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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敏:天使也会看走眼,创业者要懂得坚持和聪明转弯

    理事简介朱敏,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朱敏在宁波郊区插队做了7 年农民,上大学时读拖拉机设计与制造专业,十足地接地气。然而,命运充满了传奇逆转:研究生毕业后,朱敏考上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研究生,便“带着农民的味道匆忙到美国去”。那一年,他36岁。之后,他的人生就此一路顺利下去,斯坦福学霸、硅谷总裁、天使投资人,一系列闪闪发光的身份接踵而至。朱敏曾笑称自己看起来“和路边卖西瓜的老头没什么两样”,但如此大落大起、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和由此积累的人生智慧与创业经验,使他绝不仅仅只是个一脸慈祥的“朱大爷”。“硅谷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在有创业精神,创业精神包括两点:一是要有伟大的理想,二是要有共享精神。”  朱敏认为,硅谷最重要的成功原因,不在于聚集的人才和完善的投资制度,而在于其创业精神,那里尊重并推崇创业氛围。“在硅谷,对一个人的评价和认可是基于你有没有创业。如果你在一个大企业做高管,那会被人看不起;如果是在创业,就会得到钦佩;而如果创业成功,不管你长得有多丑、英语讲得多烂,都会受人尊敬。”  在朱敏看来,创业精神包括两点:一是要有伟大的理想,二是需要共享文化。创业者是需要有梦想的,梦想才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持久且强大的动力,而不是赚钱本身。“我在硅谷见得太多了。很多创业者40 多岁了从位子上退下来,拿到大笔的金钱,但是头发一夜之间就全白了,整天东想西想。因为他的梦想就是赚钱,小梦实现了,没得干了。光想着赚钱的人不会成功的。”梦想也是创业团队和平共赢的基础,“要有个远大的理想,大家都为了这个梦而来的,他会抛弃小的东西,因为有这个梦,为了实现这个梦,大家都愿意牺牲”。共享文化则是团队之间要相互合作,利益分配要均衡,否则“如果一个公司有3 个创始人,很容易就会变成3 个公司,有3 个老大”。  朱敏自己也在积极践行这两条原则,他开玩笑说太太当初嫁给他不是因为他漂亮,而是因为他有梦想,现在自己心态依然好也是因为自己在继续做事,继续奋斗--“人的快乐是在奋斗,不是在享乐。人要有个梦想,梦想才是快乐的核心。你要始终活在梦里,要让自己开心。”而与太太合作创业,与合伙人苏布拉的友谊,则是在践行创业的共享文化。“不要认为特别大腕的天使投资人拒绝你,你感觉很伤心,大腕说你不行并不是说你真的不行,创业者最大的优点是坚持,认准方向坚持下来,学会聪明地转弯。”  朱敏曾谈到,很多创业成功的人都是不喜欢跟着规则和趋势走的人,而是喜欢“反抗趋势”,创业家们喜欢与众不同。他鼓励创业者进行独立思考,不要全听照搬他的话,“我的话讲的时候,有的话适合今天,有的话适合明天和后天,有的话根本不适合”。他甚至说喜欢不听他话的孩子,因为很多看似听话的人,其实并没有做到真正地理解他的话,而常常是断章取义。  天使投资人的指导和态度固然重要,但创业者也没有必要完全听从,或者因为被天使投资人否定而灰心丧气,创业者可以保留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朱敏提到,天使也常常有看走眼的时候,自己也曾经错失360 和1 号店的机会,所以创业者如果被大腕拒绝了,不要就对自己的项目灰心,而应该坚持,努力把事情做下去。  朱敏将创业比作一所学校,“只要自己不申请退学,就会有希望毕业”。创业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创业的过程就是做一件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要取得成就就得坚持到最后。“我认识很多所谓竞争对手不是被你打败的,而是他们不能坚持住倒下来了,最后你坚持在那边,最后就成功了。”在朱敏看来,创业不是投机,创业需要几十年的时光去拼搏。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5月16日
  • 刘永好:未来与世界共享美好

    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齐鲁网济南4月23日讯 (采访人员 孔冠军 张帅 王雪)2016年4月23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新希望集团董事长、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刘永好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十周年专场:10人看10年专场活动中,发表《未来与世界共享美好》的演讲。他指出,美好是个行动,每一类人都对美好有一个不同的驻景。美好需要行动。让我们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不断的成长,为未来美好而努力。以下是发言实录  关于美好是什么?美好是个愿景。我小时候很穷,我20岁以前没穿过鞋,天天没吃饱饭。那个时候我的愿景是天天能吃饱饭。今天我的愿景是什么?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企业有发展,几万员工有相应的收益。我想的更多的是我的女儿和儿子是不是愿意做这个企业?爱这个企业?我们的集团能不能有一批年轻人担当,做的比我还好。实际上,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够接过这个美好。  第二个是想象。农民自己在农村从事现代农业,能够照顾家里的父母,同时又有较好的收入,这是农民的想象。城里人想洁净的空气,居有定所,能够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和较好的收益。我们商人的想象是什么?我们想象能够持续美好的,做的更好更长。确实这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当年给我在一起讨论问题,在北京开会的人,现在所剩无几。有人说民营企业叫各领风骚三五年,做企业难,做民营企业更难。我们能否传承、做百年老店是我们的愿景。今天新经济的一些企业他们突飞猛进、春风得意。其实私下马云讲他也有压力,怎样持续,今年做的好,明年做的好,还要持续领先。  其实,美好是个行动,每一类人都对美好有一个不同的驻景。美好需要行动。举例子,山东夏津的一个农民,张传力,今年53岁,之前他种地,养了十头猪,一年收入四万左右,至今他很高兴,他们过上好的日子了。因为他儿子在城里上学,既能够照顾父母,同时他一年的收入能够达到20万。这个20万对农村来说是不错的。他就靠他的一对夫妇,能够过上这种生活应该是做的不错。他靠养猪,一年养了一千多头猪,一头猪赚一百到两百元的话,一年差不多20万。这20万能不能持续相当长时间能够保证赚到?这是他考虑的。我说是可能的。  因为今天他不是一个人养猪,是有一个产业体系支持他。总源、金融、政府都在支持他,我们的企业就做这样的事情。新希望希望通过努力让他们组建家庭农场,一年差不多有20万收入。这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我们不但发展了,转型了,从生产饲料的,卖肉的,变成了叫做金融技术市场为养殖场服务的服务商,我们转型了。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  举第二个例子,上周澳大利亚总理带来一千多个企业家来,在上海总理宴请1400个企业家。在宴会上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牛肉。这个牛肉是从澳大利亚来。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牛肉是中国企业控制的收购的企业生产的牛排?这是一个。另外最近就在这次澳大利亚总理返华的时候,人民大会堂签订了中澳现代产业园区项目。很荣幸,我们新希望是主要的参与者。我们将用崭新的办法做成贸易加工储藏和食品安全的基地。我觉得一个民营企业家能够参与这样的两国国家的大事,这是顺潮流而动,我觉得这样我们的行动是美好的行动。  对于未来美好我们有太多的想象和期待。万物之中,成长最美,自然之中,希望最新。让我们始终有一颗年轻的心不断的成长,为未来美好而努力。文章选自齐鲁网,2016年4月23日

