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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国际化人才是中国车企“走出去”的关键
2015第二届全球华人汽车精英联合年会暨“中国拥抱世界”汽车产业创新论坛于10月28日在上海举行，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汽车企业最大的瓶颈是人才问题，充分利用国际化人才已成为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的当务之急。以下是演讲实录： 大家上午好，非常参加本次会议，这个创意非常好，整合全球华人精英力量，推动中国企业发展，很荣幸在这个会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汽车人才方面我的一些粗浅研究，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今天介绍内容分几块。全球人才竞争的优势，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状，中国企业国际化人才的瓶颈，汽车企业国际化与人才战略。我们主要研究国际人才比较多，汽车行业是国际人才最充分竞争的一个行业。 谈一下大的国际化趋势，全球化划分为三个浪潮，国际贸易，全球的货物流动，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国际资本流动，发达国家仍然占据非常大的优势。全球人才流动，国际人才竞争非常激烈。我们看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按照联合国的数据，在全球人才流动里面，有2.3亿人是在出生国以外工作，这个里面有将近9000万是人才，未来的趋势非常大，人才流动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国际人口的流动，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比例最低的国家，不到1.1%，比印度的水平都低，在全球国际人才竞争里面，中国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我们的比例非常低。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口不到100万，非常低。 留学生为主的国际人才群体，跨境的流速加快，全球留学生增长高于高等教育的增长，去年出国40多万，今年会达到50万。人才的流速加快，各个国家都在抢人才，美国每年发上百万张绿卡，对人才的争夺战非常激烈。 美国的移民红利，它获得的移民红利是非常明显的。外国出生的人口获得美国专利的占到它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非常大，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四分之一都不是在美国出生的，都是来自国外的。美国七大癌症研究中心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国外。在教育领域，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硅谷人才来自世界各地，本土人才30%，70%是国际人才，为什么硅谷具有这么大的创新能力？跟它的国际人才的密集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近些年做中关村的人才发展报告，中关村和硅谷的背景，人才总量上尽管差不多，100多万，但是这个比例的差距很大，在中关村的外国人才比例只有1%，这1%里面70%是海归，还不是大量的国际人才。德国是纯粹的日尔曼民族，把犹太人赶尽杀绝，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移民人口只有1%，今天德国已经高达10%多，在今年难民潮里面他们还大量接收来自中东的难民，80%都是男性，是未来的劳动力，对国际人口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国际人才。即使从留学生角度来讲，中国现在也在这个领域非常落后，OECD国家接受国际留学生比例达到8%，中国只有0.5%，很多国家都是8%、10%，香港也是10%，中国只有0.5%，我们在校3000万大学生，读学位的只有10几万人，比例非常低，中国要赶超，成为创新性的国家，要像硅谷一样，大量吸收国际人才，像我们这次论坛，主题是全球华人汽车精英，这个非常好。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现状。我们去年发布了一个报告，中国汽车全球化蓝皮书，按照国家的统计，在去年通过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的投资国，已经超过了来华投资，我们汽车工业可能也要走出去，更需要国际化的人才，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我归纳了一下，总结了十个模式，安营扎寨的模式，在海外设立工厂、销售，像海尔这样。还有农村包围城市，像华为这样。还有借船出海，通过并购、品牌收购，联想、吉利这都是很典型的例子。还有品牌共享。海外战略资源获取，矿产资源、石油资源，大型的央企非常多，战略股权投资模式，股权投资，通过参股，购买一定的比例。星火燎原，在江浙一带，小的企业，像温州的模式遍布全世界，还有借鸡生蛋，借助海外企业上市，进行融资。还有设立研发中心，还有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模式。 中国企业最大的瓶颈问题是人才问题，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契合。我们做了一个调查，44%的受调查企业海外员工比重不到5%。国际人才短缺是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因素，四分之一人认为企业走出去的效益不满意，国际化战略可以实施，国际化人才不足，将对我国对外投资，包括扩大国际化人才规模和提高国际化水平都是制约，充分利用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当务之急。 我们智库调研了一下，调研了大量企业走出去，我们发现走出去的几大问题。国际化的战略不清晰，谋划不足，风险意识防范需要增强，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文化整合能力非常弱、处理东道国复杂政治局面能力有待提高等，所有这些人才问题是很重要的方面。中国企业和国际企业比，国际董事会的人才比例也是非常低，中国这方面比较好的是联想，其他都是非常低的。 另外我们也发现，中国企业的高管，平均年龄比较老化，像华为比较好的，海尔和华为。国资委曾经搞过全球招聘，曾经有十年连续招聘，央企，结果我们发现它招聘的人里面大概有100多个人，45%是内部国企来的，还有45%是其他国企。全球招聘一定要名副其实进行真正的环球招聘。 汽车企业国际化的人才战略，根据我们的分析，09年到14年汽车企业海外的并购已经超过了100多亿，包括像吉利、长城、比亚迪这些，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还面临很多问题。外国的汽车企业运用人才都是全球聘请，雷诺总裁是个中东人，这是很值得借鉴的例子。日本的尼桑在横滨的13个高管里面有7个是外国人，中国要真正汽车走出去，我们也要入乡随俗，我们要聘请真正的国际人才。 企业的董事会的国际化，管理团队的国际化非常重要。收购人才，放眼国际市场，加强人才招聘，利用留学生海外华侨资源，建立全球定价的薪酬体系，国际化人才就是全球定价，是一个人力资本，是没法避免的，要国际市场必须国家定价。 很多国际大型的企业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它的董事会来自世界各地，像联想、壳牌都是来自世界各地。还有人才外部的聘用、借用，包括咨询服务，包括全球招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要做的。 国际人才招聘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定价的薪酬体系我们也要做上，通过留任增加管理层的外国人比例，通过咨询机构购买服务，利用外部人才，通过国际人才中介猎头寻找人才，包括海归招聘、海外培训，提升员工国际化的水平，建立国际化的企业文化，利用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中国政策很好，包括千人计划，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才计划，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比如说中国全球化智库，我们多年发布国际人才研究蓝皮书，还有多国报告，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研究。这方面会是我们研究的重点。CCG是国际上领先的研究智库，我们拥有80余名员工，在各个点已成立了研究院，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
2015年11月2日 -
郑永年：谁才是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
