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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强悍哲学标注真格另类投资文化
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网红是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单品还是流星花园喧哗的香槟气泡？VC抓耳挠腮，拼命判断稍纵即逝的瞬间和变化，其实收获更多的是叹息和追悔。这个时代的世界和历史每一个瞬间究竟发生着怎样的纠缠和联系？一切都在快速消亡和诞生，一切都在快速消费和告别，创新是什么？机器人的世界还记得70年代美国电影走向未来的经典场景吗？我们无法判断相爱的是人还是机器，于是我们需要热吻的温度以确认是否会被电死。还有那么些奇怪的思考者，还在以独立的思考，艺术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商业世界的来来往往，潮起潮落。王强强悍的逻辑思维，是VC资本世界上空那架孤独的无人机，拍摄每一个瞬间，仰望每一个夜空。八零年代的北大文青，中国合伙人，会怎么分享他眼中的2016，大家咬文嚼字的看吧。“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不追索真正深入人性的东西，在千变万化的现实中很难走下去。没有记者去过王强现在的书房，王强也从没给别人开过书单，我这次也没能例外。知乎上有一位创业者整理出来“王强老师价值10万元的创业书单推荐”，书单中罗列了《西方哲学史》、《佛教研究十八篇》、《耶稣传》等44本人文类书籍。配图是典型的蹭拍，王强低头看着手机，这位创业者笑眯眯地对着镜头，评论里基本都是对这份书单“价值10万”的嘲笑。这不是他开出的书单，王强跟我解释说，曾有创业者竞拍获得了与王强逛书店的时间，王强在书店里随机给他们点评这些人文类好书，远不是什么“价值10万”般唬人，而且他也不记得知乎上的这位创业者。王强是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徐小平负责投钱，王强负责投后——搭建企业灵魂和文化，这一点上也正契合了王强的读书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道”，而非“术”。读书阅世五十年，王强读书走向了两个极端——1911年之前的中文古籍和西方人文经典，前者占据了一大半。徐小平佩服王强，为王强这样的“中国企业家中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自豪。2010年去伦敦的时候，徐小平陪着王强逛书店，他想买一套古董书，看中了一套后问店员书的年代，店员不知道，叫来了老板也不知道，王强打开一看，说是1898年到1910年年间。后来一查仓库资料，果然是1898年。“我肃然起敬，书店老板也大惊失色。”徐小平说。徐小平知道很多这样的事情，他调侃说，他们在王强面前都感觉到弱智。俞敏洪也从不问王强读什么书，知道以后更觉得自己弱智了。2011年，王强买了大房子，徐小平去王强家书房，沉迷其中，半夜的时候王强问：你怎么还不走？徐小平说：我想读书。坐在真格基金的会议室里，王强身后的墙上，贴满了真格基金投资的互联网项目的 LOGO。找钢网、大姨吗、nice 等等创业公司风头正健。相映成趣的是，王强掏出他的手机给我看，里面只装了寥寥数个应用程序，除了iPhone自带的之外，第一页里有Uber、谷歌的 Calendar、微信，第二页只有三个：某银行、大众点评和微信企业号。王强意在说明读书让他保持与现实的距离。他相信能量守恒，一个人在此处耗费能量，必然减损其在他处的聚焦，“智慧就存在于你如何有效地调配你的能量。手机应用越用越少，我回过头翻王强的微博，之前也显示过“来自Android”和“iPhone 6 Plus”。王强有早期阿里和京东的股票，但是他说自己从没用过淘宝和京东，因为“没必要”。买书都是助理帮他买，然后他给钱。阅读是通往心灵圣殿的必经之路王强的新书《书蠹牛津消夏记》排版刚刚完成，很快就会面世。这部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结了近年来王强的文章，与他上一部作品《读书毁了我》一脉相承，新书内容还是他寻书、读书、藏书的故事，其中牛津访书记共计两万多字，用日记体的方式，书写他在牛津寻书心得。王强写字慢，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为这部书稿等了三年。他俩也是多年的好友。俞晓群给王强新书写了序，王强对新书的封面设计提出了要求：把牛津高街的画放在封面；封底放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彩色小马；用西方的装帧设计。出版社特意从英国进口了剪裁刀，因为王强觉得国内的毛边本做得都不地道。封面油画用烫金工艺制作，烫出层次，手摸上去会有凹凸感，这在国内是第一个。而王强对小马的偏爱，则是因为“牛津八百年的历史，乔叟是一个代表性的起点”，王强想展现的是他对文字以及阅读的朝圣：“一个修士骑在马上，往心灵中的圣殿走”。乔叟的小马1980年代读书热，从内蒙来到北大的王强在读书上如鱼得水。1984年他留校任教，工资是一个月一百多块钱，为了买书，他常找朋友借钱。后来北大图书馆进了两套书，台湾远流出版社的《胡适作品集》和《李敖全集》，放在教师的阅览室出售，定价折合人民币共近两千块。“当时一套《鲁迅文集》也就50块，但看到远流的书我兴奋至极”，王强花了近两年的工资，买了这两套当时罕见的无删节版作品，这是他当年最奢侈的消费。书放在宿舍里别人都羡慕得不得了，但就像《中国合伙人》里出现的镜头那样，王强的书上扉页总是印着章：“书不外借”。1980年代中期北京知识界有三个山头：“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和“中国文化书院”，王强也差点就走上了学术之路。当年他骑着破自行车，和同学刘峰（现在北大博导）一起去甘阳位于东四十条的办公室打杂，靠着自己的英语根底帮甘阳校对稿子。甘阳在当时是旗帜性的人物，他在筹备“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那里汇聚了苏国勋、陈平原、陈嘉映、徐友渔等一批学者。虽然不是哲学专业出身，但由着兴趣，王强曾最早翻译了一部关于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作品《解构：理论与实践》，为一个名词的翻译经常找甘阳去推敲，最后社科院的大稿纸满满写了几百页。“当时甘阳还策划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对抗汤一介他们主导的中国文化书院。甘阳准备找北大王炜做秘书长，我做副秘书长，地点就在北京的西山，我都准备离开北大了。”王强说。但80年代末风云突变，“一切都像梦一样没有了，烟消云散”。后来甘阳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还提到王强，数十年再也没有见面，这也令王强有些感念。《读书毁了我》中很多文字都写于1990年代，书中提到的都是令他茶饭不思的好书。书中还收入了一篇《伊甸园的黑暗——<旧约·创世纪>中的一种女权主义解读》万字论文。当时女权主义的概念刚刚进入中国，王强读了很多人写的文章都觉得隔靴搔痒，“我觉得文化策略更加深刻，我想用一个方法论——女权究竟要做什么？放在一个具体的文本里，拆解技巧然后拆解文化的抱负。”这篇文章首发于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责任编辑是林道群，这本严肃的综合性学术杂志至今颇有威望。王强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导读上，在他之前的是余英时、汪荣祖等大家。“我没法和李泽厚这些泰斗比，但给我开的稿费都是一级，他们不看资历”，王强1990年之后留学美国，房租很大一部分都是靠着这样的稿费。最好的商业是呼唤人性的商业王强坐地铁来办公室，走的有点热，进门就把毛衣脱了。原本给他配了车，但他把车送给了朋友，让司机创业去了。他从书包里拿出两本地铁读物：弗吉尼亚·武尔夫的《普通读者》和霍金《我的简史》。前者是他的挚爱，王强搜集了她所有的作品版本。弗吉尼亚·武尔夫（1882~1941）王强读书并不追求速度，他的习惯是，碰到一个难点或是书中提出的问题，就掩卷而思，“我试图提供我的答案和可能性，把它作为一个案例拆解，最后再看看作者和我差别在哪。书中的大师如此之近，却又如此之远”。“真正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不追索真正深入人性的东西，在千变万化的现实中很难走下去。”王强曾在红杉基金的培训课程上讲人文课程。每周末一次课，从下午两点讲到晚上，有一个“学生”期期不落的听完，他是美团的王兴。王强读书偏爱文史哲，因为这些带领他探索的是恒定的解构。“阅读给了我思维方式，贯穿到现实投资的观察，你就有审美距离了。”王强说。就像真格基金曾讨论过该不该投资可穿戴设备，听完了辩论，王强说的答案是：不投。他的理由如此简单，“可穿戴”名字本身就不对，这暗含着不一定穿戴，就像近视镜和墨镜的区别。而“从人性说，你在家里，晚上睡觉是脱光了还是穿戴很多设备？不穿是人性，穿是文明和商业，你用一个违反人性的东西，怎么值得投资呢？”