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永年：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民主权利人人都需要，但权利的实现有条件，要看什么制度可以帮助实现这些权利，什么制度反而会阻碍其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人去抢大饼，没有人做大饼。二战后六七十年了，社会怎么还是不发展呢？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在他最近的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他纵议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为中国的改革与转型建言献策，并探讨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郑永年的观点往往能超越各种政治化的主义纷争，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给予公允和有说服力的解读与分析。 很明显，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正在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未来可以轻松摘取的“低垂之果”越来越少，改革的阻力日益增大，各方面的挑战性也不断增强。应该如何认识近几年来中国反腐等行动的得与失？应该如何处理改革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中国又应为未来的发展培育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带着这些问题，FT中文网近期专访了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未来30年里，中国应该把目前正在政策层面推行的一些改革，逐步上升到制度层面，最后上升到法律和宪法层面。在下一步最重要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样一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可望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以下是采访记录。 FT中文网：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以来，政治、社会形势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总体上你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郑永年：无论我们将这称为“改革”、“变革”还是“变化”，一个关键的字是“变”。先要说几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变化？变的东西都带来一种不确定性，如果不变，反而有确定性。我最喜欢的书就是中国的《易经》。《易经》的核心就是“变”，是a book of change。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变的，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回到政治、经济、社会现象，无论是宪法和法律、制度还是政策，其实每个层面都要变化的，没有不变的。 十八大之后，中国在哪一个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之后，宪法上没有变化，但是政策、制度两方面都变了很多。要问的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变化？要知道，发生变化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体制的变化。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是引入政策层面的变化，目标是最后引发体制上的变化，以后再上升到法律和宪法方面的变化，但是要一步一步来。比如最近的军队改革，先是政策方面的变化，最后是形成新的军事体制。此外，经济、行政体制、社会、反腐等层面都是这样的，先引入一些政策变化，最终的目标是体制变化，就是从治标到治本。如果制度不变化，“标”层面的问题以后又会重复产生，只有一步一步来变才合理。 FT中文网：十八大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反腐败了。反腐败一方面得到了不少民众的赞成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批评，比如反腐败带有某种政治性，或者治标不治本等，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首先，在任何国家，反腐败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讲政治的话就没有反腐败。这次反腐败和以前历次反腐败不同的是，这次带有政治任务——反寡头政治。我的判断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寡头，“后共产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在十八大之前，这些经济寡头已经开始向政治寡头转变，中国官方对此叫“团团伙伙”，即党内的“非党组织”。这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就是非常典型的寡头政治。比如周永康的系统，令计划的“秘书帮”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横跨几个部的复杂集团。军方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你说，反政治寡头需不需要政治的方法？所以反腐肯定是政治性的，这是没问题的。 不可否认，这次反腐败很有必要，如果不反，你想想到了十年以后，这些寡头可能谁也动不了了。如果不通过反腐败来反对寡头政治，中国很快就会变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或者演变成乌克兰。寡头政治是很可怕的。对寡头政治，一开始西方可能比较喜欢，因为有不同寡头之间的竞争，一个寡头一个政党，“民主”就开始了。但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的民主，这是不是你想要的民主：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根本不讲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只讲寡头的利益。 