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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告别传统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开放的，中美应厚植共识、相向而行，控制利益分歧，增扩合作空间，夯实两国关系良性互动发展的基石，朝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努力，告别传统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开辟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中国崛起后必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与美国这一传统大国发生冲突”的论调，目前在国际社会还有一定市场。与之相对应，“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古老话题再度被激活，成为各方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成为历史演进中的一条悲情“铁律”，西方历史曾不断重演这一悲剧。在近500年来西方大国的激烈争霸以及近现代英德、美苏的剧烈冲突中，都可见其踪影。 对照历史经验，今天中美关系所处的境况与“修昔底德陷阱”存在的条件看起来有些相像。结构上，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导国际体系，属于守成大国；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属于新兴大国。战略上，中美双方的基本面存在矛盾，战略利益冲突远比西方史学意义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得多。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两国还在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和差异。此外，美国国内某些势力试图操纵中美关系以从中牟利，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美关系的紧张。 那么，中美之间如何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之提供了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思路创新，成为中美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崭新范式与必然选择。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是开放的，中美应厚植共识、相向而行，控制利益分歧，增扩合作空间，夯实两国关系良性互动发展的基石，朝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努力，告别传统大国冲突的历史“铁律”，开辟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对美国来说，虽然对中美避免冲突是支持的，但其许多做法还停留于旧思维。比如，美国近些年强力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性，强化对抗性，介入争端，在中国周边特别是海上煽风点火，遏制中国之心昭然若揭。总的看，美国对中国崛起疑虑重重，应对手段原始传统，折射出现实主义的考量，实际上是在将中美两国往“修昔底德陷阱”里推，而不是往外拉，不利于缓和、改善局势。而对中国来说，则要做得更得当、更真诚，从而避免两国间矛盾激化、对抗升级。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这一新型大国关系模式，还需要更多智慧。 准确判断战略局势。如果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间固然存在诸多结构性矛盾和摩擦分歧，但更有高度相互依存关系，利益密集交织，往来互动频繁，这使得中美关系已“难解难分”，形成了有别于以往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况且，中国并无意愿与美国进行全面抗衡。美国应全面准确观察中国的发展，客观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存在的问题，抛弃二元对立观。 逐步化解矛盾分歧。国家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实属正常。因此，中美之间出现矛盾分歧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正视分歧、开诚布公、防止激化、逐步化解。只要是出于诚意，管控好分歧，中美共同利益还会不断扩大。目前中美之间各个层级有多种对话机制和沟通渠道，起到了加强交流、增信释疑的作用。通过密切有效沟通，加强政策协调，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有助于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当然，对于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坚守底线，理直气壮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深入推进务实合作。合作共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途径。要开展双边、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合作，不断扩大中美关系的积极面，持续积累两国发展的正能量。在双边层面，增强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强战略界、军方的互动交往；密切企业、民间人文交往，做到提质增效，夯实两国关系的民心基础。在地区层面，针对朝核问题、阿富汗重建、中东问题等地区热点难点问题，展开建设性合作，致力于推动问题解决。在全球层面，面对公共疾病传染、全球贸易、网络安全、反恐、打击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消灭贫困、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稳定、防核扩散等问题，中美应携手应对解决，共谋人类社会福祉。作为世界上最重要但又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发展走向非一方所能决定，其最终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4月17日
2016年4月27日 -
