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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雷：机会是永远存在的，不同的只是表现的方式
李雷，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辑部 李雷，1992年获得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全职MBA学位。拥有六西格玛管理黑带认证。曾在欧洲和北美学习、工作了七年，加盟SABIC之前，曾担任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兼北亚区总裁，沙特基础工业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的合资企业--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外资委员会执行委员。求知无止境 80年代中期，我参加教育部的出国人员考试，过五关斩六将地通过考试拿到出国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的机会。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学位。当时我的导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从美国回来，建议我去攻读MBA学位，这在中国是一个新的专业。我们已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但没有管理现代化，可是已经预见到中国经济起飞后会在经济、企业、生产活动、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遇到管理跟不上的情况。所以，听成先生介绍这个专业时，我非常吃惊也非常兴奋，希望有机会到国外去攻读MBA。 最终决定出国，基于三个原因：一、对MBA这个学科好奇。到现在为止，MBA的翻译仍不是很准确，很多人都拿“工商管理硕士”的翻译开玩笑，说学完了是到国家工商管理局工作，其实不是这个概念。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而我原来是学工程，对这个学位一知半解，对管理科学的兴趣是吸引我出国的第一个原因。二、当时中国百废待兴，正处于起飞阶段，作为年轻人，有一种报国的情怀，希望学到新知识报效祖国。三、中西教育制度不一样，在经历了中国的教育制度后，我对国外的教育制度非常好奇。再加上我从来没出过国，所以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教育部的出国人员考试，最终通过考试，拿到了奖学金，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是一个英文的学位，对我也将是一段很不错的经历，特别是能够在欧盟总部有这样一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非常兴奋地踏上了征程。 我到达天主教鲁汶大学所在地鲁汶后，最大的感觉是非常安静。抵达时是晚上十点多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次日，我才发现这个城市非常宁静。我读过历史，知道历经二战后，欧洲很多建筑被战争摧毁。所以，看到这个城市的面貌恢复如旧时，我非常惊异。房子都是新的，但在外人看来还是老世纪的有特色的房子。对于一个刚刚出国的中国年轻人来讲，这里的一切，包括语言、人们的衣着、行为，都让我非常好奇，这里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 学期开始后，感受到的最大的不一样是课程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特别是每天的阅读量。当时我们都开玩笑说教授讲课是最容易做的工作，因为他们讲课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纲，上课时天南海北地讲，讲完后给我们开出至少四五本需要读的书。我们要在茫茫书海中，基于他的思路和话题去寻找需要学习的知识。虽然出国之前，我接受过强化式的英文培训，但还是感觉语言不够用，阅读非常慢。一天下来根本完不成教授要求的阅读量。其次感觉到教学方式不同，案例研究、学习小组讨论等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里是没有的，而西方教育是鼓励学生自己去大量阅读，去探索知识，得出结论。 留学带给我很大的变化，首先，对我来说，去比利时读书是我第一次出国。其次，鲁汶大学完全开放的独立自主的大量阅读的教育系统让我受益颇深。如果说我现在的职业生涯发展有一点点的成绩，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我在那两年半留学时光里习得的技能和远见。而留学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比利时有三种语言：法语、荷兰语和德语，学校里的绝大多数国际学生都讲英语。在这种多元文化交叉的范围内，我了解到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沟通方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学会了在西方文化中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距离感，很好的朋友可以非常好，但是之间要有一定距离。人是必须要吃苦的 1992年，我MBA毕业后去了美国，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尽管邓小平南巡讲话改变了中国的犹豫不决，能够大胆进行改革，但进展还不是非常快。大家对中国的局势还持观望态度。二是对学MBA的学生来讲，学习只是第一步，学完后还需要进行第二步--实践。我希望能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有一个实习机会。所以，我去了美国，在美国工作了两年多。 在美国的两年是艰苦奋斗的两年，当时确实艰苦，但也充分地帮我了解了美国社会，并让我在语言和文化上受益匪浅。人是必须要吃苦的，虽然当时会很艰辛，但日后回想起来会有些怀念，也会感谢那段岁月教会了自己很多的东西。两年后，我决定回国，一是看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希望，看到了国家是诚心诚意地欢迎海外留学生回国。二是当时有一家在中国的德国公司希望我回国，他们提供的工作非常适合我的想法。三是希望和家人团聚，在我们中国人观念里，“父母在，不远游”。 回国之初，难免有一些不适应。最直接的就是语言转换。在国外，工作、生活都是讲英文，已经习惯了，很多时候会不自觉地脱口而出。第二个是文化上的切换，从国外回到中国，有失望的地方属正常现象。面对这种情况，需要调整好心态，明白自己换了一个环境，差别是会存在的。当然，并不是出去几年后回来一定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以至于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底、自己的国家都忘记了。 比利时的留学生涯和美国的工作经历，让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深了对MBA的了解。现在中国的情况与我们那时相比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国内对MBA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甚至还兴起了一股读MBA热。但其实我不太认同国内将EMBA和MBA分开教学的做法。这种做法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非议，让人们对EMBA的教学质量产生质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人花钱去建立一个小圈子，积累人脉。我在鲁汶大学读书的时候，MBA和EMBA的课程是一样的，只是允许他们用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学业，所以，相对来说EMBA的学生面临的挑战更大。而且老师跟工业界的联系非常密切，有些教授甚至有自己的咨询公司，真刀真枪地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另外，班级的国际化程度也很高，我们班里的学生60%以上是国际学生，欧洲学生只有40%，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让我收获很大。 就我自己读MBA的经验来说，有三点可以分享的经验。首先，别人的建议很重要。当时如果没有成思危先生的建议和热情鼓励，我可能都不知道有MBA这个学位，也就更不可能去读这样一个专业。其次，要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读MBA，读MBA也不一定解决所有的问题。MBA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有用且能够培养优秀人才的学历教育，它的教育很全面，不仅包括财务、数学、管理、投资学，还包括行为科学，在此基础上再去培养沟通能力。