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磊：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
从2005年创办时用耶鲁大学投资基金办公室(Yale Endowment)提供的3000万美元，到目前的11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张磊带领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成为亚洲地区植根于中国而着眼于全球的资产管理规模最大、业绩最优秀的基金之一，他本人也成为华人在全球投资界成功的代表。 可在张磊看来，这些只是结果，他更看重的是做事情的理念和方式。“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和信仰。”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对价值观的坚持，让张磊选择将高瓴资本打造成亚洲独有的“长青基金”（Evergreen Fund）模式，是他能够说服包括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等在内的超长期LP信任他的关键，而业绩数字和投资名单上如腾讯、京东商城、大润发、蓝月亮、去哪儿等知名公司，只是坚持所获的些许回报。 但坚持并非僵化。虽然重点投资领域包括互联网与媒体、消费与零售、医疗健康、能源与先进制造业等，但张磊称高瓴的本质是一家“投资于变化”的机构，在对话中他也多次谈及“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所以，他觉得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里，并有幸帮助那些敢于拥抱变化的企业家实现梦想。 这位低调的投资人，此前并未接受过任何中文媒体的深度专访。在这次与我近2个小时对话中，他却将自己的投资理念、投资哲学、投资方法和典型案例全面而扼要地进行了分享，对无法披露或正在进行的核心策略也坦率说“NO”。酣畅淋漓，却又意犹未尽。 42岁的张磊告诉我，自己是84岁巴菲特“长期持有”的坚定信念执行者，也从被称为机构投资业导师、耶鲁投资基金负责人大卫·史文森身上收益良多。可他并没有想复制谁、成为谁。 他与高瓴资本所做的和继续做的，还会是“守正用奇”。 一、超长期投资 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念和信仰。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21世纪》：高瓴一直坚持“超长期投资”理念，如何理解“超长期”？如何坚持“超长期”？ 张磊：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和信仰。而高瓴基金的模式在亚洲也是独有的，我们是一家长青基金。 我们认为投公司就是投人，真正的好公司是有限的，真正有格局观、有胸怀又有执行力的创业者也是有限的，不如找最好的公司长期持有，帮助企业家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希望所投公司从早期、中期、晚期、上市乃至上市后一直持有。而非投一个IPO，上市卖掉，再不停地找。长青基金的特点是投PE项目不用担心退出压力，公司上市后，只要业务发展前景可期，基金会继续持有。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我们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大家之间有最少的隔阂。这种信任也是基于对人，哪天我不干了才要退出，只要我干下去，几十年就会永远地支持下去。而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这种超长期投资人，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21世纪》：你的投资理念的最核心之处是什么？ 张磊：我要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特别少的人，特别少的公司能够有这个格局、执行力、能够把公司愿景推到那么高的高度，我们就要寻找这样的人。这个人怎么找到呢？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人海模式，到处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我们采用的是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寻找跟最好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我们再一起发展。 这种研究模式让我们对事物有了深刻理解。如果理解的结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我们就买入股票长期持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我们就寻找私人市场，如果没有私人市场，我们就自己孵化。这个是长期做投资的人才有的能力。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本质上是有历史包袱的，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而且第一天我们投入的时候公司本身是赚钱的，但我们成功地说服他不要赚短期的钱，要勇于进入新的品类，打败跨国公司，变成中国洗衣液的第一名。于是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通过更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我们有能力容忍短期的亏损，从而带来更大的格局。这个创业者有这个梦想，跟我们的理念完全一致，所以大家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我们的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点像孵化器，但更像是思想的孵化器。 二、真正的护城河 我经常在公司内部强调我们要善于甄别“虚假的护城河”，譬如政府保护，这类的护城河随时都有可能崩溃。而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并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的才是企业“护城河”的本质。 《21世纪》：你提出“在关键的时点投资关键的变化”，如何定义、判断这两个“关键”？ 张磊：要研究，只有研究才能让你对变化有理解。研究是基于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见仁见智，有的人看一两个季度，有的人看一两年，有的人看盈利，我看东西是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形式，我看的是一个人本质上给社会有没有创造价值，只要你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早晚你会给所创的公司创造价值。 我把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游戏。很多人的投资是前者，比如pre-IPO这种，我个人是不相信零和游戏的。我喜欢把蛋糕做大的游戏，就是我的思想、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我是不会投资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更需要对关键时点和关键机会的把握。