    2016年5月16日
  • 易珉:北京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为40% 香港是90%

    易珉,香港铁路中国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财经网讯】“香港为什么解决了塞车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北京的交通出行数据是什么样呢?所有的公共交通加在一块只有40%。那么,香港是90%,也就是说,香港大部分人,除非顶端富豪私家车出行,一般都是选择公共交通。”2016年3月18日,香港铁路(MTR)中国业务首席执行官易珉在“智慧出行——未来城市峰会”上如此表示。  易珉表示,一个城市要想解决人口出行问题,私家车不是一个解决方法,不是城市智慧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要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出行。联合国发展署有一个数据,超大城市商务区的城市商圈里面步行20分钟找到一个工作。而在北京中心区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易珉提出一个轨道交通的模式,即把人和功能打包和集中在轨道交通的周围,这样对人类会更方便。人们之所以要生活在城市,是城市生活的品质比较高,比较便捷。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同事每天在路上行走的时间4个小时,住在燕郊,到办公室差不多两个小时,回家差不多两个小时,这不是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一个做法。  易珉还呼吁研究一套地铁定价机制。因为超大城市地铁定价非常低,政府将来运行地铁会负担不了。以下是易珉的发言实录  大家好,首先感谢王波明总和戴总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论坛,刚才几位嘉宾,专家、学者,包括仇部长,李主任,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是国内顶尖级的研究了。刚才主持人说我是专家,其实我不是,我只敢说是一个习者,因为跟这么多学者比起来,我在管理的领域做了一些工作。  我今天跟大家说两个比较扣题的关键词,既然今天谈未来城市和智慧出行,我谈一下香港的过去,我们由过去怎么看未来。世界上有很多做轨道交通的公司,有这么一个小公司,比起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司都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这个地方叫香港,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就是在过去的40年摸索出来一套适合于中国人生存的模式。首先,我想让大家看一看,你们眼中的香港,其实不一定代表着真正的香港,你不一定了解香港。看完这张图之后,希望大家看另外一张图,香港有多大,1100多平方公里,大概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北京三环以内这么大。三环以内这么大的地方75%的土地是不可利用的,都是山和海。那么,剩下的25%的土地承载700万的人口。然后在这25%的土地上,依然还有26%的预留可开发的土地。  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香港在设计这块土地承载人口的基础上还依然为未来预留了很多可以发展的土地。那么,咱们横向的比,国内有些地方,有些二三线城市已经把土地卖光了,就是说,既然咱们谈可持续发展,城市的未来,首先咱们看过去它是怎么发展,这是咱们印象当中的香港。所以,从这块饼图可以看到,早年的香港也是有工业区的,做了很详细、实质的分隔,这种分隔相对的合理。  我介绍一下我供职的公司,港铁实际上是这样,全球很少有的几个从事轨道交通还赚钱的公司,刚才赵会长说,轨道交通是不赚钱的,因为承载了一部分的社会公益。为什么不赚钱?因为客观来说它的投资非常大,票务收入非常低,票务收入高的时候百姓没有钱来支付,投资没有办法回收。所以,历史上像伦敦的地铁150多年了,它经常被政府贱卖给个人,个人经营不下去,再扔回给政府,这样折腾好几次了。所以,全球范围来讲,港铁是迄今为止最盈利的一家公司,它的盈利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这张图给大家显示,但是这张图大家依然可以看到,票务收入并不是这家公司的主要收入,仅仅占20%。港铁在做一件事情呢?我在一个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做交通人的最高境界是要让人类少出行,其实这是很博弈的一种理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个人认为我们人类出行是有目的的。出行的目的一种是出于交友、旅游,还有一种是就业模式方面,就是人类发展过程当中出去要觅食,要找工作,要维持家庭生活,但是这种出行,做交通人的最高境界应该把这种出行降到最低,甚至不出行,这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种做法,这个东西跟城市有什么关系呢?是说我们在设计城市的时候要考虑到人类出行的基本的功能,要把这些功能进行打包。  港铁目前是跨国公司,它不仅承载了北京的4号线,14号线,正在谈的16号线,也正在准备投标将来新机场线的高铁,就是快速地铁,然后在杭州的1号线,包括深圳的4号线都是港铁运营的。在国际上老牌的英国伦敦的地铁,地上铁也是由港铁运营的。北欧的斯德哥尔摩,包括澳洲、悉尼、墨尔本我们在这么多地方运营地铁。投资地铁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运行一个地铁其实是非常难的。  大家了解的香港,这是40年前的香港,我们北京今天遇到的所有问题,中国的大城市,高密度人口的城市,遇到的所有问题,香港在40年前都遇到过。这张图特别典型,一个是居住区的高密度,因为香港地上人多,另外,交通,我们经常还说的一个词塞车,塞车这个词来自于香港,其实我们普通话里没有塞车这个词,塞车是来自于香港。所以,在40年前香港的状态跟我们今天发生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这40年间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做了什么?我拿一个案例来说,这个案例是观塘,也是一条地铁线,80年代初的时候是两张图,一张是城市不太愿意人居住,没有人愿意去外地。到90年代前,80年代的时候九龙湾是现在港铁的总部。经过40年的修炼,九龙湾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集所有人类功能出行打包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居住地,非常宜住的一个居住地。在座各位下次去香港不要去中环、尖沙嘴,或者铜锣湾购物,大家去香港本地买东西非常方便,这是集整个生活、居住、办公、娱乐为一体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说如何把一片没有人居住,或者一片非常不好的滩涂变成一个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下面就是地铁,然后公交非常发达,然后所有市民出行的功能全被打包在一起。我们研究人类出行的目的,就是人居住在这个位置,每天到底要干嘛,出行到底要怎么样。当我们研究这些之后,才能有目的的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个人认为人类未来城市也好,智慧城市也好,我们要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任何让农民进城,或者在城里的居民居住了一段时间,他的生活品质得不到提高的东西,我相信都不叫未来城市,也不叫智慧城市。这是刚才看的那块滩涂的地,今天九龙湾变成这样一个地方,几乎打造了CBD人们生活、出行的学校、医院、商店,包括居住区、生活区,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在一起。  