共识，即中国是唯一一个有潜在可能性取代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其他国家不可能。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是“心腹之患”，其他都是“不足为患”。 基于历史经验，美国开始对付中国，提出“回归亚洲”，遏制中国崛起。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召开一年一度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没有与中国沟通的情况下就提出“回归亚洲”这一主张，而且第一个动作就是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领土领海纠纷。美国提出“回归亚洲”的方式特别不合适，中国非常震惊。希拉里·克林顿讲完话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立即要求发言，讲了七点，用一个小时来批驳她。在2010年提出“回归亚洲”以后，出于各种考虑，美国将它的名称变了一下，中间曾经用过一个词“转向”（pivoting），再后来又改成“亚洲再平衡” （Rebalancing in Asian)，但实际上是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战略。 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后，有些做法在中国看来存在问题：一是突出军事性，有军事指标，宣称要把60%的海空军调到亚洲来；二是突出盟友体系，宣称要提升美国盟友的地位，如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盟友；三是发展新伙伴，如越南、印度等。这些新伙伴从中国的角度看起来也都是有争议性的伙伴。此外，美国提出“回归亚洲”战略给中国在心理和政治上也造成了一些麻烦，中国在东海、南海面临很多新的争端。中国认为这些争议是受美国的鼓动而出现的，因为这些问题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在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下成功地隔离了领土争议这个“病毒”，已经平静儿十年了，现在美国一“回归亚洲”，问题就又回来了。因此，中国对美国“回归亚洲”不满，而且用警惕的角度去看待。因为它的军事性以及针对中国提升其盟友关系，这个战略的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2010年后，中美战略互信就出现了一些麻烦，两国关系出现战略信任赤字。中国异军突起，美国做出负面反应，导致双方战略互信出现问题。 美国“回归亚洲”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是比较原始、传统和现实主义的，实际上是在将中美两国往“修昔底德陷阱”里推。好在中国的反应总体得当，从而避免了两国问摩擦和对抗的激化。美国开始提出“回归亚洲”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整个指导思想仍然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对美国“回归亚洲”没有做出明确反应。对此，香港媒体有一个总结，叫做“闷头发大财”，就是美国在中国家门口舞枪弄棒，满头大汗，而中国人不理会，在家里做冰激凌，做产品卖给他。美国属于脾气比较急躁的商业体，希望出招以后马上就得到回应，但没想到中国没有反应。虽然面对中国的反应美国很困惑，但是结果是好的，中美关系没有受到破坏，中美关系还是和美国提出“回归亚洲”以前一样既竞争又合作。党的十八大以后，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主席上任以后对美国“回归亚洲”做出了反应。但是，他的反应也是美国所没有想到的，这个反应就是由中国来定义、主导中美关系。于是，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给中美关系提出一个积极的新方向，避免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 2.中国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担忧，特别是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其霸主地位，重返亚太对中国进行遏制，中国则积极寻求与美国共同摆脱陷阱。在2010年5月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思路。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倡议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该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接着，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致辞中指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此时差不多已经找到了与美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新范式，但“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中国没有明确阐述。 事实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面对中美两个超大国家处在某种战略对抗的情况下，中国提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本质上是一种创新性的战略思路，历史上没有先例。因此，这是一个不断充实的概念，是一个没有简单答案的概念。明确和补充它的内容本身很难，而且主要是实践问题，不是理论问题，实践优先，理论置后，要先做起来。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庄园会晤，首次规范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三句话十四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2014年11月赢台会期问，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充实。显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有创意，三个方面的含义也非常正确，关键是落实到具体政策上，还存在一些障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这个关系的建构不是中国一家的事，必须是双边的事情，而且需要具体实践来补充。对此，美国的态度是犹豫的、变化的。美国官方有儿个场合正式使用过这个表述：一是2013年3月11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在亚洲协会的讲话中使用了“中美构建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问的新型关系”，但他接着强调构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增进交流和开展实际合作。二是2013年11月20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巴马的心腹苏珊·赖斯在华盛顿乔治城明确使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表示“美国寻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在用了习近平主席这个词后，她马上改用美国的方法来定义，说为做到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必须做到七点。还有一次比较正式使用新型大国关系一词是2014年11月4日，奥巴马来中国之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谈话，也正式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所以克里也没有拒绝，个别时候使用一下，但多数情况下他不用这个词，或者语焉不详，总想找个别的什么词来应对。 美国没有否定但也没有很爽快地接受这个概念，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原因大概有以下儿个方面：一是美国习惯或者受过去的习惯使然。美国总是认为白己比其他国家强，总是由美国来定义和主导双边关系，是敌人、是朋友、还是非敌非友，由它来定义。现在中国提出概念，要美国来学习，美国很不习惯。美国素来不喜欢别国来主导白己的外交理念，中国很罕见地先抢了话语权，美国对此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二是在具体内容上美国有点犹豫。美国认为，以前中国定义核心利益，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同意了，此后中国又不断地扩大核心利益，这使得它觉得自己上当了。同理，对于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美国人认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的一个“陷阱”，中国希望利用美国的认同，让美国为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背书。