李成：美中核安全合作的意义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通过核安全方面的互相合作，可以使双方建立更多的互信，这样在其他领域中，比如刚才提到的网络安全和反恐方面的合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第四届世界核安全峰会日前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与此同时，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谈。解放日报·上海观察驻美记者就此专访了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中美核安全合作非常有益记者：您认为以中美等大国为首的核安全合作目前来看成果如何？本届核安全峰会比上次的海牙峰会有哪些进步？核安全峰会有明显的奥巴马政府印记，有消息指出由于美国政府换届，下届核安全峰会可能变成执行层领导的会议，如果属实，中美两国将如何巩固和扩大当前的成果？李成：核安全问题牵涉到两方面，一个是nuclear safety，一个是nuclear security，后者主要是防止恐怖分子，而前者指核设施、核材料的安全使用。这两个点对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中国的核能源应用只占全国能源结构的 2%，而全世界来看这个数字是12%。但由于对煤炭的需求造成对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所以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对核能源的应用会越来越多，这方面的安全措施的保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警惕恐怖分子的威胁，也是中国本身的利益所在。当前的核安全和网络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很多国家，可以说大约半数的有核原料的国家并没有防备网络攻击的能力。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的合作，尤其是中美的合作是非常有益的。恐怖主义对核的攻击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生，但是这个危险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危险随着那些恐怖主义非国家组织的发展，在不断挑战我们的极限。当然，奥巴马总统本身就把核安全、核控制作为他的一个重大的政绩，他早年得到诺贝尔奖和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因此他在任期八年中在这方面推进了很多，尤其把中国作为核安全的一个主要的伙伴来处理这个棘手问题，在这点上是值得赞赏的。如果下届开始核安全峰会变成执行层的会议，那时候我们需要担心的问题会比现在多得多。但是我认为任何负责任的领导人，任何有远见的、对目前世界格局变化和持续发展有高度敏感的领导人或者政府，都应该注重这些由于科技革命对人类带来的挑战，这牵涉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在这个问题上面，如果哪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掉以轻心的话，历史将会使他付出代价。记者：您在接受《光明日报》的采访中指出，美中核安全合作尤其是围绕核安保示范中心的合作将产生“溢出效应”，带动其他领域合作，甚至有助于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建设性发展。能否进一步展望在其他领域还会有哪些形式的合作？李成：首先各个国家地区在核安全方面的合作就是非常敏感的，核安全和网络安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网络安全方面，中美有很多的分歧，有很多互相的指责。如果在核安全的领域有突破的话，那么在网络的领域也会有合作，这是第一。第二，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上有推进合作的机制，但是这个机制现在贯彻得还有限。通过核安全方面的互相合作，可以使双方建立更多的互信，这样在其他领域中，比如刚才提到的网络安全和反恐方面的合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在朝核问题上中美有相同利益记者：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习奥会”中表示，尽管中美两国在某些领域存在分歧，但在朝核问题上正在有效地开展合作。您认为朝核问题反反复复的症结在哪儿？解决的出路在哪儿？您对中国外长王毅之前提出的“不只六方会谈，三方四方五方会谈都可以考虑”怎么看？李成：首先中国和美国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在朝核问题上有这样的一致性，我想强调的是两国有共同的利益。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把朝鲜半岛的稳定作为第一目标改变成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作为第一目标。因为中国不希望朝鲜有核武器，不希望东北亚因为朝鲜拥核而被带到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些都是和中国的利益相违背的。同时，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和美国也有所不同，中国认为通过谈判、通过联合国的制裁，要比单边的行动、要比采取武力措施好得多，中国不希望美国由此找到理由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而且中国认为通过武力的制裁会导致大量难民，就像欧洲发生的问题一样，对整个区域的发展和稳定都是不利的。但是我强调的是中美利益的相同性，而不是不同性，也就是前面说的在历史上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得那么近。对朝核问题解决的方法，中国当然还是强调谈判，如果现在六方谈判不太可能的情况下，三四方谈判确实也是一个可行的举措，尽管不知道美国是不是会接受，但不管怎么讲要用各种方法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次习主席的访问使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有了更多的了解，就像习主席说的这方面有很多的进展。我觉得这是值得庆 幸的，而且也反映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这种敏感问题上的合作，这是非常积极的。中美应进行更多换位思考记者：您在央视的采访中指出误判误解是中美之间最大的隐患，高层对话是“绝对有利”的。那么，误判误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李成：误判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不能够进行更多的换位思考，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对 方。最明显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和“美国遏制中国论”，这两种论断都有很大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讲，因为我生活在美国社会，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动用越来越多的资源，最终的目的就是把美国赶出亚太，然后成为世界的霸权，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同样地，有些中国人认为美国就是要遏制中国，让中国变得混乱、经济上难以成为强国，这点也是非常不准确的。事实上有很多美国人已经认为中国是第一经济强国了。所以缺乏换位思考造成这两种误解越来越厉害，这是很危险的状况。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误读，所以需要双方的最高领导人不断地沟通、再沟通，而频繁的交往，有双方90多种对话机制，有双方领导人半年两次会晤，三年里加起来有10次见面，这些都是非常有利的。