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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人才和创新主导经济全球化流动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在商品贸易全球化阶段，中国加入WTO，大幅降低关税，消除货物流动壁垒，提高了国内各大产业竞争力，获得了10年的高速发展期，国际贸易额和GDP是之前的七八倍，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资本流动浪潮中，虽然发达国家仍是国际资本流动体系的主要角色，但中国也已经通过建立亚投行等举措，积极在全球资本市场发力，获得了自身的发展。 由于随着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全球流动给各国带来的红利不再突出，全球人才流动浪潮的作用日趋明显。美国之所以在创新领域走在前面，是因为充分享受了国际人才红利。在美国，三分之一的专利创造来自国外移民，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国外。在教育领域，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在校生中有70%是留学生。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就业的人才里，国际移民比例从1993年的23%上升到2010年的42%。谷歌公司里亚裔比例占30%。硅谷的繁荣，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相互碰撞思想，没有条条框框，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灵感和思路。 以色列也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时只有60万人，现在约800万人，其中80%以上的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包括部分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知识、经验和创新能力，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国际人才竞争的必要性。 当下，全球化已进入第四个浪潮——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也就是习总书记所说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长期没有取得进展、世界各国亟须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背景下，世界重要经济体加快进行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谈判，以期建立新的国际贸易秩序。TPP、TTIP、RCEP、FTAAP以及“一带一路”、AIIB、G20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纷纷出现，并积极向前推进，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 作为WTO的重要获益者，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主要的推动者，这就需要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 从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企业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链重构，引发新的全球商业版图调整。企业要在这一进程中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关键同样是人才和创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企业，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实现新的商业形态，促进了全球商品流动，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商业格局。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通讯企业，通过持之以恒地自主研发、科技创新以及本地化运营，真正实现“走出去”“融进去”。这些例子无一不说明人才与科技创新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主导力量。 要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并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中国必须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制度体系，充分挖掘、利用人才红利特别是国际人才红利，调动和发挥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科技创新，释放企业等创新主体活力，真正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6年6月8日
2016年6月14日 -
王辉耀：中国智库需进行全维度持续创新
由中国最大的社会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近日在京举行。CCG主任王辉耀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智库必须通过研究内容、运营模式、人才建设以及理论支撑、体制机制改革等全维度的行业持续创新，提升质量、打造特色，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中国智库必须进行全维度持续创新 自2015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后，中国智库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高潮阶段。在中央高度重视、社会高度期待的良好氛围下，中国智库发展进入“黄金时代”。“十三五”规划已明确提出“重点建设50-100家国家高端智库”等内容。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了专门论述，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期望和要求。 