王强说，而他和徐小平所致力的在于：最好的商业是呼唤人性的商业，“真格对创造力的兴趣超过了回报率，所以他们要投很多虽然奇葩但商业上呼唤人性的产品。王强也不看好网红，“越快起来的东西消失越快，这是生物规律和物理规律”。那为什么投了papi酱？“我们只投一个papi酱，我不是说不能成功，但如果这是未来趋势，这就完了。这不是引领未来的东西。所以网红得赶紧找到变现的渠道。”读书是件讲究的事，王强收藏了20个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囊括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这两百年间有代表性的作品。“对比你会发现，你读同一个剧《哈姆雷特》，不同版本，同样的句子会让你产生不同的理解”。所以他基本不太用kindle这样的电子书，除了看一些外语原典资料。他不读传记，“因为那是二手货，要读的话只读自传。”他也反对读畅销书，要读只读一流的书，“这个一流并非思想先进，而在于其纯粹性。比如1911年之前的中国典籍，我认为都是一流的。”他所欣赏的经典作品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之后，“即便对解决现实问题没有直接作用，那也要抓这些探讨本质的。而我往往认为畅销书没有时间去呈现本质，这是我的偏见。”外人面前展示出来的王强语速飞快而又不乏幽默，但采访的时候他说自己挺孤僻，好朋友没几个，像徐小平这样的兄弟就更少。王强曾参观过美国联邦造币局，隔着防弹玻璃，参观者可以看见美钞如何从一张白纸变成一张张美金。他留意到墙上写着标语，翻译过来就是：“你离钱如此之近，却又如此遥远”。他把这个道理与自己读书类比起来，“最近的书离你非常远，最远的书反而离你很近。很多人有了现实问题就去读谈现实问题的书，就像你得了癌症再吃药已经晚了，而平日的保养才让你离健康很近。“智是什么？在知的基础上，多了一个日，每天练习重复就是智。‘慧’得有心，不读进心里，读再多也没用。”王强说，如果一本书跟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亲密的交集，不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震颤甚至改变，哪怕是再好的书，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经典的无用是它的最高意义”。王强的孩子已经18岁，但王强仍会时常回去翻看当年给孩子买的那套苏斯博士的经典童书。这套绘本涵盖了四十多个故事。其中一集《乌龟大王亚特尔》，讲述了一个老龟王为了坐得更高看得更远，招来了许多乌龟叠成罗汉架起龟王。龟王的欲望不断攀升，就不断要求更多的乌龟加入，直到最后底层的小乌龟打了一个嗝，整个龟王的统治轰然倒塌。《乌龟大王亚特尔》“在一个孩子懵懂的时候把这个价值观灌输进去，很有意思”，王强喜欢这些作品背后所反映出的人性，“人性只有一个，没有商界的人性和学界的人性和办公室的人性之分。”王强很少推荐商业方面的书，虽然他之前也说过，读书就像吃饭一样，不能偏食。王强照例拒绝了开书单，“这违背我的思想”。附：王强读书笔记若干王强读《科学革命的解构》“因为托马斯·库恩在这本书里说，科学发展是一种进化论式不断的进步吗？还是什么东西呢？他的关键论点，其实是不能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科学的进步，或者科学的突破。因为每一次科学的突变都意味着人们世界观、时空观发生转换了，所以它称之为范式的转型，而不是线性提升。这本书对经营企业非常重要。你哪能天天翻天覆地改变现实、改变世界呢？你让人们的体验维度突然发生不同的变化，这就可能找到企业的出路了。”王强读《如果亚里士多德管理通用》“纯商业的东西我不感兴趣。这是90年代的作品，这是我向大家推荐的。这类还是有永恒性的，方案性的东西我不读。他强调企业成长，他怎么管通用，涉及到领导者的知识解构四个维度。”王强读《巴菲特致股东的信》“这是1965年到2012年他对股东的信，比他自传还厉害。因为它不牵涉到任何虚幻，全是扎扎实实的东西。所以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投资者和经营者，这些是必须读的。”王强读《价值投资》“半个世纪了，仍然是经典。”王强读《波浪理论》“如果要懂股市，这是经典，我读它像读小说一样的，觉得有魅力。”文章选自真格基金，2016年4月29日
2016年5月4日 -
王辉耀：中国需要如何应对TPP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目前TPP的12个参与国GDP之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了40%，中国若加入，这一比重将达到50% 以上，将加大TPP 的影响力。 一、中国加入TPP的有利之处 （一）中国加入TPP将能及时影响其游戏规则的制定 虽然美国、日本和其他十个泛太平洋国家在2015年10月5日就TPP 达成了基本协议。但是，TPP协议要最终在各个成员国的国内通过，还需要完成多个法律程序。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局势复杂，美国民主党内对TPP 的态度出现分歧，TPP在美国国会将继续面临诸多阻力。TPP自达成基本协议以后，一直在对文本内容进行调整。在此形势下，中国在TPP尚未生效时及时申请加入，将会影响TPP 的谈判过程和其规则的制定。目前TPP的12个参与国GDP之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了40%，中国若加入，这一比重将达到50% 以上，将加大TPP 的影响力。 （二）在WTO红利减弱的情况下寻求利用TPP红利 TPP的统一监管标准包括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等方面。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并将发展服务贸易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中国正在实行“走出去”战略，不仅是制造业产能的输出，也是技术和资本的输出。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也必须同时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若加入TPP，则可以在这些方面利用TPP 红利。15 年来中国从WTO 受益巨大。目前，在WTO红利减弱的背景下，中国应积极寻求利用TPP红利。 （三）中国加入TPP可作为欢迎美、日等国加入亚投行的友好示意 中国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各国加入亚投行。目前美国、日本等国尚未加入亚投行。中国若加入TPP，可作为友好示意，欢迎美、日等TPP 成员国加入亚投行，共同参与推动亚太经济新的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表示，中国未来有可能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四）TPP将是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新平台 中国加入WTO之时，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还比较低。WTO 也主要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货物进出口贸易。以汽车产业来看，入世后第三年，中国汽车销量就突破了500 万辆大关；入世后第八年，汽车产销量第一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5 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超过2400 万辆，分别达到了2450.33 万辆和2459.76 万辆。现在中国第三产业的占比已经上升到了50% 以上，中国应加大服务业方面的贸易能力，进行外贸转型升级。而TPP 主要就是关于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软实力方面的协议，会成为继WTO 之后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新平台。 （五）TPP的主要成员国都是中国贸易对方国家，中国加入将从中受益 TPP 的12个成员国中的主要国家，如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都是中国的贸易对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极其紧密，相互之间贸易量很大。TPP 的贸易开放程度很高，因而，中国应该抱着开放的态度，用长期战略的眼光来积极加入TPP，实现与主要贸易对方国家进行更广泛深入的合作。 二、中国加入TPP 的时间窗口和路径 （一）中国加入TPP 要把握最佳的时间点 除奥巴马表示中国可能加入TPP 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如果中国加入，TPP将有更加重大的战略意义。美、日对中国加入TPP都表示了欢迎的态度。中国加入TPP要把握最佳的时间点。TPP 目前尚未在美国国会通过，根据相关分析，在2016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前TPP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在TPP尚未在美国国会通过的时间段争取加入。 （二）中国加入TPP 的路径 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现在还缺美、日等国的参与，中国可在寻求美国、日本加入亚投行的同时，作为对等，加入美、日主导建立的TPP。中国应积极主动申请加入TPP。中国可寻求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已在TPP之内，可在中国加入TPP的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4月刊总57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5月4日 -