执政党是否选拔得出和留得住“出类拔萃之辈”，来统治和管理国家和社会，是各国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统治和管理社会无非就是两个要素，一个是制度，一个是人。这两个要素必须互相配合才会有效。从前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有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这一看法只对了一半。如果没有一套好制度，最有能力的人也难以治理国家。但是，如果说有了一套好制度，平庸者也能治理好国家，也不符合事实。 随便浏览一下世界的治理现状就不难看出，那些被视为制度很健全的制度（包括西方民主），一旦权力落在平庸的政治人物手里，最健全的制度也难以治理国家。因此，尽管在大众民主时代，也就是平民政治时代，如果再谈论政治人物的平庸和卓越，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但实际上，每一个社会都在呼吁出类拔萃之辈的出现。一旦平庸者掌权，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其他方式，大家只是有无奈之感。最重要的就是干部 “出类拔萃之辈”的变化和中国各种制度改革分不开。自1980年代开始，中国经历了诸波行政体制改革，而伴随每次行政体制改革的便是吏治制度的改革，即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今天中国的治理问题面临多种挑战，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但不可否认吏治是其中一个要素。今天的“出类拔萃之辈”去了哪里？中国的吏治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从平民百姓的角度来看，今天吏治的最大特征就是腐败了。从这次大规模反腐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来说，人们对吏治的腐败已经深信不疑。当然，腐败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腐败，它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例如在干部队伍中，不作为的庸人多起来了。一些人尽管占据重要的干部位置，但无所作为或者消极怠工，效率低下。 吏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有几个因素尤其突出。最重要的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型。传统上“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的基础是农业社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很快向商业社会转型，官僚集团优越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对官僚集团的社会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中国仍然具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对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来说，商业社会意味着他们多了一条选择途径，除了做官，还可以“下海”。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波干部“下海潮”。此后，商界一直吸引了很大一部分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商界吸引“出类拔萃之辈”表明政治领域出现了竞争者。对政治领域来说，如果要吸引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就必须具有竞争力同商界竞争。实际上，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高薪政策不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商界竞争人才。政治不是商界，从政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平。不过，重视道德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如果没有一份体面的薪水，最高的道德也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会对中国的吏治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其次，在最初的几波吏治改革之后，就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最明显的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没有区分开来。在1980年代，人们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当时思想不够解放，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野是西方制度，从而被当时的领导人否决。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制度，都需要这个分野，仅仅是因为治理所需。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制度，并且是当时最先进的，后来西方人学中国，并且加以改进。如果不能把两者区分开来，很难通过政务官的途径，把社会上的出类拔萃之辈吸纳到政权中来。公务员工资仍低 官僚体制的工资制度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除了一些经济部门例如国有企业，大部分公务员系统仍然表现为低工资。低工资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干部的基本工资远远低于其实际收入，他们的收入的大部分表现为非工资形式的灰色收入；其二，干部工资可以七八年停滞不变。纵览世界，很难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找得到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干部工资制度。如果工资七八年不变，干部肯定没有活力和干活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去得到其他灰色收入，甚至寻找腐败途径。 也可以把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运动理解为吏治改革运动。但吏治改革的前一部分比较容易，即反腐败，后一部分则非常难，即建立新制度。在反腐败过程中，民粹主义开始抬头，过去一些很左的意识形态因素抬头。一个最显然的例子是工资制度。过去因为受华尔街模式影响过深，国有企业老总的工资水平过高，现在很有必要纠正，目标是为了建设新制度，在确保企业运作不受影响的同时，使得老总的工资回归合理水平。但实际上，纠正的目标演变为去满足民粹主义的情绪。 在今天普遍的“仇官”“仇富”的民粹心态下，很多人希望的是官员不吃不喝，就能够为社会提供无偿服务，并且是优质服务。这是乌托邦。当然，民间的这种乌托邦和过于强调干部道德，而忽视物质保障的传统思维，也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一种制度不能符合基本人性，甚至与之背道而驰，这个制度很难有效运作，更不用说具有可持续性了。 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这个问题，从长远看，政治必然会沦落为二流政治，政府沦落为二流政府。这样一来，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制度建设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几乎在所有国家，无论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国家制度的建设，都看“关键的少数”，所有这些方面的进步都是需要人来推动的。没有“出类拔萃之辈”，哪会有高质量的国家制度建设，正如没有设计师，就很难出现伟大的建筑一样。从这个意义上，不难理解华盛顿一代对于美国、明治维新一代精英对于日本、朴正熙一代对于韩国、李光耀一代对于新加坡的意义。 在中国处于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录用和留住“出类拔萃之辈”的意义变得如此重要，没有人会去否认。近来，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关键的少数”的概念，更针对干部不作为的现状提出了“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在中共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宏大计划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改革计划，把计划变成现实。而改革计划的落实则需要“出类拔萃之辈”的干部。 不过，如果在操作层面不能纠正民粹主义路线和改善意识形态环境，“出类拔萃之辈”的录用和使用不仅会继续是个大问题，而且会继续流失。如果中国要建设一流的社会，就还需要一流的人才。如果平庸主义流行开来，一流社会便是空想。本文选自新华网思客，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日 -
隆国强：中国应对TPP的根本之策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日本等12个国家经贸部长在美国亚特兰大联合宣布，历时五年多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结束。一时间，在中国引发媒体及坊间舆论热议，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人人皆说TPP”的景象，“西方阴谋论”、“中国崩溃论”、“无所谓论”等各种观点竞相登场。究竟如何看待TPP？TPP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当怎样应对？10月15日，《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国际经贸和对外开放问题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研究员。 TPP备受关注的原因和美国的主要考量 中国发展观察：我们知道，TPP最早是在2005年由新西兰等四个国家发起的，2008年美国加入谈判。应该说，TPP不是一个新事物，为什么达成协议后会在我们国内引起这么高的关注？ 隆国强：对TPP的关注，并不限于中国人，国际社会都很关心。世界上的自贸安排有数百个，TPP只是最新谈成的一个，人们为什么这么关注它？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它大，参加TPP谈判的成员国有12个，GDP总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都在其中，在空间上跨越太平洋。现在世界上的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出现了一个新趋势——超大型自贸区（Mega-FTA），像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由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10+6”自由贸易谈判）、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也都是超大型的，但TPP是这些超大型自贸区安排中第一个结束谈判的。 