智库，作为重要的智慧生产机构，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源泉，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标志。随着智库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程度正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新形势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变动和国内经济面临沉重转型任务，我国政策决策中的智库作用越发重要。同时，大数据、超级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出现、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带来的传播变革，让智库身处信息爆炸、更迭速度更快的竞争环境。 目前我国处于“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体量巨大，政府决策集中、高效、影响范围大，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尤为重要，更需要智库的广泛参与。中国智库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下，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存在一些隐患和问题，迫切需要创新发展。与来自国内外的智库专家一同探讨智库问题，交流借鉴国际经验，提升中国智库水平，促进中国智库对科学民主决策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面临国内外环境改变赋予智库的新任务、新起点和战略机遇，中国智库必须通过研究内容、运营模式、人才建设以及理论支撑、体制机制改革等全维度的行业持续创新，提升质量、打造特色，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 为更好地分析智库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与新问题，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发展建言献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举办国内首个专注于“智库创新”的会议--“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峰会荣幸地邀请到了国内外优秀智库代表和研究专家，围绕中国的智库创新进行意见与经验的介绍交流。峰会还邀请了国内主流权威媒体参与会议的讨论，对会上嘉宾的真知灼见进行深入广泛的传播。 作为峰会的主办方，我建议各位与会嘉宾能够畅所欲言，非常期待聆听各位的真知灼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愿意和国内外同行一道竭尽心力，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通过智库加强科学民主决策 本次会议是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聚焦智库创新的峰会。中国智库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特别在中国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需要大家关注中国智库怎样走，下一步怎样发展。今天有三十多位参会嘉宾进行了发言和阐述，包括众多国内一流智库代表、媒体代表和官产学界代表，还有来自海外的智库领域代表。大家都很有使命感，认为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很有意义，不管在国家形象建设、话语权和思想力方面，能够出更多的成果。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头脑风暴，对未来中国智库建设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我想说，智库还能为我国的科学民主决策，为我们的民主进程起到更大的作用。我们六十多年来有建言献策渠道，有八大民主党派，有两会、政协、人大等各个渠道，包括部委的研究院。现在智库在中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成长起来，扩大了各方面建言献策的渠道，特别是反映了来自基层和各行各业的声音，扩大了传统民主党派建言献策的渠道，扩大了中国社会参与式民主的范围，涌现出了更多更好的平台、更多的机制，这对中国科学和民主决策来说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在研究智库。大家知道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关于竞争的“五力模型”，那么我们把智库方面归纳成“政策影响力、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和国际输送力”，我们应该更多地打造智库的五力模型。 今天我们谈得很具体，智库的人才、智库的运营、智库的资金和智库的建设等。共享领导、文化塑造、战略设定、组织结构设置、信息网络运用等，都是我们需要不断面对、研究的一些新的课题。近期的“科技三会”上也重点强调了创新，智库的创新永远在路上，而且对于中国当下也是特别需要的。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可能比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执政党的决策是高度集中、有效的。一项成功的决策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一项错误的决策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一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智库来加强科学民主决策，加强智库建设就更加重要。 （根据王辉耀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6月14日 -