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这样的平台，每个人要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理性地去看待和选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专业和平台。 对于希望读MBA的学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还是建议读名校。我当时是拿国家奖学金去读的MBA，只能去比利时。虽然我就读的鲁汶大学是比利时最好的商学院，在欧洲排名也很靠前，但在世界范围内不是最靠前的商学院。读名校至少有两点优势：一是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名校的教育水平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名校里有名师，甚至是大师，可以接触到专业领域里很优秀的人。二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社交圈子，名校毕业生的质量总体来讲是不错的，成功的校友相对更多，他们做到更高级别之后就会希望回母校继续汲取更多年轻的人才，这就会建立起一个很好校友圈子。海归也是平常人 现在，我经常面试别人。我们考核一个潜在员工时，主要看他适不适合做这份工作，有没有能力做这份工作。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眩目的工作经历只是在简历审阅的前期获得加分，但并不起决定作用。真正重要的是面试，甚至是试用期，我们会通过这些环节来发现应聘者是不是真的具备我们所需要的能力。在跨国公司里，语言、计算机知识、领导力、沟通能力、团队精神是必须的。海归可能在这些方面，特别是多元文化沟通方面领先别人，但还会有其他几个考量，比如领导力、团队精神、表达能力、个人技能等。对公司来讲，海归与没有留学经历的员工的贡献差别不是太多，海归成功的概率可能高一些是因为他们具备语言能力和多元文化的沟通能力。在公司内部，这会让海归跟其他同事比起来更游刃有余。关于海归、留学，我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通过留学，第一要学会听懂故事，也就是说，在公司里面，明白别人给讲的是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第二要学会讲故事，能够把关键的意图讲清楚，并让别人接受。所以，如果能够听懂故事，并能够讲出一个好的、被人接受的故事，就说明留学成功了。 现在，社会上对于留学看法不一，特别是“海带”现象出现后。对于留学这件事儿，我们要用历史观来看待它。我们那一代人时，考大学是二十个人里面选一个，出国很可能是几千个人里面选一个。不太谦虚地讲，能出国留学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所以，回来后都能很快地找到可以发挥特长的工作。不管是经商创业，还是加入外企、政府，都工作得比较顺利。现在，留学只是一个很正常的教育途径。从数字上来讲，现在回来的人比我们那一代回来的人多得多，这就很自然地造成了一个不再“物以稀为贵”的情况，所以，留学生必须要在市场中去竞争。千万不要把留学神化了，认为留学出去的每个人回来后都一定是英雄，一定是金子，这是不一定的。从正态分布来看，两头最优秀的和跟不上队的都会有，当母体从一百变成一百万时，虽然比例未变，但跟不上队的人绝对值确实增多了，这是一个正常的正态分布。 “海带”之外，再归海现象也越来越多。我们当时出国留学，很大一部分人是公派留学，国家出钱。所以，我们有回国报效国家的心态。现在，很多学生出国是父母出钱，他们会有投资回报的压力，也有社会舆论的压力。面对这些压力，一些人选择了再归海，也是正常现象。 海归的数量不断增长，竞争的压力也在加大，但是机会是永远存在的，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很多归国人员选择创业，说到底这是个个人选择问题。就总体就业情况来看，绝大部分人都是踏踏实实的有一份自己的工作，真正去创业的是少数，在这少数创业者中能够最后成功的更是少之又少。不管是创业也好，工作也罢，都要扎扎实实的去做，不要太过急于求成。其实海归也是平常人，只不过教育背景比较独特。目前我们在打拼的这一代人，看到了中国这30多年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非常令人称赞，所以，中国一定要继续致力于开放，继续进行改革。对中国的前途，从个人角度来讲，我非常看好。当然，挑战和责任也有。对于我们这样的教育背景的一批人来说，我们看到了变化，知道通过什么样的努力能够发生更多更好的变化，这是我们的责任。 相比一百年前，我们的前辈们出国时，中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社会都得到快速发展。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有我们的理念和价值观，这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持续不断地努力，把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不断地带到中国来，同时，把中国美好的东西宣传到世界当中去。
2015年12月2日 -
王辉耀：中国可抱着积极的态度加入TPP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日前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的“平行论坛8：TPP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上表示，中国应该抱着积极的态度来看待TPP，加入TPP，内外联动，推动中国的改革。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个人看法：一对于国际的多边的安排，全世界有很多，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更加欢迎的态度，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回想起15年前中国加入WTO，加入WTO的前十年，从关税贸易总协定到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过程，中国当时有很多的争论、很多的担心，甚至是恐惧。当时有一句话“狼来了”，我们加入WTO，我们中国将什么都不存在了，国民经济将受到摧毁性的打击，甚至汽车工业将全军覆没。那个时候有远见、主导中国加入WTO的人，包括龙永图部长，给中国经济做了很大的贡献。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现在15年，中国的经济翻了七八倍，中国的国际贸易翻了七八倍，中国的繁荣、崛起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了过去的15年。加入这些国际组织是跟国际接轨的方式。我们原来没有加入WTO之前，每年要到美国去推最惠国贸易待遇，每年到香港找企业家带团到美国国会游说，美国每年都要给我们做一番批准，或者辩论，包括跟中国人权问题挂钩，很多问题挂钩，非常不方便。后来加入WTO以后，我们的货物畅通无阻了，一下子爆发了井喷式的经济增长活力。原来说中国汽车工业全军覆没，结果加入WTO，我们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所以多边国际贸易的安排我们应该抱着积极的态度，应该积极去参与。二二现在TPP还处于谈判的过程中，我前一段时间在日内瓦开会，碰到WTO前官员，他跟我讲，WTO多哈回合谈判，十多年来没有多大的进展，包括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国企改革。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标准，他说中国没有支持多哈谈判，他说现在中国是WTO最大的受益者，现在中国应该在WTO机制里面发挥领头的作用，因为现在中国在WTO分量很大。结果多哈回合谈的一直难产，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成果。所以TPP以后的其他国家开始另起炉灶了。也给我们一个提示，中国应该积极的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订，积极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对于TPP这种事情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批准，我最近刚去了华盛顿，华盛顿大街上还有人游行反对TPP。正像PRESTOWITZ先生所说的那样，美国人认为这是在给其他国家送好处。希拉里竞选的时候还公开说，我个人认为短期内TPP得到通过还非常难。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在对TPP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倒觉得这反而是一个机会，中国现在应该积极的加入TPP，因为美国和日本，包括最主要的TPP国家没有说不让中国加入TPP，不是说他们搞了一个东西把中国排出在外，是中国自己没有申请加入。