什么是关键时点？就是大家都看不懂的时候。关键变化是什么呢？如果是一成不变的事情，实际上很容易被看见，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只有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去跟别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是产生非常长期的不同观点。 我关注的是创造多大价值的机会，这就是我说的深入基本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所以高瓴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行业的长期内在发展规律和业务逻辑，从而准确把握行业与市场的变革要素和时点。 《21世纪》：你提出“把最好的生意模式带给最好的企业家”，如何定义、判断这两个“最好”？ 张磊：各种生意模式都有非常不同的变化。比如说简单的是卖产品的，但是如果提升附加值就可能变成卖一种服务，如果再抓住关键机会可能变成一个平台，使卖产品和卖服务的人都可以用这个平台。生意模式博大精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企业家能看清楚生意的本质是什么，他的理念和格局观就是不一样的。 《21世纪》：你并没有过创业经历和管理企业的经验，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呢？ 张磊：你说得对，但我有两点优势。首先，我们有幸天天跟最好的企业家打交道，而且是与他们发生剧烈变化的那段打交道，经常参与到伟大企业的创造过程中去，不管是当年的百度、腾讯、京东，还是今天的蓝月亮，去哪儿网。这个过程中你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自己只做一家企业的话，你有可能被局限于自己的行业和自己的事业，当你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企业打交道，从消费、互联网到先进机械制造，甚至水泥，你就能够找到伟大企业的共同点。 第二，我做高瓴本身也是个创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是个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了很多，了解了文化、理念、人生的各种取舍。我也能够把自己的经验、情感与优秀企业家们分享、沟通。能否有通感，能否做到换位思考，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创业的过程，帮我更好地理解创业。 《21世纪》：优秀的商业模式需要有“真正的护城河”，你是怎么发现、区分的？ 张磊：这是很好的问题。可能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我觉得“真正的护城河”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怎么创造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如我刚才说的，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如果一家企业亘古不变，这种企业永远不值得投资。从这个角度上讲，政府保护类型的“护城河”是非常脆弱的，这类护城河随时都有可能崩溃。我最看重的“护城河”是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去挖造的护城河，这些人能不断地根据变化作出反应。那些赚快钱的人逐渐会发现他的路越走越窄，坚持做长期事的人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三、最大的风控是选人 这样的风控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 《21世纪》：你们的风险控制的手段、流程和主要关注点是什么？ 张磊：财务上的风控都会做，这是基本的。但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是选到最合适的企业家。这个人能不能既有格局观，又有执行力，还有很深的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我觉得这种人很难找，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对某一方面会很好，但是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比如去哪儿网的创始人庄辰超和蓝月亮的创始人罗秋平，一个代表互联网，一个代表消费品。庄辰超，虽然年轻但多次参与到创业的过程，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他能够在关键的时期把控股权卖给百度，说明他有很大的格局观，他的人生梦想是做成中国最大的旅游搜索平台。罗秋平本来可以过非常安逸的生活，不用冒这么大的风险，但他的人生梦想就是成为中国日化的第一名，打败跨国公司，变化给了他这个机会，他也抓住了关键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愿意放弃小富即安的一年一两亿利润的公司，不惜在前一两年把公司做亏损，为了未来开辟一个新天地，这是很强的格局观。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在某个领域内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会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21世纪》：投资了最好的企业家，又如何与他们形成良性、长期的伙伴关系？ 张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摆正投资者的位置。我们这些年做得最好，就是永远摆正自己是投资人的位置，跟公司的创始人保持非常灵活的合作，这也令我们相对比较超脱，避免在公司运营上介入太深，同时我们通过深入研究形成的战略格局观点还可以帮助企业。 四、三个哲学观 “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语》，是说看准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宣传，好的企业家会找到我们。 《21世纪》：你的投资哲学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抑或是一种结合？ 张磊：我们整个公司虽然看起来像西方企业的做事方式，但我真正的投资哲学是源于中国的。 我有三个哲学观，也是在公司里反复强调并实践的。分别是：“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语》，是说看准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宣传，好的企业家会找到我们。 《21世纪》：从高中读《资本论》的少年，到考入人大，再到耶鲁求学。你个人性格、思维模式、行事方式中的变与不变是什么？ 张磊：我对自己相信的东西的天真的追求始终不变，我相信的东西都会一直追求下去，甚至这个过程会显得非常地天真。 我变得更多的是能够更加理解这个世界与社会的复杂与多样性，更加宽容了。更加宽容以后，使人更容易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谅解别人，考虑别人的问题。 《21世纪》：你最尊敬、认同的投资人是谁？大卫·史文森先生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磊：我肯定是巴菲特的坚定信念执行者。