李成：智库在政治生态中扮演什么角色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和“美国十大智库”排名中，布鲁金斯智库均名列榜首。近日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资深研究员李成接受记者采访，解析了美国智库的角色；说明了布鲁金斯学会影响力的秘诀、资金及质量的来源；并宣称中国正迎来“智库的春天”。本文根据采访内容整理而成。 一、美国智库扮演三种角色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智库被称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部门”，或“第五种权力”（在美国，媒体习惯上被称作“第四权力”）。在制订政策的时候，智库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严格意义上的智库，不同于民间的咨询公司（咨询公司是营利的），也不同于游说机构（游说机构不作政策研究），同样不同于一般的基金会（智库研究本身实际上需要外界资金赞助）。其目的，在于引导政策。 在美国，智库主要扮演三种角色：知识传播者、研究掮客、政要储备池。 美国政府每4年换届一次，换届时，会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里的位置需要更替，其中，会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来自智库或高校。这就是俗称为“旋转门”的美国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 应该说，智库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源于美国人内心深处对于政府和政客的不信任感，他们认为需要更加多元化的声音。因此智库不但提供咨询，也批评政策。 二战之后，美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增强，加上当时经济繁荣企业富裕，上世纪40年代，美国迎来了智库大发展的时期。 布鲁金斯学会是最早成立的美国智库之一，又位于华府的核心位置，长期以来都在参与美国重大内政外交决策的过程，比如二战期间的罗斯福新政、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和联合国成立等，对于美国税制改革、预算和福利政策，更是有过重大影响。 二、百年布鲁金斯保持全球领先影响力的秘诀 布鲁金斯学会有个“座右铭”：质量（Quality）、独立性（Independence）、影响力（Impact）。 布鲁金斯学会至今仍然坚持非营利、非党派的原则。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与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其实在“非党派”这一点上要求严格。如果我们邀请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来演讲，也一定会同时邀请民主党的桑德斯或共和党的特朗普。 研究人员每年都要签字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如果要去“站台”，须先离职。甚至在准备参与竞选的过程中，不可以使用工作时间，甚至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学会的电话和复印机。 研究人员还要进行财产申报——除了工资以外，超过5000美元的所有收入都要告知，所从事的咨询活动也要申报，为美国政府进行的咨询活动要特别申报。 还有，布鲁金斯学会不作指定课题的收费报告，主要接受不指定研究内容的捐款（unrestrictedfund），且所有的报告，包括给美国总统的报告，都是公开的。 不过，美国有些智库是营利性的，比如兰德公司；有些则有强烈的党派色彩，如传统基金会倾向于共和党。 三、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捐助 以2013年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资产是3亿美元，年预算为9500万美元——其中一部分（约11%）来自于资产的拨款，大部分（84%）则来自于捐助。 在得到的捐助中，大部分（80%左右）来自私人捐款。布鲁金斯学会目前60名董事会成员中，就包括了一些最为慷慨的捐助人，如董事会主席、中国中心主要捐助人约翰.桑顿先生。董事会不参与学会的具体管理，但指定其发展方向，并决定总裁人选。 另外百分之十几来自各国政府捐款，如中东的阿联酋、欧洲的丹麦和挪威政府。但接受这些政府捐款是否会导致丧失“独立性”，目前有争议，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政策出台。 为了保持独立性，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捐款尤为谨慎，目前只占接受捐款总额的不到1%。 此外，还有约3%的收入来自职业教育与培训，2%来自于出版物。 四、专家不能只是象牙塔里的学者 研究质量，归根到底，来自于高质量的人才。所以，布鲁金斯学会对于研究员的要求极高，一般需要达到三个标准：是所在领域内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及在公共领域内的影响力。 我们的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等顶尖高校非常相近。学会目前的全职研究员中，大多数是高级研究员（即正教授级别），有90名，普通研究员（即助理教授级别）较少，只有20人。换言之，能够进入布鲁金斯学会的，基本已是各领域内的“领头羊”。 同时，我们希望自己的专家不是“过去的专家”，而是“未来的专家”，有前瞻性思维和视野，能够影响未来政策的走向。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不能只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要积极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具有影响媒体和决策的能力。 五、新的百年面临四大挑战 下一个100年的挑战，首先是如何维持布鲁金斯学会对独立性的重视和保持在美国高层决策中的影响力之间的平衡。 其次，在媒体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时代，传播观点和塑造影响力的手段都在改变中，我们该如何适应？ 出书和写报告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长项，但在阅读越发“短平快”的时代，我们是继续出书和报告，还是改变风格适应新媒体，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 第三，目前世界格局处在剧烈的变化中，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选择未来10年的研究课题？ 第四，顶尖研究人员的聘用费用越来越昂贵，在美国经济并不特别景气的时候，怎样才能聘请到最好、最有前瞻性的人才？ 六、中国正迎来“智库的春天” 如果追根溯源，智库在中国可能比在西方出现得更早。中国古代的“师爷”，就是智库的一种形式。2000多年前，孔子在曲阜讲学，与弟子论道，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为当时的王朝进行治国理念的研究和咨询。 