现在倒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趁着TPP条例还在谈，我们加入到这个游戏规则里面，我们参与游戏规则的制订。当然国内有观点说TPP是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的标准、国有企业，这会带来很高的标准，对我们不利。我个人看并不这样，越南，不管是在市场城市化的程度还是在劳工层面还是国有企业方面都比中国差很多，越南都能加入TPP，为什么中国不可以加入TPP？所以中国应该就像当年加入WTO一样，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加入TPP。 三个人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改革意见，其实TPP里面有一些改革的内容是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都是相同的，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保证建设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这些倡导的跟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想要改革的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遇，内外联动，推动中国的改革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就像WTO带动了中国的改革，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推动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样。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敌人或者是一个围追堵截，它就变成围追堵截，如果我们积极的参与它，改革它，可能还会朝好的方面发展。毕竟TPP现在没有中国参与都占了40%的量，如果中国参与进去，可能占到世界50%，更好，超过世界半数的GDP都在这个机构里面。一个新的机构推动中国改革，推动中国贸易更大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TPP这样的事情讲，克强总理讲乐观其成，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积极的参与更好。美国表示欢迎中国参与，日本安倍晋三也说欢迎中国参与。所以我们可以积极的参与到TPP里面来。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这一主题，举行了六场全体大会和十场平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国内专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宏观的政策解读、高度的战略思维为广大与会嘉宾带来思想盛宴。论坛所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对于已经“走出去”和有意开拓国际商业版图的广大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坛自去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好评。未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每年举办此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这一主题，举行了六场全体大会和十场平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国内专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宏观的政策解读、高度的战略思维为广大与会嘉宾带来思想盛宴。论坛所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对于已经“走出去”和有意开拓国际商业版图的广大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坛自去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好评。未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每年举办此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11月27日 -
龙永图：中国需要对TPP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日前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中的“平行论坛8：TPP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上表示，从中国根本利益和改革方向来讲，TPP树立了一个好的标杆。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要对TPP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 关于TPP的问题，首先要对TPP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现在很多人对TPP反感，主要认为中国不参加TPP，认为中国被排斥在外，我认为这完全不符合实际。中国从来不是被谁排挤在TPP之外，我们要先了解一下TPP的背景。WTO最近以来运作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全球自由贸易谈判风起云涌，全世界出现了几百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TPP无非是其中几百个自由贸易协定当中的一个。不能说凡是中国没有参加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中国被排除在外，凡是美国人主导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就是针对中国，这无从谈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早就搞起来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不是北美的一分子。TPP也不是美国搞起来的，是几个很小的国家，新加坡、新西兰这些国家搞起来的，美国是后面参加的。不能说美国处心积虑的搞一个东西来针对中国。所以我们中国现在任何评论不能信口开河，特别是中国一些主流媒体，对于这样重大问题你信口开河，不仅损害了全球自由贸易协定体制的建立，也损害了中国形象。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两年以前在北京、上海大的会议上都强调了，我们关注TPP并且对TPP完全持开放欢迎的态度，后来我这个意见被中央所接受。去年4月份博鳌亚洲论坛的时候，李克强总理首次对TPP做全面描述。我们对TPP持开放的态度，而且乐观其成，这是中国的官方态度。我也不想扣谁的帽子，至少基本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也不要求所有媒体和官方都是唱一个调子，但是主流媒体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开放的，乐观其成。现在我倒是希望美国国会尽快地批。美国现在也有不同的声音，但是美国讨论任何问题都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很正常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方面，对TPP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为什么应该对TPP持开放的态度 第二个方面，我想讲一下为什么TPP我们应该持开放的态度。全球二维体制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碎片化。搞得做企业、做生意的无所适从，有很多协定存在。所以现在很大的问题，第一，要重振WTO的中心作用，全球一个体制、一个规则，那对我们做贸易、做商业的是最好的体制。如果这个做不到，至少形成一个大的比较统一的贸易协定。所以现在我们中国所追求的，就是去年APEC提出的至少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亚洲太平洋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对亚太地区来讲，整个的经济体制和贸易体制是非常重要的进展。现在TPP达成协议了，11个国家，在亚太地区另外还有16个国家，东盟十国、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16个国家在谈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个很快会达成，这是TPP最大的积极作用，就是推动了RCEP尽快达成协议，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推动力量。