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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遍布世界的中国留学人员
自1872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始，中国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到1978年的百年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13万。而从1978 年至2007年，留学人数急剧攀升至120万，几乎为前者的10倍。曾有人戏称：“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中国留学生。” 三年来，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便开始壮大，足迹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而这些遍布全球的留学人员，不仅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也是一支促进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 要力量。同百年前的留学潮比，这三十年来的留学潮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海外学子们“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 境”的决心。 最初的留学生都是以公派为主。1981年，虽然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已经放开，托福考试也于这一年进入中国，但由于当时并没有“先富起来”的群体，国民平均 收入与西方相比普遍差距悬殊，再加上社会观念的盲区、信息不对称、手续的复杂，能够靠自己出去留学的人是凤毛麟角。随着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加上1985年政策的日渐完善，例如简化手续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等，再如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中国向外留学的大门才算 完全打开。公费留学生的总数并没有减少，自费留学生的总数则呈爆炸性地增长。目前，百万留学人员中90%是自费留学，中国开始从精英留学大踏步地进入“准 大众化”时代。 不仅如此，留学专业也发生了变化。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多以理工为主，中国出国留学主要也是学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而经济管理类和人文学科类等专业早期留学人员 涉及较少。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尤其市场经济催发了创业大潮，人们甚至意识到科技的现代化也需要伴随科技的产业化。因 此，我国留学人员的专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更多的人选择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会计、医科以及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也使人 文社科专业的留学生日渐增多。这也反映了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科技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 现在留学的一个普遍现象便是出国留学的整体年龄越来越“青春”。其实在国内老三届的大学生当中，就有很多都是高龄生，公费留学一般又多是出国读硕士、博 士，因此年龄普遍偏大。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中国从中学教育到高考再到高等教育竞争激烈，教育实力却又不佳，与自身的国际 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体系也屡遭诟病，因此，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这也跟我 国政府制定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从攻读博士逐步发展到硕士，甚至是在海外读本 科或中学。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出国留学人员发生了变化，归国的留学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反应在数量上便是归国人数的增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留学人员回国人数一直以超过两位数 的速度增长。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表明，留学回国人员已经超过27.5万人，仅2006年一年，回国留学人员就达到4.2万人，年增长率为21.3％。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预测的是，未来10年，中国将迎来留学人员回国的高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归的留学人员，特别是公费留学生，大部分都集中在政府机构、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就业。但90世纪以来，大多数的海归人才都在体 制外就业，主要活跃在新经济、高科技和第三产业领域，西方跨国公司的在华高管、新经济领域的创业者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出身，这些高层次人才是中国新经济发展 发展的主要推手。