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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溯宁：数据开放中的创业机会与社会责任
数据成为资产，是目前产业界和投资界企业都非常关注的概念。 过去企业数据计算是以流程为中心，无论erp还是其他，大部分企业使用计算能力提高企业erp办公流程的效率，但是到了客户关系管理阶段要以crm为主，实际上今天对于企业最难的问题是：过去计算环境中是不能解决企业对市场的判断，市场营销的问题，所以企业还要将大量资源放在营销上。比如企业通过广告进行了大量营销投入，但没有非常好的软件能指明市场在什么地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企业积累的大量数据，也许能够让我们对市场进行更好的营销，使市场供给和需求矛盾更加有效获得解决。如果大数据成为一个企业资产，整个企业的计算环境可能就要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从过去以流程为核心，到现在以数据为核心。 关于企业的理解，也要发生变化。有人讲可以通过社会化的软件，把大量记忆的功能放到企业来。现在还处于比较早期的探索过程中。至少大家慢慢在认识到，也许企业需要一个智能的大脑，就像人需要iq一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重新考虑企业的数据。如果把大数据作为资产，我们现在对这个资产的定义和理解也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 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催生了我们对于资产新的认识，像矿产、土地这些资产所有权确定之后，加上科技进步才推动工业革命。从这样这个历史比较来看，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或是政府对于数据资产的理解，数据资产的属性，数据资产将带来的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每个环节的价值的认识，还处在一个很早期的阶段。 第二个问题，如果未来存在大数据产业，把数据作为主要生产资料。数据是矿产，数据是石油。我们知道矿产是有完整的行业链，从找矿、选矿，到冶炼完成；石油也是一样，从寻找石油到输送石油再到冶炼到汽油各种各样的应用。大数据的产业链到底是什么？会不会出现现在有些人在谈的大数据工厂？过去的工厂是以冶炼物质材料为主，今天的数据冶炼、数据工厂以及大数据产业链还处在建设过程中。这是一个很多创业者已经进行创业，投资界也非常敏感的领域，但这个行业还是在产业非常早期的阶段，到底每个环节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这些问题还是需要科学的探索和创业者的不断努力。 另一方面更大的问题，如果大数据成为资产，数据的流动，或者说数据的主权，数据的产权，还有数据的隐私权，这些问题明显通过棱镜门事件已经明显可以看到，不仅是企业面临的问题，而是全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 关于数据的流动性，跨国数据流动会怎样，这样的问题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曾经电话运营商贝尔垄断世界，后来各个国家觉得电话不能让一家公司垄断，像法国阿尔卡特就是at&t的法国公司。后来就出现了itu国际电联组织。在大数据流动的时代，将来国际上跨国的数据流动会是什么样的？应该会有国际数据组织进行民间性的探索。将来会不会数据也像土地和海洋资产，将来会不会有数据公约对数据的隐私性，对数据主权性进行探索？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也刚刚开始。政治家和各国政府对这方面的了解也是参差不齐，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2013年我就有同事参加在美国举行的数据流动会议，是由美国一些大的公司组织的。我们也在积极向政府领导和相关部门呼吁，我们国家要积极参与到跨国数据流动工作中去。在这个领域里，我们越早参与越好。 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我们在这样时代可能会看到像地理大发现，或者海洋探索时代能够认识到数据和数据带来各种各样的产权问题，数据的价值以及大数据未来能够诞生出的，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到的产业。事实上，过去一年半左右，围绕大数据基金和孵化器，像谷歌包括一些以色列创新的数据公司都非常踊跃。 还有几个问题，可能需要更多天才的创造者考虑的：这么多数据聚集到一起到底会产生什么现象？我们今天谈tb级数据，这么大规模数据聚集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我们已经有这么多数据的需求和这么多数据的存储，美国现在是800到850万台服务器，如果到了百万台服务器这样大规模、高密度的数据存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现在还是很难想象。 如同18世纪化学大发现过程中的元素周期表一样，这么大规模数据聚在一起会不会有类似规律出现？如果我们看到数据的创新是像化学革命或者像石油矿产变革那样大的浪潮，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时候的创业、创造或者创新到底将以什么样的方法发生，到底谁将成为价值链最主要的拥有者，或者最重要的获得者？化学大发现最主要的价值创造者是科学家，是实验的方法。那么，对数据创新，我们能够用什么方式进行投入？在今天数据大航海早期阶段，很多问题都需要我们思考和探索。 来源：2013年12月14日，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主题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人生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
人物简介：王辉耀，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获得英美文学学士学位，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MBA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人们说77、78、79级大学毕业生是一个特殊而幸运的成功群体，然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我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来说，开放不仅是宏观的国家意图与社会行动，更是指向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人生愿景。在不断开放中突破人生围城，在不断开放中开阔人生境界，才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生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色如此鲜明。于我而言，开放更是一种深切的人生体味与感慨。三十多年前，当我还在上山下乡的时候，不会想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大潮，也想不到自己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再参与到时代的开放中来；当然更不会设想到后来游走东西方、不断突围的人生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的大学生、最早留学的MBA、第一批跨国公司的高管、最早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出身的国外政府高级官员，随后又成为第一批参与回国创业的海归，第一批创办海归社团、国际化智库的社会企业家。 我的开放人生，从1977年的高考开始。 苦读岁月 1977年，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无疑也是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最初提出两个重大举措：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我在1976年初夏来到了地处四川丘陵地带的金堂县龙王公社，从一个城里人转眼间成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过起了在茅屋中与老鼠共眠的日子。遇到雨天，根本没办法穿鞋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脚，大脚拇指要使劲压住路面，这种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靠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饮水靠喝井里不卫生的生水。为了接受再教育，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干活，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每天劳动只能记七个工分。即便如此，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望一直支撑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知识，因为做铁路工程师的母亲和曾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在蚊虫弥漫的酷暑，穿着长衣长裤浑身大汗地看书；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那个年代也赋予年轻人满腔热情，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当年写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而，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到晚上，不通电的村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四川农村做饭靠烧稻杆，烟熏火缭，我每做一顿饭，就被熏得泪流满面。严重的挫败感油然而生，继而变成强烈的不理解和深深的绝望：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我们却恰恰相反？难道我的青春只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耗下去？ 1977年10月12日晚，公社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正式恢复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1978年3月，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翘首以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踏上了开往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列车。 广外的日子 一到广州白云山下的广外，就发现这里山清水秀，非常适合读书学习。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被宿舍前后的外语朗读声吵醒了。广外在学习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校风严正。而77级的入校更是给学校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机和活力。77级中不少人已工作五年，甚至十年以上，但不管每个人的经历或背景如何，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候，学校对文革“矫枉过正”，开始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抓教学质量，校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大家学习都十分拼命，你追我赶，谁也不愿意落后。你六点起床，我就五点半起床，别人十一点睡觉，我就十二点就寝。那时，学校教室也不熄灯，学生读书到晚上一两点钟是经常的事。广州夏天的蚊子特别厉害，我怕蚊子咬，只好穿上厚厚的牛仔裤，浑身大汗淋漓，仍然苦读不止。 记得在校期间著名外语教学专家许国璋教授曾来广外作报告，夸广外是全国外语院校中环境最好的。广外当时师资力量也非常强，60年代院系调整时，原中山大学外语系、暨南大学外语系、华南师大外语系等许多重点院校的师资差不多都荟萃于此，还有不少归侨老师和外教，再加上邻近港澳、交流方便等优势，的确可称得上得天独厚。当时广外英文系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包括梁宗岱、顾授昌、蔡文显、桂灿昆、桂诗春等。 我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专业，那时经常如痴如醉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到古典主义文学，从启蒙主义文学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直至80年代初最流行的现代派。这些浩瀚的文学作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开始浏览过去没有机会阅读的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类书籍，也经常悄悄溜到教师阅览室阅读世界各国的刊物。我在学校也选学了不少英国文学作品，最初是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然后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当然还有伟大的莎士比亚。我还特别迷恋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代表人物华兹华斯。也许是广外校园附近白云山那迷人的自然风景，或是我一直更向往大自然的深邃，华兹华斯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我的心。 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华兹华斯的文章，广外知名教授顾授昌和蔡文显看过以后都建议我拿去发表。这些老先生在英美文学方面都很有造诣，也都给予过我很大的帮助。我1999年回广外捐资设立王辉耀奖学金时，还专程去看望了顾老。顾老当时已是95岁的高寿，仍能忆及他教过的学生。蔡文显教授是研究英美文学史的，写过不少书。当时二位教授在学校教授英国文学选修课，小班授课，名额有限，但我都获得了机会。我常常写一些诗歌评论或莎士比亚作品研究的试作给他们看，得到了他们不少的鼓励和指点，终身难忘。 虽然学的是英美文学，但我觉得，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在广外学习的四年，也是我博览群书的四年。随着中国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大批的旧书得以重新开放或重印出版，同时也有不少新书被介绍过来。当时《读书》杂志复刊时曾发表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读书无禁区》，从此打破了“文革”以来读书方面的许多清规戒律，我便省吃俭用订阅了《读书》杂志一直到毕业，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读过的这些刊物。 广州是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地区，更是改革开放的前哨站，因此广外的风气与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和前卫。记得大学期间，全国青年和舆论界曾有过一次非常轰动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起全国热议，在大学生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家开始审视作为个体的人在人生中的意义。上世纪80年代初各种国际流行的新观念更是蜂拥而至：一会儿是存在主义，一会儿是弗洛伊德，一会儿又是“垮掉的一代”……社会新事物也层出不穷，“三资”企业和各式时装像雨后春笋般拱出地表。人们开始注重自身的价值和仪表，大街上的商店开始琳琅满目，中国的电视节目开始第一次出现了广告，类似“精工表，誉满全球”等广告词不绝于耳。流行歌曲广为传诵，令人耳目一新，邓丽君的歌声像旋风一样席卷神州大地，历久不衰。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我逐渐发现，随着80年代的对外开放，人们美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男生不再是清一色的蓝制服，女生的穿戴更是多姿多彩起来。