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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以互联网思维让孩子享受公平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提交了一份要求直辖市、省会城市中小学名校教案、试题等优质教育资源免费上网的提案。他期冀推进教育平等，这一提案更是把目光瞄准了基础教育的“起跑线”。 对于推进教育公平，各种道理听起来都很简单，但真正做到却很难。在地区差异、资金投入有限、师资力量有限、历史遗留难题等种种因素影响之下，教育的不公平成了一个很难彻底破解的老大难问题。甚至很多人对此都麻木了，认为理应这样。 李彦宏为什么将自己的提案直接对准教育公平这样的老难题？ 能“拼爹”的只是极少数 原因之一，是来自于李彦宏本人成长经历中的亲身感受。他中学就读的阳泉一中是山西省五所改革试点中学之一，在省内算很好的学校。但如今稍微有点门路的人就会把孩子送到省会太原上学，阳泉一中的优秀教师也被太原的学校挖角。在这种趋势下，能够跟去太原的，都是家庭条件好、有门路的学生，但对于农村的学生而言，他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原来的教育条件，甚至还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在我国庞大的受基础教育人群中，直辖市、省会城市的中小学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大多数学生不得不面对像阳泉一中那些学生一样的境遇。有能力“拼爹”的，或者可以进入大城市，在高价择校、天价学区房面前争一争，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人。 原因之二，在于李彦宏对自己的信心，他的法宝是“互联网思维”及“互联网能力”。 在提案里，他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制订相关政策，通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负责制订本地区实施方案，推动各学校将其教案、课件、试题等资料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免费公开、共享，鼓励来自非省会城市的优秀中小学校向社会共享教育资源；并通过专项经费、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完善学校的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电子化教育资源制作的培训和服务支持，引导、鼓励学校和教师高质量开展教育资源公开上网工作。 李彦宏方案成本低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提了很久，官方和民间的建议也收集了不少。如果要评价改革成本的话，李彦宏的提案无疑是成本最低且可操作性最强的。相信会有众多互联网企业乐于参与其中。让孩子在“起跑线”就开始享受公平的机会，这是李彦宏一直以来的夙愿。很难，但却只是第一步。李彦宏觉得比享受公平教育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起跑线”就开始对孩子培养公平的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公平是一种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 类似李彦宏的“公平提案”，其实是互联网思维的一种启迪和践行。互联网最伟大的能量，不仅在于促进商业的进步和人类的沟通，而在于更简易地荡平一切意识的鸿沟和堤坝，让公平、自由竞争等价值如水一样渗透进每个人的脑海深处。 文章来源《新京报》
2014年5月30日 -
梁建章等：卫计委应公布计划生育目标和理论依据
（特约作者 黄文政 专栏作家 梁建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二孩的政策，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可能出现重大逆转。但是，由于中国生育率长期远低于更替水平，未来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的局面难以逆转。在此趋势下，社会舆论越来越质疑继续限制生育的政策方向，而对计划生育的全面否定也在逐渐得到认同。生育政策攸关国家发展战略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就此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尤为重要。 鉴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依然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我们建议国家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唯有如此，现行政策才可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与日俱增的质疑才不至于导致社会对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执政能力的怀疑。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政务信息应主动公开。人口问题攸关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更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公众广泛知晓。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是尊重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要求。 生育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几十年的滞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严厉化；随着老龄化加深、经济发展放缓、失独家庭增多、男女比例失调等各种弊端显现，对计划生育的质疑与日俱增。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有利于让群众理解和支持现行政策，并消除社会对政府决策科学化、党的执政能力的怀疑。 决定人口政策的是人口结构和规模对经济、社会、环境、国防等方面的影响，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和国防战略等领域，以及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财政、环保、国防等相关的部门。