第二个原因可能更为重要，就是TPP被认为代表了未来经贸规则的走向。在TPP协定里，引入了许多无论是多边贸易安排（WTO）还是其他FTA里都不涉及的题目。并且，以美国的地位——就像奥巴马说的，美国要引领新一轮世界经贸规则的制定，TPP不会停留在仅仅限于目前的12个成员国，未来还会扩容，而且一定会主动地向其他自贸区、向多边经贸组织来推广这些规则。这是国际社会之所以关注它的更重要原因。 中国发展观察：美国2008年加入TPP谈判，不久就提出扩大TPP计划，此后更是全面主导了谈判进程。美国为什么对TPP这么重视？ 隆国强：对美国来说，应该是有两个层面的考虑。 第一是在经济贸易层面，通过这样一个FTA安排，在更广泛的领域消除贸易、投资的障碍，在12个经济体当中深化分工，提高效率，促进其经济发展。这是所有FTA都要做的事。 第二个层面是，美国要引领下一轮经贸规则的制定，这对美国可能更加重要。 当今世界的经贸规则，总体来说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二战以来的规则是美国主导的。这些规则总体而言是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从中受益比较多的也是发达经济体。当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是从中受益的，包括中国。但是，作为发达经济体，并不满足于在全球化中已经得到的好处。 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会带来结构调整问题。自由化从总体上看是提高效率的，但在一国的内部会有结构调整，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会受益，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会受冲击，这就需要进行结构调整。有时候，总体来看对一个国家有益的事情，如果这个国家内部没有一个有效的利益重新分配调节机制，这件事情就做不通。贸易自由化为什么会在很多国家受阻？并非因为这件事整体上对这个国家不利，而是某些特定部门受到冲击之后，国家没有有效的内部调节机制，把劳动力就业转到新的部门，或者给受损害的部门一定补偿。而部门问题又是跟地区问题挂钩的。所以，如果没有内部调节机制，对一个国家整体有益的事也做不了，它就会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问题上停滞不前。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化当中，总体来说是受益的。但正如刚才所说的，全球化、自由化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双刃剑，整体受益并不意味着一点挑战也没有。过去这些年，发达国家面临的很大挑战在于，一些没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开始对外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去了，这就造成其国内传统产业部门的空心化，带来了就业问题，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冲击。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之中，成本大幅下降，迫使发达经济体的传统部门或者转走，或者进行改革，提升效率。这两者都是很痛苦的事。所以，虽然发达国家得到全球化的好处很多，但还是觉得不满足，因为他们也付出了成本。而且，公众、媒体关注更多的不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好处，而是坏处。因为受益的群体往往都是“偷着乐”，受害的群体则会喊出来，通过游行、示威表达意见，或者由工会组织、产业联盟出来游说，也会有相应的智库发声，这样一来，似乎满世界听到的都是全球化的害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认为现有的经贸规则还不够，还要在更大的领域更进一步修订于己有利的新规则。 我们看到，TPP的新规则很多，涉及以往多边经贸安排所没有涉及的一些方面。在以前的多边安排或者FTA当中，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规则大都是“边境规则”，比如消除关税壁垒，减少贸易便利化的障碍，放开投资准入，等等。而现在TPP的规则已经超越了边境，诸如劳动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等，都是“后边境措施”；今后的TTIP还要管技术标准，更不得了。这些措施都是新的领域，美国要先立规矩，先声夺人。 总之，美国的考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进一步扫除进入别国市场的障碍，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这是进攻性的；第二方面是防御性的，就是削弱、消除竞争对手的优势，把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综观TPP协定的30章新规则，主要就是基于这两大考虑。 当然，TPP对美国来说还有一层隐含的涵义，是跟它的国家战略息息相关的，对此美国并不讳言，就是要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与中国之间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不合作，中美关系会出大问题，不仅仅是两国之间的问题，全世界都会遭殃，所以合作非常必要；但两国间的竞争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在政治上，美国提出重返亚洲；在经济上，它要更好地开拓中国市场，利用中国的市场机遇，还要防范来自中国的竞争和挑战，这就是美国的战略考虑。 当前TPP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是在意识层面，我们要从五个方面加紧应对 中国发展观察：那么，TPP对中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当怎样应对？ 隆国强：TPP对区外的影响很复杂。一个自由贸易安排，从经贸层面上看，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作为成员国，可以享受到贸易创造效应；非成员国则会受到贸易转移的伤害。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战略层面的影响。美国在TPP率先推动的这些新的经贸规则，短期内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TPP对中国有短期的影响，也有长期的影响。从短期影响来看，实际层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其一，TPP协定在各国获得批准还需要时间，要走复杂的国内立法程序。其二，它有一个过渡期，不是说一夜之间马上达到高水平，它的影响是逐渐释放的。对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实质性冲击，应该说短期来看不会太大；到TPP真正开始运作的时候，才会慢慢体现出冲击效应出来。但是我觉得，在意识层面，短期内对我们的冲击很大。因为TPP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FTA，它是一个载体，承载着新一轮贸易规则的走向。面对新一轮贸易规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和回答。面对TPP，我们的战略应该是什么样？比如，是不是应该加入，还是另搞一套？如果要加入，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加入？在什么时候加入？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们只能划定自己的底线，今后还要谈判，谈判的进程也不是单方面能够决定的。 实际上，中国面对TPP，并不是全然没有准备。在TPP谈完以后，我们的一些工作要加速落实。对中国来说，从根本上讲，面对的是一个高水平、高质量，而且叠加了一系列新的经贸规则的自贸安排。因此，我们应对TPP的根本之策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快增强我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算明天TPP请我们加入，我们的很多产业可能都会受到冲击。 很多人在说，你看越南等国家都在TPP里边，他们扛得住，我们就扛不住吗？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能不能扛得住，而在于我们前面所讲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影响在部门之间是不均匀的，不大可能是一个国家所有的部门都遭灾。TPP中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定会有他们从中受益的地方，主要是劳动密集型部门，而他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可能就承受不了，但这些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很少，比如基本没有汽车工业，那就用进口车好了。长期看，这样也许会锁定这些国家的国际分工定位，这是一个风险，但短期看，他们会获得好处，比如他们的一些产品进入美、日市场更加便利，相对中国来说赢得了很多竞争优势。而对于我们，其实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产业部门既有低端的，又有高端的。我们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跟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竞争；而高端产业，要跟美国、日本竞争。我们如果现在加入TPP，所受的影响会很大。而且，中国有一个庞大的高端制造部门，虽然国际竞争力不太强，但规模确实很大，是靠国内大市场来进行竞争的。这些部门在我们参与多边谈判或者进行其他自贸安排时，都是要重点考虑的。所以，不存在什么“越南等国家都扛得住，难道我们扛不住”的问题，关键是同这些国家比，我们要调整的部门是很庞大的，调整难度也就很大。 