我们也有轻松的舞会，虽然只有“五四”、“十一”和元旦才有。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化妆舞会的情景，那恐怕也是广外有史以来举办的第一个化妆舞会。音乐的旋律弥漫了整个礼堂，五彩缤纷的灯光在旋转，美的意识在苏醒，青春的热流在大厅里沸腾。广外的环境非常迷人。附近既有郁郁葱葱的白云山，又有碧波涟涟的湖水；尤其是在初秋的夜晚，当微风轻轻地吹拂，许多学生都会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大自然里。傍晚大家唱歌，既有乡思，也有相思，歌声里寄托了不尽的年轻心思与情怀。广外的夜晚更加迷人：星星在天空眨着明亮的眼睛，四周的山坡一片朦胧，校园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有时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去自习了，我就扭开收录机听听音乐，一方面换换大脑，另一方面可以借助音乐的翅膀翱翔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静思默想已成了我多年来培养的一种良好习惯，但这种深思必以生活的起伏为基础。年轻人不仅要是深沉的梦想者，也应是行动的实干家，两者可能都需兼具，犹如矛与盾这两个方面。 广外可以说是我精神成长的一个故乡，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黄金时光。在这里，我的思想、眼界、胸怀与心灵都经受了一场知识海洋的洗礼，世界观、人生观与生活态度都为之一新。广外打下的基础，一直伴随着我闯荡世界，人生从这里扬帆起航，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开放人生的六次突围 百川归海，是因为它能不断穿过岩石的阻截；彩蝶破茧，是因为它能不停咬破丝线的缠绕。人在旅途，前行路上同样需要不断跨越艰难险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开放式人生的哲理：要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就需要相继突破一个个狭隘的包围圈。 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人生的“围城”无处不在，一次成功突围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人生也是一个不断突围的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我和不断完善自我，最终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回顾这些年来的经历，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开放人生需要不断突围。我认为自己经历了六次人生突围。 我人生的第一次突围，自然就是通过高考读上大学。1977年高考，大约是中国高考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年，我有幸赶上参加，从此生命的列车开始加速奔驰。 8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贸易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大学毕业后，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任国际经济合作官员，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其间，还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报告，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并亲自批示在全国贯彻，我倍受鼓舞，同时也感觉责任重大。 80年代中期，正是在经贸部干得一帆风顺的时候，却越来越意识到了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越工作越觉得自己的国际工商知识不足，于是决定出国留学，放眼看世界，留学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突围。 不久，我争取到了一个留学奖学金的机会，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国际大学”梦，成为最早一批赴加拿大读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国外的MBA学习特别推崇分析能力和独特的观点，上课还要发言才能有分数。我强迫自己每天读海量的书籍，反复研究那些经典案例，系统提升自己的全面素质，很快就适应了国外的超负荷学习。 如何打进北美的主流社会，是我人生的第三次突围。我一直奉行，留学生尽量不要去洗盘子，而要去干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报酬哪怕很低，但经历是更有价值的财富。在留学期间，我尽量找机会去大公司实习，曾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从事项目融资工作。中间还为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工作过，参与接待了以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历时一个月，横跨加拿大东西南北，考察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后来又去日本为一些大公司做咨询和培训。这些经历，都为我日后进入跨国公司积累了丰厚的资本。 1988年，我经过激烈的竞争，进入了全球最大的工程管理咨询公司之一SNC-兰万灵公司，并在一年内以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身份从助理经理到经理，再从经理晋升为国际市场董事经理，成为该公司的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也是在加拿大大型国际跨国公司最早担任高管的中国留学生。那时，我还不到30岁。后来回国后，我进入全世界最大的项目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的Agra-AMEC国际公司，担任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副总裁。 在北美学习工作多年，积累了跨国公司管理经验之后，我又开始了人生的第四次突围。那时我想，有了在中国政府工作的经验，如果能有在外国政府工作的经验岂不更好？于是，我参加了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中国首席经济商务代表的公开竞聘，结果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顺利担任了这一高级职务，在加拿大留学生圈子里一度引起轰动。在任职期内，加拿大魁北克企业对香港的贸易额增长了一倍，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增长了两倍，我的工作能力和业绩得到了认可。 任期满了以后，我并没有回到加拿大，而是选择了回中国创业，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五次新的突围。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也被激活。“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小平同志对海外留学生期望之殷殷，深深地触动了我。在我看来，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至少都应该从事一次创业的活动。虽然创业成功率不会很高，但无论成功与否，都值得去尝试，因为创业可以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给你一个能力全方位体验的机会和最大的自由，创业的过程就是真正最大限度主宰自己命运的过程。一个人一辈子何其漫长，总要给自己一次这样的机会。 我在90年代中期就回国创业，可以说是回国留学生中最早下海创业者之一。回国之后，我拿出自己在海外工作的积蓄，在北京友谊宾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晚上是卧室，白天是办公室，开始了个人创业。每天晚上美国、加拿大的传真会进来，24小时都睡不好觉。那时候根本没有朝九晚五的概念，整个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不停地工作。有一天上洗手间，我突然晕倒在里面。这就是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但我觉得自由和愉快。因为创业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必须过这一关。事实证明，我回归创业的选择是对的。我创建的亚加国际公司和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为中国诸多重大项目引进外资和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引进国外政府的赠款和参与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五十多个在华大中型项目。我们的客户有国企、央企和民营企业，也有GE、西门子、ABB、三菱等多家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作为中国企业家，我早在1999年便成为北美主流刊物《加拿大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作为海归创业的代表，2002我被评为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我又在思考还能更好地做些什么，什么是我下一个的人生突围，怎样才能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 70年代，当很多人都忙着“革命”时，我却捧着破烂的英语书躲在角落里苦读；中学时被下放到方圆几里都少见人踪的荒野农村，陪伴我的是一台可收到海外新闻的小收音机和每天的《参考消息》；80年代中期，当不少人都争先恐后去捧铁饭碗时，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外经贸部的工作，去读当时国内大多数人尚不知为何物的MBA；90年代刚开始，当大多数留学生还在西方世界勤工俭学时，我已经做到了跨国大公司的董事经理，出任了海外政府高级经济商务代表，深刻地体验了另一种文化和制度的精髓；而当更多的人都开始出国留学时，我选择了回到中国创办自己的公司，开创海归事业。那时，距离今日的归国创业热潮，早了近二十年。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情结，恪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士者理想。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个人兼济天下有什么最佳之道？怎样才能让社会更加美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曾经也有三年担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并开设了国际商务管理课程，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就是在北大授课期间，我萌发了做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海归社团和国际智库的愿望。 于是，我决定进行人生的第六次突围，将目光放大到中国国际化高端人才，推动留学人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贡献，建立中国的国际化智库。 推动国际人才事业 最近十余年来，我的工作重心已经放到从事公益性的社团和智库研究活动上，从组织实践、理论著述和政策建议等多方面推动海归事业的发展。 作为一名留学人员，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一直是我敬仰的人物。我想，百多年前的人物尚能推动中国的留学事业，作为当代的留学生，更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回国不久就加入了欧美同学会，旨在通过这个中国留学人员最大的平台汇聚更多志同道合之人，推动中国海归事业。 2002年，我提议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归群体中的商务精英人士创建一个组织、搭建一个人际网络平台。但商会的创会，却并不那么容易。我带着自己公司的员工，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组织筹建工作，并联络各界精英学长，建立网站、编辑出版会刊，2002年10月17日，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包括田溯宁、张朝阳、吴鹰、徐小平、闫长明、毛大庆、莫天全等，聚集在位于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的有90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会所，欧美同学会商会就这样成立了，我被推举为商会首任创始会长。2005年5月，《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召开。因为大雨，首日的财富论坛开幕式从天坛公园祈年殿移至人民大会堂，我在这里碰到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时任中国网通集团总裁的田溯宁。交谈之中我们都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不过这样的人才还少，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海归精英力量聚集起来。就这样，2005年，在欧美同学会商会的基础上，我又和其他优秀海归如田溯宁、王波明、李山、汤敏、王维嘉、傅军、赵民等人一起发起了2005委员会并担任创始理事长。现任理事长由著名海归邓峰担任。 2007年，我对近年来海归创业的资金难题作了研究，向总会和有关领导提交报告，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亲自过问和批示，并由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出台相关政策。这时，我又给欧美同学会打报告，建议成立建言献策委员会，并同时成立了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以充分发挥国际化人才的国际视野、智力密集优势和遍布世界的人脉网络，为国家和政府提供战略层面的建议和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发挥海内外留学人员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并实施和组织有关调研和研究、协办海外高层次人才研讨会，向国家有关部委提交了上百份建言献策报告，很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过去五年里，也曾经多次组织“千人计划”工作建言献策座谈会，邀请了施一公、王小凡、饶毅、裴钢、陈十一、薛澜、钱颖一、李家洋、张亚平、曾益新、邓峰、董克用、曹雪涛、邓中翰等知名留学人员为国家“千人计划”工作出谋划策。 自2008年成立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和创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以来，我几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国内外人才研究、国家政策建言献策和国际化智库建设等方面。2012年，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又创办了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2013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在人社部和中国人才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又创办了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我深知，只有从更加专业、理论、国际化的层面，打造被主流政策决策者认可的智库平台，建言献策，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国际人才和改革开放事业，全方位实现我们的历史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关注和重视研究国际人才战略、中国海归与中国留学人员群体。