计划生育机构因为利益相关，其政策建议和方案应受到严格监督。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有利于让各专业和各部门集思广益，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可监督性。 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是所谓的“适度人口”论，相应的英文是Optimum Population，意为“最优人口”，译成“适度人口”曲解了原意。更重要的是，自1980年，“适度人口”论已被国际学术界所摒弃，因为背后假设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适度人口”数倍的改变，使结论不具科学性和实际意义。而且，“适度人口”所根据的系列假设多被证明完全错误，这点尤为突出地表现于中国1980年代“一胎化”论证过程中的“适度人口”研究。 比如，宋健等在1981年从营养构成中选择中国与发达国家相差最大的动物蛋白摄入量为标准。他们以法国的摄入量为目标，假设中国各类农产品在不同年代年增长率上限为1%到6%不等，得出要达到法国的水平，中国在2050年只能容纳7.38亿人。然而，将年增长率的假设上限上调2%，容纳人口就将从7.38亿人变成30亿人。况且，中国人口现已超过13亿人，营养水平与发达国家几无差别。 又比如，田雪原在1981定义：技术装备程度 = 固定资产/劳动人数，并假设工业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5.5%和4%，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4%和3.5%。他们由此判定，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程度，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人数不应超过0.6亿人；用类似方法得出农业劳动人数上限为1.2亿人。再用给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至7亿人。然而，固定资产年增长率的假设只要增加1%，“适度人口”就会从7亿人变成19亿人，而中国自1980年的固定资产年增长率更是远超文中假定的最高增长率。 这些研究并无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却成为“一胎化”政策的根据，危害了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的声誉。公布计划生育的中长期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有利于社会讨论和监督，避免生育政策被荒诞不经的论证所左右。鉴于此，我们对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1）公布中国人口均衡发展这一宏观目标的具体内容。该目标是稳定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中国人口总规模、年出生人口数量，还是其他指标？选定指标的根据是什么？如果是综合考虑，具体使用何种公式？ （2）解释对人口峰值的预测为何会不断下调。1996年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6亿人的峰值。2005年6月20日，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表示，中国人口预计在2033年前后达到15亿人左右。而2013年12月7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总人口将低于14.3亿人，峰值也将明显低于15亿人。 （3）既然人口峰值的预测一再下调，需要详细解释为何依然限制生育。如果还存在对人口峰值的控制目标，应该提供该控制目标的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说明突破该目标会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国防带来多大损失；这些损失是如何计算的，计算结果是否得到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和国防战略等学界的普遍认可？ （4）计划生育的目标是否要减少中国的人口数量？如果真的如此，具体目标是要把中国人口降到何种水平？这个目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假设的可靠性如何？如果假设发生偏差，对目标数字的影响有多大？ (5)国家卫计委官员表示，粮食安全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人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请具体公布是哪些单位的哪些报告做出这种规划的？由于经济、技术、财力等条件的不确定性，粮食供应特别是公共服务资源在未来7年和20年的变数通常有百分之十几甚至更高的幅度，上述规划怎么能做到如此精确？这种精确是否具有科学预测的意义？如果说公共服务资源可以精确地规划到2020年和2033年，那这指的哪些公共服务资源？使用了哪些指标？这种全国的规划总量是如何体现在各地的规划之中的？ （6）保持生育率最终高于更替水平维持民族繁衍的必要条件。目前中国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并且很可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计划何时开始扭转至今已持续20多年的低生育率？ （7）“十五”和“十一五”两次规划对人口增量的规划值都比实际值高出50%以上；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的当年1.22的生育率被调整为1.8，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验证的当年生育率最高不过1.5。需要向社会解释为何人口趋势的预测会被一再严重高估。对如此严重的错误将如何问责? （8）卫计委提供的当前生育率为1.5至1.6，这一数据可靠性如何？如果再次证明严重失准，将如何问责？公布对未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人口变化预测目标和可靠性范围。如果预测目标失准，将如何问责？ （9） 目前要求生育政策放开最迫切的70后女性大多无法受益于放开“单独二孩”生育的政策。她们正在走向生育结束期，每晚一年放开生育都会造成她们中无数人的终生遗憾并最终导致几万甚至几十万失独家庭。因此，需要提供仅放开“单独二孩”生育的理论依据，并详细说明为何延迟放开生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她们为此最终将付出的代价。 （10）国家卫计委对放开“单独二孩”带来的出生人口增加的估计是多少。