谈到TOD有两个概念,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香港发生什么呢?刚才那张图是叫“线随人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修轨道交通,轨道交通要给居住非常多的居民的地方解决交通问题,所以就是“线随人走”,就是哪儿有居民,我们要把交通和轨道修在哪里。但是到今天,经历了三四十年的磨炼,香港已经变成“人随线走”,就是政府有意识的把城市的功能进行合理化。比如说,我下面说的这个案例就是东涌,就是现在在香港的迪斯尼乐园这个地方,原先那个地方就是一片很乱的坟地,乱坟岗,没有什么人居住,是一片非常不好的乱地。但是,政府有意识把人居住的非常拥堵的地方往外转移的时候形成了一种思路,所以今天的TOD就是先把轨道交通,把你出行的一些工具,把城市的规划通过交通放射性的往外走,这样人才能随这个线选择这个地方居住。那么,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东涌这个地方已经变成集娱乐、生活、CBD所有东西打包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东涌就是离信息城很近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居住区。  另外,香港站,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它的CBD非常拥挤,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港府发现CBD太拥挤了,我们要用TOD的办法把CBD摇摆到海的对面,就是九龙。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呢?也是先要把轨道修好。所以,刚才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在CBD现在的情况下,我把海填好,填完了,把香港岛本身做成一个集CBD功能,出行功能,所有人类生活功能于一体的一个宜居区。这是现在香港的CBD,这是在香港的港岛这边,然后是香港站,把整个交通,城市功能和人类出行的功能进行分层。它是怎么分层的呢?一个城市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有目标客户的,而且都是有目的的,而且是有功能的。比如我们看香港,如果你想选择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出行,一定是大巴,或者说有轨电车。因为这些交通工具时间上没有太多的保证,虽然香港已经很准时了,但是它的时间依然不够准时。这是交通分层的第一层。第二层,当你选择大巴之后,所有站点和站点之间应该有一种工具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小巴,但是小巴的价位一定比大巴要高一点,当你一定要选择准时上班的交通工具的时候一定是地铁,轨道交通,因为它是在香港一分钟一趟,有的地方甚至低于一分钟,准时率99.9%。  所以,很多人包括我在香港生活的选择过海一定选择地铁,虽然有车子,但是如果开车可能40分钟到海的对岸,但是选择地铁可能5分钟。这就是为了选择准确的交通方式你要付费,它的成本要高于公交车、小巴和其他的低端的交通工具,然后再在地铁的上边,出租车,如果想选择有足够的私密性,如果你带了行李,或者有个人目的,选择出租车的成本一定比地铁高。再下来才是私家车,所以大家说香港为什么解决了塞车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北京的交通出行的数据是什么样呢?北京的交通数据是公共交通,选择公交车这个出行,整个的概率大概是40%左右,也就是公共交通,所有的公共交通加在一块只有40%。那么,香港是90%,也就是说,香港大部分人,除非顶端富豪私家车出行,一般都是选择公共交通。另外,在北京的轨道交通19%,到目前为止北京已经修了500多公里地铁,但是依然占出行率的19%。北京分配更高的交通是私家车30%。再往下是26%的公共交通,公共汽车大巴。再往下是轨道交通,再往下是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北京的出租车占的很少,出行率只有6%。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告诉我们说一个城市要想解决这么多人口巨大的出行问题的时候,个人公交系统私家车不是一个解决方法,不是城市智慧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要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出行,这又引发另外一个问题。多长距离可以出行呢?联合国发展署有一个数据,超大城市商务区的城市商圈里面步行20分钟找到一个工作。伦敦是北京的10倍,纽约是北京的2倍。在北京中心区你要想20分钟以内步行找到一份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少。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无论是住在村庄还是什么地方,你来CBD一定要找到一个交通工具出行,无法通过步行解决。  未来智慧城市也好,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使你以步行来解决你生存或者找到工作,或者你找到活力的一个契合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九龙站,就是把人类出行目的把所有东西打包在一起,最底下是地铁,跟什么并轨?跟机场快线并轨。机场快线一直开到九龙站下边和香港站下边,他是能够把机场值机和半登机放在中心。你到楼下可以直接登机,你不想住酒店可以有一个办法,有的可以提前48小时把行李扔在九龙或者是地铁机场的值机柜台。可以办托运,办手续,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把人类出行进行打包的一个功能。所以再上一层就是公交的分层,把公交车的终点站放在九龙站的下面,同时九龙站的下面还有什么?过境巴士,如果想通过深圳进入香港,或者从香港出关,在这个地方下面肯定能找到过境巴士。再往上就是商店、学校和人类功能所有的东西打包在一起的CBD、居住区、商店、买菜的地方,买物品的地方都是在一起的。  让大家看一下在九龙站,这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把人类目的打包在一起的一个综合体,深圳是朝这个方向发展,我相信中国将来一些超大城市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应该把香港的模式和经验进行借鉴。因为毕竟我们和香港发展差不多,我们毕竟是地少人多的一个国家。当香港岛的CBD已经不满足整个需求的时候,把香港岛整个CBD摇摆到海的对岸就是九龙,也就是九龙又复制了一个香港的第二个CBD,而且下面是通过高铁,或者地铁。那么,将来我们的高铁项目是要修到香港九龙这个地方的地下,港铁现在正在修。据我了解的数据,将来从北京到香港九龙地下的地方8个小时。  这张图想让大家看,高铁将来到了香港之后,就是在这几条竖线的地方,这是广深高铁客运站的总站。有九龙过境巴士,有机场的室内的登机服务窗口,地上所有的比如商店、写字楼、居住区都打包在一起,由于时间关系不想多介绍。还有一个地方将军澳,也是人随线走在香港做的非常好的案例,把城市拥挤的人口疏散到将军澳。今天它非常宜居,而且那个地方的房子卖得很好,它把所有的功能,包括公园、绿地、购物,你只要想得出来的人类出行目的地都打包在一起。所以,你真正住到那个地方,不会花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在城里面。  为了结束今天的谈话,我想说一个概念,假如说,坐地铁,坐轨道交通,我们应该用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把人和功能打包和集中在轨道交通的周围,这样对人类会更方便。而且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生活在城市,是城市生活的品质比较高,我们比较便捷,我们没有理由每天花4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我一个同事每天在路上行走的时间4个小时,住在燕郊,到办公室差不多两个小时,回家差不多两个小时,我认为这不是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一个做法。当然,我们发展过程当中也有各种不同的阶段。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改变这些东西,未来城市、智慧城市会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票价,我刚才也说了票价怎么分层呢?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数据,香港很多人说地铁的票价高,肯定高于北京。但是,我们拿可支付居民的票价和GDP,还有包括很多东西,来把全球的地铁票比起来,我在这儿呼吁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套地铁如何定价的机制。因为我们这些超大城市地铁定价的机制非常低,而且低到政府将来运行地铁会负担不了。  这张图代表香港给整个市民提供这么好、这么优厚的出行条件,但是它的票价比起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高。因为时间关系,我有很多内容不想在这儿介绍,下午还有时间交流,谢谢大家!文章选自财经网, 2016年3月18日