比如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很多人怪俄罗斯，但我认为，主要的情况是内忧外患，是寡头之争，只不过有的寡头亲俄罗斯，有的亲西方，做不同方面的代理人，互相争来争去，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也是这样。这种寡头政治的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避免的。再举个例子，在菲律宾，所谓的“民主”那么多年来，永远都是一些家族在统治。以家族为基础的政治寡头，也是一样的。那问题也是，我们究竟要不要这样的寡头政治？我们一方面要民主，另一方面要是看什么样的民主，你要不要，不是所有形式的民主都是好的。 FT中文网：但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反腐败的公平性问题？如何在制度基础上反腐败？ 郑永年：反寡头政治，就必须表现出政治性，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政治就是要有斗争有妥协，任何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但如果政治上基本整治得差不多了，反腐败回归常态，那就是要讲公平性，发现一个抓一个。 不可否认，老百姓现在对反腐败也有一些抱怨。我也到处去考察，我发现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抱怨，并不是其政治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态度，在不同阶段也在变化。老百姓在反腐败刚开始时非常支持和拥护，但几年之后，老百姓就要问了：“我得到了什么？”结果发现并没得到多少真实的好处。有的地方反腐败反而导致整个官僚机构不作为了，老百姓去办事不方便了。以前虽然腐败严重，但社会经济在动态地发展，现在不作为了，经济也受影响了。老百姓就开始问自己得到了什么，开始抱怨了。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运动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比如到基层去看，现在出现了互相举报。互相举报很廉价，你举报我，我举报你，但法治就建立不起来，搞得人人自危。因为没有一个“底线”，就非常麻烦。另外，腐败的定义不清楚。反腐败并不意味着要让官僚机构不作为，但现在很多官僚都不愿作为了。官员执行政策过程中犯的错误不一定是腐败，改革中的试错也不叫腐败，这一定要区分开来。 另外，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实现主要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在理念上都是对的，但如果不在细节上规定好，就很麻烦。我和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他们说这意味着，理论上即使退休了也可能被抓回去，对此很担忧。所以，互相举报现象，不清晰的终身责任制，改革试错与腐败之间的界定不清，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现在老百姓给反腐败打上一个问号：“我得到了什么好处？”反腐败已经三年了，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地方有需要纠正的问题。 现在的反腐败是政策层面的。而制度层面，要从治标走向治本。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反腐，中国也在做。很多人说没做，老是说中国没有制度建设，这是不对的。比如，建立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就很有必要。中国反腐败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的：党口、政府口、人大、政协的，等等。但还是很腐败。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一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和反贪局。为什么那么清廉？因为高效集中。现在中纪委将反腐败权力集中起来，这是对的。但这些还是不够。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仍是需要努力的。政策层面的问题要看，制度层面新的体系的产生也非常重要，不要让人说反腐败只是一场“运动”。 FT中文网：你刚才提到了民主的问题。在你看来，世界上的民主不只有一种实现形式？ 郑永年：是的，民主是一国一个民主，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达国家早期的民主和现在的也不同，大家要好好地去观察。民主是需要的，民主权利是需要的，没有人否定在21世纪需要民主权利。但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使人能真正实现权利。一些民主国家的民众，表面上有权利，但其实很多权利都实现不了。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经历了两百年的时间才成形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大众民主是从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女性的投票权，美国黑人的投票权，都是很晚才出现的。 以前西方国家都是精英民主，只限于有财产的男性公民，有的还得是白人，妇女和少数族裔没有选举权，后来民主才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先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才有政治权利的实现，不是一步到位。现在西方国家高层面的发展，强调政治权利，但很多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经济社会权利都还没有，政治权利怎么到位？很多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学习西方，社会经济条件未充分发展，就马上实行民主，到现在还是那么穷。蛋糕本来就很小，各个党派再去抢，没有人强调发展经济、发展社会。 现在大家对民主的定义非常窄，就是普选。然而，人均GDP是500美元时可以投票，1万美元也可以投票，但，意义是不同的。在前者，大部分公民没有受过教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选票不值钱，有时一块肥皂一包香烟就收买了。但人均GDP1万美元，大部分人都受到高等教育，都能理性思考了。所以我们追求民主，要看什么样的民主。现在的知识分子看到的就是欧美的民主，但忘了欧美的民主是从早期一小撮人享有的民主发展过来的，从精英扩展到中产阶级，再到大众民主，其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西方现在对民主的理解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很多人看不清楚。