随着本土企业（包括国有和私营）走出去的需要，海归人才未来还将在本土企业国际化上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海归人数的暴涨，海带也开始成为了新的社会现象，很多人感叹如今的海归贬值了。其实，海归成海带只是海归大潮中的一股潜流，它反应更多的不是海归多少 的问题，而是海归标准的模糊，更折射了出国热中的混乱与盲目，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海归仍然是稀缺。海归变海带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但海归变海鸥却是一 个发展趋势。随着国家人才政策从强调“回国服务”演变为“为国服务”，海鸥形态将成为吸引海外人才归来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国家政策的宽松，留学人员回国 服务的方式日益灵活，特别是在两地跑的海鸥群体也开始壮大，我预计人才环流也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3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热血青年，今日已经成长为有担当的有为之士。作为社会新阶层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留学生群体以自己百折不挠的努力，与国人一 起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不断转型，推动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延展，在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上担负起了民族振兴的重担，下一个30年，任重道远，将是中国留学人员 带来更大变化的时代。
2014年5月30日 -
张红力：统一快捷支付接口对客户没有影响
工行副行长张红力在3月27日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工行没有关闭支付宝快捷支付业务的接口，只是把以前分散在多个分行的接口集中于一个，实现一点接入、全国开放。也就是说，无论工行的客户在何地使用支付宝快捷支付，均接到一个接口。这项技术上的调整，完全是通过工行后台实现，不需要客户进行任何操作切换，对客户也没有任何影响。他重申，工行与支付宝的合作意愿没有变化，“我们期待与他们更好合作。” 为何要统一接口？张红力解释，是为了加强对支付机构合作的统一管理，是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目前支付机构与工行很多分行分别合作、开通业务接口的模式，在业务管理水平和风控能力受制于分行水平，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系统建设所需要的软硬件能力有限。这次工行总行统一接口，将组织专门团队，进行维护、管理，有利于更好地管控风险。 与此同时，为了平稳过渡，工行已经在前期做了大量工作，一年来与支付宝进行了充分沟通，并按照协议履行了提前30天进行告知义务。同时工行进行了技术准备，因此自3月23日开始，统一接口过程中，对客户正常的支付没有任何限制和影响，客户从体验上感受不到任何变化。 至于有报道的部分客户的签约、交易受到影响，张红力认为，可能是支付宝把签约、支付交易发送到已经关闭的接口造成，因为签约交易具体发送到哪个接口，是支付宝控制，“我们相信支付宝方面会把客户体验放在第一位。” 文章摘自中国证劵网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现在是发展民营智库的最佳时机
在西方，智库是一种很重要的组织形式。布鲁金斯智库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每年收到的捐款达到2亿美元。它接受捐款非常讲究，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捐，需要首先排队，然后从中挑选出有理念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的捐赠意识是近一二十年培养起来的，捐款领域主要集中在硬件上，比如助学和救灾，但对软件的捐助意识还不够。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从硬件捐赠走向软件捐赠，需要对他们进行智库启蒙。 新中国建立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年到1979年的第一个30年，主要目标是发展政府体系，1979年到2009年的第二个30年，主要是发展市场体系；而从2009年开始的第三个30年，我们要发展社会管理体系。智库正是社会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质是政府非常强势，其下各个机构、部门和街道，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使得政府决策非常充分，但缺乏民主机制，这就凸显了智库的重要性。在国外，政府决策是多个政党博弈的结果，但中国在民主协商之后，具体决策时只有一个政党，如何使决策民主化、透明化，需要一个有力的代言人，需要通过智库中转。 在中国，智库由于受到太多官方背景的政治约束，独立性很弱，原因在于，理应由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包括智库的服务，但这在中国却是个瓶颈，导致智库无法获得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而在西方，智库是除了政府、国会和法律之外的第四力量。中国要想突破瓶颈，从根本上避免决策失误，就必须大力发展第四力量—智库。??? 作为一个全球化研究中心，南方国际研究院有两三个研究智库的平台，目的就是通过打造智库组织，以更多地影响政府决策。