记者：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说，目前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即到底该拿中国怎么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对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的真实看法是什么？李成：这个大讨论是事实，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第二个原因和美国本身国内的政治有关系，他们要检验美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总统选举，会对美国自身出现的问题，对前任总统的对华政策会有一个检讨， 这是很正常的；第三个原因可能还是美国、包括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误解误读，最近有很多批评中国的声音，有的有一定道理，有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某些对中国的内政问题的观念和判断变得越来越有市场，这不是我的观点，但这样一种背景下就会有一些关于对华政策的重新探讨。我认为引起这些讨论的是这三个原因，而最根本的还是误解误判。对于习主席的新型大国关系的阐述，首先是美国人不愿意别人来制定他们的外交政策，另外他们对你讲的和实际上发生的问题，有一个认识上的反差，听到是 “和平、不对抗、不冲突”，但是在南海问题上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制造紧张局势。这种批评没什么道理，也和误解误判是有关系的。其实美国很多人对习主席的这个观点是认同的，最明显的就是美国的财政部长曾经说过，中美两个国家可以在一些机制上都做得很好，或者两个国家都做得不好，但是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做得很好， 而另一个国家做得不好。他这话是讲经济的，但延伸出去讲也可以解读为两国有共同的利益，不应该成为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应该是通过合作机制形成双赢。最近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频繁的见面，不管是当前的核安全合作也好，反恐也好，还是今年要举行的杭州G20峰会也好，中国正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这些作用都是建设性的，可能会改变美国人对中国负面的看法。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讲，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比美国要多一些要好一些，而在非洲、拉美国家，他们的看法和美国人是完全不同的。记者：今年美国大选正在进行，11月将选出下一届美国领导人，请您展望一下“习奥会”之后的“习X会”会有哪些可能性？李成：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还会再见两次面，一次在今年9月的杭州G20峰会上，另一次是今年的APEC会议（11月在秘鲁举行）。关于另一个问题，现在讲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不知道谁会最终出现。但是可以讲的是，如果希拉里当选，她的外交政策、对华政策都是比较明朗的，她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对于中国有更多批评，但不管怎么讲她有一个延续性。当然如果共和党的特朗普上台，就有很多未知的因素，目前共和党并没有完全支持他，特朗普的班子里面有些什么人都还很不清楚，有些人我根本就没听说过。但是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是，这次习主席访美是对未来有影响力的一次访问，影响力体现在告诉美国的民众，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合作，这点释放了一个非常好的讯息，是这次访问成功的内涵所在。（作者:李梦达）文章选自上海观察，2016年4月3日
2016年4月27日 -
花醒鸿：文明的碰撞、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
理事简介花醒鸿，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近日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再塑意识形态》)交流会”上，博龙资本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区总裁、CCG常务理事花醒鸿指出，中西方文明之间形成新的碰撞，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独有的话语权，文明的碰撞才只是开始，西方也需要面对挑战。。以下是嘉宾发言实录 关于文明问题：文明之间的碰撞由来已久，人类历史正是在这不断的碰撞、对话和融合中前行的。这种碰撞和融合通常需要经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两个强大的文明之间，可能需要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方能尘埃落定，而最终的结果未必是谁战胜了谁，而有可能是彼此学习、适应和接受甚至融入了对方的存在。 亚洲及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和对话，不过才是最近一两百年的事，其间各自都经历过重大危机与挑战，包括现在西方民主在实践上面临的挑战。但我们应该把这些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来观察，而不能轻易匆匆下定论 。在现在这个时候，对这个方向性的问题作谨慎的判断显得尤其关键。 关于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郑永年教授提到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两个概念，我倒想谈一下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这两个概念。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它对执政党领导和治理国家起到根本性指导作用，它代表的是一种无形。而国家治理则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操作和执行的问题，涉及非常具体的方式、方法、工具等，其中有很多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所共用的，代表的是一种有形。这两者既相互结合又适当分离，可以将务虚与务实结合，并在两个不同的层次各自精进。 （根据嘉宾在CCG举办的“郑永年‘重塑亚洲价值观’研讨会暨新书交流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2016年4月27日 -