“单独二孩”政策被认为有助于缓解中国的低生育率育状况，可以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现在各地已经开始陆续落实“单独二孩”政策。如果一年之后，实际出生人数与预估人数相差巨大，那么该如何补救，对预测和决策支持单位该如何追究责任？ （11） 从2014到2024年，中国23岁至28岁的育龄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人降至4116万人，因此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可能难以阻止出生人口急剧萎缩的趋势。需要公布下一步政策调整的触发条件。出生人数降至何种水平才会全面放开生育？这个触发点是如何计算的，假设条件和理论依据是什么？ （12）各种生育意愿调查、“双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都预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可能难以阻止未来出生人数的持续滑坡。如果将来出现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危害人口的均衡发展，将如何问责？ 由于生育政策的细微变化，最终都会影响到千万人的生命和家庭命运，因此，对上述各项，应该公布得出相关结论的研究单位以及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的名单，对造成严重估算错误和误导政策者必须追究责任。 文章选自《财新网》
2014年5月30日 -
俞敏洪：让民办大学成为中国教育有生力量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以下为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俞敏洪的两会提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2012年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要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其中包括完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制度、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落实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待遇、保障民办学校学生权益、完善民办学校税费政策、支持高水平有特色民办学校建设等明确的实施意见和措施。 该《意见》颁布以来，落实的情况并不乐观，很多政策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例如在《意见》中要求“民办学校设置，执行同类型同层次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但不久前我们在办理耿丹学院的改制工作时，就发现在大学设立审批条件上，国家目前对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办学执行的是两套标准。比如公立大学无论校园大小都可以获批成立，而民办大学则要求至少有500亩地，生均面积要达到6分地才能获批成立。如此严苛的条件让很多办学者望而却步。生均面积实际上并不是决定一所学校好坏的硬指标，国外很多知名高校的校园都很小。 《意见》中要求“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但这些歧视性政策依然存在。比如每年高考期间，教育部组织全国高校举行一次有关招生计划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却将民办高校拒之门外，这显然对民办高校是不公平的。而人为地把民办本科高校直接视列为三本，把民办专科高校列为B类，只能招收公立大学挑剩下的学生，这条致命的歧视性政策直接扼杀了民办大学的未来，更会让公立学校因为缺少竞争而变得越来越缺乏创新和低效。 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应该由两部分组成，就是公立教学体系和民办教学体系，这两个体系应该是并行的，平等的，国家都应给以大力扶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资源都倾斜给了公立学校。民办教育发展好了，和公立教育形成公平竞争，会促进公立、私立学校之间的教学改革和质量提升，这对中国的人才培养是最大的好处。否则高校就会像曾经的国有企业一样，属于垄断状态，服务没有保证，更不用谈提升大学的竞争力了。 最近由教育组织Quacquarelli Symonds所发表的2013-2014年度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蝉联榜首，第二位则是哈佛大学，第三的则为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大陆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仅分别排在46位、48位和88位。 作为人才培养最重要的环节，高等教育的好与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可以说，正是高等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整体的竞争力。广度是什么呢？大学多。深度是什么呢？大学底蕴好。虽然我们有很多大学，有很大的校园，但我们的好大学太少，原因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在中国的缺位。 近年来，中国很多有条件的学生放弃了国内高考，直接到国外去读大学，从侧面也反映了部分家长已对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的警醒和反思。 基于以上原因，特建议： 1.政府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时间表，责令相关部门限期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中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各项政策，全面清理对民办学校的各项歧视性政策，调整一些与教学无关的办学标准，创造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民办大学与公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和权利。 2.加大民办大学的扶持力度和投入，扶持一批能够与中国一流公立大学进行竞争的民办大学，让民办大学成为中国教育的有生力量，打破目前公立大学一枝独秀的现状。 文章摘自《新浪教育》
2014年5月30日 -