沈南鹏：成长为伟大的公司应具备5个方面的职业精神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著名投资人沈南鹏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3级EMBA/FMBA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专业精神与创业》的演讲。沈南鹏认为，创业家精神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忽略了“职业精神”的重要性。沈南鹏认为职业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①专业的知识和能力：管理者、领导者知识应该是多方面的； ②团队精神：团队之间建立信任、尊重以及体谅； ③价值观：善待家人、善待同事，这也是我们价值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 ④责任心：每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每个细小的工作，都要有最佳完成任务的责任心。 ⑤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以下为沈南鹏的演讲整理：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今天来中欧的毕业典礼和大家交流，我内心蛮紧张的。每次名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不管大小，同学们都很期待。两周前，我在红杉中国十周年庆典上的演讲是脱稿的，但今天我比那个时候紧张，所以把重要内容写在了小纸条上面。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多少有些渊源。而且一年多前，很高兴受到中欧的邀请参加CEO班，很遗憾时间没安排过来，没有机会与各位成为校友，是一个遗憾。 今天大家比较期待听到的话题可能是风险投资，创业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资本市场如何？其实这些话题有很多专家、媒体都讲得很详尽了。我今天想讲的是另一话题——职业精神。一家企业能够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我们显然需要“Entrepreneurship”——“创业家精神”，“创业家精神”是过去一段时间里国内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这个词外，还有一个词也非常重要，那就是“Professionalism”——“职业精神”。 昨天我查了一下字典，解释是“the conduct, aim and quality that characterize or mark of a profession or a professional person”，发现语言好像转了一圈，可还是没有答案。那么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相信大家的脑子里都会有一个基本印象，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称作“Professionalism”。可能大家说“创业家精神”太多了，往往忽略了同样重要的“职业精神”。 大量的创业公司最后没能长大，没能成为预想中的“伟大”的公司，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企业没有很强的执行力和团队文化。这一点对初创期企业适用，对大公司也适用；对跨国公司适用，对民企也适用。那么，怎样才能建立很强的执行力和优秀的团队文化呢？强调Professionalism是核心之一。 Professionalism涵盖很多方面，有些是表现在细节上的。比如，1992年我研究生毕业找到华尔街工作的时候，朋友们告诉我作为华尔街的Professional，首先要把着装改一改，耶鲁学生时代穿的衣服不适合了，投行标准的服装是白衬衫、领带和深色的西装，还得加袖扣。但其实外表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职业的行为，这些大家在中欧校园里应该学了不少。一、专业的知识和能力 必须在你所在的行业里面成为专家，但这对于一位有志成为管理者、领导者的人来讲，知识应该是多方面的。如果你是学工程的，当走到一个中高层管理位置的时候，可能也要了解财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参加EMBA、FMBA这样的课程，因为这里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方位了解企业管理、提升领导力等的学习交流平台。二、团队精神 在中欧，大家一定做过团队精神训练，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在团队之间建立信任、尊重以及体谅。体谅这个词非常重要，尽管它放在最后。当你的同事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达到大家期望值时，你要给他一些理解，同时给他尊重和鼓励，能够让他把落后的地方补起来。三、价值观 现在我们经常在说正能量。你对待客户、合作伙伴的态度是怎样的？你对周围的朋友、家人是怎样的？善待家人、善待同事，这也是我们价值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过度营销或欺骗客户，尽管可能在短期内能够达到某些目标，但这些最终都会损害公司和你自己。四、责任心 每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每个细小的工作，都要有最佳完成任务的责任心。因为团队成员期待你最佳地完成这项任务。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想起我1998年在香港的德意志银行工作，为一家大公司做融资计划书，周一要去做演讲pitch，周末我的老板打来电话提到市场和竞争对手的基本数据仅更新到上一年的年底，建议我把当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涵盖进来。看起来是个小事但我决定马上修改这个内容。 当时我们在香港的新世界大厦办公。接近夏天，香港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那个礼拜天正好还是个节假日，楼里面没有空调，几个小时大汗淋漓地工作。改完数据以后发现对图表的颜色也不太满意，一张彩页图上的蓝色和绿色好像对比不是特别鲜明。 我又花了一些时间改颜色，也没让助理帮忙，因为还是我自己最知道哪些是重要的，改起来效率最高。很遗憾，后来在北京的pitch，我们并没有成功，但即使没有拿到项目，我感觉在周末假期的那几个小时里，在大汗淋漓下把材料做的尽善尽美是应该的。客户可能注意到，也可能没有注意到，但做为一家投资银行的专业人士，必须把最好的内容和形式呈现给客户，这是职业精神的一部分吧。五、解决问题的能力 商业社会中的很多问题会比书本上的复杂很多，你必须要想出创造性的方法解决问题，因为没有现成的答案，书本上不会教你，你的老板不会教你，你的同事也没有答案，这也是考验一个人的专业能力。你需要有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往往是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完成的，这是商业社会中经常碰到的。 