作为一名海归，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国际优秀人才的事迹和精神记录下来，如何从各个层面为中国国际人才群体服务，如何促进中国的人才强国战略，如何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作出更大贡献。我不再满足做一个企业家，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人才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十多年来，我在国际人才、中国海归群体与海归创业管理等领域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出版有关著作近四十部和有关专业文章一百多篇，得到政府、社会和业内的公认。 2008年，我应邀作为专家，参与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刚要2010—2020》的起草工作和促进了国家“千人计划”政策的出台。2009年，应中组部邀请，为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和中组部机关近300位官员做国际人才竞争战略讲座。2010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办的首届中国人才发展论坛上，我提交的大会重点发言论文《中国海归创业的贡献、成功要素和需要克服的困难》获大会一等奖，获得人社部部长尹蔚民颁奖，原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出席颁奖仪式。同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一书，获得原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委干部读书会上的导读和推荐，并推荐给了全省干部。 这些年来，我同时热心海归组织和实践工作，通过组织大量活动，包括连续八届参与举办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发展论坛，数千人次参加，各相关部委领导和欧美同学会韩启德会长每年坚持参加，影响广泛。我也连续成功协办了三届欧美同学会海外高层次人才建言献策座谈会，邀请美国、英国等11个国家的多名海外留学人员专家学者和精英人士出席会议并座谈，其中包括李成、郑永年、黄亚生、赵穗生、陈志武、刘宏、张旭东、姚树洁、刘亚伟、黄靖、李百炼、李大西、王绍光、黄伟、颜海平、庞晓东、赵启光、金李、张伯赓、周玮生等诸多海外知名留学人员与中央和国家领导人，让国际精英为国家建言献策，发挥他们的国际视野和智力密集优势。 这些年来，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已发展成为中国国际人才领域的权威研究机构，推动了中国留学和海归群体研究，推动了中国国际化人才事业的发展。自2012年起，我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主编出版了“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包括《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得到了国内外数百家媒体的广泛报道和业界认可，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近年来的部分研究课题如“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千人计划”、“国家绿卡待遇完善”、“人才签证”、“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和专业人士”、“中国海归创业支持启动计划”等，都成为了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的参考依据。 从“海归”到“海鸥”，在创造出这些新名词的同时，我在中国留学与国际人才方面所做的一切，不知不觉中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推动中国海归事业发展。在努力为中国走向世界，为开放中国融入全球化大潮作出贡献的同时，中国海归事业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崭新的境界。 2013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三千多名留学人员代表参加的欧美同学会百年庆典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广大留学人员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他指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尚贤者，政之本也”，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提出留学人员要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在创新创造、促进对外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看出，中央新一届的领导对中国国际化人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国际化智库助推中国崛起 为了更好地办好国际化智库，2010年，我去了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接着开始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研究国际智库运作模式。这些年来，我努力把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展成为中国国际人才领域的主要智库，实际上，这仅仅是打造中国国际化智库梦的第一步。在海外学习研究工作多年，我知道国际人才智库对一个大国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转型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创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国际化智库研究、建设和发展，将成为我后半生的重要事业，我也十分感谢各界人士对我多年的支持。 我一直觉得自己首先是个学者，可很多人还是把我看作一个“社会活动家”或“企业家”，其实我身上的确有这两种色彩，不过我更希望超越这两种身份，做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企业家”。在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里，兼具企业和社团公益特质的社会企业家，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新型社会角色。在发达国家，社会企业家是一个让人尊重的特殊社会精英群体，对正处于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转型之中的中国来说，比西方更为迫切需要自己的“社会企业家”群体，因为他们是推动社会经济转型最有优势的跨界力量。对中国来说，会赚钱的企业家已经被市场经济培育了多年，但有理想、有担当、有创新的“社会企业家”则太少了。《如何改变世界》一书的作者戴维?伯恩斯坦这样定义社会企业家：“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质疑现状、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构建一个理想世界的人。” 创办一个国际化智库，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智慧的力量，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社会企业家当前正在努力的方向和担当的责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海外留学人员、国际专家、华人华侨学者和国内专家学者智慧交融的一个国际型智库，其国际人才领域的研究风格呈现出国际性、高端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在不少方面都具有首创性、开拓性、实用性的价值，可以说是开先河，在学界和业界具有了一定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研究成果的发布都是国内第一次，往往能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和主流媒体的关注并对社会公众造成一定影响。 最后，如果说把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77、78、79级毕业生人群称为中国开放时代人生的成功者，那么在当今中国，77、78、79级的同仁还需要继续发扬他们在我们时代的开放性格与开放精神。今天的中国，还需要继续改革开放，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还需为今天的年轻人铺路搭桥，以引领带动更多人共建“优良国家”。为了开辟通往更美好社会的前路，我们77、78、79级更应该将开放与思想解放精神发扬光大。 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个人与时代总有一段交集，或擦肩而过，或正逢其时。我们77、78、79级与过去30年中国的波澜壮阔相遇，因为这个开放的时代而获得了多元的成功渠道。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如同一面小小的镜子，能从中窥见个人命运与时代开放的诸多关系。我真切地庆幸自己能与国家、民族和全球化时代的开放脉搏一起跳动，在不断突围中铸就自己的开放人生。世界在缩小变平，我的心却将变得更加开阔。
2014年5月30日 -
熊晓鸽：在早晨第一缕阳光中起飞
人物简介：熊晓鸽，湖南大学77级外语系学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现任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1993年，协助IDG创始人兼董事长麦戈文先生在中国创立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现更名为IDG资本），是最早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实践引入中国的人士。2004年，熊晓鸽在母校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两项个人奖项——“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和“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同年，他荣获波士顿大学“杰出校友奖”。 我们新三届是追梦的一代，梦想的起点大家往往都会提到高考，因为恢复高考的确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于我而言，人生正是从那一年高考开始真正变得精彩而有意义，让我从一名电工到做梦成为歌唱家、新闻记者，到现在成为商业投资企业家并追逐着新的梦想。如果我真的是一只早晨的鸽子，那么1977年高考就是早晨那第一缕阳光，驱走了一切命运的阴霾，照亮了精彩人生的前路。 早晨鸽子爱阳光 母亲生我的时候，一只鸽子恰好飞进喜气洋洋的家里，于是父母给我取名晓鸽，寓意人生就像这清晨的阳光一样绚丽灿烂，像可爱的鸽子一般自由自在，快乐飞翔。 我的成长与我的母亲不可分割。母亲幼年穷苦，从小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但她所有的痛苦、辛酸、哀愁、无奈，统统不想让我知道，希望我生活在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里。她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小心地为我维护着一个简单美好的世界：月亮无论盈亏圆缺，都是美丽的；今天虽然是阴天，但明天太阳一定会出来。而母亲自己永远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笑脸，是这所有光明承诺最坚强的保证。 那时候，有小朋友嘲笑我父亲的残疾，模仿他用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姿势，让我很难堪。可母亲并不生气，只是笑着告诉我，爸爸的腿是为国家打仗受伤的，他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是我们家的光荣！一句话说得我挺直了腰杆，再也不把别人的羞辱放在心上。 成年后，商海弄舟，也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常常有同事大惑不解地问，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乐观？在人人垂头丧气的时候依然信心百倍？我只是笑一笑，告诉他，我的乐观已经是一种本能。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我这近似偏执的乐观，其实源自于母亲的信念和坚持——是她让我的心里没有阴影和疑云，永远从光明的一面去认知这个复杂凶险的世界；是她让我从孩提时代就坚信：太阳会出来，明天会更好。 阳光灿烂七七年 1977年，中国高等学府在“闭关”多年之后，重新向望眼欲穿求学若渴的百姓子弟敞开了大门。这扇轰然开启的知识大门透出的灿烂阳光，从此照亮并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我便是这第一批幸运儿中的一个。 1977年，我还是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整天在马达轰鸣钢花飞溅中无知无畏地虚掷着宝贵的青春年华。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是本能地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试一试。 于是，我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捡回阔别多年的课本，开始以拼命三郎的方式日以继夜地复习备考。父母把他们住的大房间让给我，大床上堆了半床的复习资料，床头还放了一筐父亲专门买给我的桔子。整整半个月，我在这间屋子里足不出户，闭门苦读。母亲每天宽慰我，让我别太紧张，考不上也没关系，一家人好好在一起过日子。停电的时候忙着给我点油灯，备蜡烛，三更半夜还惦记着给熬夜读书的我煮宵夜。 两个多月没日没夜“头悬梁、锥刺股”式的复习，换来了一张薄薄的湖南大学入学通知书。欣喜之余，却也有点遗憾：当了三年多电钳工，一心一意想报考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却被学校“擅自”调整到基础课部英语班——一个有志青年科学救国的梦想，就这样被“扼杀”了。不过我母亲却心满意足，在她心目中，湖南大学是离家最近的、最好的大学，有此两点，夫复何求！ 千年学府任遨游 匆匆忙忙脱下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欢欢喜喜跨进绿荫森森的校园，诚惶诚恐搬进古色古香的学生二舍，战战兢兢翻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本，满目皆是似曾相识其实陌生的ABCD。 说句实在话，当时的我只会说一句完整的英语：AlbaniaisasocialistlanterninEurope。同学之中却已有人能够捧着英文版的《红楼梦》读得津津有味。如此巨大的落差足以让人望尘嗟叹。好在我虽然惊慌万状，但还不至于惊恐失措。笨鸟没有机会先飞，总还会慢慢飞吧。我和也是从工科转到英语班的张明春同学定了个“君子协议”：每天每人必须背熟一篇英文小故事，不会的第二天就要乖乖受罚，帮对方买饭打开水。正像俗话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不觉间，我也能和班上最优秀的同学一起比肩而坐，比翼齐飞了。 如今仔细体味，当年的那一股不服输、不气馁的执拗劲儿，得益于自己当过几年工人，能吃苦耐劳，同时也得益于湖南大学淳朴务实的校风，得益于这所千年学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旺盛人气与文脉。 试想，每天，脚踩着唐宋以来由一代代学子跋山涉水万里求学的执着脚步踏平的山道，聆听着长年累月回荡在岳麓山谷绵延不绝的琅琅书声，瞻望书院“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辉”的联匾，哪一个风华正茂的学子不热血沸腾豪气干云！在同样的讲台上，朱熹、张栻、王阳明、高世泰、王先谦等一代宗师曾倾囊相授；在一样的浓荫下，彭龟年、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蔡锷、蔡和森等名士闻人也曾“日常闻教，夜自研习”……与巨人同行的肃然与敬意，敛聚陶冶成一股砥砺、催逼后来者奋力前行的强悍内驱力。遥想当年——半个多世纪之前，那位在隔岸相望的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青年湘潭同乡，伫立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或许，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经过千年蕴蓄勃然焕发的力量的感召之下，激发出浪遏飞舟、挥斥方遒的壮志与雄心！