宗馥莉：探索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模式
“美国的留学经历让我更喜欢实话实说，而我的父辈更注重人际关系。作为家族企业，哇哈哈倡导和谐包容的儒家文化。但我希望可以做一些国际化的改造，探索中国本土家族企业发展模式，兼容中西，基业常青。” 以下为发言实录： 宗馥莉：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这是很好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可以向这些前辈学习。那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在美国留学，我有一些美国的文化特质，比如直话直说。而我的父亲就说你要注意人际关系，人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我们的公司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有比较强的家族文化，过了七八年之后，在公司服务七八年之后，我觉得这种文化有一种特质，就是儒家文化的特质。比较倡导和谐和包容，形成一种和谐工作的职场环境。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娃哈哈能够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需要对企业文化进行改造。把东方的特质和国际的特质加以融合。那作为第二代管理人，作为家族企业第二代，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富二代，但是我想第二代的管理人员或许有更强的灵活性，或者是更擅长进行跨文化的沟通，而且更加有国际化的视野。 杨澜：通过你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中国本土的家庭企业如何实现国际化。你父亲创建了这样一个庞大的集团，还要再继续成长。你有什么样的勇气承担这样一个重任，引领这么大的集团继续成长？ 宗馥莉：我想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模式，就是适合于中国企业的模式。这个企业现在是进入第二代，其实这个企业也仅仅就是二十年前才设立的，我想是让这个企业做到基业常青，更加稳定，像韩国和日本他们的家族企业有自己独特模式，但是中国家族企业还没有形成自己比较有效的模式，所以我的使命就是要找到一种适合于中国家族企业的模式吧。 杨澜：你能不能界定一下所有的富二代，你愿不愿意被别人看成富二代，或者创二代你高兴吗？ 宗馥莉：这个不取决于我。我不在乎别人叫我什么，我在乎的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把事情干好。 文章选自《新浪财经》
2014年5月30日 -
沈南鹏：好的投资人带去的不仅是钱 不应考虑太多退出战略
谁是中国私募界的旗帜性人物？在信息不那么透明和公开的私募界，这一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有一个人从2010年到2014年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佳创投人，他就是中国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虽然在回答与产业相关的问题时游刃有余，但当被问及放弃金融行业的高薪工作毅然决定创建“携程网”的感想时，他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 第一财经日报：风投这个行业本身极具风险，而且它不那么透明，你认为怎样才是最佳投资人？ 沈南鹏：我们这个行业是在服务两批客户，首先是必须服务投资人，投资人把钱交给你是一个重要的托付，但要想获得高回报，必须服务好另外一批人，就是你投资的企业家。作为一个好的投资人，他不应该仅仅是用钱去帮助一个企业，更应该将自己的资源带去，这是一个投资人很大的责任。 作为投资人，最大的满足一方面来自于为其投资者赚钱，另一方面来自于通过投资帮助一批公司成为成功乃至伟大的企业。 日报：一个创业者朋友问我说，他在国外留学，回国了想做互联网的公司，但遇到很多灰色地带，经常面临道德上的抉择。作为投资人，一定要让公司盈利，让投资人赚钱，当创业人面临灰色地带时，投资人应该怎么做？ 沈南鹏：我觉得对于创业人来说，在乎的不应该是短期利益最大化，应该是企业利益的长期最大化。同时我觉得应该做正确的事，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创业必须坚守的准则，对于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自己心里应该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分界线，而且我觉得在中国的很多行业里，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产品和努力获得成功，而不是靠踩灰线或者踩红线。 日报：你在1999年以前，雷曼、德意志、花旗，在金融行业已经做到了巅峰，但却毅然选择创业。但创办携程是1999年，其实正是互联网泡沫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沈南鹏：一个年轻人在那时能够觉悟到这就是泡沫，不容易吧。当时不去做互联网行业，对很多人来说将是个遗憾，对我也是一样，因为互联网在改变和影响着很多行业。 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决定难做一些，因为我不是学IT的，也不是一个程序员或产品经理。但是，互联网还是给人太多的悸动，所以我还是决定下海创业了。 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是有些冒险的，因为我和我的创业伙伴们并没有很多的商业经验，也没有很多的互联网产品经验，我们很幸运，成功地走出来了，携程成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段初创期企业如何从零做到初具规模的经验相当宝贵。这当中也走过曲折的发展道路，或许这些教训对于我来说更重要。 日报：那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 沈南鹏：年轻的企业从头开始，走过的弯路不少。营销推广上当年也有些盲目的做法，好在大方向上没有犯什么错误。 日报：你在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有泡沫，又有经济压力，应该做什么呢？ 沈南鹏：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回归到一个企业发展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解决用户的需求，了解用户需要什么，考虑怎么去满足这些需求。 看到过不少中国企业走过这样的弯路。太多模仿海外的商业模式和产品，而忽略了中国的客户是否需要这样的产品。