RCEP如果在TPP的推动下达成了协议，整个亚太地区就形成了TPP和RCEP两个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将来这两个区域贸易协定能够互动，互相包容，最后互相结合，形成一个整体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以TPP是亚太区迈向统一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关键一步。TPP当中有7个国家和RCEP是重叠的，新西兰、文莱、澳大利亚等，他们同时是TPP的成员，也在参加RCEP的讨论。RCEP谈成以后，和TPP两个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搞成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是理想的状态，当然这会比较困难。所以TPP积极的方面就是可以促成亚太区域的整体自由贸易协定。 第二，TPP在很多新的领域制订了新的规则或者比较高的标准，能够不断加快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全球对于劳动的问题、对于环保的问题、对于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国有企业市场化的问题都在加快解决。整个中国的改革，一是加强环境战略大趋势，二是大幅度提高劳工工资，解决城市居民待遇问题，解决城乡差距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和TPP谈的国有企业市场化是一致的。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现在中国打造创新型的国家，过去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创新的核心问题就是保护知识产权。从中国根本利益出发和中国改革的方向来讲，TPP树立了一个好的标杆，这方面，应该对中国、对整个改革和开放形成了一个新的倒逼机制。这个倒逼机制可能会促进中国的开放和改革，从这个机遇来讲，也是积极的。 总的来讲，从几点来理解TPP，就像当年我们从正面来看WTO，它已经决定了一切。如果对TPP采取对抗的态度，TPP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我们把它政治化，只能使整个问题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中国的对外投资来讲，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对外投资者在很多方面，在环保标准方面、在劳工标准方面、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在对当地的老百姓态度方面一定要按照一定高度的标准来做。最近见到华为的任正飞，他说华为不仅要遵守社会规则，我们在敏感地区做事的时候，我们遵守美国规则，因为美国规则是全球最高的规则，他说只有遵守美国规则才能避免惹麻烦。这是他们的意识，所以不能认为高标准的国际规则就是坏的规则。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如果不能按照规则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的企业今天不倒霉，明天也要倒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很好的深思。这为我们中国经济走出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强的意识、更高的标准，这样我们企业才能无往而不胜，不然今天赚的钱明天全赔进去了，今天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就是要使中国的企业持续的在国外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农产品贸易谈判可以促进整个对外贸易谈判 有一个观点，在中国长期谈判中，大家都认为中国农业是比较薄弱的，其实我们的农业是比较强势的。现在主要是中国农产品的价格很高，国外的农产品价格很低，这个时候正好是中国大量进口国外农产品的时候。所以中国在进口农产品方面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是解决价格倒挂的问题。我们过去在谈判中国入世的时候，对一些主要农产品的进口不要超过中国农产品产量的10%，现在我看20%、30%都没有问题。如果中国稍微增加一个点的粮食或者是油料的进口，那对全球的农产品市场发生重大的影响。此外要解决污染的问题，大量的水被污染、大量的农田被污染，因为我们使用了大量的农药、化肥。我们有一位著名的农业方面的专家讲，中国现在有30%到50%的耕地是不健康的。如果我们采取欧盟和美国的一些做法，对我们的农田进行休耕，每年轮流休耕，休耕时期我们减少农产品的产量，进口国外的农产品，这样会在十年的休耕过程中把农田的健康状态恢复，这对于我们农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的污染问题。比如说湖泊、江河的水污染、地下水造成的城市饮水的污染，这些问题都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增加农产品的进口，减少中国实行农耕的休耕，这对于解决中国很多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有利的。这就为全球的农产品贸易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很多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农产品问题，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能够采取主动的态度，对于全球自由贸易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我一定要坚持这个意见。因为事实上证明，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解决，还抱着过去老的粮食安全的观念，中国粮食谈判永远走不去去。如果农产品贸易一火，中国整个对外贸易全盘就活了，TPP那些对我们就是小菜一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要思想更解放一点。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在农产品方面中国做出大的让步，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其他方面对中国也实行相互的让步，整个谈判就好了。民间组织和团体在贸易谈判中的作用 关于中国对外贸易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过去主要是利益集团，主要是由部门利益代替的，比如说农业方面持保守态度的是农业部和中国的农业大省，因为中国不像美国有很强有力的农业协会这样一些非政府组织。所以利益集团基本上是部门利益和一些地方利益作为代表。现在这些年来，民间对整个贸易谈判和其他问题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我自己感觉，因为现在喜欢上网，在网上发表意见的多半是一些青年人或者是愤青，或者是没有足够专业知识的人，他们的意见有时候是非常极端的、一边倒。从我们贸易谈判代表的角度来讲，这些声音基本上是消极的。因为他们不懂，不专业的声音发出来了以后就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我现在很担心，他们发出的声音无所谓，过几天他们自己就忘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大了以后，对政府的谈判代表会形成很大的舆论压制，会牵制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所以我们的谈判代表必须有更强大的心脏来抵御这种不理智、非专业的声音。当然在中国，中央政府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感觉我们现在的新一代领导人还是比较专业，也比较理智，从TPP的态度问题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这一点，他们并没有被一些非理智的声音绑架，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对我们的舆论做工作，使专业的、理智的声音能够占上风。因为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些强大的社团组织、民间组织起重大的作用。但是现在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已经很巨大了，不能忽视这个影响力。怎么样对中国社会的公众利益进行一个好的引导、专业的理智的引导，对我们来讲，我们要经常举行智库、论坛，使理智、专业的声音能够成为民间舆论的主流，而且影响政府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中国企业全球化：新的历史 新的舞台”这一主题，举行了六场全体大会和十场平行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是国内专注中国企业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论坛，以广阔的国际视野、宏观的政策解读、高度的战略思维为广大与会嘉宾带来思想盛宴。论坛所搭建的高端交流平台，对于已经“走出去”和有意开拓国际商业版图的广大中国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论坛自去年举办第一届以来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好评。未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将每年举办此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发展提供现实意义的指导。 （本文根据嘉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11月27日 -