王辉耀：充分挖掘“来华留学生红利”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日前，教育部发布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共有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397,635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11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学习，来华留学生规模稳步增长，生源结构不断优化。透过这些数据，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如何充分挖掘“来华留学生红利”。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来华留学生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他们熟悉两国情况，能够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来巨大的“留学生红利”。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来华留学生能够有效促进两国间的知识和文化交流，同时也在两国间的公共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需要大量熟悉当地情况的国际人才，来华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将是帮助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三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广泛吸纳国际人才，来华留学生熟悉中国社会与文化，相对更容易留下并融入中国社会，促进创新发展；四是来华留学生也为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带来一定经济红利。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中，即非常注重吸引大量留学生赴新读书并留在新加坡，从而增强潜在人才储备，这为挖掘“留学生红利”提供了一定的国际借鉴。 2014年12月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召开，这是我国第一次全国意义的留学工作会议。随着来华留学工作受到越来越多重视，“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并重”理念在我国正式确立。现在，各级政府采取的支持政策已经取得一定效果，但目前来华留学生数量还远远不及出国留学生数量。同时，来华留学工作也存在各种问题，例如课程与师资设置的国际化程度不高、留学生管理服务有待完善等。 加快来华留学发展需要多线并重，既要重视来华留学生的“引进来”工作，又要注重让他们“留下来”的工作；既要鼓励传统来华留学大国的留学生来华学习交流，也要注重“一带一路”沿线新兴来华留学国家的留学工作。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大力推动海外“一带一路”来华奖学金项目，培养未来所在国精英； （二）树立“教育消费”理念，增强来华留学教育的市场意识和“留学经济红利”意识； （三）注重与孔子学院等现有载体结合，拓展来华留学生源渠道； （四）重视来华留学生的“人才红利”，给予优秀在华留学生“实习签证”和“工作签证”； （五）加深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国际学分转换和学位互认； （六）放开高校来华留学生的学费定价权，提高高校招生来华留学生的自主性； （七）提高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加大外籍专家学者的引进； （八）开展多样性的跨文化融合工作，调整来华留学生与国内学生宿舍分离政策； （九）加大对技能型、专业化的中高等院校以及武术、太极、语言等具有中华文化特色专业的开放。 最近，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层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比如两办印发的《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安部印发的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二十项出入境政策等。这些政策将进一步增强来华留学的吸引力，促进“来华留学生红利”的充分发挥。文章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4月23日
2016年4月26日 -
张黎刚：创业最痛苦的是寻找商业模式
理事简介张黎刚，爱康国宾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张黎刚的人生一直在放弃：复旦大学学位、搜狐网副总裁之位、e 龙网CEO 之位。他说过：“我不做英雄的陪衬，我要拥有自己的公司。”不甘心做配角的他，在创办爱康网时寄托了一颗雄心和满腔激情，对他而言，爱康网“是我将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一次创业”，“是我希望做一辈子的事业”。 一个想法到商业模式间处处艰难 “这十年，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怎样把握好市场，找到商业模式。”2014 年，回溯自己十年创业历程时，张黎刚开门见山地总结道。 2003 年，受一本杂志启发，张黎刚意识到中国在健康管理产业上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于是次年就成立了爱康网，实行B2C 的商业模式，向消费者卖会员卡，但成果微乎其微，“卖了一个月只卖出去一张，我就知道这商业模式有问题”。根据自己之前在e 龙转变商业模式的经验，张黎刚将爱康网的商业模式调整为B2B，由卖卡给消费者变成卖给企业和团队，结果业务量大增，很多在各地设有分公司的外资企业，总部可以通过爱康网顺利地了解员工的健康状况。 不过，问题又随之而来：虽然爱康网不愁订单了，但没有合适的医院来落单，线下的医院将其作为竞争对手，不愿意与之合作。为此，爱康网只能再次转变商业模式，从线上走到线下。2007 年，爱康网和上海的国宾体检合并，从一家互联网公司转型为跨越互联网与医疗实体的健康管理平台，“从鼠标公司（爱康网），变成鼠标加水泥的公司（爱康国宾），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在这个商业模式的推动下，爱康国宾的收入在2011 年达到了行业第一，对此，张黎刚说：“我们花了四年，学会怎么管理体检中心，学会互联网思维和实体的结合，学会连锁化经营，从而做到行业第一。” 从B2B 到B2C，再到后来的线上线下相结合，商业模式的摸索期总算告一段落。“这三步路走完后，公司就没有发展障碍了，”张黎刚感叹，“对创业者来说，从一个想法到最终创立商业模式之前这段时间是最艰难的，要找到一个模式真正能够把你的公司发展下去，能够更快发展，能够造一个品牌。” 创业要学会妥协 在商业模式的寻找中，张黎刚经过很多的纠结和挣扎。他本人是做互联网出身，深具互联网情结，在创办爱康网时，他极不希望将其变得重型化，但这份心愿在医疗行业行不通，“我多多少少也是在互联网行业经手过上市公司的人啊，可在医疗行业，人家并不把你当回事。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如果自己不掌控实体资源，有一天会死无葬身之地”。 这与医疗行业的特点有关，互联网依靠的是大流量和资源过剩，但医疗行业是资源稀缺的。“我后来意识到，酒店、宾馆，包括商品都是过剩，因此它需要阿里巴巴、e 龙帮其分销。但医疗服务是供不应求的，不需要分销。”因此，如果按照互联网思维，仅提供平台服务，价值极为有限。为了创业成功，张黎刚不得不进行妥协：“创业要学会妥协，虽然我做人的原则、公司的价值观从不会妥协，但在商业模式上，可以向市场妥协。” 商业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目前，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张黎刚也开始注重发展B2C 的商业模式，他调整成立移动医疗公司，并将其视为继e 龙和爱康网之后的“第三次创业”。“我觉得大家的消费习惯已经改变了。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会，也是危机。当很多人开始把预约体检等服务从PC 端、电话端转到手机上的时候，如果爱康还不在，那就是问题了。所以，就我们的主营业务本身，也需要在移动端有属于自己的服务体系。”此外，张黎刚还谈到，目前的医疗行业不存在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体系，未来只有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以客户为导向，才可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4月25日 -