以前的历史忘掉了，理解成一种可以一步到位的东西。民主权利人人都需要，但权利的实现有条件，要看什么制度可以帮助实现这些权利，什么制度反而会阻碍其实现。很多发展中国家人人去抢大饼，没有人做大饼。二战后六七十年了，社会怎么还是不发展呢？这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现在，发达国家的民主也遇到了困境。比如一人一票，在西方福利社会是一人一份，这是我的权利，但这个制度要可持续发展，必须一人贡献一份，否则难以存续。民主制度肯定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因为政治人物需要选票，但没有任何机制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西方人现在理解的是，我这个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理解的则是需要打拼出来。如果干活不干活，都可以拿一份，那制度怎样去生成呢？ 近代之后，世界形成了主权国家秩序，包括经济主权、社会主权、人口主权，政府可以去管，但在全球化情况下，资本到处游走，法国要对富人征重税，富人就会外流。美国也是这样。如果税收很高，很多公司就要迁走。所以资本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者之间如何达到平衡，变成了一个问题。民主使得权利向社会倾斜，资本就会跑掉。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民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要追求民主，没有人否认民主的价值，但追求什么样的民主，是要研究的。不能只是像俞可平说的“民主就是个好东西”那么简单。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民主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 FT中文网：从古代到今天是不是民主观念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和古希腊时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已经不同了？ 郑永年：民主已经发生了变化。民主过去只是一种精英竞争的制度安排，没有意识形态和道德色彩。到近代之后，西方逐渐将它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自由市场也是，本来是一种人为解决现实需要而进行的实践，而不是价值观。现在很多人将其上升到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像上帝一样，这反而局限了我们的知识，导致我们看不清事实。 我非常敬佩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对古希腊各个城邦的制度都有描述，并没有说民主是最好的。他观察寡头、民主、专制，分析各种制度的利弊，现在则是意识形态化。一些西方左派将民主意识形态化，如李普塞特提出的“政治人”概念，认为每个人都是政治的，政治是实现人的最崇高的价值。但每个人都是“政治人”的假设是错的。比如搞艺术、搞学术的，可以不关心政治，甚至研究政治学的本身也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西方很多假定的错误的东西，我们将它作为研究的前提，这就使我们的眼光越来越窄。 FT中文网：回到中国改革的问题。有很多人认为改革需要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了会不会又回产生一些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问题？ 郑永年：中国到了改革这一步，像习近平自己说的，肉都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利益集团、寡头政治，没有权力能反吗？顶层设计能推动吗？所以集权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推动改革。我觉得现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首先需要回答，是制度集权还是个人集权。如果是个人集权，我就要担心，会不会返回到毛泽东时代，即所谓的个人专制。但如果是制度集权，那我觉得在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制度集权是永恒的事情。集权不见得没有分权，不是所有权力都在中央。我的判断是，无论反腐败、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集权都是需要的，但权力还是要向制度倾斜，而不是向个人倾斜。现在中国建立的几个领导小组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以前的领导小组是不公开的。桌子底下的领导小组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纵权力的工具。如果摆在台面上，制度化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制度集权是需要支持的，个人集权是需要预防的。 不过，任何改革在发动的时候都需要集权，但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又肯定要分权。现在为什么很多东西落实不下去。我觉得集权已经到位了，下一步就要分权。分权集权不一定是矛盾的，要选择性地集权和选择性地分权，该集权的地方集，该分权的地方分。现在的状态是，该集权的地方已经集中起来了，是对的，但该分权的地方还没分权。比如行政审批权的下放，现在还做的不到位。官僚体制不作为，又没有把权力分到社会、企业，自己把权力放到手里也不用，形成一种“权力挟制”状态。下一步要分权，该分的权力要分下去，否则就可能出现广泛的惰政。所以不要把集权和分权对立起来，所有的近代国家都有集权的方面，也有分权的方面，就看你的体制如何设计。 FT中文网：看来官僚体制的改革是个大问题。以前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说法，中央的政治意愿可能遭遇官僚抵制，怎么克服官僚制度的惯性和阻力呢？ 郑永年：这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问题，比如中国历史上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官僚机构当然是需要的，问题只是如何使官僚机构顺畅地运作起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学问。在现在我觉得某些方面比较民粹主义，阻碍了官僚制度的运作。现在中国有点民粹主义，比如反腐中的互相举报现象，像我刚才说的，改革试错和行政执行错误，要和腐败区分开来。 我们现在有点过度的道德主义，有的老百姓仇官仇富。