李成：大陆中产崛起对中国乃至世界意义重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9月22日至28日访美期间发表的一系列公开讲话、演说，在海内外影响非凡。 有媒体在盘点成果时发现，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集中力量提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等话题多次在习近平的演讲中出现。 而习近平做出的“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翻番”的表述，也再度引发世界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的关注和兴趣。 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我们有理由认为，从长远来看，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大陆中产阶级或已达 3 亿 迄今为止，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中国大陆仍然是存在争议的，以至于很长一段时期，官方、学者和媒体普遍使用“中间层” 、“中等收入群体” 等词汇替代。而中产阶级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也尚没有形成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 实际上， 这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困扰各国研究者的难题。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中产阶级都难以用一个单一的标准界定。这一方面是由于中产阶级自身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十年前的定义自然不适用于今天；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发展水平不同，也导致具体标准的不尽相同。 总体来讲，被各国引用较多的衡量标准是世界银行曾作出的一项测算，即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每日可供消费的资金在10美元至100美元之间的群体。 在中国大陆，被较多人认可的中产阶级定义来自前社科院学者陆学艺、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等学者经调查研究形成的标准，即中产阶级需要以收入、职业、消费以及自我认定等多方面标准综合界定。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没有工作和月收入的人，因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或通过炒股、继承等隐性收入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一些人从收入标准来看已达到中产阶级水平，但是并不用来消费，而是储蓄起来。他们属不属于中产阶级尚存争议，而这也是为什么中产阶级不应该单凭某一方面的标准来判断，而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界定的原因。 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参与中美企业家投资座谈会时曾表示：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接近3亿人，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还将翻番——这一数字与陆学艺在2010年的研究几乎一致。 据陆学艺测算，2010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口占比23%，即约2.47亿人。随着经济发展，这一群体将以每年就业人口1%的速度扩大，加上股票、房地产等因素的影响，2015年，这一群体比重预计将达到3亿人。 不过，在公众的印象里，中产阶级的标准更多时候是由商业界而不是学术界界定的，因为他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更多的是广告宣传、公关活动以及媒体报道。 2000年以来，包括大型外资企业、合资银行、咨询公司等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开始承认大陆中产阶级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这一群体的崛起将会带来巨大商机。正在由分裂转向趋同的中产价值观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已主要包含有三类人，一是经济领域的精英；二是政治领域的官员、公务员；三是文化群体，包括教师、艺术家等。这三个群体社会地位、情感各不相同，有些立场、诉求甚至是相悖的，甚至社会上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中产阶级也不认可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一些学者和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尚没有如西方国家中产，形成较为统一的群体形象及价值观。 实际上，在中国中产阶级群体中，是存在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部分核心利益是相同的。 首先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中产阶级来说，私有财产既包括个人财富，也包括私有企业，还包括私有财产。 其次是对教育的认可，从恢复高考到高校扩招，大陆中产几十年来的迅速壮大，离不开教育普及的作用，而保障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也是当前中产阶级的重要需求。 另外，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要求破除行业垄断等，也是绝大部分中产的一致诉求。 虽然到目前为止“中产阶级” 一词在中国还具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整体意识的改变，中产阶级统一的价值观也在逐步形成中，而中产阶级这一身份标签，也在逐渐被接受的过程中。 不难发现，近年来，一些媒体、官方、半官方机构，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直接使用“中产阶级”，而不再像以往，隐晦地以“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等词汇代替。一些原本回避中产标签的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身份，甚至引以为傲。说明中产阶级的形象和地位都在逐渐上升。中产崛起对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 最近，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所做的演讲《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被媒体纷纷关注并转载。习近平在演讲中表示，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在稍早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习近平还表示，目前中国 “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习近平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表述，充分体现了中共领导层对中产阶级崛起的支持和重视。 