但现代概念的智库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仍然在西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作的2015年“全球最有影响力智库”排名中，前10位美国占了6个，英国有3个，亚洲还没有一家进入前10。中国的智库，目前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但中国最高领导层近年来对智库发展特别重视，把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高度，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智库——包括美国在内——获得如此之高的重视程度。因此，中国智库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可以说是“智库的春天”。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智库目前还比较弱。这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很多使用中文研究的智库，在目前英文主导的国际学术圈，很难产生较大影响力。 我觉得，中国智库如果想要提高影响力，首先要深入研究西方——特别是美国——是怎么来运作智库的，其学术声誉是如何获得的。 智库发展会有个较长的过程，但我对中国智库的未来基本持乐观态度，未来5至10年应该就可以看到比较大的进展。文章选自思客网，2016年5月15日
2016年6月13日 -
焦涌：始终追求人生价值的创业者
理事简介焦涌，北京成华合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2012年3月，已经担任恒大集团副总裁的焦涌选择急流勇退，宣布加入东方园林合伙创业，成了当年地产界最大的新闻之一。作为职业经理人，选择在职业生涯的巅峰状态创业，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风险，许多人都表示难以理解。毕竟恒大是个不错的事业平台，作为集团高管既有面子、又有舞台，还有业内羡慕的薪酬等等。而焦涌内心非常清楚，他喜欢创造性的工作，需要一个真正能让自己施展才能的事业舞台，希望事业的每一步成长能跟自己有关。“这已经不单是成就感的需要，更是想让自己的激情和创造力得以施展和发挥。” 追寻人生价值 回望焦涌在恒大的工作历程，从带着一个人到哈尔滨开疆辟土到带着13 个人创办海南公司的激情岁月，从第一个项目开盘旺销到海花岛的签约落地……他在恒大的工作经历，似乎也都是一个个创业的过程。 受到打造东方田园美丽乡村的梦想感召，焦涌加入东方园林创业团队。那时他认为有一批跟自己背景相似的人一起创业，既拥有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又可以复制成功的基因。但很快焦涌发现, 虽然大家出来创业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但真正愿意一切归零、立足现状重新设计商业模式、做自己创新业务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还抱着以前的技能期待发挥更大作用。从大公司的高管一夜之间转变成一个创业者, 这种心态的变化很难, 能力转化也不容易。 焦涌最后得出结论, 创业公司并不是大公司的缩小版, 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就像大公司的典型做法是先做市场调研, 再研发产品, 然后去寻找目标客户, 并做推广；但是对于创业公司来说, 完美的计划并不存在, 它们需要不断试错, 不断修正之前对市场需求的设想, 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创业者必须在“机会导向”和“坚守主业”之间不断做出选择，既要去寻找并把握各种机会，解决公司生存的现金流，还要考虑公司的长远发展，致力于打造公司的核心业务。同时，创业一定要有试错的勇气和思想准备，如果不给创业者试错的机会，资本可能就连一点温度都没有了。焦涌从东方园林这段经历获得启发：你所坚信的东西未必正确，未必能保证获得未来的成功。如果一家创业公司的初始价值观不能很好地平衡这两个方面，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领导力教练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曾说：“那些过去让你成功的东西, 并不会让你继续成功”。这句话提醒和鼓励了焦涌，他毅然选择独立创业。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于那些组织内部的管理者，随着职位的提升，以前的那些技能未必适用，必须发展出新的能力。随着从管理者到创业者的转变, 这个规律也同样适用：那些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管理者的因素, 未必能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 焦涌选择再次创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想的感召，他认为如果人生不能实现一次自己的价值，生命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短短三年，不论是成华合生，还是佳盈金控，焦涌带领创业团队不断前进，已经拥有了中国最大的佛教文化艺术版权中心，拥有了致力于去库存的全国房地产销售平台，拥有了致力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的ppp 投资平台。焦涌透露，成华合生未来还将参与美丽乡村的建设计划。他说：“创业的路很漫长，我们才刚刚起步，但每一步都希望走的扎实、果敢。”创业者的特质 在焦涌看来，对于创业者而言，不管过去多么辉煌，一旦选择创业，首先要做的是清零，不要因为过去的成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还会继续成功。他说，创业首先要调整好心态和状态。心态就是从打工心态到老板心态的转变，责任和担当都会不同，风险偏好也会不同；状态就是要有一定的资源、资本基础，还要有良好的合伙人结构和执行团队。 当下的创业热潮中，创业项目同质化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此，焦涌建议，创业需要找到市场上一个真实的痛点，并且想办法刺痛它，而不是因为专家说什么东西火就去创什么业。创业者要用脚思考，如果大家都说好的事，就别做了。他把这称为创业者的“小众思维”。 谈到创业最重要的因素，焦涌坚信创业者自身的特质对创业能否成功至关重要。他详细说明了创业者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冒险精神、执着坚韧、人格魅力、创新精神。敏锐的市场嗅觉就是要对趋势和潮流有准确的把握，具备长远眼光，拥有战略意识。创业者需要勇于冒险、敢于试错的精神, 这不是无知者无畏，是基于对风险的充分预估，是充分论证审慎决策的自信。创业既需要使命般的激情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这是在正确的方向上的坚持，智慧而不盲目的坚韧执着。