比如国有企业以前走华尔街路线，工资很高，但现在又减到很低，很多高管就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公务员向社会提供服务，光有道德感召不够，还要有物质刺激，不可能要公务员不吃不喝，还要能提供优质服务。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一波公务员下海潮？现在公务员有积极性吗？这方面，要看看一些国家高薪养廉的经，像新加坡。高薪养廉不一定就不腐败，但没有高薪养廉一定腐败，像吴思先生说的潜规则，权力寻租。但高薪要保持在社会能接受的限度内，也不能太高。中国实行贤能政治，还需要和企业界竞争人才，如果人才都流入企业，政府、执政党里充斥着二流人才，那经济还是要向下走。所以，还是要有物质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平衡，太民粹主义、道德主义，也很麻烦。 FT中文网：你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模式的专著？在你看来，中国是否形成了独特的模式？ 郑永年：我相信是，但尽管我也使用“模式”这个词，我和中国左派、右派所指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中国左派和右派只是对中国模式有个好与坏的道德判断、政治判断。右派说，中国模式根本不值得一提，改革就是要改掉这个模式。左派说，中国模式好的不得了，比西方的还好，是世界唯一的出路。这就没有意思。 我的观点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课题，一个客观存在的制度模式。我的新版序里写的很清楚。中国怎么样来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都不会变成西方，中国还是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一直存在着。30多年来，中国模式基本的大厦已经清清楚楚了：经济上的混合经济，政治上开放的一党制，把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和西方的民主结合，把中国传统的选拔和现代的竞选结合，向这个方向走。 FT中文网：能不能解释一下“开放的一党制”？ 郑永年：世界上两种制度，一种是外部多元主义，如西方的多党制，一种是内部多元主义，像共产党这样。中国是一党制，但这个党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构成，是开放的，是不被少数垄断者所垄断的，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进入这个政治构成。这个政治构成里，大家互相协商、谈判、讨价还价、竞争。外部多元主义是，如果不满意了就另外组织一个政党。中国是一个内部多元主义，共产党是一个开放的政治构成。 如果能这样理解，实行开放的一党制，那么它的决策效率和政策实施效率要远远高于外部多元主义。西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比如议会分左边和右边，但实际上都是服务于政权的政党，一个左一个右，就像中国古代的左丞相右丞相一样。以前西方左右派互称“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 不过现在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像福山说的，以前的民主是相互争论，以达到更理性的目标，现在则变成了一种vetocracy，互相否定的制度，为反对而反对。这是西方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我不认为这种多党制能一直走下去，大众民主的历史没有多少年，但现在已经走得很辛苦了。 开放的一党制，其他国家也有例子，如日本二战后初期的自民党，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大的原因也是其开放性，是一个精英统治集团。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儒家统治集团也是非常开放的。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只要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话都可以得到。我认为，中国近代最有意义的政治转型，是从以前传统的皇权转变成现在的党权。传统的皇权是以个人、家庭为基础的，但党权是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是开放的。 FT中文网：在你看来所有制度都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要基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发展演变？ 郑永年：对。所以我刚开始就和你讲“变”这个概念。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唯一不变的。任何国家都一样。我们要从“变”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模式本身也在变，西方的也是在变。比较西方和中国的制度的话，互相都可以学一些，但中国的制度变不了西方的制度，西方的制度也变不了中国的制度，这就是我们说的“和而不同”的道理。 FT中文网：你还写了一本书《未来30年》。那么，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郑永年：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成为民主富强的中国。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FT中文网：但很多人看来，在民主的条件下才会有法治。 郑永年：这是一种错误理解。世界历史的经验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先有民主再有法治的国家，一个都找不到，法治才是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比如拉美、非洲国家，二战后就有民主、多党制、宪政、自由媒体，但有法治吗？成功的国家都是先有法治后有民主，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新加坡的李光耀。西方也是这样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FT中文网：在欧洲人看来，法治是神圣的，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中国能建成法治吗？ 郑永年：西方法治也是历史中形成的。古希腊的法治也是有钱人互相保护，奴隶可以任意处置。对奴隶而言，哪有什么法治？后来的法治也是精英民主之下互相保护的一种机制。但即使西方真正的法治也是花了两百年才建立起来的，建立法治的历史也是血淋淋的。 民主有不同的版本，法治也有不同的版本。