当前，中国正在面临经济转型，转型成功的一个最关键性因素就是消费，只有消费才能促进内需，而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在拉动内需方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近年来，海内外商家一直在致力营造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中产阶级消费市场”这一概念。可以理解，刺激起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内需这一前景，会让商界怦然心动。 确实，站在全球角度来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将可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而对于中国国内民众来说，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实现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也至关重要。因为说到底，“中国梦”的实质就是要促成中产阶级的发展，让更多贫穷人口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中来，实现共同富裕。 在今天，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多国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两极分化会令富人和贫困阶层的矛盾日益激烈，最终成为难以把控的社会隐患。而中产阶级的发展与一国贫富差距变化密切相关。 很多国家的经验显示，中产阶级的崛起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令富人和贫困阶层的矛盾得以缓和。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令人担心的相反情况，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中产阶级开始萎缩。然而，各个国家国情不同，中国最终将呈现哪一种结果，将非常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另外，西方国家也普遍存在着一个顾虑，那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是否会成为全球资源的挑战，是否将以环境污染作为代价。有学者甚至担忧，世界已经无法承受一个在能源需求和消费等方面始终追赶美国的中国中产阶级了。 上述种种矛盾的心态意味着，在全球学者眼中，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不仅关乎政治、民生，甚至可以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中产阶级一方面在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紧跟跨国文化潮流，改变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方式。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都必然会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产崛起带来的挑战亦不容轻视 近年来，不断有研究报告和媒体调查显示，大陆中产阶级是生活压力最大、最为焦虑的群体，这说明，中国社会在短时间内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制度缺失和社会问题，中国大陆急剧变化的紧迫感令追求稳定、安全的中产阶级倍感压力。 一些压力最终转化为了群体诉求。这也是为什么在大陆很多地方，群体聚会、抗议以及其他呼吁行为层出不穷的原因之一。 在国外，社会保障、 环境污染、 公共安全等一直都是中产阶级的主要议题。而在中国，也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产加入了表达诉求的队伍中。这些诉求的主题包括对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不满；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环境污染、公共安全、法治建设的关切等。 但是， 如果有人担忧，中产阶级的崛起将会对既有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管理形成挑战，进而成为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在大多数时候，中产阶级扮演着社会发展中一个稳定的力量。很多西方发达社会能够保持政治稳定性，中产阶级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富裕、稳定是中产阶级的主要诉求，面对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一群体普遍希望渐进的变革，而不是暴力的革命。同时，中产阶级呼吁的法治与民主化建设，也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 而对中共政府来说，未来想要继续扩大中产阶级群体的规模，最大的挑战之一，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金字塔形社会变为真正的橄榄球形社会，避免重走部分拉美国家的老路。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国内经济、 国际局势等一系列变化，美国也曾出现贫富差距增大、中产阶级锐减的趋势。为了遏制社会两极分化，美国对多项公共政策做出方向上的调整，例如在国内重视发展新兴经济、新兴产业；在全球，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正是这些举措，最终令美国服务业、金融业等诸多行业得到升级改造，亦令美国经济重新崛起。本文刊于《凤凰周刊》，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6日 -
郑永年：法国恐怖袭击——是西方的失败还是恐怖主义的成功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为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现象。实际上，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 法国首都巴黎又发生了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和上次恐怖袭击相隔不远。实际上，自从美国“911”大规模恐怖主义事件之后，恐怖主义似乎已经成了社会常态。 既然是常态，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似乎一直处于麻木状态。每次发生这样的悲剧，政治人物就会象往常那样，对受害者加以最深情的慰问，对恐怖主义加以最严厉的谴责，同时信誓旦旦地宣誓要和恐怖主义斗争到底。政治人物刻板的表现可以理解，但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一边哀悼一边悲愤，以示团结和集体的力量。但过不了多久，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社会就俨然把悲剧遗忘了，他们的生活回归到了正常，没有做什么，似乎所能做的只是下一波恐怖袭击的到了。 更不为人理解的是，有关恐怖主义的话题经常被政治化，无论是内部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在内部，不同的政党尽管都对反恐表现出兴趣，但就反恐政策则并没有什么大的共识，而且往往是互相制约甚至否决。对反对党来说，似乎执政党的反恐政策一旦有效就会损害反对党的政治利益。此外，诸多反恐所采用的手段也经常违背西方一些国家的宪法精神，这也是反对党加以反对的法律因素。 在国际政治上，人们不难发现，西方世界尽管本身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但经常在反恐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例如，西方本身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恐怖主义都是合法合理的，而一旦到了其它国家，就演变成为“人权”等不同性质的问题了。所以，尽管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反恐需要世界各国的大力合作，但这种双重标准一直在有效地阻碍着国际合作。 “911恐怖主义事件”过去那么多年了，而恐怖主义越来越盛。整个西方一直处于被动的反应。要真正有效反恐，恐怕就要回到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如果从宗教文化因素看，恐怖主义有其悠久的历史。