    2016年5月13日
  • 张亚勤:现在是互联网公司出海最佳时机

    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2016年4月28日,GMIC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年会主题为“世界的共振”,意在汇集行业领袖共同探讨移动互联网未来发展。在领袖峰会圆桌论坛环节,百度总裁张亚勤提出三大观点把脉互联网未来发展趋势,包括人工智能为人服务、互联网公司出海最佳时机以及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等。人工智能为人服务      圆桌论坛中,曾引起广泛关注的 AlphaGo 再一次被提起。对此张亚勤认为,AlphaGo 击败李世石是人工智能行业的巨大进步,未来,人工智能将会与具体产品结合的更加紧密,全面深入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城市更智能、让生活更简单、让服务更平等。  张亚勤表示,百度人工智能将会快速的接入餐饮、出行、旅游、电影、教育、医疗等生活服务领域,覆盖用户吃、住、行、玩的方方面面,在广泛索引真实世界的信息和服务基础上,依托智能交互技术,为用户提供优质服务,在未来可能媲美专职秘书。无人车是人工智能在改善用户生活、出行方面的一个很重要体现,有助于打造分享经济,并对未来的出行驾驶和整个城市交通设施架构带来重大影响。基于百度的技术优势和互联网基因,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百度产品必将会更好的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互联网公司迎来出海的好时机     移动互联网用户增速迅猛,带动商业与服务创新,逐步受到投资者青睐,中国之外的国际化业务,已经成为互联网公司战略的新征程。张亚勤认为,随着全球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转型的关键拐点已到来,现在是互联网公司出海最佳时机。  在国际化战略的选择上,百度把与中国互联网环境相似的区域纳为重点,以移动为产品和战略的大方向,在一些O2O领域内进行跨界创新和合作。在此基础上,百度通过本土化合作的途径,把和搜索主产品相关的部分进行了重点突破与变现。张亚勤表示,在以技术、产品、移动和人才为全球化战略的大背景下,百度有信心在国际化征程中打一场胜仗。移动互联网已演变为生态之争  针对移动互联网的入口之争是否已经告一段落的议题,张亚勤认为,在PC时代,入口就是操作系统,是WIN。到了PC互联WIN+浏览器,搜索在HTML都可以搜到。而到移动互联时代除有了APP之外,还有硬件的入口、云入口、物联网等多个分散入口。在如此分散的情况下,入口之争自然演变成了生态之争,特别是内容生态、服务生态和金融生态的争夺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里面包括内容的生态,内容越来越重要,这里面怎么样沉淀是内容大生态。第二个服务的生态,在移动互联的时候有内容还不够,有信息不够,需要连接最终的服务。第三个金融生态。金融生态沉淀,为内容,为服务生态服务,有放大,超前的效应。张亚勤表示,现在百度的所有投资都是建立这三大生态。文章选自环球网,2016年4月28日

    2016年5月13日
  • 严望佳:创业者需要有文化的支撑

    理事简介严望佳,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严望佳从事计算机技术,被称为“反黑女斗士”。然而,她本身却很难唤起“铁娘子”、“女强人”之类的想象。她长发披肩,声音温柔,非常秀美婉约。她的古典气质与她多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关;她对哲学和人文的热爱也在创业路上滋养了她,给予她更多的智慧和安宁。  “创业者每天面对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苦难和问题,而不是感觉很骄傲,认为自己很有成就感。这时人文的东西就会给你带来心灵安顿的力量。”  严望佳出身书香门第,归国创业除了想填补国内信息安全产业的空白之外,也与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不无相关。她的办公室里挂着“彩云归”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书法作品,还摆满了玉器。  爱好人文对严望佳的影响非常大,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折射到她的创业经历上。创业是一条非常辛苦的路,创业者会遇到数不清的艰难困苦,这时需要人文的力量来调节和呵护。“一个企业不可能没有问题,即使现在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也会遇到问题。创业者每天面对的东西,大部分都是苦难和问题,这时人文的东西就会给你带来心灵安顿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除了创业者的远见卓识之外的另外一个重要素质,这是不能没有的。”  人文不仅能滋养创业者,还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构建在人文精神上的企业文化,可以起到团队润滑剂的作用。“怎样激励团队,怎样让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信心,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这时企业文化很重要。现在的企业都是按西方管理科学构建的一个大机器,大机器要想平顺地运转,需要润滑剂。但西方的润滑剂和中国的润滑剂不一样,我更主张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企业文化和润滑剂。”  “企业不可能没有利润,但是首先企业必须要创造价值;企业如果脱离价值,单谈利润是不可能的。”  严望佳喜欢佛家思想,有些人认为这太出世,太消极,她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佛家思想让人不要太过于执著一些事情,让人有分辨的智慧,了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了解规律所在。  对于创业而言,尤其体现在价值和利润的关系上。利润的真正来源是企业创造的价值,因此创始人应该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创造价值上,这样自然能产生利润。“企业如果脱离价值,单谈利润是不可能的。你要先给客户带来什么,客户才会拿钱来购买。如果你注重客户拿钱来购买而不是为客户创造价值,这就本末倒置了。企业经营的核心是创造价值,我们谋求的应该是价值本身,而不是利润。有了价值以后再谋求利润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无论是设计利润模式还是其他的。”  另外,严望佳认为:“企业家必须是积极的,企业家要有进取心,企业家对苦难怎么看,怎么看待周围的环境,怎么处理你和别人的利益关系,这点和佛家很相似的。”  “如果把幸福都集中在外在而不是内在是不可靠的,人最难的不是征服世界,而是自己,创业者应该是要不断超越自己。”  严望佳谈到,创业者要在创业路上做好自我管理,就应该多增强自己的文化素养和人文底蕴,对创业成功和幸福有正确的心态。对有的创业者来说,创业成功意味着获取名利,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是不断去超越自己,不断和自己较劲。“哪怕创业成功以后,你也会发现新的目标,所以要不断超越自己,在成功路上睡大觉的话,未来发展就没有什么潜力了。要不断超越,不要骄傲,不要认为自己很伟大、很成功、比别人强,如果没有人能超越你,你就不断超越自己,这样才有发展的潜力。”  “人都会拷问自己,活着是为了做什么?可能年轻时拷问得少一点,随着年龄增加,所有人都会拷问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当目标和重点放在超越自己上时,创业者也更容易得到幸福,“如果把幸福都集中在外在,而不是内在,比如必须要创业成功才幸福,必须要有人特别爱你才幸福,这些都不可靠,不是说外在不重要,但只有创业者有较深的文化底蕴才知道,只有内心什么都不缺,没把自己的幸福和希望全部寄托在外面的话,才有可能获得幸福。如果没有内心深处的东西作为来源,总有一天即使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也不会幸福。”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5月11日
  • 王辉耀:全球化第三次浪潮中国须抓住机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应邀在欧美同学会“时代大讲堂”做题为《国际人才竞争与中国人才战略》主题演讲  我想跟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国际人才竞争的理论。实际上国际人才在世界上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了,自从全球化开始以来,国际人才的理论开始不断延伸。像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把国家的生产力分成三个层次,有天然的资源、社会状况和精神力量以及人力的资本。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他曾经在《国家竞争优势》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人才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理查德·佛罗里达原来是美国的教授,后了去了加拿大,在多伦多大学,他有一本书非常有影响,叫《创意阶层兴起》,他提出了一个“3T”理论。什么叫“3T”理论?技术(technology)、创意人才(talent)和包容(tolerance)。他发现在美国,凡是很有创意的城市,包括像硅谷,像波士顿这类城市,人才都是非常地活跃。包括像对同性恋的容忍,他觉得跟他们城市的创新指数是相关的。  人才理论也有讲到人才的流失和人才的回流。比如说比较著名的有代表性的70年代的,现在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巴格瓦迪,是一个印度人。他发现六七十年代,大量来自印度的学生,在学完以后都会留在美国。印度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培养,基础教育阶段,但是成果最后都流失到美国了,他把这个现象叫做人才流失。这个现象在六七十年代,包括像台湾,像东南亚一些国家也是这样,印度更是特别明显了。  到了9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研究发现,即使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呆在了美国,或者是移民到美国,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比如说20%到30%因为家庭的原因、故乡的原因或者是经济上的一些机会原因,还是会回去。所以他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人才回流。当然还有类似的一些国家学者都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一个学者发现,有30%的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当他们到美国第一个10年或者是第二个10年的时候就回国。这是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人才回流。  到了快2000年的时候,一个新的理论又开始出现,就是人才环流,这是通过研究中国台湾,包括韩国这种海外人才跟祖籍国之间的流动,提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后来被加州大学的信息学院的院长做了最全面的总结。他根据在硅谷或者是新竹工业园,包括在中关村,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地的研究,发现这些创业的人,包括这些人才来回的流动是非常频繁的。所以他提出人才环流的概念。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背景,就是国际人才的一些理论,从国际上这些专家角度是怎么看的。  我把国际人才的竞争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来看,提出“全球化的三个浪潮”这么一个概念。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包括郑和下西洋,航海的技术带来了货物的流动,货物的流动实际上是我们第一个全球化的浪潮,远洋技术不仅带来了货物,也包括带来种子的流行,也包括带来疾病的流行,包括各种食物、植物都流动起来。这个是我们最早的全球化。这是全球化的第一个流动。  随着全球化的国际贸易,货物流动也带来的全球化的资本流动,比如说荷兰股票市场是在17世纪开始,这个时候为了要支持货物的流动,资本开始流动起来了。现在资本在全球流动十分顺畅。  前面两次是20世纪最大的全球化浪潮。而且第一个浪潮里面,中国已经赶上来了。中国现在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特别是我们在消除货物流动的壁垒之后,比如说2001年中国加入WTO,加入WTO的概念就是我们消除了货物流动的壁垒,再也没有每年的最惠国待遇,我们的纺织品再也没有配额的限制。减少了货物流动的壁垒,中国井喷式的增长就开始了。中国的繁荣或者说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崛起,在最近这10年表现的特别充分。比如说我们的GDP增长5倍,我们的贸易增长了6倍,我们对外投资增长了六十倍。我们看到消除了货物流动的壁垒给中国带来的好处。  这两个全球化浪潮已经非常充分地在进行了。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全球化浪潮,就是全球的人才流动。这一块实际上是刚开始还没有多久,我们刚刚经历完了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浪潮,2.6亿农民工流动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遇,让人才开始流动起来,中国将会迎来更多的发展。一、国际人才竞争有六方面趋势  第一趋势,全球人才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比如说现在每年出去的人越来越多,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实际上全世界有两亿多人不是在他们的出生国工作,而是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工作和生活,这个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3%以上。其中接近1亿,差不多9000多万是技术移民,而且主要是流向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个能够看得出来人才的流动主要是高层次人才流动大幅度在发展。  