我们更认可的是长期持有，很多人只是简单的价值投资者。巴菲特早期投资是捡便宜的思路，后来才变成了长期持有的思路，所以我更认可、学习巴菲特的中后期投资。从大卫·史文森身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他对自己的信念像宗教一般地信仰，他可以去华尔街赚很多钱，但他都不去赚，就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 《21世纪》：他是你未来成长的目标和榜样吗？ 张磊：每个人最后都要做自己，我从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21世纪》：你觉得成功的投资人需要有哪些特质？ 张磊：我在2005年创建公司的时候，我对我想招的员工的特质说了三个词，就是好奇、独立与诚实。对想干大事的，想有更高成就的人，除了这三点以外还要有一个很宽容，很能够欣赏别人，还要有很强的想象力。你能释放自己的想象力，第三个是很好的身体。 《21世纪》：你在创业高瓴过程中的最深感触是什么？你本人的领导风格是怎样的？ 张磊：创业中感触最深的是对价值观的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领导风格有点儿无为而治吧。我只要信任你，就会给你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与发展。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张勇）
2014年5月30日 -
冯仑：企业家应善于革自己的命
房地产行业在这么多年长期处在调控中、兴奋中、沮丧中、欢乐中和迷盲中，这些情绪都在这十年里面每天搅合在一起。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最近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以及企业家在这个转型社会怎么样应对社会的变革和行业的转型。 最近，我们一睁开眼每天看到的新闻都是喜忧参半。刚开始发现这是一个意外，后来发现这是日子，这就是人生。这个过程中房地产企业开了很多的会，分析外部环境以后就会出现很多焦虑，这种焦虑就是看见别人娶媳妇我们觉得家里空空如也。房地产行业原自以为是土豪，后来发现没有想像得那么成功。 我们关起门来开会就讨论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互联网金融格局的变化。大家不再依赖银行，不再依赖传统的证券公司，不再依赖投行之后，地产该怎么办？ 第二讨论的话题就是移动互联网。大概在十几年前，我有一个问题问互联网公司的大佬，我们强调专业性的时候，为什么你们是多元化，什么都做？当时他们的解释是很含糊，说不知道。但是好像你不做别人就做。 现在，人家不仅有了实践还有理论，还出了一本书叫做《平台战略》。这才知道是一个平台的战略。平台就是提供所有的方便，为所有人服务，提供所有的服务，收所有人的钱。 技术创造了信息处理的便利性，大数据的处理，服务的可达性。传统行业不行，房地产说为所有人服务，但房子能搬来搬去吗？由于互联网带给我们这样的焦虑，我们地产行业的人就去了很多的公司访问，也去了小米，做完这件事，我们就关起门来看，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也是今天我想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创新。 事实上，房地产的外部环境的三大变化引起我们焦虑。第一个变化就是随着时代转型和体制的转型。十八届三中全会讲了非常多改革，每一项改革都带来了不同领域体制的变化。你看到改革的目标你可能生活在未来，你反对改革可能生活在过去，你在痛苦的适应可能就是生活在现在。 第二，现在不管好事还是坏事，都有多元的观点来说它的对或错。比如干露露，她的事今天已经没有人提了，但是这种现象在毛泽东的时代肯定枪毙了，在另外一个时代这种事情也可以理解。这个时代对这件事的是否判断、价值观的判断引起了很多的焦虑。 第三个就是行业变化。比如酒业，行业变了要有很多的想法改变，或者有很多不适应。这样一个不适应，就相当于一个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拐弯，路又不平，还要拐弯，于是满车人都焦虑，车上的人心理忐忑不安。这时就需要一个声音告诉大家往哪儿走，路在何方。 基于此，企业需要有什么创新，无非三个方面。第一、产品创新，包括各种酒，产品的创新现在无穷无尽，但是有一些产品的创业带有颠覆性，有一些产品的创新，比如说红酒，12度跟14度，这种创新没什么颠覆性，但是如果说这个酒喝完能长生不老，这就叫颠覆性。还比如当年的Iphone，一些产品的创新本身就有颠覆性。而颠覆性创新往往是微积累的创新，房地产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做一个传统的住宅，空气好一点，水好一点，慢慢的创新。另外一个颠覆性的创新，我能不能不住屋子里面，住在雾霾里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把全世界互联网方面与房地产有关的业务模式研究了一下，大概三个方面。一是客户到达消费路径中的所有信息服务。包括凤凰网、搜房网，包括信息整理和使用，有一些做得不错的企业。二是空间的运营。你把家里的房子委托给公司他帮你做客户。三是产品功能的整合。比如智能家装和整体家装，现在通过互联网提高效率，而且大大改进家装的水准和智能家具的服务水准。 第二，平台模式跟传统纵向模式究竟如何选择。所谓纵向的模式就是研发产品、制造、最后销售、服务、反馈，再重新研发这样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一体化路径。 例如制造手机，制造环节成本大大降低，因为生产率提高了。但是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销售和服务的成本越来越高。于是，成本在增加，收入在减少。 横向的模式就是互联网的模式。成本降低，收益提高，收益的曲线是喇叭式的曲线，喇叭口大。这种情况它的股权分置越来越高，亚马逊这个股值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高，股值越来越高，后来无限大。 垂直发展的纵向模式和平台模式究竟是什么关系？是把我们纵向的模式搭在平台上还是把我们自己改造成一个局部的平台？如果我们在建设一个平台，不是为所有人服务收所有人的钱，而是局部的服务一部分人，究竟是纵向模式还是平台模式，这需要深思。 最后，我们需要企业家自身的创新。一个人老不老在于词汇，观念和价值系统是否被时代所淘汰。很多企业家沉迷于过去的成功，把过去偶然的成功当成必胜的逻辑，不断重复。 王石做得非常好，到美国读书，完成了对自己的革命。创新不是踢员工，让员工往前走，而是首先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工作方式，跟人说话的方式，跟周边人打交道的方式，进入到一个心灵开放的互联网时代。只有企业家自己改变了，企业才能改变。 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度焦虑。一方面拥抱创新、敢于创新，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自己行业当中有一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基于这些不变的东西，我们在商业模式上加以变化，只有这样我们的创新才落在地上，才贴在人心，才不至于为创新而创新。 总之天在变，道义不变，我们要立足根本，做好企业家的工作，在创新的路上越走越远！ 原文选自《凤凰网》
2014年5月30日 -
陈宏：传统企业转型互联网需要调整组织架构