我们为政府提供过很多建议，包括千人计划、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海归如何创业、中国的绿卡、人才签证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提出的中国人才政策。今后我们还会进一步扩大对政府的影响。 智库主要围绕政策展开研究，其建议能影响政府，这是智库的第一个功能。政策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是政策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且，中国的法律尚不健全，许多事必须依靠政策。但是，错误的政策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政策出台前需要反复论证和前后比较，再经过很好的概括，才能产生一个好的政策。在政策论证方面，中国现在做得还比较差。 可以说，智库的主要目的就是影响政策，如果不能影响政策，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价值。但在影响政策的同时，智库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影响政策不是唱赞歌，也不是迎合政府，而是要根据国际国内情况提出独立科学的政策建议。 智库的第二个功能是储备人才。西方智库为政府提供人才，中国的智库现在还不能起到这个作用，但我们可以观察和学习。智库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教育和影响大众。智库的所有报告都是公开的，会在网上公布，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属性。 与咨询公司相比，智库的咨询服务比较少，因为这不是它的主业。智库主要是做研究，每年出台很多研究报告，然后向社会公开。智库有时也承接一些政府研究课题，但都是与政策相关，这可以视作为一种政策咨询。咨询公司主要为企业做咨询，但智库不会直接为某一个企业服务。企业的研究课题是微观的，比如人力资源管理，智库的研究则针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它是客观的。 智库的专家构成非常国际化。智库的发起人有的是学术背景，有的是政府背景，还有些是企业家背景。比如布鲁金斯智库的董事会主席是个企业家，其总裁则是从大学出来的政府领导。所以智库的人才是跨界人才，强调团队配合，搞纯粹的学术研究，在智库是行不通的。 某种意义上，智库就像一个很好的中转站，有些人会在智库待上一段时间，然后转到政府部门工作。这种情况在国外很普遍，包括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尤其是美国最多。? 对于智库，政府实质上也是有需求的，但还属于一种内部需求—内部机构总是需要揣摩领导的意图。事实上，中国更应该鼓励的是独立的民营智库的发展。 在中国，由于政府太强势，所以需要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阶层站出来说话，他们再不站出来，就没人敢说话了。企业家们深入探讨一些公共话题，有利于推动政策的活跃，但中国的企业家很多都不吱声。 目前，很多中国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原来默不出声、闷头发大财，转向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迫切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王石、柳传志、冯仑等人。但他们没有系统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需要支持智库，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资源，去影响政府决策和国家未来的发展。 无论从国家进步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时代都在呼唤民营智库的发展，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而中国智库的未来成败，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们对智库的支持。所以，企业家给智库捐款，属于一种慈善公益行为，不是投资。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引进人才需要制度化和常态化
去年6月份，由欧美同学会主办的“2009海外留学人员座谈会”圆满画上句号。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出席会 议，并与来自海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高层次留学人才和来自国内的10多位高层次人才展开座谈，展现出政府对人才问题的日益重视。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对这次会议有很深的感受。这是中央组织人事部门和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举办的一次最大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也是中央“千人计 划”的一个延续。自“人才强国”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以来，中国正日渐加强全球性的人才竞争，“千人计划”正是一个明证。中国面临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发展知识 经济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等重大挑战，人才无疑是最需要重视的“第一资源”。 “千人计划”出台后，网上还有过一些争议，甚至有人提出 把本土人才用好就足够了。我从始至终不认为“千人计划”以及引进顶尖人才的思路应遭到质疑，这绝对是值得肯定的战略性措施。引进优秀的人才不但能提高国家 竞争力，并且完全可以通过措施与本土人才形成“互补”效应，进而提高本土人才的水平，改善国内的人才环境与土壤。 