Professionalism说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大家有很多习惯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再举个例子，在红杉，每周都会接待几位来访的创业者，我们把周一的时间留出来跟他们见面。我们希望做到在跟每位创业者交流的那段时间里，不接打电话，不看微信，不管来访的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这个细节听起来很小，但是我们认为，这表现出对创业者的尊重。如果你参加了会议，就必须集中精力地与创业者探讨，因为他是全身心投入的，而且可能准备了好几天来和我们讨论。这样的职业态度恰恰展示出一个公司的风貌和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理解Professionalism不太直观，因为社会上每份工作都不同，比较难以量化。其实观察医生这个职业可以发现，我刚刚讲到的这几点，在他们的行为中可以有很好的对标。专业能力、团队精神、责任心、解决问题的能力、价值观在医生对待病人的过程当中，每一点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管时间长短，你都可以非常清楚地体会Professionalism在医生那里有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今天如果更多的企业按照Professionalism来要求员工和团队，相信公司文化和执行力就会大大提升。 看到今天的毕业典礼，想起了1994年我在耶鲁大学毕业时的情况。当时耶鲁管理学院的学位叫Master of 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ment，MPPM跟全美很多商学院是不一样的，强调公共管理的教育，包括非赢利机构的管理人才培养。今天国内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那些最“热”的创业行业，这可以理解。但是除了新兴蓬勃的互联网、医疗等创新行业，还有不少行业也在大量需要人才，特别是专业管理人才。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赢利组织，它们对社会的良性发展非常重要，然而那些机构的人才相对匮乏。今天优秀的毕业生们如果能够考虑这样的职业方向是很好的选择。 创业创新有风险，商业成功中可能六、七成来自创业者的努力，另外三、四成靠的是运气。过去三十年，整个行业环境非常好，出现了新经济的许多风口，但是商业永远有风险。 作为一个优秀的中欧毕业生，应该有多种选择，去创业固然很好，去做个成功的Professional也非常好。如果你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职业生涯，是伴随着一家优秀公司的成长，充分发挥职业精神，你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业，但同样能在这样的状况下做出优秀的成绩，实现社会和自身价值。 祝福大家在毕业以后大展宏图，成为社会发展的栋梁。 文章选自东方财富网，2016年4月27日
2016年5月3日 -
以战略和国际眼光看亚投行——对话国务院参事汤敏
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亚投行的成立引起了各界关注，它能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做出怎样的贡献？未来对区域和全球经济将产生哪些影响？中国第一次主导一个国际金融机构，未来对它的运作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挑战？如何去应对这些挑战？运营时的风险控制如何处理？亚投行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起到什么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将给亚洲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国务院参事汤敏先生。 汤敏参事于1982年本科毕业后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任教。1984年赴美留学，入美国伊里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 Champagne）经济系博士研究生，后在1989年获博士学位，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和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 2000年，汤敏调到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任首席经济学家。2004年，其在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任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开始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研究，2007年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2010年成为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并于2011年2月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中国由多边金融机构的参与者转为国际金融组织的牵头人。”汤敏参事如此看待中国在亚投行的这种跨越。从20世纪70年代末始，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从此在世界金融的舞台上一步步学习成长。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我国的代表权；1980年5月，我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1986年3月，我国正式成为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我国不断吸引进外资、设备、技术和理念，探究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当前，在世界更加市场化、开放和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无论是出于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还是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考量，我国都需要进一步“走出去”。金融 “走出去”是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亚投行就是中国金融走向世界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国虽然起步晚，但发展快速稳健，从原来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一跃而成现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到领衔筹建亚投行，表明了我国改革开放战略路线的正确。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组织各项事务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先进的制度与方式，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出亚洲，走向国际。亚投行可以说是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中国影响力产物，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上众多国家的支持。 “亚投行是中国牵头筹建的第一个国际性金融组织。”汤敏教授这样评述，“我们的媒体和老百姓应该有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把眼光放得再长远一些，不只是强调对中国的短期利益，而是明晰长远战略的利益。我们要看的不是短期内有什么利润回报、得到什么分红，而是在开辟了更大的市场后，亚洲经济发展更快时， 从长期来看， 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收益。”人才储备 汤敏参事1989年进入亚洲开发银行，在亚行任职17年，见证了中国在国际机构的太多跃变，尤其是对优秀人才的培养。20世纪80年代我国刚开始进入亚行工作的时候，对其知识和理念都十分缺乏，大部分中国雇员只能做基层一般的工作，级别也不高。