张亚勤：地图国际化是百度三大战略的极佳体现
▼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2016年4月19日,百度地图在京召开国际化战略发布会。百度总裁张亚勤在发布会上介绍了百度地图国际化战略布局及愿景规划。张亚勤表示:“百度地图已在亚太18个国家和地区上线中文版海外地图服务,计划到2016年底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有志于让百度地图成为世界地图,成为全球用户喜爱的品牌。” 百度地图国际化战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面向1亿中国出境游用户提供地图服务;第二阶段,选择合适的目标市场提供本地语言版本的地图服务,提升百度地图在当地的影响力;第三阶段,将百度地图打造成全球知名品牌。到2020年,百度地图50%的用户将来自海外,成为真正的“世界地图”。 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百度的战略有三个要素: 移动化、服务化和国际化,百度国际地图是这三个战略的最佳体现! 是百度全球化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 百度很早就开始了国际化布局, 早在2006年就进军日本。近两年百度加快了在全球市场的布局, 先后在东南亚、巴西、印度和中东建立分公司, 国际化业务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张亚勤透露:“目前百度的移动工具矩阵已经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用户数累计超过10亿,月活用户数接近3亿。” 2015年百度进行了战略升级,提出不仅要“连接人与信息”,而且要“连接人与服务”。地图成为百度“连接人与服务”战略中最重要的入口级产品之一。在过去一年,百度地图成功实现了从单一的出行工具,到生活服务平台的升级。除了路况、导航、定位服务之外,百度地图还向用户提供包括订票、酒店、用车、外卖、餐饮、团购、保险、加油等服务。百度地图也因此成为中国移动互联网领域具有极高知名度和极大影响力的品牌,受到5亿用户的喜爱。 “地图的国际化将为百度整体国际化提供重要的支撑和落地点。“张亚勤最后表示,“我相信随着百度一个个产品国际化扬帆起航,我们一定能将中国互联网的创新力和影响力覆盖到海外,为全球用户服务。”文章选自《法制晚报》，2016年4月21日
2016年4月25日 -
薛澜：国家治理框架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挑战与机遇
专家简介薛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这个新常态也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使得中国在享受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是社会利益分化，价值观念多元。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现实是高度统一的社会。现在中国的社会利益分化得很厉害，价值观念也更加多元。其次，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快速多元地发展。 从总体来看，社会组织虽然数量增加很快，但能力提升还比较缓慢。现代社会更具创新活力，公众公平参与的意识也更强。但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结构的两极化、碎片化的现象比较突出，社会心理失衡也比较严重，个体暴力冲突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多发。 传统的社会资本不断消耗，而新的社会资本补充乏力。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失灵，新的社会管理方式正在构建过程中。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中国社会发展新常态。 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特别提到要创新社会治理，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家安全有序。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分析框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但什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前一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框架，从四个方面来认识： （一）基本政治制度 国家治理权力的产生方式和运行模式，在中国来说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特别提到，总目标实际上讲的是两句话，是两位一体的，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三个最核心的要素，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这是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 （二）治理价值体系 治理价值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没有明确提，但始终贯穿在整个改革文件中，其实质就是在特定政治制度下的基本执政理念。任何一个国家治理体系都有主导性的价值理念，对政府的行为、规范、结构确定了基调和方向。如效率、公平、正义、法治、参与，等等，其背后隐含着主流价值观。 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转型，也促使国家主导的治理价值体系不断调整。改革开放之初，注重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近几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公平问题愈加关注，把公平放到了更高的地位。当前，要构建稳定的国家治理体系，实现中国社会的顺利转型，必须要梳理重构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 （三）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是指各类国家治理机构的结构设计、功能定位、相互关联及运行机制的集合。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还应当包括各类群体组织和社会组织，一些特定的市场主体也有可能参与到国家治理的事务当中。