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在3月30日举行的2014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上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进入新的阶段，传统企业纷纷转型互联网。他认为，传统企业做互联网需要成立新的独立的事业部，由CEO直接领导。 他回顾了互联网迎向传统产业的历史，例如门户网站的发展对于传统媒体的替代作用，传真机被邮件取代等。他认为移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可阻挡，当前车联网发展迅猛，汽车成为新的智能终端，车联网正在诞生越来越多的产业机会。 不过他认为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也面临一些困境，双方的思维方式不同。传统企业需要转变思维，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和挑战。 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和数字中国联合会主办，从2009年开始举办，目前已成功举办5届，今年峰会的主题是“IT新价值与产业互联网”。 以下是汉能投资的副总裁陈宏的对话部分实录： 我1993年做互联网，最早做亚信的沟通，当时创立互联网公司特别早，当时雅虎就是我们的客户，当时我每个星期都要演讲，就告诉大家你的名片上就不会有传真号码，而是用邮件。21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谈的更重要的是产业互联网。 前10年我是实干者，和各位创业者一样，干了一个公司上市卖了又干了一个，2003年以北京为基地做汉能，我们做的就是吴院长讲的一样，不一样的是我们找出机会把公司投进去变成一部分，或者我们帮企业做成一起变成很大的企业，并购、投资等等。 过去20年中，我感觉对互联网每一年、每一年的变化是非常多的，从最早在1993年的时候，传真机被邮件代替，到后来雅虎的产生导致了很多黄页不见了，紧接着到新浪天使投资很早的时候，新浪、网易、搜狐的出现导致计算机、报纸传统的传媒产生影响，然后紧接着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看到机会，到今天基本上大家到中央电视台和传统的TV产生影响。 到最近IT领袖峰会，这实际上是深圳的第六届，实际上是我们的第十届，第一届在硅谷做的，当时这些大佬都在。那时候阿里巴巴和雅虎的结盟，当时阿里巴巴是很小的一家企业，雅虎是多牛的企业，那时候可以感觉到10年中，我们每次论坛讨论的都不一样，3、4年前大家做的好好的，现在产生了之间的竞争，除此之外，我们跟互联网金融竞争，明年还不知道是什么，又有一家企业产生，和各种行业或者国内企业产生竞争，这是没办法避免的。 为什么没办法避免？很简单，以前PC互联网存在的时候，我们叫互联网狗年，发展特别快，一年等于7年，现在是循序渐进的。我觉得新浪创立的时候也是做这个事，但是后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移动互联网出现，特别是过去2年把所有东西都改变了，因为移动互联网是随身带的，你走哪儿我跟着，我知道你在哪儿，然后你随手拿起来就可以做，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导致行业的变革产生更加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产生了我们最重要的产业互联网。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导致我们在地图行业里面，使得传统各种各样汽车导航做的越来越辛苦，像高德、百度地图变成主流。 移动互联网支付，为什么支付呢？因为手机随时带着钱包，技术成熟以后它终究，用户肯定喜欢最简单、最方便的，这种互联网国有银行，我觉得最后还是凭自己的实力提供用户需要的，微信不一样，你点我可以送短信，我可以群组送短信，他提供给客户的价值不单单是沟通，它还可以在沟通中产生更多的附加价值，这种技术对传统技术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是挡不住的。大数据我昨天和张亚勤(微博)参观了大数据中心，几万平米的地方一个机器接一个，别看几万平米，很快就用光了，今天什么都是大数据，移动设备也是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产生、4G产生，从电信服务商可以推进这个事。 如果这些通了以后，传统汽车接入移动互联网，那就可以做很多事。今天听了院长讲的，他花很多时间研究将来会发生很多，我们的的确确在认证这个事都发生了，所以我们在座的今天就谈到我们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我可以讲到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其实蛮多的，移动互联网出现对很多行业有影响，我如果知道有开车的习惯，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出事，我可以提供很好的保险，按照开车习惯给你提供不同的保险，这个事多好。在互联网上卖很多东西，其实有时候大家都可以验证，我到央行开帐号马上就可以用，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互联网最重要的是把互联网的C和产品的提供方中间的距离缩短，以前五六层，经销商、经销商，现在能缩短，电商就是这个道理，这种道理一定是最高效的，最有效的，我相信从投资界来讲，对产业互联网，因为移动互联网出现变得极其关注。我们也遇到了挑战，两边的思维不一样，互联网的思维，做移动互联网的人和传统企业做事不一样，一个传统公司想进入互联网就是一定要大力投放互联网成为新的事业部，事业部里面有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互联网，你一看里面结构就不对。互联网事业部直接报告就是CEO，然后CEO看你做什么。 互联网进入传统行业做O2O也遇到挑战，腾讯的团购就很典型，基因不一样，做互联网不一样。怎么样传统的人或者做产业的人、做互联网的人如果寻找一种方式进行很好的结合，这种企业在产业互联网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爆发力和执行力是非常大的。我对这个课题和这个方向充满了期望。 文章选自腾讯科技
2014年5月30日 -
刘永好：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仍未落实处
为更好梳理中国经济，使大家能够准确判断、把握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和发展环境，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二月谈3月27号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主题“政府的边界在哪里？”这个三月，说政府如何放权；这个三月，听企业畅谈政企关系。面对改革大背景，“混合经济”新政策，他们正在思考什么？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央企以前多牛，皇家血统，现在也弱化了，逐步的收敛了一些，特权阶层收敛了些。外资也逐步弱化了，央企也受控制了，地方政府平台也受管制了。那么经济要大发展，靠什么？显然只能靠民营经济了，民营企业有可能会在很多方面都要走到前面来，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这样的了。目前就业80%是民营经济，青年就业的90%在民营经济，税收60%在民营经济，GDP的贡献超过60%在民营经济。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这个题目应该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我觉得我们会堂还可以，人是挤满了，可以在这个充满温馨的小时代讲一讲大报告还是不错的。 