这不是说“外来 的和尚会念经”，而是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不可能在“闭关锁国”中崛起或保持为“世界大国”，也不可能在缺乏外部竞争与交流的情况下，全面培养能在 全球各地展开竞争的一流人才。何况，中国教育体系人才培养的实力并未达到世界顶尖，以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为例，中国本土至今没有培养出一名堪称世界级 科学家的获得者，而众所周知，自然科学没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这与中国的经济总量不相称。 中国需要从投资拉动的经济，过渡到人 才拉动的经济，我们不能永远靠投资“铁公鸡”（铁路、公路、基建等）带动经济。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高科技和第三产业等大量需要高层次人才的行业，引 进需要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提升一个学科或产业水平的高端人才，而这方面的人才中国一直很紧缺。并且，最关键的是，这样贡献远大于投入的高端人才，任何 一个国家永远都不会嫌多，因为拥有的越多，就会做得越好。 即使是美国，人才培养实力全球第一，但还是开通了“杰出人才”、“优秀 人才”、“高技能人才”、“投资移民”、“国家利益豁免”类人才等优先的职业移民渠道，每年名额有14万之多。这就是世界大国的人才竞争战略：即使培养了 全世界约三分之一诺贝尔奖得主，但还是要去引进更多的、以至让在美国被雇用的诺奖得主占世界总数约70%的顶尖科学家。当然，这不能称为美国模式或移民国 家模式的人才战略，因为英国、法国现在也都开通了高技术人才移民入籍的渠道，中国几千年前最强盛的唐朝，甚至可以让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进而成为政府 高层官员。 在这次会议上，海外留学人员对“千人计划”的肯定也大多发自内心，因为这些滞留、甚至已经移民归化外国的海外留学人 才，完全能做到建设性地指出中国政策上的弊端，以及哪些原因导致人才不回归。但正如大多数海外留学人员所说，“千人计划”是一个值得高度评价的措施，是中 国展开人才竞争的良好开端，未来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完善、贯彻“千人计划”，配套适宜人才发挥才能的机制、平台、环境，以便最终把好事做好、做长久。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何让好的人才引进“计划”长期化。美国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建立人才移民等制度，正是要把引进顶尖人才常态 化、制度化，并最终让外国优秀人才归化为本国人才，这是将短期人才引进变成永久性引进的根本途径。同时，海外人才携带家人、财产移民入籍中国，也是解决海 外人才“忠诚度”的重要办法。对中国来说，欢迎那些有才能或有资金的外国人士留下也是务实之举。以投资为例，国家肯定不希望那些外国人来到中国投资，赚了 钱后却把钱都带回国外，而肯定是希望他们把赚到的钱留在中国，或消费，或再投资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对海外人才来说，他们来到中国工作不是只能当“临时 工”，对他们携带技能、资金留下也是非常重要的保障。 把“千人计划”等好的人才引进计划与措施制度化、常态化、长期化，并做好相应的工作和生活配套服务，这是中国未来改进“人才强国”战略，以及人才引进工作需要做的下一步。如能在此有所突破，中国的人才引进工作、在全球的人才竞争，必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4年5月30日 -
汪潮涌：中国企业的产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欢迎
汪潮涌说，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的锤炼，基本上解决了制造业的最基本的问题——品质，中国的产品越来越有价值和竞争力，就像日本的企业、美国的企业三十年以前陈兵中国市场一样，中国企业的产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欢迎。 12月15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汪潮涌在2013三亚·财经国际论坛"全会五：进军全球的中国企业"上如此表示。 汪潮涌说，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的锤炼，基本上解决了制造业的最基本的问题——品质，中国的产品越来越有价值和竞争力，就像日本的企业、美国的企业三十年以前陈兵中国市场一样，中国企业的产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欢迎。像华为的产品早就已经打败了美国的朗讯或者欧洲的阿尔卡特。 汪潮涌在发言中介绍了信中利资本集团在海外投资中最为关注的四点：科技、资源、品牌、市场。 汪潮涌说，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市场的前景、想象空间无限大，中国的企业将会在全球成为新一轮的跨国公司群体。 以下为汪潮涌部分发言实录： 主持人：我想，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需要资金，资金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企业的自有资金，一个是银行间的各种形式的贷款，还有一个就是借助私募基金的力量。除了融资需要以外，不少的中国公司意识到，可以借助有经验的私募基金跟他们一起组成并购联合体来进行海外的收购兼并，并在之后进行成功的整合。 我想请汪潮涌先生在这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您领导的私募基金投资了很多中国的走向海外的公司。你们在选择中国公司，投中国公司一起海外做项目的时候什么样的重要标准？ 