这些主体之间的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需要在治理体系中梳理清楚。例如，治理主体中相关机构的职能定位和组织模式，中央地方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横向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政府跟行业协会的关系等，都属于治理体系的问题。 （四）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是指国家拥有的各种知识信息资源、财力物力资源、人力资源等，其配置方式和有效使用能力的总和。资源的多少很重要，同时这些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样重要。 目前，我国比较突出的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中央和地方财权可能各占一半，但是事权百分之七八十在地方，所以中央就需要通过转移支付来解决这种不匹配问题，而转移支付可能存在效率损失。 此外，紧急状态下如何有效动员和使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政府是否能够调动各种资源来有效应对，甚至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 综上所述，基本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四个要素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分析框架。这四个核心要素密切相关，又各有特点。首先，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传统、历史和人民的意愿所决定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其次，国家治理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的选择有密切关系。政治制度的选择往往确定了治理价值的选择范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核心要素，有一定的工具理性特征，即便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下仍然有一定的可比性，如不同的国家都要有政府机构、军队、警察等。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是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 中国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在保持政治制度渐进改革的前提下理清治理价值，尽快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一）对市场、社会、政府的相对功能和定位把握不准 对于哪些公共事务属于社会治理范畴，哪些是市场可以解决的，哪些是属于政府管理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完全梳理清楚。从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视角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需要的产品和服务都依靠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作用。但当出现市场失灵时，就需要政府通过公共政策的手段来解决。像公共产品、外部性、资源垄断、信息不对称等情况，都需要政府通过不同政策手段来矫正。然而，政府也不是万能的，也会出现政府失灵，有时可能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存在。在这些情况下，社会往往可以发挥一些作用。这里的社会是广义的，包括范围不同的特定群体或社区。 一般而言，特定群体对一些基于共同信仰、兴趣及需求的“共益型”产品有较强的需求。而这种局部性的“共益型”产品由政府来提供可能成本很高，通过社会机制来提供更为合适。因此，社会机制在一个价值多元，需求多样的社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社会也不是万能的，如果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社会失灵同时并存怎么办？这个时候到底先由政府来做，先由市场来做还是先由社会来做？按照正当性原则，如何确定优先顺序？谁的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也应纳入优先顺序的考虑，如此等等。所以，对于市场、社会、政府相对的功能定位，还有很多问题亟待梳理清楚。 （二）对社会机制运行的规律掌握不够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机制像市场或政府一样能够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社会挑战，那么就需要明确目前社会机制存在的各种问题是什么，哪些是发展中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或者还有一些可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又或者还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中国目前很多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能力不够，需要大大加强。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这些组织今后的发展就会比较顺利。或许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还有一些问题是社会机制内在的问题，可能经过很长时间，做出很多努力，都难以解决。前者是社会机制发育不成熟，后者是社会失灵。关于社会机制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目前相关的理论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如何纳入公共治理的框架，还需要相关学者的共同努力。 （三）对良性社会运行及发展的基础条件认识不清 如前所述，国家治理的核心是要梳理清楚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共治的关系。在这种和谐共治的关系中，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提供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这种制度环境是社会机制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基础。 首先，要建立社会机制运行的基本法律体系，也就是确定各类社会机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职能的法律法规。