那天我跟冯仑商量，什么时候可以看看牟其中先生，他去看过我也去看过，牟其中是犯了罪、判了刑，但是谁都知道他是早年的民营企业家，都知道他做了很多事，做了比较重大的事是什么呢？首先研究马列然后被当成反革命，被判死刑，然后又无罪释放了，然后又开始折腾做生意，然后就用我们中国的多少几亿双袜子、皮带、鞋做生意，然后又开始成立公司，然后在北京把总部从四川搬到北京，然后又提出在我这儿工作的人员要有百万富翁，要有一百个百万富翁，我侄女也考察过，那个时候冯仑先生是办公室主任，那个时候非常了不起，好像是革命圣地延安，改革开放的青年、革命青年跟当年的文艺青年到延安去想法差不多，要到那去，去学习革命的真理，去改革，去发财，他有句话，我记得我去考察过，一进门就有一个大屏幕：“人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句话我相信冯仑先生体会最深，因为他的胆子够大，得到也比较多，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 同时他发射卫星，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射卫星，在俄罗斯落不了地，后边没办法卖给别人了，还想发第二颗卫星。国家在考虑南水北调，因为北方比较旱没水，中国土地也是蛮多的，但是更多的是山，像西北西藏那边全都是沙漠是山，因为没水，没有水就变成干旱的沙漠了，怎么南水北调呢？另外一个想法，他研究了半天组织一班专家考虑考虑，最后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说我们没水，是由于喜马拉雅山把来自印度的空气给卷走了，从印度洋的所有的水气走走走，走到这儿，喜马拉雅山太高，绕过去了，确实你看喜马拉雅山确实那边风调雨顺，这边就是中国大的沙漠，所以要根本的解决问题，人家不允许南水北调成本太高了，早知道有那个原子弹，喜马拉雅山炸一个大洞，所有的空气问题什么的不都解决了吗，当时讨论这个东西大家他一讲这个事，我们就觉得大侠，无限的崇拜，了不起，不管这个想法对与不对，因为我们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但是有这样的另类的想法、不同的考虑，我觉得这是对的。 就是说总得有人想这些问题，前些年我们饭都吃不上，万元户都没有，他要创造一百个百万富翁，于是我们就看看，在我这儿工作的我要以一百辆小车，我去看了，北京的军区大院里面停着一排又一排的车，北京军区的，212，那个时候几千块钱一辆的，这样的民营企业了不起，但后边的话做了一些太大的事，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最后被判刑了，理由是什么呢？叫做欺诈，或者叫做贷款等等的问题判刑了，判刑了以后改无期徒刑，最后又改成17年，冯仑先生去看过他，但这个人不光是说他对或者不对，至少在民营企业发展史上他留了一笔。我从这个角度讲，写历史的人或许在他这个问题上会留下一笔。 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 当然冯仑在他那当过徒弟，特别是用劳动妇女和劳动人民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系他提出很多理论，其中一条站的太高不接地气不行。 坐着比站着好，躺着又比坐着又好，越来越接地气，这样的想法还是比较深入人心的。可能说远了一点，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刚才谈到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拿我们的来讲79年开始创业，79年下海创业，刚刚改革开放，什么地方还都没有，我是学无线电的，我们装了成都市第一台电视机，那个时候有什么电视机呢？根本买不到显现管，根本没有电路，我们就跑到军队的生产示波管拿来做显现管，那么大的电子管密密麻麻那个盒子比这个还要大，我一个人搬不动的，两三个人才能抬得动，不管怎么样有人有头在动，县委书记到我家里去看电视，因为全县没有，所以说我们是发烧友，我们就想做点什么事，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兄弟就想了，我们就设计一个音响，我自己装的音响特别好，声音又大，成本又低，结果很多同学、朋友老师就让我装，后来他们就说这样你赶不上趟，你开个车间做吧，我就找生产队，生产队太穷了，仓库也空着，一个工人大概干一天活一毛六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就准备把毛草房改造成车间，把生产队的人组织起来，就这样搞起来了，大家在高兴之余声音特别高，特别好，这个事还是得请示一下上级，就问问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这个事太大了，我们把装好的音响驾着车拉到公社门口，我们有技术，我们有想法，还有很多人要卖，有市场，我们联合搞一个工厂，生产队出厂房出工人，我再出技术，赚钱以后公司占大头，我拿小头，书记突然想拍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允许。我当时就没想通，为什么，这多好，后来我来想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不干了，后面他公社的书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允许救了我一命，要不然的话可能早就没命了，因为我们太早了，后面我听说有一个卖瓜子的，叫傻子瓜子，因为炒瓜子挣了点钱，中央会动不动他，什么叫动他，抓起来的意思，小平同志讲了，炒炒瓜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呀，就是小平说不要动、看一看、试一试才有我们今天的民营企业，了不起，小平伟大。 而那个时候我们搞音响装电视比傻子瓜子还要早，那个时候做起来可不是炒瓜子，动了国家核心的阶级斗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因为有做这样的事被判刑了，甚至被重刑的，那个时候政府的边界是什么呢？对民营经济是不允许的，邓小平从那个时候允许试一试看一看，出不了大事这是一个阶段。 规规矩矩的面对市场、面对政府 以后改革开放就逐步开始了，开始以后我们就开始创业了，我们开始养鹌鹑蛋、养猪、养鸡到今天31年了，所以说经常很多人看到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最近一段时间你又来了，人民大会堂开会，他们总感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居然敢来说，好像没你的事，是这样的问题。人大的时候四川人大的开放日，我们四川团的人大代表有400多个，结果报名我们采访的媒体有280多个，因为我坐在后面，结果被拦住了，你是四川的人大代表，四川企业出了一些问题，四川怎么样，是不是重灾区？我讲，我记得在战争时期我们川军最厉害，会打仗，大家说对不对，对。改革开放以后川工最厉害，四川的工人工资都多两百块，因为四川人勤奋、努力、聪明、不太纠结、会干事而且姿态比较低。经济发展以后很多叫做家庭服务员，保姆，大家听说四川的工资高，确实四川的服务员，很好，说明当兵的、做工的，做服务的，都好。四川怎么发展，大概一个基本点就是四川人勤奋、聪明、踏实，认真、是非常好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的格局里面一个部分。这是第一方面。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四川出现了很多的企业家，到今天个体私营经济四百多万个，这些企业家们他们多数90%以上，是更多勤奋的，认真的，他们跟我们的军队川军一样，川工一样、川保姆一样都是认真的，乱七八糟的人有没有？