第二个趋势,各个国家更加重视人才。为什么?人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短缺的。据研究,在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雇主雇不到合适的人才,所以说大家都在抢人才。而且现在不光是人才,我们现在连农民工跟普通劳动力现在都是短缺的,比如说像东莞在过去这些年,农民工走掉了相当大一部分,我们沿海现在都面临着人才紧缺、人才短缺的问题,这个值得我们关注。  各个国家都开始启动各种人才签证计划,包括像人才签证,英国这么传统的国家也开始启动了,加拿大在去年增加1万个加拿大联邦移民的名额,包括它的经验移民。澳大利亚也是增加它的技术移民,都在抢人。  第三个趋势,移民制度已经成为竞争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比如说像美国每年移民达到了14万到15万,每年都这样。加拿大也有十几万,澳大利亚也有十几万,还不包括像新加坡和欧洲这些国家。在中国来看,我们还没有这些移民制度。像俄罗斯现在都有了,日本也有了,包括中国台湾也在4年前成立了台湾移民署,我觉得在移民竞争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这个顶层设计提上日程。  第四个趋势,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一个有效的手段,也是人才竞争的一部分。我们发现,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在2000年到2009年间,留学生的数量大幅提升,澳大利亚从10万人到30万人差不多,加拿大从4万到将近20万,法国是从13万到25万,德国从18万到25万,日本这么保守的国家,从差不多6万到13万,新西兰从8000到7万,增加了八九倍。老牌的留学大国,像英国是22万到差不多50万,美国基数最大,从47万达到60多万。这里面增长的主要来源是中国。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连续三年向美国输出的第一位,不光是美国,像俄罗斯,或者像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都是他们的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我们现在人才流动,从中国角度来看,进入了一个人才大流动的、大循环的时代。  第五个趋势,各个国家都在争取高层次人才,而且按照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的报告,美国在2006年专利的申请,25%是来自于国外的这些移民。美国47%的科学家不是出生在美国,而是在国外。比如说OECD统计,美国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在美国有62%,美国培养了40%多的诺贝尔奖在自然科学领域,但是美国聘用了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包括高科技创新,在95年到2005年这10年间,高科技公司25%创办人来自国外,加州这个比例更高,超过了40%,硅谷超过了50%。像我们熟悉的谷歌跟雅虎这样的公司,它的创始人都不是出生在美国。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才对于一个地方经济的重要性。中国现在也需要这种大量的引进性的人才,比如说回来一个李彦宏,创造了百度,那么可能提供了2万个就业机会,而且都是大学生的就业,或者像马化腾,或者像阿里巴巴这样带来更多的创业型的人才。  第六个趋势,我们发现各个国家实际上不断在出台一些新的吸引人才的举措,比如说加拿大、北欧对人才提出税收减免,新加坡还给予财务补贴吸引外国人才,包括像很多国家,像英国、瑞士、印度还签订了双边人才协议,包括一些特殊的招聘等等。我们最近也在跟加拿大,中国人事科学院和加拿大亚洲基金会做研究,研究中加人才的流动,双边的流动对于双边人才的影响。比如说中国在加拿大差不多有100万的华人,那么加拿大在中国和在香港也有很多所谓的在加拿大待过的人才,这对双方来研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现在也是大学办到国外,像新加坡现在专门有国际大学来新加坡办学,韩国也是这样。还有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按照商务部统计,现在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研发机构已经超过了一千两三百家。所以我们能够看出一种趋势,各个国家都越来越重视这个了。二、中国面临严峻的人才竞争局势  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人才竞争。中国大量的人才移民到了国外,我们现在海外华侨在4500万到5000万之间。在2011年,我们获得国外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数,仅统计几个发达国家,像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加起来就达到了15万人,如果把新加坡,把欧洲国家算进去,我们出国移民人数应该是20万以上,这个很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很多人也在考虑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  另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而且这个趋势还会越来越明显。去年中国有约100万学生放弃高考,近40万人出国,如果按照20%的增长速度,明年应该超过50万。累计我们现在海外留学生已经超过了150万,现在回国大概100万左右,所以说大量的人还是留在海外。怎么样保证我们更多的人回来,同时能够留住更多的人才,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在美国的理工科博士生大量来自国外,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而且它的来源分布,中国也是占到第一位。  还有一个现象,留学生低龄化,按照美国这方面的统计,比如说2005年的时候,中国还只有60多个中学生去美国留学,到了2010年、2011年已经有6700多个,在五年期间增长了100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开放SAT的考试,就是所谓的美国的高考,我们都知道中国有托福考试是开放的,GRE是开放的,但是ACT没有开放,如果开放了ACT,我想出去的高中生会越来越多。我们看香港,现在要去美国上本科,你必须要去香港、韩国、新加坡参加美国的高考,所谓的高考就是它的标准测试。香港到了2011年已经把能够容纳1万人的亚洲会展中心作为考场,周边的酒店那天晚上房租达到了4000港币。而且这个费用很高,你要去香港,一家人要陪着去,要住几天酒店。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说在中国就能够考,我想出去的人会更多。  我们实际上不仅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人才赤字”,还有一个“留学赤字”。现在各个国家都把吸引留学生当成一个很主要的人才吸引的目标,同时不光是人才,这些人来的以后也能够带来外汇,也能够带来就业,大量的教授都得到了聘用,还能够留住人才,它是一举好几得,是一本万利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中国来讲,我们现在留学生人才,按照教育部统计,2011年只有29万人,其中读学历的只有11万多,我们现在在校大学生是3000万,11万人读学位的话,大概只有不到0.4%。欧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10%,像香港这些都是10%,国际留学生是10%。发达国家,像哈佛大学是20%,中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我觉得这个比例太低,所以我们留学赤字非常严重,这个实际上是中国未来很大的一个增长点。