汪潮涌：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尤其跟红力差不多20年没有同台了。那个时候我们帮助国际的企业走向全球资本市场，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探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走向全球。 中国的企业走向全球有三种形势。早期叫产品走向国外，中期是企业走向国外，现在是资本走向国外。资本走向国外的形式刚才也讲了，除了贷款这种形式以外，现在新一轮创新的模式在大行其道，像复星，像中信产业资本，像弘毅，我们都已经在海外做了很多的成功案例。我们的中文名字叫信中利，我们英文名字来自中国的股权投资集团，我们的想法就是把中国资本汇集在一起，走向海外和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大型金融机构、银行一起去收购一些国际上的一些企业。 我们在国际上的收购或者说投资是四种考虑，第一是科技，第二是资源，第三是品牌，第四是市场。 在科技方面我可以讲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过去投资的百度就是很好的例子，美国的一些城市的高科技技术和商业模式在中国进行创新，我们是本地化创造了全球性的这种高科技公司；而且在国际化方面进行成功的我们的企业家加PE的成功案例，联想当时上市的时候跟美国这种大型的PE机构合作，那个时候我们的中国PE机构不够强大所以没有机会参与这个过程里面。但是未来，我们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我们和企业家创业者一起形成管理、渠道、平台、资本四位一体的模式会在国际上取得很大的成功。 第二个领域是资源。我想这个以国企为主，刚才的例子说为什么北美最大，主要因为大型的央企在北美加拿大收购资源型的企业能源矿业，我们也有在敦上市的基金，内蒙非洲也有一些资源背景的布局，中国在海外囤积资源。 第三是品牌。品牌这个领域主要是欧美市场，主要是欧洲市场现在在奢侈品、高端品牌方面对中国企业的吸引力非常大，这里面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中国的企业在欧洲的一个高端品牌的家族企业里面占一个少数的股权，拿到中国地区的最大的一个分销权或者合资股东的权力，把中国市场或者把大中国市场做起来，这样最后反向收购欧洲公司都有可能。这一块我们可能其实是越来越明显了，因为中国市场的高端消费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做件事情是和意大利的家族投资机构联合控股的，我们看中它的就是百年品牌的沉淀，它的设计和艺术感，和中国的市场和全球还有一些新兴的国家市场，俄罗斯金砖四国的这些市场的增长潜力结合在一起，这个会有很大的市场。 第四是市场。国内这些要投资的企业，我们特别鼓励他们去抢占拉丁美和东南亚的市场，因为中国企业经过改革开放的锤炼，基本上解决了制造业的最基本的问题——品质，中国的产品越来越有价值和竞争力，就像日本的企业、美国的企业三十年以前陈兵中国市场一样，中国企业的产品在非洲、南美非常受欢迎，像华为的产品早就已经打败了美国的朗讯或者欧洲的阿尔卡特。这些中国的企业的未来成长的潜力是在这些新兴市场做大市场，我们作为PE机构投资中国的这些企业，让他们全球抢占市场份额，他们的未来发展空间还有二三十年，但是警告他们必须注重科技含量和研发，不要像中国很多的家电制造商，做了三十年没有解决核心技术问题，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后路可能就像索尼一样最后破产。所以这一块我们既支持他们、鼓励他们抢占潜在的市场，同时又支持他们做技术研发。以上是我们在海外投资中非常关注的四点。 关于市场的选择是这样的，对于欧洲，主要是品牌的布局，对于美国，是看重他们的管理、人才及科技含量，对于非洲、大洋洲国家，我们看中的他们的资源。当然今天柳总讲到智利还有南美的一些国家的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中国企业以后的海外投资的选择必须要根据不同的市场做不同的布局。总而言之，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市场的前景、想象空间无限大，中国的企业将会在全球成为新一轮的跨国公司群体。 原文选自《财经网》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海归逐梦助首都扬帆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的发展世界瞩目，话语权逐步提升、国际活动日益增多。但是，北京与许多国际大都市的国际化差距依然存在。 国际化外来人口在很多国际大都市，像纽约、伦敦、巴黎、多伦多、悉尼、首尔，甚至是中国的香港，都超过了10%，有的甚至达到20%-30%。而北京依然面临缺乏国际化的创意和创业人才等问题，国际人口比例不足5%，影响了北京国际化的进程。 北京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不仅是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也是北京发展的切实需要。作为首都和高技术产业中心，北京对我国的各类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强大吸引力。2008年，北京海外学人中心正式成立，成为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服务的窗口。2009年，北京市“海聚工程”实施，到目前已完成了9批海外高层次人才评审认定工作，“海聚工程”入选总人数已达513人。数据显示，近年来回国的海归有40%首选北京作为就业和创业之地，“海归派”已成为北京社会发展的一支新的生力军。 在科教文卫等领域，高层次海归人员怀揣世界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教书育人、专心科研或者科技创业，推动北京的科教体制改革、成为北京先进科技、新兴产业的领跑者。 在金融领域，海归可以引进全新的融资模式，促进金融体制创新。北京的风险投资，最先就是由海归带回来的。