做投资这几年发现，国内和海外优秀的创业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他们在做一项服务或一款产品，做这个产品或服务的目的是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这样的一种创业理念是我们非常认同的。 日报：你投资企业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沈南鹏：我们投资一个企业，很少考虑它什么时候IPO，我们首先考虑这个企业未来5年甚至10年会有怎样的发展轨迹，它能否成为那个细分市场的领先者，是否有持续成长的潜力，而不是一年两年的快进快出获利，从一级二级市场套利。 日报：还是要有一个退出战略的对吗？ 沈南鹏：我认为不应该在最初考虑太多退出战略，因为一个好的公司你必然能够实现退出，它的价值一定能实现。好的公司无论是上市，还是和别的公司合并或者是被收购，可以有各种退出的手段实现回报。 日报：中国红杉资本的优异成绩，这是否和中国分合伙人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机制有关？ 沈南鹏：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中国发展顺利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世界是”平”的，每个地方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可以对其他区域的投资有帮助，但决策必须是本土化的。比如我们关注消费行业、新能源和清洁技术行业，这些领域在美国也许并没有什么投资机会，但是在中国，这些领域确实有相当多优秀的投资机会，中国的基金必须根据中国本土的情况去选择行业和关注点。 （本次采访由第一财经电视海外部双语主持人兼记者艾诚完成） 编者注：沈南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他是福布斯2012年全球最佳投资人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者，并蝉联2011及2010年中国最佳创投人；被评为亚洲风险投资杂志2010年风险投资家、CCTV2006年度中国十大经济人物、2010年十大华人经济领袖。沈南鹏是携程旅行网的联合创始人及董事、如家连锁酒店的联合创始人及联席董事长、分众传媒及易居中国的董事；创立携程旅行网前曾分别就职德意志银行、雷曼兄弟证券和花旗银行。 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
2014年5月30日 -
陈东升：新时代的“中国梦”
人民网重庆3月12日电 20世纪到21世纪最大的转变就是人文关怀。节能、环保、人文关怀成为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潮流，以人文关怀为主题的新型产业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养老和健康这两大充满人文关怀的产业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因此，与养老、健康紧密相关的保险产业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我国是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截至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突破2亿大关，老龄化水平达到14.8%，紧迫的养老问题和巨大的养老市场日益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商业保险公司，我们应该在养老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现实，泰康建设与保险产品相结合的现代养老社区，满足人们的终极保障需求，体现保险的终极人文关怀，真正打造“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整合老年生命链产业的“大幸福工程”，为客户提供“从摇篮到天堂”的保障和陪伴，我认为这将是一种世界性的创新。这也符合当今人文关怀的大发展潮流，我们不仅仅是在做商业、做养老社区，更重要的是让中国人重新认识生命、尊重生命。 做中国养老社区产业的领跑者 2007年3月，在一次员工的婚礼上，我突然想到：用连锁经营的模式经营养老院，这个想法主要受如家酒店以连锁经营的模式快速发展的启发。不久，我们就在望京社区开始了自己养老领域的第一次探索，即提供入户老人护理服务。但这个试验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望京是年轻人的社区，需求不足。 后来，我们又到成熟市场去考察。第一站去了日本，日本属于老龄化很严重的国家，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约30%，养老市场很发达。但是，日本的养老院很分散，由很多小的私人老板经营，规模都很小。日本的模式对我吸引力不大，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第二站，就去美国看养老社区。我对美国的养老社区印象很深刻，社区有大型的体育运动中心、大型文化中心、歌剧院和齐全的医疗康复设备等，居民有一万人的规模，老年人有自己的董事会，是一个活脱脱的开放式社区养老大学。美国的养老社区主要是两类机构在做，一类是从房地产开发转型而来的，另一类就是从慈善机构中诞生出来的，并没有保险公司直接参与，但这些社区因为资金不充裕，通常会发债券，而他们发的债券主要购买者恰恰是保险公司。 泰康的创新就是将美国近20、30年兴起的新型开放式养老社区与人寿保险嫁接起来，这种嫁接是“天配”。保险公司有大量的长期资金，需要寻找有稳定回报的投资出路，养老社区属于商业地产，但与写字楼、零售等商业地产相比，具有稳定的特点，像后两类经营性质的商业地产会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但养老社区与经济周期几乎无关，而与人口结构变迁相关，因此，投资养老社区非常符合保险资金投资的要求：安全、不受经济波动影响、有稳定的现金流，但不追求高回报。 总的来说，人寿保险衔接养老社区，可以归纳为对保险业的“三个延伸”，即资金运用的延伸、保险产品的延伸和服务的延伸，因此，人寿保险与养老社区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创新的商业模式，而泰康人寿正是这种全新商业模式的开创者。 实现保险行业的跨界创新 想清楚这个商业模式之后，我们就向保监会申请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试点，保监会经过约一年时间的论证，在2009年11月批复同意了泰康人寿的申请。2010年3月，中国保险行业首个养老社区投资实体——泰康之家正式成立，4月，恰逢泰康人寿董事会在美国召开，我带着与会董事考察了美国养老社区，养老社区发展战略得到董事会的高度认同和支持。2011年底，泰康人寿在北京昌平完成购地，筹备了五年的保险嫁接养老社区的模式才开始真正落地。 