西方的法治不是普世的。西欧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法治，这基于商人和国王之间的契约。国王统一国家，形成大市场，有利于商人，同时商人对国王借债，国王获得资金来实现其政治目标，这是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法治就是在这场交易中产生的。这种西欧形式的法治，出了西欧就没有了，在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都没有。不能把这种特殊的法治形式普世化。如果将其作为唯一的道德化的模式，如果你相信它，倒也无所谓，但是这解释不了什么东西。我们做学者的，要考虑能解释什么东西。 比如，李光耀是把中国传统的rule by law和西方的rule of law结合在一起，香港也是这么做，不要简单地去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西方很多制度的东西是从其独特的历史中抽离出来的，一定要套用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FT中文网：现在中国知识界的争论很激烈，共识似乎日趋薄弱，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FT中文网：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后来又有所修正，应该怎么看待？ 郑永年：历史终结论不是福山提出来的，而是早就有了。这是西方人的一种进步主义观念，认为历史是单向和线性的发展。在黑格尔时代，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产生了，黑格尔就说历史终结了，因为此前是宗教政体、城邦等等，那么民族国家是最高级的组织。但后来经过几次世界大战，民族国家模式也受到了怀疑。福山也是这个思路，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是最高级的。 我想还是要回到中国的《易经》，人类历史是开放的，没有终结，如果有终结马上就有危机。福山现在修正历史终结论，我认为他提出来本来就是错误的。这个理论的影响不是在学术上，而是在政治上，刚好当时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西方政治家就据此认为其民主模式是普世的。但看看现在的世界，我觉得不是历史终结了，我们又回到霍布斯时代了，面临着怎么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无论是伊拉克、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大家都在面临如何重建政治秩序的问题。西方的观念往往是进步主义的，中国的思维则是轮回的，任何一个制度不可能是最理想的，人性都是恶的，制度总会腐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重建，永远都会是这么一个过程。 FT中文网：“转型国家”一直是西方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近年来很多国家的转型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应如何看待“转型”？ 郑永年：对于“转型”，我一直有疑问。西方说从A到B，B一定是一种西方式的社会。任何社会都在转型，但这是它本身的转型，不是说都变成西方式的。中国转型从A到B，但这个B始终都还是中国，即使转型成C，也是中国。现在的理解是要转成西方这样的，这是完全错误的。以西方为最终的模本，也是历史终结论。历史是终结不了的，历史永远是一个开放的过程。 FT中文网：西方的另一个著名判断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而且近年来似乎得到了不少事例的佐证，你如何看？ 郑永年：福山是亨廷顿的学生。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政治影响力大于学术影响力。文明冲突论其实也是老调重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亨廷顿是19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现在这个问题又被炒起来了。我认为只有中国文明是开放的文明，提倡“和而不同”，西方要求“和而同”。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神教，中国则是多神教，各取所需，是真正的多元主义。我们的学者很奇怪，西方讲多元主义了，我们马上跟着讲，其实中国文明本身就是最多元化的文明，从先秦开始一直很多元。西方的一神教产生了种族、民族、种姓等好多排他性的问题，但中国一直都是多元文化。 FT中文网：你如何看待目前知识界的分化？目前似乎分裂地很严重。 郑永年：就像西方很分化一样，中国各派的分化也不可避免，因为利益是分化的，尤其是在当前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分化并不是问题，问题是缺少整合的力量。所以我一直在提倡，一定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分开，不能把前者当做后者，而要形成一种独立的国家意识形态，这非常重要。 FT中文网：国家意识形态，是文化意义而非政治意义上的？ 郑永年：是的，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以前中国就有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就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大家接受之后，官方认为有用，董仲舒才将其变成国家意识形态，这样的做法很聪明，也很有效。每个民族、社会阶层都有独特的价值观，但也应有一些共享的价值观，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 中国要把几个传统结合起来：几千年历史的“大传统”，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革命形成的“中传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小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要在三个传统的对话中形成。这三个传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事实，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存环境。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传统。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构建共享价值观，在这三个传统的对话，以及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对话中，形成国家意识形态。自古以来，中国的文明就一直是在对话过程中进步的。本文发表于FT中文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9日 -