因此，在中国给出非常清晰的定义前，美国担心上当，不愿意给予积极回应。 实际上，美国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比较清楚，就是要开展实际合作，而不是强调原则和框架，“新型关系要用行动来界定，而不是用语言来定义”。美国也比较赞成中美不对抗、不冲突的新型关系理念，美国官方也表示“美国决定选择一条和平、繁荣、合作甚至是竞争的道路，但不要冲突”。中美关系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特别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表示美国一定要避免与中国冲突，可以说，这实质上是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基本原则做出了一个正面的回应，这也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态度。三、中美两国如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从结构特征上看，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引起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波动起伏，而且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很大的不同，其中虽然有明显的对抗面和竞争性，但也有极为密切的合作面和依存性，从而为中美两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条件。中美两国必须共同努力，坚持底线，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控制利益分歧，拓展合作范围，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阴霆。 1.中美要坚持底线，不能正而冲突 与历史上所有国家相比，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在人口、领土面积上看都属于中型国家。中美两国的超大规模，决定了两国之问不能发生战争，否则人类就会濒临毁灭的危险。只有坚持政治底线，避免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冲突，才可能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赢得希望。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苏联领土面积大、军事实力强，属于超大型国家，所以当时美苏两国在核竞争和对抗中也达成了一定的默契，这就是两国不能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军事冲突，从而使人类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对峙中避免了被毁灭的后果。“正如核末日恐惧之于苏美战争，经济末日的幽灵也使中美战争不可想象”，中美两国不仅都是超大规模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远比苏联大，两国之间更加不能发生战争甚至对抗和冲突。中美关系未来的基调是紧张还是缓和，不仅关系这两个“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国家未来发展，更会因这两国于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无上地位而左右未来整个国际格局的和平与冲突。 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原则，也是中美两国都认可的和平理念。从2014年中美关系的实践，特别是APEC会议后的首脑峰会，也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一些端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有一个前提：中美两国比较特别，与历史上的大国不一样，两国是超大型国家，之问不能发生强烈冲突，这是中美两国问的一个共识，双方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即中美两国绝对不能正面对抗。美国官方文件和讲话也多次宣称要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和对抗。在美印签订亚太与印度洋战略合作愿景后，本·罗兹宣称“没有人打算和中国对抗甚或遏制中国”。奥巴马政府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拒绝中美必然对抗”观念。正是在这种共识下，中美关系保持了稳定发展状态。中美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就要坚持底线，绝对不能正面冲突。 2.开展双边、地区以及全球层而合作 合作共赢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强，都能够从与对方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商机和经济利益。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机会。在全球性议题上，如埃博拉公共疾病问题、全球贸易、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解决贫困、世界经济稳定、国际金融稳定、油价稳定等方面，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和商业领域，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问。没有中美两国的广泛合作，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威胁和危机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事实上，2014年赢台峰会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27点共识，其中有一个共识就是双方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合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双方通过脚踏实地的合作，展现出了两国联手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广阔前景。这是两国“新型”合作关系的真正黄金标准，开创了中美合作的新时代，标志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值得肯定的。 奥巴马总统表示，即使在我们这样复杂的关系中，我们也要确保用合作来确定我们的全部关系务实合作是美国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优先考虑的事项。然而，推进务实合作也是中美双方的事情，不是中国单方面的事情。就当前情况来看，中美两国各自需要做好两件事：分担责任、分享权力。用美国方面的话语来讲，就是美国真正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中国则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合作要结合各自的国情，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就合作方向而言，中美两国虽然都是有全球影响的国家，但首先都是亚太国家，两国间合作在空间上应该首先从亚太地区起步，即中美合作的起点是亚太地区，在中国所在的地区先开展合作，然后慢慢向其他地区繁衍、扩展。实际上，这也是去年两国元首赢台峰会达成的一项共识。在议题上，双方尽量先在非政治性的全球议题上加强合作，培养互信、积累经验，再从非政治性的全球问题到低端政治的全球问题蔓延拓展。 3.积极管控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中美两国是明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加之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两国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两国关系中出现摩擦和分歧是正常的。中美两国可以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当两国在对待差异的时候，不能把它当作整体战略，它只是特殊选择的差异。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矛盾和分歧，“重要的是将分歧摆到桌面上开诚布公地讨论，加强管控并采取措施缩小分歧”，在问题出现后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渠道沟通磋商、政策协调，保障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坦率地讲，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最能依赖的路径就是双方通过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合作而首先建立起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然后在这些大规模、多层次的接触中共同探索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而机制化沟通将是这种合作的坚实基础。