2012年4月，养老社区发展又打开了新的篇章，泰康开发的中国保险业第一单保险产品和实体养老社区相衔接的“幸福有约”养老计划诞生了，自开售以来一直很受市场亲睐。经过将近7年的探索与发展，我们的养老社区团队已在北京昌平、上海松江、广州萝岗、三亚海棠湾等地选址建设养老社区，未来将实现全国各地“候鸟式”养老。 对泰康来说，养老社区是最核心的战略。未来5-10年，泰康计划投资700亿元人民币建设和运营养老社区， 15个连锁养老社区项目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管理规模将达到5万张床位。 我一直在强调，中国正由新兴市场国家迈向中等发达国家，伴随着而来的是中产人群的崛起，消费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养老社区不仅仅是养老社区，也不仅仅是“幸福有约”，而是一个集合，我们的产品可以用这四句话概况：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这四个加起来，卖的是生活，卖的是消费。因而寿险向养老产业的迈进，从纵向看，是应和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的产业链条延伸；从横向看，又是保险行业大胆的“跨界”拓展。 作为国内首家投资养老社区的保险企业，我们将长期持有并运营养老社区，这一方面符合养老产业的发展特点，同时也与保险公司资金的长期性匹配。保险公司具有大量可长期运用资金，而动辄几百亿的资金非其他行业的企业所能应付。包括资金在内，泰康做养老社区的优势还有3个方面，它们分别是：保险产品、销售体系、客户储备。泰康拥有20万名销售员工分散在全国各地，以及“4000个网点”和“9000万累计客户”，其中只要有3、5万人符合标准，便能够为养老社区产品的销售提供保障，这显然是个大概率事件，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养老社区不是暴利产业 很多人问我，泰康的养老地产做得如何？其实我不认为我们在做养老地产。还有人问我，做养老社区是不是为了卖保险、销售医疗险，健康险、护理险，那都是太小的问题。我们的志愿，是要把人寿保险做成关爱人的生老病死的事业，把这种事业变成一种“从摇篮到天堂”的消费模式；在养老社区上，就是提供老人可以获得更健康生活的社区、更健康度过老年生活的消费产品。它不是附属于泰康人寿一个用来卖保险的平台，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事业，一个终极人文关怀的事业。 所以我们想做养老社区，不是圈圈地、做做房地产，也不是为了卖保险，而是扎扎实实为了做成养老事业。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好，但是真实做，发现是个不赚钱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很低回报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很长周期的商业模式。面对外界的质疑，我认为，养老社区绝对不是暴利产业，泰康人寿也不会卖地套现。泰康有6000亿资产，拿出10%做养老社区项目，预计养老社区的平均回报在5%左右。由于盈利周期非常长，预计前十年几乎是没有回报的，相当于发了一个30-50年的国债。 当然，养老产业在充满机遇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政策扶持，政府应在土地、税收和费用方面对企业进行一定的政策倾斜。 目标纯正，心无旁骛，做正确的事，时间就是答案。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通过保险业与养老产业结合的商业模式创新来改变老年人的生活，让保险的终极保障功能和终极人文关怀属性得到最大延伸，把保险金融做成一种集大成的“消费品”，这就是我的“中国梦”，也是我愿意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 文章选自《人民网重庆视窗》
2014年5月30日 -
张磊：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
从2005年创办时用耶鲁大学投资基金办公室(Yale Endowment)提供的3000万美元，到目前的11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张磊带领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成为亚洲地区植根于中国而着眼于全球的资产管理规模最大、业绩最优秀的基金之一，他本人也成为华人在全球投资界成功的代表。 可在张磊看来，这些只是结果，他更看重的是做事情的理念和方式。“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和信仰。”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对价值观的坚持，让张磊选择将高瓴资本打造成亚洲独有的“长青基金”（Evergreen Fund）模式，是他能够说服包括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等在内的超长期LP信任他的关键，而业绩数字和投资名单上如腾讯、京东商城、大润发、蓝月亮、去哪儿等知名公司，只是坚持所获的些许回报。 但坚持并非僵化。虽然重点投资领域包括互联网与媒体、消费与零售、医疗健康、能源与先进制造业等，但张磊称高瓴的本质是一家“投资于变化”的机构，在对话中他也多次谈及“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所以，他觉得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里，并有幸帮助那些敢于拥抱变化的企业家实现梦想。 这位低调的投资人，此前并未接受过任何中文媒体的深度专访。在这次与我近2个小时对话中，他却将自己的投资理念、投资哲学、投资方法和典型案例全面而扼要地进行了分享，对无法披露或正在进行的核心策略也坦率说“NO”。酣畅淋漓，却又意犹未尽。 42岁的张磊告诉我，自己是84岁巴菲特“长期持有”的坚定信念执行者，也从被称为机构投资业导师、耶鲁投资基金负责人大卫·史文森身上收益良多。可他并没有想复制谁、成为谁。 他与高瓴资本所做的和继续做的，还会是“守正用奇”。 一、超长期投资 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念和信仰。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21世纪》：高瓴一直坚持“超长期投资”理念，如何理解“超长期”？如何坚持“超长期”？ 张磊：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和信仰。而高瓴基金的模式在亚洲也是独有的，我们是一家长青基金。 我们认为投公司就是投人，真正的好公司是有限的，真正有格局观、有胸怀又有执行力的创业者也是有限的，不如找最好的公司长期持有，帮助企业家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希望所投公司从早期、中期、晚期、上市乃至上市后一直持有。