人文底蕴会赋予创业者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才的追随，最终形成一支优秀团队，他们将是成就一个伟大企业的重要基础。互联网时代，不创新就没有明天，成功的创业者一定不会墨守陈规，而是勇于并善于进行自我革新，可以选择小众突围，这样才会前行无阻。 滋养人文精神 焦涌从小学习书画且颇有所成，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书法绘画对人文精神的滋养。 焦涌说，人文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素养，是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它关乎公平、正义，就存在日常的生活和人和人的关系中。“人文也好，宗教也罢，懂得尊重别人，才能好好爱自己。好的素质是一种人文，也是一种修炼，心静内观，悠然自得。” 焦涌曾写过一篇博文《领导者需要人文精神》，主要观点就是组织管理者的领导力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因为人文除了是一种修养更是做人的哲学。他认为领导者有没有人文精神首先要看他能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是利我还是利他，是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从优秀走向卓越是对每一个组织领导者的期望与需求，没有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领导者恐怕很难优秀更谈不上卓越。领导者需要有做人做事的信念，它不仅是成功者的一种态度，更是卓越者必须具备的人文精神！” 有感于中国书画艺术在西方美术为主导的世界文化语境没有合理的地位和角色，焦涌20 岁时创办了学古斋收藏机构。近20 年来，学古斋立足中国美术史为体系脉络的学术体系收藏，立足中国书画在世界美术史的学术定位，推动中国书画走向世界。至今，学古斋机构共收藏宋元以来名家字画1300多件，明清名家篆刻印章1800 余枚。今年五月西泠印社将出版《学古斋藏书画精品集》，是对学古斋收藏的阶段总结。 此外，学古斋收藏机构还曾先后赞助了中韩艺术家交流展、虹空间艺术沙龙等，并在2014 年发起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志在让中国传统书画创作的文人精神发扬光大。目前，海南十九度艺术区2000 平米的学古斋收藏馆和艺术馆即将兴建，届时，学古斋机构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学术活动会越来越多。人物简介焦涌，CCG 常务理事，北京成华合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艺资本联合创始人、中国佛教文化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学古斋艺术品收藏机构创办人。1971 年生于辽宁黑山，满族。哈尔滨工业大学工民建专业本科毕业，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比利勤大学管理学哲学博士。曾任新加坡仁恒集团总裁助理，恒大集团副总裁，东方园林产业集团合伙人高级副总裁。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4月刊总58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6月8日 -
孙立哲：不抱怨，要弄潮
理事简介孙立哲，万国集团董事长兼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编 语】 孙立哲是被打上了强烈时代烙印的一个人，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赤脚医生的传奇”说明了他的经历，“时代的弄潮儿”点出了他的精神。挚友史铁生曾评价孙立哲是在“用冲刺的速度跑长跑。不干成个事情，不算完”。“我不认为他能够承认失败。他从来都是一个赢家。他必须要赢。”这应该是对孙立哲人生态度最中肯的描述。“抱怨是无用的，关键是增强适应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利于我们的人生。” 孙立哲小时候的愿望是成为一个数学家，当时他家住在华罗庚的隔壁。华罗庚家有一台电视机，于是孙立哲认为成为数学家后就可以看电视了。随后，“文革”爆发，孙立哲的人生轨迹被扭转，他随广大知识青年一起下乡，成为技艺精湛的赤脚医生，并被作为典型而受到表彰。然而，命运急转而下，“文革”结束使孙立哲猝不及防地成为被批判对象，身心俱损，住院一年多，几近奄奄一息。 在朋友们的多方援救下，孙立哲终于走出低谷，考上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后来去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志在往医学方面发展。谁知读书期间，他却患上严重的哮喘病，对动物皮毛过敏使得他的哮喘病日益恶化，最后再也无法走进实验室。不得已，他放弃了自己的医学梦想。 生活窘迫且艰难，孙立哲只好自谋生计，走上创业道路。他和一同赴美的家人开过饺子加工店，夜以继日地包饺子。后来，他和妻子发现了图文处理技术的前景，创办起芝加哥万国图文公司，开发了世界级水平的多文种PostScript 字库，公司迅速膨胀壮大。然而此时妻子被查出患了癌症，孙立哲带着她回国治疗，同时希望能把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电脑图文技术带到中国。没过两年，妻子去世了，孙立哲自己也被查出患了癌症。种种打击之下，他选择返回美国治病。 屡次经历大起大落，孙立哲对于困境有了超强的承受力。他谈到，每个人都希望事情朝着自己的想象去发展，但生活常常会出现意外，因此要学会接受生活，适应各种变化。他用自己“文革”后被批判的经历来举例：“试想，在我陷入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天天抱怨老天的不公，天天痛哭流涕，那么我现在很可能还在农村。抱怨是无用的，关键是增强适应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利于我们的人生。”“当你面对一股巨大的潮流时，重要的是行动。无论它是什么--下乡、上大学、出国、回国--都不重要。我必须得弄潮。” 奇迹般地康复以后，孙立哲再次回国创业。在与一个出版社社长的交流中，孙立哲发现当时国外图书的版权引进还大多通过出版中间商，例如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出版人，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扮演中外出版业的中间人。同时，他也敏锐地捕捉到了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国人的阅读需求必然要变，他要追赶上这个潮流，“当你面对一股巨大的潮流时，重要的是行动。