【新浪财经】王广发：中国企业走出去调查充分研究彻底
上图为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顾国爱 摄）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于2015年11月20-22日在海南三亚举办。论坛主题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出席并参与“全体大会3 文化整合：如何创造成功的共赢关系？”环节讨论。 以下为发言实录： 王广发：我原来虽然在集团做董事局一把手，但是也做跨国公司研究十多年，走出去、引进来首先要注意这几个字你做好了准备没有，八个字：调查充分、研究彻底。把这八个字的内涵研究到位。自身的元素具不具备全球化的标准。公正公平公开，自身的元素具不具有走出去的国际标准，全球化的标准，依法合规的标准，属地接地气的标准，政策法律市场产业转型、产业标准、创新、创造适应首先是属地发展，然后再面向全球，胸怀大战略、大格局的思维意识，你这八个字做好了没有。 王府学校给你们一个经验：教育产业的管理，因为在北京这就是一个产业，以我们在事业发展的管理、全球化的标准建设，人才标准化建设，全球的统一是一致的，也是标准化的。它也需要走出去引进来。首先从文化上，知识结构上，标准专业上，思维意识上等等应该有一个全球化的标准。王府学校走到今天，后来我再跟大家讲，今天先抛砖引玉，因为我们在不断转型。因为“一带一路”又给我们走出去、引进来全球战略提供一个大平台，你做好调查研究了没有？你说没有做好，我就走出去。对不起，肯定不行。中长期、短期的都要做研究，通过辉耀主席的智库的研究，把全球化的企业走出去、引进来。 我借用普华永道的经验谈我们的用人标准。我们不管怎么用人，我们用的这个人的标准是否要与我们所涉足的产业标准发展一致。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是说你从美国来就用中国的人，中国的人的标准、他的财务制度要按照普华永道国际的标准去实施，而不是按照中国的财务制度，为什么？上次会议上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借这个题再发挥一点点。我们的财务制度在国际上上市的标准是不能作为标准的，这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与国际不在一个标准的平台上。我参加过英国西码在90年代的颁奖仪式，当时我作为中国的代表去的，因为英国的西码与全球的财务制度是接轨的，我们的财务制度2012年才成为国际财联的会员，我们的制度与国际才慢慢接轨。在座的想想，你们的财务制度是不是这样管理的？我们不是要表现主义，当他的企业进入到中国，当普华永道的企业进到中国的时候，他和安永的用人标准国际化。他嗅觉到他的财务制度不能和中国接轨，他在中国开发、创造了更大的财富，与其说是用人的问题，不如说是用人的标准化的问题。大家是以掌声作为我的理由的成立，还是以无声作为我的理由的成立。 我的标准是着眼于未来二十年，中国人才走向国际，走向“一带一路”，大家知道一带一路涉及多少国家的举手，涉及到64个国家，你好好的去查找一下。谢谢！
2015年12月8日 -
【人民网】王广发：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个“大破大立”的阶段
人民网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覃博雅）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今天闭幕。在全体大会上，围绕“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如何开始重塑全球商业版图”话题，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快速发展，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个“大破大立”的阶段，正朝着未来国际游戏规则积极参与者角色进发。 王广发指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责任担当今非昔比，已经开始向全球输出维持秩序的正能量，甚至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纷纷参与到展示中国正能量的行列中来。按照惯例，游戏秩序的规则制订者发达国家不会愿意让新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秩序来突破其形成的垄断，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要求中国参与规则制定。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用什么样的力量去驾驭未来的国际游戏规则？ 王广发认为，随着国际秩序的改变，游戏规则势必“大破大立”——破就是批判，立就是改革。他认为，要主抓教育改革，“从娃娃抓起”，以进行国际标准化的人才培养，打造将来适应全球化商业运作的国际人才。他相信，如此一来，经过二十年的筹备，中国势必将出现一批涉及国际秩序、人文、安全、经济、商务、人才、科技、研发、知识产权的杰出智库人才，实现与发达国家在学习模式上的互联互通，促进中国企业在“大破大立”之后积极成长起来。
2015年12月8日 -
【凤凰网】赵柏松：投资不要都投到房地产要投有潜力的高科技企业
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于2015年11月20日至22日在海南三亚举办，凤凰国际智库作为指定媒体智库全程支持。论坛主题为“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新的舞台”。凤凰网总编辑，凤凰国际智库主任邹明出席并主持“中国的私人资产：快速全球化”平行论坛。 △“中国的私人资产：快速全球化”平行论坛 邹明：有关购买投资类别的问题第一部分的几位嘉宾谈的很好，那么，如果是私人资产可以考虑的在海外的品牌，会存在专利与技术转让的问题。赵柏松先生在技术品牌、专利转让方面是专家，请问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见解。 赵柏松：我在美国医药行业工作二十年，回国三四年了，在国内做医药方面的投资和项目转化。刚才主持人提了一个问题，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围绕着知识产权或者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结合我在国外工作那么多年，也包括回国看到我们国内企业发展的情况，谈我个人的几点观察，不一定对。 