譬如，特别是在敏感的军事领域，中美两军间存在许多不同点和冲突，但是，在处理分歧上，保持沟通路线开放至关重要。 2014年中美军机对峙事件表明，两军间增进互信、缩小分歧仍需两国尤其是美国做出积极的努力，补齐两国关系中的短板。去年赢台峰会后，中美在军事上达成了两个共识：一是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二是在公海上海空相遇，海空军要有约束的行为规则。这对避免中美两国军事领域的误解、增进两国军事互信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加速，双方都需要更深程度的对话交流，以免相互猜忌和质疑越走越远，以致最终造成战略误判而酿成悲剧。目前，中美之间已经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与磋商机制，包括最高级别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和极为敏感的军事防务磋商。这些机制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在频率和深度上应进一步大力加强。毕竞从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来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能从密切的交流沟通中发展而来，而不可能从其他任何途径得来。本文刊于《湖北大学学报》，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1月4日 -
曹德旺：上善若水，大成靠德
理事简介曹德旺，福耀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比起一众光鲜高调的明星企业家们，曹德旺的名字显得陌生，这个其貌不扬、形容憨厚的老者，实在看不出有何特殊之处，但他目标明确，专攻汽车玻璃，促进改革，坚持以人为本，稳扎稳打带领福耀走向世界，绝对会让你惊呼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只看脸。在他这里，上善若水，大成靠德，修身养性是和建功立业结合起来的，成功只是他人生哲学和智慧的一个副产品。曹德旺说：“创业需要一种真正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对市场有了解，还能有足够的勇气，敢于承担这个责任和挑战自我。我在创业初期，20多年里面，没有礼拜天，没有礼拜六，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这样过来的。”从少年时期的磨练到结缘汽车玻璃、明确专业经营，再到福耀全球，一起来看曹德旺的创业故事。少年的顿悟 1946年，曹德旺出生于上海。 1947年，政局不稳，曹德旺的父母携子女回到福建老家——福清高山镇 。 1960年，因得罪教导主任辍学曹德旺进入福清薛港农场工作，负责数大人挖好的树坑。期间，曹德旺跟着跟着父亲卖过烟丝、做过水果生意，生意做了不到一年，父亲被地工商总局抓了现行，烟丝被收缴，自行车也被牵了去。 这段算不上成功的经商经历激发了曹德旺外出闯天下的决心，也让他形成了自己的商业判断：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所做的事，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还年轻，不能重走父亲的老路。结缘汽车玻璃 1968年，曹德旺结婚了，婚后赚钱养家成了头等大事。结果，赊账收购的白木耳被车站民兵以“投机倒把”为名扣下了。回来开证明的曹德旺又不得不去工地还他欠的十个义务工。到工地的第三天，民工营房失火，板车坏了无处修理，没法开工，大家都闹着要赔偿。曹德旺顿感“天要亡我”，感叹之后平静了下来的曹德旺决定帮大家度过，搭了个简易修车棚，免费修车。这一修就是28天。营长、教导员盘点物资和赔偿金时才找到他。教导员问清来龙去脉，不仅把剩下的赔偿款都给了他，还替他出面从公社开出证明，索回了被火车站强扣的货款。 1976年，曹德旺开始筹建高山异型玻璃厂。 1979年，高山异型玻璃厂投产，曹德旺被任命为采购员。 1983年，曹德旺与其他4人联合承包了工厂。之后，曹德旺对工厂的管理进行了系列改革。当年，高山异型玻璃厂首次实现盈利，赚了22万。 1984年，高山异型玻璃厂成功改制为合资企业，曹德旺是合资方个人股东中占比最大的股东。 涉足汽车玻璃，完全是一个偶然。 1984年6月，曹德旺到南平出差，南平协作办派了部汽车送他去武夷山游玩。游玩间，他顺便给母亲买了根竹根做的拐杖。拿着拐着上车时，司机吴锋提醒道：“老曹，上车时小心一点，车玻璃不要给我碰了。万一破了，你可赔不起。” 曹德旺很惊异，自己就是做玻璃的，还能赔不起？后来一打听：马自达汽车，换一块前挡玻璃，6000元，若急，8000元。太离谱了。 当年，汽车若玻璃破了，换起来很麻烦，因为没有国产的，进口的玻璃很贵，且等待的时间通常都要很长。 为什么没有人做汽车玻璃？没有人做，我来做。我要为中国做一片自己的汽车玻璃，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用得上，用得开心，用得安心。 在上海耀华玻璃厂的帮助下，高山异型玻璃厂上了汽车玻璃，并花了1万多元开了5天产品鉴定会。很快，高山生产出汽车玻璃的消息传开了。 至1986年年底，高山玻璃厂产值596万元，获利税101万元。 1987年5月29日，中外合资福建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1987年7月，在福清宏路镇动工兴建。1988年5月，第一期工程投产。 1989年春节，公司拥有了一百多号员工，曹德旺亲自参加并主持了福耀史上的第一次尾牙宴（年末宴请公司同仁，以犒慰平日辛苦）。尾牙的传统从那时起一直延续下来，成为福耀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 老子云：“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人居其一”。曹德旺认为，企业是人做的，人是企业中最关键的要素，企业成功的核心之一就是坚持人本主义文化。专业经营 1993年6月，福耀玻璃上市。在股票获准在上交所交易后，曹德旺也被获准移民香港。因为需在港办回乡证等，所以在香港住了两个月，这等于强制休息了两个月，所以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未来。 当时，福耀涉足房地产、IT、玻璃、贸易、装饰，有很多公司，只差赚不到钱。将来的发展是混业经营还是专业经营？艾尔?赖兹（Al Ries）的《聚焦法规》（FOCUS）启发了曹德旺：企业经营跟聚焦是一样的道理，多元化是经济落后的一种产物，而专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曹德旺已然清醒，决定选择制造汽车玻璃作为主业，并为之奋斗终身。 1994年，曹德旺在美国参观了福特博物馆，在那里看到美国经济发展的脉络，获得很多启示：100年前的美国在做什么？卡耐基钢铁。PPG玻璃。佳殿玻璃。现在它们仍发展得很好。为什么？他们都是传统工业，是基本建设所必须。在国家产业转型期，传统产业总是排头兵。福耀该做什么，已然明晰。玻璃。从1985年涉足汽车玻璃，到1995年，曹德旺已将科学管理方法运用到企业实践中去，取得卓著的成效。 1994年7月，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在福清注册成立，以助力福耀在1996年前实现产能翻倍计划。 1995年，组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9月，福耀集团长春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为在中国建立全国性跨省区生产网络迈出第一步。截至2015年，福耀还在吉林双辽、上海、重庆、北京、广东广州、湖北荆门、河南郑州、内蒙通辽、海南文昌等地建立了现代化的生产基地，从而形成贯穿全国的产销网络体系。如今，福耀在15个省有企业，工厂占地面积超过6平方公里。 福耀是曹德旺亲手组建的，是从非常小的阶段发展过来的。它，就像曹德旺本人一样，秉持着勤劳、学习、朴实、创新的价值观，一步步长大。福耀全球 曹德旺是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人。1987年11月，他首次带队出国，去芬兰泰姆格拉斯公司接受培训。这次培训兼考察回来，他脑子里挥之不去“HTPS每40秒钟流出一片边窗玻璃，转而变成几百元钱”的画面。1988年6月，他正式向芬兰方发出报价，以108万美元买下HTPS设备，成为全球的第一个买家。 1989年5月，福耀开始向香港配件市场出口汽车玻璃。至1993年，福耀玻璃已经在香港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 1994年，加拿大的TCG公司代理销售福耀玻璃，进价为25~30美元/平方，批发给二级经销店的价格为50~60美元/平方。看着很能赚钱。 1994年下半年，福耀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购地，设立福耀安全用汽车玻璃批发中心（GGI），1995年建成仓库，1996年投入使用。可一年下来，GGI亏损。曹德旺飞往美国进行专题调研，聘请了当地的市调专家，发现玻璃从中国运到美国，从码头到仓库，拆卸、分包、装运、卸载，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工费用、运输费用的发生。