无论它是什么--下乡、上大学、出国、回国--都不重要。我必须得弄潮”。 孙立哲引入一系列现代人生活和工作需要的图书，被称为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的“把门人”。他与电子工业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引进计算机图书版权。后来，万国集团公司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资成立了华章公司，主要引进经管类图书；并与辽宁出版社合作，负责“吉尼斯”系列图书的代理；又与轻工业出版社成立了万千公司，专门引进心理方面的图书。毫不夸张地说，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的国外引进图书，大部分都与孙立哲有关。 在出版业内成果累累，这也成为孙立哲的主业。但事实上，他当年回国开了30 多家公司，“有医疗器械的，有进出口的，有教育型公司，有学校、印刷厂，但大部分都倒了”。他在一次海归创业论坛上谈到自己的感悟：“很多海归创办了一些成功的企业，拥有很多资产，这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海归创业很容易成功。但我觉得，对于广大的海归来说，创业成功应该是非常态的。其实，创业处于困境中，或者正处在努力追求成功的道路上，这才是海归创业者的常态。” 虽然经历了重重挫败，孙立哲认为支撑他创业成功的是他不断学习的精神，自己是“上瘾式”地学习。“我这些年不管是做企业还是做投资，都是有效地利用了当年在海外的学习方式。这种欲罢不能的学习方式，我觉得效果很好。”孙立哲在创业过程中，还在美国大学拿了多个硕士学位，涉及商务、法律、金融、制药，在52 岁时毅然重返校园，是他上瘾式学习的最佳佐证。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6月1日 -
王缉思：中日相互形象分析
专家简介王缉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近代以来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三个国家，是日本、俄罗斯/苏联和美国。其中日本同中国在人种和文化方面最接近，而对中国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心理创伤也最严重。对于当代日本而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则非中国和美国莫属。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相互看法之重要，感情之复杂，不亚于当代世界上任何一对双边关系。《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专门研究从古到今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其意义不言而喻。书中不仅运用了丰富翔实的资料，而且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中日关系深入细致的观察，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良苦用心，以及对改善双边关系的殷切期待。作为这本著作的首批读者之一，在此不揣冒昧，同广大读者谈几点自己的阅读体会。读了本书对中日关系变迁史的陈述后最深的感受，是日本从古到今从来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过中国。古代日本怀着敬畏、崇拜之心仰视中国，全方位学习、模仿和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打败中国、日俄战争重创俄国之后，日本转而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对中国的亲近感和敬畏之心永远成为过去，轻视乃至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直至侵略、奴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而其时的日本不仅经济凋零，还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军事占领，无权拥有正规军队。按理说，战后的日本该仰视中国了。可惜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联合国的中国席位又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不过，正如本书所揭示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社会主流的中国观再次对中国开始充满崇拜和憧憬之情，而且这次的崇拜与憧憬不同于历史上日本人对作为日本文化源头的中国文化长期抱有的崇拜与憧憬，而是一种对通过革命手段建立新国家的向往，认为新中国的道路才是日本应该走的道路。同时，在面对一个值得崇拜的中国时，他们自然认识到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所犯的各种罪行，于是在崇拜感的同时又多了一层反省和赎罪的意识。”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及其后几年里，日本视中国为“理想之国”的观念彻底崩溃，“崇拜憧憬”转成“彻底失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有了更多了解，日本的经济实力远强于中国，不少人又开始同情中国，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改变相对落后的状况。换句话说，“仰视”又一次转为“俯视”。冷战结束前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多重摩擦，加上中国实力的迅速上升，使日本的中国观又一次发生转变，可以说既非“仰视”或“俯视”，又非“平视”，而是本书作者所说的“厌恶”和“恐惧”。我相信，这两个令人不快而且吃惊的词语是作者经过仔细斟酌才使用的，也许是准确和客观的，也因此而发人深思。当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只是国际法和外交中的一种说法，而非现实常态，国家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才是常态。一个国家的国民平等地看待和对待另一个国家，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曾在“仰视”和“俯视”之间两次交替，今天又出现了“厌恶”和“恐惧”，的确是国际关系中的特例，也是日本对外关系中的特例。