而非投一个IPO，上市卖掉，再不停地找。长青基金的特点是投PE项目不用担心退出压力，公司上市后，只要业务发展前景可期，基金会继续持有。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我们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大家之间有最少的隔阂。这种信任也是基于对人，哪天我不干了才要退出，只要我干下去，几十年就会永远地支持下去。而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这种超长期投资人，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21世纪》：你的投资理念的最核心之处是什么？ 张磊：我要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特别少的人，特别少的公司能够有这个格局、执行力、能够把公司愿景推到那么高的高度，我们就要寻找这样的人。这个人怎么找到呢？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人海模式，到处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我们采用的是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寻找跟最好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我们再一起发展。 这种研究模式让我们对事物有了深刻理解。如果理解的结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我们就买入股票长期持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我们就寻找私人市场，如果没有私人市场，我们就自己孵化。这个是长期做投资的人才有的能力。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本质上是有历史包袱的，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而且第一天我们投入的时候公司本身是赚钱的，但我们成功地说服他不要赚短期的钱，要勇于进入新的品类，打败跨国公司，变成中国洗衣液的第一名。于是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通过更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我们有能力容忍短期的亏损，从而带来更大的格局。这个创业者有这个梦想，跟我们的理念完全一致，所以大家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我们的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点像孵化器，但更像是思想的孵化器。 二、真正的护城河 我经常在公司内部强调我们要善于甄别“虚假的护城河”，譬如政府保护，这类的护城河随时都有可能崩溃。而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并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的才是企业“护城河”的本质。 《21世纪》：你提出“在关键的时点投资关键的变化”，如何定义、判断这两个“关键”？ 张磊：要研究，只有研究才能让你对变化有理解。研究是基于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见仁见智，有的人看一两个季度，有的人看一两年，有的人看盈利，我看东西是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形式，我看的是一个人本质上给社会有没有创造价值，只要你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早晚你会给所创的公司创造价值。 我把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游戏。很多人的投资是前者，比如pre-IPO这种，我个人是不相信零和游戏的。我喜欢把蛋糕做大的游戏，就是我的思想、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我是不会投资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更需要对关键时点和关键机会的把握。什么是关键时点？就是大家都看不懂的时候。关键变化是什么呢？如果是一成不变的事情，实际上很容易被看见，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只有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去跟别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是产生非常长期的不同观点。 我关注的是创造多大价值的机会，这就是我说的深入基本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所以高瓴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行业的长期内在发展规律和业务逻辑，从而准确把握行业与市场的变革要素和时点。 《21世纪》：你提出“把最好的生意模式带给最好的企业家”，如何定义、判断这两个“最好”？ 张磊：各种生意模式都有非常不同的变化。比如说简单的是卖产品的，但是如果提升附加值就可能变成卖一种服务，如果再抓住关键机会可能变成一个平台，使卖产品和卖服务的人都可以用这个平台。生意模式博大精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企业家能看清楚生意的本质是什么，他的理念和格局观就是不一样的。 《21世纪》：你并没有过创业经历和管理企业的经验，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呢？ 张磊：你说得对，但我有两点优势。首先，我们有幸天天跟最好的企业家打交道，而且是与他们发生剧烈变化的那段打交道，经常参与到伟大企业的创造过程中去，不管是当年的百度、腾讯、京东，还是今天的蓝月亮，去哪儿网。这个过程中你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自己只做一家企业的话，你有可能被局限于自己的行业和自己的事业，当你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企业打交道，从消费、互联网到先进机械制造，甚至水泥，你就能够找到伟大企业的共同点。 第二，我做高瓴本身也是个创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是个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了很多，了解了文化、理念、人生的各种取舍。