我相信是有的，但是一定是少数，所以说今天我们再说四川的商人怎么样，绝大多数都是好人。我说这个话问的我好多了，好多地方问了，后面我们有总结，大家觉得四川的这些商人不但四川，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人的，自己创业要努力要拼，弄不好就内定了，甚至过去的战争回来的绝不少，进医院的进医院，还有的人确实可能走的太快，不够规范，做些这样那样的事，现在看一下进医院或者进法院的占的比重还不少，不但四川全国都这样，但是为什么我不进医院、不进法院，这个事我考虑了好久，研究了好久。他们进医院，进法院他们都成为先例了，我有这样的考虑，争取不要进去，心里面有一个告诫，时时刻刻都规规矩矩的面对市场、面对政府，我们更要理性的妥善的去面对边界。不要去跨越，边界对不对呢？边界本来就是变化的，刚才讲改革开放初期试一试那就是边界，做电视、做音响肯定被抓起来，那一定的，国家企业都没有，你怎么干？在这以前还不得了，在这以前你炒瓜子肯定被抓起来。 中国经济发展有三个阶段 所以说中国经济我认为到今天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从市场的角度讲，叫产品不足阶段。就是因为产品不足你做什么都赚钱，炒瓜子赚钱，第一个阶段要15年。我们好多企业都在这个时候认真赚钱，只要你脚踏实地努努力力去做，肯定赚钱。第二个阶段15年，大概进入到产消基本平衡阶段，人家做一百，做一千，做一万肯定能也赚钱，只要认认真真做肯定会成功，这个也要15年，这两个15年一过就是30年了，所以在这两个15年期间认认真真其做，做大规模经济。 那么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这样的了，现在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大规模，会怎样呢？现在全国钢铁7亿多吨，再认真，再努力、再把规模扩大还是过剩，整个钢铁都亏损，甚至连宝钢这样最优秀的企业出现巨大的压力，主业都不见得转型，在这种情况下钢铁亏损，有色金属亏损，电解铝什么都亏损，基本过剩阶段那么是微利，这个时候不见得靠规模。在新的格局下，在30年后的今天靠变革、靠创新，现在活的最好的人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看好互联网，恰好这两个光棍节我都在马云那，冯仑也去了，我们一个群体经常在一块交流、沟通，前几天我们在上海、冯仑也在，我们大家也见到了。这些民营企业家，有人说是最顶级的民营企业家，大概有互联网的，有房地产的，有制造业的，有农业的，大家在一块经常学习，每个一季度或者半年会学习一次，我们学什么呢？就谈我们的行业，上次谈的是房地产，代表万科讲一讲，冯仑做做补充，大家再提问，互联网像黑心开发商怎么压榨，然后我一想，互联网马云在讲、马化腾也在讲、李彦宏也在讲、其他的人也在讲一讲，中国的农业的现代化农业化也去讲一讲，讲讲我们的鸡和鸭，原来大家都认为养鸡、养一百只鸡，不得了，这些话过时了，为什么呢？原来一只鸡赚一块钱，到今天一只鸡亏一块钱，好的时候一只鸡赚一块钱，100只鸡1000只鸡你发财了，为什么？因为你出去打工一个月大概3000多块钱，一年下来也要4万多块钱，所以养鸡你要养100只鸡蛋赚100块钱1000只鸡赚一千块钱一万只鸡才能赚一万块钱，还别碰上鸡瘟。那你不是傻了嘛，谁还养鸡，谁还养猪啊，所以这就是市场倒逼的转型，市场倒逼你转型你怎么改，你必须规模，你不养10万只鸡你不要讲利润，养十万只鸡养几百头猪，养数十头奶牛那是什么概念？那就不是传统的模式了，叫现代模式，现代模式要靠科学，要讲合理，要讲安全，要讲供应链，要讲原料，要讲市场，这个时候就是企业行为了，而这个时候咋办呢？我们的政府就应该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来支持规模化的发展，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我们政府要做什么呢？你把食品安全管好，就是谁都不能乱加东西瞎弄。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就是对逐步规模扩展的企业给他们一些支持，允许他们贷款，像这些农民做大规模压力特别大。为什么呢？他们银行不给贷款，银行说想给你贷款，猪今天你是好的，明天死了咋办？你没办法抵押。确实没办法，这就是现代农业，现在我们的政策政府制定政策时怎么样实行不断变化的农业产业的格局来适应它。 经济发展要靠民营企业 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从坚决不用--文化大革命以前、改革开放以前、要镇压到试一试看一看，到有利的补充，到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今天的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这是非常大的进步。所以说现在我们大家在一块聊天就谈到，今天是一种相对规范，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发展新的机会期。所谓新的机会期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个新的格局，我们习大大是非常的了不起，首先谈中国梦，第二要强国、强军，这是对的，第三个反腐反得老百姓觉得好，以前你要带两瓶酒，带多带少、酒好不好，茅台(600519,股吧)还是什么？是鲍鱼吗？是海参吗？这些都不用考虑了，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规定了八项纪律，而且同时也谈到了叫做对，央企以前多牛，皇家血统，现在食品控制不能乱做，地方政府控制平台，自己要拿点钱，现在是是乱做了，外力资本不得了，现在也是弱化了。也逐步的收敛了一些，至少收敛了一些。这些特权阶层收敛了些，外资逐步弱化了，央企也受控制了，地方政府平台也受管制了，经济要大发展，靠什么？显然只能靠民营经济了，而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一块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民营企业有可能会在很多方面都要走到前面来，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这样的了，就业80%是民营经济，青年就业的90%的在民营经济，税收60%的在民营经济，GDP的贡献超过60%在民营经济，所以说以前大都说民营经济不行，现在不一样了。 中央政策好 下一步得执行好 刚才冯仑讲了，以前考公务员不得了，现在热度降了很多了，今后可能还会降，这个是大格局，这就是政府的边界。大家感觉到我是做过20年的政协委员，我在做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我提出来，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根据中央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出台一些建议，我们政府出台一些向政府做做建议，建议就是按照中央的支持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对国家的非公经济进行一个梳理，这样限制，那样限制，从贷款从融资从准入，结果大家都觉得好，让我来牵头，我很高兴，让我来牵头。后面想了一晚上不对，我就是民营企业家，你自己研究弄了半天都说你要什么权力，你不公道，不公正。所以说我建议我不要当主要的，最好我建议厉以宁老师我们北大的教授，他很有权威让他来做主导，大家觉得我提案也对，最后就形成了，厉以宁老师做组长，我也做个组长，附带的组长，带着一帮人走了全国很多地方，一年的调研，形成了17页的报告给政府，报告非常好，按照中央的精神对非公经济的政策要清理、要准入、放宽等等，大家感觉到民营的春天来了，大家兴高采烈，结果一年过去了，不行了，这个东西写的好没用，看的美，进不去，进得去又被弹出来。