我们现在高考比例,是9个学生考7个学校,但是随着低龄化和高考的人越来越少,再过几年可能是7个学生考9个学校,我们会有一大批学校面临倒闭没有生源的危险,现在大量的发展留学生的生源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增长点。而且这个既能创造就业,也能够吸引大量海归回来教课,我们现在都大量开放英文的授课,这样的话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回来,还可以把中间的优秀人才留在中国工作。  当然还包括不光是人才在流动,现在旅游也在流动,去年中国出境游达到8000万人,花费按照《华尔街日报》统计是1200多亿美元,非常大的增长。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说,再过几年中国出境游可能会达到4亿人,越来越多的人出去看,可能就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他们的小孩送出去,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就到了国外移民。所以这个趋势大家不能忽视。三、中国有哪些功夫要下?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推进中国人才竞争的一些政策建议,跟大家分享。刚才我在前面也提到了。第一,提升战略法治化的水平。我们有太多的计划,实际上我们应该通过立法,比如说《移民法》、《投资移民法》、《技术移民法》都应该出台。2003年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当时他们参加会议的人跟我说,胡锦涛总书记问,我们的《人才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什么时候出台?10年过去了,这个还没有出台。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升我们的法治化水平。  第二,绿卡发放的范围应该扩大,不光是在我们这个范围以内,而且应该更多放宽,比如说印度发了1100万张,中国现在才发了4000多张,我觉得这个差距太大了。  第三,还要行政审批简化,包括外国人到中国来的这些待遇,包括他们的工作签证等等,包括社保、医疗管理等等各个方面都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中国《国际法》应该考虑适当的修改。我们现在跟公安部也在做一个课题,我们80年的《国际法》实际上刚刚过完文革,还是在文革保守的状态下出来的。当时的《国际法》,你只要加入外国国籍你就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等于把你开出了,就是取消你的户口,吊销你的身份证等等。美国是什么情况?你要放弃你的美国护照,对不起,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申请,要请律师或者是法官,或者是去使馆,还要看有没有付起美国的税务,还有什么债务等等。你要放弃美国国籍非常难,美国也不取消你其他的证件,它实际上相当于默认。我认为中国也应该慢慢跟国际接轨,不要再强迫使中国人放弃他的国籍,你放弃中国国籍,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认为这个实际上需要进一步的来改变。不是说中国一定要承认双重国籍,我觉得中国可以采取100多个多采取的这种模式,就是我不承认双重国籍,但是我只认你是我这个国家的公民,你要放弃我的国籍,对不起,你要做很多申请。但是你至于拿什么其他的证件,我不管你,我可以不追究你或者怎么样,我认为这个方法是大部分国家采用的,也是值得中国参考的。  包括现在海外有很多发放同胞证、侨胞证,实际上我们在前几届政协会议上也提出来,我们也写过这个方面的议案什么的。我认为这个挺好的,比如说香港同胞回来有回乡证,10年不用签证。台湾同胞回来到飞机场落地都可以办签证。我们出去的这1000多万大陆同胞回来也要办很多的签证,为什么不给他们发一个类似于像侨胞证这样的东西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包括刚才我讲的要取消回国需要邀请函,或者是回国定居需要审批的规定。我认为这个都是跟国际不接轨的。  还有现在中国大街小巷都贴着外国人到了以后24小时到派出所去报到,外国人觉得来了以后好象不受欢迎。我觉得这些观念需要进一步的解放。  第五,增强国际人才竞争实力,我们人才库、智库的建设实际上也要加强。这方面我们比较落后,像国内现在专门研究人才竞争、研究人才智库是非常少的。  第六,扩大留学生来华,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一本万利的事,它既能吸引会,又能创造就业,还能留住他们的人才。我们有1000个大山在中国有什么不好?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第七,打开体制内、体制外的限制,提升现行的人才制度的国际化程度。现在我们人才利用主要局限在科技、教育,但是体制内、体制外我觉得开放的不够。最近统战部也在做新的调研,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这个也是统战部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就是怎么样来更好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我有一个建议,统战部实际上是做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为什么不可以让更多留学人员参与到政府部门来,提升政府国际化的运作水平。包括公务员的招聘,也可以专门为海外的这些留学生开放。我们现在有国内的硕士、博士到西部挂职,为什么不可以有海外的硕士、博士到国内挂职呢?我觉得都可以的。  第八,实行普惠制的人才政策。我觉得这块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搞很多政策,搞很多计划,但是实际上从长远来讲,还是要靠市场化,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普惠制的都可以享受的这方面的政策,这样人才流动就是一个自然的流动。本文原载于《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并收录于《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年5月11日
  • 龙永图:政府主动放缓经济增速只为解决四大问题

    摘  要他,曾经是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他,现任全球CEO发展大会联合主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他,就是龙永图。  2016年5月7日,龙永图来到吉林省长春市参加“2016年经济发展趋势及文化产业创新高峰论坛”并发表了主题演讲,畅谈了对当前宏观经济的看法。遗憾:没能为吉林和黑龙江谈得一个出海口  很多人知道龙永图是因为他曾经是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但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是,龙永图当年还曾经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与韩国、朝鲜、俄罗斯和蒙古进行了一场关于图们江开发的谈判。  “当年同时进行的两个谈判,一个是入世谈判,一个就是图们江开发谈判。我当时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与韩国、朝鲜、俄罗斯和蒙古进行关于图们江开发的谈判,来吉林不少于一二十次。”龙永图首先回忆了他和吉林的渊源。  龙永图说,当年那场图们江大开发的谈判非常艰苦,谈判的主要核心就是怎样实现吉林和黑龙江能够有一个出海口的梦。我们当时甚至提议能否成立一个中国、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四个国家共同管理的滨海城市,当时邓小平同志也提出了在东北再造一个香港。