拿日美关系来说，从1854年佩里将军率领美国舰队强行敲开日本国门到今天，两国实力对比的天平一直朝美国倾斜，除了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外，日本一直“仰视美国”。在日韩关系中，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强占了朝鲜半岛并据之为殖民地，至今在国力指标的主要方面优于韩国，所以日本对韩国和除中国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从未有“仰视”之感。日本对俄罗斯不乏疏离感，而对欧洲主要国家，现在则可以谈得上“平视”。对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日本都没有“仰视变俯视”、“厌恶”加“恐惧”的特殊情结。理解日本对华态度的这种特殊性，才能理解中日关系为何陷入了一个长期的难解之结。我听到过国内一些评论者，包括一些日本问题研究者，认为日本民族生性缺乏平等意识，只懂得尊崇和服从强者，轻慢弱者;日本人之所以现在还不尊重中国，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他们说，等到中国实力足够强大，在国际上跟美国平起平坐乃至超越美国，日本人就会乖乖地服气，就像现在对美国那样，对中国俯首称臣。对于日本的民族性，我没有做过研究，也没有资格评论。但就本书所写到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日本的形象而言，上述观点就似是而非了。这种观点背后其实还有一个立论，即国际关系的本质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弱肉强食：不仅日本，其他国家在国际社会也都只认识实力而不遵从道德规范。本书所做的日本民意和舆论调查、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状，都难以支持这一立论。一项调查显示，许多日本人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国，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最好的结果，就是强大了以后，中国能够做个‘温柔的巨人’”。 我觉得“温柔的巨人”的比喻既生动又贴切。其他邻国看中国，台湾人看祖国大陆，大概都持有类似的感情和期待。权力政治当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内容。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确只能用武力消灭而不能靠言辞说服。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只有在正义、合法的目标下才能长久发挥效力。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政治学理论，古今中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文明都有类似的名言警句以告诫自己的政权。以长期称雄于世界的美国来说，它的硬实力在冷战时期是越南的几十倍，后来又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几十倍，但与这些国家的战争无一例外地让各个时期的美国泥足深陷而无法自拔。且不论中国何时才能在实力地位上超过美国，让日本人“服膺”，就今天的中日关系而言，主要问题不是出在中国的硬实力不够，而是出在精神层面和政治层面，即中国的软实力远远不足以让日本人喜欢或者“服气”。本书提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中国、印度、德国和美国五个国家中，日本人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比例高达48.9%，其次为德国(36%)、印度(9.3%)、中国(4.1%)，喜爱程度最低的是俄罗斯。喜欢美国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发达;喜欢中国的主要原因则是中国的灿烂文化和高速发展的经济。谈到日本人对美国的看法和感情，不禁想起同我有过一些个人交往的已故著名日本电影演员高仓健先生。在2009年的一次长谈中，我问起高仓健先生最喜欢的电影，他毫不犹豫地推荐获197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美国电影《猎鹿人》(The Deer Hunter)，后来还特地赠送我一张这部电影的光盘。他说，《猎鹿人》这部电影他已经看过22遍，很快还要再看一遍。以我的理解，高仓健先生之所以如此钟爱这部电影，是因为它以越南战争为背景，却没有局限于对越战及其发动者的谴责，而是深刻揭露了战争给人性造成的严重扭曲和彻骨伤痛。高仓健先生毫不掩饰自己对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的恶感，但对美国文化和美国人却颇有好感，认为只有美国人才能制作出如此感人而深邃的文艺作品。我当时就想，如果当代中国人能拿出感动日本国民的若干精神产品，何愁中国在日本的国家形象呢?本书恰恰揭示了这一缺憾：“自近代日本推行西化政策以来，中国文化对日本民众的吸引力大大下降，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程度也远远低于西方欧美文化。”我们可以把产生这一缺憾的原因归结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偏见，因为绝大多数日本公众都只能从本国媒体的报道中了解中国，而中国媒体由于种种原因很难进入日本社会。但是，更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人普遍认为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更高。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都认为他们赞同仁、义、礼、孝这些价值观，……远高于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对这些价值观的认同。也就是说，日本民众认为中国人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度是极低的”。可以由此引申说，日本人认为他们对两国都认同的价值观的认识和践行，要高于中国人。我们当然不喜欢听到这样一个结论。但是，对照起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和国民素质，我们又不能不深刻反省自己，更没有理由将之归咎于媒体。书中提到的涉及中国公民的个别案例，包括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对他的几位中国学生缺乏诚信的评论，都令人痛心。在纠正日本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提高中国对日舆论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方面，本书提出了许多中肯而有益的建议。同时，我相信本书作者会同意我拜读书稿后做出的一个基本判断，即改善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法治进程，让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公民更加文明、礼貌、友好、守信。只要中国社会在继续进步，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就会越来越好。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充分自信。本文为王缉思教授为《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书所作的序。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6年5月18日