这边进去，那边出来，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这个你落实不到地方，政策好中央政策好，下一步得执行好。中央又出台了36条，新36条更具体了，结果实行了半年还是玻璃门还是都在，最后搞了一个细则，实施细则出来以后，现在看还是有些问题，最近我们新一届政府克强同志召集了工商人员、民营企业家对非公36条的实施细则一项一项的评估，叫第三方评估，发改委的同志主任带队，这条应该怎么改，那条怎么改，这就是要落地。 不同时期政府边界不同 我谈到这个政府的边界，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政府的边界是不一样的，而今天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用市场来评判我们的政策，用市场的配置资源这种格局已经逐步形成了，这是中国的未来，所以说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只要坚持一方面反腐，一方面强国、强军，叫做市场经济的道路，我相信中国的未来是蛮有前景的，那么这就是我自己和我们一批民营企业的梦，希望国家强盛，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去做，我们走的更好，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文章选自和讯网
2014年5月30日 -
陈宏：做中国的“高盛”
陈宏，1962年生于西安。1982年，19岁的陈宏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计算机学士学位，1985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博士，1991年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陈宏是留美学生中最早一批创业者的代表性人物。他创立的Gric公司199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陈宏带领Gric公司上市，不仅是为了挣钱，积攒经验和人脉，而且为了证明给美国人看中国人同样可以在美国创业成功。 当时，华人在美国处境并不好，发展道路也很有限。而当时，在硅谷，诸如印度科技协会、玉山科技协会这样的社团，在群体利益的维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经历千辛万苦推动Gric上市成功后，陈宏琢磨明白了，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需要以群体和团体的身份出现。为了帮助在硅谷创业的中国人更好地融资，更好地实现技术交流，改善华人在美国的环境，1999年硅谷陈宏领衔创办了华源科技协会，“华源”就是来自中华。此后10年，在陈宏、朱敏、邓峰等人领导下，华源成为了华人在硅谷的第一创业组织。 虽然已成为上市公司CEO中少有的几个中国人之一，仍无法进入美国社会主流。受到刺激的陈宏于2003年年初回到北京，创建了汉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帮助中国人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创业者融资，希望成为摩根、高盛、花旗、美林、瑞银之外的投行。“‘汉能’，意思就是‘中国人能’！” 汉能成立以来，完成了一系列投融资项目，如为框架传媒完成分众媒体对其1.83亿美元的收购，帮助千橡集团完成4800万美元的第三轮融资，帮助NeoPhotonics公司收购飞通光电，为中软国际集团赢得战略性投资3500万美元，诸多项目一度引起业界轰动。 陈宏的目标是做中国本土的高盛。汉能要做高盛这样的百年老店，战略步骤尤为重要。陈宏曾提出：“我们的战略，第一步，汉能做行业的财务顾问，主要是并购和融资；第二步是直接投资，做私募融资。这个模式有点像美国的黑石集团。我们目前与黑石集团也有很大的距离，打个比喻，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幼儿园阶段，黑石已经初中毕业，高盛就是高中生。尽管和他们差距甚远，但是，我们的战略步骤很清晰，不怕达不到。” 陈宏喜欢创新，不喜欢风平浪静、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从创办AIMnet网络公司到Gric公司，从华源科技协会到汉能，无一不是从无到有，用心打造。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 -
徐小平：中国出国签证第一人
“深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深井，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洗一篮青菜洗一筐衣裳，洗不尽张家短李家长。”这是徐小平写的歌曲《深井巷》。1956年，徐小平出生于江苏泰兴城的深井巷。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被看作是“出国签证第一人”。 1987年到1995年，徐小平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得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其间，徐小平一度回国创业，但并不成功只好返回加拿大。徐小平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1995年，这一年，徐小平北大时的好友、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来到了温哥华。连续几天的秉烛夜谈之后，俞敏洪邀请徐小平加盟新东方。1996年，徐小平回国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回国之后，徐小平在新东方建立了创业实验田——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方面的工作。 从事出国咨询多年，徐小平对留学专业的选择、留学签证的取得、留学机会的利用、留学之后的出路到出国的意义都有自己的一套心得。对于留学专业的选择，很多人倾向于经济、金融、管理等热门实用专业。徐小平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建议出国读高中、本科的学生读些“没有用”的专业。因为对这一时期的学生来说，专业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掌握留学国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徐小平曾经说过：“在美国，真正好的大学是不给你准备就业的，他给你准备的是能力。文史哲这些在国内不少人看来‘没什么用的专业’，国外却很重视。因为它培养了你的综合素质，为你打下了坚实的人生基础。至于职业方向，可以通过读研来确定专业，也可通过工作实践来确立职业兴趣。” 签证在出国的道路上至关重要，不管之前的准备多么充分，被拒了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就会变得没有意义。针对签证，徐小平建立了新的“哲学”，“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从中寻找你的签证策略，然后去美国大使馆领取你的前途入场券——美国签证”。徐小平认为自信是取得美国签证“最最重要的原则”。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签证官会从自信里看到面试者远大的未来；二是自信的面试者让签证官感受到了自己枯燥工作的价值所在。徐小平曾直言：“记住，当你走到签证处窗口时，签证官在等待你展示你强大的自信，给他枯燥的工作带来动力！” 