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所千年学府以其丰厚的底蕴、渊博的学养，给予它所培育的学子一个坚实的起点，一种永远的、温厚的支持。从湖南大学毕业以后，走南闯北，继而飘洋过海，负笈北美。其间的甘苦冷暖，寸心自知。不论是一帆风顺还是身处逆境，不论是春风得意之时还是筋疲力尽之际，我都会时常在心中暗自感念，是母校给予我改变命运、重塑自我的第一个契机，给予我获取知识、认知世界的第一把钥匙，给予我闯荡天下、纵横商场的底气和信心。所以，1995年秋，又一个漫山红遍的季节，在我回国效力、事业初有小成的时候，我便“斗胆”在母校设立奖学金，以激励年轻的学弟学妹们勤奋学习，光大母校一脉相传、弘通博大的人文精神。绵薄之力、寸草之心，难以报答母校的恩泽春晖。虽然母亲早已仙逝，这些年我也曾先后就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波士顿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哈佛大学商学院，但在我的心目中，湖南大学依然是最亲近的、最好的大学。 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说过：“每一个人身上都拖带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所拖带的那个世界里去。” 母校是一个人精神的摇篮，是一个人流连忘返的灵魂栖居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南大学，这间千年学府的门楣，不仅仅在于四个简简单单的汉字，它更存在并一定光耀于莘莘学子们毕生的眷恋、憧憬和描绘中。 那年高考影像记 2007年圣诞节，湖南大学77级英语班的同学在母校大团圆。因为是英文专业的缘故，同学大多散居世界各地，疏于联络。人到中年的我们，既是家庭的中梁砥柱，又正朝着各自事业的顶峰冲刺，平日的生活虽不能说日理万机，用惜时如金来形容，却是一点也不夸张。但这次聚会，老班长振臂一呼，立时应者云集，纷纷撇下身后的万丈红尘营营琐事，漂洋过海，来见久违的同窗故友。两鬓微霜，乡音未改，有人贵为一方诸侯，有人已成行业栋梁。酒酣耳热之际，感慨着世道沧桑人事变幻，心里有一个隐隐的困惑：如果，如果中国没有在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帮如今热衷于在谈笑间指点江山叱咤风云的小人物，又会在哪一方土地、以何种方式谋生呢？ 不能不承认：是幸运，是机遇。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清晨苏醒，而我们，有幸迎来了早晨那第一缕灿烂的阳光。 说起来，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这些时代的幸运儿，几乎人人都有一段披荆斩棘排除万难的求学经历。并非夫子自夸——这其间捕捉命运转机的敏锐，百折不挠的意志力，求知求真的上进心，又岂是简简单单的“幸运”二字可以囊括？这一段心路历程，是一代人以知识改变个人命运的弥足珍贵的集体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重新焕发生机、开启智慧与创造的原动力的历史见证。 2008年6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巧遇上海电影集团的总裁任仲伦先生，又偶然谈起我们这代人的求学经历，感慨之余一拍即合，约定共同投资拍一部有关当年高考的电影。任总雷厉风行，不久就寄来了剧本和协议书，我只粗粗看了一遍，电话里提了几点意见，就大笔一挥，签下了投资协议书。在我不短的投资生涯中，这是唯一一次没作任何市场调查，没作任何风险评估的投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次投资，与金钱无关，与回报无关。 无论你年轻或者年长，当你走进影院，在重温一段青春故事之余，心中留下一帧清晰的历史剪影——于我，那便是这笔投资最有价值的回报了。
2014年5月30日 -
陶景洲：实务为国，律师人生
人物简介：陶景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取得学士学位后，被教育部派遣到法国学习，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研究生。现为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等称号。我们这一代人，冲破三年自然灾害，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可以说是“历经风雨沧桑”。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学生，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际遇，有自身的努力，时代的催化，而于我而言，还总有命运的眷顾。 苦涩而斑斓的年代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心中装满了非北大清华不读之傲气，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为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但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这个小年轻，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虽然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也知道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可能举步维艰。但是，这个傲气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定要开启一段“冒险”的旅途。记得当时北大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对学生的政审很严，我们这届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来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强、张恒山和我。北大的杨敦先教授多年之后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黄埔一期”。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政。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的这些宪政真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的年代，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现国务院总理）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 梦想被驱动 1982年初，我从北大本科毕业后，有机会参加并通过了公派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赴法国研究比较法。对我来说，语言问题突然成了最大难关。教育部安排我们从3月到6月进行法语强化学习，我只初学了这几个月的法语便去了法国。在人人欣羡的浪漫之都巴黎，我却丝毫感觉不到半点浪漫与惬意。课上“不知所云”，课下也“有口难言”，难以与同学交流。相比今天的很多留学生，即使有着良好的语言基础和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尚且难免因时时袭来的陌生感和落寞而恐惧、顾影自怜。而当时的我，不仅语言不通，而且囊中羞涩，那种孤独、压力与无助，现在想想还感到后怕。 我记得，当时因为语言不通，我会带着录音机去上课，课后再反反复复地重温老师所讲的内容。就是那股不服输的干劲，支持我不厌其烦地去“骚扰”同班同学、宿舍楼的邻居和我认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直到自己得出满意的答案。法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艰苦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打工赚钱，而不是眼看别人“朱门酒肉”，但是这样又会面临时间上的矛盾，所以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我会尽量保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期间清冷苦闷的时候，唯有向家人寻求慰藉。但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封电子邮件或一个微博就可以随时表达你的情感，孤单想家的时候，我就只能鸿雁传书，可惜纸短情长，只能一封紧接一封地写信。信写得密密麻麻，而且会正反两面都写，只是为了不希望看到邮件超重而支付更高的邮费。寂寞无聊的时候，也没条件成为“宅男”，便只是出门走走看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下，大概半年左右，我的法语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这块敲开法律大门的砖算是被我紧紧握在了手里。我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掌握好法律知识，把先进的法律理念以及实务经验带回祖国。 说到这里，事实上，我最初出国学习时，是专攻比较法的，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公务员制度。但是1985年的暑假，我回国帮助老师研究中国最高法院的制度、调查中国律师情况，以及之后在法国律师事务所的实习，都使我越发喜欢上了律师这个职业。公务员制度研究在我看来，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放弃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也因此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学位和法律实务方向之间，我没有太多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才是我的热情所在，才是我想要在未来的日子里用青春和汗水去耕耘的那块土壤。 现在的留学生，可能很难体会我们当时的激情和使命感，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让到手的学位就这么飞走，而不是用最高的学位把自己镀上金身。我当时无法面对论文导师失望的眼光，但是我坚信自己的职业抉择。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北大这一中国最高学府的光荣和期许，才能实现我自己一点一点清晰的梦。当我沿着法律研究的方向一路摸索，在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的讲台上用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而不是只空捧一纸博士学位证书的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梦如果被赋予激情，那就是坚定的梦想；梦想如果被使命感所驱动，那便是我前方道路上行进的每一个脚印。 百年律所，一朝花落 套用一句话：“去，是为了回来”，虽然不知道谁享有这句话的著作权，但它却是贯穿我整个留学生涯的标语。一定要回来，但是回来之后做什么呢？记得当时父母非常希望我可以回国当官，光宗耀祖、八面威风，可当时那个可以说“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一心想要完成自己喜欢的一番事业，我坚信律师道路是实务救国和报国的康庄大道，因而高傲地坚持自己的梦想。 当时教育部送我们出国留学，是希望我们可以学有所成，回国为法律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我看来，进入法国律师界，应该成为我实务为国的第一步，我必须抓住在法国的日子，积累足够的实务经验，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回来”。但是一个小小的中国青年，要在法国这样一个法律大社会中找到一隅落脚，谈何容易？ 正当我为实习和工作的事一筹莫展时，我的恩师，法国比较学界的泰斗丹克教授对我施以了热情的援手。他的推荐使我得以进入一家声名显赫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也因此有幸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丹克教授曾经在我的第一本书中为我写序道“才思敏捷，灵性中有自然而又纯洁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无疑，他还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惊”。这是夸赞，但我更相信，这是我这一生最为敬重的恩师对我的殷切期许和嘱托。或许人生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认准的路，纵使荆棘遍地、杂草丛生，却总会有人给你帮助和温暖，支持你一路坚持下去。相比之下，现今很多父母对子女不仅有所期待，更加有所“安排”。很多“学有所成、荣归故里”的子女们从未思考过自己的未来，他们最终踏上的，可能只是一条在出国前就早已由父母设定好的路。没有悬念的结局，没有梦想的事业，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安逸，是最原始的“养家糊口”。也许他们想要的也就是这样一个无风无浪、一帆风顺的旅途吧。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们“背景”简单，“前景”渺茫，可能大学毕业后，他们便失去了庇护，没有地方落脚，没有单位接收，甚至，那个使用了四年的户口也失去了，一切都回到原点，明天只能依靠自己打拼，再苦再累都是自己的精彩。或许他们也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形式的帮助，但是，无论是走在家长“铺好的路”上，还是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条道，那个前行的人，永远只能是自己。如何脚踏实地，如何走得更远，都必须由自己作出选择。 我也有自己的选择，我想以法国的律师实务为起点，进而寻找拓展中国业务市场的机会，最终实现我“实务为国”的目标。当时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成为了外国投资者眼中的“膏腴之地”，大批外资公司都在积极寻找律师为他们提供中国业务方面的咨询和建议。我那时坚信，会有很多律师事务所和外国律师能够借此机会在中国实现一个“中国梦”。机缘巧合，当时拥有百年历史，在世界上24个城市拥有数百名律师的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正好在物色拓展中国业务的人选。一位在高特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巴黎朋友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当时苦于找不到既会法语同时也了解中国的人，而我恰好是这样一个人。虽然我从未接受过美国法学院的教育，也从未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但也许是我的自信吸引了他们，1991年9月9日，我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阔别九年多的故土。在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北京办公室，我先是代理了大量的反倾销案件，从第四年起，我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帮助外国公司在华投资以及收购和兼并上。1996年，经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全体合伙人一致投票通过，我成为了唯一一名没有在美国法学院学习过的华人合伙人。十多年来，我和我的“战友”们孜孜以求，把一个在世界和美国排名均比较落后的律所打造成了国人看来世界一流的国际大律所。这种自豪和欣慰，就像当初站在巴黎两所大学的讲台上那样，不同的是，这是另一个“奖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高特兄弟事务所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地分所的财政状况糟糕，全球合伙人决定于2005年8月16日宣布全球解散。百年律所，一朝花落，它曾经给我带来多少自豪，那天便给我造成多大痛苦。高特这个名字已经和我息息相连，要我投票决定解散它，就如同要我自我摧毁。但是生活仍然要继续，也许是北大人特有的精神支持着我，使我可以从头开拓新的职业天地。 都说人生如梦也如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梦回故都”的桥段，至今已上演了二十余载。