因此，在加入TPP之前，我们先要做好自己的事，首先是一定要使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的竞争力迅速增强；同时，劳动密集型部门要看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考虑如何维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另外，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要摒弃所有产业都要自己干的想法，这种想法已经不符合现代全球分工的趋势。每个国家都有其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产业，但是再大的国家，也别想做“全能冠军”，别想什么都会干，每一个产业都很厉害。有些事情就是通过国际分工更有效率。我们说，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里的潜台词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就业是高附加价值的，我们的人均劳动生产效率是比别人高的，这样才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富裕国家。富国和穷国的分别就在于，所有就业者单位时间创造的财富是不是比别人多。现在的国际分工已经不是行业分工，而是价值链分工，上升到了全球价值链的高度。高收入国家从事高附加价值的活动，低收入国家从事低附加价值的活动，大家都在同一条生产价值链上，共荣共损，密切相联。我们要有这种新的认识。 加快我们产业竞争力的升级，事实上要做很多工作。口号喊得震天响，也喊了这么多年，没有实实在在的市场压力不行，面对压力没有行动也不行。现在压力传导得很快，这几年我们的出口从20%多的增长变成了负增长，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外部需求确实不好，二也说明我们原有的产业竞争力受到挑战，必须进行升级。我们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是高保护的产业，汽车产业是一个典型。这些产业除了国内市场的竞争，需要开放式地发展，一定要让它们感受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在这些产业较弱的时候，保护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德国在工业化早期都曾保护过一些产业，学术界也有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但一个产业假如保护50年，就不是幼稚产业了，它会养成惰性，都成了“中老年产业”还保护，它就废掉了。所以，对产业的保护不能过度——水平不能过高，时间不能过长，一定要让市场逼着这些企业、产业以及政府的政策去做调整。 当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给了我们机会。这个机会不仅表现在我们可以发展一些新经济部门，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这有可能使我们实现“弯道超车”。比如汽车业，美国有三大汽车企业，很难想象在美国再诞生一家制造汽车的大企业，它怎么切入市场呢？但是由于新技术革命，出现了做新能源汽车的特斯拉，谷歌、微软要做无人驾驶汽车。新技术革命可能打破原来的产业格局，在一些大家觉得不太可能有新进入者的传统市场上，新技术革命带来新的竞争者。对国家来说也是一样。中国的传统汽车产业，在可预见的未来要想赢得国际竞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把新能源、无人驾驶等一些新技术与传统汽车产业结合起来，就有可能大大缩短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这一轮新技术革命有挑战，但我们一定要把它作为重大的战略机遇，用最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利用它，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中央力推“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第二，政府管理开放的能力要提高。 这么多年，我们总说全球化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理论上，参与全球化，效率是提高的，但从实际情况看，只有一部分国家在全球化中受益，有一些国家是受益不多的，有一些是受害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国家在开放的进程中，除了竞争力以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管理开放的能力。这个能力表现在，通过开放，能够抓住机遇，同时又能规避和防范风险，也就是趋利避害。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之所以能够趋利避害，从全球化中受益较多，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直有底线思维。在开放问题上，中国没有走极端的激进式开放道路，正像改革一样，我们也是采取渐进式改革。这背后的逻辑反映出我们的文化，即古人说的“中庸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底线思维、风险意识。我们是在如履薄冰地推进开放，从地域上是渐进开放，从部门上也是渐进开放，在开放程度上也是渐进式的。如果政府的管理能力不够，有些开放的事情明明挺好，我们也不敢做。我们说TPP代表了下一轮高水平、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其实就是更大程度上的开放，政府管理风险的能力必须相应提高，如果管不好，就是外部的风险。想一想，发达国家是怎么剪发展中国家“羊毛”的？这里边不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管理开放的能力问题。有这个能力，才能防范风险。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那就要有管理风险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战略。 我们在党的文件里已经明确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我们也看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非常缓慢，甚至可以说是停滞不前。这其中有多边机制的内在结构性问题，譬如WTO成员增加，WTO的议事规则，发达国家对WTO发展回合的谈判主题不感兴趣，以及缺乏有力的大国引导等等，多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前景确实不是那么乐观。多边进程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全球化要停滞，全球化还要深化，采取了另外的方式，不仅仅是原来靠多边推动，还要靠区域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就发现了这一问题，就开始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到现在为止，我们谈成了14个自贸区，还有一些在谈判中。但是，迄今已经谈判完成的这些自贸区，我们的合作伙伴经济规模相对太小，我们跟世界上排在前几位的大经济体，都还没有自贸区安排。如果RCEP谈成，将是一个比较大的自贸区，中国、日本都在其中，有很大的人口规模。除了自贸区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方式，像“一带一路”，是一种开放的区域合作。 面对全球自贸区风起云涌的态势，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加快步伐，现在我们已经很积极了，还需要更加积极。 第四，我们要加快推进国内的改革。 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是一个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内不改革，开放走不远；国内改革滞后，开放也走不快。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地研究TPP的新规则。这些新规则，短期来看对我们确实有冲击，但是如果从长远来看，大部分的规则，同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所以，国内的改革特别重要。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只有加快改革，才能应对外部规则对我们的要求，应对开放对我们的影响。 第五，要增强我们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能力。 国家大、国家富，并不意味着其运用自己国力的能力也相应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小国，可以纵横在大国之间，国际影响力远远超过它的综合国力。同样，也有一些国力很强的大国，利用自己的国力、把它变为对国际规则影响力的能力并不强。中国现在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我们影响国际规则的能力并不会自然增强，没有这种必然关系。所谓国家软实力，其中一个侧面就是运用自己硬实力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把参与全球治理、影响规则制定的能力作为重要的命题来研究，增强这种能力。最近中央政治局专门学习、讨论全球治理问题，这体现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或者说复兴大国，已经认识到了，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浪潮里，最重要的是让规则能够体现自己的利益，同时把自己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现在正处于国际治理和国际规则调整的新阶段，给了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机会，而中国的崛起本身也是导致这个新阶段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崛起，震动了原有的利益格局。