但是中国雇员在工作中不断积累专业知识、锻炼能力，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阅历。国际组织成了我国优秀人才的培训与储备处。这些经受过国际组织培训和锻炼的优秀人才后来回国，为国内政府机构的运作作了突出贡献，使我国一步步与国际接轨。再加上后来有许多有很强学习能力兼具良好国际视野的留学生加入，更是壮大了人才队伍。例如，现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先生，就是原亚洲开发银行的副行长，也曾担任过中国驻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原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行长李若谷先生，也曾长期担任中国驻亚洲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补充现有金融体系 一些外国媒体认为，亚投行未来将成为“中国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孵化器，挑战美国一直主导的旧有国际金融秩序。汤敏参事为此正言。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有很多需要我国借鉴发扬的优点，中国牵头筹备亚投行并不是为了推翻什么，也不是为了挑战什么、重建什么，而是想做一个真正对世界发展有所助益的实体，一种建设性补充。 我国从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中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其中一例就是环保领域。原来我国环保意识不强，比如在道路和桥梁建设时，更关注短期的成本高低，忽略了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成本。比如高速路绿化普及可以缓解司机的视觉疲劳，预防车祸发生；道路设计直线曲化以尽量减少拆迁，以防拆迁纠纷等。在短期来看，这些措施肯定要抬高成本，可是从长期来看，却减少了很多社会风险和负面影响。一开始，我国是不太情愿地被动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环保要求。现在，这些标准已经成为国家标准。比如，国内的每一个项目开工前都要先做环境影响评价。再比如，我国正在使用的招投标机制，也是从国际引进的一种减少腐败的方式。这些理念的引进，我国都从中得益。四两拨千斤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为了达到世界基础设施平均水平，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求量巨大，未来10年每年要投资大约合7000亿美元。而根据亚投行1000亿美元注册资本规模，一年折合下来也超不出100亿美元。比起庞大的市场需求，亚投行的投资依然是杯水车薪。因此需要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把民间资金撬动起来。 民间资金为什么不愿意投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具有回报期长，投资量巨大的特点。 对于民间资本来说， 在二三十年的回报期里，很有可能因为政府官员，甚至执政党的更替而带来巨大政策变动，使得私人资本的利益没有保障。民间资金并不少，也有一些资金需要投资长期项目，比如保险公司、养老金和企业年金等，它们更期待一种合理的长期投资与长期回报。而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建水厂、电厂、高速公路、铁路和污水处理厂等，正是能满足他们需求的一种建设性投资。现在提倡的新型投资方式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有可能把政府、私营和民间的资本集合起来，一起来投资。如果加入亚投行，以及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民间资金可能更放心一些。互利互惠求双赢 亚投行将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起到怎样的作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又对亚洲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汤敏参事指出，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关系。 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劳动力短缺，产业结构发生转变，尤以服装纺织类表现最为突出。劳动力短缺导致的劳动力工资上涨使得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竞争力骤减，所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许多企业纷纷外迁。同时，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心正在向更高层生产推进，主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在保持优势的同时，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这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对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国家来说也是好事，能够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增加他们的外汇储备，让他们能赚到‘第一桶金’为后续发展添力。”汤敏说。不过，他也表示，这些欠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缺乏发展制造业所需配备的电厂、水厂、港口、铁路和公路等条件，成为接受外来资本发展经济的制约。我国在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时期，因为电力不足，工厂只能开工三天停工两天，低效又浪费资源。所以，只有优先发展或是同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给这些国家带来真正的收益；对于走出国门的企业来说，有了基础设施投资的配合，也是一件幸事，能得到真正的双赢。挑战与机遇并存 亚投行未来面临的挑战很多，大致可分为3个方面：运营挑战、创新挑战和风险挑战。正如前面所提，运营挑战是如何选取项目，如何成功地建设项目。其中，具体的方式，我国仍在摸索之中。一般性的规章制度，我国可以先采取“拿来主义”，把目前国际金融机构行之有效的运营方式拿过来加以改进，用起来再说。创新挑战，光“拿来主义”远远不够，需要有新意、有效率的方式。例如，上面谈到的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把更多的民营资金引入进来投资基础设施。风险挑战是指如何把钱借出去后安全地收回来。亚投行毕竟是银行，虽然不重“利”，但要重“信”，需要有良好的风险控制，不能有太多的坏账赖账，从而能得到国际资本市场、国际评绩公司和国际社会的认可。 “一家金融组织未来要走的路不是一年、两年，也不只是十年、二十年，而是几十年。亚投行刚刚起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踏实做好一切事务，让它符合高标准，做到公平、公正、透明和开放，然后证明给成员国或是非成员国看，我们的能力没有问题，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有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信心与能力。它需要我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努力。机遇和挑战永远并存。”汤敏参事这样总结。做好当下的事，功过待后人评说。文章选自《进出口经理人》，记者：邹小燕
2016年5月3日 -
赵斌：尊重知识产权 共享创新成果