近年来，这个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与中国在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方面，与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进步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例如，早在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并在2000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修改通过），为国外企业到中国投资经营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然而，直到201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开始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比《外资企业法》晚了28年。这个草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各方的激烈争议，但这种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尽管这个进步来得太迟。 其次，保证社会良性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相对稳定的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被摒弃之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新的主流社会价值体系仍在形成过程中。 再次，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方面还有很多基本制度需明晰。例如，各种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以及如何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等方面都需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 三、推进以完善现代社会组织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是社会组织。完善社会机制运行良性发展的制度环境中，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推动中国现有各类社会组织的改革和转型。 中国的社会组织中，除了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的各类草根型的社会组织，还有很多具有悠久传统或带有特定历史痕迹的社会组织，如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群团组织，以及公立学校、医院、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虽然这些组织千差万别，但其改革方向都是要建立一个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一致的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有三个核心要素：组织的使命定位、组织的运行模式和组织的治理结构。 组织的使命定位明确了组织的核心发展目标和方向，是组织机构的根本存在价值。使命定位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和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不断调整。运行模式是一个组织有效组合各种资源（或生产要素），创造经济或社会价值，从而实现其使命定位的具体方式。治理结构是指一个组织的控制/权力机构的功能、结构及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一个社会组织的良好运行需要确保使命定位、运行定位和治理体系之间的有机契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职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个要求体现了国家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形势下对社会组织的期待，也为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功能定位拓展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从中国各类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来看，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各类组织的使命定位、运行模式和治理结构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错位。因此，当前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推进现代社会组织治理制度的建立。 很多草根型的社会组织，其创建的缘由往往就是看到了某种社会需求，这样使命定位会比较清楚，但其运行模式往往存在很多问题，包括这类组织的资金来源，人力资源等都很不稳定，治理结构上也存在很多缺陷。很多组织没有理事会或相应的机构，基本上就是创始人说了算。对于这类组织来说，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组织成长的环境是未来努力的方向。例如，政府可以推出一系列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但应对申请的社会组织设立制度建设门槛。没有明确的运作模式，没有合理的治理结构，就不能享受这些特殊政策。 对于事业单位类的社会组织来说，这些组织在成立时的很多使命定位现在已经发生变化，需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思考组织的使命定位。这些组织的运行模式问题尤其突出。虽然是公立机构，但改革开放之后，多次的各种改革和精简，政府都大大削减了对这些机构的财政性拨款，因此这些机构都不得不另辟财源，以谋生计。很多机构只要有利可图就去挣钱维持生存，与国家所确定的职能往往相距甚远。这些机构的公共组织定性使其无法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因此，最后形成了“行政商业化”的一类怪胎。此外，这些机构的治理结构基本上是完全缺失的。这些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综合性的改革，建立与其社会分工及职能转变相适应的现代社会组织治理制度。 对于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性组织，最大的挑战是使命定位问题。这些组织机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清晰的治理结构，有比较充足的各类资源。但其使命定位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新的挑战，需要重新思考。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有明确表述：“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 如果上述这几类主要的社会组织能够在“使命定位-运行模式-治理结构”这个框架下，大胆改革，锐意创新，建立健全新型社会组织的现代化治理制度，中国的社会治理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快的进步，出现更新的局面。文章刊于《社会治理》，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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