我们有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要思考怎么把自己的国际观、利益观体现在国际规则上。这里边，从提出倡议，到宣传、推广，再到谈判，变成游戏规则，每一个环节都有很多功夫要提升。提出倡议是中国的一个弱项。总书记为什么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规则的角度，总结我们的发展理念，梳理和确定我们的诉求，这是智库的职能；到国际社会上宣传、推广我们的理念，也是智库的职能。因此，对于提高话语权、设定议题的能力，我们得有充分的研究。而如何推行我们的主张、理念，让别人普遍接受和支持你，变成一种规则，这其中的工作就更加细致。不是说一个国家大、强，就可以逼着别人怎样，也不是说可以拿钱去收买别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成为国际上重要的领袖国家，是要讲道理的，是靠自己的引领让别人跟着你，而不是就某一件具体的事跟别人做交易。所以，从倡议开始，就要体现自己的理念、体现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国际社会、不同国家的利益，寻找更大的公约数。这就需要对很多其他国家做深刻的研究，这里边就能看出什么叫作国家能力，智库是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绝不是说一个国家GDP大了，生产、出口的产品多了，就是一个强国。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这些是硬实力，此外还得有软实力，也就是怎样用好自己的力量。 总地来说，应对TPP，对我们最大的触动是给了我们紧迫感。刚刚说的这五个方面，都要进一步提速，加紧去做。 TPP难以对多边进程产生促进作用，但会刺激区域合作加速 中国发展观察：有种观点认为，TPP将为WTO确立新的标准，甚至会在未来取代WTO？ 隆国强：美国肯定会想办法把TPP多边化，但是这个过程会很漫长，TPP真正变成全球的多边规则也会很漫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贸易规则议题的关注点不同。WTO有150多个成员，利益协调、谈判的难度很大。 短期来看，TPP很难对多边谈判有促进。当年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建立的北美自贸区（NAFTA），是对多边谈判起了促进作用的。美国其实在很长时间里是很注重多边的，但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美国便另起炉灶，搞了一个北美自贸区，这对当时很多欧洲发达国家起了促进作用，撬动了多边谈判进程。从理论上来看，贸易安排的碎片化不是什么好事，但TPP会不会促进多边进程，我觉得还不太好说，因为TPP是一套全新的规则。WTO的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谈的是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题目，发展中国家会怎么看TPP的这些新议题，还有待观察。TPP在推动多边机制方面，可能和先前NAFTA的作用不太一样。NAFTA那时候主要是推动了一些大的贸易体，使它们有了危机感。现在区域一体化已经太普遍了，很多国家都是两条腿走路，对于多边安排持无所谓的态度，这和当年的氛围不一样。但是，TPP可能会刺激区域合作谈判加快发展，这个效果会比较明显。 中国发展观察：TPP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一些自贸区谈判会有什么影响？TPP成员国家在与中国进行自贸谈判时，会不会引入TPP的标准？ 隆国强：TPP对中国下一步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好处在哪里？参与RCEP谈判的国家，有好几个都是TPP成员。例如日本，当时觉得日本开放最难的是农业，但TPP里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农业很发达的国家，他们与日本之间都谈成了，我们在RCEP谈判中涉及农业问题时，遇到来自日本国内的障碍就会少一些。但是不意味着TPP国家会在跟我们的谈判中提出更高的标准，因为RCEP本身的定位和TPP不一样。从谈判进程来看，已经在TPP当中的国家，再参与RCEP谈判时，国内的阻力就会较小；没在TPP当中的经济体也会有紧迫感，因为它们不希望承受贸易转移效应，这会促进RCEP的谈判加速。 中国发展观察：TPP谈判结束之后，是不是意味着TTIP协定也将很快达成？ 隆国强：恐怕不能这么说。TTIP涉及的贸易投资自由化问题比较少，因为美、欧市场都已经非常开放，TTIP更多讨论的是贸易投资便利化问题，涉及到贸易投资的标准、流程等，这就太难了，谁都想以自己的标准为主，想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标准。推进便利化比自由化要难，而且是在两个大的经济体之间，TTIP谈判不是件容易的事。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10期，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日 -
陈启宗：人总要有点理想，凡事都现实，婚都不要结算了
我上次访问陈启宗是在今年1月，地点也是正义道9号，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所在地。那天他的秘书引我进来时，我吃了一惊，因为陈启宗没有独立办公室，和所有员工一起办公，只是空间略大半个平方米左右。见我诧异，他说我们是非盈利组织，靠募集资金来运作，都是捐助人的钱，不可能拿来给自己搞办公室。但就是这个人，在几个月前和弟弟陈乐宗一起，通过家族基金向哈佛大学捐赠了3.5亿美元。他父亲陈曾熙去世时没有给他们留一分钱，都捐给了基金会，所以今天他也这样对待两个儿子，要他们完全自立。1994年，陈启宗在故宫看到一块废墟，寸草不生，堆满垃圾，是1923年一场大火的遗存。他发愿捐资修复，从立项开始，耗费18年，最后完成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的复修。秦朔：您对于政府的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怎么看？陈启宗：很好啊。年轻人有上进心，愿意创业，愿意take risk（承担风险），对任何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到年纪大了，老婆小孩都有了，要你承担风险你也承担不起来。年轻时不创业创新，将来就没机会了。年轻人创新创业绝对是好事。当然我也怀疑，能很快出结果吗？不一定。但不能因此就不做，长远看，年轻人多往这方面走绝对是对的。而且社会要改变态度，对于失败者不要太苛求，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年轻时不失败难道要年老时才失败啊？年轻人失败没什么大不了的，重新再来嘛，社会也不要对他们另眼相看。如果是另眼相看，就要对他们特别尊敬，因为他们“傻”过一次就不会再“傻”了，第一次难得不“傻”嘛。秦朔：您在上海交大演讲时曾讲过一段话，年轻人不要太聪明，年轻人要用乌龟的心态做兔子的事业，花一些笨功夫。假如您面前是一群中国的创业者和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忠告或鼓励？陈启宗：像我这样的人，只能给别人这样的忠告。要是我是那么聪明，大概我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要是我是兔子，大概不会叫人做乌龟。大概我是乌龟，那只能叫人做乌龟。但是，在商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我觉得）不要算得那么尽，做很多事情不要那么功利主义，什么都为自己好。当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也懂得这个道理，也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凡事都那么功利。我做好多事都是不计后果的。所谓“不计后果”，不是说我承担无限的风险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有回报，没回报，不是太重要。秦朔：您的状态给人的印象一直是直抒胸臆很洒脱，包括您曾经说“18个月就建成的商业地产都是垃圾”，我碰到一个内地很大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他说陈启宗是富家子弟，当然可以慢慢来，我们的负债率这么高，不快速周转行吗？陈启宗：当然我也理解，我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积累，比较容易做下去。但是可以告诉你，年轻时好多事儿，你觉得该做的，没有回报还是要去做。要不然的话，到你年长的时候，你大概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所谓我“成功”了，我才变成这个样子。我从小就这样子。不要太现实，人总要有点理想。有些人说人年纪大了，就越来越现实。可能是会这样，但是能够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在年纪大的时候还有你的梦想，那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历史证明我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角色，也不能说我不现实。但是我的理想主义也是很丰富的，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凡事都现实，婚都不要结算了。秦朔：对于中国梦，您觉得是什么样的？陈启宗：我认为中国绝对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因素。是有一些老外不懂，“傻”，才把中国看成一个威胁。中国历史上就是个非常和平的国度，盖个长城，笨得要死，根本没用。长城是什么？是防御性的东西，中国人历史上就是不打别人，你不要打我，你打我我就得打你，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中国哪里有打日本？是日本人来打我们，没办法。所以中国绝对应该和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两大和平要素。可惜的是，美国人也笨，所以就把中国人变成威胁，再加上中国旁边的那些“小喽啰”也在“挑拨是非”。