这二十年，是奋斗的二十年，也是收获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我尝过酸甜苦辣；这二十年，是啊，人生又有多少个二十年？至少，令我最为欣慰的是，我一直在践行当初的诺言。当我行走在祖国大地上，或驱车行驶在中国各大城市，看到那曾经服务过的公司的熟悉的名字：麦当劳、家乐福、欧莱雅、LG、松下、日本电气、宝洁、微软、道达尔、纽约人寿等，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欣慰。 现在，当我平淡地说出这么一个故事时，心情却难以平静。一切都好像发生在一瞬之间，辉煌与落寞，成功与失败，真是应了那句古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律师这个职业，没那么简单。也许在别人眼中，他们总是西装革履、红酒美女、跑车游艇，但是殊不知，多少个灯火阑珊处，总有他们伏案工作的身影。律所无小事，一个低级的错误，都可能导致客户失去对律所的信任。我总觉得，劳累，不能击垮你，压力和责任，才是一直追赶鞭策你的力量。而你能做的，必须是积极的自我调节。当你从一个“讲台”跃上另一个“奖台”，再回首来时的足迹，那些荆棘和分叉路口，都是人生地图上美丽的一笔，让你成长，教你学会继续描绘未来的路。 激情从未磨灭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便是我一直在做准备。媒体曾赠与我很多称谓，有人说我是“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也有人戏称我为“跨国生意的幕后人”，而我最想说的是，我一直都是一个“难歇”之人：有志，所以难歇。 至于这种难歇，究竟是“瞎折腾”，还是有所成功，只能是仁者见仁。因为什么是成功呢？它永远是一个具有巨大相对性的概念。如果自己算是有所成功的话，论及方法，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要三七开，三分努力，七分机遇。成功固然需要努力，但是，机遇和运气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生命中有太多的偶然和转角，道路的方向可能已经由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决定，但旅途中的任何一个微小的选择，任何一次别人有意或无意的决定，都可能导致你命运的变化。人生的每一天，就像站在巴黎凯旋门前面对12条大道，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成就你人生旅途别样的风景。所以，在自己的选择上积极进取，成功与否，有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最重要的，是你的成长。 三十四年弹指一挥间，我从进入北大，到国外转了一圈又最终回到这个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相信，三十多年的世界天翻地覆，当初那个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代人的一些光荣，而我们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着当初的激情和使命感从未磨灭。只是三十多年后，这个时代将会造就什么，我们永远只能猜中开始，却猜不透结局，因为结局需要由这一代人谱写。人，人才！是我们未来的寄托。总有媒体说，现在是“迷失的一代”，因为我们有太多“官二代”、“富二代”、“白富美”、“高富帅”，却不见得有许多人才能够充分施展才华。在这么一个“坑爹”又“拼爹”的时代，社会依然蓬勃发展，但是总令人感觉硝烟弥漫，人们心中蠢蠢欲动的似乎不再是那份报效祖国的激情和使命感，不再是对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对儿时梦想的执着，而更多的是自身咆哮的欲望和愤懑。是什么对这一代人的成长构成威胁，这个国家和社会需要负上主要责任。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里，我们难道还要像古人一样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吗？或许，营造一个宽容和自由的氛围，激发出人们心中的主动性，维持淡然的平常心，才是正道。 时至今日，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曾经并且一直在造就北大这一中国最高学府的辉煌与荣光。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曾经并且一直都需要这样的理念。但是多可惜，现在的社会，似乎更多地充斥着虚假和浮夸的口号。既得利益者为出身贫寒的年轻人设定了许多成功路上的障碍；既得利益者的儿女们又在失去他们本来应有的努力和奋斗，找不到半点激情和使命感。或许这个社会是时候返璞归真了，去重拾人最简单最浑然天成的那一份质朴、认真和坚持，脱离虚伪和攀附，剥除利欲和浮华。 同时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一味以文凭说话，学你所爱，爱你所学，投身你所热爱的事业，你才有激情和使命感，你的那些所谓孤独、压力和无助，回过头看，就都是“浮云”。正如我们事务所招募人才，我最看重的，仍然不是你的学位，而是你的经历、你的体验、你的用心和你的坚持。希望青年们努力奋斗，未来的日子里总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一片天空。
2014年5月30日 -
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人物简介：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在新东方提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成为新东方精神象征之一的“彩虹计划”，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著有《图穷对话录——我的新东方人生咨询》等多部著作。 “深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深井，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洗一篮青菜洗一筐衣裳，洗不尽张家短李家长。”这是我写的歌曲《深井巷》，我就出生在泰兴城的深井巷。 被耽误的一代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音乐学院的五年 这一次，幸运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一年我22岁。进入音乐系后，积蕴多年的能量爆发出来。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化、艺术书籍。回首这么多年，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奠定了我性格的基础：活泼、热情、开朗、热爱生活；是音乐给予了我生活的品味：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巴赫，在巴赫的音乐中我能感到一种灵魂的冲撞，于是心被感动了；是音乐让我有了对人生独特的思考：音乐作为最抽象的形式都能表达人类最丰富的感情。思索问题的时候，我会哼一段音乐；有心事的时候，我会用手指敲打桌面，模拟钢琴的演奏。打开我的博客，音乐的重量无所不在。 说在音乐学院里熬了五年也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 大学的五年是充实而美好的，在理想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我一度被叫做“五四青年”。我学习毛泽东，来北大旁听了两个学期的课程；我还经常赶很远的路来北大参加活动。在这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遇到了钱理群、谢冕等资深教授，接受了北大人文与艺术精神的熏陶，从这个时候起，我的身上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北大的烙印。 在音乐学院，我用很多时间学习英语。如果说中学期间，学英语只是一种自发的对知识的兴趣，而到了大学期间，学英语就有了“考研究生”、“出国留学”、“读英文原著”、“国际交流”等实用目的。中华文明对外封闭了几千年，恰恰就在我成长的年代开始了历史性的对外交往，东西沟通，中外交融，互通有无，现在想起来，赶上这个时代的我们真是幸运啊。 我在大学期间学过最难忘的一本英语教材，英文原文叫EssentialEnglish。这四本教材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故事：“我是一个在铁路岗位忠心耿耿工作一生的列车员，退休后公司赠送我一节列车车厢留作纪念。一天下大雨，我的侄儿看见我坐在后院的车厢外抽烟，浑身淋得湿漉漉的。侄儿问：叔叔你为什么不到车厢里面避雨呢？叔叔说：你没看见，车内写着‘禁止抽烟’吗？” 学习英语对我最大的价值，不仅在于语言，更在于文化。通过对这类故事的阅读，中国教育的许多缺陷，在这里得到了弥补。我上面回忆的这个小小的故事，把西方文化中提倡的敬业、纪律、秩序、规则，包括幽默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得我在将近三十年之后，依然想访问这个叔叔的禁烟小屋…… 北大精神的狂欢 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你们中间应该有人做文化部长。”我想：“那个人一定是我。”但毕业时，我放弃了去文化部的机会，执意去了北大，也许骨子里热爱自由的本能使我难以割舍自由的精神家园。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北大任教，并且如愿以偿地从事文艺工作。 在这里，我体会了北大的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在这里，我结识了俞敏洪、王强等日后一起战斗的战友；在这里，我第一个对北大学生在天安门打出“小平您好”的条幅进行了报道；在这里，我担任了北大艺术团的指导老师，成为北大团委的文化部长，而且还自己作词作曲写下了那个年代脍炙人口的《星期天》。 刚到北大我就成了学校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物。9月份到北大，12月份，我的名字和我主持的校园文化活动就上了《人民日报》。可以说从“五四”之后，那个时期是北大校园文化活动最繁荣的时期。至今，许多北大校友提起来依然满怀思念。热烈，欢快，高朋满座。我在北大找到了归宿。我喜欢做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每个学校都有职业指导、心理指导，我要把这三项结合起来，“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是我的追求。 我在北大时期的另一种辉煌与“小平您好”这一条已载入史册的标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中，游行队伍里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当晚，我率领北大艺术团在天安门前狂欢了一夜，回到学校已经夜里12点多了，但当我听说这个标语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打出来的时候，立即同另外两人去做采访，写出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报道，并通过电话传给了《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第二天，两家报纸都登出来了。多年以后，偶尔想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中最迷人的一条新闻报道出自我的手，我仍然感到自豪。 今天我仍然喜欢这支歌：“今天又是星期天，星期天。冷冷清清是校园，是校园……”年轻人唱起这首歌，能抒发少年的孤独与青春的无奈；中年人唱起这首歌，不禁想起自己曾经拥有的大学时光，想起曾经的青春、热血、爱情和美好，而热泪盈眶。 俞敏洪是江苏江阴人，在西语系留校任教，“他住江之南，我住江之北，同饮一江水”。那个时候俞敏洪还不是明星。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跨过太平洋 20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架飞机载着一群寻梦的中国人飞过了茫茫太平洋。当飞机飞临新大陆的上空时，机长告诉大家下面就是美国旧金山。顿时，原本安静的机舱里传出一阵阵不由自主的惊叹：我们终于到达美国了！是的，到美国了！第一次出国的人，尤其是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大都有这种惊叹。这些惊叹的人当中就有当年的我。 来到美国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惊奇消失以后，我不得不面对的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了完成学业，我在一个中餐馆里打工，干着擦桌子、洗碗、送比萨等在国人看来很“卑贱”的工作。这个时候的我完全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矜持，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体味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底层生活，我终于理解了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建成的，我的身上也逐渐具备了能上能下的气度与实际动手的能力。艰难的日子里，有一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要完成学业，要向西方学习，要为中华复兴寻找答案。 转机到了美国纽约机场，我的一位朋友，现任新东方留学中心主任的杨建飞，早在那里等着接我了。建飞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生。当时在美国已经呆了一年半。在机场商店，我要他赶快给我买一个“热狗”。建飞说：热狗难吃死了，显然他已经吃够了热狗。我说：“不行，我得尝一尝，这是美国快餐文化的象征呢。” 我记得第一次吃热狗，味道糟极了！但我还是假装津津有味地把这热狗一段一段地咬到底，制造了一条人咬狗的新闻。来到北美新大陆的我兴奋无比。 第二天醒来，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带我去书店，在那里我看到了向往已久的《阁楼》杂志。那美丽的杂志，近在眼前，唾手可得，心里激动死了！心想：吃了热狗还不算来到美国，毕竟中国政府不禁热狗，但《阁楼》就不一样了，能够公开买一本色情杂志，大大方方拿在手上，不怕警察叔叔抓，才算踏上美利坚大地、才算惠特曼、才算华盛顿、才算梦露、才算里根呢！ 我要陪同我的北大朋友刘江给我买一本。刘江现任波音中国的副总裁。当时正在俄亥俄大学读社会学硕士。刘江说：这杂志没什么意思！我说：没意思也要买一本，看的就是没意思！中国的杂志都太有意思了，不如这个没意思的有意思。买！到美国，我吃的第一口西方美食是热狗，抱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阁楼》…… 很快就开始打工了。美国就是这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热狗，不打工者没楼住——阁楼。为了更多的热狗，为了下一期的阁楼——以及阁楼里的美女，人人都得打工、劳动、辛苦、奋斗，为了生存与梦想而苦苦劳作。 我换上工作围裙，戴上了无顶帽，开始了在国内从来没有想过的餐馆工作。我工作的是一家中餐馆。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生在美国“打工”，基本都在中餐馆。打工，无非是做厨房下手、服务生，还有就是收钱的cashier。我干的就是cashier。餐馆最高收入的打工职务是厨师，中国学生一般都达不到这一高级职务。 餐馆叫“Mr.EggRoll”（春卷先生）。老板叫张忠，来自台湾，但却是在1949年从无锡逃到那边去的，他的爸爸在内战中被我党枪决。他对我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爸爸是新四军出身，作为国军的他爸爸，却惨遭我爸爸这一方打死。而打死他爸爸那一方爸爸的儿子，现在又从北京大学来到他的小店投靠他，洗碗卖饭。张老板对我一见如故，视为知己。他一方面恨死了祖国大陆的一切，一方面对来自祖国大陆的人，无比亲切。今日台湾泛蓝群众的情感基础，他就是一个范例。 瞧留学美国的好处，居然可以帮助我理解台湾泛蓝群众！ 第二年，我转学去了加拿大，因为那里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这个大学是一个典型的非名校，名叫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听说过吗？我估计你没有。 萨斯喀彻温大学所在的省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小麦产地。这个大学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相当不错，他们和东北以及内蒙的几个农学院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很少很少有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但是，这个学校在我心中，却比哈佛耶鲁更加美丽亲切，更加珍贵重要。