今天谈到企业全球化里面，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私人企业，私人企业全球化和个人资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公司就是个人的，他肯定考虑资产配置的问题，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到国外投资首先买不动产，买房子、买地，买房子、买地是一个首选，我没有异议。但是买完了房子、地以后，你要重点投科技型的企业。八十年代日本比较发达的时候，到美国买企业的时候，他们也是先买了房地产，随后他们就开始收购高科技企业。 除了生物医药之外的几点建议，我们个人到海外投资的时候，有人提到要分散投资，要分散开，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一个项目上，我第一个建议是要分散投资。第二，你投资选择项目的时候一定要依赖于当地对项目的了解、资源的了解，不光是法律层面的，最重要的是对于项目本身的了解，可能有人给你介绍一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不一定是最好的，有的项目你看到了以后，你不依赖于当地的人，价格上会吃很大的亏。第二个建议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定要依赖当地的人。第三，大家投资不要都投到房地产上，要投到有发展潜力的高科技企业里面。刚才主持人提到要投一些有高技术含量的无形资产。 我提几点建议：第一，我回国以后帮助国内的公司收了两家美国医药相关的企业，我本身对美国非常了解，但是我自己也力不从心，我利用了我在美国的合作伙伴，他在芝加哥地区是搞地产的，搞了33年。当时我帮国内一家上市公司选项目的时候，选了很多项目出来，最后经过他的评估拿出来几个非常非常好的项目。最后特别是享受了当地的税收政策，最后给了12年免税，请了美国最好的律师事务所，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大合伙人是这个12年免税政策的起草这。这样就会让你的项目所有优惠政策都拿到了，最重要的是你能够把它操作的非常好。从生物医药行业角度来讲，我建议大家在海外投资的时候，国内的个人资产、个人企业应该是时候到外面收一些企业。你不要把一个企业全部买下来，我的建议是你参股。如果你把这个企业全部买下来了，你可能吃不消，你的人没有准备好，你对这个企业了解没有准备好，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没有准备好，你会很难的，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帮助你管理这个项目，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入20%到30%的股份，可能你投5个项目，每个项目大概都是这样的，还有专业的人员帮助你管理，从我的经验来讲，如果国内的项目，如果你要是做生物医药，我可以帮你们，但是我今天不是在这里推销我自己，因为我是搞研究的，我是把国外好的人才项目拿过来给国内的医药企业转型升级提供服务，这是我的主业。 另外，我在国外工作了那么多年，我是美国华人社区协会的副主席，各个华人社区的头都在我这个组织里面，你要找项目，我会给你找到最适合的人，最了解当地的华人。最后再找一个当地最了解项目的外国人，一定是一个结合的团队，包括他帮助你找到最好的律师、会计师，包括当地政府的对接、商务、商会的人。 有的钱很多，但是大家都不懂，可以投到一个生物产业基金，产业基金有专门的人管理这个项目、评估这个项目。这是我今天专门从生物医药的角度给大家提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会后我们可以再交流，愿意为大家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我从国外回来就是一个心愿，就是能够回国以后发挥作用，只要大家有需求，能够利用上我在国外那么多年的经验，这就是我最大的价值。
2015年12月8日 -
【人民网】王少峰：建筑企业在“一带一路”中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建海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少峰 人民网11月22日电 （文小琳）三亚消息：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今天继续在海南三亚举行。在“中国建设：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平行论坛上，中建海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少峰阐述了两个观点：第一，现在的中国建筑企业集团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全球化的进程。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的升级版。 第一，现在的中国建筑企业集团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全球化的进程。中建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企业集团。中建在世界五百强企业的排名一直持续上升，最新的排名是37位，估计明年会进入前25位。中建是世界建筑企业的龙头老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行业的风向标。中国建筑企业过去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更多的依赖于国内市场，这几年国内市场发展的确特别快，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但是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不可能持续上升，一定会出现一个“拐点”。今年上半年，中建集团的订单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副增长，我们认为这个“拐点”似乎已经到来。 建筑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带动的相关产业是非常多的，中国建筑企业的直接从业人员有五千万。在这个重要行业面临“拐点”的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走出去”。虽然中国建筑企业走出去的时间较早，中建集团也走了三十多年海外发展的道路，但是我们现在更加明显地感觉到海外业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升级版。王少峰指出，从建筑业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大概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输出劳务，这个阶段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第二阶段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不仅输出劳务，还输出设备材料。