要是美国人有智慧的话，绝对要跟中国交朋友，中国也绝对要跟美国交朋友，两者同时，才能够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好多事情没中国是解决不了的，当然没美国也解决不了，所以两者能够做朋友，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希望能像丘吉尔说的，“你可以指望美国人做出正确的事来，不过得在他们尝试过一切可能之后。”希望他们把傻事做过后，能够回归正途，能跟中国合作，维护世界和平。10月20日访问陈启宗时，我们还聊到美国的大学教育。毕业于南加州大学的他很自豪地说，南加州大学最近几年已经出了好几位美国大学的校长，比如西北大学校长Morton Schapiro，康奈尔大学第一位女性校长Garrett，东北大学校长Joseph E. Aoun,都曾在南加州大学做过管理岗位。“人都有长短，最重要的是要用人所长。”他说。陈启宗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最近则和管院的陆雄文院长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致力于总结中国案例。在陈启宗看来，中国教育教人做人，西方教育教人做事，有很大不同。中国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人品、为人处世为出发点，这是中国教育之源。而西方着重教人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学问，中国教育则缺乏这些内容。他认为，中国人要学习西方的这种长处，学会好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融会贯通中西之长。他还说，管理学院的学生不是只要学好财务、会计、营销、战略就行的，也要有广泛的文史哲知识，让自己的世界观不那么狭小。赚钱重要，心胸宽广更重要，想成大事就要做个心胸宽广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有专业学习，不懂得思考问题，将来做生意和别人交往也会吃亏。离开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前，我参观了正在这里展出的《别有洞天：蝙蝠之旅》展览因“蝠”与“福”谐音，从明朝起蝙蝠在中国一直是个广受欢迎的图像，譬如五只蝙蝠就暗示五福临门，长寿、富贵、康宁、美德和尽享天年。而在西方，蝙蝠的形象主要与“吸血鬼”相联系。同样的东西，不同文化里却有不同的含义。有些方面，要求同，有些方面，只能存异。求同也可存异，存异仍可求同。这时候，沟通就显得特别重要。商人也是可以做文明交往的开门人的，就像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那些文明交往共存的路，都是商人最先走出来的。陈启宗曾这样说。文章选自秦朔朋友圈，2015年10月28日
2015年10月30日 -
陈启宗：中国实体经济黄金时代已结束？痴人说梦！
今年有两篇谈中国经济的文章在朋友圈流传很广。一篇是瑞士信贷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4月的一个演讲，说中国赚钱的黄金时代，财富集聚、财产价格上升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基建投资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中国住宅热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中国刺激政策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只有消费没有成为过去。消费是现在时，是未来时。陶冬的演讲当时已有点影响，10月初突然又被大量转发，很多人还以为是最新观点。另一位作者分量更重，他就是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两家上市公司的主席陈启宗。恒隆集团9月份发布中期财报，中报上照例刊登了陈启宗致股东函，8000余字，虽然主要谈恒隆商业地产的情况和策略，但也谈到“营商环境相当艰困”、“内地整体经济疲弱，零售业尤其奢侈品销售增长进一步放缓”等情况。此文在朋友圈一转，“黄金时代结束”、“过冬”等说法纷纷冒出。那么，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到底有没有结束呢？香港金钟正义道9号，一个闹中取静、古树小溪和艺术文化融为一体的胜地，国际性非盈利组织“亚洲协会”的香港中心所在地，10月20日下午，我在这里访问香港中心主席、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陈启宗一见面就说，“今天不是我的好日子，昨天中午起就没有吃东西，因为今天上午要做胃镜肠镜，中午回家刚进了点食。等访问完又要去看牙医。”他气色不好，声音很低，不过依然充满磁性。早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取消访问。陈启宗明确告诉秦朔朋友圈，“如果说中国经济处于一定的调整期，这个我承认。但要说中国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结束，这是痴人说梦。中国经济真正的黄金时代还没有开始呢。”秦朔访问 | 陈启宗先生访谈实录（上）陈启宗：恒隆财报上的《致股东函》我已经写了25年，都是我自己写。我们有两家上市公司，每年有中期和年报，加起来有100篇。其实还不止，因为我们曾经有三家上市公司。写的最长的《致股东函》有两万多字，我也没想到这篇反响这么强烈，这大概是互联网的魔术吧，很容易就转发。我也收到内地各个地方朋友的反馈，但我真的不觉得这篇写的就有多么好。你要认识恒隆，了解我对经济的看法，我写了25年了，特别是最近的15年，都在网上，你可以去看。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说有人认为中国实体经济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说实体经济完了，我真的很奇怪，不知道是月球来的还是外星来的看法。秦朔：那你对实体经济还很看好？陈启宗：当然还很看好，13亿人每天要吃三顿饭，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吃两顿，人要穿衣服、开车子、住房子，怎么会不好呢？经济总是会上上下下，有循环的，人性就是这样，人组成的社会也是这样有循环。现在经济下去一些就说世界末日了，你怎么能听这种话？秦朔：那如果说经济处于一定的调整期呢？陈启宗：这个我倒是认同。但是经济下来一些一定会再上去的。掉下来的时候才是你买入的好机会。说经济完蛋了，经济学家特别是投行经济学家往往都是有目的的嘛，也不能完全不信他们，但都信他们不出事才怪呢。他们说黄金时期完了。这句话大有问题。首先，上个黄金时期是个怎么样的黄金时期？上个黄金时期是从一个极度不发展的环境转变为一个比较发展的环境，从很低水平到比较高的水平，落差很大，所以一定有很多赚钱机会。任何经济体在发展初期，都是法律制度不太健全，当时赚钱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不干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赚钱的那些人叫robber baron（强盗大亨），现在呢都大名鼎鼎，改邪归正了。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曾几何时都是草莽英雄。中国经济上一次的黄金时期基本都是草莽英雄，我能体谅他们的难处，不这样做起不来的，但是你说叫作黄金时期吗？草莽英雄时期你叫“黄金时期”，有不干净的人是“英雄”，现在市场比较规范了，反而说黄金时代结束了，说这话的人完全不负责任。市场更完善、法治更规范的这个新的状态，绝对会孕育出一个真正的、新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没有结束还有一个理由，以往国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很大，民企慢慢才起来，政府给他们多少空间就抓住多少空间，而我相信总体来说，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度会慢慢减少，当然也有起伏，但民营企业的空间是越来越大的。我昨天刚从新加坡回来，我和一个经济学家谈，问他新加坡的国营经济到底占多少？他说新加坡经济中40%是私人企业，是SME（中小企业），其余60%一块是GLC（和政府有关的企业），类似中国的SOE（国有企业）例如淡马锡，一块是MNC（跨国公司）。内地的模式不同于新加坡，也不同于香港。照我看，总的来说，内地国营企业的份额会慢慢减少，民企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一个更正规、更规范、更公平的经济不是更“黄金”吗？同时，草莽英雄时代也不能说完全过去，因为偌大一个中国，差别非常大，还会有草莽出英雄的。中国实体经济的可发展的机遇多的是。秦朔：你觉得未来的黄金时代，从产业角度会出现在哪里，服务业、医药、环保、高科技？陈启宗：机会多的是。经济体本来就复杂，中国那么大的经济体更复杂，像中国改变的那么快的经济体就是复杂之复杂，实在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体。首先，外需一定还有，只要有市场，哪有人不去拿呢？你不赚外需的钱怎么壮大自己？当然，中国成本高了，对出口有影响，我文章也写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成本价格差距已收窄，美国拥有像机械人、立体打印和廉价页岩气能源供应等科技优势，可让美国再次成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制造优势会受到影响。但是也不完全如此，世界还有很多市场，我刚去中南美洲，那里就是一个大市场，还有非洲仍然有可为空间。虽然汇率是一个问题，国外市场好不好也不由我们说，美国市场不错，欧洲、中东不大行，日本因为日元贬值，使得中国对日出口也受影响。但是你要看到市场也是会转变的，所以不要把外需扔掉，否则等有一天市场好了，你想再捡回来就难了。但是，内地自己的市场可大了。现在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不到40%，只有37%、38%的样子，不要说达到美国的65%到70%，就是打个折，到55%，也相当于50%的增加。所以增长的量还是会很大。不仅是量，质的进步空间将更大。我知道中国的服务业比重已经增长了不少，但质的增长还差得远呢。我是亚洲协会全球联席主席，最近我去美国开年会，我们每年都会选拔世界最优秀的亚洲人，在某个程度上改变世界的亚洲人，去年开始，都在联合国总部颁奖，潘基文第一年也出席了，去年得奖人是马云。今年得奖人是雷军。我宣布时说，好多人都知道雷军做手机，其实手机只是他的手段之一，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我想不到那么多外国人认识雷军。那天我说，雷军的重要性是什么？我是50年代长大的，当时要是买个产品写着日本制造，就是不良产品的保证。到了90年代，我儿子买东西，说爸爸这个东西不好，是中国制造。我说你说话小心一点，我小时候也说日本产品不好，但到70年代、80年代日本制造就是世界最好产品之一。我说你等着看，不用你到我这个年龄，中国制造可能就会成为世界高水平制造的代名词，这个过程雷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就是要把中国国货做到世界上去。现在中国制造达到世界水平的还不多，无论是工业品还是消费品。比如我这把扇子，最近要到南美洲，我跟夫人说扇子不好用、扔掉了，你给我再买一把。夫人说，我下次到日本给你买。为什么要到日本买？因为我在香港买的都是内地制造的，都不行的。就这么简单一件事，中国人已经到太空去了，但是做好一把扇子还很难。用脑子想想，这有多大提升空间啊？说黄金时代结束了，绝对是痴人说梦，不动脑子。还有很多新产品出来，中国人的创造性你绝对不要小看。文章选自秦朔朋友圈