海归在海外投资银行和中国的合作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国大型企业海外上市的主推手。 在外企，海归纷纷担任掌门人，可以改变北京产业生态。北京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已达127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84家，占在京投资世界500强企业的30.2％。海归在跨国公司担任高管，可以快速培养中国本土人才国际化能力，提高北京整体人才国际水平。 展望未来，随着更多海外人才来京，积极参政议政、促进人文和社会文化等交流，海归将成为北京与世界的链接者。海归们把国际技术、资本和全世界的创新灵感、管理经验带了进来；同时，他们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还带来了新理念和新管理模式，提升了企业文化；他们也成为体制外数量庞大的重要知识群体，引领各种思潮，推动社会进步。 当下的北京，已成为海归逐梦之地。未来的首都，将扬帆起航，闪耀在国际都市的舞台上。 新京报特约评论员 王辉耀
2014年5月30日 -
汪潮涌：不该让银行暴利的日子继续存在
2014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四届年会2月11日至1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本届年会主题为“市场的决定作用--理念与行动”。在“迎接金融大时代——民营资本的力量”分论坛上，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汪潮涌表示，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那么赚钱？就是因为它的垄断性的利差，这是傲视全球的，所以银行业的改革绝对是下一步最高层非常重视的。 以下为文字实录： 汪潮涌：不敢当不敢当，均豪讲的非常好，我们都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亚布力的理事，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一些话题，今天这个主题如果改一下迎接民营金融的大时代，可能就全了。 我谈一谈对这个大概的理解，其实中国的金融业在世界的版图上可以称得上大，全球十大银行里面我们占了六个，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里面，前三年都是我们的中国银行，从09年开始，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的欧美的银行风雨飘摇，我们中国的银行高速凯歌，每年增长利润都是在百分之三十几，但是这个大并不好，这个大，大的畸形，我们三中全会感觉到很振奋的，就是最高层已经看到了大银行对中国经济的一个所带来的一些后患，甚至是弊病，或者是伤害。 我对中国银行的观察是很久的，我是从90年代中就开始参与中国银行的体制改革，当时朱总理在的时候，依赖于国际大的投行和咨询公司，对中国国有行业，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摸底，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设计改革方案，第一个行业93年民航，第二个行业94年电力，第三个行业95年电信，第四个行业96年石油石化，到了银行大概是98年99年，那个时候是中国银行日子很难过的，常务副总理分管金融，98年当总理以后，他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国银行不良资产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后来在01年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中国银行业两亿二千万的不良资产，壮士断腕的做法。 从0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就轻装上阵了，引进国际战略投资人，海外上市，红筹、H，A+H，一路过来，到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银行业安然无恙，傲视全球，银行业可以说是度过了难关，然后过去的十年获得了长租的发展，但是有点过头，过头的标致是什么呢？中国整个银行业，整个金融资产大概在145万亿，接近150万亿，其中92%是银行资产。 这是非常的畸形的一个金融结构，所以中国的金融行业非常的畸形，银行一家独大，保险，证券，资产管理，加在一起就占8%，而且在这么8%小的份额里面，各方面都叫影子银行，银行脱媒，好像银行马上就受到了多大的威胁似的，其实我觉得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从未来改革的方面来看，一个从所谓的改革，过去除了国有控股，外资战略投资人，再加上上市的部分，民营资本在中国的十大银行里面，几乎是微乎其微，甚至几乎是不存在的。 那么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讲，要改革银行的所有制，第二，要从业态上进行改革，一定要把资本市场这一块发展起来。银行它的主业是货币市场，是短期的，中长期的资本的来源要靠资本市场，就是国内经常讲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比例，要调整过来。银行它是间接融资的载体，那么它业务的形态，就是属于风险业务型的，它所有的产品都是短期的。那么短期的银行产品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它对中国企业，除了大型的国企，你可以顺延，其他的中小企业基本上就是一年期的贷款，资金再紧张人家不管，这种对企业的创新，对企业的研发，对企业的投资是非常不利的，企业不敢做证券投资，因为银行的钱是短期的。 