这一时期国内的制造业到了一定水准，能够用符合国外标准的原材料，按照国外的制造标准生产出符合国外标准的产品。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现在，输出的是资本，这是中国综合实力提高的表现。第三阶段难度、挑战更大。 王少峰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及相关国家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现在应该更加有耐心，更加直面存在的问题，尽快的找到解决办法。他指出，对于建筑企业来说，问题和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现在锁定的更多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很多项目前期的科研、论证甚至设计不到位，两国领导人签了谅解备忘录，但是最后无法落地，这是前期工作做不到位的缘故。第二，融资模式存在问题。中建以前单纯做工程总承包，现在还要做融资、投资，甚至做“建设-经营-转让”等各种类型。通过战术的调整，找到一些更有利于产生明确经济效益的项目。
2015年12月8日 -
【人民网】李利凯：将过剩产能带出去 把创新技术引进来
北京广盛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云研社创投管理合伙人李利凯 人民网11月22日电 （文小琳）三亚消息：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今天继续在海南三亚举行。在“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力军”平行论坛中，北京广盛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云研社创投管理合伙人李利凯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必要性”和“投资与并购的多维空间冲突及其管理法则”这两个具体问题： 一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必要性。李利凯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过去中国通过外资外商外包完成了30年积累。导致了现在大量的产品过剩，因此中国必须把过剩产能带出国门，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的东西。他认为，当下中国在寻找的很多转型创新技术，西方国家已经在很多年前已经发明了，都在智库里闲置。所以，今天的中国企业需要的创新技术，需要走出国门去寻找这些技术。如今的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转型创新的时刻，未来30年就是转型创新的红利，因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特别是寻求技术和创新资源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投资与并购的多维空间冲突及其管理法则。李利凯说，多维空间冲突指的是中国人走出去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会和世界产生一些文化冲突，非文化冲突，非法律冲突，导致并购失败。 李利凯谈到中国人到以色列投资收到欢迎的成功案例。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仅次于加拿大和中国，排在全球第三位。而以色列才740万人口。可以说以色列虽然具有非常高的创新力，但是由于国家太小，人口太少，他们任何技术都需要输出。以前以色列技术没办法在中国产业化，过去60年，以色列技术都卖给美国，卖到欧洲。而现在以色列已经把技术转向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对外软实力形象越来越好，所以以色列特别欢迎中国人去投资。 他还提到，人才是促进中国企业更加顺利地对外投资的关键之一。他说，企业去海外投资或并购，应当多聘懂得当地国家语言、文化和法律相关知识的人才。双方交接各自背景更容易交流和促成交易。加之不违反当地的法律，这样投资的成功率更高。
2015年12月8日 -
【人民网】胡波：以平台建设促民营医药企业“走出去”
慈铭健康体检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长胡波 人民网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覃博雅）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今天进入最后一天。在平行分论坛“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力军”上，慈铭健康体检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长胡波与在场众多企业家分享了自己对中国民营医药企业“走出去”的看法。 胡波认为，民营医药企业赴海外首需人才和组织建设，但实现起来需要平台。他以恒瑞药厂为例，称其走了“曲线救国”的海外之路：美国药监局难批某国内药，遂直接卖给美国同行，让美企来解决美国“户口”的问题，自己赚了七八亿美金——事后，自身既掌握国内专利，又占据了东亚市场。胡波指出，如果此时有个平台基于国家战略基础之上，做一个整体的中国非公有制医药健康产业国际化战略，会有很大助益。他认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平台就具备这样一种潜力。 其次，为了在价格“遭遇战”中不至于吃了“地头蛇”的亏，需要将企业之间的需求充分交流，而这也需要拥有平台的场合。他十分犀利地指出，国外90%的大规模医疗服务机构，几乎没有制定自身的海外战略，因此，只需将其拉进类似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平台上进行讨论，就可轻易进行深度整合，将海外医疗机构的项目、技术、经验、设备和团队“引进来”。 胡波也清醒地指出，民营企业看似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力军，实际上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国企。他呼吁各级政府落实简政放权，将项目管理的措施落到实处，使民营企业不至于因为融资和互相金融抵押贷款等方面的问题“走不出去”。
2015年12月8日
© Copyrigh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08 — 2025 京ICP备0903046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7417 Site Designed by MONOK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