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最难忘的岁月，遇到我终身感激的导师David Kaplan，完成了我对于西方教育和文化的学习与体验，形成了我后来在新东方宣讲传播的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永远改变了我对于人生、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和思考。 假如你的母校是名校——为它骄傲吧！假如你的母校是非名校——也为它自豪吧，而且要更加努力，以让你的母校因你而自豪。说到底，一个学校的知名度，主要是由它校友的成就决定的！ 萨斯喀彻温大学，我心中永恒的名校！因为，这是我的留学母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儿不嫌母（校）丑》，讲的就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出身和背景自豪的道理，对“名校情结”下的自卑自贱人格，进行过深刻的批评。我承认，我也有名校情结！面对北大清华哈佛耶鲁牛津剑桥，是个文明人谁不高山仰止啊！但我也承认，我更相信个人价值！在那些尽管未能进入名校，但通过自我奋斗战胜恶劣环境超越心理局限获得人生成功的自信自尊自强的朋友面前，是个社会人谁不肃然起敬啊！ 与新东方的亲密接触 曾获奥斯卡金奖的《杀无赦》主角伊斯特伍德曾说过：“如果一个人能够做着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能谋生的话，该是多幸运的事。”我本能地知道，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取得成功，必须回国。我对回国前途（“钱途”）直言不讳：“发展起来的中国具有无比的魅力，回国留学生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自己的事业，仅仅从金钱上讲，也能取得国外无可比拟的经济效益。” 拿到了绿卡，生活稳定而富足，汽车买了两辆，孩子出生了，还买了一幢上下共300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小桥流水，满院灿烂的郁金香。但在温哥华湛蓝的天空下，我越来越感到窒息。离开了养育我的热土，我的激情无所依托。当《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国内一桩又一桩文化盛事时，我常常会一下子呆住，半天喘不过气来。此生向何方？异乡有谋生的职业，但没有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找不到自己的前途。 1993年，俞敏洪正式创办了新东方，1995年的时候，俞敏洪来到了温哥华，当时新东方已经初具规模，于是我问俞敏洪：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老俞沉吟半晌说：“还缺少崇高感!”于是，在加拿大的月光下，我和专程来邀请我回国的俞敏洪促膝对饮。那几个日夜，我的思维在高速转动着，一种热流、一种冲动，加上持久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留学事业的执着，我心动了。俞敏洪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回北京加盟新东方，我满脸凝重，满怀抱负，毅然应下了这个创业的差事，我觉得应该把多年的经验传给学生们，我不愿意有更多的人在出国深造路途上不断地走着弯路。 还有什么比华夏热土更有吸引力？还有什么可以阻碍龙的子孙把生命的罗盘定在东方！1995年底，我再次回国，并在新东方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新东方上市后，董事长俞敏洪拥有公司31.18%的股份，成为“中国最富老师”。我持股10%，成了仅次于俞敏洪的“中国第二富老师”。 在新东方历史上，第一本《新东方精神》是由我编撰的。其间我走访了新东方上上下下的精英骨干，关于新东方精神，我显然也最有发言权。我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在做商业化的教育，是带有功利色彩的教育，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教育；而新东方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典型的商家与客户的关系，把学生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也正是新东方的教育，是新东方的精神。在这样的原则下，我制定出了为学生利益考虑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比如新学年开学典礼上校长们的集体演讲，过年过节组织校领导跟学生联欢，给学生发巧克力、发粽子……一种融合着亲情的激励，逐渐演化出了新东方文化。 新东方是年轻人追求前途的地方，作为商家的新东方要生产的产品是当代青年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我眼中新东方精神的第二个层次。在这个层次里亦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东方突破了以往传统知识分子的局限，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新东方这样，为知识分子提供和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穷教书匠不再以一贯的穷酸面目示人，而知识分子坦然地追逐着利益，在利益的满足之中实现着自我和理想。对于传统的教育而言，新东方第一次将学生作为消费者和上帝，从而保证了教育的质量；在教育的过程中，新东方通过对我们前途与命运的打造，也完成了自我的实现。 新东方也提供给我富足的生活和一个广阔的事业平台，在这里，我如鱼得水。如果你问我，从这么多张扬个性的老师身上，如何提炼新东方精神的共性？我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告诉你，“新东方精神，就是重组当代青年的素质，改变当代青年的命运。” 望着如日中天的事业，“知天命”之年的我依然感谢当年在北大学到的点点滴滴。当年北大团委的同事有的已经做到了省部级，我则在民办教育领域如鱼得水，把一项十年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事业做大。我尤其感谢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那种理想主义传统——这种理想主义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是一个人不断进取的引擎。 今天，通过新东方，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追梦人像当年的我一样乘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不知道他们踏上异乡的国土时，还会不会有不由自主的惊叹，但我相信，他们对理想之路的追求，和当年的我，一样。 后来我离开了新东方，“不能在新东方浇水，我就去全社会下雨”，于是做起了天使投资。第一笔投资是在上市之前的2006年5月，有一个浙江小伙子找到我，要做一个电子杂志的项目，预期可以媲美Facebook，虽然当时的我没有互联网经验。几年后，Facebook没做成，faceboot倒是有一点，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boot有靴子和被踢的意思。2006年，一次斯坦福之行，让我有了启迪，之后我的天使投资之路也正式起步。 对很多人来说，我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在不少人眼里，号称“中国人生设计第一人”的我，是新东方学校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人生咨询和职业规划方面的大师。辉煌的光环下面，很少有人知道，我还曾经是江苏一个乡村剧团的演奏员、一个北大的旁听生、一个校园原创歌手、一个北大的教师、一个刷碗工、一个上班族，一个像芸芸众生一样追求自己梦想的人。
2014年5月30日 -
张亚勤：从“少年班”到微软
人物简介：张亚勤，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31岁时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此前，张亚勤博士在美国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平台，担纲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领军者。张亚勤博士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 从“少年班”到微软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与中科大偶然结缘 正当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却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我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我去学校的时候，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 以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的身份，12岁的我在这一年的秋季，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安徽合肥。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别人看我个子小，就问我是不是少年班的。我美滋滋地点点头，售票员就说不要票了。人们对中科大、对少年班都特别友好，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1978年的时候大学生是很受尊重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由于我年龄最小，学校就专门找了班上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和我一起住，其实那个同学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每个省的状元第一选择都是中科大。这里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像朋友一样。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所以和国外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来做客座教授、讲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我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当时中科大实行的是五年制，一般的大学生进校选一个专业读五年，而少年班有一个特殊的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到1979年我选专业时，我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中国的数学、物理、工程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差得很远，但是中科大一些老师已经和国外学术界有了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我记得，当时无线电系的主任和学生交谈时，谈论的都是我刚刚听到或读到的，在我眼里那些都很神奇。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其实当时的我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在中科大的八年学习生涯，自己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 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我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100个数，四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八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 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我沉默寡言，便叫我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我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我，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我不希望“天才”的说法误导大家，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智商只占20%，情商占50%，心态（也可以说逆商，美文缩写AQ）占20%，运气占10%。绝大多数人智商的差别都不大，关键是怎样用好自己的聪明才智。身处这个时代的大学生面对不断加剧的就业压力，也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机会，我希望学生不仅要拥有对未知的好奇心，不断探索的激情，更要打好基础，并培养自己坚韧的品格。 即便比别人聪明，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比很多孩子都懂事，但也有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爱做梦、朝三暮四的天性。今天喜欢下棋，明天爱上画画，每一次都是虎头蛇尾。成功需要坚持和专一。 华盛顿大学的橄榄枝 1985年，一封信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中科大。那是一封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收信人是我。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没有考托福、GRE，甚至都没申请过华盛顿大学。我考上本校电子工程硕士，继续深造。硕士即将毕业时，我正在做通信方面的硕士论文。 从山西太原到安徽合肥，再到美国华盛顿，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我还是感觉到了不适应。首先是语言问题。尽管我的英文算是不错的，但第一学期上课的时候，50％—60％都听不太懂。我买了一个录音机，把老师讲的录下来，再去复习，每次上课前都预习。刚去了两个星期，教授就拿来一堆文献，让我作一个评价，一个月内完成。我一看这些文章，很多知识国内没有学过，而且都是通信方面最新的技术研究。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直奔图书馆，借了六十多本书，反复阅读。耐着性子看了又看，做了很多笔记，慢慢弄清楚了思路。 当我把自己总结的论文内容、公式的推导过程、对论文的评价交给皮克·霍兹教授时，他很惊讶，他本来是希望我随便看看，没有想到我每篇文章都作了很仔细的评价。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博士了。那时我才去了几个月，教授的这句话可能是开玩笑的，但对我却是很好的鼓励，我把它看作一种肯定，信心增强了不少。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也发现功课比国内要简单，特别是数学、物理，在基础学科方面，中国学生的培养深度比国外要强很多，基础比较牢。 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我的论文是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在美国，老师完全看你要做什么，他对你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作研究、作科研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自己选课题的时候都是最用心的时候，也是最培养你独立研发能力的时候。 1999年1月，美国电子工程师荣誉学会将1998年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授予了我，我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向我发来贺信：“祝贺您获得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您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我对您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成就对大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鼓舞。” 