资本市场在中国发展了20年，今年21年，风风雨雨，起起迭迭，最后是15个窗口关闭期推出来以后还是一团糟，存在的问题是没有给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提供好的股权融资渠道，也没有给企业，包括地方政府，包括大企业，通过公司债来募集长期的固定收益的债券资本，更没有像西方那样，就是说为了解决银行和金融资产的这种不匹配，增加流动性，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发行MBS等等这种金融产品。 所以咱们的资本市场在中国规模小，股权产品，股票产品，远远超过债券市场。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中国的资本市场是非常的失灵。中国资本市场的功能，融资、变现、交易、投资，对冲的风险，这五个功能目前仅仅是融资功能、交易功能有些许的一些功能，所以从世界经济金融版图来看，中国金融业最大的短板就是中国证券市场侏儒化，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像保险，像资产管理，像其他的PE，对冲基金等等这些发展，都需要有未来的长租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对于资本未来在中国参与金融行业的机会，不要紧紧看着银行，其实银行最赚钱的暴利的日子不应该让它再继续的存在，或者已经成为末日黄花了，以后最高层一定要把银行的暴利压下来，银行要放开存款利率，不像现在是仅仅放开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也应该放开，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那么赚钱，就是因为它的垄断性的利差，两个点到三个点，这是傲视全球的。在这种保护性利差的情况下，获得了暴利，获得了超额的利润，伤害了实体经济，伤害了储汇的利益，伤害了中国的消费能力，所以银行业的改革绝对是下一步最高层非常重视的，所以我觉得民营资本现在跳进银行，不一定是什么好事情，最好赚钱的时候，像民生银行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昨天工商银行行长说了，民营资本进来以后就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贷款的问题吗？不行，你们同样是嫌贫爱富，同样想贷款给大企业。所以要解决中国金融体系的这种扭曲的问题，要形成金融的一种生态圈，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讲很关注这个行业，15年以前，中国的电信四大公司，独占市场的时候，我们当时说一定要投电信增值服务，我们一定要投金融行业的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就是非管制的，或者是管制比较松的一些领域。 当时互联网最早出来是SAP，那个时候电信是允许你们这些互联网公司去做，最后没有想到，SAP，ISP，这些执照放开之后，成就了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和一批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电信增值过去的15年的经验来看，未来中国的15年在金融增值服务里面也可能出现在金融行业里面的百度、金融行业里面的腾讯，金融行业里面的阿里巴巴，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一定非得要去看那个执照，现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也有可能五年以后，他们的执照不值钱了，他们现在四家公司的市值加起来可能还不到腾讯一家的市值那么大呢。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执照看得太重。因为执照这个东西，是特权，同时也意味着责任，意味着监管，在欧美市场经济这么发达的地方，金融行业是监管最严格的。所以我觉得在真正的很严格的这种监管的环境底下要获得高额利润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对金融行业，比如说我们做这个PE，我们很久高兴，因为PE这个行业里面没有人管我们，现在有备案制了，像巴菲特在美国谁管他，巴菲特这么聪明的人，最后选择金融行业里面最高端的，他是一个复合型的基金，又是PE，又是创投，又是二级市场的资产管理公司，又是上市公司，又是(底塞)，通过参股，什么富国银行，保险公司，他自己把自己高高的放在金融链条的最高端，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追求在金融这个产业链的，往高端上走，我27年前进华尔街的时候，当时华尔街那么多的金融机构，对我的印象是保险公司我不进，因为我留学的时候，三天两头就有美国的保险人员说让我买保险，看着人家很辛苦，我觉得这个生意真不好做。 劳动密集型的不做，银行，商业银行，也是属于微利和劳动密集型的，投行是属于阳春白雪的，高盛、摩根是属于挣大钱的，PE，硅谷的VC，赚的钱比投行又多，最后一看，对冲基金赚的钱更多，对冲基金，乔水的创始人，去年是22亿美金，前年赚了39亿美金，索罗斯赚了55亿美金，高盛、摩根总裁在华尔街薪酬是最高的，四千万美金、五千万美金到头了，对冲基金的老板是五亿美金到五十亿美金这种范围。 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机制到位，对冲基金机制到位，立竿见影，二八分成，它的价值体现在它能够替别人赚钱，如果它不能替别人赚钱，它就拿不到那么高的报酬，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的金融的发展最好的机会就是金融增值服务。像投的金融数据等等，还有像资产管理的，包括像静波这样做融资中介的，第三方募资机构的，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资产管理，我觉得中国过去改革开放35年，老百姓和企业的主题是创造财富，积累财富，那么未来30年到50年是财富的保值增值，所以要创业，要投资，我觉得我非常看好在财富管理这个领域里面金融增值服务的机会，谢谢大家。
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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