但后来因为一些我们不可控制的因素,最终没能为黑龙江和吉林增加一个出海口,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增速放缓并非遇到难以克服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似乎面临着很多困难: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股市和人民币汇率都一度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国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看空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样正确认识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呢?  “当前的经济形势,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是中国经济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下降到如今的6%、7%。”龙永图说,“怎么样看待经济增速下行?我认为如果从长期来看,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情。”  龙永图表示,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媒体和经济学家做出了很多分析。一个是外因,受2008年中国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在降低,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不好,所以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一个是内因,是中国经济的本身出了大的问题,有产能过剩的问题,有房地产库存的问题,有商品质量的问题,有环境压力的问题等。  据龙永图介绍,2013年,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企业家峰会的时候,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讲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他强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这样的观点非常重要,说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主动调控,并非中国经济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龙永图认为。为何要主动把经济增速降下来?  “我们政府为什么要主动调控呢?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高速增长之后,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社会的公平公正、贫富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环保等问题。”龙永图在向现场听众抛出了问题之后,又自己进行了回答。  龙永图说,自己过去长年参加各种谈判,当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要提高环保标准时,自己都是强烈反对:你们西方国家在发展的时候给环境造成了那么大的破坏,现在你们赚到钱了,在我们正在发展的时候,要求我们提高环保标准,这是一个陷阱,这是想阻止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错了。特别是去年北京经历了50多天的严重雾霾之后,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发展到底为了什么。所以我们的环保部长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很多人开着宝马奔驰,但是连一口新鲜的空气都不能呼吸到,那么我们的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龙永图说,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反思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和我们发展是否一定要付出这些代价。  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的确应该要考虑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的问题。所以中央政府主动把经济增速降下来,是为了要集中精力来解决那些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之前我们已经习惯了快,现在我们要开始习惯于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些事情。四大问题有待解决  那么我们现在究竟要解决一些什么问题呢?对此,龙永图认为,首先是经济转型的问题。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把过去经济增长在数量方面的扩张,转移到更多的关注质量的提高上来,而并不是像一些人讲的经济转型就是要把传统产业搞掉,去搞更多的新兴产业。衣食住行产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不可能通过经济转型把这些消灭掉。质量是整个经济转型核心的关键词,这包含三个方面,第一个经济质量,第二是产品质量,第三是百姓生活质量。  第二个需要解决的是创新驱动的问题。创新提了很多年,但我们在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实质上的推进,只是在少数的行业少数的领域实施了突破,这是因为中国创新的环境还未达到最好。前几天美国媒体上出现一次讨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讨论的结果有两个:第一,中国企业的盈利性很低,所以中国企业不太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进行创新和研发,企业税负成本太高,政府服务的成本太高,行政服务成本和社会服务成本太高。第二,中国的创新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如果不调动基层、不调动企业自身对创新的冲动,创新只能是形式主义的创新,只能是劳民伤财的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需要解决的是政商关系问题。目前经济存在很大的困难,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政商关系还没有真正理顺:官员高高在上,企业家跟在官员的后边跑。中国的官员权力实在是太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非正常的政商关系。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一个完全平等的关系。  第四个需要解决的是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东北为什么比南方其他地区面临着更大的发展困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是量的扩张,量的扩张主要是靠大型企业,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拉动。经济转型以后,要把量的扩张改变为质的提高,质量的提高又关乎解决民生的问题和就业的问题,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更多依靠中小企业。  “大型企业是我们经济的骨架,但光有骨架是不行的。就像一个人除了要有骨架,还要有充满活力的血和肉,我们经济当中的血和肉就是中小企业。”龙永图说。文章选自《证券时报》,2016年5月8日

    201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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