当体量大、网点才能赚钱，做独立经销商，分摊人工、运费等，显然会亏损。结论是“改分销模式为直销模式”。GGI被关闭。 2002年8月，加拿大贸易法庭裁定，福耀玻璃在加拿大的销售不构成倾销，福耀赢得了中国入世后第一起反倾销案，载入中国商业史册。 2006年至2008年，福耀在德国、韩国、日本及美国成立子公司，为这些市场的配套客户提供销售及客户支援服务。 2011年6月，在时任主席胡锦涛和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福耀签署在俄罗斯建立汽车玻璃生产项目。2013年9月，生产基地一期建成。 2014年7月，福耀从PPG收购了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浮法玻璃生产基地。 截至2015年，福耀在9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德国等均设立了子公司和商务机构。福耀的国际合作历史也达到26年，玻璃装在宾利、宝马、奔驰、奥迪、大众、丰田、本田等全球著名的汽车品牌上，名副其实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谈起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曹德旺说，“改革开放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企业必须坚持走出去才能够做大做强。”可真正想“走出去”，第一要树立风险意识，没有弄清风险，千万别动。第二要有责任意识，分清小事和大事，出去赚不赚钱是小事，大事是不能把国家的声誉搞坏。第三要有使命意识，有机会接触外面，要能者尽能、智者尽智，担当起改变国家现状、调结构促转型等责任。 经验告诉曹德旺，走出去投资，应本着一颗有爱的心——爱对方的国家和人民，本色做事，以特色来定位，凭角色做人，努力地让大多数人喜欢我们。 走出去，福耀的每一步都很谨慎，前期以小资本去做，通过销售打开市场，打开品牌知名度，再进行设厂，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稳打稳扎。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4日 -
陈启宗：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情
理事简介陈启宗，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 陈启宗是香港地产界的传奇人物，踩得准时机，也用得妙“月满则亏”的哲理，两次“踩点”投资将恒隆地产从低谷带向高峰。在他这里，乌龟和兔子都是不完满的，而是要“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情”，收放自如也张弛有度。陈启宗说：“做生意要心如止水，安静得像睡着了，但内心是灵敏的。该动的时候，要动若脱兔，重拳出击。”从读书时期“不务正业”到转战内地、熊市英雄，再到保持调整期的清醒，一起来看陈启宗的创业故事。读书“不务正业” 1949年，陈启宗生于广东顺德，父亲陈曾熙1960年创立恒隆集团，并于1972年在香港上市。 陈启宗升入中学之时，身边家境优越、成绩优异的孩子都被送去英文中学读书，父亲却将他送去中文中学读书。陈曾熙作此决定是想让儿子自小便能体认社会的全貌，了解民间的生态结构，以培养他坚韧的个性。 中学毕业后，陈启宗被送往美国继续深造。在美读书期间，他的作风颇有些“不务正业”，不一门心思读书，而是抽空就去看橄榄球比赛，参加聚会，去教会做义工。 对于陈启宗的“不务正业”，父亲陈曾熙非常担心。两代人在理念、价值观上的冲突在所难免，权衡之后陈启宗没有回香港接收恒隆。“我父亲是个性很强的人，我也是。我知道回来跟他做生意，一定会有冲突，宁可保持父子关系。我在美国待了十几年，从来没有想过回来，直到他生病去世了，我才回来。”兵行“险招”，转战内地 1986年，陈启宗的父亲去世，叔叔陈曾焘接掌恒隆集团，陈启宗也进入集团担任董事。这一年，陈启宗还与弟弟陈乐宗一起创办了晨兴创投公司，投资初创和成长型科技公司。晨兴投资的公司已有多家在NASDAQ上市。“风险投资不会没有风险，十投不可能十赢，但十投八赢，就是胜利。”这是陈启宗的投资哲学。 1991年，陈曾焘退任，陈启宗接任恒隆集团主席，并将出租型物业调整为恒隆发展策略的重点。 陈启宗接手之时，恒隆集团还没有从两次投资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在香港地产的黄金二十年里，恒隆地产却接连走错了两步。第一步是20世纪70年代，恒隆行事过于保守，在本应大肆扩张拿地之时故步不前，畏手畏脚。第二步是20世纪80年代，恒隆又过于急躁，迫于上一次过于保守的压力开始大肆冒进，疯狂出手拿地，却不料被1983和1984年的大跌打得元气大伤，集团经营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陈启宗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没落中的大企业。 陈启宗接手之后，看准时机，踩准市场发展走向，也是两步就让恒隆起死回生，发展壮大起来。第一步是1992年，跨出香港，进军大陆市场。陈启宗将进军大陆的第一站选在上海。“当时我发现，第一，广州有太多的港商在那里，太热。一块地可以同时卖给三个人，然后慢慢再看谁出的价格高，总之很乱；北京那时太冷，你来就来，不来就算了；上海则是刚好，别人以为我是说天气刚好，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是社会的风气，是政府的态度。” 1992年，进军国内市场的元年，陈启宗毫不犹豫地拿下徐家汇和虹口区等四块五公顷的土地。之后，恒隆广场和港汇广场也先后建成。 1993年，陈启宗再下一城，拿下静安区波特曼香格里拉酒店以东的三公顷土地。 2004年，恒隆集团在上海的项目已经成为集团最牛气的利润增长点。 2006年，恒隆集团收入的30%来自上海的项目。 现在来看，陈启宗是走对了，但当时确实有些冒险。对于已经有些羸弱的恒隆集团，进军之处就大手笔投入，实在有些“心惊肉跳”。陈启宗却很淡然，“我们刚到上海的时候那里根本没有甲等写字楼，一栋也没有。我们去盖四栋甲等写字楼，最小的一栋是六万三千平方米，最大的一栋是九万平方米，胆子很大。但是我们认定一件事，就是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上海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事后回头看，我们是比较幸运的。”“全世界最快速增长的一个市场就在我们旁边。中国内地市场快速地增长，那是百年一遇。上次人类历史看到这样的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我们要是不能从中得益处，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国家对香港人是礼遇有加，什么CEPA……真是好处都给你。有人问我，你对香港的看法，对香港前景怎么看，我说没有理由不好。”没有熊市，何来英雄 陈启宗高明的第二步是避开了席卷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1994年3月以后，我们差不多就没有买过地，升得太高，它会掉下来。”受金融危机影响，香港地产暴跌，许多地产大亨一夜之间负债累累。陈启宗成功地避开这场经济浩劫，不仅从1994年开始没拿地，还在1997年地产业的巅峰时期出售了多项物业，回报颇丰。 亚洲经济危机让很多人担忧香港经济的未来，陈启宗却信心满满，“外国人以为香港1997年以后经济没有以往那么好，是回归的问题，那是不理解情况的人在乱说话。回归对香港经济是正面的影响，不是负面的影响。当时就有个决定，金融危机是不是永远不能翻身？我们不这么认为，所以1999年、2000年，我就大举地去买地。那几年，根本没有人跟我们竞争。”经济危机的余威尚在，陈启宗就又开启了大手笔拿地模式。他在1998年买下的土地到目前为止还是恒隆单个项目中最赚钱的，如“君临天下”一个项目就为恒隆赚到200亿港元。 2000~2004年，房地产商争相竞购之时，陈启宗又沉默了。 2005~2006年，沉寂四年的陈启宗看中了二线城市的商业地产，在济南、沈阳等城市大干了两年，买下许多土地。随后又在市场热起来之后归于沉寂。 这段沉寂让他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和资本得以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抄底房地产。 陈启宗说：“没有熊市，何来英雄？英雄就是别人都死掉，你活下来。只有在熊市来临时，才能买到便宜的土地。这样下来，才会成功。做生意要心如止水，安静得像睡着了，但内心是灵敏的。该动的时候，要动若脱兔，重拳出击。”别忘了昨天的眼泪 2010年，陈启宗主政的恒隆又迎来一次发展策略转型。这一次，陈启宗表示恒隆将转型内地商业地产。“香港开发商做住宅在内地没有优势，我们要向内地开发商学习。但我们学不了万科，他们一年挣的钱没有几个香港开发商可以挣到。”“我们要做内地开发商学习不了的东西，所以我做商场。” 此后，恒隆地产在沈阳、济南、无锡等城市相继落成多家恒隆广场。目前，恒隆在内地开拓的恒隆广场项目已有6个。然而，在这些城市开张的恒隆广场并没能续写上海的辉煌。 2014年，恒隆的年报公布显示，内地商业地产的租金收入依然还是“仰仗”上海。很多人据此认为恒隆商业地产的模式无法在内地二三线城市成功复制。陈启宗却说：“其实好多人不知道或者忘记了，我们上海两个项目头五年六年也是很困难，不过现在过去了，比较繁荣了，大家就看到今天的风光而忘记了昨天的眼泪。” 2015年9月，恒隆集团中期财报中陈启宗的致股东函在朋友圈广为流传，面对“黄金时代结束”的论调，他认为：“如果说中国经济处于一定的调整期，这个我承认。但要说中国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结束，这是痴人说梦。中国经济真正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13亿人每天要吃三顿饭，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吃两顿，人要穿衣服、开车子、住房子，怎么会不好呢？经济总是会上上下下，有循环的，人性就是这样，人组成的社会也是这样有循环。” 陈启宗就是有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勇敢地在大多数中做着小众，别人闹得火热时耐得住清冷，别人喧嚣过后敢于第一个伸手。轻重缓急就如信手拈来，看似毫不费力，实则修炼良多。也许就如他常说的那句话，“做人不能太聪明，要准备吃一些苦，花一些功夫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业。”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1月4日 -