但理解今天世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局面，人们无需回到很久远的历史，而是看看“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以来的历史，大体上就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简单地说，西方反恐的方式本身产生着更多的恐怖主义，反恐本身成为新型恐怖主义崛起的温床。如果不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那么恐怖主义会继续扩展，社会会越来越没有稳定和安全的常态。 这里首先要提问的是，为什么今天会出现那么多的失败国家？在西方，中东等地区失败国家的出现一直被视为是恐怖主义崛起的政治背景？问题在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在这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国要负很大的责任。“911恐怖主义事件”之后，美国就开始推行硬软两大方面的反恐计划。首先是“硬”的，即暴力打击，用暴力摧毁和清除美国认为是恐怖主义的基地、基点和主要人员。其次是“软”的，即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西方认为象萨达姆那样的专制政权是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因此希望通过在中东实行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权来控制甚至根除恐怖主义。 如果说武力打击激进恐怖主义者在一定的阶段表现为必然，但是人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暴力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以暴制暴导致更多的暴力，这是历史的循环。用“软”的方式因此也成为必然。可惜的是，美国所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仅仅出于简单的意识形态考量，而非实事求是的做法。“大中东民主计划”因此事与愿违。在这些政权被推翻或者弱化之后，所出现的不仅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国家，而是失败国家，或者类失败国家。不仅如此，近年来美国西方到处制造和推行的“颜色革命”，也在制造着更多的失败国家。 事实上的情况是，当象萨达姆那样的目标存在着的时候，西方诸国还可以同仇敌忾，加以围堵或者绞杀；但是当目标变得极其分散的时候，西方就束手无策。今天西方的反恐成本极其巨大。例如，政府需要动用数十人的力量才能“盯”住一个可疑的恐怖主义者的行踪。被界定为可疑的人，这个群体数量庞大。和日夜都要“盯”的政府安全人员比较，这些“可疑者”占据着有利的战略地位。他们不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醒着，而是可以挑选任何时候来实施他们的计划。 这就说明了，政府不管如何强大，光依靠政府的力量，反恐要赢得胜利的机会并不是很大。这也就是这些年来，西方各国视恐怖主义为常态的一个主要根源。这不是说，西方政府承认恐怖主义具有了合法性，而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单单政府不可能取得反恐的胜利，这表明恐怖主义的盛行不仅仅是西方政府的失败，更是西方社会整合的失败。社会整合的失败表现在哪里？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来看。 首先是文化整合的失败。西方传统上是“一神教”传统。这一点西方和穆斯林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人们信仰不同的上帝。历史上，不同的宗教信仰导致无穷的冲突和战争。小布什当时把反恐战争称之为新的宗教战争并非一点也没有道理。 近几十年来，西方提倡多元文化或者文化多元主义，希望多元宗教信仰可以和平共存。但这仅仅是理想，要转化成有效的现实非常困难。例如，法国被认为是典型的“共和”，一个开放的自由民主政体。不过，究其实质来说，法国仍然是一个建立在一元化宗教文化基础之上的国家，因为只有接受了法国的“共和”精神，才有资格成为法国国民。从这数十年的历史来看，文化多元主义的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很高。无论是西方还是穆斯林文化，其本质是“同而和”，而不是“和而不同”。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预见，这次庞大的欧洲难民潮会给未来的西方造成巨大的冲击。如果新移民不能被有效地整合，那么这些难民将改变欧洲的文化和宗教版图。从历史经验看，在这个过程中，很难避免充满血与火的暴力行为。 其次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尽管西方崇尚社会公平，但这个任何社会都接受的价值并没有反映在社会不同群体的社会经济生活水平上。往往的情况是，西方少数族群（尤其是穆斯林）处于社会的边缘，接受教育程度低、失业或者就业不足、所从事的往往是主流社会不愿意做的那些工作、收入水平和主流社会的差异巨大、日常生活空间流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等等。很显然，尽管西方社会往往有比较完善的社会政策，但社会政策显然并没有延伸到少数族群或者延伸不足。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已经被推到一个极端。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这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自下而上的勃勃生机。但凡事不只有好处，而没有负面结果。例如，在宗教种族问题上，西方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言论自由对穆斯林人口造成了无限的困惑甚至愤怒。自从西方开展规模庞大的反恐怖主义运动以来，西方的文化和知识界也利用自言论自由的优势，毫无顾忌地讽刺和谩骂其它不同的民族、宗教、文化习惯。这种言论自由或者“畅所欲言”，不仅伤害了大多数穆斯林人口的宗教感情，更是刺激了激进穆斯林人口的愤怒。正如过去数年所显示的，结果是对西方社会的整体伤害。 实际上，言论自由历来都是有边界的。西方很多国家迄今仍然有“诽谤罪”。如果言论没有边界，那么行为也就不会有边界。如果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而自由地发挥出来，那么什么行为都是有可能的了，所不同的是，不同个人对行为的性质有不同的“定义”。而这个定义是高度主观性的，也就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发挥。言论自由者有自己的定义，而激进主义者也有自己的定义。 “911恐怖主义事件”以来的反恐已经有些年了，人们可以从这些年的反恐运动中学到很多经验和教训。反恐的无效和恐怖主义的盛行表示人们并没有在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相反，因为很多无效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反恐运动本身在为恐怖主义的发展提供着无穷的资源，拓展着无限的空间。今天的“ISIS”（伊斯兰国家组织）简直就是一支穆斯林世界的“联合国军”。数万人从西方各国投奔战乱的中东加入这个组织，而中东的激进分子又走向西方各国。这个形成中的庞大网络本身更在预示着一个不祥的未来。 恐怖主义的盛行和西方反恐的无效，对中国本身来说，也具有深刻的意涵。首先，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很难独善其身，因为恐怖主义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现象。实际上，中国本身也面临非常严峻的反恐怖主义任务。因此，反恐必须成为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的重要一部分。其次，中国本身的反恐必须防止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 在反恐问题上，尽管中国也要硬软两手一起抓，但关切点必须在软的一方面。反恐的重点必须是社会层面的民族整合。如果社会整合层面失败了，政府最强大的力量也会在恐怖主义面前无济于事。在社会整合方面，较之西方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动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来促进社会的整合；而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国家的力量转化成为社会的力量。作为个体或者集体行为的恐怖主义，只有在社会层面，受到同样是个体和集体的制约（监督和管制），才能得到有效的遏止。 现实地说，如果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不能向下延生和融入到社会层面，那么任何形式的反恐只会是“外部的”。而任何形式的“外部”反恐仅仅是临时的和运动式的。只有植入社会层面的反恐才能成为“内部的”，是可持续的反恐。从长远看，国家的反恐政策只有深入到社会层面才有可能转变成为社会的反恐意识。 一句话，如果说恐怖主义成为了常态，那么我们所生活于此的这个社会就不再是常态了。要我们的社会重返常态，就必须遏止和清除恐怖主义。反恐任重而道远。 本文发表于观察者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1月20日 -