2015年10月29日 -
沈南鹏：红杉的世界没有寒冬
沈南鹏，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2015年10月17日，红杉资本CEO峰会上，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向现场200多位被投CEO分享了他所看到的资本现象及建议。在正式发言中，沈南鹏讲述了红杉资本在过去十年的投资路程，分享了很多投资成功的案例和诀窍。同时在演讲中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千载难逢的创业机会，在红杉的世界里没有创业寒冬。1关于融资现在其实不是寒冬，市场资金不少，有不少基金之前的钱都没有被投出去，不过肯定比较谨慎，估值不会这么高，融资周期也会比较长。A轮B轮可能还好，C轮以后就比较难了，所以企业应该找一个类似CFO的人专门负责融资，创始人可以释放出来。2关于上市现在国内IPO市场基本关上，唯一选择可能是新三板，上新三板，比C轮可能好20%，还是得自己去努力融资。对于新兴板，什么都没有确定，如果急融资的不要寄望新兴板。3关于竞争现在互联网企业竞争越来越没有边界，谁想到阿里巴巴做内容？百度做O2O？BAT会进入各种行业，一些中型互联网公司也会不断扩张，红杉投美团时候点评还没有做团购，投饿了么的时候美团没有做外卖。42B还是2CB2C要烧钱，如果有巨人进场。可能原本3亿需要20亿才能打，未来2-3年很难融到这个钱。相反B2B可能不需要这么多。5关于并购中国需要更多的并购。特别是传统行业，过往太多低效企业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整合。美国最容易并购，因为都是职业经理人。通过并购作为好消息。但是整合很难，最关键是人的整合，并购时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人必须留下来业务才没有问题？6关于内功现在是秋天，不是寒冬，最重要是修炼好内功，培养好团队和人才，人才必须覆盖各个你需要的位置。搞对人的事情是最关键的。| 沈南鹏发表演讲 |以下是演讲全文：尊敬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各位领导、来宾：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你们改变世界”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十周年暨创业者盛典。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10年了，我们10年走来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要感谢我们的投资人，如果没有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就没有红杉中国投资的企业；我们要感谢10多年来各家合作机构，包括财务顾问、券商、媒体等等。我昨天看到一组数据，在过去十年里，我们合作过的VC/PE同行超过100家，尤其是天使基金，我们有很多合作案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感谢所有创业者，你们的辛勤努力使我们的资本达到了最优的社会和经济效应。你们创造出许许多多精彩的产品和服务，改变人们的生活。 从京东商城到唯品会，从美团到大众点评，从华大基因到全棉时代，从中通快递到德邦物流，从诺亚财富到拍拍贷，从韩后化妆品到小样乳酸菌，从饿了么到赶集网，从今日头条到秒拍&小咖秀……这个名单很长很长。创业者很辛苦，红杉团队也很辛苦，红杉人都很忙，他们时间去哪里了？他们可能很少有时间留给自己，也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人。确实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给创业者提供最好的服务，很多人说投资最重要的是眼光。有非常好的眼光固然重要，但是，十年走来我们最重要的体会是，要做好这一行还是那句话“为人民服务”，这个“人民”指的是我们投资的创业者。这种服务体现在诸多细节里，可能是给企业牵线搭桥寻觅战略伙伴，可能是给企业物色财务总监候选人。举个例子，几天前我接到一个创业者的电话说感谢红杉，这是刚刚完成最近一轮融资的相当成功的一家互联网企业，尽管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红杉决定放弃投资，但是红杉团队给他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那个报告里面包括了行业的用户调查和市场分析，加上红杉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他非常感动。他说不管红杉是不是他的股东，红杉都永远是他的合作伙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为人民服务”。 最近一些媒体说创业和创投的“冬天”到了，这在2008年我听说过，在2012年我也听说过，所谓的“冬天”里红杉播种的种子所长出的庄稼，不少看来都非常健康。在红杉的世界里没有创业的“冬天”，我们追随的是优秀创业者，追随的是创新的技术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冬天”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是更好的播种时机。 今天在座的嘉宾中，我们看到大众点评网、诺亚财富、360这三家企业。我们对他们的投资近十年，我们非常高兴继续做他们的股东。同样在红杉投资的创业企业中，有十几家是我们有超过三轮或三轮以上投资的。资本市场会有它的震荡，外部环境也有所变化，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红杉的决策。我们会做优秀创业者长期、持续和稳定的合作伙伴。 刚刚讲到了创业者非常辛苦，应该向他们致敬，我们也应该向这个时代致敬，这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大时代。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大环境给予很多创业者千载难逢的机会。15年以前，作为第一批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我和建章还有另外两位创始人开始了携程的创业。那时候我们也想过，在中国互联网行业中还有哪些也是我们可以尝试创业的，但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今天，科技的变革让许许多多细分领域有产生成功企业的机会。不仅如此，今天的很多机会往往是小公司的机会，如果一个行业只有大公司的机会，恐怕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在互联网行业里，我们早就有了BAT，这些巨人们也很努力，他们也在不断创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公司，能够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跑得足够快，你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巨头。这样的例子在过去十年中经常发生，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中还会有更多精彩，这样的精彩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中国创业企业在国内竞争中练就了内功，相当有竞争力，他们有实力走出国门。 我们要为成功创业者喝彩，也要为“失败者”鼓掌。 在过去几年中，有媒体问我能不能透露红杉具体有哪几家企业失败了，我不太愿意说出这些名字，并不是因为担心影响红杉声誉，而是因为其中有很多创业者还在努力，还在路上，即使他们遭遇了失败，本身创业的历练就是一笔巨大财富。在我们投资的创业者里，有十几家是二次甚至是三次创业，他们以前的创业算不上成功，但是以前的经历给他们带来宝贵的财富，让他们更加成熟。| 沈南鹏做演讲 | 我们走过这十年，憧憬下一个十年，十年后下一个风口在哪里，说实话真的很难预测。但是有一点我非常坚信，下一个十年，红杉还会做好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还有一点是，站在这里主持的那个人肯定不再是沈南鹏。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创业行列。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相同年龄作比较，现在创业者的商业敏感度和成熟度是超过我们那个时候的，他们拥有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和更多的商业熏陶。假设我们按照过去一年红杉投资企业创业者的平均年龄计算，平移十年，十年后参加红杉盛会的创业者，平均年龄是多少呢？预测可能是他出生于1993年。我相信他是下一个创造红杉投资奇迹的人，是下一个创造中国创业奇迹的人。谢谢大家！文章选自红杉汇，2015年10月18日
2015年10月20日 -
饶毅海归之后：最大的痛苦，是中国的人际关系