郑永年：如何应对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 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一直在影响和主导着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什么叫“国际秩序”？什么叫“区域秩序”？“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美国说了算，其他国家只能跟着美国走。一旦美国认为其他国家偏离了其所定义的国际或者区域秩序，美国就会以为这些国家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如果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就会加以施压或者打压。 在国际责任方面也是这样。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也在竭力承担自己所定义的国际责任，但美国不以为然。如果其他国家所认同的国际责任和美国所定义的不一致，就会遭致美国的压力。对美国来说，其他国家承担国际责任，就是向美国负责。 实际上，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也一直延伸到其他国家的内部秩序。西方是近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发源地，从原理上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在实践层面则相反，西方的主权国家有强大的动力，去“同化”其他建立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上的“主权国家”。 美国要把其所认知的“人权”和“自由”秩序延伸到其他国家，并且美国也非常随意地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去界定其他国家的性质，民主、专制或者其他的。对美国不认同的内部秩序，美国会想方设法去改变甚至推翻它。多年来，美国各种政治势力在其他国家推动各种“颜色革命”，其目标就是要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权。 美国掌握了定义权，也就是说，不管在这些方面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总能向其人民或者国际社会证明其合法合理性。国际秩序的定义权是美国外交软力量的核心部分。无疑，定义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涵，这种道德意涵证明着美国的行为，甚至是战争的“正义”性质。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情况不可避免。近代以来，西方塑造国际秩序，其话语权也很自然占据主导地位。基辛格博士著《国际秩序》（World Order）一书，有三点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值得注意。 第一，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秩序，而是多个秩序共存的，无论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秩序，还是帝国，或者后来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秩序。 第二，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国际秩序观。因此，一个文明崛起而占据主导地位了，其国际秩序观必然影响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 第三，自近代以来，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不过，尽管西方主导世界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秩序是唯一的秩序。各个区域都在出现不同形式的区域秩序，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非西方世界“自愿”接受界定 · 西方国际秩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主要出于几个因素。 第一，出于利益因素，即接受西方定义的国际秩序或者处于这个秩序之下能获得很多利益。 第二，即使不满意这个秩序，但既没有力量挑战这个秩序，也没有力量建设自己所认同的秩序。 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战，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前苏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没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定义的国际秩序，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二战之后，很多国家独立了，但只是领土的独立，各方面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和思维是被西方“殖民”的。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迅速崛起，开始对区域甚至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可能简单地把美国主导世界的逻辑置于中国之上。 但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必然要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重塑现存国际秩序。不过，在这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是要处理自己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和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而言，有几个方面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第一，中国的崛起是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的崛起。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把自身融入到现存国际体系内，并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很大的利益。第二，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重塑这个秩序。第三，中国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倡议或者建设新的区域秩序。 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尽管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举足轻重，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空间，但现存秩序（作为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提供。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的权限，就因为美国国内因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从增进自身的利益（可持续的发展），还是从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的角度，中国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去倡议和构建区域秩序，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又被美国定义为要取代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往往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 面临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被动的回应阶段已经过去，因为经验表明，被动的回应做得最好，也已经远远不够。