【理事观点】跨国并购：人才大会战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在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人才挑战”分论坛上介绍了中国企业走出去各个阶段需要的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在谈到国际人才的作用时，陶景洲表示，作为国际化人才，你要脚踏实地，就像一个桥一样，在岸的一边立的比较稳，同时要把手伸出去，把在外面的事物接进来。 陶景洲：我是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的，一直在做跨境兼并收购。最早十几年主要做外国企业在中国兼并收购，建立合资、独资企业，比如麦当劳、家乐福、欧莱雅等。过去十几年又一直代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参与过中海石油管道、油气田的项目和工业项目等。 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一个新课题。1991年时，我就帮助中远、北方工业公司、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在法国建公司，这也是走出去。只是那时大家都不太重视此事。最近这些年，中国成了跨境并购的主力军，大家开始真正关注这个领域。在国际兼并收购中，人才到底发挥什么作用？我认为国际兼并收购就是一场人才大会战。这里需要很多专业人才，比如审计师、会计师要为目标公司做评估；媒体联络、游说集团关系到未来项目政治上的风险和大众接受的程度；技术评估告诉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技术，在全世界受保护的程度如何，收购后能否消化；知识产权、专利商标注册权需要有人告诉你有没有侵权，在哪些国家有侵权的可能性，这需要法律和技术人才才能做到；并购中投行对作价、交易安排发挥很重要的作用；税务规划需要有人告诉你到底是直接从中国收购还是通过毛里求斯收购好，哪种在税收安排上可以减轻你的税负。简言之，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有了各类人才，还需要将他们有机整合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库。所以，我认为“人才大会战”是国际兼并收购的一大特色。 国际兼并收购有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人才需求。 第一个阶段，收购开始到签订合同。收购阶段需要具备批评眼光的人，需要那些能站出来告诉老总这个项目不能做的人。可实际情况是很多国企老总都把兼并收购看作志在必得的东西，认为花了那么多时间，而且律师、兼并师、投行都请了，最后又说不做了。做到此点非常困难。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在世界上签了数以百计的无底洞交易，签完后亏得一塌糊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购阶段没有人敢跟老总说“不”。在交易阶段，需要具有桥梁作用的人才，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具备两种文化以上背景的人，把中国的精神和国外的做法相结合。 第二个阶段，收购后的整合阶段。在此阶段，如何实现“1+1=2”或“1+1=3”的效果，需要看整个团队的运作。整合过程中还需要思考如何能留住当地人才。过去，很多大公司的高管不太愿意为中国企业服务。如何增加中国企业的吸引力，这当中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第三个阶段，发生争议需要退出或卖掉的阶段。现在，全世界有40%～50%的交易不成功。有20%～30%的交易要进入诉讼或仲裁程序。这不是中国企业做得差，而是交易本身就这样，在其他国家投资就会遇到风险，你要做好未来打架的准备，你需要在签订合同时把相应事项写清楚。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国际化的、需要各种专业知识的社会，需要不同的专家组成一个队伍，真正为我们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保驾护航。本文选自《出海潮：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主编王辉耀、苗绿，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11月19日 -
俞敏洪：教育改革需要关注钻研精神和思考能力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从英语教育，到现在的天使投资，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总爱和年轻人打交道。正在北京参会的俞敏洪谈及高考英语改革时，认为英语学习确实不必均等化。谈及大学生创业，俞敏洪直言大学生创业项目95%没有创新。谈高考改革：降低英语分值合理 最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对英语这门学科“大动干戈”，明确英语一年多考，并降低分值。中国英语培训的开拓者俞敏洪认为，全球化时代，英语是否重要并不会因为高考难度和分值降低而改变。 不过，俞敏洪坦言，“英语本身并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学得那么难，也不需要让每个人都花那么多的时间。当后来孩子们有机会觉得英语很重要的时候，他们还是来得及补的。”他回忆称，自己学英语的时候已经16岁，“到18岁已经考到北京大学，所以还是能够追上的。高考英语分数的下调和英语难度的降低，从整体上来说是合理的。” 高考英语考试调整，学习英语的方法是否要变化？俞敏洪认为英语的学习，万变不离其宗，“听说读写多花时间，熟能生巧，也就是这些方式。我认为英语考试方式的调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应该更加偏重于听说的水平上，因为只有听说水平是真正在未来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是能够用到的。” 对于高考改革的总体方案，“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本身太过狭隘，“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因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年轻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已经不是考试成绩，他们需要的是综合素质，是一个完整的学业水平和特长，以及他们的钻研精神和思考能力。” 谈大学生创业：不用那么着急 去年年底，俞敏洪创立天使投资基金，什么样的创业者会被他选中？“作为一个创业项目，我们看重的第一要素是人，这个人本身做事情靠不靠谱，有没有尝试，常常大家说要挑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当然有个性很好，但是有个性没有尝试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俞敏洪把创业者自身的素质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项目。 在成为天使投资人后，他曾“刻薄”地评价大学生95%的创业项目无创新。对于这个说法，俞敏洪再度扩充，“其实不仅仅是大学生，大学毕业已经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创业者，其创业项目依然还是95%没有创新。”不过，俞敏洪承认拷贝在中国仍有市场，但自己仍希望有更多相对独特的创新项目出现并获得关注。 至于教育部下文允许大学生休学创业，俞敏洪说自己“不反对、不鼓励”，他鼓励有很好的创新项目的学生出来创业，但也认为创业需谨慎。 俞敏洪认为，中国未来30年都是创业的机会，创业不是那么着急的一件事情。他鼓励想创业的大学生们要多吸收各类学科的知识，“实际上统计数据表明，北京大学创业成功的人还是蛮多的。这不是因为北大的学生素质要高，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在这些做事情成功的人中间，北大的文科的学生还占了不少。而文科学的东西，比如学英语、文学、哲学，好像跟创业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创业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各种学问学多了联合起来，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融会贯通的思维状态。”文章选自《新快报》，2015年3月
201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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