2016年5月30日 -
毛大庆：伟大的创业者带给世界生生不息的灵魂
专家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如果我有偶像的话，是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里的两个人：邓稼先与郭永怀。他们俩一位1968年我出生那一年壮烈牺牲了，一位1986年去世的时候轰动海内外。他们的故事赋予了我一种创业精神和创业情怀，让我感悟到，对创业者非常重要的，不只是商业模式，一夜爆红，或者面对投资人。伟大的创业者留给后人、留给世界、留给时代的，应该是生生不息的灵魂。 1986年轰动海内外的这个人是我心里面一个伟大的创客，这个人叫邓稼先，是我的邻居。我从小是邓稼先看着长大的，我特别荣幸我被这么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抱过。1958年秋天，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找他，说党中央决定中国想放一颗大炮仗，做这个大炮仗的活儿，我们商量就交给你了，因为只有你是学这个专业的。这一年，邓稼先34岁，接了这个活以后，晚上他和他的太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可能我这辈子都在干这件事，也许我会死在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后悔，又还不能说做什么。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大孩子三岁，小孩子一岁。妻子许鹿希表示支持。 于是要成立一个团队，他找了一个他的同学，就是我说的第二位偶像：郭永怀。当时的环境可比今天的创业团队艰难得多。国家在今天北京北三环外面给了他们一块地，这块地当时完全是高粱地、坟地，什么也没有。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清华和北大招了28个学生，28个完全不知道核物理是什么东西的物理学大学生，组了个团队。邓稼先很白，叫大白熊，光着膀子跟一帮大学生在那垒砖头、盖房子，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研究所。他们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郭永怀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1963年，完成了理论设计和冷实验。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 当时完全没有良好的防护设备，头两次爆炸，当碎片洒落在戈壁滩上的时候，邓稼先那时候就扑到戈壁滩捡起碎片，当他捡起碎片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因为那里边的核辐射是人体无法抵抗的。后来他病重，我去医院看他，他头发里边核辐射的含量是正常生命能够抵抗的300多倍，难以想象一个正常人能够带着这样的核辐射活到了62岁，当时他全身都是癌细胞。 1968年12月，郭永怀从原子弹基地带着一份非常重要的氢弹数据紧急向北京飞，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等飞机要降落的时候，突然失去平衡，扎进玉米地里爆炸，郭牺牲了。当时总理派人去清理现场的时候都惊呆了，郭永怀跟他的警卫员紧紧抱在一块，一共上了六个人，才把这两具尸体像掰铁片一样掰开，两具尸体的前胸、肚子完全都没有烧坏，夹着一个公文包，公文包里就是重要的核数据。 每次讲到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都热泪盈眶，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灵魂。正是有了这一代人白手起家的创业，才有了改革开放以后的84派、92派、15派等创业者的涌现。 老一代创业者身上有两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第一点，创业其实最重要的，除了商业模式，除了网红，除了分红，除了投资人以外，我想伟大的创业者需要伟大的情怀和伟大的信仰，和那些生生不息的灵魂。这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创业精神。第二点，要向他们学习的是，对那种创业的态度和那种执着，那种拿命去换创业成果的态度。今天的中国创业与创新更需要对核心技术、对科技、对那些能够改变人类生活、影响世界的领域有更多的投入。我觉得真正改变世界的是这些伟大的精神、核心技术和崇高的信仰。毛大庆简介 博士、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兼CEO、亿润投资高级合伙人、万科外部合伙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北京市青年商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2005委员会副会长、全联不动产商会副会长、北京市青联常委、中民投决策委员会顾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常务理事、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金海生态庄园独立董事。爱好马拉松运动，截止2016年4月，已经完成全程马拉松37个、半马14个。著有《城市人居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永不可及的美好》、《无处安放的童年》、《一口气读懂新加坡》，译著《奔跑的力量》、《朝圣波士顿马拉松》等。文章选自领投投资人中心，2016年4月29日
2016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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