要在互动回应，中国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国要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内部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现存国际秩序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的平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追求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善。· 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 · 第二，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这个话语要说清楚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新的区域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具有了这方面的能力，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多的区域责任来谋求区域的共同发展等等。不过，中国必须向外界（美国）表明，这种所构建的新区域秩序，并不是要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补充。 实际的情形也如此，中国所建设的AIIB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和亚行，而是承担诸多世界银行和亚行不能承担的责任。即使从长远来看，中国所建设的区域秩序具有了国际影响力，中国也无意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另一个选择。中国是通过开放的方式（也即开放的区域主义）来建设区域秩序的，这个条件本身就使得区域秩序表现为开放性、参与性和国际性。 如果能够从话语层面，把这些说清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少一些。不过，话语与其说针对美国，还不如说是针对其他国家。中国现在所面对的美国，尽管处于相对衰落状态，但很难调整其意识形态，要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中国尽管没有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美国视为是在挑战美国。这么多年来，尽管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两国的政治信任程度仍然很低。这和美国恐惧中国的心理紧密相关。因此，中国如果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管控好美国复杂的心理非常重要。 第三，在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要和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过，如果从正面做受到美国的抵触，便要迂回进行。 从AIIB的创始和发展来看，中国是可以通过开放的方法，来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径。AIIB之初，就遭到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强烈抵制，但在英国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从而也促成了美日转变态度，至少没有那么反对了，并且包括世界银行和亚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也转变而持合作态度。 就是说，中国可以从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国家入手，来促成美国的转变。今天，这些中等国家有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它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国际野心，另一方面因为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菲律宾等），中国和美国利益的冲突是显见的。第二，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很大的国际野心，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年里，外交事务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重要事务。第三，这些国家今天关切最多的还是国内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第四，这些国家尽管有时也讲“人权”之类，但这是虚的一面，实的一面是国际经济活动。第五，这些国家都不会放弃中国的巨大市场，都希望和中国深化经济关系。所有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和这些国家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 国际秩序的变迁和国内秩序的变迁道理是一样的，即既得利益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对既得利益产生足够压力的时候，旧的秩序才会发生变化。中国可以和这些中等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信心，继而对其产生压力。在面临足够大压力的时候，美国才会转变。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本文选自联合早报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29日 -
项兵：正面看待文化间的差异
项兵，长江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以发展模式的转变、颠覆性技术、中国的再次崛起、中美全球博弈、全球治理的理念等为标志的变革性力量正在改变着世界格局。发展模式会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多元交融也是大趋势。过去30多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的战略“被全球化”，成为最开放的经济体。面向未来十年二十年也许更长的时间，全球经济“被中国化”必定会成为大趋势。 面向未来，尽管挑战巨大，我对中国经济仍充满乐观，城镇化、服务业、二次人口红利，以及可以放松管制的多个行业，都将给我们创造巨大发展空间——“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厂价已经比欧洲发达国家贵了20%，但外资企业为什么仍要留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他们最大的、最具潜力的市场； 除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些非经济的因素也让我对中国的未来更具信心——比如文化的开放、包容、豁达、多元、好奇心——从欧美到日本，一半以上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中国，为中国应对全球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要弘扬“和而不同”的理念，正面看待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越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差异化的弘扬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正如精细、专注、心静如水的性格培育了日本国民的“工匠精神”；俄罗斯闲暇、慢速的生活节奏也成就了他们在艺术领域的辉煌——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梦想，可能才是不同人才产生的先决条件； 中日韩虽然差异比较大，但我们更应当看到共同点。我坚信儒家思想影响的经济圈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当然我们企业家的全球视野和日本、欧美企业家是有差距的。美国企业家开口闭口都是全球问题，我们中国企业家讲得比较多的仍旧是中国问题，没有全球视野很难做到全球资源整合，就很难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恶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西方主流文明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崇尚的“以人为本”使人的地位过高。人类对大自然毫无顾忌地榨取、剥夺，衍生出非常短视的发展模式。中国先哲“天人合一”的理念则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值得所有人学习和借鉴——日本在“天人合一”的实践方面是一个典范，我们要好好向日本学习，全世界也要向日本学习； 中国占全球人口19%，换句话说，只要达到全球平均水平，为世界贡献19%的GDP，美国就不可能是GDP第一。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希望能通过解决全球的问题实现东西方双向交流。从文艺复兴到现在，全球重大问题都是西方主导，我们东方人，包括中国也包括日本，主要是追随者，这个时代必须结束了。我们东方人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对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系统解决方案，也许这就是新一轮复兴和启蒙的开端本文选自腾讯教育，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28日 -