我觉得，在作研究的时候，好奇心很重要。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向，要选择跨领域或者是新领域的，不要满足于在旧领域做一些小小的改进。选择一些新领域，这是最重要的。此外，选合作伙伴时，一定要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最后，所做的东西要有前瞻性，要对产品和产业有影响力。 将微软中国推向世界前沿 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习惯了每天对着大西洋彼岸的空气开始自己新一天的生活。1998年10月的一天，一个越洋电话让我和微软结缘，并将由此创造了我职业生涯的高峰期。 1998年11月，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回来后，和李开复见面了，谈得十分投机。我觉得开复不仅仅是在建立一个机构，而是在实现一个理想，希望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方面的机构。另外我对微软也是十分敬佩，我自己也是微软技术、PC产品的使用者，或者说是微软的Fans。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是研究。 自己在人生重要关头的抉择，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有时是根据自己的感情，而很少出于一种特别逻辑的思维或系统的考虑。作出加盟微软的决定，我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待遇如何，中国的空气如何，自己将有什么得失。这一决定就像是对一位朋友的承诺，要闯出一番事业。 2000年的8月2日，我正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当时研究院的规模接近50人。在微软的五年，我们实现了比尔·盖茨的理想，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变成亚洲研究院，并推向了世界最前沿。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大学科技评论》（MITTechnologyReview）评为全球最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之一。 由于工作关系，我跟全球最顶尖的500个公司的CEO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发现他们也很不一样。有的人热情、奔放，有的人内敛，甚至有点害羞；有的人口才很好，有的人结巴。但这些领袖拥有的共性中，有一点就是简化抽象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比尔?盖茨的身上也寻找到了。 2004年，我调回微软总部负责全球通信及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比尔·盖茨成了我的导师，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必要时，盖茨会找几个人一起，每个星期或每个月抽个时间去谈话，就像是大学的教授一样。我和盖茨的交流，很少准备，因为和盖茨谈话其实很轻松，但却是高智商的碰撞。 比尔·盖茨的知识面很广，知道很多种不同的产品，不但了解科技的前沿，而且有很强的商业洞察力。他能把所有的东西简单地列在一起，这是体现他高度的地方。此外，盖茨简化问题的能力很强，他可以把很难的事情，很简单地帮你描述出来，或者是整合起来，能够用一句精练的语言将问题的实质提炼出来。这主要是他对技术、产品及市场等综合因素的把握游刃有余。 盖茨多次来到中国，作为学生和朋友的我都随行陪同。盖茨有时问的问题很独特，思维异于常人，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到中国很复杂的问题，我不由得佩服盖茨的智力。 新时代需要“中国智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前面的30年里我们用大量的人力、劳力从事制造，这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机遇，我们的经济可以说创造了全球人类历史的奇迹。但是在以后的30年，能不能保证同样的快速增长，能不能通过原来的第一劳动力，通过高成本的模式来发展经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只有通过研发、创新，通过中国“智”造，中国才能进一步地发展，保持快速的增长，继续领导世界高科技的潮流。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源泉，我们希望依托于微软的平台，不断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复合型软件精英，助力中国“智”造的不断升级。希望越来越多有智慧、有热情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技术人才加入进来，共同实现这一创新愿景。 新的制造时代，不仅仅是制造，而且是“智造”，不仅仅是我们的劳动力，更多是我们的智商，是从原始的时代，怎么走向真正比特的时代。比如说在信息方面，大数据的平台，云计算的平台，包括互联网的技术，彻底改变了整个制造业的现状。 我在飞机上面碰到一对去西雅图的夫妻，他们是做巧克力的。他说几年前他基本上每年生产300多万箱的巧克力，但是需要100多人，现在只需要家里三个人，然后可以生产比原来多10倍的3000多万箱，但是他说3000多万箱不一定卖得出去，为什么呢？就是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技术，包括数据的平台，接到互联网上，整个流程还有销售网络都可以自动化。所以，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是未来中国制造，全球制造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制造业还是整个经济的一个支柱。美国现在三分之二的经济还是制造业，以后中国制造业只会越来越强，但是需要一个转型，信息化就是其中的关键。 信息技术对整个产业的价值分配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在整个制造业里面占的份额很高。像苹果90%以上的利润是非制造业的，是非人力的制造成本，这时候一个产业，包括制造业真正要发展，一定不是总靠节约成本。很多个性化的定制并不会增加成本，可能会变得更加便宜。个性化和大规模化并不矛盾，因为所改变的就是软件里面几行代码而已，或者设计里面的一个很小的改变，都是自动的。 重大的技术变革总是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云计算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期望处于变革世界中的亚洲和中国，能够把握这一趋势，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过去30多年，微软与业界同行、合作伙伴建立的创新生态，使我们能够正视变革时代中面临的全新挑战，引领未来云的愿景。放眼未来，我们将带着云实践的积累和经验，倾力支持中国顺利迈向云的征程。 77、78、79级这个群体似乎成了一种“现象”，被贴上“幸运”、“独特”、“特殊”等标签，更被视为一种“成功”和“不可复制”的标志。忝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我的身上也一直被冠以“神童”的符号，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束缚。追思过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既与那个年代的精神遗产和宝贵财富密切相关，更关乎新时代下的不断探索、反思与不断开拓、创新。如果说我取得了一定成功，那么也是建立在在不断否定身份、不断超越自我的基础上。于我来说，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2014年5月30日 -
熊晓鸽：中国风险资本之父
Hugo Shong scrawls a number on a whiteboard in a conference room of the sixth-floor offices of IDG Capital Partners in the Dongcheng District of Beijing. “Three hundred million,” he says. “That’s how many peopl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writes again. “About 40,000,” he says. “That’s how many movie screens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K?” Shong (COM’87, GRS’90) pauses a moment for emphasis, then raises his blue marker to the whiteboard. “So in China there are 1.3 billion people, and we have 16,000 screens by 2012.” The message is that China, for all of its explosiv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s still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aters shy of its optimum number. The message says opportunity. Shong, founding general partner of IDG Capital Partners and chairman of IDG Greater China, as well as a BU trustee, has been sounding out opportunities for two decades, and most of them involve the application of an American business model to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early 1990s, Shong started publishing a Chinese edition of a technology magazine that had been produced for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3, he launched the first venture capital firm in China. Next came big-brand consumer magazines, a television game show, then movies, an outdoor concert venue modeled on Tanglewood, and most recently, Broadway-style theater. Shong, who according to China Daily is known as “the godfather of Chinese venture capital,” has cut a broad and somewhat unusual path to success in the new China. Huiyao Wang,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 nonprofit think tank based in Beijing, says most entrepreneurial “returnees”—Chinese who were educated abroad—put their Western education to work build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while Shong has made many profitable investments in internet companies, his daily efforts often focus on softer markets: publishing and entertainment. He now publishes more than 40 magazines, most with American titles, including Cosmopolitan, Harper’s Bazaar, National Geographic, and Men’s Health, and his IDG China fund has invested in nearly 300 companies, including Chinese internet behemoths like Baidu, Sohu, Tencent, and SouFun. In May 2012, China Daily put the value of his venture capital fund at $3.8 billion, which happens to be 100 million times what Shong says he had when he arrived at BU’s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in 1986. Like most Chinese people older than 50, Shong felt the burden impos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Zedong’s dictate that from 1966 to 1976 forced “bourgeois” elements who he thought posed a threat to Communism to be reeducated by working as laborers on farms and in factories. As a young man, Shong spent four years working as an electrician in a factory. “I made the equivalent of $6 a month,” he says. “Life wa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didn’t have the chance for a normal education. That’s why we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and why we always try to have some kind of dream.”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e to an end in the late 1970s, Deng Xiaoping, then China’s leader, championed broad economic reforms, including the opportunity to get a college education. Shong was ready to go. “My happiest memory was in college,” he told China Daily. “I could take classes and learn new things every day. I always thought, isn’t that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in the world.” Shong graduated from Hunan University and took graduate courses in journalism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here he won a scholarship to COM. $38 and a dream He arrived in Boston, he says, with $38 and a dream of being the best journalist in China. He finished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two-year program in eight months, and in 1988 enrolled in 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 where a professor helped him get an internship at Cahners, a publisher of trade magazines such as Variety and Publishers Weekly. “On the first day, I helped them negotiate a contract to publish four issues of Electronic Business in China,” Shong recalls. “They offered me a job.” Shong attributes much of his success to two things: an ability to recognize opportunities and a willingness to seize them. When the Fletcher School was seeking a corporate sponsor for a dinner whose special guest was a Chinese business leader, he persuaded Cahners to pitch in. At the dinner, the sociable Shong hit it off with another publisher of trade magazines, Patrick McGovern,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DG). Three years later, when Cahners rejected Shong’s proposal to publish another magazine in China, he rewrote the business plan around Network World, one of McGovern’s magazines. “I had worked at Cahners 16 hours a day for 3 years,” says Shong.