理事简介赵斌，美国高通公司法律及政府事务全球副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新华网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何中然）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央宣传部等23个部门联合主办的2016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20日在京正式启动，新华网深入采访产、学、研等各领域专家、企业家，就当前形势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行探讨。 美国高通公司法律及政府事务全球副总裁赵斌在接受新华网专访采访时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是人类高度文明的一种表现，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经济进步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应该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氛围，让创新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普通大众。知识产权保护是新业态发展的基本支撑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如今已经进入数字信息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业态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也催生了众多新的经济形态。但随之也带来了许多知识产权保护运用的新问题，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也是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 赵斌表示，不管这些新业态如何发展变化，知识产权保护都是这些新的经济业态得以生存、持续的基础和保障。没有了这些基础和保障，新的业态将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产权保护是对所有新经济业态最基本的支撑。 在稍早前以“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创业创新”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表示，未来将着力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加快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大合力。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需要建立一个与当前环境相适应的体制，来保护创新成果和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如果要鼓励万众创新，就得有一个很好的体制能保护创新者。创新者愿意承担商业风险是因为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一旦创新取得了成功，就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创新者才愿意去持续创新。”赵斌说。“创新”与“共享”会形成良性循环 从知识产权的保护来讲，首先要保护创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把成果分享给所有的普通大众。这其中会不会存在矛盾关系？ 赵斌解释说，从本质上讲专利保护和许可制度非常形象地印证了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的共生关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专利申请本身就是要公开创新技术的细节，开放技术的应用，共享科技进步的成果；而不是要把自己的技术掩藏起来敝帚自珍。它的目标是要把创新的技术申请国家的保护，同时这也是在保障发明人回收最初的研发投资、商业投资、和风险成本。这样发明人才可以更持续地创新。如果这个体制协调得好，就可以不断地从前端促进后端，进行良性正循环，不断地促进发展。 “高通发轫于七个志同道合的教授和工程师，在客厅里面进行头脑激荡，最后他们一致同意致力于用创新的技术和发明推动科技的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因此我们不断地把我们的技术进行专利的申请，得到了专利的保护，在这个过程中高通公司进行了巨大的商业投入，也承担了很大的商业风险。”赵斌说，“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体制保护是非常不可或缺和至关重要的。” 据赵斌介绍，高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将专利拿出来，通过法律保护的许可体制，与所有产业界的同仁分享前沿技术，强调“分享智慧”、“成就创新”。这个商业模式也已经被中国企业采纳，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企业都在探索发展着同样的商业模式，最终带来的是消费者和产业分享专利、技术、标准的成果与实惠。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氛围非常重要 高通只有短短的3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不久之前它还一直是很小的公司，经过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才发展到今天。这也为国内的中小企业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赵斌认为中小企业要相信自己能够成功，要有自己明确的技术和产品方向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学会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与此同时，每个人都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智慧财产。“如果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所有在这个领域的人都习惯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同时学会共享的机制，中小企业成功的几率会大大地增加，这对他们的信心也是一种很好的鼓励。他们成功的希望就更大，整个国家的商业和产业的氛围也会越来越良性地发展。”赵斌说。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都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最近，国家又将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三五”规划纳入了20项重点专项规划之中。这表明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视已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建立一个良性循环的体制和文化，才能让智慧财富为国家和产业的发展提供应有的价值。”赵斌说。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4月25日
2016年4月29日 -
游忠惠：从“人才大数据”到“人才大智库”
理事简介游忠惠，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人才!”这句经典的电影台词，道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如何科学有效地培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全面掌握国家人才储备与发展状况、最大限度发挥人力和智力资源的效用，可以说是大变革时代中国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命题。这道命题的解答，大而化之，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发现人才，二是评价人才，三是人尽其才。 当我们从大数据思维的角度，将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收集挖掘分析能力，运用到人才发现、评价以及使用体系之中，不难发现，大数据与人才的碰撞，必将催生出一个全新概念——“人才大数据”，而“人才大数据”的建构，必将对国家教育改革、人才培养选拔乃至“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成为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人才大智库”。“人才大数据”缘起：从考试到评价的跃升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教育考试服务行业的企业领导者，国家教育发展趋势、考试制度改革、人才评价与培养，始终是我关注、思考与研究的重点。 