顺利拿到签证，来到异国他乡，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对此，徐小平给出了自己的忠告：“中国学生出去了，最忌讳的就是死读书。”他认为，“只知道埋头在图书馆看书，那还不如在国内读，哈佛商学院的全套教材在中国都能买到”。在美国，交流、实习、社区服务是学生的必修课，“中国留学生，要学会交朋友，搞派对，参加社团，让精神找到出路”，“这比闷在家里读一本书，要重要得多。教育，就是要培养能够幸福谋生的人，而不是只会死读书的匠人”。 学有所成之后，回去还是留下，这是个问题。徐小平的答案是：“美国有首著名的乡村音乐，叫《乡村路带我回家》。为什么要回家？因为只有祖国，才是我们心脏跳动最强的地方。”此外，徐小平认为对于海归来说有着更多的机会，更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因为基本上来说中国的人才政策是全世界最开放的，而且符合全球化的潮流。 留学的意义何在？徐小平曾引用过这样的统计数据：93%的中科院院士、54%的工程院院士、23位“两弹元勋”中的22位、绝大多数的“一大”代表……都曾留过学。对此，他曾开玩笑地说：“世界顶尖学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要学会利用这些资源。如果说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那留学就是利用全世界的优质教育资源，为我们培养人才。”同时，出国留学还为留学人员提供了另一种看问题的视角。“至少留学让你有了另外一个坐标，有了另外一个视角，它是多维的、立体的，也是环球化的。”“这个意义在于当你遇到任何问题都能有一个比较、一个参照，那你就多了一个思路，比别人多了一双眼睛。也就是说留学会让你对习惯的东西有了一个新的眼光，这就是留学的意义。” 从事教育和咨询多年，徐小平对于现在的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他曾坦言自己是以赢利为目的，在做带有功利色彩的商业化的教育。新东方里的师生关系是已经异化，演变成了商家与客户的关系，学生成了“上帝”，作为老师和商家的新东方为学生提供前途和命运。但在徐小平看来，这正是新东方的教育、新东方的精神。在新东方时，他正是以这种精神为原则推进着自己的工作。虽然目前徐小平已经离开了新东方，创办了帮助年轻人创业的真格基金，还编写了《中国合伙人》电影剧本，但那段经历永远都在，那种精神也永远都在。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 -
胡祖六：要让中国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
在去年12月北京举行的第四届财新峰会上，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和官员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当前，很多人担心户籍改革会让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进一步紧缺，但是，经济学家、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认为，这样的看法是极其狭隘的。 在峰会上，胡祖六表示，在新型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加快户籍、土地领域的改革。长远看，中国应该赋予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并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效率和公平。 他指出，在美国，开放移民的话题也有很多争议。反对者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分享福利，是社会发展的负担。但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发现，移民对美国的GDP增长、就业、税收、创新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中国也有很多声音担心农民工一窝蜂进城会抢占短缺的公共服务资源。但是，胡祖六指出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城镇化进程有规模经济效应，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信息的优势、群聚效应，利于专业分工和要素配置，将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 他指出，让更多农民进城，绝非让他们进城来“吃了更多的一块”，而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进入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提高了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无需置疑。 另一方面，则要关注公平问题。胡祖六强调，中国当前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城乡差距，而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正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它们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主要不是靠劫富济贫或增加税收，最根本的还是要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 对土地问题，胡祖六肯定了中国政府近期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但他认为，土地制度改革的最终方向，应该是让农民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如果农民不能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改革的成效会大打折扣。 对户籍改革，最关键的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涉及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胡祖六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必须由政府公共预算予以保障，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应该享受公平的教育。 胡祖六认为，中国当前的诸多问题都是有解的，关键在于政治改革的决心，在于决策者能否吸收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只有集思广益，中国才能“在城乡发展、均衡发展方面，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文章选自搜狐财经
2014年5月30日
© Copyrigh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08 — 2025 京ICP备0903046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7417 Site Designed by MONOK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