2013年9月，饶毅卸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有人说，这两年，饶毅沉默了很多，或许他已经开始逼迫自己适应现实国情了。饶毅的回答是，他坚持做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目标永远是动态的。“这样的目标才有趣。”他说，有合适的机会，他还是会站出来呼吁，或者身体力行。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抑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十一假期的午后，燕园的阳光不错。一年前，饶毅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都搬到了校园东南角的一栋楼里。这一次办公室和实验室终于集中起来了。每天早上起床，他再也不用纠结，到底是去办公室，还是去实验室。饶毅新办公室北面的墙边，倚着一个大书柜，门是透明玻璃的，里面塞满了英文大部头。饶毅穿着红毛衣，靠在书柜玻璃门前的椅子上。他现在的生活，除了到北大授课，指导学生实验，参加学术讨论，就是为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撰文选稿。说到《知识分子》的时候，他眼睛亮了起来。“这是我坚持了42年的事情。”饶毅说，创办《知识分子》，和他小学四年级时，和小伙伴一起办墙报一脉相承。因为，都是和一群人，做好玩、有意义的事情。8年前，饶毅和施一公先后回国到北大和清华任教，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随后，在北大生科院院长任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撰文抨击科研体制和文化、2011年落选院士，都一度将他推上风口浪尖。饶毅说，他坚持做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目标永远是动态的。“这样的目标才有趣。”他说，有合适的机会，他还是会站出来呼吁，或者身体力行。分享知识是好玩、有意义的事10月5日下午5点30分，诺奖委员会传来捷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饶毅的晚饭时间被密集的电话打断，他停下晚饭，开始为他主编的微信公号《知识分子》撰稿。文章是旧文，是2011年饶毅与人合作的一篇文章，讲述了屠呦呦和张亭栋从中药中发现化学分子的成就。在公号推送文章的按语中，他连发了六个反问，希望大家反思中国科学界的问题。比如我们的体制，在浪费钱，还是能够出现更多的重要工作?我们的文化，是在压制人，还是能够支持更多的屠呦呦、张亭栋?我国科技界由无德、无才、无能主导的现象，是否应该得到改变……文章当天的阅读量超过了50万。作为一个刚刚上线一个多月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成绩让他很满意。与此前和鲁白、谢宇创办的《赛先生》相似，《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致力于传播科学知识的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线后，饶毅除了撰写科普文章，偶尔也写影评。对于传播科学知识，饶毅和编辑们近乎狂热——公众号每天只能推送一次，一天晚上23点，编辑部刚刚推送文章后，凌晨刚过又迫不及待推送了新的一期。每天早上醒来，饶毅看到好玩的科学研究成果，或者不错的文章，都会发给编辑部，让编辑找时间在公号上推送。在他看来，每一次分享，都是在和公号背后数目庞大的订阅者“共享人类的知识、共析现代的思想、共建智趣的中国”。漩涡中的改革时间回到八年前，45岁的饶毅刚刚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呼吁了多年的中国科研教育体制改革，这一次，终于找到了支点。甫一上台，关于学院机制体制、改变院内学术风气的政策迅速铺开：教授预聘制，2007年以后，新晋科研人员的起步职称只能是助理教授，十年内两次通过国际同行评审才能晋升;实验室交接制，一改原有的“大教授培养小教授”制度，“老教授”退休后，PI(实验室负责人)不能由原有的副教授自动接管，而要全球海选;学生课程改革，本科生革新授课方式，研究生实行轮转制……“改革带来了一些可喜的变化。”饶毅兴奋地说。比如学生们学习的动力更足了。饶毅说，他从学生中感受到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就连中秋节，学生们也要拉着他去学术讨论。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这几年生科院培养出的学生，出国的人数更多了，“可见学生和国际更接轨了。”多位受访的北大生科院老师也向新京报(微信公众号ID：bjnews_xjb)记者表示，确实感受到了改革带给学院的活力。一位老师举例，饶毅改革中建立的公共仪器中心，改变了以前实验器材被一些老师独占、成为私有财产的状况，“器材的利用率提高了很多”。但改革总是伴随着阵痛。学院内部，支持的声音有多少，反对和怀疑的声音，就有多少。2008年，当饶毅提出要关闭一个木本植物发育生物学实验室时，立刻遭到该实验室负责人、一位退休教授的反对。这位老教授在网上发帖，希望饶毅“刀下留人，不要将基础科学赶尽杀绝。”饶毅在博客上做出了回应：PI(实验室负责人)的决定权在学校，不是在个人，而且每个PI都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这个事情的结果是，实验室最终关闭，人员得到妥善安排。但这位老教授却永久地站在了对立面。北大生科院的一位老师告诉新京报记者，这个事情恰好反映了学院内部新旧两种体制并存，无法融合的现实。但生科院的一些老师，还是敬佩饶毅当年推动改革的勇气和魄力。“他的改革很有成效，可惜北大是一个老学校，里面的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还有一些想法很好，但被困于中国特色。”一位老师评价。2013年9月，饶毅正式卸任。一次午饭，生科院的一位老师问他，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当院长。饶毅想都没想就回：“你见过哪个院长，做出杰出成就的?”其实此前，饶毅已经多次表达过卸任的想法。他的理由是，卸任院长职务，才能知道是否建立了稳定的体制机制，才算真正完成改革。如同他在2003年时，把主持了三年的bio2000课程，交给其他老师主持一样。“不同的老师，才能让学生学到更多的东西。”“四十几岁学吹打”饶毅觉得，比起老教授的“明枪”，让他更苦恼的是“暗箭”。“我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中国的人际关系。”至今为止他都觉得，回国后的前两年，面对内忧外患，是他最苦闷的时期。比如一些不喜欢他的人，在某些项目评审中有倾向性，刻意为难他的项目。比如原来关系要好的朋友，在他当院长之后，莫名其妙地开始疏远他。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拼凑起了饶毅最苦闷的两年。国内的同龄人已经浸润在这种文化里，对所有的恶意都做好了准备，而他离开中国22年再回来，要重新交学费，是“四十几岁学吹打”。那时候，饶毅大多数朋友都在美国，儿子年纪还小。“不知道要跟谁说，因为难以确定谁值得信任。”他担心，如果向别人倾诉，万一被说出去，可能会让事情更加恶化。彼时，同是改革合作伙伴的施一公，是他的主要倾诉对象。对施一公来说，那也是他们抱团取暖的时光。一次，施一公发短信给饶毅，倾诉他的挫折和苦恼。几分钟后，饶毅回信：“千万不要轻易撤，困难肯定很多，本来就是要克服才来的。”没等回信，饶毅又来了第二条短信，“如果要撤，提前告诉，也许一道：当然最好不要，单枪匹马太难了。后来，施一公说，他当时也没有想过要撤。与好朋友共同进退，互相倾诉，就是苦闷最好的排解方式。鲁白和梅林，是大洋彼岸的支持者。“每天要接到饶毅的三四封邮件，一个礼拜打好几次电话，有吐槽，但更多是苦水。”鲁白向新京报记者回忆，他能做的只是安慰，让饶毅坚持。饶毅觉得，自己具有过滤负面情绪的特殊功能。“时间一长，什么都忘了。”多年前的苦闷，当时化成苦笑，最后都不记得了。“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成功就是从失败到失败，也依然保持热情’，对我来说，是‘高兴就是从痛苦到痛苦，也依然保持热情’”。他说。这段时光，反向激励了鲁白。看多了饶毅的倾诉，还在美国的鲁白觉得“回国遇到的困难也不过如此嘛”。2009年，鲁白也回国，出任一家跨国公司中国区研发部副总裁。做一个有趣的人卸任之后，饶毅觉得生活更加纯粹了。最喜欢的科研和教学重新回归，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偶尔他还会想起，网友曾把他叫做“科学界的鲁迅”。因为2004年和2010年，他在《自然》增刊和《科学》与人合作撰文抨击中国科研教育体制，犀利直白的言辞，让人印象深刻。时过境迁，饶毅觉得，“批判性的建设者”这样的标签也已不再适合他。现在，他更希望做一个有趣的人。在学生和朋友眼里，他早已经是“我行我素的半老顽童”。饶毅的一位学生回忆，一次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年会上，大家都在认真听报告，突然发现前排有水滴下来。大家都以为是房顶漏水了，最后才发现是饶毅悄悄把水洒到了空中。另一次，是他和施一公一家去京郊一个度假村。碰巧，度假村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还没和施一公聊几句，饶毅就跑到婚礼现场与人交谈了。施一公还有些纳闷，以为饶毅碰到熟人了。不一会儿，饶毅灰溜溜地回来了，说他假装新娘的舅舅进去，结果被新娘家人发现了。再比如，当很多科学家都在研究普通人连名字都听不懂的项目时，他研究的是果蝇打架和小白鼠的性取向问题。饶毅的一位学生说，饶毅在科研方面的兴趣很广泛，很喜欢有趣的研究。北大生科院不少学生还记得，2009年元旦晚会上，饶毅和学生一起表演相声《讨饶》的段子。学生问：“你和施一公写中国科学教育应该改革的文章，赚了多少稿费?”饶毅回：“他们经常忘记给我稿费。”忘给稿费当然是一句玩笑，但写文章的初心——推动科研教育体制改革，饶毅从未忘记。短暂的沉默可能只是缺少时机。鲁白说，饶毅永远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推动相应的改革。比如，2011年，饶毅落选院士，立刻撰文声明以后不再参加中科院院士评选，本意是希望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学家的评价方式上来。“他不在意这个声明可能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他是无私无畏的。”屠呦呦获诺奖或许就是这样的时机。从10月5号开始，在《知识分子》上，饶毅每天都编发有关屠呦呦的文章，每一篇都不忘反思中国科研体制。在这个时刻，他一直坚持的两件事——科学文化传播和科研教育体制的改革，第一次实现了统一。文章选自《新京报》，2015年10月15日
2015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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