我也能够把自己的经验、情感与优秀企业家们分享、沟通。能否有通感，能否做到换位思考，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创业的过程，帮我更好地理解创业。 《21世纪》：优秀的商业模式需要有“真正的护城河”，你是怎么发现、区分的？ 张磊：这是很好的问题。可能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我觉得“真正的护城河”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怎么创造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如我刚才说的，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如果一家企业亘古不变，这种企业永远不值得投资。从这个角度上讲，政府保护类型的“护城河”是非常脆弱的，这类护城河随时都有可能崩溃。我最看重的“护城河”是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去挖造的护城河，这些人能不断地根据变化作出反应。那些赚快钱的人逐渐会发现他的路越走越窄，坚持做长期事的人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三、最大的风控是选人 这样的风控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 《21世纪》：你们的风险控制的手段、流程和主要关注点是什么？ 张磊：财务上的风控都会做，这是基本的。但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是选到最合适的企业家。这个人能不能既有格局观，又有执行力，还有很深的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我觉得这种人很难找，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对某一方面会很好，但是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比如去哪儿网的创始人庄辰超和蓝月亮的创始人罗秋平，一个代表互联网，一个代表消费品。庄辰超，虽然年轻但多次参与到创业的过程，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他能够在关键的时期把控股权卖给百度，说明他有很大的格局观，他的人生梦想是做成中国最大的旅游搜索平台。罗秋平本来可以过非常安逸的生活，不用冒这么大的风险，但他的人生梦想就是成为中国日化的第一名，打败跨国公司，变化给了他这个机会，他也抓住了关键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愿意放弃小富即安的一年一两亿利润的公司，不惜在前一两年把公司做亏损，为了未来开辟一个新天地，这是很强的格局观。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在某个领域内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会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21世纪》：投资了最好的企业家，又如何与他们形成良性、长期的伙伴关系？ 张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摆正投资者的位置。我们这些年做得最好，就是永远摆正自己是投资人的位置，跟公司的创始人保持非常灵活的合作，这也令我们相对比较超脱，避免在公司运营上介入太深，同时我们通过深入研究形成的战略格局观点还可以帮助企业。 四、三个哲学观 “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语》，是说看准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宣传，好的企业家会找到我们。 《21世纪》：你的投资哲学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抑或是一种结合？ 张磊：我们整个公司虽然看起来像西方企业的做事方式，但我真正的投资哲学是源于中国的。 我有三个哲学观，也是在公司里反复强调并实践的。分别是：“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语》，是说看准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宣传，好的企业家会找到我们。 《21世纪》：从高中读《资本论》的少年，到考入人大，再到耶鲁求学。你个人性格、思维模式、行事方式中的变与不变是什么？ 张磊：我对自己相信的东西的天真的追求始终不变，我相信的东西都会一直追求下去，甚至这个过程会显得非常地天真。 我变得更多的是能够更加理解这个世界与社会的复杂与多样性，更加宽容了。更加宽容以后，使人更容易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谅解别人，考虑别人的问题。 《21世纪》：你最尊敬、认同的投资人是谁？大卫·史文森先生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磊：我肯定是巴菲特的坚定信念执行者。我们更认可的是长期持有，很多人只是简单的价值投资者。巴菲特早期投资是捡便宜的思路，后来才变成了长期持有的思路，所以我更认可、学习巴菲特的中后期投资。从大卫·史文森身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他对自己的信念像宗教一般地信仰，他可以去华尔街赚很多钱，但他都不去赚，就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 《21世纪》：他是你未来成长的目标和榜样吗？ 张磊：每个人最后都要做自己，我从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21世纪》：你觉得成功的投资人需要有哪些特质？ 张磊：我在2005年创建公司的时候，我对我想招的员工的特质说了三个词，就是好奇、独立与诚实。对想干大事的，想有更高成就的人，除了这三点以外还要有一个很宽容，很能够欣赏别人，还要有很强的想象力。你能释放自己的想象力，第三个是很好的身体。 《21世纪》：你在创业高瓴过程中的最深感触是什么？你本人的领导风格是怎样的？ 张磊：创业中感触最深的是对价值观的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领导风格有点儿无为而治吧。我只要信任你，就会给你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与发展。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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