教育的目的是育人，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教育。传统的教育以应试教育为主，侧重于选拔性与结果性评价，考试成为教学效果与教育质量的主要评价手段。这种单一评价方式的弊端随着教育发展也越来越凸显。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原有的教育观念已不能满足人才发展的需要，国家随之提出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型，人才培养的重点逐步转向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要“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教育质量的评价不再仅仅以单一的考试来反映，而是开始基于教育的全过程，探索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评价、从结果性评价到过程性评价的新模式，进而建立对人的全面的个性化、多样化、社会化评价标准体系。 海云天公司从1997年进入教育考试评价服务行业，从网上评卷到标准化考务管理，为国家各类考试的实施与人才的选拔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紧跟国家教育改革方向，公司又着力开展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价服务，通过对中小学学生教育过程中各类数据的采集、分析与挖掘，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学校的教育质量以及教育机构的决策改进提供量化评价与科学依据。在探索教育质量评价的过程中，数据作为分析与评价的基础，变得尤为重要。 在多年的实践中，公司不仅积累了大量的教育考试数据，而且也具备丰富的数据处理经验。最重要的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挖掘，将科学分析结果反馈给教育管理机构，使这些数据得到有效利用。“在从考试到评价的跨越中，信息技术能起到什么作用?如何让这些数据发挥其真正的价值?”2014年1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大数据时代：考试到评价的跃升》一文，作了初步探索。“人才大数据”背景：大数据时代下的教育改革趋势 信息时代，大数据席卷全球。2013年，被国外媒体预测为世界的大数据元年，并认为这场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将给社会的发展模式和决策带来前所未有的革新与挑战。教育作为国家深化改革的重心自不例外，国内外开始纷纷研究数据在教育中的应用。 欧美一些国家较早认识到考试数据在教育评价中的作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尝试。如，国际教育评价协会(IEA)、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ECD)分别在相关大型国际测试项目中充分利用其组织的测试与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影响各国教育的主要因素;英国还在其评价项目中引入了档案袋管理，结合计算机技术建立了形成性评价;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在其组织的考试项目的每个环节都对数据进行了有效应用，使它能从容地应对每年面向全球及国内的200多种、数千次的考试，并对考生进行相对科学合理的评价。总之，通过考试数据挖掘，很容易了解学习者学习的现状，从而有助于掌握学习者的学习规律，优化学习过程、改进学习效果、提升教育质量。 顺应大数据时代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凭借多年教育考试数据处理经验和积累，海云天也积极与考试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合作，研究教育数据分析评价模型和方法，并在数据挖掘应用方面做出了典范。海云天教育测评公司作为我国第一家专注教育过程质量评价服务的提供商，在与深圳南山区、福田区以及广东肇庆市等教育部门的合作中，通过对基础教育过程数据的采集、分析、挖掘和有效利用，为当地教育管理机构和主管部门制定和落实科学的教育规划提供依据，为教师的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提供改进建议，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针对性的引导措施和方法，从而帮助当地教育部门实现区域内教育质量提升后的优质均衡。 通过一些研究机构及部分企业的实践活动，数据在教育中的应用初见成效。海云天在进行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中，也越发意识到教育数据的重要性。我数次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撰文论述，对教育数据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有助于建立起科学的质量评价体系，最大效率地为素质教育服务，对于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培养综合素质强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在教育领域的数据挖掘应用还远远不够。首先，国内外机构或企业的数据挖掘实践多是针对某个教育阶段或某类考试的一个或几个环节，这些探索与尝试不仅是局部的，也是分散的，尚未能形成集群效应、发挥其最大效能;第二，教育主要在于培养人才，而人才最终要服务于社会，人才培养、人才管理、人才流动和人才开发等环节构成完整的人才价值链，数据挖掘应从教育环节延伸到整个价值链，从而真正为国家人才战略发挥作用。因此，在大数据浪潮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看得更远、站得更高，建立一种以“人才服务社会”为宗旨的“人才大数据”观。“人才大数据”透析：什么是人才大数据? 这里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一位朋友有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女儿，作为父亲，从女儿出生起，他便开始搜集关于女儿成长的点点滴滴，到现在一直坚持了14年。这位父亲，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悉心呵护着一株幼苗的茁壮成长，而他十几年的积累，则构建了女儿生命成长过程的“数据库”。 在提倡“人人成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教育改革发展新时期，一个人从婴孩到成年，其成长过程中将会产生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每个人都是一个“微型数据库”。人才大数据就是通过采集、存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产生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劳技等相关有价值的信息，用数据的形态，形成人才成长过程海量数据库，并运用先进的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和心理测量等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对人才成长全过程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为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管理与开发提供依据，为个人、学校、企业、教育管理机构、人力资源部门乃至国家层面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更具效率和针对性的人才服务。 建设一个完备的人才大数据系统，是一项工作量浩繁的巨大工程。如果按照传统的线性思维，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大数据时代，一切皆有可能。这个由国家建立的“人才大数据”系统，人才资源的数据不再是信息孤岛、数据孤岛。这个规模浩大的人才大数据系统，可以以云计算平台为基础，采集、存储、分析与挖掘流动于中小学、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它可以由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子系统聚集而成，如学生基础数据库、学生成长记录、学历认证体系、人才素质评价体系以及人才资源管理平台等。