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But what I really learned about was venture capitalism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 thought that China was an opportunity.” McGovern read Shong’s proposal and invited him to a meeting that Shong recalls as an intense and interesting three-hour discussion. Finally, McGovern asked a question: if he were to fund Shong’s plan, how much would he expect to be paid? Shong told him $42,000, the same salary he was getting at Cahners. He also asked that he report directly to McGovern. McGovern had a slightly different idea. He offered Shong $50,000, to be reconsidered in six months, when he had a better idea of what Shong’s efforts were worth. Half a year later, the two met again. “I said, ‘Pat, what do you think?’” recalls Shong. “‘Have I met your expectations?’ He said, ‘Hugo, you have exceeded all of my expectations.’ And he doubled my salary.” In 1992, Shong brought another, and much bolder, idea to McGovern: he wanted to start a venture capital fund in China. “Everything I knew about venture capital I learned from being a reporter and writing about it,” he says. “I really didn’t know much, but I knew people who did, so I talked to people at venture capital firms, such as Hambrecht & Quist and Schroder Ventures.” Now a believer, McGovern gave Shong $10 million in seed money, and he was given another $10 mill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Shanghai. “I learned a lot from Pat McGovern,” he says. “He had a philosophy of ‘Let’s try it.’ I learned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and he was willing to bet on me.” McGovern’s bets paid off. Shong’s fund directed investment to several internet start-ups, including Baidu, Tencent (QQ), Sohu, Ctrip, and SouFun, companies that today are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in China. More than 70 of the companies fueled by Shong’s money have gone public or sold for high returns in the last 20 years. “Hugo made investments in virtually every one of the highly successful technology-based companies starting in China during the 1990s,” says McGovern. “Under his leadership,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averaged 800 percent growth on its investments. Hugo and his general partners now manage $4.4 billion of investment funds in China, and they continue to get outstanding results.” Shong and McGovern, whose initial magazines focused 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expanded their Chinese publishing to include consumer magazines, which flourished in China even while they flag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ptember 2013 issue of Cosmopolitan had more than 600 pages of editorial content and ads, and Harper’s Bazaar was so fat that it had to be printed in two parts. Shong says Men’s Health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are also thriving, as American advertisers rush to get their products in front of China’s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brand-conscious consumers. “Hugo grew IDG’s media business from 2 publications in 1990 to over 40 joint-venture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websites today,” says McGovern. “Those include all the leading consumer magazines on fashion, jewelry, automobiles, travel. Hugo also has arranged to establish three centers for neuroscience studies at leading universities in China with philanthropic funding support of over $30 million.” No entertainment stone unturned Movies were next on Shong’s list, and with good reaso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s that China’s domestic box office was expected to hit $3.5 billion in 2013, making it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Shong, whose IDG Media Fund has invested in several films, among them last year’s 21 & Over, says American filmmakers are “very good at making movies, but really poor at capturing culture.” He says there are many classic Chinese stories that could and should be made into movies. “I know people in Hollywood,” he says. “And I see the potential to train American students to make movies in China.” Toward that end, Shong last year funded a scholarship program that will send nine fellows of the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AFI) to China for cultural research that will support feature-length screenplays. The AFI/IDG China Story Fellowship gives the screenwriters a full scholarship to a second year at the AFI Conservatory, whe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projects. “Too many Americans know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Kung Fu Panda and Mulan,” says Shong. “But China has a remarkable and distinguished history. Americans deserve to see other types of movies about China, movies that can educate them and touch their hearts.” Three years ago, Shong also founded Looking Beijing, a partnership program betwee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NU) and IDG that sends eight Boston University film majors to Beijing for 10 days each summer. There they are paired with a communications major at BNU and set loose in the city to film short documentaries on subjects they choose. “The US students take the lead in the creative part,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producers,” says program coordinator Roni Zhang (COM’08). “The BU and Chinese students work one-on-one, so it’s not just about making a movie in the end.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movie itself is interesting.” In 2006, Shong became the face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lly, when he signed on as one of three leading judges on the popular television show Win in China, which gave $5 million in venture capital funding to the contestant with the most viable business plan. The show attracted tens of millions of viewers, who shared on social media Shong’s often-witty remarks. Shong sometimes seems unwilling to leave any entertainment stone unturned. Since 2010, his IDG Media Fund has been organizing the annual Beijing Great Wall Forest Festival in the Music Valley, an outdoor concert venue next to the Great Wall that is modeled on the Tanglewood Music Festival in Lenox, Mass. He plans to expand the park, one hour from Beijing, to include indoor and outdoor theaters, hotels, and villas. In April 2013, true to his formula of translating American know-how to Chinese business, Shong sent a team from his media fund to New York to meet with the Nederlander Organization, which owns nine Broadway theaters and is known around the world for its production expertise. Shong says he hopes to produce in China “the kind of beautiful musicals” seen in New York theaters. “What China has now is a huge market,” he say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is a place to learn. It has the best education system, and it has competitiveness. I think that over the next 20 years, the two countries will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socially, culturally, as well as economically.”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 published in the winter-spring issue of Bostonia. 文章摘自波大学生报《BU Today》
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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