吴晓波：互联网+ 战略与O2O趋势
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十年前，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搞不清什么是O2O，但是发展到今天，O2O已经变成非常热门的词汇，这有赖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 虽然世界变化很快，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做企业，离不开创造价值，如何才能给社会创造有效价值。但是价值创造的方式、模式和途径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这里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互联网+”，有一些争议，很多人觉得应该是“+互联网”，我个人觉得，无论“互联网+”或是“+互联网”都离不开互联网。现实社会中，有很多跟我们大家相互联系的是虚拟空间和虚拟世界，这种虚拟空间过去很狭小，一个人做梦是虚拟世界，两个人聊天是虚拟世界，但在今天，这个虚拟世界的界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可以涉及到全球任何一个角落，这是新的形势。“互联网+”的特征 “互联网+”的几个特征大家可能也清楚，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连接一切等等，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不存在边界，跨界的发展改变了以前做企业的基本关系，这是值得探讨和深思的。 互联网的一大特点是尊重人性、并让个性得到一个张扬的舞台。过去，单独的个体只是渺小的存在，但现在，任何一个个体与个性都变得非常重要。人性和个性的光辉是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最根本的力量，互联网的力量之强大最根本地来源于对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对人的创造性发挥的重视。 这个虚拟世界很伟大，它可以连接起任何一个地方。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使用IPv6以后，地球上的每一粒沙子都可以拥有一个IP 地址，打上一个标记。任何地方，只要上了网都可以找到。在这种情况下，网上的虚拟世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图景。 实现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完美互动，就是O2O的意义。以典型的O2O平台打车软件为例，它是一个桥梁，将出租车司机和乘客联系起来，通过一个小小的平台连接起千千万万的人群在一起做交易。而在此之前，这些人群的信息不对称，要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借助这么一个小平台就彻底改写了过去商业活动最基本的一些关系。 而重要的一点是，O2O是“互联网+”的一个重要落地接口，虽然互联网是虚拟世界，但纯粹虚拟的商业毕竟极其有限，还是需要实现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结合。这就是连接了虚拟社会跟现实社会当中人们商业活动的接口，这样的接口有很多版本有很多样子，但毫无疑问，O2O是一个接口。 O2O作为“互联网+”的突破口，更多的是以工具的形式出现，通过生活服务等轻量级场景为切入点进行产业改革，把功能变成体验，把用户变成粉丝，而“互联网+”面对的是整个传统产业，包括石油、医疗等重量级产业在内，力求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实现产业升级。比如阿里巴巴和美的合作，美的跟网络连接了，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完成一百个亿的交易量，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不仅如此，我们浙大管院最近也跟美的开展合作，我们在开放创新的平台就可以看到，这是一场属于互联网和传统制造业的战略合作，美的借助用户行为等大数据改进产品研发和生产，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阿里将依托美的线下的几千家专卖店的资源发展O2O模式，让阿里整个生态系统与美的的营销体系深度融合，实现营销体系的互联网化，令传统线下经销商能分享互联网的发展红利。当实体企业通过虚拟平台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资源，尤其是接触到更多具有创造力的资源，这个世界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不能只把互联网当成一个工具来理解。互联网已经重构了我们的生活，我是从去年2月份开始有了支付宝，我发现支付宝的使用不仅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构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更是激发了很多的创造力。O2O的未来趋势 O2O的未来趋势是哪些？在这里需要做一些研判，以对未来的认识，指导今天的行动。O2O是虚拟世界跟我们现实世界连接的接口，这个接口如果是商务活动，肯定离不开价值转移价值接受，所以支付成为O2O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但这是“我创造了价值并且价值得到了实现，我把价值实现把它收回来”这样一个闭环。所以融资成功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创业成功。实际上开环闭环当中是价值的转移、价值的支付，以及价值的实现的过程，所以移动支付是一个非常典型并且重要的平台，而易宝支付在做这个事情，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再深入来看，O2O化解了制约创新的环节，改变了创造价值的模式。过去的企业，从采购、研发、设计、制造，再把产品销售给客户，客户只是一个价值的接受者。而O2O实现了商业情景的变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客户的需求和创意可以直接传递给制造者，孤岛式创新被连接起来。O2O平台已经预告了一个开放平台智慧应用的大时代的到来。 O2O的价值创造跟过去相比有何区别？它的核心创造力来源不一样。过去的核心创造力是来于闭环的，现在价值创造性是来自于互补性，其实跨行业的互补性完全会超过行业内的互补性。这个互补性是非常强大的，也许，它的产品不是很专业，但是它所创造的价值以及所降低的成本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这是一场质变，不只是工具的改变，这是价值创造的模式、价值创造的机理的革命性改变。这是一场从价值链到价值网络和商业生态系统的质变。 所以从理念上来讲，O2O的背后就是价值创造关系的变化，或者是价值创造模式的变化。传统制造业有很多机会，从互联网创造的公司也有机会，关键是怎么认识这样一种价值系统的变化，以及在这种新的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价值创造体系当中怎样找准位置。本文选自凤凰财经，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28日 -