学生基础数据库以学籍数据、学业水平、综合素质和德育、美育等数据为依据，而学生成长记录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可以清晰反映人才培养阶段的成长过程;学历认证信息可以以信息化学历认证平台为基础，在学位授权、证书发放和学历认证过程中获得就业信息和人才资源信息;企业人力信息库则可以通过查询服务及认证系统逐步丰富起来。这些数据的融合和聚集，最终形成人才资源的大数据库，可以正确及时地分析中国人才的结构和质量状况，分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相关关系，进而成为国家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进行人才决策的科学依据。 关于人才大数据的深入研究，将在我们专家团队创作的《人才大数据》一书中得到系统性的阐述与论证。该书由中国知名教育专家、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北师大博士生导师戴家干教授担任总编辑，从教育理论和人才培养角度，以海云天公司多年的数据处理、数据管理以及数据挖掘、分析和评价经验为基础，结合大数据时代和云服务技术，从互联网思维出发全面提出“人才大数据”概念，并对人才成长过程中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挖掘分析、有效利用和评价反馈等进行深入阐述，真正做到让沉睡的海量教育数据“醒”过来，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和价值。我们相信，“人才大数据”的实现，将为政府、社会及各行业带来重大变革，为国家人才战略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撑。从“人才大数据”到“人才大智库” 人才大数据，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大战略选择。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选拔、引进、使用，又是人才战略的重中之重。世界各国都在建设人才智库，为国家各类重要决策和各项事业发展服务。“人才大智库”的建立，离不开“人才大数据”，换言之，“人才大数据”是“人才大智库”的基础信息库。在人才领域运用大数据技术，搭建人才大数据平台，其最终目的就是将无处不在的人才数据经过挖掘分析变成一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为全球范围的引才用才、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通过对人才成长过程的有效管理与引导，推动实现国家的“人才强国梦”，进而在“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2012年，美国国际考试业协会(ATP)年会期间，游忠惠与ATP创始人、总裁William G. Harris 博士合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这充分表明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智库，又称“思想库”，一般是指研究公共政策的专业机构，主要职能是提供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为公共决策者解决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出谋划策。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现代智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资政辅政、启迪民智、平衡分歧和聚贤荐才四个方面。从“人才大数据”到“人才大智库”，就是要从推动人才发现、人才评价、人才使用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 凡是过去，皆为序曲。从“人才大数据”到“人才大智库”，大势所趋。文章选自中国教育信息化网，2016年4月28日
2016年4月29日 -
黄靖：中美关系视角下的台湾问题
黄靖，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目前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心在转向亚太，并且台湾很难在文化上独立于中国。” 2016年3月28日，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氏基金特聘讲席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题为《中美关系视角下的台湾问题》的学术报告。 黄靖教授首先梳理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角色的起伏过程。1949年以后，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中美建交后，受台湾自身政治经济转型、冷战结束西方向中国施压等因素影响，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且对台态度成为美国内部重要的政治议题。三十多年来中美双方在涉台问题上密切互动，使得近期的台海局势发生了两个质的变化，一是岛内政治领袖即便具有“台独”倾向也在各方压力下不再敢公开主张“台独”，另一是大陆逐渐主导两岸关系局势，而美国由曾经的主导者转变为有一定作用的旁观者。 黄靖认为，经过多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的磨合、大陆对台政策的完善以及两岸局势的变动，在反对“台独”问题上，中美两国已形成了共识;但在两岸统一问题上，中美尚存在分歧。首先，大陆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手段，统一是目的，而美方认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本身就是目的，这也使得中美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立场各异。第二，美方主张的“一中政策”与大陆主张的“一中原则”存在差异。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台湾，毕竟美国要考虑其在对亚太盟友的战略信誉与承诺，“弃台论”并未对美国主流政策有实质影响。 黄靖认为在中美关系层面上的“台湾问题”大局已定。第一，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下降，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美国的包袱而非资产;第二是中国国家能力增强，中国掌控周边局势的能力突飞猛进，在台湾问题上更不会让步;第三是台湾经济已不可逆转的依赖大陆。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黄教授认为台湾在文化、民族认同方面并未走远，大陆需要加强的是公民(政治)认同建设，练好内功，使台湾的公民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紧密贴合。 在评论环节，陶文钊认为中美经过数十年的互动，美国已认识到不能随便打“台湾牌”，否则牵涉面太广，对美国来说代价太大。黄嘉树从台湾自身及两岸关系视角，认为两岸统一在涉外关系、行政当局、两岸社会三个层面都还存在需要克服的难题，而且对于“维持现状”的界定上存在中美两国及台湾方面的复杂博弈，蔡英文并未改变其立场。张沱生表示台湾“拒统”在加强，民进党不会主动接受“九二共识”。因此，台湾问题依旧是一个重大、复杂、影响面极广的问题，依旧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 黄靖回应指出，美国在两岸是两边下注，但从长远来看，时间在中国一边。这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角色，而目前世界经济、政治的重心在转向亚太，并且台湾很难在文化上独立于中国。他认为大陆应该从经济影响、两岸关系方向着手，不要轻易将台湾问题国际化。而且，目前中美关系超出了双边关系范畴而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应吸取世界史上霸权国的历史教训，做应该做(强调价值面)、而非能够做(强调实力面)的事情。文章选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网站，2016年4月6日
2016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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