汤敏：用互联网助推公益金融发展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原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整个中国正在进行两个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会产生颠覆，产生一场革命。第二个大的变化就是人类社会正在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一个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的时代。 2015年9月7日，第二届中国公益金融论坛在北京召开。来自十多个国家与地区的600多位政府官员、金融精英、公益领袖济济一堂，共同探寻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公益金融（Social Finance）。澳大利亚前联邦总理陆克文，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汤敏，宜信公司创始人、CEO唐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等三十多位嘉宾分享了观点和经验，重点就金融环境进步带来的新机遇、公益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与推动创新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为公益金融领域资深专家，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汤敏出席论坛并发表了题为“释放金融力量，支持社会创新”的主题演讲。 以下是汤敏主题演讲全文： 我发言的题目是如何用互联网来做公益金融。大家今天来参与这个会议，是大家都对公益金融有兴趣。 现在我们谈互联网+，怎么样把互联网加到公益金融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今天我来抛砖引玉。 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扶贫电商是下一步农村扶贫的一个好抓手；第二，如何用互联网金融的方式来支持扶贫电商。 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做出庄严的承诺，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也就是我们要基本上摆脱贫困，把绝对贫困在中国基本上消灭。这里面最难的就是如何让农村特别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现在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很多的措施来克服这一难题。 按照官方的数据，现在还有7、8000万的贫困人口在农村。如果按照国际标准的话，扶贫标准人数会达到上亿之多。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而且我们只有5年的时间。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利用电商来扶贫。电商大家都知道，就是通过互联网买卖。而我们特别提出的是扶贫电商，就是让贫困的地区农产品能够进入电商这个领域。 这个如果我们不去做，很可能电商这个措施会造成更大的马太效应，所以让贫困地区率先做电商是一个非常紧迫，非常重要，应该来说也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大家知道，在城市里面，农产品的价格并不便宜。对比来看，国外相较于国内很多农产品的价格差不太多，有些甚至更贵。一方面城市花了大量的钱买农产品，另一方面真正的农业生产者，真正在农村的生产这些农产品的人，并没有得到很多的收入。因为中间环节太多，很多的成本叠加到整个过程中来。 如果我们通过电商的方式，直接卖给消费者，这里面就会减少很多的中间环节，那么在不提高城市人消费价格的情况下，农村生产者的收入将可以加倍，甚至加两倍、三倍。 但是对于贫困地区来说，电商自有它的缺陷： 第一，贫困地区往往交通不是很方便，物流成本会比较高；第二，他的产品批量性、标准性不够，产品品相也不会像大规模生产的那样漂亮；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贫困地区农民的电商的意识不够。 所以这个就需要公益界，需要大家来帮助他，也需要政府来帮助他。帮助这些贫困地区率先建立物流系统，对愿意做电商的人给予培训，率先解决他们的问题。 另外，我们想把城市的消费者动员起来，把他们变为城市的消费志愿者。过去，人们帮助贫困地区主要是捐钱捐物，未来就是优先去买贫困地区的产品。在城市消费志愿者看来，我反正要吃饭，我反正要购买一些农产品，我每次买的时候优先到贫困地区的电商，到他的网站去买他的。因为我是一个扶贫志愿者，所以我可能对于他的物流要求不高。不像一般的产品一样要求24小时到，而是有可能72小时、甚至更长一点时间我也可以接受。可能一开始果子长得没那么漂亮，但是只要能吃，只要味道好，我也愿意买。 如果我们能把城市的居民和热心人士发动起来，优先到贫困地区买一些东西，这样我们就把城市的消费者和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村生产者连接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现在的市场加快扶贫的速度。这样的项目，友成基金会正在农村地区实验，很快就要进行较大规模的推广。我们专门到贫困地区去，在每个村子中培养一个电商的人员，这样就等于在每个村子里面开一个1号店。培养一个人，给他一个计算机，给他接上互联网，他就可以在村子里帮助村民买卖，甚至给村民培训，这些细节我就不多讲了。这个项目正在快速发展。 第二个问题，这和咱们的公益金融有什么关系呢？公益金融在这里能起什么作用呢？当我们城市的消费志愿者买了贫困地区的农产品以后，觉得味道不错，觉得农药、化肥比较少。大家建立这种信任以后，第二年就有可能给他一些投资。比如说我现在需要辣椒，你能不能专门给我种点辣椒，或者我需要把你的果树包下来，这个果树今年的产品我全帮你卖掉，等等。这些情况下，可能年初的时候就给他一些投资，年末的时候就以稍微低一点的价格买农产品回来，这样消费者也不吃亏。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些金融，因为我们消费者跟生产者本身是已经结成了比较紧密的关系了，所以整体风险也比较小。 每个星期可能你订货的那个农民就给你拍个照片说：你要的辣椒现在发芽了，你看现在长叶了，你看挂果了，你看现在已经发红了，你看我们现在收割了，送到你那里。这样就不仅是购买农产品，甚至是购买体验。你可以让孩子每个星期看一些照片，看这些农产品是怎么长起来的，这些都可以做到。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大，把互联网金融，把众筹的方式结合进去。现在在农村贫困地区，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但我们很难进去，因为成本太高。像唐总他们宜信的宜农贷，那是花了很大的成本，同时，我们各位爱心人士不要求高回报，这样我们才能做下去。因为你要了解每一个农户的信誉，他不还钱怎么样，有什么能够制约等等，这个成本非常。全世界的小额信贷机构为什么利率下不来，就是因为信息的成本太高。但是一旦我们把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起来了，他们建立起联系。那这些信息通过互联网，甚至通过移动互联网，通过手机的成本几乎为零。现在每个贫困村，国家派了一些干部，两三个贫困村派一个工作队。他们在这里面再起一些作用，帮助大家来做一些工作，很可能农村的金融这种过去认为成本太高，现在就可以结合扶贫电商做起来。这个将会有巨大的市场。 刚才我们说的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市场，而富裕一些的农村，中等收入的农村，就完全可以通过商业的方式来做。这里面就是基本上没有被开发的几亿人市场。我们现在城市的居民，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拿2、3%的利息；农民要贷款，可能10%、15%的利息，中间有巨大的差价，这个差价就是信息的差价。一旦把互联网金融做起来的，一旦把信誉建立起来，一旦把成本非常高的信用问题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解决了，很可能就变为城市居民以举手之劳，直接给生产者进行贷款。这些就是未来互联网加金融里面，甚至互联网加扶贫里面巨大的市场。 整个中国正在进行两个大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会产生颠覆，产生一场革命。 第二个大的变化就是人类社会正在走向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一个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的时代。未来的社会是个私人定制式的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直接联系起来，生产者给你定制产品。在这个时候，金融也要发生大的变化。既然消费者和生产者个人都对接起来了，都可以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金融还是过去的金融模式吗？还是大银行，大政治公司这种模式吗？还是股票市场这种模式吗？可能这个本身也要发生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早晚要来的，而且很快就要来的。 如果在座的各位要做扶贫，我们先在这些贫困地区实验一下这种个人对个人的金融这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摸索出一些经验。如果我们连在贫困地区最恶劣的环境下都能做好的话，稍微好的地方做成商业也将完全没有问题。这种金融方式的核心是跟我们现在网店一样的。为什么网店可以用60%的价格，70%的价格把产品卖给你，就是因为它把中间环节去掉了，农村电商未来也是要去掉中间环节，未来的互联网金融也是把这些金融的中间环节去掉，那么我们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广阔的市场。 所以参与这种新型的公益金融，它不仅是我们为了献爱心，为了帮助穷人，为了做点好事，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面试水，在这里面找到新的机遇。本文选自公益中国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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